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读毕此文，我们深为没有血缘关系的小脚阿婆不屈服命运、为失去父母庇护的孩子们撑起成长的一片天而感动。历史很沉重，却总有人性的光辉在闪耀……
本文选自何蜀主编《昨天》第265期（2025年1月30日）
【原题】
恩人阿婆的最后时光
文贯中
作者简介：文贯中，1966年毕业于上海徐汇中学，1968 年被打成“反动学生”，关押批斗。1969年被“解放”后赴吉林乡下当知青。1975 年正式返城后当过售票员和搬运工，1978年经面试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英语翻译。1979年考入复旦大学，攻读世界经济硕士。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1983 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作访问学者，一年后转读经济学博士课程，1989 年获得博士学位，后长期执教于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2016 年起为该校荣休教授。曽任上海财大特聘教授，清华和复旦特邀研究员，上海发展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留美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经济学前沿(FEC)》执行主编、《中国经济评论》及《中国经济季刊》编委等。除有大量中英文论文发表于国内外杂志外，东方出版社于 2014 年出版了专著《吾民无地》。
一封替阿婆报急的神秘电报
1972 年初秋，我在东北吉林农村当下乡插队知青已经进入第四年。一天，
公社通信员在地头找到我，气喘吁吁地说，从上海发来一封匿名电报，称你阿婆“病危，若愿料理后事，速回”。
这份电报犹如晴天霹雳。我反反复复地咀嚼电文，想解读出更多的信息，同时脑中竭力过滤着同学的来信。他们应我所托，定期探望阿婆。可是，直到最近，所有的来信还在千篇一律地说，阿婆一切都好。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为何电报突然要我料理后事？为何要由我自己决定回不回去？此时正值三秋大忙即将开始，我若请假，会不会影响当地领导对我的“表现”的评价，使我调进城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可是，这封神秘电报既然发给了我，要我为她老人家“料理后事”，这自然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位阿婆，并不是我家有血缘关系的长辈，但却不是亲人而胜似亲人，是我家的大恩人。
阿婆怎样成了我家的“户主”
我父亲文强在淮海战役中作为国军中将被俘后，被作为“高级战犯”关押近二十七年。雪上加霜的是，我在八岁时又意外丧母。
抗战胜利后，父母决定在上海安家。父亲已晋升中将，公务繁忙，常年在外奔走，家中几个小孩年纪尚小，需要有老人主持家务。为此，母亲想起幼时的奶妈，也就是我们称为阿婆的老人。我母亲与她的双胞胎妹妹出生时，亲生母亲死于难产，外公就为双胞胎女儿各请了一位奶妈。我母亲的这位奶妈，后来我们都叫她阿婆。她年轻时的经历和祥林嫂十分相象：丈夫是个农民，结婚不久便因贫病劳累而死，留下一个刚满一月的小孩，不久也夭折了。这时正好我母亲出生后要找奶妈，阿婆就来了外公家。阿婆很爱母亲，完全把她当自己的孩子抚养。这时，母亲和父亲商量后，专门去宁波乡下，将阿婆作为长辈接来管家，并保证要负责她的养老送终。
但不料抗战结束，内战再起，而且愈演愈烈。父亲在奉命赴徐州前线之前，已安排母亲与阿婆带着我们几个小孩转移台湾。当母亲在台湾得知父亲在淮海战役中战败被俘的消息后，哭得死去活来，她与阿婆商量后，不顾一切回到大陆寻找我父亲，并在得知上海即将“封港”的消息后，发电报叫阿婆带着孩子们搭乘台湾到上海的最后一趟船回到了上海。上海被解放军接管后，母亲起初受到了新政权的妥善安排，担任了立信高级会计学校的教师，继续不停地打听我父亲的下落。但很快便因发生了“潘、扬反革命案”——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一起被打成了“反革命”，他们的一大罪名即是“包庇重用反革命”。
于是一大批人员遭到清理，母亲也因既是“战犯”之妻又是从台湾归来、还曾当过军统局报务员的历史，被当成“反革命”而革除公职，加以批斗后判处管制三年，其间还不断有人来逼她交代“历史问题”，交代以往在社交圈中认识的一些军政人员的情况和下落，交代从台湾回来是否有“特殊任务”……母亲无法交代，不堪屈辱，于1955年春的一天夜里在家中开煤气自杀身亡。
母亲开煤气自杀前，在厨房的碗橱上留了一份遗言，被匆匆赶来的户籍警找到。户籍警宣布了遗言内容：孩子送孤儿院，阿婆可以拿走家中所有钱款及细软，回乡下安度晚年。
母亲如此安排身后一切，犹如晴天霹雳。许多年后，心智变得更为成熟的我，有时会去努力体会母亲的苦心，觉得她一定是无法忍受各种人格侮辱和折磨，才会自我了断年轻的生命。当年在外公处，阿婆为了抚养母亲，受够了各种惊吓，包括当年母亲为了逃婚（不愿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出嫁），曾有惊动整个乡里的自杀企图。原想对阿婆报恩的母亲，不忍心将抚养几个孩子的重负再次推给这位苦命的老人，也对自己不能为阿婆养老送终深感歉意，决定将所有的财产馈赠阿婆。我父母对阿婆一直很好，把她接来上海后，给她作了一年四季的衣服，绸的、棉的、皮的，有几个箱子。父母又在宁波老家给她买了一块地，盖了房子，寿衣寿棺都准备好了，由她的养女管着。养女小名陈妹，本是外公家的小丫头，此时早已改换门庭，与一位贫农成了家。婚后人丁颇为兴旺，却一直未敢忘记阿婆对她的恩情。五十年代初逢年过节，陈妹总会带着乡间的各色年货来我家做客。这位小丫头当年跟着父母从河南一路流浪，来到天府之乡的宁波要饭，被她父母卖断，孤身一人进了外公家。她两眼一抹黑，手脚笨拙，言语不通，应对迟钝，全亏阿婆暗中照顾，开导、调教，才少吃了其他丫头的不知多少白眼和欺负。我母亲显然认为，阿婆乡下有房，有养女，加上从我们家带去的细软，变卖各种财物后所得的可观现金，阿婆回乡后应会受人尊敬，晚景无忧。
作者母亲葛世明遗像
母亲啊，你当年不是一再带我们去衡山电影院观看苏联影片，向我们证明， 中国会像电影中的苏联一般迎来辉煌的前景吗？难道你内心深处对新社会已彻底失望？难道你早已知道，歧视和鄙夷将要尾随你的终生，自己高贵的人格必将受尽玷污，因而不愿继续苟且偷生？你对未来的恐惧一定远远胜过对我们和阿婆的挚爱，才忍心弃我们而去？你也一定知道，此时，我们家的所有亲朋好友面对突然变故，都已避之犹恐不及，没人敢抚养“反动派”的后代，这才是你忍心将我们送进孤儿院的原因吧？——这些自然是多年以后，我对世事有了新的感悟，才会产生的追问。
母亲自杀那夜，仍要阿婆准备各种美食。晚饭后，绘声绘色地讲了好几个故事，又细心考问，确信我们理解了其中的寓意。最后，母亲要我们各自表演了拿手节目，才让我们睡去。那晚，家中气氛何等祥和，欢乐，阿婆平时笼罩额头的愁云也已不见。在母亲的催促和鼓励下，我们一个个拥抱了阿婆，说要永远记得她的恩情，令阿婆和母亲笑得合不拢嘴。这定格在我脑际的美好一晚，却原来是母亲诀别人世前的精心安排。她要让我们在进孤儿院之前，牢记阿婆的恩情。
母亲绝世而去的头几天，阿婆喊着母亲的名字，责怪她的绝情，又呜咽地自责那晚睡得太死。我长大后，一直怀疑那晚母亲给我们下了某种蒙汗药，才使大家都没有听到她在厨房和卫生间的动静。为了防止我们煤气中毒，她用胶带将门窗的缝隙一一封住，又将卫生间和厨房之间的一根通气管用棉絮塞得严严实实。
阿婆哭了好几天，两眼红肿，悲痛欲绝。家中乱成一团，来我家宽慰阿婆的，出主意的，劝她赶紧带了细软走路的，络绎不绝。眼看这个家要散，阿婆一时没了主意。我看着人来人往，听着阿婆时时的失声痛哭，心如刀割。从龙华火葬场送别母亲回来，我呆呆地缩在一个阴暗角落里，像丢了魂一般。骨灰盒置于远处的壁炉上，那放照片的小框里母亲还在微笑地看着我。谁能相信，她美丽而充满活力的生命此时已化为一捧骨灰，和我们永远生死两隔。望见阿婆仍在伤心欲绝我也跟着偷哭。莫名的恐惧笼罩着我。年幼无知的我，最害怕的是阿婆一走了事，我们从此沦为可怜的孤儿，无人疼爱，在羞辱、贫困中度过余生。
还好，几天后，痛定思痛的阿婆像换了个人，忽然有了主见。当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来人问阿婆回乡的日期定了没有，又说政府已给几个小孩联系了孤儿院时，阿婆坚定地说，有我在，小孩决不能送到那种地方去，我已经想好，孩子父母赠予的所有财物和细软，加上自己的积蓄，我都拿出来抚养几个孩子，直到他们成人。阿婆又表示，如果需要，她准备为各家做些零工，例如洗衣、烧饭、做菜、替人领孩子，打扫弄堂，得到的收入用于贴补家用。
今天想来，身为一个小脚老太太，年近七十，目不识丁，又无固定收入，要揽下抚养几个小孩长大的重任，这是何等艰难的抉择！让她带走财物，到乡下安享晚年，是母亲的书面遗言，又有户籍警的见证，白纸黑字，无人会有异议。不少邻居和熟人，特别是弄堂里一些做保姆的，羡慕至极，纷纷劝她，说这几个男孩年龄如此之小，又如此顽皮，他们父亲是新政权的敌人，不知去向，你领养这几个讨债鬼和小浮尸（宁波人对顽皮小孩的统称，当时“狗崽子”这种文革用语尚未流行），白白把自己的晚年搭进去，不是自讨苦吃吗？
当时街道里的一些干部一心想将我们赶走，还决定送我们去甘肃落户。阿婆知道这是逼她抛弃我们，但她毅然决然要跟我们同往。但是有很多老邻居劝阿婆不要和我们一起去甘肃，并将甘肃和上海在饮食、气候和生活条件上的天壤之别告诉了她，认为此去凶多吉少。阿婆只得哭诉，说她如果不跟着我们几个小孩同往，不是眼睁睁看着这些小孩去送死吗？怎么对得起他们在九泉之下的母亲呢？
有个平时对我们特别好的邻居就给阿婆出主意，叫她到区委大门口附近等着，见到有比较好的车子进出的时候，就去拦车，向车上的首长说明自己是某某人的岳母，家里有困难希望政府帮忙解决。果然，阿婆在徐汇区区委大院门口外的街沿坐等，看到一辆好车徐徐开来，就上前拦车放声大哭，诉说家中现在有天大的冤枉。上海当时的各级党政干部大多来自三野的部队，不少参加过淮海战役，对文强的名字当然都知道。车上下来的工作人员询问阿婆，阿婆诉说了家中发生的变故，并坚决地说，我要管这几个孩子长大，家里面还有点财产，不会给政府添什么负担。现在街道要将我这个老人和几个孩子送到甘肃去。我没有罪，几个小孩更没有罪，他们只是正好出生在这个家庭……
估计区里的首长听汇报后不同意对一个老人和几个小孩的这种处理。几天之后，派出所的警察突然改变了态度。本来每次来人态度都十分强硬，又是要我们早些走，又是要我们把房子让出来。这时来人对阿婆说，不要哭了，小孩交给你了，你们全都可以留下。于是派出所将我们家里面的财产登记编了号。父亲喜欢收藏古董、字画，家里还有一些翡翠玉器等，母亲也有一些金银首饰、四季衣服，德国的望远镜等等，都一一编号。每个月阿婆可以卖一件东西，作为生活费。渐渐地就坐吃山空了，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接下来的年月里，阿婆就成为我家户口本上的“户主”。她不顾年迈体弱，忍受各种冷眼，默默咽下各种歧视屈辱，硬是含辛茹苦，将我们兄弟几人抚养长大。她的恩情胜过亲生父母。
阿婆曾想让我逃出苦海
此事发生在母亲自杀之后不久，与住在我家隔壁的邻居吴家有关。
吴家在弄堂里和所有邻居和睦相处，又家境殷实，洁身自好，是大家心中的楷模。吴家厨房由小天井改成，紧贴着我家大门。吴伯母喜欢坐在厨房门口拣菜，正好阿婆老眼昏花，也贪图弄堂的光线，两人便有说不完的家常话。吴家有一门贵戚，常来作客，与阿婆逐渐相熟。我母亲1955年自杀，震动社区。吴家及其贵戚深表同情。有时，我在弄堂里玩耍，吴家贵戚见了，会停下脚步，与我交谈几句。一来二往，我与他们也有些熟了。吴家贵戚送来小轿车和小飞机等玩具，由发条作动力，又会拐弯和倒退，是我向往已久的，令我爱不释手。母亲在世，也是舍不得为我买的。
有一天，阿婆说要跟我商量大事，和脱离苦海有关。母亲留下遗嘱，要将我们三个小孩送孤儿院。我年龄虽小，对苦海两字已有朦胧的想象。在我看来，孤儿院就是苦海。听到阿婆又提苦海，我立即安静下来，想听阿婆细说。阿婆先以家中的日子不好过为开场白，说现在我们是在坐吃山空，问我可知道这四个字的意思？我赶紧点点头。她又说，今后的日子会过不下去，我们是活在苦海中，一眼望不到边。我想也是，我们经常去淮海路的旧货寄售商店。去一次，家中值钱的东西就少一件。想到这里，我心情沉重起来。
阿婆开始描绘一个神奇的世界，说吴家贵戚住在四明邨的三层大房子里，条件如何如何地好，只是房子空空荡荡的。听阿婆提起四明邨，我赶紧说，我知道这个地方。当时轰动上海的大事，就是中苏友好大厦（后改名为上海展览中心）的建设。只要有大孩子提起这个话题，弄堂里孩子们便会一哄而起，说要去看热闹。在大孩子的带领下，大家会步行前往，我也多次加入。带路的孩子总是从巨鹿路、襄阳北路处的邨口进入四明邨，我们浩浩荡荡地穿行整个邨子后，从延安中路的邨口出来，便能见到正在建起的苏式宫殿。大家一边穿行，一边对邨子的气派、整洁啧啧称赞，知道是有钱人才住得起的上等地方。阿婆听我说知道这个地方，连声说，那太好了，我还没有去过呢。吴家这门贵戚知道你性格安静，聪明好学，对人有礼，听家长话，又听老师教导，所以才买玩具给你。我给阿婆说得有点不好意思，低下头去，却不明白，四明邨再好，和我家脱离苦海有什么关系？
不料阿婆话锋一转，问我是否愿意到吴家这门贵戚家里去过日子？不等我说话，阿婆开始罗列去的好处，诸如会有漂亮的衣服，高级的小皮鞋，更加稀奇的玩具，一日三餐会有鱼有肉……阿婆一口气说了许多好处之后，总结道，你如果愿意去，就算永远跳出苦海了。阿婆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我却被阿婆的话搞糊涂了。我说，我是文家的小孩，怎么能去他们家里过日子呢？阿婆说，哎呀，你没有听懂啊？他们是想让你去当儿子呀？我听得惊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我对吴家贵戚当然有很好的印象。他们夫妇温文尔雅，大方友善，又很有派头的样子，一定来自上等人家。但是，我绝没有想到，阿婆所谓的“跳出苦海”，竟是这个意思！
我有些尴尬，想了好一会儿，觉得吴家贵戚是不是因为送了我玩具，才有这种想法？我便把那些玩具找出来，给阿婆说，那玩具我不要了，还给他们吧，这样就不欠他们了。阿婆泪水未干，却苦笑起来说，玩具还不还，他们不会计较的。人家是真心喜欢你，才希望你过去。阿婆还在继续劝我，但我想到，多亏阿婆，自己才没去孤儿院，这就算是脱离苦海了。阿婆待我这么好，我怎么能离开她？于是我说，有阿婆的地方，才是我的家呀。我不去。
阿婆像是预料到我会这么说话，擦了擦眼泪说，我知道你舍不得离开阿婆。可是，你再好好想想，将来日子也许会比现在还要苦一百倍。到时候，我帮不了你，你再后悔，就来不及了。人家不会等你一辈子的。我明白阿婆的意思，坚决地说，阿婆，我不会后悔的。我们一家人再苦，也要苦在一起。我会很快长大，早点工作，挣钱养活你。阿婆眼眶内含着泪水说，贯中啊，我哪里舍得让你走啊！实在是苦海无边啊，能逃出去一个是一个。不过，你说的也是，要苦就苦在一起吧！希望你有志气，快快长大。说完，抱着我呜咽起来。
事后才知，吴家贵戚两口子，结婚多年，膝下无子，十分冷清、寂寞。他们早就萌发收养一个男孩的念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知根知底的幼童。自从喜欢上我以后，便求吴家伯母出面，跟阿婆说，我如果愿意过去跟他们过日子，只有两个条件：随他们的姓，称他们为父母。百年之后，我就是他们的继承人。当时父亲还未获准与我们通信。阿婆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见到父亲，更不知道他何时能够获释。家中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实在不得已，阿婆才同意吴家贵戚的领养建议。
我后来经历各种惊涛骇浪。阿婆有时目睹我苦到走投无路，又孤独无援，不免会重提往事，说，你苦，就苦在身边没有父母，可以帮你一把，为你出个主意。
我有时也会浮想联翩。如果那次真的去了吴家贵戚那里，自己会过上什么样的日子呢？还会成为一名“反动学生”吗？又想，万一还是难逃“反动学生”的厄运，会连累吴家贵戚吗？他们会后悔收养了我吗？投奔他们之后，我还会成为一名谁都不要的知青吗？我幸庆自己没有改名换姓。父子分离了这么久，还能等来团聚的一天。
阿婆竭力订正我们想象中的父亲形象
1957年6月，我们第一次接到了父亲的来信。
那时母亲去世已快两年，我正在念小学三年级。见到狱中来信，阿婆又喜又悲。她为孩子们终于有了父亲而喜，又为父亲来信太迟而悲。阿婆坚信，母亲是因为寻找孩子们的父亲无果，绝望而自尽的。
父亲的来信激活了我们对父亲的好奇心。本来，父亲这个话题已被母亲立为家中禁忌，此时，禁忌就算自然而然地被破除了。我们缠住阿婆，打听父亲的一切。以我们的年纪和阅历，当时对父亲的政治背景和复杂经历是提不出问题来的。
阿婆除了说你们的父亲当过国民党的大官，其他也是一问三不知的。不过，以我们的幼稚年龄，最想知道的，无非是自己的父亲究竟长得怎样。因为当时所有的宣传画或报纸上的漫画，国民党的官兵一律显得丑陋不堪。既然父亲还是个不小的军官，那他会不会真像漫画中的那样面目狰狞呢？
越是有这样的恐惧，我们越去纠缠阿婆，其实内心真正期盼的，是想要阿婆证明父亲的音容笑貌并不像漫画中那般可憎。我们有时拿着漫画问阿婆，她彷佛受了深深的伤害，直摇头说，谁画的？丑死了。天地良心，怎么可以这么作贱人。你们以后会知道，你们的父亲长得可漂亮了。看到我们还是将信将疑的样子，她很后悔地说，真不该听你们母亲的话，把你们父亲的照片全都烧掉。
我们的焦虑，自卑，阿婆是看在眼里的，只能暗自落泪，觉得我们太可怜，已经失去了母亲，好容易找回父亲，还像鬼迷心窍一般，偏要去相信报上的漫画，对父亲疑神疑鬼。看到我们的心病，阿婆有阿婆的办法。
一天傍晚，阿婆喜滋滋地要我和弟弟跟她到兴国路走一趟。她领着我们，一路无语，但神情有些神秘。到了武康大楼的骑楼底下，她的神情才放松开来。这里正对着由武康路、淮海中路和兴国路汇成的开阔处。当时从这一带起，沿着兴国路北行，直到泰安路一带，从早到晚，摆满菜摊，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不过，此时已是华灯初上时分，菜摊都收了，行人也变得稀稀落落。阿婆指着前方说，沿兴国路往前走，快到泰安路的地方，有个牙科诊所，你们还记得不？我们有些失望，我说当然记得，但那有什么好看的？阿婆笑眯眯地说，你们不是老问我父亲的模样吗？这几个月我走了许多地方，连徐家汇都去了，这一带也转了又转。凡是店多、人多的地方，我能走的，都走到了。我呀，替你们找到了一个牙医，就在这个牙科诊所里，和你们的父亲长得最像了。不但个子差不多，连面孔和表情也很像。
作者父亲文强1945年因抗战有功晋升中将后留影
我们一听，惊叫起来说，天下还有这样的巧事！心中却在害怕，希望牙医不要是个画报上獐头鼠目的“反动派”样子。我和弟弟很快来到诊所门口，阿婆也赶了上来，远远地说，是这家，是这家。她虽然压低了声音，仍掩盖不住心中的兴奋，用手遥指窗口，要我和弟弟赶紧凑近窗口去。她知道，入夜之后，只要屋里灯光明亮，屋里人是看不见窗外之物的。我们悄悄靠近窗沿，只见在手术灯柔和的光线下，一位穿着白大褂的男子正站在屋子中央，侧面对着我们，微笑着和一位患者说话。患者坐在手术椅上，更显出白大褂男子的高大、挺拔。他瘦而精干，鼻子高耸，双眼犀利，相貌端正，表情和善，大约四十来岁，显得精明能干。
显然，这就是阿婆说的牙医了。他只顾忙着，并未注意到在窗外的黑暗中有两双眼睛正贪婪地向内窥视。我们沉浸在惊喜中，默默地对自己说：啊，父亲原来是这样的！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听到阿婆在催我们回家，我们却像被玻璃窗黏住了一般，不想错过牙医的一举一动。好久，我们才恋恋不舍地踏上归途，回味着刚找到的父亲形象，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本来对我们来说，父亲只是一个抽象概念，随着我们所见的漫画上那些不同的丑化形象，在妖魔化宣传的累积影响下，脑海中的父亲形象已经越来越趋近恶魔了。我们内心不愿相信，却又没有可信的形象将其置换。现在，我们亲眼目睹了牙医的俊朗外表，一直以来，霸占着我们脑海的妖魔形象轰然倒塌。原来父亲这么阳光、爽朗、亲切、和蔼。作为孩子，谁不愿意有一个五官端正、形象美好的父亲？我充满了对阿婆的感激。她目不识丁，却凭一流的智慧和情商，想尽办法替我们卸下了心头重担。从此，只要思念父亲了，我们就会去牙科诊所门前，悄悄看几眼那个很神气的高个儿牙医。
关于父亲的禁忌被打破后，阿婆开始努力回忆往事。据她说，在父亲被俘前，我们和他有过最后一次会面。这次会面成了阿婆津津乐道的话题，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她反复提到这个细节，无非是要证明：你们的父亲是爱着你们的。阿婆的故事部分抵消了我对父亲一度有过的怨恨。这种怨恨来自于升学的不顺，又来自于被排斥在一度心仪的共青团之外。
阿婆说的那次父子会面，发生在1948年11月（父亲利用淮海战役的胶着期，从徐州飞到南京述职后顺便到上海家中，尽最后的努力劝说母亲赶紧离开大陆去台湾暂避）。母亲后来又送父亲去南京，临走时，已经跨出了大门的父亲，不舍得匆匆离去，又回过头来，发觉我们睁着眼睛在看他，想要把他留住。每讲到这里，阿婆的声音都会带一丝伤感，说，你们父子好像都有感觉，这次分手，再要见面，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他也是不舍得和你们分别的呀！阿婆还说，她清楚地记得，你们的父亲临走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两个孩子真聪明，那么小，就知道他们的父亲要远走了。
十多年后我们与父亲的第一次见面
1965年秋天，父亲一行“高级战犯”被安排到上海参观。此时，三哥早已去了安徽。弟弟不幸沦为无业游民。我则刚升入高三，正在上海郊区和同学们一起参加秋收。我们住在一个很偏僻的村里，连电话都不通。副校长徐寅只能派班长唐雪麒来找我。也许感到了校长急迫的语气，唐雪麒一路跑步而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校长要我尽快去公社总部。徐校长见我来了，仔细打量了我一番，见我衣衫褴褛，满是补丁，皱了皱眉，当场拿出一些钱，要我立即赶回上海家中，以最快速度为自己、弟弟和阿婆各做一件新衣，并解释说，由公安部副部长带队，你父亲一行过几天就会集体抵达上海，参观万吨水压机。这位副校长显然希望我和家人穿得光鲜一些，以彰显新社会的幸福生活，和战犯家属受到的优待。我甚至想，他出这个钱，是否也想为徐汇中学留点面子？我毕竟是这个百年名校的一学生，过几天就要见到旧政权的高官和将军们，不能太寒酸了吧。临别，徐校长补了一句，今年的秋收你就不用再参加了。这是自幼年以来，我第一次享受到父亲带来的特权，尽管此时的父亲仍是一个不知何时才能释放的囚徒，而我的前途则处于他的浓黑阴影之下，总是难以舒展。
那天我赶回市区家中，向阿婆转达了校长的话，并转交了校长给的钱。阿婆不敢相信有这样的好事，激动了半天。她找出布票，算算够做三人的上衣了，便说，走，到布店去。布店就在兴国路、淮海路口。为了布料的质量和价钱，阿婆和店员商量半天，说做一次衣服不容易，不能用太差的布料。这样一来，剩下的钱就不多了。算来算去，阿婆说只能去求一位苏北小裁缝帮忙。阿婆领着我们找到了他，说明来意，求他便宜一点，时间快一点。小裁缝个儿不高，皮肤黝黑，手脚麻利，有一双灵活的眼睛。他一边为我们量身材，一边说，你这个老妈妈有意思。要么，几年都不来一次。要么来了，就像没命一样地催。这是要去吃喜酒啊？阿婆苦笑着说，哪有福气吃喜酒，不过倒是出相穿的，你要做得好一点。小裁缝好奇起来，追问，那出相要出到哪块去啊？阿婆缠不过他，说出真相。小裁缝刺探到我家的秘密后，眉飞色舞地说，老妈妈啊，我的手艺是好得没得说的，远近闻名，你尽管放心。两个小孩要见亲生父亲了，天大喜事啊！我早看出来了，你很有福相的。你家穷日子要到头喽！小裁缝是个性情中人，用苏北腔很开心地高喊一声，把最后那个“喽”字拖了半天，把我逗得笑了起来了。我转身看阿婆，她却泪汪汪的。阿婆低调惯了，决不敢说“穷日子要到头喽”这样的话的。
与父亲会面的日子到了。一早，阿婆就兴奋地催我们穿新衣。我的怪脾气上来了，想到去见一个狱中人，还要穿新衣，这可是我们过年都没有的待遇，有些不自在。我推说衣服没做好，不穿了。其实，在小裁缝那里已经试穿过了。阿婆见我有点无理取闹，急得直跺脚，连连说，罪过，罪过，你真是破衣破裤穿惯了。今天不穿，对得起你父亲吗？我说，他看到也没有关系呀，我们每天不就过这种日子吗？阿婆叹了口气说，那你也对不起你们校长啊！我一想，可不，万一校长问起，我怎么回答呢？被阿婆说得哑口无言，我只得硬着头皮穿上新衣。阿婆把我和弟弟左看右看，眼睛变得亮起来，连声称赞小裁缝手艺好，说他可惜了，乡下来上海，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又连声说，你和弟弟身材就像你们父母，高高大大的，衣架子好，走到街上去，多神气啊，不会输给任何人的。阿婆把我们哄得很开心，我们便跟着她兴高采烈地出门了。
那天，我们到了华山饭店，一进门，便被引导到离门不远的一个大厅里。不少家属已经到了。我猜想有些家属是从上海周边的城市，例如杭州、绍兴或宁波来的，因为战犯们不会去那里参观。家属们穿着各色盛装，努力显得精神些，体面些，又都显得很矜持，知道今天场面不同寻常。我暗暗庆幸自己没有穿补丁衣服来。我又注意到大厅的另一边，坐着许多穿着深色制服的人，乌压压一片，感觉有些刺目，但马上意识到，这些人就是我们等了这么多年，总算有机会见面的亲人啊！两边的人各有各的心思，却都克制着对亲人的思念，安静地互相对望，没有人将喜悦或悲伤的表情显露出来。我当年入世太浅，没能体会阿婆的内心。我们是她含辛茹苦带出来的，眼见所有家属都穿着盛装，我如果不换上新衣服，仍穿得破破烂烂，像小瘪三一样，且不说近二十年来第一次见到我们的父亲会暗自伤心，阿婆又会如何难过啊，不丢自己的脸，也会丢她的脸……唉，阿婆啊，我当年太任性，太不懂事了。
在大厅里闲坐无事，我开始竭力回忆那位牙医的面容，想要用作标准，辨认父亲。但仔细看看另一边的人群，觉得谁都不像，便掉头问阿婆。阿婆为难地说，唉，我也在找。都穿着一样的衣服，颜色还这么深，还真说不好。显然，阿婆并不喜欢眼前这群人身上的服装，无论是单调的颜色，还是刻板的式样，都显得毫无个性，不能把人区别开来。过了一会儿，她指着一个瘦瘦高高的人说，大概那个是你父亲。恰巧那人睁大了眼睛，也在看我们。他的脸庞看似黑黑的，还有明显的皱纹，显得饱经风霜。虽然从五官来说，似曾相识，却不像牙医那样有着白净而光滑的皮肤和灿烂的笑容。这是我们的父亲吗？
我正在胡思乱想，一位首长模样的人宣布开会，做了简短的开场白后，就开始点名战犯代表发言。他们每个人都滔滔不绝，介绍他们在监狱里的幸福生活。
听下来，对他们这些囚犯实行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的制度，周末有文艺生活，伙食经常翻新，有时能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逢五一、国庆，有时能上观礼台观看盛大游行……我一边听，一边挺羡慕的，觉得自己作为一个自由人，过的日子还比不上他们铁窗后面的生活。他们不愁吃，不愁穿，无忧无虑，还四处参观，叫人好不眼红。
战犯代表发言结束后，轮到家属代表发言。我被推举为代表之一（当时弟弟文定中从五十四中学初中毕业，正失学在家。他考高中的成绩和平时的成绩都相当优秀，却未被任何学校包括他的母校录取。他不服气，再考一次，再次名落孙山，成了所谓的社会待业青年。里弄和街道干部明知我家经济困难，却不让他在上海就业，动员他去边疆。他此时的待业身份使其他家属认为不适合代表大家做这种发言。他后来被迫去了新疆。几十年后，他的母校授予他杰出校友的头衔，算是一种迟来的道歉吧）。我当仁不让，做了一个在当时来说很标准化的发言。
我首先介绍阿婆多年来对我们的各种关爱，接着介绍家中生活如何得到党和政府的照顾。然后，我很自豪地介绍就读的徐汇中学的情况，无非是历史悠久，设备全，校风优良，学习生活丰富多彩。最后，我希望父亲安心接受改造，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为祖国建设贡献余生。
我讲话时，大家静静地听着，只有当我报出自己就读的学校名字时，听到有人“啊”的一声，大概是表示以前听说过这个学校，又好像在为我的学校喝彩。
发言结束，大家给我一阵热烈掌声。整整十年过去了，想想当年自己何等风光，穿着新衣，侃侃而谈，对前途充满信心，好不荣光。谁能想到，没过几年，我不但成了徐汇中学的“反动学生”，和“牛鬼蛇神”们一起劳动，还差点死于非命……
当所有发言结束时，已近中午。有人把我们带到饭厅。记得战犯和家属是分两处用餐的。家属们在几个大圆桌前落座。服务员端上平时不多见的鸡、鸭、鱼、肉、汤，各色点心，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大家相互之间都不熟，一开始很拘谨。
阿婆几乎没有动碗筷，却一再示意，要我们兄弟俩多吃些。我和弟弟向同桌谦让一番后，终于抵不住佳肴的诱惑，也就不再客气。母亲去世后，这样丰盛的宴席早已从生活中彻底消失了。
饭后，是战犯和各自的家属、子女单独会面时间。有人将阿婆和我们两兄弟引到一个房间，估计就是父亲这次在上海访问期间所住的客房。父亲正端坐在一个小桌之前。他一见我们，便迎了上来，叫着我们的名字，和我们一一握手。我们便在小桌四周的一圈椅子上坐了下来。整个会面过程中，我一直尊敬地称呼他为父亲，我觉得“爸爸”这种更亲热的称呼叫不出口。我终于有机会可以仔细端详眼前的这位真父亲，觉得和那个牙医确有神似之处，却有年龄的明显区别，当时有些失望。现在回想，个中原因无非有两个。首先，阿婆其实和父亲相识时间不长。她是抗战胜利之后，才被母亲从宁波乡下接来上海的。当时父亲四十来岁，正是最春风得意、官运亨通的时候。平日不是一身将军服，便是西装革履。阿婆的脑海中，父亲的形象也就定格在那时。她为我们寻找父亲替身时，自然会专门找穿着制服、年轻潇洒如牙医那样的人。其次，在华山饭店里见到的父亲，已在铁窗后生活了整整17年，是个奔六十的老人了。即使没有牢狱之灾，岁月也会在他身上留下沉重的痕迹。不过，我注意到，父亲的确长得五官端正，身材高大，声音洪亮，天然有着男高音的音色。难怪弟弟有好嗓音，还自学成才，唱得一口好歌，显然得自父亲的遗传。
父亲用浓重的长沙官话问候我们的生活，学习，又介绍了他们在上海的所见所闻，其中闵行的重型机器厂及其万吨水压机是他滔滔不绝的主要话题，也是他们到上海的主要参观内容。父亲对阿婆感谢又感谢，要我们一定听阿婆的话，分担她的家务。我们都一一答应了。阿婆眼睛湿润，但强忍住悲伤。还好，父亲避免提及母亲，知道一旦提及，会惹得阿婆伤心，可能会嚎啕大哭，局面会十分尴尬的。引导我们进入房间的工作人员始终留在一旁，有时很自然地插话，将父亲用到的某些词汇解释给我们听，或将我们的话解释给父亲听。看来，铁窗内外的话语体系有渐行渐远的趋势。这位工作人员游走于两个话语体系之间，知道如何减少我们的沟通困难，活跃会面的气氛，也是在帮双方把握话语尺寸，引导话题的方向吧。我猜想，他更重要的任务，应该是掌握我们的会面情况，谈话内容，以便向上级汇报。
结束会面后，我又获单独通知，率团的公安部副部长要在他的套间里接见我。我让弟弟和阿婆在大厅稍等，便跟着前来通知接见的工作人员去了。在过道里他对我说，部长对我印象很好，才有这样的特殊待遇。部长见我进屋，便要我在他身旁的沙发中落座。简单寒暄后，出乎我的意料，他很真诚地告诉我两件事。首先，他说，公安部每次都把我父亲的名字放在特赦的名单上，往上递报，但每次都在最高一级被划掉了。从他的表情来看，似乎他也有些无可奈何。其次，他很自信地说，明年（指1966年），你父亲一定会被特赦。说完，要我保密。在回家路上，我犹豫半天后，决定把本要保密的好消息和盘托出。阿婆和弟弟听了，有说不出的高兴。不料，第二年春天公布的特赦名单上依旧没有父亲的名字。我们无法形容心中的失望。不久，弟弟被迫远走新疆，紧接着文革爆发……据说那位副部长本人也遇到了麻烦，他的口头许诺也就更无任何意义了。
上海家中只剩下阿婆一人留守
我们兄弟几个都无缘留在上海，陆续去了外地农村或边疆。我是最后一个从阿婆身边离开的。
图为作者下乡前与阿婆留影
文革中因我参加了批判“血统论”的活动，并进而参与到同上海市革委会对立的“中串会”的活动中，1968年我被当时上海市革委会的主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以莫须有的罪名正式宣布为反动学生，遭到关押、批斗甚至刑讯毒打。
1969年的春天，工宣队将我从“牛棚”中“解放”出来，一边公开宣布，不再追究我在文革中的所有“罪行”，档案中也不会保留对我不利的材料，一边要求我按照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尽快下乡。阿婆见到乌云压城的险恶形势，家境又穷，知道留不住我，只能老泪纵横地接受这个残酷事实。我几乎是被从“牛棚”直接送到了吉林省梨树县的刘馆公社。
下乡后，我的收入全靠生产队的分红，每次拿不到几个钱。但手头再紧，想到不能让阿婆孤独一人过春节，还是咬咬牙关，回到上海。她老身体一年不如一年，走路摇摇晃晃，似乎随时会倒地不起。看在眼里，我心急如焚，又不知如何是好。阿婆也许感到来日无几，1972年春节一过，一反往常，变得异常焦虑，频频催我回东北去，不再像往年那样百般挽留。
我清晰地记得，春节过后的一个晚上，她老坚持要我先坐下，说有要紧的话对我讲。她双目已十分浑浊，极力含住泪水。我坐下后，她也郑重其事地在我对面落坐，犹犹豫豫地搜索着合适的词汇，半天，说出几句直刺灵魂的话：贯中啊，你年龄实在不小了，什么时候能像集体户其他男同学一样，抽到城里，成家立业，我才能放心啊。我和你早已说好，只要你抽到城里，哪怕条件再差，屋子再小，我都迁来和你同住。可是，我等了你一年又一年，我，我……我还能等到那一天吗？说完，她泪流满面。
我从小到大，阿婆对我说话永远如春风拂面。她要如何伤心和失望，才会吐出这样的沉重的话！我是她晚年唯一的希望，却让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一再绝望。
我顿时羞愧万分，痛恨自己的无能！怀着沉重的心情，我收拾好行李，像罪人一般，匆匆告别阿婆，登上北去的火车。
幸亏阿婆是“红五类”
1972年秋接到匿名急电召我回上海时，已是我下乡的第四个年头。不少同伴已先后被抽调进城。我也急着想早日获得进城的机会，可家中贫困潦倒，无财送礼“走后门”，只能希冀自己能表现得比别人更积极些，因而不敢轻易放弃参加任何农活的机会。但面对阿婆病危甚至需要“料理后事”的最后关头，我什么也顾不得了。
我特别要提一笔的是，我在乡间结识的一位知青好友姚大卫，他妹妹后来成了我的太太，他也就成了我们孩子的大舅。当时他和妹妹两人同我都在一个屯里插队。他们在村东头的八队，我则在村西头的九队。姚大卫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名教授，又是美国工程科学院的院士。当年我接到阿婆病危急电后，准备星夜徒步去十几里外的三江口，那里有一个小火车站，算是离我们屯儿最近的。姚大卫知道我的集体户其他男生都已进城，怕我一个人夜里长途跋涉荒郊野岭，还要趟过一条连桥都没有的小河，夏天涨水，极不安全，便自告奋勇，约了八队另一位男知青林清平，一起护送我前往车站。
我怀着各种悬念和担忧，花了三天时间，从东北辗转赶回上海家中，被眼前的一幕震惊：病榻上的阿婆已经难以辨认，她骨瘦如柴，昏迷不醒。摸她的前额，像火一般地烫手。我大声唤她，却丝毫不见反应。显然，孤苦伶仃的阿婆和病魔搏斗太久，已经气息奄奄。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病到这种状态，她老为何仍向我隐瞒自己的困境？后来，从陆续来探望她的邻居、同学、朋友，以及食堂阿姨、弄堂里的一些保姆的各种追述中，我逐渐拼凑成一副较为完整的图画。
原来，她觉得自己已八十多岁，来日无几，不应以自己的病情耽误我的前程，便苦苦央求受我之托定期前往探视的所有好友，要他们在通信中瞒下她的病情。
可是，她不但在肉体上遭到病魔的纠缠，内心还受着各种煎熬，苦不堪言。 阿婆是一个笃信佛教的传统老人。想到自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连个收尸送终的人都没有，死后必定成为孤魂野鬼，四处游荡，既无处遮蔽风雨，又无人祭祀惦记，就勾起她对各种古老鬼怪故事以及佛教中的轮回说教的记忆。她内心受到煎熬，辗转难眠，怕自己来世再度坠入悲惨的深渊。阿婆一直认为自己前世作了孽，才有今世做牛做马的苦命。她想通过一生的修行积德，改变自己下辈子的命运。
有个做保姆出身的邻居阿芳，一直责怪她当年不听劝告，坚持抚养被新政权视为敌人的后代，犯了严重错误。这位邻居说的各种风言风语，阿婆平时也会和我提起，令我羞愧难言。这些尖刻的言词现在又在阿婆的耳边回荡，并随着她老人家接近生命的尽头而变得更加刺耳。大概觉得是咎由自取吧，阿婆只能仰天长叹……
见我回来，热心的邻居们七嘴八舌，想告诉我阿婆的种种情况。可是，此时最令我心急如焚的，是阿婆的昏迷不醒。我觉得她生命垂危，应该立即将她送往医院。虽然没有说出口，内心也暗暗遗憾，为何竟然没人想到早点对她急救。如何送阿婆去医院呢？在众人的指点下，我到天平食堂寻求帮助。天平食堂是天平街道所办，所以颇为气派，位于我家所在的国泰新邨边上，本是一栋独立花园洋房。食堂阿姨一向跟阿婆很熟。所以，我自我介绍之后，她们便显出格外的热情，说太好了，你这个孙子总算回来了。她们赶紧请出食堂的负责人。这是一位面容姣好、精明能干的中年妇女。她将我上下打量一番后，不知是否怕阿婆身染病菌，还是怕什么，有些犹豫。我恳求说，阿婆不会直接躺在车上，我会向邻居借一把藤椅，用棉被垫底，让阿婆半躺，然后再将藤椅置于手推车上。反正街道医院离我家没几步路，我会快去快来，不会耽搁食堂用车。食堂负责人听了，大概觉得没有拒绝的理由，便要手下人赶紧帮我清理一辆车出来。
我将阿婆飞也似地送到医院，挂号、排队等候之后，终于轮到一位女医生接待。不料她好像得到了什么上级指示，扫了一眼病历卡上的地址，问了阿婆和我的姓名后，判定阿婆和我都是可欺之人，露出不屑一顾的脸容。阿婆闻名天平路一带，不但因为她从1949年4月起便居住、奔波在这一带，认识无数的人，拿文革语言来说，还因为明明是个“红五类”（农村的贫雇农），到了本该享享清福的年纪，却拼死拼活地去抚养几个“黑五类”的孩子，受苦受累不说，还一无所得，晚年落得个孤苦伶仃的下场。眼前送她就医的这位年轻小伙子，皮肤黝黑，身体干瘦修长，还戴着一副眼镜，显然就是在农村待了几年的知青，也就是那位在街道中已“大名鼎鼎”、被传为中学运动“黑手”的“反动学生”。于是，这位女医生恶声恶气地冲着我说，我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能不能活到你阿婆这么大年纪呢！说完便断言没有诊断的任何必要，以命令的口气要我立即送阿婆回家。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竟能说出这种没有人道的话来，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耐着性子，向她一再说明，自己从千里之外的乡下赶回，请她好歹诊断一下。作为阿婆的孙子，我起码想知道，她究竟犯了什么疾病，是否还有救？恶医对我的苦求无动于衷，转头叫下一个病人进屋。我实在气不过，便拒绝离开，责问她，若是你自己的母亲或外婆，你会连简单的诊断都不做，就直接打发她回家吗？我近乎绝望的争辩声引来越来越多的围观者。其中正好有一位认识阿婆，又是“红五类”出身的邻居，看不过去，大声喝道，这位老人是真正的“红五类”，你身为医生，竟敢拒绝抢救这位老人？
这是一个人妖颠倒、是非不分的乱世。救死扶伤这类高雅的大道理，此时等于对牛弹琴，毫无作用。当时无数病人仅仅因为是所谓的黑五类，一些医生为了“站稳阶级立场”，会昧着良心，理直气壮地拒绝救治，理由是，阶级敌人早日灭亡，岂不更好？当年多亏这位邻居的仗义执言，正在围观的众人被这一声怒吼提醒，纷纷要求医生立即抢救。在七嘴八舌的巨大压力下，恶医怕引火上身，很不情愿地给阿婆作了诊断和救治。原来阿婆是感冒久拖未治，转为肺炎，高烧不退，引起昏迷不醒。护士给她打了链霉素，又给了我一个疗程的针剂，我便将阿婆送回家中。目睹阿婆肌肉萎缩，下身瘫痪，双目失明，我当然不能弃她而去。
这是我后来被迫滞留沪上三年的真实原因。
阿婆的生命虽然抢救回来，但变得昼夜不分而不自知，大小便有时也会失禁。为了和她的生活节奏合拍，我变得日夜颠倒，睡眠不足，双眼永远布满血丝，常常感到心力交瘁。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分，望着昏暗的灯光下像婴儿般熟睡的阿婆，我只能暗暗祷告，期盼这个世上的唯一亲人能长命百岁。孤苦无助的阿婆，在床上蜷缩成一团，两腿的肌肉基本退化，只剩一些干枯的皮肤包裹着腿骨。由于一生辛苦，她脸上布满象征苦难的皱纹，犹如沟豁一般，又密又深，却盖不住她内心深处散发出来的仁慈之光，不但使斗室充满温馨，还给我无穷的慰藉。我只是想到，自己即将进入而立之年，却一事无成，前途无望，常常欲哭无泪，悲从中来。
她老人家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还是一个连温饱都难以保障的知青。其他兄弟们此时个个远在天边，鞭长莫及。他们闻讯后，自然十分难过。尽管他们本身的经济条件十分恶劣，还是千方百计地设法减轻阿婆的苦难。大哥千里迢迢地寄来食品。三嫂利用短期探亲，帮助看护阿婆。阿婆最为疼爱的弟弟，节衣缩食，定期从新疆给阿婆寄来一些生活费，多少改善了阿婆的营养。但是，阿婆的医药费和需人长期护理的困境仍然无法解决。想到替阿婆养老送终，本是父母发的铁誓，如今却落到我的头上，而自己在上海滩上不过是个寄人篱下的匆匆过客，内心乱成一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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