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污名的她者？
——社交媒体中女性搭车者的社会表征及其生成机制
邓梦巧， 王学基
（宁波大学宁波大学昂热大学联合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随着搭车旅行在中国的兴起，女性搭车现象在社交媒体中被广泛讨论，鲜有研究关注到这一问题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涵。文章聚焦川藏线女性搭车群体，采用深度访谈和网络数据爬取收集数据，并利用主题分析法进行数据分析，借助社会表征理论探讨社交媒体中女性搭车者的形象表征与生成机制。研究发现：1）社交媒体中的女性搭车者形象在自我表征与他者建构作用下呈现出多面性和争议性，表现为自我表征中“女汉子”的性别展演，以及他者建构下“低劣她者”与“勇敢女性”之间的矛盾对立；2）其形象争议生成于传统异性恋话语影响下对女性搭车者的污名化及其抵抗，受到“他”者直接经验、主流媒体报道、社交媒体中的社会互动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这既指向了传统性别关系不平等在旅游语境中的再现，也暗含着旅游流动对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促进和主流媒体对女性自由流动性增强的压制。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社交媒体建构女性旅游者形象的理解，并拓展对旅游语境下性别问题的再认识。
0 引言
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旅游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常被建构为由男性享受和开展的具有男性化特质的活动，女性往往是被排除和孤立在外[1]。女性被认为应该待在安全的家中，而不应该在危险的外面旅游[2]。随着社会性别观念的转变，这一认识正在发生改变，女性已经成为旅游市场的重要部分和主导性力量[3]。旅游对于女性而言，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休闲活动，也被认为是重获自我价值的机会[4]。女性可以通过旅游尤其是冒险旅游来突破性别惯例的限制[5]。因此，一些具备冒险性的旅游方式备受女性群体青睐。随着纪录片《搭车去柏林》以及与搭车旅行有关的书籍等媒介在国内广泛传播，搭车旅行开始在国内流行[6]。搭车旅行是通过徒步和搭车交替完成旅行的方式[7]，这种穷游方式的核心精神是对自我及生活的反思[8]。早期的搭车旅行者多是男性[9]，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参与其中。然而，女性搭车旅行却一直备受争议，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中，对于这一现象及其背后所折射的性别问题值得关注。
媒体作为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对女性形象建构和性别观念塑造具有重要影响。作为维护既有性别统治秩序、掩盖两性世界实际不平等关系的传统媒介[10]，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地暗示和增强女性传统形象和在公共空间的危险性[11]。这也意味着媒体中的性别形象是社会建构的[12]。因此，性别形象也可以通过自我的叙述进行重构。社交媒体的虚拟性能够给予个人新的身份符号，促使其在虚拟空间建构出满足自身内心需求的自我形象[13]，这赋权于女性能动地表达身体，从而抵抗或重构社会建构的形象[14]。然而，女性同样被社交媒体中的他者话语裹挟着，并衍生出负面的身体意象[15]。社交媒体与女性形象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由此，社交媒体空间中女性旅游者的形象是怎样的，是否与传统性别话语中的女性形象有所差异，这些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社会表征理论关注围绕新概念或者新事物的社会观点、信念和行为的形成和改变。该理论强调内群视角，对群体共同意象的形成有独到见解。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被认为是表征外部投射和表征互动的结果[16]。本研究所关注的社交媒体中女性搭车者的群体形象争论是一个典型的社会表征问题。社交媒体中的讨论是社会表征的外部投射，其互动过程则恰好反映了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17]。基于此，本文试图分析女性搭车者形象是如何在社交媒体中被建构的，并揭示其背后的社会表征过程。研究将有助于深化对女性搭车旅行者群体的认识，理解社交媒体空间中多元话语的互动。
1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1.1 社会表征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
莫斯科维奇在涂尔干集体表征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表征，从人的能动性层面探讨人们围绕着新事物与新概念如何形成社会共识，并将这一社会共识作为日常行为的内在规范[18]。社会表征的来源可以分为直接经验、媒介和社会互动3类[19]，直接经验是形成表征的基础信息，社会互动和媒介则借前者形成社会表征[20]。不同的社会表征结果使社区内不同群体产生不同的态度和观点[21]，这为理解多元观点的形成提供可理解性框架，同样也为本研究解释社交媒体中女性搭车者争议性形象的形成提供分析框架。在这里，莫斯科维奇特别关注了媒体传播对思想传播和非专业性理解的构建作用，指出人们受到媒体评价的影响而对自己所持观点产生怀疑[22]。在现代社会中，媒体因其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而在形成社会表征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20]。它的曝光在改变人们的共同信念上发挥效果[23]。因此，有不少学者开始探讨媒体对一些特定群体与社会现象的社会表征过程，如农民工[24]、“X媛”[25]等。相关研究指出，媒体在形成这些群体的社会表征时往往具有污名化的倾向，而一些缺乏直接经验的人会受到媒体影响从而形成对这类群体的刻板印象。然而，当群体本身参与社会表征的生产和再生产时，原本已形成的社会表征也会因新异信息的冲突而发生重构[26]。
社会表征作为用来探索社会公众对某些社会现象的态度与观点的理论，可以为理解旅游实践中的新现象和新群体等提供全新的解释视角，因而受到旅游研究的关注[27]。Pearce 等最早将社会表征理论应用于旅游研究中，其后，社会表征经常被用于分析旅游实践中的社会心理现象[28]。目前，多数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表征可以为社区群体划分提供支持[21,29]，如对居民的旅游发展影响感知与态度进行细分，解释居民如何理解和应对旅游业的影响，并制定相应的安抚策略，有学者从社会表征的3 个来源来解释居民对大型事件的认知形成过程[30]。另一方面是更加倾向以一种背景和过程的视角来帮助人们理解社会行为者[31]。如Crapolicchio 等探讨了贫民窟旅游的社会表征[32]，Monterrubio和Andriots发现人们对春假旅游者具有支持者、矛盾者和现实者3 种社会表征[31]。尽管已有研究开始关注特殊旅游群体的社会表征问题，但关于社交媒体如何参与特定旅游群体社会表征的相关研究还存在不足。本文尝试利用社会表征解读社交媒体中女性搭车者这一特殊的群体的形象建构，以期能够丰富此类研究。
1.2 媒体、旅游者形象与污名化
媒体是塑造形象的重要因素。以往旅游领域中对媒体与形象的研究多集中于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塑造及其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如Hammett 在研究南非目的地形象时发现，媒体会通过夸大一些消极信息将目的地塑造为危险的和负面的，这会影响游客的出游动机[33]。也有研究表明，媒体报道的正面新闻会导致游客的积极行为[34]。然而，也有学者指出了大众传媒在塑造旅游目的地形象时的局限性[35]，并认为口碑和自主获取的信息才是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逐渐有学者开始关注媒体与旅游者形象的关系，如Peel和Steen在分析媒体对澳大利亚背包客的描述时发现，媒体将这些背包客描述为犯罪或意外死亡的受害者[36]。此外，媒体对旅游者的形象建构多集中于出境旅游中。如Tung 从宏观、中观、微观3 个角度讨论了媒体对中国游客形象的建构，发现越南媒体在建构中国游客形象时具有倾向性和偏见[37]，这与之前的研究中发现西方媒体倾向于描述中国游客负面形象的结论相似[38]。可见，媒体对旅游者形象的建构隐含着一定的话语倾向。
由负面形象引致的负面刻板印象，有发展成为污名的可能[39]。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媒体与旅游者形象污名的关系。如Zheng 等提到，在新冠疫情期间，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污名化使得中国出境游客蒙受污名[40]。然而，已有研究更多地关注了不同文化和国家话语之间的较量。相比而言，从社会层面关注媒体与旅游者形象污名的研究更为稀缺，尤其是特定旅游者群体。这不仅关涉到社会大众对旅游的认知与理解，其背后也暗含了社会文化观念的互动变迁与不同权利话语的博弈。此外，以往关于媒体对女性形象的建构已有颇多成果，研究表明媒体报道参与了女性性别刻板印象的再生产[41]。然而，在区别于日常生活的旅游语境下，媒体对女性旅游者形象的建构或表征是否延续了女性刻板印象生产的议程值得探讨。进一步地，有别于一般媒体的形象建构，有学者证实了社交媒体具有加速或反抗女性形象被污名的作用[42]。因此，本文试图探讨社交媒体中女性搭车者这一特殊旅游者群体形象的表征，以期丰富社交媒体与女性旅游者形象相关研究领域的文献。
1.3 女性旅游者与女性搭车者
二战后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使得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境遇发生改变，加上女性接受教育、就业和财务独立的改善，女性逐渐参与旅游活动当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女性旅游[43]。研究多关注女性旅游者的行为特征，如决策、偏好、出游动机、出游类型以及信息来源[44-45]。也有学者关注女性自我认同和自我成长等旅游的个体意义[46]和“主体性”问题，如苗学玲[47]、徐文月和刘敏[48]分别用自我民族志的方法，阐述旅游或独游能让女性进行自我反思并获得内在成长，突破身体性别的限制。有学者还专门分析了中年女性旅游者通过丝巾来呈现自我及表达自我感受[49]。女性旅游者常常处在矛盾的境地，一方面，旅游为女性提供了物理和精神空间，让她们能从日常生活、家庭责任和社会期望中逃离出来，反思和重构性别认同[50]；另一方面，男权社会背景下的女性旅游者始终面临权利不平等的问题，表现为比男性更容易遇到危险[51]。
此外，相关研究逐渐从大众旅游中的女性旅游者行为，转向关注替代性旅游的情境，如女性独游[52-53]、女性骑行[54]、搭车旅行[55]等。其中，Yang等系统地总结了旅游中的性别与危险的相关文献[56]，并进一步指出女性独游过程中常面临性别和文化两方面的危险[57]，但女性旅游者可以通过感知和协商危险来获权[58]以及完成自我建构[4]。余志远和谷平平通过对川藏线上女性骑行旅行者的研究发现，骑行能够促进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并发展自我[5]。重要的是，这些女性旅行者表现出对传统女性气质的反抗及现代女性气质的认同[59]。相比前两者，搭车旅行研究中关于女性的讨论局限于现象和行为本身。如女性搭车者比男性有更大概率获得搭车的机会[60]或者更容易遇到危险。但实际上搭车和独游在旅行方式和体验上存在交集，是否也可以通过应对搭车中的危险来重构自我认同[61]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因此，有必要关注女性搭车旅行者是如何进行自我建构的，以进一步理解旅游尤其是特殊旅游方式之于女性的特殊意义。
2 案例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关注的是川藏线上的女性搭车旅行群体。川藏线因公路沿线串联起众多高品质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而成为“中国人的景观大道”，吸引了大量骑行、背包以及自驾游客前往[62]，也成为一条备受欢迎的搭车旅行路线[6]。这里是中国搭车旅行最常见的地方，也因此成为社交媒体中备受关注与热议的话题。
研究采取线上网络文本爬取和线下访谈两种方式收集数据，形成“线下访谈发现问题-线上数据收集验证问题-线下访谈再次验证”的闭环式研究。首先，线上数据收集部分。选择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小红书等作为文本收集的来源，它们均是用户最广的社交媒体平台，也是旅游信息生产与传播的重要载体[63]。以“女搭车者”“川藏+女+搭车”“川藏线+女+搭车”等作为关键词，检索了2011年2月21日—2019年9月29日发布的相关内容，这个时间段正是搭车旅行在中国从兴起到逐渐流行的时期。利用八爪鱼爬取用户发布的内容和一级评论。剔除重复与无实质性评论，共获得与研究内容相关的799 条文本。其次，线下数据收集部分。作为长期关注的持续性研究，研究者自2015年始关注川藏线上的搭车旅行，聚焦本研究问题的两次线下集中调研分别在2016年7月和2022年7月，前者侧重问题的发现，后者侧重结合线上数据进行问题的验证。主要采用半结构访谈，共访谈21 人，访谈时长均在20～30分钟之间。访谈对象包括有搭车经历的旅行者和无搭车经历的旅行者，所有的受访对象均与川藏线女性搭车者有过接触或对女性搭车现象有所了解。为了方便对文本进行分析，本文对受访者进行编码，其中，H表示具有搭车经历的受访者，O为无搭车经历的受访者；M表示男性受访者，F则为女性受访者；编号后两位字母（如JK、LD）为化名的首字母缩写（表1）。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
Tab.1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注：*受访者HF13-XR是有川藏线搭车旅行经历的小红书用户，于调研期间完成线上访谈。
本文采用主题分析法对文本资料进行分析，如对从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爬取的与女性搭车相关的文本反复阅读和思考；而后将与女性搭车形象有关的文本进行编码。编码后的数据被划分为不同的主题，并根据同一主题下的子编码的特征进行归纳并概念化[64]，进而得出社交媒体中女性搭车者形象的具体表征及其形成过程。
3 女性搭车者形象的多元表征
3.1 自我表征：“女汉子”的性别展演
搭车旅行长期被认为是“男性化”的[9]，而女性搭车旅行则被看做是女性像男性一样参加这一活动，并以男性的方式处理风险来获得旅行体验[65]。川藏线上的旅行被认为是“身体在地狱，心灵在天堂”，尽管有极致的景观享受，但同时兼具冒险与挑战，也因此被赋予了挑战自我的旅行意义，那些亲身经历或者计划徒搭川藏线的女性在社交媒体中对自身的形象表述常常使用“女汉子”这一具有偏男性气质的词汇，区别于传统女性形象。她们使用这一词汇塑造自身独立自强的形象，而在旅行实践中也践行着“自己的行李自己扛”，就像微博用户“惜墨斋_主人”在旅行中“偶遇搭车去西藏的驴友，女孩子一个人，带着一二十公斤的行李”①。“女汉子”这一形象象征着像男性一样的女性，但又强调不同于男性的女性，与传统文化中女性娇柔妩媚、需要被保护的弱者形象有较大的不同[66]，表达了女性搭车旅行者对社会性别规范和女性角色期待的突破。
徒搭川藏线的潜在风险也使女性搭车者在旅程中主动寻求搭车伙伴，她们通过强调自身“坚强”“吃苦耐劳”“个性活泼”“靠谱”的特质来获得其他搭车者的认同而寻得同伴。她们还常表现出对某些传统女性气质的排斥，比如看不惯矫揉做作的女性，强调自己“不娇气、好相处”，将这些身体与性格特质与其“女汉子”的自述形象结合起来。而这一形象定位无形中凸显了女性搭车者主动展演的部分男性气质，成为女性搭车者在充满挑战和潜在风险的川藏线搭车旅行的“统一标配”，也塑造了其他旅行者对这一群体具有男性化气质倾向的认识，如微博用户“阿米没治了”认为，“敢于这种旅游方式的女孩子都比较男性化，相对而言我就太女人了”①。然而，女性搭车者并非一味地突出“女汉子”所表征的男性性别特质，而是灵活巧妙地运用性别身份并展示与之相伴的优势，在需要互动的搭车实践中，女性由于具有性别亲和力与低威胁性的特征，比男性搭车者更容易搭车。女性身份和气质反而成为一种优势，进而需要在搭车实践中被适当的展演。因此，女性搭车者是“女汉子，但不仅仅是女汉子”。
实际上，女性搭车者自我表征的“女汉子”形象本就是兼具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双重性别话语表达。女性搭车者以“女汉子”作为在川藏线搭车旅行实践中普遍的性别展演策略，这既与川藏线旅行本身的风险与挑战有关，也与搭车旅行实践的互动性有关。这种性别身份与性别特质的多重转换背后彰显的实际上是女性搭车者对传统二元性别规范的解构，打破了纯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之间的界限。
3.2 他者建构：“低劣她者”与“勇敢女性”
与自我形象表征不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包含主流媒体官方账号在内的其他用户对川藏线女性搭车者的形象存在着截然对立的表征和建构。一方面，川藏线女性搭车者常被建构为“性诱惑者”，即利用自身的女性气质操纵男性被搭车者以获得搭车的成功，在社交媒体中诸如“女青年穷游西藏就是一部卖身史”②（微博用户“优轮劣袭”）、“女大学生去西藏穷游基本都是最后靠解衣扣才能成功回家”③（微博用户“海影军刀”）等说法屡见不鲜。女性搭车者被描述为是深谙潜规则并主动展演女性气质来实现成功免费搭车的人。不仅被认为能够运用其女性身份与特质帮助满足在旅行中的流动需求，而且可以利用“性诱惑”寻求富有的性伴侣来获得潜在的利益和特权[55]，如小红书用户“西部晾仔”讲述有人幻想在搭车旅行中结识富豪，从此“土鸡变凤凰”④。这些被认为是“性诱惑者”的搭车女性常常会受到道德的指控，并且要为她们自身所遭受的性暴力而负责[55]。
另一方面，在搭车过程中丢失性命或需要进行身体交易才能到达目的地的旅行者被认为是失败的，并认为她们是不负责任和盲目的，因而在社交媒体中常有类似的言论：“那些妄想穷游西藏的女青年，劝你们先回头赚钱。世界很大，别做就不会go die。”⑤（微博用户“Sohoomate”）诸如“不顾现实生活”“任性”等是常被用来描写她们的词汇，如同有学者把那些未能在搭车过程中保证自身安全或管理风险的人建构为低劣的“她者”[55]。搭车旅行是具有挑战和风险的旅行方式，而一旦她们无法完成这个过程则会面临否定和嘲笑，并强化女性柔弱的固有认知。
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中始终存在一种对女性搭车者形象的正面表述，即诸多社交媒体用户对那些搭车去川藏线旅行的女性表达赞赏和敬佩之情，将她们塑造为“勇敢的”女性旅行者，颠覆了他们想象和认知中传统女性虚弱的、顺从的形象。川藏线既是许多人梦想中的西藏朝圣之路，也是一条充满挑战的苦行之路，沿途恶劣的天气、高原反应、塌方和泥石流等危险使得旅途充满艰辛。因此，能真正踏上川藏线旅程的人仍是少数。当看到女性搭车者完成了他们内心向往但又尚未实现的旅行时，则会心生震撼而由衷佩服，如微博用户“宁莫之知c”感叹道：“虽然我嘴上不同意你们的做法，但是不得不说，你们真是做了我一直向往却没有勇气的事情。加油。等你们凯旋归来。”⑥这里的“勇敢”不仅是对敢于挑战川藏线旅行的称赞，也是对女性搭车者勇敢“做自己”的认可与赞扬。女性搭车者通过川藏公路上的搭车旅行寻求非凡的体验，实现对日常的自我超越和真实自我的表达。当人们看到这群不同于社会期待形象的、敢于做自己的女性时，才会羡慕道“我不会知道这世界还有这样一群人，真正为自己活的人”①（微博用户“爱跑爱吃爱喵”）。
由此，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他者的建构中，女性搭车者既是一个利用身体获得物质利益和无法应对危险的“低劣她者”形象，又是一个敢于挑战风险、突破规则和“做自己”的“勇敢女性”形象。
4 女性搭车者形象社会表征的生成
互联网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方式并使主流媒体与新媒体走向融合，如今，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传统媒体传播的主要场所[67]。作为沟通的载体，社交媒体具有及时性和交互性的特点，其传播方式呈现“去中心化”特征，人人皆为“传-受”主体。因此，社交媒体中的主体更加多元、互动更加复杂。基于社会表征理论，本文将从直接经验、媒体表征和社会互动分析社交媒体中川藏线女性搭车者争议性形象表征是如何生成的。
4.1 污名来源：交换原则与性别对立下的“他”者经验
社会表征的直接经验是从主体与实际存在的客体间的联系中获得的，并常常对认知水平不高的人产生影响[68]。一些经历过川藏线旅行尤其是搭车旅行过的社交媒体用户在平台上分享自身经历与观点，女性搭车者的负面形象便来自充斥着男性视角的经验分享。以社交媒体中较早被广泛转载和传播的一篇“搭车真相揭露帖”②为例，分析女性搭车者负面形象是如何在“他”者的直接经验分享中被建构出来的。这里的“他”者既是相对于女性搭车者而言，也用“他”表达女性搭车者形象建构中的男性视角。
首先，在帖主的观念中，搭车需要有所付出，女性搭车者免费搭车的想法是不可能甚至是荒谬的，这背后体现的是“得到-失去”的对立与平衡逻辑。帖主讲到：“我这几年屡次来藏区，现在也一直在藏区，跑了无数地方，就只搭过一次顺风车。就这一次，都还是用两条总值600 多元的烟换来的顺风！你一个女青年，你以为凭什么别人要让你白吃白喝白玩白拿白住？！难道你不需要付出点啥？”中国传统社会强调“礼尚往来”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人们在接受帮助的同时，需要付出回报，这种交换原则也是很多人理解搭车旅行行为的核心逻辑，强调人际关系建立在自我利益的基础之上[69]，因此司机不会不求回报地免费搭载旅行者。而交换原则在异性恋规范的作用下被赋予性的想象话语，即女性免费搭车需要以性作为交换[55]，因而男性也比女性更难搭车，因为在异性恋话语下男司机对男性搭车者无所图甚至将其视为潜在的危险。在这种逻辑的驱动下，大众自然而然想到所谓“免费”搭车的女性是以“身体”作为非物质的回报。因此，无论是否存在性的交换，川藏线上的女性搭车旅行都被“想象”成是女性主动或被动以身体换旅行的行为。
其次，“他”者在分享中认为，在川藏线这个危险重重的地方，女性旅行者搭男性的顺风车是极其危险的，会面临性侵害乃至生命危险。这种观点似乎是为女性的安全着想，但实际上表达的是男性象征着力量而女性象征着弱小，女性无法应对搭车中的危险。因此，女性应当采取规避风险的措施，即采取不踏入的原则，即不尝试搭车旅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将女性与探索未知可能性之间划定了界分[70]。与此同时，该话语弱化了施害者的角色，反而暗含了女性自身应当对所遭受的危险承担主要责任。
此外，还有帖主强调川藏线上物价高，本地人存在欺客宰客、哄抬非正规营运交通的价格等问题来反衬女性免费搭车的不可能性。总之，在社交媒体中“他”者的直接经验表征中，女性搭车者在川藏线上搭车是需要以身体为代价的且危险的，这些表征实际受到了社会交换原则和性别对立逻辑下形成的传统“社会共识”的影响，进而建构着社交媒体中女性搭车者的负面形象。
4.2 污名强化：直接援引与关联刻板印象的媒体报道
媒体在议程设置、选择性报道和内容框架方面的选择为读者与人和地方的接触提供了信息，在现实的社会建构和读者对内容的反应方面发挥了影响力[71]，从而引起人们的不同行为反应。媒体也常借直接经验进行表征并再次传播，对大众的观点和态度形成及固化有推动作用[24]。对所爬取的社交媒体平台中相关媒体报道分析发现，其对川藏线女性搭车者的描述呈现负面倾向。这里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新闻报道为例进行阐述。
2013 年8 月7 日，“凤凰网”对社交媒体中的一则“搭车真相帖”进行转载，并使用“一百块钱游西藏要付出肉体代价？搭车穷游是否可行？”作标题①。尽管标题没有直接表明是女性搭车者，但是利用已有社会认知中关于川藏线上女性搭车与性付出的印象，使媒体受众将两者联系起来。“一百块”“穷游”“肉体”“搭车”等词汇直接且鲜明地塑造了贪小便宜的、低劣的女性搭车者形象。然而，该新闻来源的真实性尚有待考察，仅仅靠所谓的“搭车真相揭露帖”就进行如此报道显然是不合理的。并且，原帖的实际内容为“‘所谓一百块钱游西藏’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想付出金钱，那些穷游者，尤其是女穷游者们，必定要付出‘肉体代价’”，而媒体所转载报道的标题却偷换逻辑，变为“只有一百块钱的搭车者，一定会付出肉体代价”。2016 年2 月25日，人民政协网、环球网等新闻机构在微博平台发布“女白领穷游：为搭车用‘美人计’诱司机”② ③的报道，进一步加深了大众尤其是社交媒体用户对女性搭车者负面形象的认知，“美人计”和“诱”两个词汇甚至使女性搭车者由被动付出转变为主动“性诱惑者”的形象，进而使其成为为了搭车而不择手段的人。媒体报道的不合理在于扭曲了受害者的形象，正文中阐述的是搭车乱象，而新闻标题将其描绘为香艳事件，并抹去男性司机的痕迹，这不仅掩盖了现象与事件的全貌，也使女性搭车者陷入道德舆论中。
与此同时，为博取流量与关注，媒体报道常在标题采用“女大学生”“女白领”等具有引导性的词语，如“女白领穷游西藏，为搭车解衣‘色诱’司机”④“合肥女大学生哭诉穷游西藏不靠谱，解开衣扣才搭车成功”⑤等。女大学生和女白领作为拥有一定知识的女性群体常受到社会关注，然而在以往的媒介表征中，女大学生经常被渲染为无知、犯罪和叛逆、拜金等负面形象[72]，女白领也与年轻漂亮的女性形象相关联。媒体将女性搭车者的身份定义为大学生和女白领，不仅具有引起大众注意的作用，而且通过已有刻板印象强化女性搭车者的负面形象。随着媒体对女性搭车相关负面事件的报道，使得象征性事件不断强化女性搭车者群体的负面形象，进而使其成为一个颇具负面意涵的群体，甚至是扰乱川藏地区搭车旅行文化的因素。
社会媒体平台中，媒体报道对女性搭车者的表征多援引基于“直接经验”的用户分享和故事讲述，加上对与特定群体刻板印象的关联，进一步在社交媒体中引发了大量关于女性搭车者“临时女友”“色诱”等话题的讨论，构建出利用身体来引诱他人获得物质支持的女性搭车者群像，进一步固化了女性搭车者“低劣她者”的形象，并在社交媒体中迅速传播，从而影响那些未亲身经历的受众对女性搭车的认识，如受访者OM16-FJ所说，“女孩子为什么要搭人家的车？安全吗？那你不是自找的嘛，有些负面的报道了，那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女生穿得特别暴露，为什么要那样暴露？”这其实是一种受害者原罪论的观点，在这种逻辑下，保护不受性骚扰的措施在于女性自己的防范和平时的言行，女性如果被性骚扰则是因为其自身防范不到位或者平时不注意自己的言行[73]，而这样的评论在社交媒体对女性搭车者的讨论中十分常见。
4.3 争议生成：自我表达与对抗污名的社会互动
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传统媒介受到男权意识的干预，女性很少能在媒体上获得重要的曝光和话语权，即媒体对女性的“象征性歼灭”[74]。社交媒体的用户生产内容功能有利于打破这种话语权垄断的现象[75-76]，为女性话语表达提供了空间和平台。在女性搭车者的污名化不断发酵的过程中，女性搭车者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表达具有对抗污名的效果。如旅行达人张小砚在搭车旅行川藏线后将自身的故事发布到天涯社区，随后传播于新浪微博中，这种不同于传统女性旅游的方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场旅行也许是一时兴起，但在寂静旷然且充满危险的道路上，女性面临着自身性别弱势以及异域文化障碍的问题，然而正是在问题与解决问题之间的螺旋式循环过程，使她们不断加深对自己及所处社会环境的了解，这无形中促进了女性旅行者的自我成长。如张小砚所道“我想要坚持把这个事情做完，那很有成就感的”⑥，这种成就感来源于徒搭川藏线时克服恶劣的外界环境和调节未知的心理恐慌之后的自我肯定。当人们对这段经历进行解读时，其实也是一种自我认同或者反思的过程，如有人评论到：“真的真的好佩服张小砚！！就这样且走且停地晃荡到了西藏，还混得这么有声有色。想到什么就去做，随性的很。那么乐观，那么敢冒险，她的旅行很刺激。‘想走就走，我要我的自由’多希望我也有这样的能力与魄力。”①（微博用户“芳芳芳的小小世界”）这其中释放出“寻找自由”“勇敢”的信号，在建构个人形象的同时产生的情感共鸣获得了群体内的认同，这表明社交媒体为不同空间的女性相互沟通提供了途径[77]。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社交媒体中展示个人的搭车经历，深刻地鼓舞了其他女性旅行者，也不断有人表达对女性搭车的认同和赞许：“看人家的帖子，好多都是一个女孩子独自搭车去西藏，真的是太勇敢了……而且安全顺利地到达了。”②（微博用户“成都平原张律师”）赞许、倾慕甚至渴望往往也是表达对“自我”的反思[78]，女性搭车旅行不仅对于女性群体具有难度，对于大部分男性也具有挑战性，因此其所表达的勇敢形象可以扭转他者的认知。
此外，面对社交媒体中负面形象的传播，女性采取屏蔽和反驳等策略来表达反抗和抵制。危险对于女性来说是常态，正如HF12-YA所说“你说危险，你在哪都危险喽，可能你就算在城市里也都会有危险”，因此，选择不踏入并非最优解。这背后也反映了女性想要打破自身弱势处境的意识，而这与他者认为女性“太弱小”“不支持其搭车旅行川藏线”（OM17-YY）等观念形成鲜明对比。也有受访者明确指出媒体使用特殊案例来报道并建构女性搭车者群体形象的不合理性，如HF13-XR所说，“在西藏确实会有女性通过肉偿来获得搭车，但是利用个例来表示整个群体是不公平的”。女性通过自身言说获取网络空间的话语权，从而与主流的媒体性别话语形成对抗，促使人们产生对女性搭车者的多元化认知。
5 结论与讨论
媒介与性别形象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议题[79]，尤其是探讨媒体如何建构女性形象[80-81]。然而在旅游研究中，媒体与形象的关系多集中于目的地研究，女性旅游者的形象及其在媒体中的呈现却被相对忽视了。本文以川藏线女性搭车者为研究对象，探讨社交媒体对特殊女性旅游者形象的表征与建构，弥补以往研究对女性旅游者形象的关注不足。与此同时，作为背包旅游中的一种[82]，搭车旅行与骑行等其他背包旅行相比而言研究相对较少[83]，本研究亦有助于深化对搭车旅行群体的认识。
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中的女性搭车者形象表征呈现出多元性和争议性，表现为女性搭车者形象的自我表征与他者建构之间存在差异，而他者建构之中同样存在“低劣她者”和“勇敢女性”两种相反的形象。这种争议性表征生成自社交媒体平台中的多元主体互动。
首先，在“他”者的直接经验中，女性搭车者被建构为无法应对危险的弱者和需要付出肉体代价的“低劣的”旅行者，这一负面形象根植于“得到-失去”交换原则和“男-女”性别对立偏见；其次，媒体报道援引基于“直接经验”的用户分享和故事讲述，并关联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引导、强化和传播女性搭车者的负面形象。该结论与以往的研究发现一致，即多数媒体报道对女性形象的表征具有污名化的倾向[84-85]，并进一步证明了这种污名倾向也从日常空间延伸到非惯常的旅游空间中。主流媒体对女性搭车群体的污名化，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父权主导下的媒体话语对女性自由流动的限制。“他”者的表述与主流媒体表达都基于异性恋话语中的传统性别观念审视女性搭车者及其行为，不断强化“女性是脆弱的且易受伤害的”刻板印象[55]，并将女性搭车中的交换原则视为性别化的和以身体为代价的。这似乎进一步验证了当女性进入公共空间时常被“性化”为男性的欲望对象[86]。
然而，女性搭车者在具有冒险性的川藏线上流动促使其主体意识觉醒，而社交媒体则为女性搭车者提供了话语表达的平台，这使得女性搭车者破除负面形象成为可能，并最终塑造了争议性的形象表征，是不同话语权者相互博弈的结果。研究验证了社交媒体与女性形象之间复杂的关系，社交媒体为女性话语表达提供途径，也为父权至上者提供平台[87]；同时揭示了社交媒体对女性群体尤其是女性旅游者形象的表征过程与机制；以及为人们理解主流媒体如何塑造特定群体形象提供思考路径。
值得进一步反思的是，流动本质上兼具控制和抵抗的意涵，因此也被赋予摆脱权利和统治的意义[88]，旅游作为人们重要的流动方式之一，也常被赋予解放的意义。对于女性旅游者而言，川藏线搭车旅行与其他独游等冒险旅游方式具有类似的赋权女性的意义[55]。不同的是，女性搭车旅行具有更大争议性。在空间话语中，密闭空间往往与性相关联，因此，女性旅游者从空旷的空间主动进入狭窄的汽车密闭空间时，其有被建构为主动性行为的风险，这也成为男性他者和主流媒体建构其负面形象的“把柄”。此外，女性搭车者在川藏线特殊的环境下“展演性别”的行为也使女性搭车者陷入两难的境地，其所展演的女性气质易被性别文化贴标签、下定义，从而成为负面形象的来源。与此同时，社交媒体赋予人们更强的表达意识和传播能力，但其匿名性也使人们倾向于表达比现实中更具攻击性的话语[89]，因而他者表征中“低劣的她者”也难以避免地存在部分夸张表述的嫌疑。
本研究还存在的可能贡献在于拓展了社会表征理论的实证研究，以往的社会表征相关研究中常将“主体-客体-社会背景”作为表征过程的三要素，主体与客体之间往往是分离的，而在本研究中，被表征的客体同时作为表征的主体，这也是争议性表征形成的重要原因。此外，本研究中所关注的川藏线女性搭车旅行，社交媒体中对旅游者形象的认知与建构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旅游地的认识，或者说如何理解旅游者形象与目的地形象的互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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