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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o Giambarresi【意大利】| 图
老周 | 文
今天，是你陪着老周的第1688天！
国庆假期里，一位娄底的朋友，翻看了我去年写的《苦逼的，商人》，问了我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官商勾结，是官主动？还是商主动？
你看，自秦汉以后，封建制基本被推翻，皇帝要靠官僚来治理整个国家，自此，社会形成了两大最有势力的群体，一个是——官，包括候补和退休的；另一个是——商，包括半农半商和半官半商。你想，这两股势力之间的事，小得了吗？当然，在多数人看来，官商之间，准没好事，一提及“官商”，后面就是“勾结”，勾结之后，自然是坑害老百姓，损害国家利益。至于，官商勾结，谁主动？谁是主犯？谁是从犯？这个问题，在有皇帝的年月，答案是很清楚的，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大家都认定——商，是罪恶之源。当然，时至今日，如你所知，批官的时候——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商的时候——乱棍齐下，既狠又黑。就好像——世道坏了，就坏在商人黑心趋利，把官老爷带坏了，也把老百姓带坏了。实话说，尽管我不相信商人都是邪恶的逐利之人，但，在官商关系上，的确——商，要主动一些。没办法，商人为什么要“巴结”官？道理都明白——官商之间，官是绝对的强势，不仅手握公共资源（可以与商分享，通过商来变现），而且享有造福造祸的权柄，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也是百里侯，人称“灭门县令”。即使，你富甲一方，一个有权的小吏，也可能让你阴沟翻船，身死财空；而，商则处于绝对的弱势，不仅权势无法与官抗衡，就连“商”这个身份，也带有道德上的污渍，在有“市籍”的时代自不必说，身份就是准贱民，在有了正常的法律地位以后（比如，明清），士农工商，商排在四民之末。那，商勾搭官，到底是出于分享公共资源的动机多一些，还是出于自保的动机多一些？——这，还真是一个问题。不管哪一种多一些，反正只要做买卖，就得跟官府和官员打交道。小一点的买卖，哪怕摆摊卖包子，也得对衙役老爷赔个笑脸，忍受人家时不时地白吃几个包子；大一点的商人，跟官府打交道，途径当然有许多，但，跟今天比起来，却有太多的限制。那时候，王朝政府对商人的道德歧视，无形中增大了商人与官员沟通的难度。官员接受商人的吃请，包括去妓馆青楼，都可能受到都老爷（明清时期的监察官）的弹劾；商人上门送红包，更是风险巨大，因为衙门就是官老爷的私邸（在任的地方官，都住在衙门里），难保不让人看见，即使让工作人员看见了，也大事不妙。这些书吏和衙役，原本就不是自己带来的，都憋着搜集证据，做成把柄，便于操控，为他们舞弊提供机会。所以，那会儿，商人勾搭官员，双方必须是熟人，至少也得经过熟人的介绍，这样的“勾结”才安全，才保险。通常有3个方法：
1、通过已经勾搭上官员的“老鸟”商人，做中介；2、通过资助家乡的儒生，看哪个有出息，哪个是潜力股，投资押宝；3、培养自己家族里的子弟读书，然后一步步考上去，为官为宦。显然，这3个办法，一个比一个效率低。所以，明清时期，官商之间，“创新”了一种非常有效且特别为官员（尤其是京官）所喜的交往渠道——会馆。那会儿的北京南城，是会馆的天下。大一点的，有以省为单位的，比如，湖广会馆、山陕会馆、安徽会馆、江西会馆等（据说，在民国时期，江西会馆是第一个配备发电机的，还建有西式的小洋楼）；小一点的，则以县或府为单位，比如，绍兴会馆、南海会馆等。不管大的，还是小的，一听名字就知道是——地缘圈子。当然，这些会馆都是商人建的，会馆的运作，也是商人支持，不过，会馆却跟商业关系不大。商人建会馆的初衷，是为家乡进京赶考的举子，提供吃住（免费）。北京的会馆，最早出现在明朝的中期，因为是服务于举子，所以也叫——试馆。后来，无心插柳，商人们发现会馆对于联络京官和培养举子（候补官员和正选官员）跟商界的感情，特别有效，于是——会馆越来越多。到了清朝，凡是商业稍有规模的府县，都在北京设有会馆。会馆的建设，有各地在京的官员参与，但，资金基本上都来自商家。如你所知，明清两代，官员的工资都很低，京官捞钱的机会不多，不大可能有此财力，即便有，也没有人敢在京城公然炫富。你看，许多出身科举的名人，都与会馆有渊源，比如，曾国藩、李鸿章、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等等；还有，乾隆年间的名臣——王杰（陕西人），就是住在长安会馆期间中的状元，这个状元可不得了——破了西北地区几百年的“状元荒”。商人的脑子都好使，直接帮助进京赶考的举子，比起从童生开始培养，无疑是一项效率最高、见效最快的投资，因为他们资助的对象，基本上处于科举台阶高端的人，步入仕途的概率相对较高，最差的也是参加顺天乡试的生员，即使考不上进士，也有可能从举人大挑和五贡出身。他们当了官，如果顾念资助之恩和乡谊之情，那就有可能对商家有所回报。更何况，许多考中进士又做了京官的同乡，如果家底不厚，加上京城的消费压力，往往就住在会馆里，为商家联络官员，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既然，会馆是商联络官的由头，商家当然不会把注意力仅仅投放在资助同乡考生和京官上。所以，像样一点的会馆，都设有戏楼。不仅大一点的省级会馆的戏楼特别有名，连一些小一点的府县会馆，也不仅演各地的地方戏，还大演昆曲……清朝中期以后，新兴的京戏开始占据各个会馆的戏楼，成为名角和看戏的商家跟官员出没的所在。与此同时，各地的地方菜系，也随之进京，有吃有看有听，再看戏时，原来的地缘规矩就不存在了，于是——沟通无极限。那会儿，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娱乐形式，戏曲是绝大多数人休闲娱乐的唯一渠道。官员当然也不例外，许多人不仅喜闻乐见，而且还是“顾曲周郎”，比如，汤显祖和孔尚任。尤其是，清朝禁止官员嫖娼之后，官员对于青楼妓馆的兴致，全都转移到了梨园（戏园子），加剧了官员对于戏剧演员押宝的分量，一时间，逛“相公堂子”蔚然成风（详见《官场，风月》）。如此，一些设施较好，在看戏的同时可以设宴招待客人的会馆，就成了商人联络官员的最佳场所。通过演员这个中介，官商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有的名角（尤其是旦角），往往跟大商人、王公贵胄、达官贵人，成为腻友，彼此兄弟相称、乳名互唤。商人也借机得到与官府合作的机会——帮助官府采买、承包官府工程等，甚至，有一些商人直接变成了官商，获取垄断性商机。你看，明朝到清朝中期的徽商（盐商），晚清的晋商（票号业），都是会馆的杰作。而，徐润、郑观应、胡雪岩、盛怀宣这样富埒天子的“红顶商人”，也跟会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官商勾结到了这般田地，以至于李鸿章和一些淮军将领，在1872年兴建安徽会馆之后（据说，资金也来自商），一反常规，特意规定——会馆除了淮军将领之外，其他人员不得入内。这到底是欲盖弥彰，还是故意遮人耳目，就不得而知了。只是，按这个逻辑，反过来想，只能说明——当时会馆官商勾结的风气，已然盛极一时。当然，商人想要勾结的，并不限于官府，一切有权的人，或者跟权力中心沾边的人，都是他们勾结的对象。比如，太监、六部的书吏，军机大臣家的长随等等，甚至，八国联军打进来以后，各国占领军成为京城实际的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商人为了生存，同样要跟洋鬼子拉关系，联络感情。你看，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德国人），就在日记里记录过商人请看戏的情景——在湖广会馆，热情的商人将瓦德西迎进雅座，为看戏的洋人准备了红酒、咖啡和西式点心，特地邀来当时的名角，知道洋人喜欢翻跟头打把式，还特意安排加重了武戏的戏份。遗憾的是，瓦德西听惯了炮声，听不来锣鼓声，一听就头疼，半途退场，生生辜负了北京商家的一片盛情。会馆的辉煌，直到清末科举废除之后，才开始式微。进入民国后，虽然北京一度还是首都，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呈现多元状态，北京的地位开始下降。一部分会馆，成了一些穷京官和来京读书的外地大学生的住所，依然起到联络官府的作用；还有一部分会馆，逐渐被当时的某些掌权管理者霸占，成了他们的私产。这个平台，是明清时期的商人，挖空心思“创新”出来的一种隐形制度形式。它，清晰地表明——在传统的中国，官商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商人这个群体，只有依附官府（包括官员），才可能求生存、谋发展。仅靠自身的经济力量壮大，行会的组织力量，最终通过市民运动的方式，妄想染指政治权力的途径——在中国，似乎根本不可能。当然，商人也不傻，他们甚至都不乐于做这个方面的尝试，他们更热衷于——通过软性的贿赂方式，实现跟官的勾结，从而获得安全的保障，以及分享垄断权力。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们不惜迂回曲折，通过地缘关系，借助资助举子的名义，转弯抹角地跟官员，尤其是高官搭上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商人群体的依附性，得到了他们自身行为的高度强化。自从计划经济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新生的企业家阶层，似乎无师自通地承袭了前辈商人的“故伎”。他们，对于依靠自身力量改造国家的法律体系和环境，不感兴趣，对于市民运动，畏之如虎，反而特别热衷与官府及官员个人的私下结合，从而找到“利益点”，为自己的生意找到“保护伞”，实际上，最终可能仅仅是舔上一口官员吞噬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余沥。而，在国家加大反腐力度的情况下，某些商人，为了更好地勾搭官员，他们对上党校学习和参加某些重点高校的高级管理班，特别“有兴趣”，他们的主要目的，无非是力图跟官员有机会接近，建立“同学关系”，最终在双方的交易中，加大保险系数，让官员更放心。你看，这般操作，是不是或多或少可以嗅出昔日“会馆”的陈年霉味？历史已经很明确地告知我们了——尽管有“会馆”这种运转有效的沟通平台，但，中国的商界，并没有因此得到真正的发展，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一直在“萌芽”状态，从来也未发芽、长成树。现代的工商业，也只有在清末到民国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变革中，才赢来了两个黄金发展期——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1927年到1937年（民国“十年黄金时期”）。可惜，在清末崛起的一代企业家损失殆尽之后，不可思议的是，第二代的企业家群体，却重蹈了“会馆”时代商人的覆辙，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从现在许多的事实来看，腐败的官员，并不是一把好的保护伞，基本上没有可靠性。这些贪官，对公共物品的分享、掠夺，往往占有更大的份额，而且，他们既不承担风险，也不付出成本，往往在“大事不妙”的情况下，还会反咬一口，委罪于人。现在的“官商勾结”，官员的份额越来越大，贪欲让他们变得异常疯狂，也让合作的“诚信”荡然无存，只要有必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吞掉合作伙伴，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比比皆是。当然，官商结合，是现代市场运作、资本运作的结果，使得今天的官僚阶层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充沛财力，手中的权力也变得格外的强大，不仅可以方便地操纵政策的制定，聚敛社会资源，调配民间的资金，而且，终有一天，可以吞噬合作者，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部分来自迷恋政府权力的企业家。你看，这几年一些反腐的电视剧里，最让人诟病的是——“煤老板”。他们的煤矿或大或小，但，几乎都在干着一样的事情——在安全设施不具备的条件下，招募工人下井挖煤，出了矿难，就掩盖事故，转移尸体。而，几乎每个能运转的煤窑，背后都有贪官。这些贪官，平时分享着煤窑的利润，出了事，只要瞒不住了，前来查处的人里，也往往有昔日拿股份的贪官。这就相当于——婊子要做，牌坊要立，扫黄也要参加。“煤老板”们固然可恨，但，那些贪官呢？事实上，最大的利益，贪官拿走了，最黑的锅，往往都是“煤老板”们在背。现在的京城里，昔日残留的会馆还有几个，当然，它们已经成为相声、戏迷们的乐土。只是，这些会馆留下的残墙剩瓦，也许想不到——时间过了这么久，昔日“官商勾结”的故事，还在继续演绎着新的悲剧。写在最后：
连老百姓都知道的真理——作茧者，终究是要自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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