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学刊》| 张鹏飞等：从脆弱性到韧性：旅游业何以转危为机？

从脆弱性到韧性：旅游业何以转危为机？

张鹏飞¹， 郭伟²， 虞虎³

（1.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100081；2.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河北秦皇岛066004；3.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100101）

0 引言

脆弱性一词源于拉丁文“vulnerare”，最早在地学领域由Timmerman 提出，并用以分析灾害问题[1]。自20世纪末始，脆弱性研究便受到国际相关组织、各国政府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全球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热潮[2-3]。旅游业由于具有综合性、复杂性而衍生诸多脆弱性因素。通常，旅游地暴露于多重扰动与多种情境中，来自旅游地系统内部与外部的复合因素既存在相互作用关系，也会对旅游地系统脆弱性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发展成为旅游突发事件的潜在诱因[4]。从词项逻辑辨析，脆弱性的对立面可以理解为韧性，即在某种程度上，旅游地脆弱性与韧性存在着矛盾关系。虽然两者均可作为表述或刻画旅游地应对不确定性因素的重要属性[5]，但脆弱性更加强调旅游地系统的负担与承受状态，韧性则更加注重表征旅游地系统在遭遇冲击后的恢复发展性能。旅游实践经验告知我们：旅游业受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恐怖主义和政治动荡事件的影响问题早已不是“可能”，而是“何时”“何地”“如何”[6]。特别是经历了新冠疫情对全球旅游业造成严重冲击的现实情境，亟须对旅游业脆弱性与韧性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以及深层次思考。

脆弱性与韧性通常与风险相关，作为可能捕捉到可持续旅游核心内涵的术语，狭窄地判别两者关系无疑是存在问题的。早在1974年，全球旅游业发展受到能源危机冲击时，旅游研究协会（The Travel Research Association）便开始探讨旅行和旅游在灾难和危机时刻的脆弱性[7]。这种积极有益的探索为日后旅游业的危机管理奠定了良好基础，并逐渐被学术研究、决策者群体所认可，陆续出现了亚太旅游协会危机指南、世界旅游组织危机沟通工具箱以及酒店复原力战略和指南等成果[8]。脆弱性与韧性内涵及两者关系也伴随着危机管理认知的加深而不断深化，脆弱性由Timmerman 提出“度”的概念[1]，逐渐转为Gabor 与Griffith 的“可能性”概念、以及George 的“暴露、敏感性与适应性”概念[9]。韧性内涵发展则大致经历了以系统功能保持状态的工程韧性、波动状态下系统延续能力的生态韧性以及文脉情境下系统适应能力的演化韧性等不同阶段[10]。关于脆弱性与韧性的关系认知也更加清晰，特别是Espiner 和Becken 在2014 年提出脆弱性与韧性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矛盾关系，而是一种离散却高度兼顾的系统关系，为分析全球危机变化下的旅游发展提供重要指导[11]。进入21 世纪以来，SARS、亚洲金融危机、5·12 汶川地震、新冠疫情等国内外突发危机事件不断冲击着旅游业，在较大时间和空间尺度内对旅游业的成长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12]。但旅游学界对脆弱性与韧性理论认知尚不系统，存在着短期性、割裂性与静态性等局限。本文在系统梳理脆弱性、韧性基本理论内涵的基础上，着重突出旅游韧性的治理作用。但这并非意味着完全消除旅游业的脆弱性，而是寻求旅游地发展在脆弱性与韧性之间的一种协调状态，在危机导致的非确定性场景下谋划旅游业的恢复性发展路径。

本文目的在于系统廓清旅游脆弱性与韧性的内在关系，刻画非确定性场景中脆弱性、韧性的功能应用及反馈效果，突出韧性理论在旅游危机管理的建设作用。强调在突发性外部环境冲击下“旅游生命共同体”构建的必要性，尝试引起学术共同体对于旅游韧性理论的关注，强化旅游地发展环境的公众认知。于产业发展而言，新冠疫情对全球旅游业的发展造成严重冲击，本文试图引起旅游业管理者及相关主体的关注，更加清晰地认知旅游发展与危机冲击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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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系审视：脆弱性与韧性的属性认知

1.1 旅游脆弱性要义与流变

1.1.1 旅游脆弱性要义

脆弱性是突发事件发生前即存在的条件因素，一般来源于社会、经济、环境等子系统的薄弱环节或薄弱因素，并存在于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的各个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突发事件的性质和强度[13]。事实上，不同领域对脆弱性概念的界定角度与方式存在较多差异[14]。总体而言，自然科学领域认为，脆弱性是系统被灾害等消极因素影响而遭受损坏的程度与可能性，侧重研究单一冲击的多元作用[15]；而社会科学领域则认为，脆弱性是系统承受不利影响的能力，侧重分析其内在影响因素[16]。

伴随着脆弱性理论的广泛使用，自然科学领域与社会科学领域虽然仍旧存在认知差异，但已达成了以下4点基本共识：1）脆弱性客体具有多层次性；2）施加在脆弱性客体的扰动具有多尺度性[14]；3）暴露性、敏感性和系统适应性成为脆弱性的公共维度；4）脆弱性是针对特定情境或事件而言的。在形成基本共识的基础上，旅游脆弱性研究逐步吸收暴露、敏感性等共有因素，出现了旅游地脆弱性、旅游经济脆弱性等概念。如Turner 提出，旅游地脆弱性是目的地可能因意外暴露于风险而遭受伤害的程度[17]。苏飞提出，旅游城市经济脆弱性是指旅游城市经济系统受到自身特征制约，对系统内外各种扰动因素的敏感性，以及缺乏应对能力而使系统结构和功能容易受损的一种内在属性[18]。

1.1.2 旅游脆弱性流变

脆弱性起源于20 世纪20 年代西方地理学家对极端灾害事件（自然灾害）的研究[19]，最早由法国学者Albinet与Margat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20]。20世纪80年代，Timmerman将其引入地学领域，提出“脆弱性是系统产生不良反应从而发生危险事件的程度，不良反应程度和性质决定于该系统恢复力”[1]。自1990年以来，人类对环境变化的适应逐步成为人类学的焦点。Watts 与Bohle 提出早期的脆弱性概念主要用于饥饿、食品安全、灾害、局部环境变化等方面的研究[21]，由此，脆弱性的基本形式拓展到人、环境资源、时间与空间，实现“对生态、社会或经济系统的调整”的研究转向[19]。Briguglio 在1992 年较早地将脆弱性概念融入经济学领域，经济脆弱性得以探索性发展[9]。20 世纪90 年代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首次正式提出“经济脆弱性”内涵，将其界定为经济发展承受不利事件带来损坏的能力[9]。伴随全球发展环境的变化，“脆弱性”内涵已经逐步拓展到全球、国家、区域、城市、社区与家庭等不同尺度，研究对象涉及人群、动植物群落、特定区域、市场与产业等有形与无形的客体，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可回避的重要主题[14]。

旅游业作为敏感性行业，易受到自然灾害、经济危机、社会骚动、公共事件等外部因素的冲击，极端事件甚至威胁到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8]。目前，旅游脆弱性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恐怖袭击、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经济冲击影响等方面[22]。国内研究较早的是王仲明，他在1989 年提出，旅游经济脆弱性受到来自旅游业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的因素影响，同时也受到旅游业外部环境的冲击作用，这是由旅游业综合性及其发展效益实现的客观复杂性所决定的[23]。梁增贤在基本继承王仲明观点的基础上，强调旅游经济脆弱性是由经济系统的暴露-敏感性-应对能力相互制衡所体现的一种属性[24]。魏小安、张凌云等同样对旅游经济脆弱性给予了关注，并探讨了敏感性与脆弱性内涵、旅游业经济周期波动等相关问题[25-26]。为剖析认知差异下旅游脆弱性的真实，学者们尝试应用量化模型探索旅游脆弱性的本源[17-18，22，24，27]。通过纳入当代系统方法的见解，包括混沌复杂性理论、可持续性科学与韧性思维，使得旅游脆弱性探讨与可持续发展在动态耦合的人地系统中保持广泛的认同与思辨[28]。

1.2 旅游韧性要义与适用情境

1.2.1 旅游韧性要义

韧性（resilience）源自拉丁文“resillo”，代表“回弹”之意，用以表示系统对于扰动的应对能力以及从故障状态恢复到惯常状态的速度与程度[5]。19 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韧性内涵在机械工程学领域得以广泛应用，通常用来刻画金属在外力驱动下恢复原状的能力[10]。1973 年，加拿大生态学家Holling 将韧性概念与生态学结合研究，提出韧性决定了系统内关系的持久性，是评价这些系统吸收状态变量、驱动变量和参数变化仍然具备的能力[29]。其中包含着层次结构、混沌性与适应性循环的韧性理论，较好地诠释了系统稳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30]。自20 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韧性概念广泛应用于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研究。2000 年，Adger 将韧性引入社会学领域[31]，韧性理念进一步发展成为社会-生态韧性（social-ecological resilience），强调社会韧性的适应发展能力，并逐渐在管理学、经济学等跨学科领域得以广泛应用[5]。

目前，旅游韧性研究主要集中面对气候加剧变化、生物多样性损失、自然资源损耗严重情境下生态系统受损后的恢复，同时关注危机事件下旅游组织、旅游业及旅游系统受到的冲击、反应与恢复状态[12]。在借鉴城市韧性与经济韧性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旅游经济韧性是旅游业在面临外界环境强烈变化时，内部结构要素重组以达到自组织、适应压力状态，将旅游经济风险降至最低并能在特定阶段内修复正常的能力（图1）。

图1 目的地旅游经济韧性演化表现形式
Fig.1 Evolution of resilience of destination tourism economy

1.2.2 旅游韧性适用情境

韧性的适用情境通常发生在外部环境强烈变化时。这种变化可以是突发性的，抑或可以是渐进的与累积的。旅游地系统可能因触发事件而脱离稳定状态，系统中的个人、组织和社区必须应对要素的增量及变化，具备适应、响应与演变的能力[32]。目的地区域是旅游地系统各要素的空间聚合，旅游系统在不同粒度、广度的空间尺度中依托目的地存在着不同强度的空间联系以及“景区-景区群落-旅游域-旅游圈”的嵌套式分层体系。同样，目的地区域韧性也应是多尺度、不同变化速率和恢复能力组成的一种扰沌状态[12]。

旅游韧性的过程视图可以从两个视角探讨。首先，韧性伴随着旅游地生命周期中的不同元素逐渐发展，可以创建一个持续性、周期性的过程，以通过持续的监控过程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其次，以动态分阶段的方式深层次解构旅游地韧性变动特征，韧性通过将旅游地资源与组织联系起来以恢复目的地发展效率并支持其进一步发展。“感知-获取-转化”步骤便可以有效地刻画旅游地系统面对外部环境冲击的反应状态，并激活旅游地系统动态演变与组织资源的内在条件[33]。

1.3 旅游脆弱性与韧性的矛盾关系

矛盾观提出，事物内部存在本质对立与差别，旧的矛盾统一体必然会发生破裂，从而使矛盾对立面向反面转化，这就是新事物的产生与旧事物的灭亡[34]。看待旅游脆弱性与韧性的关系不能简单以“否定性”认知，事实上，目的地可持续性框架（destination sustainability framework，DSF）与可持续性科学要求旅游地系统兼顾脆弱性与韧性，使两者保持和谐的矛盾关系，表现为旅游地系统在面临外部环境强烈变化时所表现的受损状态与尽量保持系统稳定及恢复性发展的差异形态[35]。这种和谐的矛盾关系可以借鉴词项逻辑性质命题来表述，包括全称肯定命题、全称否定命题、特称肯定命题以及特称否定命题[36]。“和谐”与“矛盾”作为两种辩证思维的基本范式，均反映事物内部存在的两个对立方面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的辩证统一关系[34]。根据脆弱性与韧性的词素要义以及适用情境，从广义层面可将其核心内涵剖解为受损、适应及应对3种状态，共同存在并作用于旅游地系统。从韧性视角而言，面对外部环境冲击的应对与适应能力为重点属性，同时也在广义层面上包含系统受损状态。从脆弱性视角而言，更加强调对外部环境冲击的承载与抵抗能力，同时也在广义层面上包含应对和适应属性。两者在系统功能上的倾向性形成了以“权变管理”为主导的韧性治理模式和以“控制管理”为主导的脆弱性治理模式[35]，匹配在不同演化阶段的旅游地系统中（图2）。

图2 旅游脆弱性与韧性的矛盾逻辑关系
Fig.2 The contradictory log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2 场景表现：脆弱性与韧性的应用与反馈

2.1 非确定性场景中脆弱性与韧性应用

非确定性场景具有复杂的二元甚至多元结构[35]，脆弱性与韧性以预案、规则、程序等手段，缩小预期方案与外部环境冲击的“情境差距”，以期强化脆弱性与韧性的场景化应用能力。

2.1.1 非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场景

非确定性是灾害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概念，Knight 在《风险、利润和不确定性》中将不确定性分为可度量的不确定性与不可度量的不确定性，使用“风险”代指前者，而“非确定性”通常指后者[37]。旅游业，特别是国际旅游业被认为是容易受到非确定性场景影响的产业，如政治不稳定、经济危机、环境与气候恶化等诸多因素[8，38]。

非确定性场景通常发生在灾害、危机等特殊时刻，作为旅游发展重要的流动性主体，民众由于对非确定性场景的未知而产生恐慌行为[37]。在2003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将危机阐述为：使旅行者对一个目的地丧失信心并扰乱正常经营的突发性事件，这类事件可能以多元的形式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7]。事实上，危机与灾难并不相同，后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通常更加长远。从旅游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全球旅游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各种形式的环境冲击，如国际金融危机、地缘冲突、贸易摩擦、流行性疾病、自然灾害等非确定性场景均冲击着旅游业的健康发展[39]。

2.1.2 脆弱性在非确定性场景中的应用

脆弱性在非确定性场景中的应用更多地发挥其敏感性，辅之以韧性的恢复发展性能，识别、描述和理解在各个层面增加或减少旅游脆弱性的驱动力，避免出现“高敏感性，低应对型”的畸形发展模式，减少外部环境冲击对系统造成的中长期功能障碍。具体而言，脆弱性在实践与公共政策方面的应用表现为推动风险转移、预测损失及影响[13]。通过“感知-捕捉-转化”模式识别人为因素、环境因素、设施因素以及管理因素的潜在风险[4]，旨在降低外部环境冲击造成的系统危害，使系统拥有较为充足的时间完成风险的时间与空间转移。预测损失及其影响则主要以系统脆弱性承受损失状况来衡量，涉及冲击类型、影响时间、经济基础以及受损规模等指标[40]，将风险暴露与基于物理和社会指标的非静态模型相结合，评估为旅游发展指数或灾害风险指数，为制定旅游减灾与风险应急方案提供依据。

2.1.3 韧性在非确定性场景中的应用

韧性功能主要表现为各地区面对外部环境冲击时的差异性与滞后性[12]，其中包括适用性循环模型中的开发、保护、释放与更新阶段，需要避免模型中可能出现的贫困陷阱、僵化陷阱、锁定陷阱以及赌博陷阱[41]。伴随灾害管理生命周期中不同元素的逐步拓展，旅游地激活韧性系统应急管理程序，从而创建一个新的持续性周期，并通过系统监控为下一次外部环境冲击积累经验，识别出系统内外部的关键性因素，避免旅游韧性建设走向深度不确定的“黑洞”[37]。由于受到多主体扰动，韧性理念要求旅游业发展不断调整、改善系统结构，提高系统缓冲、记忆以及学习能力[10]，解决诸如复杂自组织系统抗压行为、自然-社会系统多重作用力及其相互关系不明晰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旅游业中的韧性应用是以人类社会为中心的，其目的在于满足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单方面强调经济韧性建设是难以长久的，应站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层面来看待旅游韧性问题[5]，将旅游业韧性建设置于人类环境系统中，降低残余风险出现的概率。

2.2 脆弱性与韧性的应用反馈效果

脆弱性与韧性在旅游系统内部始终发挥着隐形的监测、调节作用，面对常态化场景与非常态化场景，脆弱性是规避性、被动性的抵御，注重常态化场景的系统监测、信息捕捉以及问题诊断[42]，而韧性属于主动性的应对、消化危机以及恢复性发展[43]。两者虽在功能属性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性，但均作用于旅游地复合系统，以契合的抑或是非匹配的措施，呈现出积极的、消极的反馈效果（图3）。

图3 实践场景下脆弱性与韧性的反馈效果
Fig.3 Feedback effects of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in practical scene

2.2.1 积极反馈：恢复性健康发展与避免病态陷阱

从目标导向而言，无论是脆弱性治理，抑或是韧性治理，其原始驱动力在于趋利避害，即规避外界不确定性风险，寻求符合系统发展的有利路径。积极反馈是对脆弱性与韧性治理效果的正面反映，证实旅游系统在防御/承受、适应/恢复、学习/再造等过程中可以保持较为正常的发展状态[44]。在常态化场景下，旅游系统的日常监测、信号感知与捕捉、问题诊断以及状态分析极为关键，有效的治理体系在于将可分解的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并进行学习性的经验积累。当突发性冲击事件出现时，则需要及时激活应急系统，识别关键性事件节点，调节旅游发展节奏、状态与结构，以期实现恢复性健康发展。

恢复性健康发展是证实旅游系统韧性强弱的有效标准，但韧性治理所追求的目标绝不局限于单个冲击或危害，而是希望通过积累韧性治理经验，使得旅游系统在下一次外部环境冲击中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转[43]。避免病态陷阱既是对这种韧性性能的要求，同时也符合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宗旨。从适应性循环模型而言，旅游系统所要规避的包括贫困陷阱、僵化陷阱、锁定陷阱以及赌博陷阱[41]。这些病态陷阱出现在旅游地发展的不同阶段，主要表现为资源过度利用、路径僵化乏力、经济社会支撑不足等问题，并且进一步导致旅游系统韧性性能下降，影响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事实上，旅游地发展所经历的开发、保护、释放与更新阶段，都是对韧性适应性的考验。

2.2.2 消极反馈：强冲击力与无效调节的低迷发展

强韧性的旅游系统需要所有要素尽可能地为其可能面临的诸多风险做好准备，包括突发性的自然灾害事件和蔓延性影响带来的风险[45]。但由于旅游系统脆弱性与韧性所包含的经济、社会、生态等要素极为复杂，加之全球经济衰退、政治不稳定、恐怖袭击等非确定性形势，脆弱性与韧性治理很可能因方案不匹配导致措施失效，造成方案不匹配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为极强的外部环境冲击力超过旅游系统承受的最大阈值，其二为信息感知与捕捉、关键性节点问题诊断等过程性失误。

韧性可以看成是“盾”“减震器”“海绵”，能够承受的压力远大于能够应对的最小值[46]。需要注意的是，韧性与脆弱性都存在最大承载阈值，一旦外部环境冲击超过该阈值，则极有可能导致旅游发展难以恢复，甚至使旅游业走向衰亡。正如陈利所证实，外部环境冲击力超过韧性最大阈值，总体韧性指数＜0，系统韧性承受力不断下降，难以应对威胁冲击[44]。同时，韧性并非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的科学规律，而是一个差异性的个体经验[46]，即最大阈值是根据系统主体性状况而决定的，涉及发展基础、演化阶段、建设力量等诸多方面，并伴随旅游系统的不断成长与扩张而有所变化。

企业、目的地、社区等诸多利益相关者均是脆弱性与韧性治理所需要考虑的，韧性通常运用更加具备包容性、冗余度、感知力和应变力的治理手段，通过事前预警规避、事中响应调节、事后恢复与学习积累来提升风险治理水平[42]。所涉及的主体、领域、要素极为复杂，及时准确地识别风险信息，并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调整应急方案是十分困难的。任一环节的“指令-控制”出现偏差，均可能导致关键性节点问题判断失误，致使治理方案无效，脆弱性与韧性治理呈现出消极的反馈效果。

3 矛盾应对：非确定性环境下的多主体调节

面对突发性事件引起的非确定性环境，政府、技术、企业、社区以及游客等旅游地系统主体或要素发挥着参与决策或调节性作用，激发旅游业在新形势下的涟漪效应。在不同发展阶段中表现为差异化的整体区域协作与单方主体操控，并在经济社会综合格局中展现出周期性的动态演化轨迹（图4）。

图4 非确定环境下的多主体调节与周期演化
Fig.4 Multi subjects'regulation and periodic evolution in uncertain environments

3.1 政府主导的宏观调控作用

公共决策者可能与社会科学没有直接的密切关系，因为政策决策来源于政府，而非来自实证、经验与研究模型，不同政策决定者以自身价值判断以及政治利益关系理解与运用理论知识[47]。但不能否定的是，全球旅游业经历的数次危机的摆脱均离不开政府力量的支持。政府在金融、税收、土地等诸多领域给予优惠，使得旅游业得以有一定程度上的缓冲期，进而通过战略调整、产品转型等措施强化系统韧性，减少因外部环境冲击造成的持续性损失，谋划新的发展路径以应对外部环境的新形势、新需求与新业态。韧性作为表述或刻画事物应对不确定性因素的重要属性[5]，受到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在疫情常态化发展阶段，各国政府稳步推进旅游业复产复工计划。如新西兰宣布重新开放边界“五步计划”、泰国重启入境免隔离措施等[4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情下，政府更是推动旅游业恢复性发展的主导力量，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颁发了《关于暂退部分旅游服务质量保障金支持旅行社应对经营困难的通知》《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49]等文件，合理的政府干预措施为旅游业恢复性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50]。

3.2 技术变革引发的形势变化

数字化、融合化、智慧化、虚拟化、精准化和高效化已发展成为旅游业的主引擎和新动能，表现为科技赋能下旅游资源整合、旅游业态创新、旅游服务提质、旅游体验延伸、旅游营销变革、旅游治理增效等模式[51]。现阶段，旅游业从1.0阶段发展为以科技为依托的2.0 阶段，虚拟现实、人机交互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传统旅游的局限[52]，为旅游业带来全新的旅游产品与设施设备，旅游者的消费形式也从传统的景点观光转向全新的场景体验[52]。在技术发展驱动下的目的地沉浸（immersion）、体验共创（co-creation）、顾客参与（customer engagement）等成为新时代关键词[53]。科技创新虽然为旅游者提供较好的人本关怀效果，但它的效用同样存在辩证关系。首先，信息技术推动了传统旅游体验的分极化表现，如旅游者在互动与独处、趋同与个性、普惠与特质等具有相对效果的体验价值诉求上[54]，信息技术都发挥了辅助塑造与强化个性化作用。其次，技术引导着旅游群体在特定场所集聚，体验信息以特定方式交换，这种互动形式完全围绕信息组成，产生了集中化与边缘化并存的现象，进而造成了旅游空间与网络空间难以区分的渗入或侵入的动态矛盾[54]。

3.3 企业适应的社会责任担当

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生产单元，无论是大型企业，抑或是小型企业，均面临着“新常态”的经营环境[55]。中小型旅游企业是活跃在地方旅游发展的主力军[56]，这些企业的特征是非正式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财力资源不足以及规模较小且组织结构简单，面对外部环境冲击时它们可以迅速地做出决定并适应变化[57]。但同时，旅游企业业绩下滑使员工对职业前景持负面消极态度，主动离职的意愿上升[58]。在这种具有较强的非确定性环境下更需要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并通过社会责任促进经济发展、文化塑造、环境保护以及生产生活服务[59]。从企业长期发展来看，承担社会责任并非企业运营发展的负担性任务，而是维持企业人力资源稳定、改善企业市场形象以及保证企业战略持续开展的有效策略。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马德里酒店业影响的研究证明，增加营销和促销以吸引更多客人的酒店比那些专注于削减成本措施的酒店表现更好[60]。同时，在突发性外部环境冲击中，员工对企业抗击危机行动的看法更加清晰。员工越有勇气与信心，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信任度就越高，这有利于在特殊情境下增强员工的自我效能感[59]。

3.4 社区组织的网络凝练作用

社区韧性是“社区成员存在、开发和参与社区资源，以便在流动性、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与刺激性的环境中茁壮成长的”[61]。这种社区韧性通常被理解为社会系统协同以实现社区目标的能力。事实上，社区组织在非确定环境中的应对表现可以从两条思路来归纳。其中一条为社会生态系统思路，注重处理跨越嵌套级别的社会生态系统中的适应性关系与学习能力，关注不可预测性的干扰事件、系统记忆以及伴生的窗口机会。另外一条为发展和心理健康学思路，强调识别和发展社区优势，充分发挥机构与自组织的作用，关注人与地方的联系、价值观与信仰、社交网络以及领导力与心理预期[62]。为了当地社区的综合利益，需要建立一个以社区为中心的旅游框架，以负责任的方式重新设置、重新描述和重新熟悉旅游业[63]，使其具有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建筑资本、自然资本和经济资本资源的平衡组合[64]。在非确定性环境中，社区组织通过公平的、有力的网络凝练作用获得缓冲空间以应对外部环境冲击，同时这些缓冲空间也可以缓解“急性冲击”的压力[49]，推进与更多的当地资源、基础设施进行支撑性合作，并改变劳动力的构成[65]。

3.5 游客群体的需求行为特征

面临非确定性危机环境，紧张的旅游消费者不希望冒险离开所在的舒适区，直到他们确信危险已经过去[65]。原有旅游决策行为增添了危机环境的内在要素，人们的出游意愿、出游动机以及出游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新冠疫情的全球传播对人们的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增加了焦虑、恐惧、精神压力与失眠状态[66]。威胁的严重性与易感性会导致“旅行恐惧”，可以理解的行为是避免人的接触，并进而导致了危机后的保护动机与保护性旅游行为。由“旅行恐惧”直接导致的结果是游客规模下降、出游意愿降低以及出游空间范围缩小，并进一步导致游览类型与消费模式的变化[67]（图5）。

图5 非确定环境下的旅游者行为影响过程
Fig.5 The influence process of tourist behavior in uncertain environment

为了减轻外部环境的冲击，旅游目的地和企业需要更好地了解大众在危机后的出游心理，而不是简单地预测旅游需求[68]。佛罗里达大学旅游危机管理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在危机最终恢复正常后的初期阶段，大多数能够并选择旅游的民众可能在离家近的地方尝试出行[65]。在这一阶段，游客的空间行为整体表现为收缩状态，游览对象由建筑景观转为自然景观，生态旅游、与家人出行以及当地旅游成为游客的首选[69]。旅游地通过提供和传播有关目的地安全的准确信息，减轻游客和社区居民的感知风险，并通过公众关注的有效政策保持两者间的情感联结。当旅游经营者和游客追求虚拟旅游以适应社交（身体）距离成为新常态时，“旅行恐惧”心理得到一定程度的消除，并客观上满足了部分民众的实际需求。这种转变以科技手段为依托，并刺激游客产生新的需求与行为特征，要求在非确定性环境下以“可持续”的方式重新定位全球旅游业，并关注包容性的旅游发展[63]。

4 实现路径：“三我理论”下的韧性治理

危机可能是变革的触发因素，但迄今为止，没有一场危机是旅游业的重大转型事件[70]。在危机导致的非确定性环境中，持续的去全球化进程为旅游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通过撇开近年来旅游发展的“阴暗面”（如环境剥夺、经济滥用等）来重新思考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63]。关于旅游韧性理论研究，旅游学者们将研究视角调整到高质量发展、空间效应、结构韧性等方面，着重关注旅游韧性与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旅游业的恢复性发展等议题，并探索性地从政府政策、数字经济、区域合作、要素重组等维度提出旅游韧性的重点响应措施。尽管旅游学者们已经强调了韧性建设过程中的跨区域、多主体的合作作用，但总体而言，重点响应措施表现得较为分散，系统性整合旅游资源要素、针对性建设力量不足[70]。旅游合作联盟、旅游帮扶组织等平台流于形式，未能切实地发挥连通互助、优势互补的理想效果，缺乏危机引致的非确定性场景下同命共运的高度统一意识。

故而本文立足于旅游利益相关者（游客、经营者、目的地组织、政策制定者、当地社区、员工等）维度，借鉴“旅游共同体”“临时共同体”概念[71-72]，提出构建“旅游生命共同体”，着重突出非确定性场景下旅游生命共同体的紧密性、连通性、衍生性与伴生性价值。基于危机引发的强不确定性场景以及“旅游生命共同体”内涵，参考“三我理论”①在图书馆[73]、会计失真[74]以及思政教育[75]等领域研究成果，适当借鉴并拓展Uriely[76]、Tussyadiah[77]的理论研究，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三我理论”在旅游者行为中的应用拓展到旅游产业中，从心理韧性建设、区域韧性机制以及幸福支撑产业维度提出“三我理论”下的韧性治理路径，思考旅游生命共同体的韧性治理问题（图6）。

图6 基于“三我理论”的旅游生命共同体韧性治理系统
Fig.6 Resilience governance system of tourism life community based on“Id-Ego-Superego”theory

4.1 本我层面：强化旅游生命共同体的心理韧性建设

现代社会遭遇的“不确定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系统本质上都不是“安全无忧”的主体[35]。由诸多主体构建的“旅游生命共同体”具有复杂性、非线性与多均衡性，伴随而来的是系统脆弱性，全球气候变暖、多样性减少、生态环境污染、战争与恐怖袭击等均会影响系统脆弱性，进而导致旅游生命共同体抗压与适应性能下降。从狭义的属性定义来看，脆弱性增强则意味着韧性减弱。在认知两种属性基本关系的前提下，本我层面更多地应加强心理韧性建设[78]，即涉及游客、经营者、目的地组织、政策制定者、当地社区、员工等诸多利益相关者要坚信旅游业是一个永久朝阳的产业，短暂的危机无法阻挡旅游业的长期发展[79]。所涉及的韧性演化阶段主要为规避预警与学习积累，降低、缓解和准备应对风险，从系统内部调整风险认知范式与价值判断思维[13]。

从旅游者层面而言，人们对出游风险感知的个体差异，造成了旅游者出游行为的差异性。缺乏有效的预防方案和医疗服务会导致游客对旅游的无助感与长期焦虑，这要求旅游企业尽可能地采取严格的卫生措施保证游客的旅游环境，包括酒店、公共交通工具、旅游景区等诸多场所[80]，尽量提供无接触式的旅游服务[70]。引导公众在危机期间避免进行恐慌性与过度消费行为，提供准确及时的目的地安全信息，调整传统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70]。从员工层面而言，强调员工福祉是强化其心理韧性的核心支脉，增强健康和安全的人力资源实践（如安全的工作环境、灵活的工作安排和应急响应方案）和积极的心理（如沟通、合作、员工福利和劳动力调整）[60]，可以通过健康保险、减少工作时间、改变轮岗制度以及内外部培训等方式发挥积极的心理建设作用。从社会层面而言，恐慌心理的空间涟漪、地方根植性的信任程度都影响着危机过程中与危机后旅游地系统复苏的演化情况[12]。这需要全社会共享和提供更多资源，包括物理空间、外部通信、数字资产以及资源利用与服务能力，通过新媒体与短视频等营销平台营造健康稳定的社会氛围。

4.2 自我层面：突出区域旅游韧性机制的调节作用

“在危机中育新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场全球范围和长期持续的危机提供了广泛的研究空间与实践场景[12]。自我层面所涉及的韧性演化阶段主要为响应调节与恢复发展，是脆弱性与韧性在旅游实践过程中的博弈与现实表征。韧性通过识别自身优势、建立高效组织、筛选领导企业、吸引参与主体、树立鲜明形象以及优化信息沟通渠道等措施来响应剧烈变动的外部环境[81]。根据危机制衡原则与现实发展情境，旅游韧性治理强调合理地协调生命健康、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非一味地追求旅游经济增长[82]。

“旅游生命共同体”应科学地认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从旅游业的发展情况来看，以短程旅游为代表的国内旅游将率先恢复，出境旅游恢复尚需要较长周期，且其恢复与我国外汇收入密切相关[83]；入境旅游的修复可能需要更长的周期。同时，度假旅游、自然康养旅游将会受到刺激性发展，都市旅游消费愈加积极，临近城市的乡村旅游将会得到发展；自然地理尺度较大的区域和风险感知较低的地区，旅游恢复相对较快[83]；团队旅游特别是长线团队旅游修复尚需一定周期，散客特别以自驾为主的家庭出游方式将会有显著恢复，远程的旅游包车、旅游专列恢复将比较缓慢[79]。

“旅游生命共同体”应进行战略调整、资源重组，对旅游产品进行市场再定位。积极利用政府补贴政策与科技手段支持，规避资源依赖陷阱，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大力发展数字旅游，以视觉场景方式吸引旅游者在线旅游，保证旅游企业在危机阶段平稳过渡[39]。旅游业作为产业链发展后端，在全面复产复工过程中的重启步伐可能存在滞后效应，需要用动态思维判断流动性、居民消费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16]，寻找合适的旅游发展契机。对处于特殊阶段的“旅游生命共同体”，应关注在公共事件全过程的应急反应机制，搭建多个社会生态变化下的模拟时间框架[28]。对比国内外旅游业受损及恢复状态，重点剖析应急措施、韧性方案的使用状况，学习并积累经验，为应对未来危机事件提供借鉴方案。

4.3 超我层面：谋划旅游发展为人类幸福的支撑产业

幸福是古希腊哲学中的重要主题，其概念源自苏格拉底的阐释，即幸福指人应该如何生活[84]。从追求身体快乐的昔兰尼学派到追求自我完善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些幸福论对幸福及其内涵给出了相互交错但又有所差异的阐释[84]。幸福或主观幸福感可以从生活满意度与情感情绪领域认知，生活满意度被视为个人对各种生活领域（经济、健康状况、休闲和度假）满意度的综合指数[85]。情绪则通常被定义为对目标、动机或体验的评估所产生的短暂主观感受，需要及时关注并采取响应行动[86]。

旅游作为经济-社会复杂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兼顾脆弱性与韧性，其生存与发展总是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82]，但旅游业作为幸福产业的地位始终未发生改变。旅游业作为“五大幸福产业”之首，对改善民众生活幸福感极为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改善民众生活幸福感已经成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愿景与担当[87]。旅游幸福感是一种复杂的心理体验状态，这些心理体验涉及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经过内省所获得的积极情感、关系改善等主体满足体验，也涉及能力施展、道德实践等主体实现体验[84]。在旅游环境中，旅游者作为韧性建设的隐性主体，以出行、消费与体验的形式为旅游发展带来活力，从原有舒适区进入新的环境，在其中投入时间、精力、金钱等，以实现旅游者设定的积极与放松体验[86]。

从身体修复角度而言，健康是个体幸福的主要影响因素。民众可以通过旅行充分放松身心，能够尽快恢复在工作中被耗散的体力和精力，从而避免因过度劳累而产生健康隐患[87]。从心理修复角度而言，旅游可以使民众开拓视野、宽广心胸，从而祛除平日工作的倦怠与日常生活的审美疲劳[87]。现实世界的冷淡与复杂使民众日益向往亲密性的情感交流与社会认同，旅游活动为其设计了包容性极强的公共空间，并促发了基于网络分享共生的生活方式[54]，丰富了社会上“单向度的人”“去人格化的人”以及“异化的人”的生命价值[87]。伴随时间的推移，旅游者幸福感在不同的旅行阶段会产生淡化效应，即旅游对幸福的积极影响会伴随体验活动结束而减弱[85]。这需要人们利用知识认知来评估触发非幸福感的刺激，并使用上调（增加积极情绪）或下调（减少消极情绪）的策略维持幸福感[86]。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从危机管理中脆弱性与韧性的核心概念出发，着重辨析两者的属性关系、场景应用与反馈效果，剖析非确定性环境中政府、技术与企业等诸多主体的调节作用，基于旅游利益相关者维度构建旅游生命共同体，厘清“三我理论”下旅游生命共同体的韧性治理系统，并提出韧性治理路径，主要有以下3个结论。

第一，脆弱性与韧性是旅游发展过程中应对危机以及恢复性发展的重要属性，两者存在离散而又高度兼顾的系统关系。从广义层面而言，脆弱性、韧性内涵可剖解为受损、适应及应对3种状态，脆弱性强调系统监测、信息捕捉及被动性接受，韧性则注重系统主动调节与适应。在具有复杂的二元甚至多元结构的非确定性场景中，两者均作用于旅游地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在功能属性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性，并以契合的抑或是非匹配的措施呈现出积极的、消极的反馈效果。

第二，在脆弱性与韧性调节、冲撞与改造的非确定性环境中，政府、技术、企业、社区以及游客等旅游地系统主体或要素发挥着参与决策或调节性作用。在不同发展阶段、特定场景中表现为差异化的整体区域协作与单方主体操控，其目的均在于使旅游地系统恢复稳定发展状态，实现旅游系统的再平衡，共同调节着旅游地复合系统的运行状态，激发旅游业在新形势下的“涟漪效应”。在历经数次事件冲击后，旅游目的地逐渐培育出较为灵敏的应对系统，并在经济社会综合格局中展现出周期性的动态演化轨迹。

第三，强不确定性情境下亟须高度统一同命共运的思维意识，本文立足于旅游利益相关者（游客、经营者、目的地组织、政策制定者、当地社区、员工等）维度，提出构建“旅游生命共同体”，集体承担、转化以及分解危机，共同发挥韧性的治理作用。基于危机引发的强不确定性场景以及“旅游生命共同体”，适当借鉴并拓展Uriely[76]、Tussyadiah[77]的理论研究，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三我理论”在旅游者行为中的应用拓展到旅游产业中，从心理韧性建设、区域韧性机制以及幸福支撑产业维度提出“三我理论”下的韧性治理路径。

5.2 建议

1）政府引导：塑造激励相容的引导机制，保持政策工具均衡

合理监督和激励地方政府管理者的地方管理行为，引导地方政府管理者敢于担当，在遵守市场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积极鼓励旅游业发展以激活旅游市场活力。同时，在推动旅游业复产复工过程中，精准实施税收、金融、基础设施等优惠政策，避免“一刀切”状况。及时将中央、地方政府给予旅游业的优惠政策传达给旅游企业，合理听取并采纳旅游企业、员工等诸多利益相关者的看法，避免政策被歪曲理解或偏差执行。

2）技术变革：营造沉浸式旅游场景，培育游客线上消费习惯

以虚拟现实、人机交互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沉浸式旅游产品，抓住游客体验、娱乐、放松的旅游心理，营造吸引力强、体验性强与趣味性强的旅游场景。借助区域科技资源优势，推动“旅游+科技”的深度融合发展。以低门槛的技术流程投放旅游市场，注重全网络营销推广作用，通过新媒体、短视频等营销平台积极宣传线上旅游产品，逐步培育民众线上旅游的消费习惯，满足游客因流动性限制而无法出行的旅游心理。

3）企业调整：认知旅游恢复性发展格局，实现盈亏形势转换

将发展战略、核心产品逐步转向国内旅游市场，认清自然生态、康养休闲对旅游者的市场价值。抓住政府给予的税收、金融等方面优惠政策机遇，注重旅游市场营销工作，特别是考虑中高风险目的地对旅游恢复发展的负面影响，着重降低旅游者感知风险。实施清晰的恢复发展目标，短期内以游客数量恢复为主要目标，实现旅游企业盈亏形势的转化。之后逐渐调整到旅游结构恢复、旅游体验恢复与网络舆情恢复[88]。

4）社区治理：培育旅游社区集体行动力，维系资源网络稳定

从微观层面为居民提供参与、建设旅游发展的局域空间，建议在“外引内育”的发展格局中，拓展社区集体与旅游企业、政府管理者的协商沟通渠道，为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建言献策。提高集体协作与领导能力，营造社区共同意识，灵活适应各种危机引致的非确定性环境，保证居民基本的生活质量，避免社区旅游型员工大规模流失。维系旅游基础资源、匹配设施与合作关系的稳定性，建设良好的社区文化生态环境，维护旅游目的地的传播形象。

5）游客参与：释放旅游动机与市场活力，消除负面感知要素

客观清晰地认知外部环境冲击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合理地适当释放出游动机与欲望。在遵守国家、地方政府政策的基础上，优选风险感知较低的目的地开展旅游活动，避免参与大规模人群集聚区，尽量选择错峰出游、小规模出游的旅行方式。同时，坚信国家宏观调控下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保证，合理地开展日常消费活动，充分调动生活的积极情绪，合理看待中高风险型旅游目的地，消除旅游负面感知要素。

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平台公共图片库

文章发表于《旅游学刊》2024年第12期，脚注、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 || 宋志伟

责任校对 || 刘 鲁

技术编辑 || 梁琼妹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硕士研究生

封面图片 || 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平台公共图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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