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间隔年的定义：来自两份全球报告
2003 年， 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地理系的 Andrew Jones 博士受英国教育和技能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的委托，提供一份关于间隔年的研究报告。英国政府注意到，在过去的15年间，参与间隔年的年轻人不断增加，因此，他们委托高校对间隔年进行详尽的调查，以便构建一个全面的英国国内外间隔年活动图景，识别进行间隔年的障碍，探讨如何保障或提高间隔年组织/活动的质量。
在这份报告中，间隔年被定义为“个人从正规教育、培训或工作场所中‘抽出’的任何时间，这段时间位于更长职业轨迹的背景下，持续时间为 3 ～24 个月”。但研究者也指出大多数年轻人抽出大约一年的时间，报告尤其聚焦 16～25 岁的青年群体。报告中识别了7种主要的间隔年类别，大致分为在学校或高等教育后、在高等教育期间、就业或培训期间，或者在所有这些情况的复杂组合中休息的间隔年参与者。报告指出间隔年主要有以下活动：工作（有偿和志愿）、学习、旅行（有组织的和独立的）以及休闲。研究还发现，个别参与者在间隔年期间通常会进行这些活动的混合，但相当一部分间隔年参与者在他们的间隔年全部或部分时间里是“不活跃的”(inactive)。
间隔年被认为在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比较普遍，在美国和加拿大则较少。但事实上间隔年已经是一种全球现象。在美国，2012 年成立的间隔年协会(Gap Year Association，简称 GYA)是一个致力于协调日益增长的间隔年运动的国家非营利组织。GYA 是美国间隔年 教育的标准发展组织，得到了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认可。每年，GYA 通过成员倡议、年度调查等推进间隔年研究。在 2020 年发布的报告中，间隔年被定义为“间隔年体验是学生有意识地从正规教育中抽出一段时间的结构化时期。它可以持续从两个月到两年不等，通常发生在高中和大学之间、大学期间，或者本科和研究生学位之间。”
二、 全球主义与间隔年旅行
2012 年发表在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上的这篇文章探讨了间隔年志愿者旅游与全球公民身份之间的联系，文章质疑了这种旅游形式是否真正促进了跨文化理解和全球公民意识的发展。文章指出，尽管间隔年旅游被政府和行业推崇为培养全球公民意识的途径，但实际上在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这种旅游形式可能并没有有效地促进包容性意识形态和全球公民身份。文章还分析了志愿者旅游作为间隔年旅游体验的一种替代形式，探讨了它如何被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所同化，以及这种旅游形式如何可能加剧文化间的刻板印象和不平等。总的来说，文章批判性地审视了间隔年志愿者旅游在促进全球公民身份方面的有效性，并探讨了其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Helene Snee 在 2014 出版了基于她博士论文的专著 A Cosmopolitan Journey? Difference, Distinction and Identity Work in Gap Year Travel，该书入围了 2015 年英国社会学协会菲利普·阿布拉姆斯纪念奖(Philip Abrams Memorial Prize)。本书围绕着“间隔年”旅行是否能够帮助年轻人成为“世界公民”或“世界主义者”展开。
Snee 探讨了间隔年经历可能仅仅是特权青年声称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情，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了解他们在世界中的位置。书中提出了间隔年旅行可能复制了对差异的标准思维方式，并受到历史遗产和关于价值与价值的主导观念的影响。研究方法包括对“间隔年”博客的定性分析，这些博客记录了年轻人的个人叙述，提供了对世界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实践的洞见。Snee 通过这些叙述来探讨年轻人如何与差异互动，以及他们如何理解这种互动；世界主义如何与旅行中的品味观念和文化差异联系在一起；以及世界主义的间隔年经历如何成为身份建构的资源。
Helene Snee 的部分成果同时以文章的形式发表在重要期刊上。详见文末“推荐文献”。
三、 迷失、内卷与仪式：中国语境下的间隔年旅行
这篇发表于 2013 年的文章结合中国的社会背景深入探讨了“间隔年”这一概念对当代中国青年的重要性。文章分析了青年人在面临人生选择时的迷茫原因，包括社会转型期的多元文化冲突、信息过载、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心理脆弱，以及学校教育的不足。文章指出，间隔年作为一种人生阶段性选择，不仅是文化反哺、同辈群体价值认同的过程，也是青年探寻人生真谛的旅程。通过行走间隔年，青年人能够在旅途中深入思考人生价值，丰富阅历，并在回归社会后做出更好的人生抉择。文章强调，尽管间隔年只是青年人生旅途中的一小段，但它对青年人的社会化进程、自信心以及人生方向具有深远影响，使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更加自信和从容。
4. 李春瑶. 脱嵌与迷惘: “间隔年”青年的另类内卷实践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 35(11): 74-80+38.
这篇发表于 2023 年的文章关注到“间隔年”在中国的实践变得复杂，甚至被异化为“备考年”并呈现出另类内卷实践的特征。文章指出，中国式“间隔年”实践深嵌于社会结构性的就业困境，同时又脱嵌于对抗社会时钟的“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社会。文章分析了中国式“间隔年”的四种类型：自主探索型、主动缓冲型、被动逃避型和被迫暂停型，并讨论了这一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就业困境、对抗社会时钟的内驱力以及媒介对诗意生活的浪漫滤镜和个体自由想象的渲染。文章最后呼吁社会应给予“间隔年”群体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以消解青年群体的迷惘、焦虑和内耗。
5. 李建军, 王勇. 作为“成年新礼”的“间隔年”: 过渡仪式、认同重构与主体实践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2(3): 33-41.
这篇文章基于人类学经典的过渡仪式理论，认为“间隔年”具有青少年“成年新礼”的特征。文章通过分析“间隔年”在中国的兴起背景、文献回顾以及理论基础，深入探讨了“间隔年”如何构建和塑造个体的自我认同，并分析个体如何通过自我赋权实现再技能化。文章认为，“间隔年”不仅是社会变迁的产物，更是社会建构的复杂过程，参与者对“间隔年”的理解、认同是推动主体实践及“间隔年”现象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动力。文章最后强调，积极的“暂停”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逆社会时钟也并非可耻，允许青年群体在一定范围内的探索与试错，有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文化变迁，收获人生意义上的自洽与富足。
小结与讨论
在对间隔年旅游者现象的深入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到间隔年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活动，尤其是在青年群体中广受欢迎。这一概念自 20 世纪末以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其实践和研究跨越了几十年的时间。从欧洲起源，到全球各地的广泛实践，间隔年已经成为青年探索自我、增长见识、丰富人生经历的重要途径。不同的时期和社会背景下，间隔年的分析焦点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十年前，西方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于全球公民身份的构建和间隔年旅游者在全球主义中的角色。而在今天的中国，间隔年的研究则更多地与青年的自我发展困境和社会适应能力相关联。这种转变不仅反映了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特定需求，也揭示了间隔年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其意义和价值是如何随着时间和空间而演变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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