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冷战阴影的消散，国际大国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然而民族与宗教的矛盾、区域性的冲突却不断加剧。在此背景下，呼吁文化多样性和推动多边政治的声音愈发强烈。1998年，联合国宣布2001年为“不同文明间对话年”，这一举措标志着国际社会对文明对话重要性的正式认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联合国体系中唯一专门负责推动“文明间对话”的机构，致力于推进这一进程。该组织通过推广《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文化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文书，并利用世界遗产申报的契机，促进遗产名录的区域平衡、类型创新和跨区域合作，同时举办各类论坛和对话活动，旨在深化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理解。
中国是文明对话的坚定支持者。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郑重提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联合国正式将每年的6月10日确定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在文物领域，中国近年来致力于构建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旨在通过这一平台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文物是人类创造的或者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物质遗存。由于文物具有鲜明的文明特征，所以关于文物保护与旅游利用的国际交流，其本质在于通过展示和分享不同文明的历史与价值观，增进跨文化理解和尊重，同时不断催生新的价值观，从而实现文明交流互鉴的目标。
二、以文物推动文明对话的核心议题
1. 关于“什么是文化遗产”的国际交流与文明对话
早期的文物概念，主要是指那些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或科学价值的物质性遗存。这些遗存通常是由前人创造或使用，并因其稀有性、历史性、艺术性或科学性而被后人视为珍品，直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公约》，文物的概念才逐渐转变成了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内涵的演变过程，其实就是国际社会开展文明对话的过程。
从《世界遗产公约》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文化遗产的类型逐渐从文物扩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传统技艺、节庆、口头传统等。人们开始重视文物所蕴含的精神与意义，强调人对文物的作用，这实质上是人们与遗产互动增加而逐步推进的一个认识过程，其本质就是一种连接与对话。
2. 关于“什么是好的文物保护”的国际交流与文明对话
到底什么才是好的文物保护，它既涉及对过去的保护，也包括对当代需求的回应，是一个涉及身份稳定与破坏、个体记忆和地方感，甚至个人和集体的福祉、公平和社会正义的问题，同时，也受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历史、文化、政治、伦理、宗教、法律因素以及个人和团体的信仰和动机的影响。各国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的差异使文化遗产保护很难形成共识，所以，文物保护本质上是在多样性和统一性之间找到平衡，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文明对话实践。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人们围绕对“真”与“假”、“完”与“缺”、“美”与“丑”的价值标准形成了“真实性”“完整性”“整体性”“连续性”等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概念，对这些概念的理论争论与实践探索既推动了全球文明对话，也是文明对话的结果。
真实性概念最早源于对欧洲建筑师和艺术家关于文物修复标准的争论，完整性的概念最早源于《雅典宪章》对文物周边环境保护的关注，后被作为评价世界自然遗产价值的核心标准之一，关注遗产周边环境开始强调遗产的“整体性”“无缺憾性”“不受威胁”，并不断向“生物群落完整性”“生物完整性”以及“生态系统完整性”转变，近年来又开始变成文化遗产的保护评判标准之一，并特别关注文化遗产的美学完整与要素完整，强调“无损性”。当前，又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整体性的概念，强调将文化遗产视为一个多元价值融合的整体进行保护。
3. 关于“什么是好的文物利用”的国际交流与文明对话
早先，国际社会仅关注文物的“展示”与“阐释”，对任何形式的利用都持批评态度，直到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文物的“利用”才有其“合法”地位。
但究竟什么是好的文物利用，从1987年《华盛顿宪章》到1999年《巴拉宪章》，西方国家主要关注社区是否参与其中，对于文物利用的最常见形式，如文化旅游被视为文物保护的威胁，但在一些欠发达国家的推动下，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ICOMOS）通过《国际文化旅游宪章》，不再将旅游看作是被迫容忍的业务，转而更关注旅游发展的正面影响，并以“促进和鼓励旅游业”，将“禁止”“限制”“监督”“预防”旅游转变为“规划”“管理”和负责任地“推广”旅游。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正式将游客管理评估工作纳入了世界遗产地年度报告的评估范围。最近，新冠疫情对文化遗产地旅游的影响使人们普遍意识到旅游对文物保护的重要性，旅游被描述为“遗产保护的另一种形式”。
由此可见，关于文物挖掘、保护与利用的核心议题，即其话语体系不断发展，其实是全球范围内不同文明交流碰撞与利益博弈的结果，也是文明对话的过程。
三、新全球叙事背景下以文物推动文明对话的路径
在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现实背景下，贾文山等学者提出新全球叙事学，强调融合文学叙事学、新闻叙事学、战略传播叙事学等多领域的原理为叙事框架，是以中国语境为背景，吸收多种文化养分而创造的新型研究范式。新全球叙事学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研究对象，围绕如何利用新全球叙事框架对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外交及对外交流政策制定等议题进行深入分析，重点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叙事结构、叙事生产和叙事传播以及在国际上产生何种影响等。以文物为载体进行国际叙事推动文明对话正是新全球叙事分析范畴，不仅关注以往用文物讲故事的文本本身，更关注以文物讲故事的话语与权力、议程与叙事策略，要从文化遗产话语-议题-叙事路径系统地推动文明对话。
遗产话语是指围绕文化遗产的讨论、表述、解释和传播的一套语言系统、概念框架、价值观和信念。以文物推动文明对话，首先要了解国际上文化遗产的话语体系。在全球文明对话的过程中，拥有在不同文化与文明交流过程中表达自身观点、价值和立场的能力，即拥有在文化遗产认定、保护与利用等事务中的国际话语权，它是我国以文物推动文明对话的基础和前提，是“中国故事”能够被听见并得到尊重的保障。因此，以文物推动文明对话首先必须充分融入国际文化遗产话语体系并拥有相应的话语权。
在开展文明对话的过程中，拥有相应的议题设置能力和叙事策略方法是能否有效引导文明对话的关键。话语体系决定了用什么语言与规则进行国际叙事，议题设置决定了用什么话题来进行文化遗产国际叙事，叙事策略决定了用什么样的具体策略与形式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因此，以文物进行文明对话有必要从全球视野思考相应的话题如遗产与认同、遗产与情感、遗产旅游、遗产与记忆等，并采取相应的叙事策略，不应局限于中国视角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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