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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转自《昨天》第252期。原文有注释，转发时已略去，谨致敬作者。
文化大革命为了“改造人的灵魂”“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一开始就把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见“五一六通知”）这“五界”作为重点“改造”领域，导致图书出版界成为重灾区之一，大批图书被当作“封资修”的“毒草”，遭到封存、禁售，连中外古典名著都成了禁书。许多图书被红卫兵烧毁、出版社封存、书店停售、图书馆停借，乃至送造纸厂化浆，酿成一桩桩触目惊心的当代文字狱和“史无前例”的出版浩劫。本文根据所能找到的资料，对文革期间和之后一段时间查禁图书的情况，略举若干例证。文革中受到查禁的图书，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分别采取四种处理方式：前三种是针对问题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图书，不能继续发行；第四种是针对问题不大，经过技术处理后，可以继续公开发行的图书。技术处理通常有五种方式：一、撕页。即撕去书中某页（如林彪题词），或将某篇文章整体撕去（如作者已经被点名批判、打倒的文章）；二、贴盖。用白纸将某页（如有问题的出版说明、后记）贴盖；三、换页。将有某个名字（如刘少奇的名字）的页面抽出，重新印制后换上；四、涂抹。将书中某句话（如“在江青同志的领导和关怀下”）用墨涂去；五、更改句子。如将“批邓斗争鼓干劲”一句改为“学习大寨鼓干劲”。这种对图书任意进行封存和篡改的做法由来已久，在文革十年尤为盛行，成为常态，每年都会发生。1949 年至 1966 年的十七年，被文革主流意识定性为“黑线专政”，这一时期出版的图书，经历了多次大规模清理。清理范围十分广泛，查禁品种众多，大部分是文革前与文革中受到批判的作品，包括政治类读物、文学作品、学术著作、通俗读物、教材、工具书、绘画作品等。有的是“三家村”的杂文，有的是“黑线人物”创作的小说、诗歌，有的是“反动学术权威”的专著，有的是“修正主义分子”翻译的外国作品。文革前出版的某些政治类图书，由于内容失时、不适应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不再继续发行。出版发行部门要求以“从严掌握，不留痕迹”为原则，凡不可能作技术处理或技术处理后效果不好的，均作报废化浆处理。1966 年 8 月 13 日，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发出《关于停印、停售、停用〈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试用本）的通知》，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下架党员教材《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通知说：一九六三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员读本《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应即停印、停售、停用。今后对党员的教育应该坚持以毛主席著作作为经常的、基本的材料。农村、工厂一般党员的材料，应当采用《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解放军总政编印的《毛主席语录》和总政组织部编印的《党员教材》和党章。当时称《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这颗毒草是刘少奇授意，由旧中宣部、中组部和中央党校一些人合伙炮制的”。在一篇批判这本教材的文章里，作者认为，教材总结的中国共产党的五个优点（一、有好的指导思想；二、有好的党中央；三、有大批好的骨干；四、有好的传统、好的作风；五、有好的、信赖党的人民），“偏偏不提我们有好的领袖——伟大领袖毛主席”，“其蛇蝎之心，确为毒矣！”1这种欲加之罪，瞎编罪名的作派，自 1949 年以来经久不息，在文革中尤以为甚。1967 年 5 月，同样性质的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1961 年 10 月编的《党的基本知识讲话》，各地书店作“停售报废，撕封面退货”处理，退货的经济损失由国家补偿，书店凭撕掉的封面作为领取退货款的依据。1967 年 11 月，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通知全国各地书店，要求把人民日报出版社从 1964 年至 1966 年 4 月出版的《努力学好毛泽东思想》（1-4 辑）等 88 种图书停售销毁。3销毁的依据是《人民日报出版社通知》，这个通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没有提及。经笔者查阅《努力学好毛泽东思想》（1-4 辑）原书，发现第 1辑收有肖华、李瑞环的文章，第 3 辑收有赵紫阳的文章，第 4 辑收有安子文的文章，这几个人在文革初期已被打倒，按照当时的政治逻辑，被打倒的人的文章是不能继续流传的，必须查禁。第 2 辑没有收入敏感人物的文章，但多数文章是讲业务管理，不符合当时的时空背景，也被查禁。1968 年 6 月，山东省新华书店根据山东人民出版社（67）社办字第一、二号通知，将该社在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 138 种书籍作停售销毁和停售封存处理，其中包括《论突出政治》（收有肖华的报告）等。在查禁的文史类图书中，“三家村”的作品首当其冲，成为文革大兴文字狱的第一批牺牲品。邓拓的杂文集《燕山夜话》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吴晗 1959 年至 1965 年主编的一套《历史小丛书》共147 种，不管写书的作者和书的内容如何，都被打成“黑书”；廖沫沙写于上世纪 40 年代的历史小说《鹿马传》遭到查封，他 1949 年至 1965 年发表的文章，被拿出来公开“示众”批判。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与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有过一次关于“人民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到了文革时期，这次争论被翻出来上纲上线，说成是“三十年代文化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把“国防文学”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的口号”，给鲁迅冠以“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代表”头衔，把周扬等“四条汉子”说成是“文艺黑线”的代表，从政治上判处“四条汉子”及其作品的死刑。1970 年 1 月南开大学图书馆编印《“四条汉子”黑书黑话目录》，把“四条汉子”从三十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公开出版的作品和文章标题收集起来，供批判用。许多著名作家、史学家、美术家被最高领袖认作“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改造不行”。他们的作品“因人废文”“因人废画”，被扣上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罪名。如夏衍的代表作《赛金花》是“‘国防文学’的黑样板”，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是“反动小说”，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是“反党之歌”，刘知侠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是“修正主义文艺的一面黑旗”，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为彭德怀树碑立传”，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一代风流》（第一卷《三家巷》，第二卷《苦斗》）是“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的反动作品”，翦伯赞的著作《中国史纲要》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变天账”，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工具书《辞海》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教科书”，石鲁的中国画《转战南北》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黑画”，侯一民的油画《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矿工》是“为中国赫鲁晓夫树碑立传的黑画”，华君武的漫画《洗脸盆里学游泳》是“毒画”，张乐平的漫画《三毛流浪记》是“宣扬资产阶级反动‘人性论’”等等。这些非法律意义上的罪名，足以让作者本人身败名裂，其人文环境之恶劣，令人发指。有些查禁的理由，现在看来令人不齿。李准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被查禁，是因为“把解放后两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一个写成不愿务农，要走贩卖牲口的资本主义道路。一个被写成手头上有了几个钱就想买地，甚至梦想有一群长工在自己场内劳动，完全丑化了老贫农的形象，不能开放。”3小说中的农民张栓在农闲时做点牲口买卖，被污为“不愿务农”“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个农民想买张栓家的田地，本属正常的商业行为，却成了“丑化老贫农的形象”。其价值判断之扭曲，由此可见一斑。文革开始后，一些过去编印的中小学课本被停用。1966 年 6 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 1966-1967 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中，明确指示：“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不能再用。”此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并，新编写的中小学语文课本以毛泽东著作作为基本教材。高中和中等专业学校、师范学校主要采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初中主要采用《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另外选读一些文化大革命中的文章和作品，如《欧阳海之歌》《雷锋日记》《王杰日记》《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等。有些翻译书，由于译者是“修正主义分子”，出版社将原版书报废，重新出版时，将译者名字去掉1改用化名出版。1957 年 7 月由夏衍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高尔基的《母亲》，原书译者署名是“夏衍”；1973 年 5 月出第二版时，夏衍已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避免出现夏衍的名字，出版社把译者改为化名“凯南”。这样粗暴的处理方式，完全无视译者的署名权，还让读者误以为“凯南”是另外的译者。还有一部分文革前出版的图书，内容与文革主流意识有一定差异，但中央没有明令停售，发行部门若封存处理，经济损失由书店自负。对这部分图书，一般照常发售，发售时由书店在每本书里放进一张类似“勘误表”的铅印字条，提醒读者：“本书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的，书中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尚有一定的宣传教育和参考作用，希望读者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有分析有批判地阅读。”在当时从字缝间寻找“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阅读氛围下，这种做法，显然是书店采取的一种既保全自身经济利益又规避政治风险的“预警”和自保措施。大批报废图书造成了巨额的经济损失。截至 1971 年，全国封存图书估计约值四亿元。在上海，截至 1973 年 5 月，从近九千种图书中清理了 6859 种，其中可以继续发行的 3005 种，作报废处理的 2275 种。在四川，该省从 1971 年至1974 年 4 月止，清理报废图书九千三百九十四万多册（张），支付报废资金六百四十二万九千多元。文革时期出版的图书，存留寿命一般都很短暂。由于出版的图书强调政治性，跟着运动转，“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些政治人物在运动中一旦出了问题，为消除他们的政治影响，“肃清流毒”，对过去出版的涉及这些人的著作和图片，或查封，或作删改，或供批判用。每倒台一个政治人物，就导致一批图书受到清理。“彭罗陆杨”问题出现后，文化部党委提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著作，以及明显颂扬他们的图书和印有他们照片或题词的图书（党的会议文献和人民代表大会文献除外），书店应临时加以封存，不再出售，听候处理。各地公共图书馆（包括机关、团体、工厂、学校的图书馆）可将彭、罗、陆、杨的著作以及明显颂扬他们的图书，先行停止借阅。”1人民出版社 1960 年 5 月出版的《列宁主义万岁》一书，因有陆定一署名的文章被封存。人民出版社 1964 年出版、内部发行的《林彪同志关于政治思想工作言论摘录》是解放军总政治部编的九本政治思想丛书之一。1968 年，各地要求重印林彪的这本书，人民出版社向军委办事组请示，军委办事组办公室 1968 年 8 月 31 日答复：“这套书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华主持编辑的，有的他进行了篡改；有的塞进了他自己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的大量黑货；有的选编得很不完善，在没有修改之前，似都不宜再版，请你们参考。”人民出版社根据这个答复，通知各地书店将该书封存。朱德、贺龙等老帅靠边站或被打倒后，《朱德同志的扁担》（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8 月编辑、出版）、连环画《贺龙将军的空城计》（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9年编辑、出版）等图书，在全国停售或退货。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后，停售了刘少奇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的阶级性》《论党》等；“九评”中的“一评”“二评”“七评”，因其中有提到刘少奇、邓小平的内容，受到清理；一些反映刘少奇生平事迹的书籍，如张爱萍的《少奇同志在抗日敌后二、三事》、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同志在群众中》、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安源工人斗争故事》《红色的安源》等，因“为刘少奇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受到批判。陶铸被打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后，姚文元于 1967年9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随即全国展开对陶铸的两本著作《理想·情操·精神生活》（196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思想·情感·文采》（1964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和陶铸本人的批判。1978 年 12 月，中共中央为陶铸平反后，这两本书重新发行。讽刺的是，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人民出版社 1967年9月出版）一书，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反被列进关于涉及“四人帮”的图书处理目录的“黑名单”，作停售、化浆处理。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处理与林彪有关的图书成为出版部门紧迫的政治任务。这类图书多如牛毛，但处理起来倒也干净利索。出版口的意见是，用林彪署名出版的书和和吹捧林的书籍、图片、画册、歌曲、回忆录等，一律停售。对一般读物中涉及有林彪及其死党的名字、照片、题词、“语录”等，立即停售。对涉有陈伯达的图书，也按上述办法处理。据此，林彪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停止发行、展出和陈列，现有存书除少量应索供应外，其余存书就地送纸厂化纸浆处理。历史性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二书，前者有林彪的政治报告和林彪、陈伯达的照片或名字，后者有林彪的照片和名字，1978 年 2 月经国家出版局批准，停止发行、展出和陈列。1969年4月，江西省革委会、江西省军区出版画册《井冈山的斗争》，作为“献给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礼品，收录多幅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的油画和照片。画册多处篡改历史史实，把没有参加过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林彪画进会场，坐在主席台上；在一张1929年1月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照片中，落款“军长朱德”四个字被公然处理掉；一幅题为《光辉的榜样》的国画，把朱德挑粮上山画成林彪挑粮上山，林彪身旁放着两筐粮食和一根扁担，站在毛泽东身后，却不见朱德的身影。画册从 1969 年 4 月到 1971年7月先后出了三版，共印刷四万五千册。1972 年，江西省对这本画册进行了揭发批判，“批林批孔”时再次组织批判，称“林彪反党集团在江西的代理人程世清一伙炮制大毒草《井冈山的斗争》画册，肆意歪曲、篡改井冈山革命斗争史”，“他们宣传毛主席是假，吹捧林彪、篡改历史，为林彪反党集团篡党夺权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制造反革命舆论是真。”4画册伪造历史的劣迹虽然被揭露，但“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流毒并未由于林彪倒台而终止。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1978年10月23日批转中联部等单位《关于对涉及“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影片、电视片、戏剧、画片和书刊等问题的处理意见》。其中对书刊部分的处理意见指出：“凡‘四人帮’的著作、文章、讲话稿一律停止印行和陈列。其他人的著作引用了他们四人的修正主义言论和有宣传他们内容的，可分别情况，或者经过处理后印行，或者停止印行。”“对历史性文件，《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等，不再发行、展出和陈列，但可应索供应。以后印行十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单行本时，将报告人王、张的名字去掉。”根据这个指示，各出版社对涉及“四人帮”的图书进行了清理，中央一级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央各有关主管部门审定；地方出版社出版的，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审定。截至 1977 年 7 月底，中央一级和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出版社作停售报废处理的图书共 3675 种，其中三分之二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约有2400多种。1976年共出新书96种（不包括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和翻译著作），停售处理37种，占38%；人民文学出版社文艺理论方面的书，因大都充斥着“三突出”“三陪衬”之类思想，基本上全部报废。3一个时期内，这样集中地大量停售报废图书，在 1949 年以来的出版史上是没有过的。“四人帮”的讲话、报告，如江青的《为人民立新功》《江青讲话选编》，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等被视为“修正主义谬论”，作报废处理。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因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名字，作“停售、内部供应”处理（表现群众学习《新闻公报》的年画《全家学公报》作“停售报废”处理）。“宣传了‘四人帮’评法批儒‘另搞一套’，矛头指向周总理”的《法家故事新编》《儒法斗争简史讲话》《儒法斗争史概况》《法家著作选读》第一辑、《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宣扬批邓另搞一套的《论党内走资派》《在斗争中建设党》《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宣扬“三突出”“创作原则”的《西沙儿女》（奇志篇和正气篇）《革命样板戏论文集》《文艺评论集》，一概停止发行。收有“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梁效、秦怀文、池恒、程越、初澜、江天、罗思鼎等写作组署名的图书，一概停止发行。有“四人帮”亲信的文章、形象的图书，如《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革命样板作品剧照选集》（以上三书都有“四人帮”亲信浩亮、刘庆棠的剧照形象），以及宣传“四人帮”树的典型（朱克家、黄帅、小靳庄等）的图书《志在农村》（有朱克家的文章）、《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要敢于反潮流》（有张铁生的文章和事迹）、《小靳庄诗歌选》等，一概停止发行。1967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陈伯达等主持编辑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发行量极大。自发行以后，陆续发现某些语录在文字和标点符号等方面与报刊上正式发表的有出入，又有林彪、毛远新的名字。“在编辑过程中，他们竟然把毛主席 1964 年春节谈话中肯定‘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这一重要指示一笔勾销，肆意篡改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1经国家出版局批准，该书于 1978 年 1 月停止发行，存书送造纸厂化浆处理。人民出版社1976年1月出版的《毛主席词二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一书，收有毛泽东词二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和“两报一刊”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社论中提到“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是“四人帮”使用的语言，该书本应报废处理，但由于涉及毛泽东词二首，报废处理容易引起误解，作“停止发行，应索供应”处理。1976 年 8 月 12 日，人民出版社受命出版《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等三本批邓的小册子，“为全国人民提供批邓的炮弹”，收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并以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名义写了编者前言。三本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三天后完成装订。4发行八千万册。但两个月后“四人帮”倒台，这三本书即停止发行，成为人民出版社有史以来寿命最短的图书。在清查涉及“四人帮”的图书中，新华月报社的做法与众不同。1976 年第 1期《新华月报》于4月印好后，由于收有大量悼念周恩来的图片和文字，“四人帮”下令将这期封存，不准发行。1977年6月获准补发。新华月报编辑室在补发说明5中说：“这期月报尚有‘四人帮’及其黑干将等的名字和图片，以及‘四人帮’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若干文章。鉴于《新华月报》是供内部查阅的资料性刊物，为照顾历史资料的保存，经研究并报领导批准，决定不再加以删除重新编印，而将原刊物补发订户，供内部查阅使用，请勿在公共场所陈列和阅览。”这种没有因为“四人帮”问题而作任何删改、保留历史文献原貌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清查“四人帮”问题图书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国家提供资金保障。1977年9月，国家出版局和财政部联合发文，核给专项资金。规定各地停售报废图书、就地销毁所存有关分印图书纸型所产生的经济损失，在涉及“四人帮”图书报废专项资金内报销。期刊作为出版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在文革中也遭受严重的摧残。大批期刊由于各种政治原因被勒令停刊，封报社、封杂志社成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机关报，在一个时期大部分被造反派查封或接管，连军队的报纸也未能幸免（海军党委的《人民海军》于 1967 年 2 月 17 日被查封）。1965年11月姚文元发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后，《戏剧报》于 1966 年3月被迫停刊。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因发表“三家村”的杂文停刊，并受到严厉批判。《中国对外贸易》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编的对外宣传中国出口商品的一本业务性杂志，1967 年1月，杂志社的造反派指责该刊“只强调物质，而无视政治”“一些内容不健康的商品如带有封建色彩的商品，只要能换取外汇也可以不顾影响进行宣传”，被“宣判死刑”。有些图书，内容本身没有问题，但由于书中提到某个敏感人物，或个别提法与当前形势不符，经修改后继续发行。当时图书流行在前几页印上毛泽东的语录，时称“最高指示”。1971年4月，周恩来指出：“最高指示”不要用，是谁的指示，概念不清，还是用“毛主席指示”。后统以“毛主席语录”或“毛主席指示”的字条将“最高指示”四个字覆盖。（一）修改《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和停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文革中，《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作过一次内部修改，未对外宣布；一次欲改而未改。刘邓倒台后，陈伯达、康生、王力 1967年3月16日向毛泽东请示，要不要修改《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某些人名和注释问题。毛泽东先是作了“现在不要修改”，“《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引用刘少奇的一段话没有必要，可以删掉”等答复。人民出版社根据中央文革宣传组的布置，悄然启动修改工作，并通知全国租型出版单位执行。38 月 4 日，毛泽东改口，表示“有些注释可以删去”。4次日，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正式进行修改工作，对一至四卷的注释和题解共提出七十七条删改意见（全删的九条）5。两个月后印成一册《〈毛泽东选集〉注释修改意见送审稿》报送中央文革小组。这七十七条删改意见在后来重印的版本中是否全都落实，一共删改了多少处，目前尚未看到具体数字。经笔者查阅有关《毛泽东选集》删改史料1并将新旧版本对照核实，文字部分实际修改的共有十一处，一处删去第三卷收录的《学习和时局》一文的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中对刘少奇在白区的工作和瞿秋白被捕就义的评价是正面的），正文有两处删去“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九个字，一处删去“刘少奇同志”五个字（邓小平的名字没有删去，也没有删去邓小平名字后面的“同志”二字。可见毛对刘邓区别对待），题解删去三条，注释删去两条，还有两处删改是关于王明的，把陈绍禹和王明名字后面的“同志”二字删去。删改采取换页和重排页码进行，同时修改版权页上的印刷日期。《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删改后，《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共产党人〉发刊词》等四种 64开单行本中的相关内容亦作相应删改。以上这些改动，均通知“在内部进行”，2即在未公开声张状态下进行技术处理后，《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选读》和有关单行本继续发行。林彪事件后，《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面临再次修改。四卷中提到林彪名字的地方共有十三处，其中正文三处，题解五处，注释五处。1971年11月4日，出版口领导小组在给国务院并总理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两个修改建议：“一、正文不改，只删去题解、注释和引文出处提到林彪的名字；二、凡正文、题解、注释、引文出处提到林彪名字的，一律删去（我们倾向于这一种处理意见）。”蹊跷的是，这两个建议一个也没被采纳。在以后发行的版本里，没有参照前次删去刘少奇名字的做法，仍保留了林彪的名字，且保留了林彪名字后面的“同志”二字。笔者在 1972年和1973年印制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中查到，林彪的名字依旧出现在正文、题解和注释里，未作任何改动，与林彪出事前的版本完全一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于1977年4月仓促出版，当时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由于这一卷是在作者去世后编辑出版的，其中若干篇未经毛泽东本人审定，书中（包括出版说明和注释）有些提法不符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宣部 1982 年 3 月提出《关于停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书记处批准。4 月 10 日，国家出版局通知新华书店总店，《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停售，存书分批化浆处理。印制《毛泽东选集》是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任务，但在印制过程中发生过一些荒诞的事。1967年7月，《宁夏日报》社印刷厂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时，该厂“工人纵队”工人在扉页和环衬边沿上印上“一·二七大方向正确狗屁”“一·二七丑得很”“打倒联委会”等标语口号，用这种拙劣的方式攻击对立派，印数达十一万一千多份。中央在内部通报了此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先后出过多个版本3，每次重版都对前一版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文革前出过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在“思想意识修养”专题中有语录引用了刘少奇的话。1967 年 1 月出第三版时，把《前言》换成了新写的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落款日期为1966年12月 16 日。《再版前言》强化了对毛泽东个人的宣传，增加了林彪使用的吹捧性语言。同年4月出第四版，因这时刘少奇已经明确被打倒，所以删去了刘少奇的语言和提法。并对前三版进行技术处理，这四版均在书前印有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原《前言》中有“林彪元帅曾经指示”和“林彪同志指示”的字样。1971 年林彪事件后，各地对这本语录的处理办法各不相同，有的只陈列不发行，有的撕去题词和《前言》或《再版前言》后继续发行。出版口领导小组提出，目前已印好尚未发行的《毛主席语录》，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作技术处理（撕去林彪题词和《前言》或《再版前言》）后继续发行。在毛泽东自作诗词中，有一首涉及江青的《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1976 年，中央指示“‘为李进同志题照’的诗不能再用（即庐山仙人洞照）”5。此后一段时间内，这首词不再被提及。1982 年 9 月，外文局建议在新出的《毛主席诗词》中删除《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或者将该诗的题目改为《庐山仙人洞》，对此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出版委员会的吴冷西、贾步彬联名向中央建议：“可以援引毛主席在世时批准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删去刘少奇名字的原则，删去‘为李进同志所摄’似较妥当。”这个建议为当时的中共中央所采纳。直至 1993 年 10 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汉英对照）（许渊冲译）仍将这首词的题目命作《七绝·庐山仙人洞》。1967年至1971年9月间印制的毛泽东标准像，大都印有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的像题，对这部分标准像，能作技术处理的（把“四个伟大”拿掉）作技术处理，不能作技术处理的以保密件送纸厂化浆处理。1967年7月，人民画报社出于宣传山西省夺权和“三结合”经验的需要，在《人民画报》第 7 期第 27 页刊有一张山西省革委会召开会议的照片（见下图），并配发一篇文章《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强后盾》。在这张照片中，山西省军区政委、革委会副主任张日清给的是近景，坐在张日清身边的山西省革委会主任刘格平是远景。这期《人民画报》发行后，这张照片激起了山西造反派的愤慨。支持刘格平、反对张日清一派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认为照片把张日清摆在显著位置，把刘格平摆在不显眼的次要位置，并在照片说明中也把张日清写在前面，把刘格平写在后面，且在配文《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强后盾》中把张日清领导的“专政委员会”“表了一表”，是有意抬举张日清，贬低刘格平。于是“兵团”封了在山西发行的这期画报，并强烈要求人民画报社追回发到全国的这期画报。后中央文革同意立即停止投递和零售，已投递订户的收回退人民画报社，该期画报重新印发，其他文版仍照常发售不收回。1但为时已晚，许多已经发售到订户手中的画报没有收回。1976年12月8日，人民画报社随刊给各地邮局并告读者送出一封道歉信。道歉信说，该社将《人民画报》1976 年第九期、第十期中有“四人帮”形象的图片撤销，或修去其形象，并删去他们的名字，予以重印。对这两期画报因此推迟发行时间很久表示道歉。2奇怪的是，在笔者查到的《人民画报》1976年第九期中，“四人帮”的图片并没有撤销或修去，也没有删去他们的名字。四、既不能继续发行，又不能作报废处理的图书，作封存处理官方在 1949 年后树立了很多先进典型，一些宣传先进典型的图书，由于政治原因不能继续发行，作报废处理又容易起反作用，产生不好的社会影响。对这类图书采取的方式处理是暂存实物，“单独统计”“账销书存”，不得擅自开放和销毁。1967年3月21日，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向全国书店发出通知，对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雷锋日记》（1966 年）《南京路上好八连》（1963 年）和《王杰的故事》（1965 年）三本书进行停售封存处理。封存原因是，《南京路上好八连》第 52 页提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王杰的故事》第 18 页提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 62 页有夸赞电影《李双双》的语言。2《雷锋日记》于1963 年初版，1966年9月《雷锋日记》出第 2 版时，删掉了初版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的题词，只保留了毛泽东、林彪二人的题词，还删掉了罗瑞卿写的前言。由于第 2 版第 49 页提到时传祥，第 54 页提到电影《洪湖赤卫队》，出版半年后再被封存。一篇文革小报上的文章《揭开篡改〈雷锋日记〉的黑幕》详细分析了 1963 年版《雷锋日记》存在的问题。文章说：《雷锋日记》全篇共一百二十一篇，然而，在刘邓门徒的篡改下，除四十三篇外，七十八篇失去了历史的真面目，更不能容忍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盘踞在总政宣传部副部长职位的钱砥千在他的主子示意下，居然把所有关于歌颂毛主席的篇章及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删得一字不剩。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的一生中曾精心收集的二百条毛主席语录及大量的心得全部被删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在他‘审阅’电影《雷锋》时还下了要表现雷锋‘忠实、老实、诚实、朴实’的黑指示，把雷锋同志的形象歪曲成‘修养’的‘光辉典范’。刘修也一言以蔽之，曰‘平凡而伟大’。千方百计地妄图把雷锋描绘成世外桃源里的人物，完全地掩盖了激烈的阶级斗争。1973 年 8 月，解放军出版社经过一番精心加工，重新出版了“没有问题”的《雷锋日记选》。有的红卫兵出版物，由于主题过时，被封存处理。如反映红卫兵串连的图书，到了大联合时期，已时过境迁，不适合继续发行。1967 年 4 月 25 日，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通知全国新华书店，暂停发售上海人民版《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一书。原因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于 4 月 20 日发出通知，再次强调红卫兵要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不要外出串连，如果在目前发行此书，可能会引起误会，要求暂停发售。至于何时发售，以后再行通知。另外，文革中由于对毛泽东著作需求量大，人民出版社限于纸张紧张和印制能力，无法承担巨量的出版任务，经中央批准，印制任务下放到地方。这给一些群众组织编印毛泽东著作提供了合法依据，也导致编印毛泽东著作出现混乱状况。一些未公开的毛泽东著作被编进以《毛泽东思想万岁》为书名的“万岁本”。中共中央从 1967 年 5 月至 1969 年 12 月先后 8 次发出中共中央文件予以制止，后这类书均被列入各地清理图书名录。关于查处“万岁本”的情况，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已有详细叙述，兹不赘述。1968年9月，中央党校未请示上级同意，内部编印了一本《林彪选集》，全书共分三册，收集了林彪从 1934 年到 1968 年的文章、讲话共 167 篇，题词 38篇，是按《毛泽东选集》的规格排印的。3由于该书属于“私货”，印出仅一个月即奉令封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