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神秘电报的推理
阿婆病情稳定后，从陆续来看望阿婆的众人口中，我得以将阿婆在这段时期内种种挣扎的细节拼凑起来。弄堂里的保姆们本来就和阿婆走得很近。她们知道，阿婆在大户人家当过保姆，烧菜、女红、带孩子、料理家务的知识丰富，经验老道，又与人为善，便常来请教做保姆的各种本事。母亲离世后，阿婆成了一家之主，我们几个孩子白天去了学校，家中只剩阿婆一人，她们来我家小坐，很受阿婆的欢迎。1969年春天以后，知道她一人孤苦伶仃，保姆们更会寻找机会，来我家陪她讲话，也算是歇脚。阿婆病倒后，是这些保姆中有人首先发现并传开的。
她们中有的人自告奋勇，轮流抽时间来照应阿婆。她们会将阿婆的凄凉晚景告诉各自东家。不少东家从内心深深同情阿婆的遭遇，有些人甚至还欠着她的人情。几十年中，不少邻居临时有事，会将小孩送到阿婆这里，请她代管。阿婆与人为善，来者不拒。可以说，阿婆是看着弄堂里的许多家孩子长大的。保姆们现在为阿婆做些善事，自然得到这些东家的理解。其中有些东家和里委说得上话的，甚至本身就是里弄干部的，大概会通过里委向街道反映阿婆的窘境。
估计随着阿婆的病情恶化，到了无法起床之后，弄堂中的舆论压力会逐步升高。里委会和街道无法不闻不问，熟视无睹，毕竟阿婆既非黑五类，又受人爱戴和尊敬。让天平食堂的阿姨给阿婆送饭送菜，估计是由里委建议，经街道办事处同意的一项善举。反正这个食堂本身就是天平街道主办的。食堂有个后花园，其边门直接通到我们新邨的最后一条支弄。我家的阳台正好面对这条支弄。食堂阿姨们只要走几步路，将饭菜放在我家阳台的矮围墙边沿上，照应阿婆的保姆看见了，就会拿进房去，喂给阿婆吃。我知道这一切后，极为感动，向食堂阿姨们、保姆们和里弄干部们表示了最真诚的感谢。
我赶回家中后看到的阿婆骨瘦如柴，与过去判若两人，除了被病魔长期折磨的原因外，我猜想她由得病，到病情恶化，到卧床不起，到最后昏迷不醒，濒于死亡，是一个逐渐加重的过程。只要阿婆还没有昏迷不醒，就不会有人发电报给我。即使她的病情恶化到卧床不起，被人发现，只要尚未病危，也不会有人马上想到要我赶回。里委和街道采取的措施，是让食堂阿姨送饭送菜。估计阿婆会有一顿没一顿，毕竟食堂阿姨和保姆们同阿婆非亲非故，每日也有各自的事情要忙，不可能将阿婆的饮食起居当做头等大事。据阿婆后来告诉我，常常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估计这是阿婆骨瘦如柴的原因之一。
我至今都不知，究竟是谁发了催我回沪的神秘电报。令人纳闷的是，我问了所有熟人，竟无人知道，更无人承认是自己所为。为临危的病人报急，让亲人及时赶回，不是天大的善事？有必要隐下不提吗？这太不合人之常情。莫非阿婆眼见自己要撒手人寰，终于将内心对死后恐惧说了出来，透露了自己决不想成为游魂野鬼的心愿，感动了前来探病的邻居或熟人，偷偷发了这份匿名电报？难道阿婆的本意，或者说发报人的本意，不过是让我回沪收尸，办理完后事速去速回？
我高中的好友邹憺和另一位好友王军，平均每月会去探望她老人家一次。逢到节日，还会带了食品去和阿婆共进午餐或晚餐。可是，他们各自的最后一次来信，还在说阿婆身体如旧，叫我勿用远忧。这说明，当时阿婆远未卧床不起，他们才会答应阿婆的保密请求。如此想来，阿婆病情的迅速恶化直到昏迷不醒，应是我回到上海之前不到一个月内发生的事？
那么，里委和街道是多久以前才获知阿婆病况转危的呢？知道之后，又过了多久，街道才有了明确的处置意见呢？为何其间没有人送她去医院诊断、救治一下？对如何处置病情日益加重的阿婆，是否发生了意见分歧？是否有人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阿婆自生自灭，省得把叫我回来，反而让我获得滞留上海的理由？另一种意见则会认为，阿婆毕竟是有邻舍都承认的小辈亲人的。不通知亲人，一定会在邻舍中引起强烈反弹。还是通知我，由我负所有的责任，比较通情达理？两种意见是否争执不下？所以最后出现了折中的意见，即拖到阿婆昏迷不醒，明显将不久人世时，才发电报？之所以采用匿名的形式，大概是考虑到我若回来料理阿婆病情，一定会产生种种医疗费用和护理责任，街道却可装着并非发报人而一概推却自己将我召回的责任？……
神秘的匿名电报引起的各种疑团一直在我脑中盘旋。几十年后，重新回忆当年的一切，将各种蛛丝马迹拼凑起来，我得出结论，发电报的一定是天平街道办事处，因为它是一级政府，对我家负有管辖责任。当时中国的电信仍十分落后，也只有街道办事处通过官方渠道，可以轻易查到将电报送到何处，才能抵达我的手中。发报人预料阿婆活不过几天，发报的用意不过是让我回来给阿婆收尸、火化。不料阿婆竟被抢救回来，我也因此不得不滞留上海。这是发报人始料未及的，便决定永不承认电报是自己所发……
不管怎样，这份电报使我及时赶回家中，使阿婆生命得以从死神手中抢回， 还是让我感恩不尽。
以上的推理既能解释电报为何是匿名的，又能解释我刚回到上海时，街道和里委的一些干部对阿婆明显抱有一定的同情，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成为对比的是另一些干部，她们和天平街道医院里的那位医生一样，对我和阿婆从一开始就极为无情，将阿婆和我视为累赘。其实，街道早就想将我家赶到青海或甘肃去，以将我家从上海连根拔走为快。天平路地段医院里的那位女医生对阿婆如此势利，极有可能已知道了街道某些干部对我家的态度。毕竟天平街道医院是天平街道所办，她们之间也许早有通气，早有预案？后来的事态发展，似乎指向这种合谋的可能。
陪护阿婆的日子
从生产队临回上海前，我凭着平时积累的工分，从队长那里预支了一些钱，同户的女知青杨荷洲又将哥哥准备结婚的钱借了一点给我。路上为了火车票和一日三餐，我用了一些，到家又陆续用了一些，渐渐手头越来越拮据。在走投无路之间，一些好心的邻居指点，说我其实帮了街道很大的忙，代替街道解决了阿婆的护理问题。他们鼓励我向里委申请生活补助。里委在接到我的申请后，大概说服了街道，同意向我发放生活费，加上街道本来发给阿婆的生活费，我都用来买了饭菜票，省得每天买菜、做饭。一些邻居，以及我和弟弟的一些好友，有时也会送来饭菜。
我的知青好友姚大卫又给他父亲——我后来的岳父写了急信，将我遇到的困境告诉了他。从此，未来的岳父不管风吹雨淋，还是骄阳当空，每周末都会骑车送来丰盛的菜肴。他住在新乐路，到我住的天平路有相当距离。还好他身手矫健，车技又好，带着许多饭菜到我家时，不但没有洒出汤汁，而且还是热气腾腾的。
他知道我关心国际政治，为阿婆送来饭菜的同时，还为我送来一周的参考消息，说是给我精神食粮，使我身居斗室，却能心系世事，在中国社会最为封闭的时期，有机会了解外界的点滴动态，打开了全球视野。这样的善事他整整坚持了三年，从无间断，直到我和阿婆迁往北京。
三年中，阿婆的病躯犹如风中之烛，随时可能熄灭。按街道某些人的算计， 即使我接到电报，辗转赶到上海，阿婆也一定过世，或最多活不过几天了。不料阿婆微弱的生命竟坚持了将近三年，可谓奇迹。离开来自四面八方的援助，无法想象会发生这样的奇迹。我要感谢以岳父为代表的善人们，像天使一般，将上帝恩赐的神粮送到阿婆的身边，使她的生命之火得以延续。
与此同时，因为阿婆需要定期打链霉素，消除肺部的炎症。她又有眼疾和其他一些慢性病。以这些理由，我从街道争取到医疗费的报销。我学会了打针，按摩。夏季，我每天为阿婆擦身，平时也坚持定时为她翻身。好邻居谢家的几个兄弟姐妹中有在医院工作的，这些宝贵的护理知识是他们传授给我的，此时产生奇效。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会将阿婆抱到阳台里，让她躺在藤椅上，一边为她泡脚，洗脚，一边让她晒晒太阳。有时还为她剪去长长的手指甲和脚趾甲。我最怕的就是阿婆尿湿床单或被子，因为家中并没有太多替换的，更没有烘干机。上海有时阴雨连绵，洗出的东西几天不干，让人急成热锅上的蚂蚁。另外一怕，就是上海漫长的夏天，有时还要加一个秋老虎。家中可是连一个简单的风扇都没有。我怕阿婆长出痱子来，便常常挥动蒲扇，让她感到习习凉风。阿婆下身瘫痪，但对大小便仍有意识，一般会主动招呼，只是需要护理的人迅速反应。稍一迟疑，大小便一旦失禁，后果就很严重。我只能时时守候在阿婆身边。
我内心很清楚，我们几个兄弟与上海的最后一丝法律上的纽带，便是这位病倒在斗室内的阿婆了。惟有她老作为我们的家长，仍拥有人羡人爱的上海户口。
只要她撒手人寰，我们这些随风飘泊，颠簸在人生汪洋大海中的小船，就会彻底失去了锚。我们从小称之为家的这方立锥之地，也不会再敞开大门欢迎我们的归来。所以，阿婆在世一天，她老就是我们文家在上海这个一席之地的守护天使。
由于不能外出，日子变得孤独而枯燥。幸运的是，我从小酷爱读书，此时书籍成了我的最佳伴侣。我平时有意无意地结交了各种圈子的朋友，其中有邻居，有小学、初中、高中的同学，有文革中结识的“战友”，又有插队后结识的优秀知青。他们的家庭背景十分不同，从干部子弟、工农子弟、资本家、高级知识分、洋行职员，到所谓的黑五类子弟都有，几乎构成中国社会的全部光谱。自从阿婆病倒后，他们体谅我不能外出，常常来我家陪我说话，带来坊间正在流行的各种小道消息。他们虽然一开始互不认识，但因为都是读书人，在我家相遇后，成了一见如故的朋友。多亏他们的经常来访，我幽居在家，却有灵通的消息。我家无形中竟成为小道消息的一个流转中心。
我特别要提一笔的是，新老朋友们会带来各种有趣的书籍，包括一些1949年以前出版的、被政府认为大逆不道差点被红卫兵焚烧的禁书。有些书向我展示了1949年前的中国，以及欧美国家的真实面目。有些干部家庭背景的朋友会带来一些专门供某种级别以上的干部看的内部书籍。我无形中享受了高干待遇，见识了东欧、苏联正在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化。这些书大大开拓了我的眼界。在某种意义上，我家此时又成了各种离经叛道的书籍的地下交流中心。我和朋友们坚信，文革的倒行逆施不可长久。当局宣扬的读书无用论，不过是一种当代的愚民政策，迟早会受到历史的谴责和惩罚。
为了不使双眼受到蒙蔽，为了了解外部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和几个特别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自发地成立了外语学习小组，努力提高阅读原著的能力。我们还规定，在我家聚会，只说外语，以提高口语能力。这个外语小组的中坚力量，有前面提到的姚大卫，还有到黑龙江务农回来的张国良，以及本来就在上海的袁优等。他们如今都在美国生活和工作。我在英语之外，又通过好友介绍，结识了日语和法语的老师，使我在自学这两门外语时有人指点。可以说，护理阿婆的三年虽然辛苦，但也获得难得的机会，大大提升了自己的知识和能力。
阿婆一直为我担心，由于出身卑贱，以后可能会一生孤独无友。见到我竟有这么多朋友为伴，又能时时服伺在她身边，她老多少感到一丝幸慰。其实，我更要感谢她老人家的庇荫。虽然日子极为单调、清苦，前途渺茫，但是，护理她老人家的三年，我内心是充实的，精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我一贫如洗，却通过学习外语和各种名著，获得了珍贵的知识，拓宽了视野，知道外面有一个美好的世界。当未来的生活对我提出新的要求时，我突然发现自己似乎胸有成竹。
回想起来，这一切都来自阿婆的庇护。她在世上存在一天，我在上海就有最恶的干部也难以否认的居住权。
我和阿婆被“独留”政策排除在外
如此度日如年地到了1974年的夏天，我内心本已死水一潭，却突然被独留政策激起万丈波涛。好友们兴奋地跑来告诉我一个小道消息，说有个政策，简直就是为你家设计的。
现从资料上查到，1973年 8月4日，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其中第二条里规定：“病残不能参加农业劳动的，独生子女，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不动员下乡。”
这项政策（当时在上海被简称为独留政策）本身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错误略做微调。对于阿婆和我来说，独留政策的横空出世，犹如梦境一般。阿婆内心渐渐熄灭的生命之灯再度明亮起来。对阿婆来说，我这个小辈不就是一个应该“独留”的对象？如果能将户口调回上海，她不但有了小辈的照应，她对我前途的各种担忧也可顿时化解。
开始，我疑虑重重，不敢相信有这等好事。但经不住朋友们的劝说，便给市知青办去信，详述家中的困境。过了几天，我实在等不及，又特地让一位对阿婆特别有爱心的苏北阿姨临时照顾阿婆，随身带着信的副本，赶到了位于威海卫路的市知青办。信访接待人员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说我的情况太符合优先照顾的条件了，要我赶紧到徐汇区的知青办去，那里一定会优先办理。
我感动得热泪盈眶，第一次感到世间仍有温情。从市知青办出来，觉得天特别蔚蓝，太阳特别明亮，人们的笑脸特别亲切。我感到漫漫长夜迎来了曙光。徐汇区知青办位于建国西路，高安路口，文革前是个领事馆。区知青办接待人员同样热情地接待了我，又鼓励我赶紧到所属的街道办事处去申办。
但始料未及的是，接踵而来的却是我和阿婆之间的美好亲情关系被肆意践踏，甚至被污名化。我和阿婆的生活再次跌入黑暗的谷底。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发生在天平街道办事处的这一幕。这个街道办事处位于余庆路的一座颇大的花园洋房里，大门就正对着我们弄堂的后门，离我家仅咫尺之遥，是我打交道最多的办事处。我对这个街道有许多要感恩的地方。但是，这也是一处常常令我畏缩不前、深感羞辱和不快之地。平时负责接待我的一位女干部，对我明显怀着偏见和敌视。自从我回到上海，每次有事求她，她说出的话语都极为刺耳，既让我明白，她是在恩赐我，又频频提醒我，首要任务不是护理阿婆，而是回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充满虚伪地说，那里才有我的光明前途。
我拖着沉重的步子，来到天平街道办事处大院门口，变得迟疑不决。找谁呢？思考再三，决定先去试试其他干部，他们也许更有同情心。不料他们听了我的讲述后，都面有难色，纷纷表示，还是要那位女干部点头同意才行。我硬着头皮，走到她办公桌前，以最温和、最有礼貌的语言，向她叙述了我到市、区知青办了解的情况。她粗暴地打断我的话，蛮横地说，阿婆和你们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只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老仆人而已。她要我趁早放弃重回上海的幻想，赶紧回吉林乡下去。我说，那阿婆怎么办？她的脸变得更加冰冷无情，胸有成竹地说，你什么时候离开上海，我们就什么时候送她进养老院。原来她已有如此恶毒的预案。
我感到五雷轰顶，争辩说，阿婆现在随时有可能丧失生命，有我这样的亲人在，为何要送她去养老院？去送死吗？自从我们的母亲离世后，我家户口本上户主一栏中填的一直是阿婆。我还突击给阿婆扫盲，让她至少认识了自己的名字。
所有需要户主同意的文件，都由她郑重其事地盖上自己的图章。但这位阶级立场无比坚定的女干部一脸不屑地说，你家的情况我一清二楚，完全不属于这次中央政策照顾的范围。说完，就傲慢地转过脸去，不再理我。
我说，既然阿婆和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那为何要给我打电报，要我回沪料理她的后事呢？她知道无法回答我的问题，便装着没有听见。我从小见过不少铁石心肠的人，但她对阿婆的冷酷无情还是出乎我的预料，令我怒火中烧。在天平街道的地段医院里曾经起过作用的“红五类”逻辑，此时竟然毫无作用！这位恶女已经下定决心，要将阿婆逼到养老院里去送死。想到阿婆还在家中苦苦等我，苏北阿姨也有自己的东家，尽管心乱如麻，我只能恨恨地赶回家中。
过了几天，我心有不甘，带上户口本，返回区和市的知青办，希望他们能为我主持公道。可是，我想得太过天真。街道和市、区的接待人员显然已经通了气，见了我之后，本来的热情已无影无踪，开始顾左右而言他，一味推诿，说市里和区里不了解每家每户的具体情况，一切以街道的意见为准。我觉得这世道太荒唐了。独留政策不就是向孝道回归吗？不管传统道德有什么缺点，孝道本身是没错的。谁不会有变老变衰的一天？如果没有孝道，人不就和禽兽无异？家庭和社会不就土崩瓦解了吗？在忠孝不能两全之时，传统道德强调以孝为先，正是要维系人伦和社会的底线。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下身瘫痪，双目失明，明明有她从小抚养长大的小辈可以照料她的晚年，偏要送往没有亲情温暖的养老院去，还冠冕堂皇地抬出要赶我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大道理，这是什么杀人不见血的魔鬼逻辑？
这里补说一句，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人们的心目中，养老院就是一个老人等死之处，只有孤苦伶仃、完全没有亲人而又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才会在人们的鄙夷下去那里过完自己最后的日子。因而，养老院是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可怕去处，唯有孤儿院可以相提并论。阿婆自然极度抗拒进养老院的想法，就跟当年她绝不忍见我们几个小孩被生生送往孤儿院一样。她本来就对自己会成为孤魂野鬼有深深的恐惧，将她活生生和亲人分离，将她硬送养老院，只会加剧她的恐惧。世上实在没有比这还要残忍的事了。
邻居和好友们本来以为我能很快迁回户口，此时得知是这样的结果，个个目瞪口呆，陪着我唉声叹气，连连说，不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奇怪世道，连起码的人性都已丧失殆尽。
中断音讯八年的父亲来信了
绝望中，因文革爆发而和我们断绝了音讯整整8年的父亲，忽然来信了。
看到我熟悉的父亲笔迹，心想这是天助我也。我欣喜若狂地将来信展示给我最为尊敬的邻居谢伯母看。她知书达理，通晓人情世故，一向爱护我们，将我们视为自己的孩子，又深深同情阿婆的遭遇。谢伯母仔细阅读了父亲的来信后，支持我豁出去，在给父亲的信中，不要再遮遮掩掩，报喜不报忧。政府对父亲一贯强调正面教育。文革前每逢国庆大典，就安排他们到天安门旁的观礼台上观看盛大游行，公安部副部长几次带队组织他们到各地参观，从武汉的长江大桥到上海的万吨水压机，从大庆油田到大寨的梯田，几乎走遍全国各地，用意无非是要他们相信新社会取得了种种辉煌成就，百姓安居乐业幸福美满。我一直配合政府的良苦用心，去信时永远将家中生活描绘得花好月圆。如今，我和阿婆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有什么必要继续粉饰太平？我要请父亲基于起码的伦理道德，向监狱管理人员反映，并通过他们反映到公安部的领导那里，希望他们出面干预，结束这种人世间的不公不义。既然独留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中央应该督促各地，一视同仁地执行才对。
谢伯母的一句话特别提醒了我。她说，你和阿婆祖孙俩人的窘况，就是李密《陈情表》中所描写的凄惨状况的现代翻版。我赶紧找出这篇不朽之作，反复诵读后，忍着眼泪，将祖孙两人的困境写成长信，连夜寄出。在焦急地等信期间，我才觉出自己行事的荒唐，竟然想请出铁窗内早已失去自由的人来解救铁窗外号称有自由之身的人，大概只会给他带来麻烦吧？可是，我和阿婆身处绝境，退无可退，只能希望父亲这个渠道能有奇迹产生。
父亲果真很快来信，告诉我，公安部决定派人到上海调查实情。接信后，我产生美丽的幻想，觉得我的信一定引起父亲的极大不安，也一定惊动了公安部。
阿婆毕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公安部不能对她二十多年来抚养我们几个小孩的事实置之不顾吧？我日夜盼着北京来人，想象着他们会亲临家门，访贫问苦，嘘寒问暖。我甚至幻想，来人目睹阿婆双目失明，下身瘫痪，以及家中一贫如洗的现状，会命令街道立即改变不人道的决定。
我的一厢情愿很快被当头一棒。虽然我天天守候在家，却始终未见北京来人的踪影。苦盼了几周后，等来的是里委的一位干部，也是我家的紧邻。她破门而入，拉着长脸，尖着嗓音宣布，即日起，停止发放阿婆和我的生活费，停止报销她的医药费，立即送阿婆进养老院，并要我立即返回乡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接着，又收到父亲接连寄来的三封长信。第一封信表示，公安部派人到上海，已经了解实情，劝我服从街道的处理意见，立即返回东北，必有光明前途。阿婆的一切则由街道安排。估计街道对北京来人一口咬定，阿婆非我们的血亲，完全否认她抚养我们几个兄弟长大，户籍本也一直将她列为户主的事实。甚至有可能加油加酱，捕风捉影地告诉公安部来人，我曾因和市革委会意见相左，被打成反动学生。现在滞留上海，家中又经常人来人往，一群人整天不知在看什么封资修的禁书，学习形迹可疑的外文。一个如此离经叛道的青年，决不能让他留在上海。
父亲后来又接连来了两封长信，追问我是否收到了他之前所寄的信，并要我尽快返回东北乡下。他似乎觉得我护理阿婆只是一种逃避农村劳动的借口，读来使人十分无奈。
令人气愤的是，公安部来人并没有找我直接谈话，更没有找真正的当事人阿婆，了解她对进养老院的想法，倾听她的担忧和恐惧。去养老院难道不应该是每个老人自愿的选择吗？由于街道对公安部来人单方面说了我家的坏话，使公安部完全站到街道的一边，这算什么调查核实？父亲身陷牢狱，连来三信，显然是在秦城当局的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他无从了解家中的真相，我不能怪他。反复思考后，觉得最好的对策，就当从未收到过父亲的来信。于是，我一方面对父亲的来信置之不理，使父亲没有理由再给我来信；一方面向街道放话，只要阿婆活一天，休想让我这个亲人弃她而去，更休想不顾死活地把她送进养老院，否则我以死抗争。同时，我也把话说清楚，阿婆离世后，我不会赖在上海，随时会返回东北乡下。阿婆百年之后，没了牵挂，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哪里不能安身立命？
但是，只要阿婆一息尚存，我就要死守在她的身旁，保护她的平安。
瘫痪在床的阿婆竟打算自尽
阿婆知道我的困境，常常唉声叹气，愁眉苦脸。一次，我外出取药后回到家中，只见阿婆躺在地板上呻吟，挣扎，满脸是血。我大吃一惊，以为是我在文革中的仇人为了对我报复，对她施行了暴力。我赶紧将她抱回床上，并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原来她认为自己拖累了我，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她下半身虽然瘫痪了，但上身和双手还能活动。趁我外出之机，她费劲地侧转上半身，然后用双手抓住
床头的铁栏杆，将自己的额头快速拉向铁做的床头。可能手臂用力过猛，床又很窄，整个人就滚到床下。
听到她企图自杀，我顿时泪流满面。还好，她年老体衰，半身瘫痪。虽有自杀之心，却无执行之力，只在额头部位伤了皮肉，怪不得血流满面。我为她仔细清理，包扎后，觉得只能用吓唬的办法，使她对自杀断念。于是，我说，如果撞得半死不活，作为日夜照顾她的人，我要负法律责任，也许会被抓进监狱服刑。
她听了，感到骇然，哽咽着说出令人鼻酸的话，我至今无法忘怀。她对自己充满恨意，对我充满歉意地说，我真不知前世作了什么孽，带出的每个小孩，命不但比我苦，而且一个比一个更苦。她的这番话不但指我们弟兄几个，也指被她带大的我的母亲。这要对我们有何等深沉的爱，对自己承担的责任要有何等的执著，才会如此痛心疾首地自我责备？我赶紧说，她是世界上最善良的老人，我们欠她的抚养之恩永远还不清。不管世上有多少苦难，我们祖孙二人一定要死守在一起，等待父亲的归来。
阿婆和我相依为命的困境，我和街道的激烈抗争，邻居们看在眼里。他们常常利用夏季扎堆纳凉，或各家串门的机会，议论我和阿婆的凄惨境况，对街道的非人道决定感到无法理解。他们愤愤不平，暗中为我打气，说阿婆一辈子受苦，一辈子做好事，有什么罪？放着小辈不让照应，反而逼她去养老院，这不是让她去送死吗？这算什么世道？不少邻居认为我家是应该获得独留政策照顾的最典型的例子。五个兄弟全在农村，家中有年近90、双目失明又瘫痪在床的老人，街道要将这样的祖孙活活拆散，这种倒行逆施，恐怕任何朝代都闻所未闻，触犯了所有社会的道德底线。许多邻居还认为，我克服困苦和辛劳，顶着种种压力和心理折磨，日日夜夜地对阿婆尽着孝道，这种青年在新社会已经不多见了，街道予以表扬都来不及，还无情赶人，天理不容！
众人的支持，使我在漫长的寒夜和无尽的孤独中多少感到一丝温暖，也感到天地之间自有公理。北京来人的调查虽然引来街道的恶毒报复，但我注意到，街道慑于舆论，不想进一步触犯众怒，对阿婆和我的迫害不再升级，生活费和医疗的报销也悄悄恢复了，只是继续拒绝将我家列为独留政策落实的对象。阿婆常常呜咽地说，这是要把我家从上海活生生地连根拔去啊！
为了阿婆，我也错失一些机会，但我毫无怨恨和悔意。例如，我插队所在之公社属于吉林梨树县。正当我和街道处于僵持之中，梨树八中传来意外的好消息。他们急需招聘一名高三物理老师，苦于没有合适人选。原因很简单，知青中几乎没有66届高三学生。文革爆发时，这是唯一的一届基本学完高三物理的。按当时上海的政策，这一届是不用去外地插队的。我是例外中的例外。公社知青办有位对“四人帮”特别不满的干部，是不是他这时想到了我，对梨树八中做了强烈推荐？另一种可能，则在父亲一连寄来的三封信中也有暗示。他在信中说，若我及时回到乡间，一定会有光明前程。我当时简单地认为，这不过是句套话。但今日想来，为了配合“战犯管理所”，营造一种外面世界一片莺歌燕舞，党的各项政策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假象，以利父亲立场的转变，也许公安部通过某种渠道，暗示梨树县的知青办要适当安排我的出路？反正，梨树八中连对我起码的考核都没有进行，便要我赶紧去就职。消息来得如此突然，又正好赶上我与街道在进行一场恶斗，不免令人产生某种联想。我不敢想象这辈子还有教书的资格，教的又是我很喜欢的物理。但转而一想，阿婆确实已经须臾离不开我，只能婉拒八中的邀请。我表示，自己报答阿婆的时间已经来日不多，但为梨树八中效劳的时间则来日方长，请八中见谅，暂时不能前往应聘。一些邻居和朋友不敢相信我的决定，以为我被生活折磨得已经犯傻。这样的怀疑也有道理。当时抽到工矿的工作大多又累又危险。教书的工作可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的美差，又适合我的特长和爱好。
过了这个村，还有这个店吗？可是，面对孤苦伶仃、处于鬼门关口的阿婆，我怎能忍心一走了事，去追逐自己的前途？为阿婆养老送终难道不是发自我的内心的誓愿？这位老人为了我家受苦受难一辈子，在随时可能撒手人间的时刻，弃她而去，文家对得起她的恩情吗？为了一些空洞的革命大道理，或所谓的个人前途，放弃做人的底线，抛弃抚养自己的恩人，不可耻吗？当时我唯一的信念是，即使错过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即使今后等着我的唯有无穷无尽的苦难，我也要咬住牙关，与阿婆共进退。
风中之烛的阿婆终与我父亲重逢
虽然阿婆的生命之火随时会熄灭，但阿婆也有支撑自己活下去的强烈欲望，那就是想和我父亲再见一面。我深知，在她的心底，只有见到我父亲，她才会认为自己尽了抚养我们几个小孩的责任，才对得起死去的我母亲。
1965年我们全家在华山饭店与父亲匆匆见过一面。那次，带队的公安部副部长郑重其事地向我透露，说我父亲会很快被释放。我向阿婆转告了这个喜讯后，她一直默默地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病榻上的她常常提起这个心愿。我总对她百般安慰，说也许不久父亲就会归来。我虽然期盼奇迹降临，但目睹文革的荒谬暴虐、四处蔓延的溃乱无序，对何时秩序能恢复正常，心中并无底气。我只能一边宽慰阿婆，给她一丝朦胧的希望，一边做好准备，一旦阿婆驾鹤西去，我就告别上海，回到关外孤寂的农舍中，与严寒、穷困和愚昧为伴，度过余生。反正农民们说了，如果集体户最后只剩我，那农舍就归我了。
转眼到了1975年的春天，因为独留政策的落实，越来越多的知青回到了父母的身边。我为他们由衷高兴，也羡慕万分。可是，独留政策向他们打开的这扇大门，继续无情地对我和阿婆紧紧关闭。我无可奈何，对社会制度的不公和伪善加深了理解。令人气愤的是，阿婆和我还被一些流言蜚语包围着，中伤着。街道和接近街道的某些人认为我在利用阿婆的病情，对抗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逃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又有人认为，阿婆的长寿害了我的前途，散布对阿婆不利的指责。这世道的荒唐使我万般困惑。失去了自由的父亲，既不能对阿婆尽孝，又无法尽抚养我们的责任，但在血统论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下，新社会竟以他的存在为理由，荒唐地否认阿婆对我们的抚养之恩，以达到否认她老人家有权享受独留政策的同等权利。我一遍遍地问苍天，世上怎么会有如此荒谬的逻辑？
1975年3月的一天，电台广播里突然传来一则对我的下半生至关重要的消息：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按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提出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邻居惊喜地告诉我，电台正在反复广播这个消息，还听到了释放名单中我父亲的名字！
当时我和阿婆处于绝望之中。所谓的好消息，每次到我这里，无不化成一场空欢喜。然而，这一次竟是真的。不久，收到老父报喜的来信，知道他获得特赦释放后，已被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聘为专员，留在了北京。在京城监狱中失去自由已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老父，和所有其他的“战犯”一起，一夜之间，从共产党的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宾。
父亲稍事安顿后，便赶来上海。踏进房门的父亲一声“阿婆，我来看你了”，声音高亢激越，充满感恩之情。阿婆马上听出是父亲的声音，激动地说，总算等到你了，可是，可是，我眼睛已经看不见你了呀！说完，浊泪应声淌下脸庞。我赶紧将阿婆扶起，让她背靠床头的栏杆。阿婆伸出双手，似乎想要触摸父亲的脸庞。父亲一手握住阿婆的手，一手为她擦泪。阿婆等来了最后的团圆，露出难得的笑容。
图为获得特赦释放的文强与阿婆见面后合影
邻居、朋友们闻讯而来，济济一堂，争着要和父亲讲话、握手。三哥和五弟也赶回家中。邻居、好友们无不惊叹，我家竟会以这种梦幻般的方式实现大团圆。
阿婆静静地听着众人的欢笑、感慨和赞美。我默默站在一旁，心里的感受一言难尽。阿婆慈祥的笑容之下，仿佛藏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我知道她心中藏着的那丝遗憾——要是我母亲仍健在，该有多好！
父亲目睹阿婆的病况，难掩心中的悲痛，哽咽地对我说，当时我不了解家中的情况，你拒绝抛弃阿婆，拒绝返回东北，是对的，为我们文家守住了底线。
一天，民革上海方面的负责人之一贾亦斌先生来我家看望我父亲。父亲应我之求，与他商量，并通过他向上海方面提出书面请求，让我留在上海，就近照顾老人。可恨的是，上海那时仍然是“四人帮”当道，对我们家的合情合理的要求置之不理。
父亲无奈，归期又到，只得悻悻然返回北京。临行，父亲对我们兄弟们说，文家最欠的是阿婆的恩情，也是他的余生首先要报答的。他会将阿婆尽快接到北京养老。大家一致表示赞成。
除阿婆外，按照独留政策，我们兄弟中有一人可以调入北京。兄弟五人的情况都极为困难，对谁应该调入北京一开始有不同看法。见此，我明确表示，一切听父亲的安排。只要阿婆有人照顾，即使父亲决定调其他弟兄进京，我也坚决服从，随时返回吉林乡下。我几年来照顾阿婆的初衷，并非为了回到上海，更没料想到父亲会突然重获自由，且留在了北京居住和工作。父亲返回北京，经和政协领导商量后，郑重其事地分别给五个兄弟去信，告知决定调我入京的理由。首先，我日夜服伺阿婆将近三年，对如何护理阿婆的细节比较熟悉。临时换人，对老人怕有不妥。其次，兄弟中，大哥、二哥和三哥已经成家，有了妻室和小孩，不符合独留的政策。其三，五弟在新疆军垦农场工作，虽然离关内路途遥远，收入却较为稳定。惟我靠挣工分度日，既没成家，又难以糊口。兄弟们协商后，最后愉快地接受了父亲的决定。
上海老邻居的隆重欢送和北京新邻居的热情欢迎
1975 年的金秋时分，终于等来了扶送阿婆进京的日子。
那天一早，弄堂里几个家境较为宽裕、在众人面前特别有面子的老太太，穿戴得十分体面地来到我家，按照几天来与我反复商量好的安排，要我回避，将阿婆临走前的一切事项交由她们负责。有几个保姆闻讯赶来，想插手帮忙，都被这几个老太挡住，说今天还真轮不到你们。老太们分工有序，有条不紊，替阿婆擦脸，涮口，擦身，洗脚，为她里里外外换上干净的出相衣服和鞋袜。阿婆卧床三年，皮肤仍十分光洁，没有任何褥疮或破伤的痕迹，引起老太们的啧啧称赞。之后，她们又替阿婆精心梳好发髻，抹上一点头油，让阿婆的头发亮堂一点。
她们一边为阿婆梳妆打扮，一边还开心地逗着阿婆，说你的女婿可不是等闲之辈，这次你到北京去，一定要打扮得干干净净，才能为我们国泰新邨挣个风光。
阿婆连连说，罪过，罪过，我那里受得了这个福份啊！众人立即抢着说，你一辈子受苦受难，总算熬出头了。我们今天服伺你，就为沾一点你的福气，以后好消灾灭祸。老太们的这番话发自肺腑，阿婆听后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众人又抢着帮她擦泪。在一边看着的我，一阵一阵地鼻酸。我们一家在国泰新邨生活了二十多年，一直遭到里委和街道里一些人的鄙视。在他们眼中，我们一家犹如贱民。想不到今日阿婆获得邨里体面人家如此真诚的爱慕和尊敬。
大家正有说有笑，一个机灵的小男孩来通报，说事先订好的出租车已到弄堂口，司机在问要不要一直开到家门口。老太们对小男孩说，赶紧去告诉司机，不急，车不要开进来，我们会把阿婆风风光光地抬出去，为阿婆壮行。她们仔仔细细地将阿婆审视一遍，满意了，才将事先准备好的藤椅铺上一位老太特地带来的丝绵被，把阿婆小心翼翼地抬到藤椅上，让她坐稳，然后合力将藤椅抬起，缓慢而庄严地向弄堂口走去。她们平时家务事都有保姆服侍，似乎手无缚鸡之力，不料这时竟有这种力气。我想伸手帮忙，她们连连说，你忙了三年了，我们看在眼里，今天就歇会儿吧。你家的阿婆已经成仙，没有什么重量了。阿婆听着大家的说话，喃喃自语，眼眶又涌上泪水，说这辈子是还不了这份情了。老太们安慰她说，大喜日子，高兴才对，不哭，不哭……说着，反倒有人呜咽起来，抹着泪说，阿婆啊，我们何年何月再能相见……
众人走近弄堂口时，司机大为惊愕。他从未见过如此的阵仗，赶紧下车，打30开车门。我将阿婆轻轻抱起，小心翼翼地放进后座。我也在她身边坐稳，摇下车窗，向外招手。司机将车子发动起来，缓缓前行。此时，弄堂口已聚集了闻声而来的邻居和行人，有老有少，热情地向我们挥手告别。那几个老太在用手绢擦泪，见我目光转向她们，赶紧露出笑容，向我连连挥手。出租车沿着天平路驶向六叉路口，送别的人群渐渐从视野中消失，高大的武康大楼迎面而来。车子拐入淮海路，驶向北站，还在紧追我们的几个小伙子终于被加速前进的车子抛在了后边。
别了，国泰新邨！别了，天平路！别了，我亲爱的邻居、同学、朋友！别了，童年、少年和青年的一切甜酸苦辣……
在去火车站的路上，阿婆在出租车里长叹一声，说，贯中啊，到了北京，我是什么都看不到啊！她平日沉默寡言，总将一切酸苦吞咽肚中，只说令人高兴的话。要经过多少内心煎熬，才会说出一句如此伤心的话？我一阵心酸。
我订了两张卧铺票，一左一右，都是下铺，以方便照顾老人。将阿婆抱上火车，在卧铺间安顿好后，我向两边中铺和上铺的旅客打了招呼，怕路上会给他们添麻烦。他们看到一个三十来岁的男青年和一位高龄老太同行，已经投来好奇的目光。我趁机也算简单作个解释，说是上海没人照顾外婆了，只能送她去北京养老。目睹老人年迈、虚弱，大家表示理解，降低了说话音量。包间变得安静下来，我心存感激。我回忆着邻居们在弄堂口欢送阿婆，为她壮行的温馨一幕，感慨万千。在她生命之火熄灭之前，总算实现与我父亲团圆的夙愿，这是她晚年最大的安慰。但想到这场团聚是在她双眼失明、半身瘫痪三年之后才姗姗而来，一阵伤感又袭上心头……
车轮有节奏地轻微震动着，将阿婆送入梦乡，其他旅客也在假寐，我却久久无法入睡。思绪万千，勾起许多往事。有些是快乐的，更多的是心酸的。想到即将与父亲重新生活在一个屋檐之下，既觉得不可思议，又十分欣喜。但是，除了欣喜，我也有担忧。可以说，此刻的欣喜是朦胧的，无法名状的，而担忧却是具体而迫切的。除了对阿婆能否适应北方水土有隐隐的担心，还曾担心与父亲能否和谐相处。父亲生于、长于民国时代，却从1949年初以后就失去自由，可说是成了民国时代过来的活化石。他对1949年后大陆的实际情况究竟有多少了解呢？他在功德林和秦城度过四分之一世纪而有余，监狱的煎熬会使他的性格受到严重扭曲，因而会与我形同陌路人吗？想到他年纪轻轻便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我年近三十却仍是个无业游民，真是自惭形秽。父子经历相差如此之大，我们还会有共同语言吗？……
不知不觉间，火车进了北京火车站。从车窗望出去，父亲和弟弟已在月台上。政协派了车，将我们送到父亲新家的楼下。邻居们闻讯，纷纷出来迎接。黄维伯伯的女儿慧南虽是个弱女子，却抢着替我们搬运一些零碎东西，上下奔走，令人动容。入夜后，许多邻居，如黄维、赵子力、沈醉、董益三等叔叔伯伯，又携家眷来我们家中。他们有的拿着点心，有的拿着红包，说要好好看望阿婆。大家济济一堂，有说有笑，空气中充满了欢乐的笑声和衷心的祝愿。显然，他们已从父亲的口中听说了阿婆对我家的恩情，为她的高尚无私而深深感动。他们中有些人目睹阿婆弱不禁风的衰老之态，流下同情之泪。阿婆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和我父亲团聚，使众人难掩喜悦之情。
父亲后来几次深情地回忆，说他迁入这个新家门之后，这一晚发生的一幕是他最受感动的。邻居们的关切和友情如此真挚无私，如此温馨亲切，他会永世不忘。父亲又说，将阿婆迁来北京奉养，是他晚年做的最正确的事。父亲见我已近而立之年，既无工作，又无收入，十分无奈。正好二哥、二嫂带了岳松和岳武两个孩子来北京探亲，父亲便留下二嫂护理阿婆，以便我可外出找事。
尾声
阿婆苦难的一生即将走到尽头，正在绝望之时，却迎来与父亲大团圆的美好结局。尽管没能享到多少清福，但她老人家带着满足，于1976年1月24日夜晚在父亲的北京家中，在家人的关爱之中，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父亲带着我们去八宝山悲痛地送走阿婆。
在阿婆去世一周年的忌日，父亲写了情深意切的长诗，悲痛地悼念阿婆。父亲在长诗中赞颂母亲和阿婆之间有胜过母女的深厚感情，他又深情地吟道：“我自辽天过沪上，初见阿婆何慈祥。从兹报以尊亲礼，胜过骨肉如亲娘。”他把阿婆视作亲娘。可见，抗战一结束，阿婆在我们家的一家之主的地位便已毫无异议地确立。当天我也含泪写了长文，回忆阿婆在贫困和歧视中抚养我们兄弟，恩情如山如海。
想到死者入土为安，我和弟弟经济上比较宽裕后，便将母亲和阿婆的骨灰合葬在一起。此事我们没有惊动年迈而又整天忙于编写与审读文史资料的父亲。1999年7月，我们开车带父亲去郊外。父亲以为带他郊游，十分兴高采烈。当我们带他走近阿婆和母亲的墓地时，父亲才明白了，变得严肃起来他见到墓碑上阿婆和母亲的遗像时，顿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事后，父亲称赞我和弟弟做了一件好事。
图上左起文定中、文强、文贯中。
第二年，我从美国再次归来讲学，父亲率大哥一家，以及我和弟弟，去墓地再次奠祭。父亲又留下遗嘱，百年后要和这两位奇女子葬在一起。父亲离世后，弟弟按照他的遗愿，举行了隆重仪式，将他的骨灰盒放到阿婆和母亲的墓穴中。
对我们文家来说，这位生前失去自己的所有亲人的老人，不但永远是文家的亲人，而且是文家最大的恩人。阿婆将和我们的父母一起，世世代代接受文家后代的祭拜和感恩。我们文家以她为荣。她以崇高的道德为自己筑起一座耸入云霄的丰碑，在一个被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加持的社会中，阿婆是人道的化身。她老人家虽然出身卑贱，一生苦难，却以自己的善良和高贵的人格，为后世留下一个光芒四溢的爱和仁慈的不朽形象。
图为文贯中、文定中兄弟将父亲与母亲、阿婆骨灰合葬后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