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新超｜我的外婆

前不久，我们仨（我和媳妇以及女儿，以下同）去杭州参观浙江省博物馆。

（图注：女儿参观浙江省博物馆之江分馆—史前河姆渡文化）

一个展厅介绍中国妇女的自由，我指着一块介绍民国才女林徽因的展板对女儿说，林徽因出生于1904年，我的外婆比她小6岁，宣统二年（1910年）腊月廿四生，都是清朝末年。在林徽因的展板不远处，有一幅题为《劝妇女快放脚歌》的拓片，碑文落款是陕西省政府民政厅长兼放足处长邓长耀撰并书，民国十七年一月吉日立。

这样算来，我的家乡陕西不缠足运动开始时，我外婆已经18岁了，那双三寸金莲支撑着她佝偻的身体，直到我10岁那年，1993年，与世长辞，享年83岁。

对比林徽因和我的外婆，在浙博里我对女儿感慨地说，时代变幻的大环境和世代积累的家族家风，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图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分馆—妇女自由展区）

返程途中，我给女儿重述多年前就讲过的我的外婆，那时女儿小学三年级，现在已经小学毕业了。女儿10岁那年，我曾以一封家书讲述我们家的家风。在我看来，家风就是耳濡目染，像牛羊一样反刍，体会自己亲人身体力行的道理，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既有传承又有革新。

（图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分馆—《劝妇女快放脚歌》拓片）

我的外婆有八个儿女，五个儿子、三个女儿。我大姨是老大，民国十九年生（1930年），我妈是老蕞（suī，陕西方言，排行最小），1953年生。相当于，我外婆20岁生下我大姨，一直到43岁还在生育，生了我妈，而那时我大姨已经23岁了，她的大儿子、我的大表哥都3岁了。我外婆有27个里外孙子、孙女，我是最小的外孙，和大表哥差了33岁。这就是旧社会普通女性的真实写照，一生几乎都在繁衍后代，更为悲催的是，在代际繁衍中又被忘记。

（图注：民国十九年出生的大姨将亲手纳的鞋垫送给我女儿）

今年春节后，我陪师父回老家看望我父母。我们两人在柳林村道看到有人家头门上贴的蓝色对联：守孝三年容易满，思亲千载永难忘。我师父说，这家人对逝去亲人的怀念溢于言表、令人感动，我说这幅对联有点夸张，有几人会记得千载之前的亲人，或许三代之前也不一定清楚。到底是什么力量驱使一个人追忆先人？其实，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了，我也在2017年暑假探亲途中思考并发布在朋友圈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

（图注：我与74岁师父看望我父母）

前些年，我们仨看了一部电影，叫《寻梦环游记》，讲述的墨西哥亡灵节，逝者只有通过“相片桥”才能与人世的亲人团聚，而只有被生者记住的死者才能跨过这座桥。主人公小男孩米格的太奶奶可可是人世间唯一一个记得她父亲的生者，可是可可太奶奶的记忆时断时续，作为一个被家人遗忘的灵魂，濒临“最终死亡”的边缘。直到米格误入亡灵世界，与曾曾祖父埃克托一起经历了魔幻又惊险的冒险，才将尘封多年的真相揭开。米格回到人间，抓住了可可太奶奶最后的记忆，让埃克托得以跨越生死与家人团聚。这或许是电影想要告诉我们的：那些只存在于泛黄照片和家人回忆中的亲人，正是因为我们的回忆，他们的灵魂依然存在于这个世界。电影台词“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总结了西方文化的生死观，和中国传统文化异曲同工。

（图注：电影《寻梦环游记》主人公米格和可可太奶奶）

我的童年寒暑假几乎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外婆家的角角落落，尽管那所百年老宅已被五舅夷为平地、盖了新房。

外婆家的头门是个单扇黑木门，门槛很矮，门外有两个方的门墩石，门朝西。门前是文昌巷，巷子最南头有个土地庙，之前是凤翔师范南大门。

（图注：八十年代前的凤师校门，通文昌巷，正对东大街）

文昌巷的路上常年积水，长了很多野草，像条河，路人都是从两旁的小道上来往。我小时候就是从文昌巷往南到沙家巷找四舅家的表哥，我们几个娃娃经常到凤师城墙上玩。凤翔师范这所百年名校至今还保留着比西安明城墙还早600多年的唐代城墙遗址。

（图注：凤师唐代古城墙遗址）

大姨家住在行司巷，离外婆家不到200米。二舅和大舅家都挨着外婆家，但他们两家的门朝南，门前的巷子叫周家踅巷（现名通文巷），现在的周家大院，过去是文化馆，也是我小时候偷偷溜进去玩的地方，门前两个圆的门墩石现在还是原样。

（图注：周家大院景区头门）

从外婆家的头门进去，门道两面土墙，小时候我在墙上画画，画的猪、鸟大家都说像。在这个门道里，我被外婆教育过，她故意装作不认识我，用烧炕的灰耙把我往出赶，因为我以前进门不喊人，没礼貌。

外婆的房子就在门道的左边，估计套内有十五平米左右。房门是两扇对开的木门，木门上有镂空刻花。我第一次去乌镇，看到晚清百年镂空雕刻木门，感叹南北工艺居然一样。

房门进去是客厅，与房门正对着的是镶在墙上的一个神龛，里面供奉着观音菩萨。神龛前面的木桌上摆着香炉、果盘，神龛高处还藏着一些好吃的，记忆里的腐乳就藏在神龛里。

神龛的左侧摆放着一些面粉瓦缸，从房梁上掉下来一个钩子，钩着一个襻笼。襻笼是用来存放馒头的，怕老鼠偷吃所以高高吊起来，我妈把这种方式也传承到了我老家。

神龛的右侧有把木椅，记忆里的外婆总是坐在那把木椅上梳洗、抽烟锅。挨着木椅是一堵木墙隔断，留了一个小门，里面是卧室。

撩开卧室门的门帘进去，是一个不到五平米、狭小的空间，炕占了一大半，留下来一点脚地放了一个矮柜。柜面上的玻璃下压着好多黑白照片，墙上挂着的镜子里也镶着好多黑白照片，大部分是在西安工作的三舅。上次回老家，看到我妈也把我的照片压在玻璃下、插在镜子边，和外婆一样每天擦桌子、照镜子看看外地的儿子。

外婆的炕很小，我小时候放假了一直和她睡在一起。记忆里她总是侧着身躺着，我给她装好烟锅，用火柴点上，她抽完一锅烟就给我讲故事。讲我外公以前是弹棉花的，通过勤俭持家在城里购置了宅地，所以，大舅取名王勤，二舅取名王俭。现在想来，这也是家风传承，通过给儿子取名、给孙子耳濡，传承“勤俭节约”的家风。

（图注：我的外婆，摄于1988年前后）

外婆喜欢热闹。由于小脚行动不便，每年七月初一我们队上赶庙会，我妈就拉着架子车接了我外婆，从文昌巷出发，经行司巷到南大街，过大十字，沿着西大街一直走到西关外的石家营村。来回路上，我跟在架子车后面，遇到上坡就在后面掀，下坡时就飞身一跃坐在车栏杆上。1992年拍摄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开篇一段实景就是从西关进城在西大街街道上取景的，不过是角色转换了，拉架子车的是我妈，坐架子车的我外婆，旁边跟着的是我。

（图注：电影《秋菊打官司》开篇剧情截图，1992年西大街实景）

每回到我家赶会，外婆都在我家住几天。除了到会场看戏，她还会用秦腔曲目调解我家的家庭矛盾，戏说世间人事。印象最深的是《张连卖布》，外婆说两口子过日子和戏里是一样的，争吵是正常的，吵完了也要像张连和四姐娃一样和好如初。还有《看女》，笑着说我这会来我蕞女子家可没有带什么南瓜包子，我也不是爱女儿不爱媳妇的柳氏婆婆。秦腔在我外婆那里得到了融会贯通。

按照传统，戏班子三天四晚，轮流安排到各户吃住，轮到我家时，外婆总是要提醒我妈“活人要细成，待客要分明”，把家里最好的吃食端给戏子吃。尽管那个年代我家只能吃饱，最好的吃食也不过是一碗油汪、汤煎的臊子面，但传承了“诚心待人”的家风。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秦腔也越来越耳顺，特别是《三娘教子》“不孝的奴才听娘言”片段和《周仁回府—夜逃》“夫妻们分生死人世至痛”片段，不仅听出了乡愁，还听出了人世间。记忆是立体的，除了视觉，还有味觉和听觉。

（图注：庙会会场唱秦腔大戏）

从浙博回来，我们仨看了两本书，《云边的小卖部》和《我的阿勒泰》，我与女儿讨论书中的外婆和现实中我们各自的外婆。女儿鼓励我把前些年酝酿的《我的外婆》写完，而且还提了要求，把“以我为中心的学习方法”贯穿到写作中，以我为线索记录逝去的时代，通过时间和事件讲述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国庆七十五年，利用假期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篇拖了四年的文章。我写这些文字的目的，是对我外婆的纪念，是对一件文博的联想，是对一幅春联的讨论，是对电影、书籍的共鸣，是对秦腔唱词的念唱，是对童年往事的反刍，是对朴素家风的溯源，是在体会文学的意义——记录生活，留住生命。

苟新超，男，陕西凤翔人，在农村生活了20年，后赴昆明求学，现定居苏州，专注钢铁行业17年，现任高级工程师，热爱传统文化和家乡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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