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历程和政策引领视角下中国大运河研究演进脉络与特征
汪德根1,2， 王旭2， 陆林3， 汤恒亮2
（1.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江苏 苏州 215006； 2.苏州大学建筑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3.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中国大运河是新时代宣传国家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窗口，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对明晰中国大运河的研究特色、构建新时代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献梳理，借助CiteSpace 知识图谱，剖析了中国大运河在申遗前期（1992—2005年）、申遗时期（2006—2014 年）和后申遗时期（2015—2023 年）3 个阶段的研究演进脉络；同时，依据新时代中国大运河发展的政策指引，分析7 大主要领域的研究特征，并进一步剖析中国大运河研究的尺度特征与方法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大运河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适应性与政策导向性，文献发文量与关注热度随着政策发展与申遗工作推进呈持续增长态势；2）中国大运河研究顺应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政策导向，形成以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为基石、生态环境修复与河道治理提升为保障、文旅融合和城乡区域协调为抓手、文化带和文化公园为载体的7 大领域齐头并进的研究特征；3）中国大运河“三阶段七领域”在行政尺度与流域尺度上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尺度差异性；4）中国大运河研究方法总体上以定性分析为主，但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在“三阶段七领域”上呈现明显差异性。最后，从立足国家战略和中国情境的学理探索、理论方法集成与范式创新、统筹协调合作联动机制、遗产话语体系确立与国家形象传播等4个方面展望中国大运河未来研究。
0 引言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四五”时期，党中央立足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伟大愿景，积极助推以历史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性发展与系统性保护工程。中国大运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和历史文明的具体见证，是兼具国家代表性、文化主导性与公众参与性的世界文化遗产[1]，其遗产类型涵盖物质、精神和制度等3种形式[2]，功能连通文化、经济、政治和生态等多重维度，是新时代宣传国家形象、彰显中华文明、弘扬国家自信的重要窗口。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十四五”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大运河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上升为新时期战略性的文化工程，被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与城乡历史文化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在此背景下，国家和地方陆续出台各类大运河保护措施，对大运河文化遗产在生态、文化、经济等诸多领域的传承应用开展了专项设计，其文化遗产管理与实践逐渐呈现出区域化、整体化、系统化的趋势[3]。
长期以来，立足于中国的申遗战略、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需求，国内学者完成了丰富的中国大运河研究成果，其学术演进脉络与申遗历程和政策发展规律高度契合，研究热点与决策方向和社会需求紧密联系，彰显出鲜明的时代适应性和政策导向性特征。目前，一些学者对大运河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归纳总结特定时间段内大运河研究的对象范围、理论方法与知识体系[4-5]，并进一步针对遗产廊道、水环境、遗产旅游、数字化展示等传承保护的具体议题，阐述了大运河遗产在流域治理、文旅开发、活态展示等具体应用层面的理论创新、技术范式与实践贡献[6-10]。但已有的研究对中国大运河文献的归纳囿于历史地理、学科体系、遗产理论和开发体系等单一视角，且样本量局限于2006年申遗工作开展之后，缺少从历时性的长线研究脉络与共时性的全面研究领域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的归纳解读。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大运河研究的时代适应性和政策导向性两大特征，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首次发布的1992 年作为研究起点，在中国知网搜索选取1992—2023年8月核心期刊762篇文献作为研究基础。研究以申遗历程为纵向的时间轴，文化传承与保护政策领域为横向的领域维，以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双重视角，分析在时代背景与国家政策引导下中国大运河研究演变的脉络趋势、内容分布、地理尺度和方法特征。在此基础上，科学阐释中国大运河本土研究的基本特性和丰富内涵，并对未来研究方向做出展望，以期更好服务于新时期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传承规划与文化遗产体系建构，为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提供学术指引。
1 申遗历程视角下中国大运河研究演进脉络
在学术文献搜集方面，为准确地筛选出中国大运河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保证研究数据的前沿性与可靠性，本文选取中国知网中《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1—2023）所发布的核心期刊名录作为数据源。检索式为：TI=“大运河”或“运河”，检索时间设定为1992—2023年8月31日，手动筛选无关条目和无效数据后，得到符合条件的中国大运河核心期刊来源文献762篇作为研究基础，共涉及50个学科领域的222 本核心期刊。利用CiteSpace 6.2.4 版本进行关键词聚类与时间轴的图谱分析，以把握各时期的研究态势，时间跨度设置为1992—2023 年，单个时间分区选择1 年，调整前、中、后阈值运行软件，并进行数据分析。
从申遗历程角度看，大运河相关事件有两个重要时间节点，一是2006 年12 月大运河申遗工作的开启；二是2014 年6 月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此，以大运河申遗的两个重要时间节点为截断面，将大运河研究分为3 个阶段（图1），即申遗前期（1992—2005年）、申遗时期（2006—2014年）和后申遗期（2015—2023 年）。图1 显示，3 个时期的大运河研究在发文量上有显著差异。申遗前期成果数量较少，仅有76 篇，占发文总量的9.9%，年发文量在2～10 篇之间，年均数约为5 篇，年际变化呈“低量徘徊”态势。在申遗时期，大运河研究数量明显攀升，研究总数达到187 篇，占比为24.6%，年际变化呈“波动上升”态势，年发文量在10～42 篇之间，年均发文数约为21 篇。进入后申遗时期，大运河研究的关注度剧增，研究成果出现“井喷化”趋势，该时期发文总数499 篇，占比为65.5%，年均发文量上升至约55篇，年发文量在31～120篇。
图1 1992—2023年中国大运河发文数量与阶段划分
Fig.1 The number and stage division of the research on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from 1992 to 2023
1.1 申遗前期（1992—2005年）：工程技术导向下的视角局限性、领域单一性、对象本体性
1.1.1 时代背景
改革开放后，中国国民经济进入现代化建设阶段。“八五”计划期间（1991—1995 年），原国家计委发布的《京杭运河（济宁至杭州段）续建工程计划任务书》开启了京杭大运河的现代化航道建设工程。在国家交通部“统一规划，综合利用，分期建设，保证重点，依靠地方，依靠群众”的治运方针指导下，京杭大运河航运恢复与水利整治成为沿线地区发展的重点。2002 年，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启动，将京杭运河黄河以南段建设成为连接淮河、长江、钱塘江和太湖流域的交通大动脉，但随之带来的水质污染与文物破坏等负面影响引起了社会关注，大运河沿线生态修复、文物普查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2002 年和2003 年，国家相继颁布了《文物保护法》和《关于做好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确定“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保护原则，为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法律保障。此后，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探索逐步进入公众视野。2004 年7 月，在苏州举办的第28 届世界遗产大会以“世界遗产”的概念丰富了大运河的语义内涵；同年9 月，京杭运河沿线18座城市达成了携手发展运河文明与特色文化的联合申遗共识（图1）。
1.1.2 研究演进
利用CiteSpace 软件生成关键词聚类时间轴。该阶段关于大运河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集中在早期的1992—1996年，正值大运河各类水利工程开展的高峰期，研究主要是对大运河改造过程中的航道通行、工程设计、施工管理等技术流程的勘察总结。二是1997年后，伴随航道复兴与水利工程的完善，研究开始解读运河作为水工航道之外的文化效益与建设可能。1997—2000年间，研究主要为对苏南、苏北运河污染降解、生物监测、技术协调、航道改线等续建工程方案的调研纪实。2000年后，随着航道改造的基本完成，主要河段的研究视角由工程治理扩展到生态经济，关注运河交通为沿线区域带来的附加效益，以水环境为生态脉轴发挥河流游憩、文化和商业等综合功能，提出沿河地带城市空间的开发构想，力求将大运河建设为集航运、灌溉、防洪、文化、旅游于一体的多功能航道典范。另外，一些研究对唐、宋、明、清时期漕运管理、社会沿革和文化变迁的史实进行考证，论述运河与古代社会经济及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总之，该时期研究大都停留在河道管理或是运河史考证两个层面，研究出发点大都基于大运河的航运属性与历史见证性，对其“综合性文化遗产”定位的认知尚在起步阶段。
1.1.3 研究特点
该时期呈现出学术研究的简单化与初步探索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研究视角局限性，即研究视角局限于历史学和工程技术学范畴，对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的认识相对有限，少有对作为航道水工外的衍生价值进行剖析。2）研究领域单一性，大部分研究领域主要是与工程相关的历史科普类与实践应用类的个案分析，梳理河段治理的方案要点为工程应用提供借鉴，具有鲜明的工程技术特征。（3）研究对象本体性，研究聚焦运河本体，尚未涉及对沿岸人文环境的配置规划。
1.2 申遗时期（2006—2014年）：申遗工作导向下的视角多元化、领域拓展化和对象延伸化
1.2.1 时代背景
2006 年5 月，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会议发布《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杭州宣言》，京杭大运河被纳入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12月，进入第二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图1）；2007年6月，申遗范围扩展至“中国大运河”。随着申遗工作展开，大运河保护、治理和建设得到更高的关注。国家层面，2008年和2012年分别编制了《〈大运河保护规划〉第一阶段编制要求》和《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为推进大运河保护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地方层面，沿线各市在2008 年成立大运河城市申遗联盟，达成“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扬州共识”，并在遗产保护、河道治理、文旅融合等方面出台一系列专项保护政策以引导申遗工作的实践落实。2014 年，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
1.2.2 研究演进
申遗工作的启动促使学界开始系统性、针对性开展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该阶段研究领域和内容主题日益深化，致力于为大运河文化遗产申报与传承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从关键词聚类看，该阶段研究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继续关注南水北调等现代化工程开发对沿线城市（如扬州、淮安）发展带来的后续影响，调整工程建设与沿线环境的利益冲突，进而提出兼顾生态、文化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措施，此类研究集中在2006—2009年。二是在申遗政策引导下，挖掘运河文化遗产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附加效益，丰富大运河申遗体系。2006—2009年，关注点集中在对国外遗产廊道、文化线路、线性文化遗产等跨区域遗产保护理论的引入，拓展对大运河的学理认知和研究视角。2010—2012年，研究转向基于文化遗存和宗教信仰，探寻民俗旅游、景观塑造和非遗传播等综合生态、文化、经济多维度的高效益、深层次的运河文化产业开发途径。2013—2014年，随着开发航段重心由黄河以南向北拓展，江苏段和北运河流域的水污染治理成了当务之急，对流域水环境因子的类型来源、污染级别、分布规律等水质测度成为该时期新兴的研究热点。
1.2.3 研究特点
该阶段的大运河研究随申遗工作的开展走向了多元化拓展时代，具体表现在以下3 点。1）研究视角多元化，从原先单一的历史地理、水利工程转向旅游考古、城乡建筑和环境生物等多学科领域的综合视野。2）研究领域拓展化，一方面，理论探索积极引入遗产廊道、文化线路等大规模线性遗产保护理念，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的大运河传承保护框架；另一方面，实证研究由水工建设与历史考古，拓展至遗产保护、旅游开发、环境修复和文化传播等多个实践应用层面。3）研究对象延伸化，由运河本体延伸至流域生态地理环境及其演化变迁中孕育出的文化技艺、社会风俗和宗教信仰等非物质文明。
1.3 后申遗期（2015—2023年）：遗产政策导向下的跨学科交叉、跨区域联动和多领域并行
1.3.1 时代背景
在后申遗时期，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大运河文保体系、积极落实大运河文化遗产传承的项目实践成为国家政策与学界研究的关注重点。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大运河文化带”的区域性规划概念，做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重要指示。为贯彻习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国家层面，先后出台了《纲要》《方案》《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对遗产保护、生态修复、河道治理、城乡协调和文旅融合等专项领域做出了系统化、专业化、活态化的顶层设计，并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国土空间规划战略。地方层面，沿线各省市积极出台区域性大运河保护传承规划文件，推进传承保护项目的实施落地，2019 年《江苏省关于促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决定》、2022年《关于京津冀协同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决定》等。学界层面，诸多高校和机构相继成立运河研究院和大运河研究中心，开展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1.3.2 研究演进
在大力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后申遗时期的大运河研究进入了更广阔的视域，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成为兼顾生态、文化、经济的多维度、跨区域、大尺度的复杂工程。这一时期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大运河沿线生态基底的优化，着重关注北运河、通惠河沿线流域的环境修复与河道治理；二是探索本土语境下因地制宜的遗产空间规划标准。从关键词聚类演变脉络来看，2015—2017 年，研究着眼于对大运河文化遗产演化变迁中的历史过程与价值内涵的挖掘剖析；2018—2019 年，研究进一步走向对遗产记忆的赓续传承、运河古镇的有机更新等活态保护路径的研讨；2020—2023 年，随着《纲要》《方案》等国家战略发布，巩固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国土空间体系、文化强国战略的有效衔接成为学界研究热点，通过探寻各级遗产保护规划所涉及的文化基因提取、公共文化传播、文旅融合发展、景观特征塑造和生态美学展示等具体问题，探索大运河文化带、文化公园等中国特色文化载体的形象与内容建构。
1.3.3 研究特点
后申遗期（2015—2023 年）是大运河研究的系统性深化阶段，呈现出高度的国家政策响应性和战略服务导向性。具体表现在以下3 点。1）研究视角的跨学科交叉。研究综合了旅游地理学、社会经济学、环境心理学、生物工程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方法，为新时期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在综合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维度的认知规划提供了理论贡献与实践指引。2）研究尺度的跨区域联动。由单点遗产的地方性特色建构走向跨区域的联动整合，进而构建起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3）研究内容的多维领域并行。从文化传承、文旅融合、城乡统筹、生态修复和河道治理等多维领域，推动运河文化传承的本土性实践和原真性传承，为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国家形象打造提供支撑。
2 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政策引领下中国大运河主要研究领域特征
大运河申遗成功后，国家相继出台了《纲要》和《方案》等战略性文件，确立了“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为基石，生态环境修复与河道治理提升为保障，文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为抓手，文化带和文化公园为载体”的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学术研究是政策制定的指引与意志体现，中国大运河研究紧密遵循国家重大需求引领下的前沿导向，呈现出在政策中凝练关键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实现学术创新、以学术成果服务决策应用的科学研究脉络。《纲要》和《方案》中所囊括的7大领域不仅是对已有学术成果的梳理依据，也是未来研究的指引方向。因此，本文将《纲要》和《方案》提出的主要目标与任务转化为运河研究主要分布的7大领域（图2），梳理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政策引领下中国大运河的研究领域特征，以期为后续研究对国家政策的持续响应提供参考。
图2 政策引领下中国大运河主要研究领域的框架体系
Fig.2 Frame system of main research fields of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under the guidance of policies
2.1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实现大运河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石和文化基底，研究对象既包括文物、遗址和文化景观等实体的历史遗迹，又关涉沿线区域社会、文化和自然融汇变迁中孕育出的非物质文化要素。学界不断夯实对大运河文化遗产价值维度、分析框架和传承方法等普适性、规律性的学理与应用研究，并在探索中形成了遗产识别与价值认知-遗产评价与空间重塑-制度保障与公众展示的基础研究范式。
2.1.1 遗产识别与价值认知
遗产要素的识别与价值类型的认知是实现大运河文化遗产传承利用的基础。在申遗前及申遗时期，学界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明晰大运河遗产的赋存现状与价值维度，为申遗事业提供支持。此阶段开展了大量对文化遗产普遍价值、分析框架的基础性研究，以及对重点河段遗产构成类型的专题式研究，完善对大运河传统水利工程的“遗产化”认知转向。基础性研究综合了国内外遗产廊道、文化线路、文化景观和复杂巨系统等跨区域遗产保护理论[11-12]，将线性分布的大运河作为串联区域历史文化网络与自然景观资源的骨架与枢纽[13]，阐释大运河的开放性、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与“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可识别性”的保护原则[12,14]。大运河文化遗产体系构成要素上包括核心水道、水源和附属设施[15]，分析架构上涵盖了要素、价值和时空等3类层次[16]，空间联系涉及水利、景观和文化等多元类型[17]，发展前景涉及城乡格局、文化承载、风貌特质等多个维度[18]。专题性研究以江苏、山东等大运河重点段为对象，结合基础研究的理论性成果与地方志、地理勘测所获取的资料信息，在核心遗产-关联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级体系下确立沿线遗产的分布情况、遗产类型和遗产构成[19-23]。后申遗时期，随着国土空间规划的转型，学界对中国大运河的价值认知突破了遗产景观范畴，转向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问题。研究目标从静态的保护框架确立转变为综合经济、社会、文化多维发展的活态利用[24]；研究尺度由遗产点的局部解构扩展到区域遗产带、遗产片区的系统性研究；认知对象由遗产本体扩展到综合流域人文现象的延伸，如戏曲文化、宗教信仰、水文化、市民话本和书法碑刻等地域特色文化及其所关涉的文化场所与精神载体[25-28]。
2.1.2 遗产评价与空间重塑
空间是文化遗产现状评价、开发利用和活化提升的现实落点，大运河文化遗产涉及自然空间评价、文化空间延续和意向空间塑造等3 个维度。自然空间层面，对自然景观、用地功能变化特征的机制解析是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前提，研究依托遥感影像划分市域、村镇景观范围与资源等级，评价大运河沿线景观格局、生态用地空间、景观视觉特征的可持续发展度[29]，掌握遗产保护传承的基底现状。文化空间层面，研究以文脉延续为出发点，探究大运河流域文态空间示范性样本的延续途径。一方面，基于文化供给、空间生产和文化公共物品的客观视角，解读空间实践中文化属性提炼的现存问题[30-31]；另一方面，基于集体记忆、文化基因、非表征理论和社会感知等主观视角，评价沿线空间转型过程中因保护发展失衡导致的同质化、失真化的历史文化缺位困境[32]。意向空间层面，遗产的“活化”植根于遗产地原生意向的建构与公众主体的情感体验[33]，研究从社会记忆、场所理论和景观基因等视角切入，通过识别沿线江南文化、戏曲文化、水运文化等地域典型意向的物质与非物质要素信息，重构运河实体遗产与意向空间的内在关联和符号载体，丰富遗产地文脉延续的文理厚度[34-36]。
2.1.3 制度保障与公众展示
《纲要》《政策》等国家话语的介入使文化遗产的历史表述主体上移至政府机关与专业技术人员[30]，遗产保护被置于“制度”与“公共服务”的体系规划范畴。因此，探索建立行之有效的遗产保护制度，优化文化遗产公共服务体系，将有利于提升大运河的保护效能。制度保障层面，研究结合我国国情与国外大尺度河流遗产保护方法，逐步建立包括航道法、环境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在内的大运河核心立法体系[37]，辅以区域行政法规和专项治理文件，推动大运河保护入法入规。公众服务层面，为避免上层权力主导下公众主体在遗产保护中的缺位和失语，除政策引导外，研究参照世界遗产和生态博物馆的展演模式，一方面，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在构建网络遗址信息库上的优势，积极构建文保管理、遗产小道和河道解说等公众参与的跨区域管理服务平台[23,38]；另一方面，通过活态博物馆、虚拟现实交互、声景观复现和数字化符号集等技术手段打破传统静态、纪念物式的保护理念，将实体层面的遗产价值表达延伸至突破交通和距离限制的拟态环境，重现流动的、独特的文化叙事[39-40]，强化大运河遗产与文化主体之间的互动联系。
2.2 河道水系治理管护
经济发展与生态文化保护使河道水系安全化、高效化和智慧化的集约利用需求愈加迫切[41]。作为历史上重要的交通走廊，水利航运是大运河的价值基础。学界基于工程技术调度的水利视角开展河道水系的治理管护研究，集中在水利史考辩、防洪排涝治理和航道管护信息化等3个方面。
2.2.1 水利史考辩
对水利史的追溯有利于从传统水利营建案例中汲取经验，为现今河道水系治理提供参考。研究从历史、地理和社会学视角出发，考证明清时期江南运河代表性河段的水利遗存、机构制度、河道疏浚、漕运变迁和水利开发等历史事件[42]，分析水运中衍生出的河政治理、文化表征和家国认同等附属功能[43]，了解治理思路背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水利风貌营造途径，以及各级部门、各级利益主体间协调博弈的传统智慧[44-45]。
2.2.2 防洪排涝治理
河道水系具有显著的周期性、突变性和随机性等线性变化特征[46]。早期研究服务于航道现代化工程建设需求，评估介绍已建成的大运河优秀水工方案。后期随着技术提升与河道复杂性的认知深入，研究基于流域供需平衡、水化学物质守恒、生态完整性的多目标治理原则[47]，以河道流态过程的模拟与调控为主线，水文条件的数理计算、阈值判断、流量模拟和状态监控为研究内容，遵循测定-耦合-建模-调控的研究过程，从源头治理-过程消减-末端修复的全过程探索大运河防洪、排涝和供水的工程优化和调度机制[48]，制定城市排涝与流域防洪一体化统筹的河道管理措施，促进河道资源、经济、社会、生态和环境等5 大属性持续呈健康状态。
2.2.3 航道管护信息化
大数据与物联网技术的精细化、高效化发展推进了数字赋能的航道信息化治理。智能决策应用逐步贯彻了河道管护监测-模拟-评价-预测-配置-调度-管理的全过程环节[48]，如何提升观测数据与预测模型的计算精度、扩展时空适用场景、推进数字技术与河道治理的深度融合成为实现高精度的现代化河道治理的研究要点。当前,学界成果主要集中在情景模拟、实时监测和决策支持3 大模块。情景模拟系统定量模拟不同优化方案下大运河水系发展过程，对减排情景、资源调度、洪水治理的结果进行预测，为优化方案的选取提供支持[49-50]。实时监测系统在线监控水环境的动态负荷，进而构建社会、经济、环境等多维度的综合监测指标体系[51]。决策支持研究根据监测反馈调动应急方案，通过模块化的操作方式实现复杂水环境的调控集成[52]。
2.3 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中国大运河是串联沿线景观地貌和人文社会的跨区域重要水系与生态廊道[53]，其沿线地区水土资源是文化遗产可持续性发展的生态保障和基本生境。近年来，城镇快速发展导致资源短缺、生态损害、环境污染等问题凸显，加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文化遗产传承政策所赋予的新时代内涵，重新审视和认知流域生态环境内空间载体、要素主体的互动模式和演化机制是构建和完善大运河遗产体系的前提条件。当前研究遵循流域生态环境的评价-治理-再塑造等3个环节。
2.3.1 流域水环境评价
流域水环境是一个综合生态、经济、社会等多变量要素的复杂系统，系统内要素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反馈机制[54]。研究从水体资源的单一要素，拓展至系统论视角下综合时空过程与人地关系的多要素复杂研究，进而形成源-流-汇的基本分析链形，涵盖水环境要素的来源、去向、强度以及流通循环状态的全过程认知[46,55]。研究以水化学物质与生物要素为研究通量，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展开。时间维度，通过样品采集与生化实验，对污染物风险特征、水生植物种群结构、微生物类型分布、水动力季节变化和水体富营养化程度等环境指标与生物化学物理过程进行评估，获知污染物累积迁移的分布规律和参数特性，揭示特定水域的水环境演变过程[56-59]。空间维度，参照均衡性模型、适应性模型、系统耦合模型，以及生态学的脆弱性、恢复力与适应性概念[60]，将土地利用方式和强度、人口集聚与环境排放、资源开发与政策管理等人类社会-经济过程纳入水环境评估中，分析流域不同地理单元内人-地互动的空间规律与作用层级[61]。
2.3.2 流域水环境治理
流域水环境治理是一个多主体、多尺度、多要素耦合的过程，随着流域发展的内涵由经济增长延伸至经济-生态-社会相协调的综合效应，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已成为驱动流域水环境变化的主因，治理措施主要从制度、生态和技术等3 个层面展开。制度层面，研究致力于确立区域性、系统性的管控措施，统筹流域立法体系、排放标准、治理原则和补偿机制，协调区域间顶层设计和资源配置的阶段性差异[54]。生态层面，依据生态系统韧性、适应性等生态学理论，通过岸线修复、湿地规划、生态护坡、生态林营造等植物效应提升沿岸生态景观和生态效益[62-63]。技术层面，利用物联网工程、感知系统、智慧运营等技术，分析污染物的发生位置、迁移路径和转化过程，有目的调节人类活动产生的不良影响[49]。
2.3.3 沿运城市滨水景观塑造
景观生态系统被视为人类文化审美、地方依恋、身份认同和文化凝聚力打造的重要来源[64]，生态评价和环境治理最终指向运河沿线滨水景观塑造的生态文化服务需求。该类研究遵循“规划先行”的城市建设原则，结合城市生态文脉基底与上位规划要点，构建出滨水区特征叠合-风貌修复-景点塑造的研究模式[65]。特征叠合方面，借助可视化途径差异性划定风貌特征分区，为景观特色的营造提供依据[34]。风貌修复方面，通过评价景观肌理割裂度和生态敏感性，综合拟定管控分区，提出不良景观元素的适应性改善策略[66]。景点塑造方面，以大运河作为城市的布局轴线与各功能区间的联系纽带，从复合布局、空间营造、特色展示和交通组织等板块进行景观设计，用文脉串联城市发展与生态格局[67]。
2.4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文旅融合是发展区域经济、传承运河文化和开发文化资源的重要抓手，是文化有效利用的重要场域[68]。相关研究主要从旅游资源评价、文旅产品塑造和旅游空间规划管理等3个方面展开。
2.4.1 旅游资源评价
旅游资源承载着遗产地的文脉基底与文化认同，对旅游资源的客观评价是遗产地重新审视自身文化的契机，同时，厘清原住民、旅游者对大运河文化的自觉过程是认知遗产价值的重要途径[68]，因此相关研究综合了旅游地的客观评价和旅游群体的主观感知。客观评价方面，研究依据当地遗产价值、规模、区位条件等评价指标，识别出文旅融合的动力因子与关键要素，分析旅游资源结构类型并评估开发利用的适宜度等级与价值位序[69]。主观感知层面，研究基于地方依恋理论、文化感知理论等获知游客、居民对大运河旅游形象的感知差异和满意度，挖掘人本需求导向下大运河旅游资源开发的市场偏好[70-72]，剖析管理者、旅游者和原住民对大运河文化符号的理解和表达过程，建构双向互动的遗产资源利用机制。
2.4.2 文旅产品塑造
文旅产品的塑造本质上是通过自下而上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文化要素与情感叙事的整合，强化旅游主体的文化认同与地方依恋，提升遗产地的影响力并丰富经济业态[73]。当今文旅产品塑造研究主要集中在开发端与推广端，在文旅产品开发方面，研究参照遗产廊道、共生感知、文化基因等理论，结合地方特色文脉的旅游资源与市场需求，探究大运河文化要素的物态化整合与创意性设计、旅游品牌开发与基因识别、产品体系设计与投入模式、标识系统设计与要素提炼等开发议题[74-76]。在文旅产品推广方面，依据社交平台、新闻媒体、文创产品等叙事媒介，通过非遗普及、场景建构和营销投放等推广方式，打造多元化、多层次的品牌塑造和主题叙事，串联起大运河品牌与目标受众间的情感联结[73-75]。
2.4.3 旅游空间规划管理
大运河是由多元文化区域串联而成的巨型文化网络空间[75]。长期以来，关于大运河文旅融合的研究以遗产地的个案研究为主，结合旅游地社会经济条件、交通区位因素、资源分布特点和游客偏好需求等地理社会因素，探讨旅游地生态文化空间和游憩利用空间的发育模式与资源配置思路[73]。《纲要》《方案》出台后，大运河文旅融合的特质得到进一步阐述，研究超出了原先单纯的旅游要素空间分布与现状描述，而是以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旅游人-地关系可持续发展为核心，探索跨区域、全方位、多层次的大运河文旅新形态与新模式。研究探索构建大运河旅游圈、旅游带、旅游联盟等全域统筹的文旅发展格局，探讨其理论内涵、建构层次、使命任务、创新实践和影响效应[76-77]，辅以宏观-中观-微观三级联动的配套保护制度，逐级落实文旅空间规划的控制指标、权责分配与配套设施，推动相关文旅要素在机制体制、规划技术、空间载体、圈层格局上的塑造融合，创新大运河文旅发展的共生机制与共同体模式，为大运河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障[78-79]。
2.5 城乡区域统筹协调
中国大运河作为运输载体实现了各级聚落在自然、人文、社会环境上大尺度的交流共存，其沿线区域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成为密切相关、整体统一的城乡发展体系。如何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科学把握大运河城乡统筹内涵与发展规律，因地制宜寻求城乡区域统筹协调的实现路径，是学界研究的重要使命。该领域研究主要集中以下两个方面。
2.5.1 沿运景观时空演变
中国大运河是流域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制度双重变迁作用下的产物，沿线区域因差异化的地理环境、社会关系和生产行为的交织嵌入，形成各具特色分异的城镇景观体系[80]，包括与大运河开凿整治、漕运管理密切相关的历史城镇、地段街区、传统村落及其伴生的历史人文景观[81]。当前研究以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制度和意识文化习俗的时空变迁为对象，遵循“空间识别与类型判定-要素分析与格局演化-主体互动与支撑机制”的研究范式，通过实地勘测、空间图解与历史地图还原，从空间整体性视角阐述运河影响下城乡聚落发展的地理-社会-文化过程与关联机制。自然地理环境研究利用地理学、风景园林在空间研究上的优势，将涵盖了独特性、连接性与地理层级的点、线和面分析方式作为刻画城乡地理空间的重要维度[82]，借助空间句法、空间生产、景观基因图谱等符号化与可视化表达方式，叠加分析沿线区域风景特征、廊道视线、河岸功能、沿线聚落和土地利用的空间结构与形态布局[83-84]。社会经济制度的研究集中在大运河影响下古代城市兴起衰落、城市产业布局迁移、漕运交通体系、城市格局内生与外延性发展、区域经济地位变迁等的社会经济事件[31]，诠释大运河水系变化与城镇演替间的存续关系与共生规律[85]。意识文化习俗的研究以文化为精神纽带，探索周边工艺美术和技术交流历程、文化变迁地域性差异和消解途径、价值内涵解析和保护框架[86]。
2.5.2 城乡可持续发展体系
大运河城乡可持续发展体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制度等多个层级，重点关注跨区域城乡生态网络构建、特色城镇空间发展理序、产业活态性赋能和城乡单元原真性提质等4个维度[87]。研究基于人-地关系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尝试引入文化建构城乡空间用途一体化发展机制，通过历史文化圈层体系建构、历史片区风貌管控、沿线土地规划管制、文旅融合与智媒建设、风景体系特色解析等措施消解城乡空间物理隔离、价值割裂、组织分裂的困境[88]，培育多层次、全方位、多领域的城-水互惠的城乡发展格局。
2.6 大运河文化带
大运河文化带是集遗产和经济、文化、历史、生态等要素于一体的文化景观带，共时性上呈现为多点合力联动的文化经济一体化空间，历时性上表现为融贯古今的文化连续统一体[89]，在展示遗产风貌、优化文旅布局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主要从文化带建设的价值属性、发展动力与保障路径等3个方面进行研究。
2.6.1 价值属性
大运河文化带是我国遗产话语体系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补充与拓展，其价值属性维度包含了文化遗产带、生态拓展带和经济连接带三重特性[89]。文化遗产带属性层面，一方面，围绕“历史-现状-未来”的历时性分析思路，立足于历史景观演变，分段认知其大尺度、复杂性、多空间的文化特性[90]，追溯文化带沿线区域的文化基因与历史积淀；另一方面，注重自下而上的公众感知与偏好收集，通过共生理论、扎根理论以揭示文化认同的生成机制[91-92]，挖掘遗产背后文化传承、文脉延续和民族记忆等隐性价值[71]。生态拓展带属性层面，剖析大运河文化带生态美育价值与生态环境效应，厘定“定位、定层、定区、定策和定制”的风貌圈层塑造思路[93]，强化生态空间保护格局与核心-拓展-辐射空间的用途管制。经济连接带属性层面，积极探索将文化带建设纳入城乡空间体系的统筹途径，分析文化带在重塑区域地理格局、加速文旅产业发展、推动城镇体系变迁、提升城市承载力和促进南北文化交流等层面的积极效应[94]。
2.6.2 发展动力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助推我国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格局优化、遗产传承发展的新兴探索与重要动力，如何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带动周边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学界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从系统、要素和主体等3个视角展开。一是基于系统视角，引入经济学、地理学的演化博弈、耦合协调等统计模型，探讨经济系统、环境系统、资源系统和基础设施系统内各要素对文化带建设和文化产业融合的关联权重和重要性程度[95]，提升文化带的发展潜力与发展质量。二是基于要素视角，将文化带作为资源要素跨省市流动的纽带和平台/文化资源的创意性转化作为产业所需的生产要素，结合大数据、物联网技术测度区位交通、遗产赋存规模、城河空间形态、文旅资源条件等具体要素的发展态势，揭示跨界要素间的作用机理和协作路径，构建区域互补的文化产业集群和空间配置格局[96-97]。三是基于政府与民众的主体视角，政府层面，从决策过程、合作策略、资金供应等多个方面制定恰当的发展激励政策，从上位主体鼓励协调城市间的互补合作，完善区域间文化带发展的衔接布局[98]；民众层面，从展陈互动、文创推新、景观设计等方面为文化带营造原真性的文化场所和差异性的文化体验，将遗产保护落实到以人为本的大众层面[99]。
2.6.3 建设路径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内容呈现多层次、多尺度和跨领域的复杂化特点，建设对象涉及不同的行政隶属关系与多方利益主体，研究通过顶层设计、体制管理和规划体系等供给侧的优化，实施大运河文化带发展的协同路径。在优化顶层设计方面，依据《纲要》《方案》指示，在资源普查基础上，探寻不同行政级别下核心-拓展-辐射3类空间中的资源编制与专项规划内容，以标准统一、覆盖全面、内容多样的大运河文化带体系设计，打造“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文化与生活共栖的大运河遗产空间[1]。在协调管理体制方面，针对沿线不同区域因经济交通、资源禀赋、政策倾向等长期非均衡发展中形成的本底差异[97]，建立健全区域间利益分配、市场督察、产权管理的调度机制，解决各层级间权责不明、衔接混乱等执行问题，构建大运河沿线多层级、跨区域、跨行业的文化带协同发展路径[98]，打破“邻里沟壑”。在构建产业规划体系方面，通过文化遗产保护、生态廊道建设、文旅产业发展和城市副中心建设等措施，强化产业开发与历史文脉关联，引导文化资源在艺术、生态、历史层面进行转换与重置[99]，辐射带动城市间经济、文化、交通和民生在内的综合发展能力。
2.7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以大运河地域文化属性为核心，满足民众特定物质文化与精神需求的公共文化空间载体[100]，是从顶层设计角度整合遗产资源、提升文化传播力和软实力的国家形象与民族符号[1]，已成为我国探索特色文化体系、彰显中华文明特质、创新文化治理模式的重要研究阵地。当前研究呈现出鲜明的实践和政策导向[101]，依托文化表征现状，探寻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推进大运河国家公园建设的思路与实施路径。
2.7.1 建设思路
国家文化公园的提出是中国遗产话语在国际性交往与本土化实践中的创新成果[102]，旨在以公园化的运营模式整合突出具有重大意义、重要影响的国家级文化资源[103]。研究结合时代背景与国家战略，解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这一新兴体系在价值、功能、表达上的本土内涵与新兴特质。其中，“国家”代表着政治逻辑下的顶层设计；“文化”体现了其情感关联与公众服务的本质属性；“公园”则是权属表达和空间限定[100]。在此基础上，学界进一步研究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需遵循的基本原则、边界范围、国家内涵、价值定位和民族意义，将其系统性建设内容归结为生态、文化、产业、社会、制度等五维领域[104]，探讨其在文化共同体视域下营造文化时空场景、建构文化叙事体系、确立文化价值符号、丰富文旅融合体验、构建城河共生单元的思路与举措[105]，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彰显文化生命力、凝聚民族认同感的中华文化重要标志。
2.7.2 实施路径
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本质上是文化记忆重构和文化空间生产的过程[102]，通过以“文化”为主题的设计理念和路径实践，实现国土空间规划语境下大运河文化属性在空间层面的标识性塑造与管控衔接。在遗产标识体系塑造方面，依据空间生产、公众感知和文化记忆等理论基础，探索传统文化提取与创新元素的注入模式，构造遗产本体、交叉保护和系统保障等3类特色文化生产空间，从特色营造、展演提升、廊道构建和品牌助推等方面，复现文化时空场景、确立文化价值符号、建构文化叙事语境，支撑国家文化遗产标识体系[100]。管控衔接方面，针对实践过程中管理效率低、协调机制不明、法律法规不健全的问题，探索建立国家统筹-省级监督-地方落实的3 级管控体系：国家层面，重视战略引领，确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总体目标、结构分区与功能布局，探寻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京津冀协调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等区域发展战略的互融共建[98]；省级层面，重视规划衔接，基于当地特色资源统筹编制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指标、地方专项和技术规范，将地方专项与建设纲要进行有效对接；地方层面负责实践管理工作的落地实施，空间结构上依据区域条件划分空间格局、功能用途、规模边界与配套工程，形态特征上利用差异化的设计手法塑造点-线-面的3级文化公园空间，满足景观风貌、生态断面、资源维护、文旅开发等发展需求[106]。
3 中国大运河“三阶段七领域”的研究尺度特征
大运河作为跨区域、多河段的线性文化遗产，具有空间形制多变、遗产构成复杂等特征[102]，行政尺度涉及8 省35 市，流域尺度关涉3 条运河的多条自然河段，那么，学界研究在不同流域尺度和行政地理单位上的关注重点是否因资源环境禀赋各有侧重？本文从行政尺度和流域尺度两个视角，基于“三阶段七领域”划分，分析中国大运河的研究尺度特征。特别说明，由于中国大运河的部分河段与省域空间在地理范围上相互交叉，存在一条河段流经多个省份，或是省域内存在多条河段的现象，在统计分布数量时对相关文献进行了重复计算。因此，分析省域尺度的文献总量为1028篇，分析流域尺度的文献总量为820篇。
3.1 省域地理尺度
参考已有研究[107]，将大运河研究的文献数量空间分布划分为贫瘠区、一般富集区、高富集区等3类（图3）。图3显示，中国大运河沿线8省相关研究数量差异明显。在申遗前期，高富集区和一般富集区集中在江苏（60 篇）、浙江（32 篇）和山东（21 篇），3省发文量累计占比量95.8%。该阶段研究领域以生态环境保护修复（40.8%）与河道水系治理管护（38.9%）为主，分析沿运河地区河道治理工程现状，并探索生态林、滨河绿带等生态补偿模式；其次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8.5%）和城乡区域统筹协调（5.9%），主要是结合史料，挖掘江南地区大运河的人文风俗情态，以及分析大运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图3 省域层面文献分布和数量变化
Fig.3 Distribution and quantity change at provincial level
在申遗时期，高富集区依旧为江苏（99 篇）；一般富集区分布在山东（52篇）和天津（46篇）；贫瘠区为浙江（35 篇）、北京（27 篇）、河北（10 篇）、河南（7篇）和安徽（7 篇）等5 省市。研究领域方面，该时期仍以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为主（40.4%），研究主要分布在北运河流域的北京、天津等地，内容大都为河道的污染物溯源与水环境治理；其次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30.0%）、城乡区域统筹协调（13.6%）、河道水系治理管护（11.4%）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10.6%），研究主要集中在江苏、北京和天津，遗产保护、城乡协调和文旅开发等文化遗产利用的具体议题成为关注焦点。
在后申遗期，除江苏（180篇）、天津（161篇）、山东（96篇）外，浙江（96篇）也进入了一般富集区。研究领域方面，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9.5%）依旧属于热点，随着《纲要》《方案》发布，衍生出大运河文化带（8.6%）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1.3%）两个新兴研究领域。该阶段各省份研究重点更加明晰，作为最早开展运河研究的江苏在7 个领域均有涉及；北京和天津则注重河道修复与生态治理，同时注重探讨文化带、国家文化公园与城市副中心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区域性战略相衔接的互融互建模式；山东和浙江注重挖掘非遗艺术的形式传承；而河北和安徽两省研究集中于遗迹的考古发现，以及古代水利史、运河变迁史与运河城市兴衰的历史事件考证。
3.2 自然流域尺度
中国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组成，其中，京杭大运河包括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会通河、中运河、淮扬运河和江南运河等7个河段，隋唐大运河则由通济渠和卫河组成。因未检索到关于通济渠和卫河段专项研究的相关文献，因此，本文以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3条运河，及其京杭大运河7个河段为划分依据，探索中国大运河研究在自然流域尺度的时空分异特征。
图4显示，在申遗前期，研究分布集中在江南运河（45.9%）、淮扬运河（18.8%）和中运河（18.8%）段，研究领域以河道水系治理管护和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为主。其次为会通河（5.9%）、浙东运河（3.5%）、京杭大运河全段（3.5%）、通惠河、北运河和隋唐大运河（均为1.2%），主要研究河道遗迹的历史考古。在申遗时期，江南运河（22.9%）、淮扬运河（16.7%）和北运河（16.3%）成为研究重心，因江苏、浙江和北京在此阶段为申遗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开展研究也较为全面，涉及大运河文化、生态、文旅等多个领域。在后申遗期，各河段研究特点差异更加明显，形成了北运河（26.7%）与江南运河（21.3%）南北两个重心点。北部的北运河（26.7%）与通惠河（10.4%）段，研究领域集中在河道治理和生态修复方面，在文旅融合、城乡统筹、文化带和文化公园建设等方面研究相对不足。南部的江南运河（21.3%）、淮扬运河（10.5%）段是遗产点分布最多，也是开展研究最早的区域，因城市间学术研究的多点联动和集聚效应，在大运河保护实践传承上的研究更加成熟且多元；中段的中运河（7.3%）、会通河（6.5%）、南运河（4.1%）主要关注河道通航治理与非遗文化传承，研究领域多样性不显著；而对“京杭大运河”（8.9%）这一整体的研究则更注重全域形象建构，包括文化遗产的价值维度判断、文旅融合的品牌形象塑造等。另外，少量零散研究分布在浙东运河（2.3%）与隋唐大运河（2.0%），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
图4 自然流域尺度文献分布和数量变化
Fig.4 Distribution and quantity change at natural watershed scale
注：左侧河段示意图根据《江苏省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规划》的中国大运河区位图改绘。
4 中国大运河“三阶段七领域”的研究方法特征
一般地，文献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概念性、描述性、数理统计、构造模型、数理统计与构造模型相结合等5 种[108]。图5 显示，当前研究中国大运河主要采用了概念性、描述性、构造模型、数理统计、构造模型与数理统计等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占比分别为3.8%、54.4%、5.7%、31.5%、4.6%，整体上以定性分析为主（58.2%）。
图5 “三阶段七领域”的研究方法比较
Fig.5 Comparison of research methods in three stages and seven fields
4.1 三阶段研究方法比较
从申遗历程看，研究方法在申遗前期、申遗时期、后申遗期有较明显变化（图5）。申遗前期，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53.9%）为主，包括史料梳理的叙事性研究、文献回顾的综述类研究、基于质性分析的对策类研究等；定量研究占比46.1%，以数理统计（40.8%）为主，测定水质的污染参数并提出治理对策。在申遗时期，定性研究占比为54.0%，借鉴国外遗产廊道、线性文化遗产、文化线路等遗产保护理论，研究大运河的文旅开发、生态重塑、文化传承等实际应用问题；定量分析占比为46.0%，除数理统计外（36.4%），因网络数据、遥感影像、矢量化地图等新技术扩展了数据来源和分析方式，构建模型（5.3%）、构建模型与数理统计（4.3%）等方式也被应用在大运河文旅融合、生态修复、城乡融合等研究中。到后申遗时期，定性研究比重上升至60.3%，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两个新研究领域出现，国家战略层面的政策解读与价值挖掘的描述性（55.9%）、概念性（4.4%）分析成为主流研究方法；定量研究在此阶段占比降至39.7%。
4.2 7个领域研究方法比较
大运河7 个领域的研究方法各有侧重，并随着技术进步与学科发展不断演变。定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城乡区域统筹协调、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等4 个领域，比重分别为88.8%、80.0%、73.1%和87.5%。从具体研究方法看（图6），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领域，早期研究基于文献研究、扎根理论、发生学等质性方法展开；随着大数据普及突破了问卷调研、结构性访谈带来的样本限制，研究方法不再止于单纯的文献描述与实地测绘，而是进一步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法定量统计模式进行资料归类，从而更精准刻画出文化遗产在不同价值维度的动态特征。在城乡区域统筹协调领域，研究方法由传统的文献研究、影像识别走向地理信息系统辅助下的矩阵分析与网络分析，技术和算法的革新弥补了传统舆图史料在时空动态分析方面的不足，实现城乡自然地理环境间长序列、跨尺度的数据统计。在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领域，政策研究、网络分析、社会学调查成为学界主流，聚焦文化带、文化公园建设的基本议题，探索战略实施的基本逻辑与协同路径。
图6 “三阶段七领域”的主要研究方法
Fig.6 Main research method in three stages and seven fields
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领域以定量研究方法为主，占比为86.2%，研究综合了数理统计（75.2%）和模型构建（11.0%）两大定量方法，引入河流生态学的MIKE11、水文-水动力、一维水质、水文分布模型（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SWAT）等模型结构，利用光谱测试、方差分析和灰色关联等数理统计方法，构建水环境的生物多样性、生态承载力和生态风险等指标，测度运河流域的环境现状（图6）。文旅融合发展领域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占比分别为47.5%和52.5%，量化赋值游憩适应性、旅游竞争力、社会连通性和景观满意度等指标，通过社会调查、社会网络分析、耦合度分析、共词分析、旅行费用法（travel cost method，TCM）分析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对运河文化遗产资源的利用现状和开发潜力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评价分析。在河道水系治理管护领域，定性（52.1%）和定量（47.9%）分析占比在3 个阶段相对稳定，定性分析集中在基于实地考证的工程回顾与水利史考证；定量分析则将水文模拟模型（model interface for kinetic and equilibrium processes in groundwater and surface water，MIKE11）、神经网络模型（multilayer perceptron，MLP）、水动力模型等与模糊分析、物联网技术、对流方程等计算方式结合在一起，模拟水工优化方案的预期效益。
5 研究展望
中国大运河是绵延历史、传承文明、彰显自信的国之命脉，作为我国区域性、代表性的世界文化遗产，系统分析中国大运河研究脉络，能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与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历史文化遗产格局塑造与活态传承提供借鉴。本文基于申遗历程和政策引领的纵横研究视角，对中国大运河研究成果的演进脉络、领域特征、研究尺度、方法范式等方面进行梳理分析发现，在演进历程上，中国大运河的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适应性与政策导向性，文献发文量与关注热度随着政策发展与申遗工作推进持续增长；在研究领域上，高度顺应政策导向，已形成以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为基石，生态环境修复与河道治理提升为保障，文旅融合和城乡区域协调为抓手，文化带和文化公园为载体的7 大领域齐头并进的研究态势；在研究对象上，涉及行政尺度与流域尺度多个层级，各层级间相互嵌套，领域综合交叉；研究方法上，呈现出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特点。在后申遗时代，依据政策指引，中国大运河未来研究应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深化。
1）立足国家战略与中国情境下的学理探索。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是学界的重要使命与研究突破的首要选择，中国大运河因其独特的跨区域线性文化遗产特性，为学界提供了一个独有的研究场域，其传承规划所涉及的内涵底蕴、对象内容、管控方式随着《纲要》《方案》的提出发生了巨大的思维与逻辑转变。未来研究应继续遵循文化强国建设、国土空间规划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下的现实需求与治理议题，结合中国大运河研究的领域定位、时代主题与发展走向，剖析大运河文化遗产传承利用中的主要障碍与突破方向，揭示文化遗产转型、重构、延续的内涵维度、发展模式和创新途径，为探索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发展道路提供学理支撑。
2）理论方法集成与研究范式创新。随着技术进步与学科发展，新时代大运河研究不再局限于遗产本体或单学科的纯粹取向，而是日益呈现出跨学科交叉和多领域融合的趋势。在理论层面，未来大运河研究将继续关注旅游学、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经典理论与热点前沿，如旅游地理学的融合共生理论、场景理论等，从学科前沿中挖掘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应用与拓展前景，服务于新时代大运河研究的理论建构与学术创新。研究方法层面，将继续综合运用基础调研与质性分析、数学模型与定量分析、现代技术与智能分析等定性定量结合的方法推进研究，充分发挥地理空间系统、开源数据平台、云计算等技术在长序列、跨尺度的数据采集、定位观测与模型分析上的优势，提高研究的精度与效率。在理论与方法更新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109]，把握新时代语境下传承实践与遗产要素间的耦合联系，精确刻画大运河沿线文化遗产的演化进程、动力机制和系统格局，完善优化遗产管控体系，提高新时代大运河文化遗产建设的规划水平和决策科学程度。
3）规划衔接与机制联动。大运河作为跨区域的线性文化遗产，应积极探索区域间产业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联动路径，持续稳定推进各类规划体系。未来研究应涉及：一是跨区域合作的平台建设，构建跨尺度、跨部门、多领域的联动保护机制与分工体系；二是推进流域立法，统筹兼顾保护与利用、文化与旅游、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明确各级遗产管控体系与专项制度；三是加强不同省市、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规划衔接，从顶层设计规划生态、经济、文化、旅游的联动编制，以实现全局性、前瞻性、系统性的战略目标。
4）遗产话语体系确立与国家形象构建。当前，对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研究已进入综合文化性、国家性和公共性的宏大叙事时代，其本土遗产体系的确立与国家形象的建构成为未来学界研究的重要任务。理论层面，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对传统文化遗产治理体系在理念、形制与空间定位上的重大创新，与国外世界遗产、国家公园等文物保护体系有本质区别。未来应积极参与学术交流与国际文化遗产标准的制定，以中国特色遗产话语体系与文化治理模式的推介，提升大运河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政策层面，探寻大运河传承保护与“一带一路”倡议、国土空间规划、京津冀协调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等区域性综合发展战略的融合机制，依托经济产业与上位战略推动运河文化示范带建设。实践层面，通过网络传播、旅游宣传和活态博物馆等方式凝聚文化认同与文化记忆，将大运河的文化融入民众生活的日常场景，激发民众对文化遗产的地方依恋与文化认同。
为贯彻权威性、代表性、科学性的学术研究原则，基于大运河政策导向性、时代适应性的特点把握国内研究大运河的前瞻性态势，本文选取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发布的核心期刊名录作为数据来源。一方面，考虑到线下资料系统收集的困难性，同时尚未有统一的筛选标准，部分优秀博硕士论文、专著、基金项目尚未列入分析解读的范畴中，如《大运河蓝皮书》《京杭大运河国家遗产与生态廊道》等；另一方面，国际期刊中已有一定数量关于中国大运河研究或相似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研究，未来需进一步关注这类成果，以学术对话拓宽中国大运河研究的国际视角。因此，后续研究将优化文献的筛选与计量方法，以代表性、前沿性、创新性的文献成果，更全面分析中国大运河的研究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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