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园星空中最亮的一颗星
作者：郭力
郭力，1957年出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两年。1984年考回母校，在中文系汉语专业攻读研究生。1987年毕业进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历任编辑部主任，总编助理，学科副主编。2005年调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总编辑。2017年退休后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
摘要：他们中间，出了七位院士、两位两弹一星和宇宙飞船总设计师；他们中间，38人被打为右派，20多年坠入苦难深渊……
老北大的沙滩红楼旧址，如今保留下来的唯一一栋老建筑，就是北京大学的数学楼。数学系一直位列北大各系之首，其标志是数学系的系号一直是01。据中文系阿忆师弟考证，北大的系号排列始自1917年蔡元培主政北大，蔡元培校长认为，无论学习什么学科，都应该从学习纯科学起步，而纯科学，首推数学。因此，数学系的系号被冠以01，在之后上百年的历史中，其他一些系的系号或几经更迭，但数学系的01却从未改变。
作为中文系的校友，我对01系有着由衷的崇拜，这个系是一个牛人辈出的系。前些年我们78级数学系的张益唐同学攻克了著名的孪生素数猜想，令世界瞩目，也使我们与有荣焉。
我在校史研究当中，有幸接触到这个牛系的多届校友，倾听他们的故事。在这个人才辈出，风光无限的01系中，最令我折服震撼、难以忘怀的是54级这个群体。
数学系的天才学生并不罕见，但在54级，却集中了一群天才学生，他们甫一入学，便显示出不俗的实力。
在这个高手云集的群体中，有公认的五大尖子生：马希文、陈天权、张景中、杨路、张恭庆，他们的天赋异禀，至今为同学们津津乐道。
马希文，入学时年仅15岁，是一位戴着红领巾的数学神童，他曾是北京市中学数学竞赛的状元，他的数学课程能轻而易举获得全优。马希文语言天赋极佳，能阅读英、德、法文献，精通世界语，还自学了蒙文、藏文。他兴趣广泛，于文史哲均有涉猎，能赋诗作曲，曾任乐队指挥。
陈天权，毕业于上海中学，中学期间就学完了部分大学课程，并具备了阅读英、法文专业书的能力。上数学分析习题课时，他常常很快把题目做完，老师要给他另出题目，开小灶。他在大学三年级时，就在北大学报上发表了论文《线性拓扑空间中的黎曼可积性》，论文的内容都是当时课程中未学过的东西。程民德先生评价“陈天权已掌握了有关领域的全部基本知识”。
张景中，来自河南。上大一时，就在《数学进展》上发表了论文，利用选择公理给出了函数方程的通解。后来，华罗庚先生以读者身份指出，德国的数学家哈默尔已在1905年做了这项工作，虽然不是创新，但一个大一学生独立完成这样的成果，是令人惊叹的。有同学评价，在五位尖子生中，思考能力最强的是张景中。
杨路，在校时名杨九高，来自四川成都，毕业于名校石室中学，他在入学之初就显示出过人的天赋。据同学郭健民回忆，“当程民德老师刚开始讲微积分时，‘处处连续处处不可微的函数’初学者很难找。一天下午，我们班正在第一体育馆旁操场上课后锻炼，九高那瘦弱的胳膊吊在单杠上不动，口中却念念有词地讲起四川话，‘我想起来了’。他找到了这样的函数，这自然轰动了全班，也使54级同学给数学系留下了深刻印象”①。
张恭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在中学就显露出数学才华，当时的《数学通报》上每期刊登难题，解出难题者的姓名在刊物上公布，张恭庆常常是解出全部难题者。
54级的强手如林让来自各地中学的高才生们知道了什么是山外有山，大家无不发奋努力，唯恐落于人后。这些勤奋而才华横溢的学子有幸遇到了最好的老师，他们的业师中有江泽涵、程民德、许宝騄、关肇直、聂灵沼、周培源、王仁、徐献瑜等学界巨擘，也有当时还是年轻才俊的丁石孙、程庆民、陶懋颀，老师们精彩的授课逻辑严谨、循循善诱，让学生们一步步领略到数学的奥妙而沉醉其中。更令学生受益无穷的是老师们对学生思维方式的启发和引导。
“各门功课的老师们都不停留于‘交’给知识，而是进一步‘教’学生掌握各课程基本的观点、方法及精神。老师们在大课上强调‘是什么、为什么是’，习题课常常训练我们思考‘不是什么、为什么不是’。正反辨析使思维日臻严密，大胆质疑，善于质疑。考试时，全部回答无误不一定拿5分，口试时加上不多一点点‘自己的’东西，老师赞许的眼光就和5分同时出现。环境中‘自由想象’之空气甚浓。数学虽极严谨，其探索和创造却非常自由活泼。我们学习的远远不只是定义、定理和习题解法，还有数学的精神及既认真又活跃的学问态度②。”这是54级学生洪允楣的感言，它也代表了众多数54学子的心声。
北京大学素有思想活跃、自由包容的传统，数54级聪慧过人的学子们在这样的大环境和名师们营造出来的独立思考、严谨自由的学风中，养成了大胆反思、质疑、对本真和终极价值穷尽探索的习惯，一些更活跃的头脑将之运用于观察和思索社会问题与政治动态，毕竟老师们无法告诉他们哪些是思考的禁区。
1955年的肃反运动范围和规模，远不如两年后的反右运动那么大，但对胡风集团的批判和定性引起了一些敏感学生的质疑。杨路回忆：肃反时批判胡风，学习材料里有胡风的言论，我看了材料，我觉得胡风肯定不是反革命，我搞不清胡风为什么是反革命，开会发言时我不能直接讲，就讲了高考时有老师让我学文科的，看来我学理科还是对了，文科的东西没有什么标准。因为这个发言还让我写检查，我没理。
另一个学生，在1957年鸣放中极其活跃的陈奉孝说：1955年的肃反运动，我本人虽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但学校里搞得很恐怖，整个暑假没让回家，整天开会学习，还在全校大会上抓人。社会上文艺界大批抓人，全国的气氛都搞得很恐怖。我觉得这种气氛太不正常了，我慢慢地产生了想离开这个国家的想法。
1956年初，陈奉孝实施了他的外逃计划，他坐火车南下，试图逃港，由香港去英国。但因为路费不足，滞留武汉，被有关部门发现，送回学校。因为赶上了向科学进军的宽松环境，他没有受到什么处罚。
1956年，苏联发生的一件大事，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共产主义阵营，一石激起千层浪，在2月份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时代的暴政，报告全文在数月后由西方媒体公布于世，激起强烈反应。
因应苏共二十大上公开发布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于1956年4月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一论”）一文，文章从正面介绍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指出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曾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犯了严重错误。并强调中国共产党坚持集体领导和群众路线，反对个人崇拜，文章特别指出“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又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多党合作方针，这一系列方针政策昭示着执政党接受苏联教训，试图开明施政的意向，因此营造了一个政治上的小阳春。
对政治环境一向敏感的北京大学当时采取了一个非常规的举措，全校的政治课暂停了规定的《联共布党史》的学习，改学苏共二十大文件，而且是作为正面材料讲授的。这样的授课极大的激发了北大一批活跃的年轻学子对体制弊病的探索与反思，数54级的一些学生尤其如此。54级学生，后来被划为右派的于劭清楚地记得政治课期末考试的时候他抽到的问题是赫鲁晓夫为什么没有在斯大林时期站出来，而是在他死后才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于劭给出的答案是赫鲁晓夫公开发表的为自己辩护的说法，而主考老师非常满意，马上就给了他一个五分。
数十年后，于劭在回忆录中提到，有同学给他写信提到56年政治课中止《联共布党史》，改为正面讲授苏共二十大文件的课程安排，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北大领导绝对不敢自作主张，一定是上面决定的。正面讲授二十大文件，对后来的反右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说，是从理论上培养了一些学生的“右派”思想，然而，这等严重的事件，至今无人提及，即使在文革十年，连“伍豪”事件都有人翻来翻去，唯独此事无人触及③。
或许是受到突然转向的政治课安排的影响，数54同学对政治课教学长期积蓄的不满被激发出来。1956年6月，数54级八名同学给报社写信对政治课教学提出意见，这封信发表在1956年6月18日《光明日报》上，题为《希望改进政治理论课的教学》。
他们在信中提出：政治课教学内容重复，很多在中学学过的内容在大学还要大同小异地再学一遍。内容琐碎，讲授不深入，结论多，论证少。在教学方法上，很少鼓励同学进行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有时对不同看法进行讨论时，老师往往又用“立场”“思想方法”的帽子把他不同意的看法否定掉，而不是以理服人。老师有这样的提法：“应该首先肯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正确的，再来体会它的正确性，”我们认为，这种提法限制了学生的思考，使得有些同学有这样的感觉：学政治理论是去体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只要背熟就行，可以不求甚解。政治理论课必须好好改进，目前的政治理论课实在使我们学不下去。
写信的八个同学是数54级洪允楣、刘景麟、张景中、于劭、黄乘规、徐元洪、张恭庆、王选。
这八人中在一年之后有四人成为右派：洪允楣、张景中、于劭、徐元洪。数十年后，这八人中出了三个院士：张景中、张恭庆、王选。
八人之中的于劭回忆：事实上，这八人在当年绝大多数是学习上的“一时之选”，而这封信的观点，可以认为是代表了当年年级中占绝大多数的“中”和“右”的学生的共同观点。
苏共二十大最令人震撼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虽然没有在苏联公开发表，但不久之后却由西方媒体公布。北大当时的第三阅览室可以看到英国的《工人日报》，不少英语程度高的北大学生从《工人日报》上看到了报告全文，这其中包括数54的多位校友。这个秘密报告很快就在北大一些思想活跃的学生中流传开来，报告的内容颠覆了以往斯大林的慈父形象，陈奉孝回忆：从这个报告里我了解到斯大林统治的残暴，我又联想到中国搞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镇反、肃反等政治运动，我觉得中国跟苏联一样，也有类似的情况。这其实也是其他一些思想出位的数54学生共同的感受。
1956年10月，东欧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进行了镇压，中国支持苏联的行动，将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波匈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警惕，一方面，中共认为，波匈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官僚主义，这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全党整风运动；另一方面，中共认为，波匈事件的发生外因是帝国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颠覆，内因是匈牙利等国内的反革命没有得到应有的打击镇压。为了防止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持续数月的小阳春气氛开始逆转，阶级斗争被重新强调，斯大林的功过被重新评估，反对个人崇拜不再被提及。所有这些精神，被阐述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再论》）一文中。此文发表于1956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
《再论》发表后，一些敏感活跃的北大学生对这种逆转无法理解和接受。在1957年担任54级数学专业党支部书记的陈良焜回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揭露出来的斯大林专制独裁严重后果，以及随之引发的东欧政局动荡，导致一部分思想敏锐的同学对当代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产生疑问。1956年12月结合《再论》的发表，上级党的领导决定在各大学组织学习《再论》，以求统一思想。我记得数学54级讨论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民主”问题：其一“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其二是“社会主义还要不要有大民主”④。
学习讨论是全校性的，所谓“统一思想”，是让大家接受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大民主。当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还自觉不自觉地服从主流意识。因此这种讨论即使在思想活跃的北大，固然会有不同看法，但也没有引起太多的风波。然而在数54级，却发生了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前述给报社写信提出改进政治课意见的八位同学之一刘景麟回忆：他所在的五班，双方争论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高教部的领导曾去旁听他们的讨论。刘景麟说：上级让他们写一份承诺，在任何时候都不参与大民主，遭到他们的拒绝。陈良焜回忆：过去在学生的政治学习中，基本上都是主流意见成为共识，而这场辩论却首次以各唱各的调而收场。陈良焜认为：这场争论为次年的鸣放和反右埋下了伏笔。
1957年5月19日，历史系55级2班的一群同学贴出了鸣放中的第一张大字报，质疑参加团三大的学校团代会代表是如何产生的，这张并不尖锐的大字报迅速激起连锁反应，一批活跃敏锐的北大学子迅速跟进。
数54的活跃分子们立即产生了参与感，最为激进的几个尖子生动议也写一张大字报，由陈奉孝执笔，七嘴八舌地凑成了几条：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人事档案公开；政治课改为选修制；公开选拔留学生；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大字报有四人签名：陈奉孝、张景中、杨路、张世林。对于陈奉孝、张景中、杨路来说，这些观点应是他们在前两年政治风云变幻中观察思考的结果，而张世林，据他的回忆，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些观点的内涵和外延，只觉得大家议论一番写出的大字报，不能敢说敢做不敢当。
数54级四位同学的大字报是“5·19运动”中第一张尖锐触及体制问题的大字报。引起的激烈反响可想而知。陈奉孝、张景中、杨路等也从此而一发不可收，他们深度参与了这场运动，在后续的日子里，他们频频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阐述自己的观点，与不同看法的同学辩论。行动力最强的陈奉孝倡导组织了学生社团百花学社，聚集了全校最为激进的一群学生：物理系谭天荣、刘奇弟，哲学系龙英华、叶于泩，中文系张元勋、沈泽宜、王国乡等，他们策划编辑出版同人刊物《广场》，向其他院校同学寄送重磅大字报抄件——民主接力棒，去天津南开等院校介绍北大鸣放情况，成为“5·19运动”中名副其实的核心人物。
数54级与陈、张、杨观点相似的同学不少，但介入运动的程度有不同，就发表言论来说，笔名“谈论”的钱如平，甚至比几位核心人物更为激进，他发表了《“平等、民主、自由”颂》《头可断，血可流，真理不能丢》的宣言，在那场运动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较多的同学是在一些活动中给陈、张、杨们提供了帮助和支持，有同学帮助他们抄大字报，有人帮他们油印刊物，有人购买刊物以示支持。这些行动有源于观点的认同，也有对他们个人魅力的服膺。陈、张、杨都才华出众、人品可嘉，又因活动越出了官方的界限而一直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打压，这令一些亲近他们的同学为之不平而出手相助，而这些同学最终也难逃厄运。
思想活跃的数54同学习惯于独立思考，有些同学认为陈、张、杨们观点过于偏激，并不完全认同，同时也对左派的“卫道士”做法不以为然。1956年率先写信给报社提出政治课改进建议的洪允楣是调干生，曾担任团总支委员，也是一位思想活跃的学习尖子。但他不尽认同过于激进的做法，于是联络一些观点相同者组织了另一个小社团“探索社“，范围不仅在数54，也牵涉到其他系的一些同学，他们试图从不左不右的角度观察和探讨当时的热点问题，以”探索“的名义发出过一些声音。
1957年之前的几度政治风云成为数54诸多同学沦为右派的催化剂，但也有少数人因之前的翻云覆雨而提高了政治敏感性，在风暴来临之时保持了缄默。刘景麟回忆说：我和陈天权在肃反时都挨过整，其原因就是认为我们自由散漫不要求进步。5月19日那天，我和陈天权、张恭庆在去图书馆的路上看到了大字报，不约而同地有一丝不安的感觉，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拿着书一起向图书馆走，一路上说起最近发生的事情，我提到党支部的人曾找我，说肃反时整我是错误的，让我有什么意见可以在会上提，不料陈天权也跟我遇到了一模一样的动员。联想起数月前在讨论《再论》时还争论到剑拔弩张，如此变化让我的感觉就像数学上说的不光滑，我们几人达成共识，不能去趟这摊浑水。后来的结局是即使一言不发我们也都成了中右，如果讲一句话，就必是右派无疑。
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宣告了反右运动的开始。6月21日，人民日报又在关于北大的报道中宣布“百花学社”为反革命小集团。作为“百花学社”的发起人和骨干，鸣放中全校知名的活跃分子，陈奉孝、张景中、杨路已是在劫难逃。
几位同道人的态度是毫不妥协，坚不认错。他们都多次发言宣示自己的态度。
百花学社的组织者陈奉孝试图将责任揽到自己一个人身上。他说：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我是这次运动的组织者，你们对我自然是恨之入骨的，那么请你们来找我吧！我知道你们会用捏造和无穷的推论的方法给我制造罪名的，对于这些我都愿意承担，我只是希望你们不必再折磨那么多无辜的人。我的态度就是这样：如果有人（不管是谁）愿意共同跟我把问题搞清楚，那么我欢迎，如果有人要我做什么坦白交待，那绝对办不到⑤！
张景中说：目前政治尽管目的伟大而手段不能不采取肮脏，人民日报为了人民利益但手段是肮脏的，我欣然接受组织处分，校规国法，我不改变我的态度⑥。
杨路说：从某些迹象（《人民日报》的报导）看来，党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方式，在打击反社会主义分子同时将许多积极要求民主与革新的人一概扼杀，严重地摧残了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当中的民主力量。我是不能同意这种小题大做的措施的，我将保持与党不同的意见，即不应因一小撮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同时打击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力量，不应借口阶级斗争而打击了那些为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积极扫除障碍的人，同时对那些手段上很不高明的、不公正的、显然的对民主的压制表示强硬抗议⑦。
越来越恶化的形势让陈奉孝感觉自己的抗争帮不了任何人，而自己也迟早会被捕，他于是偷跑到南斯拉夫大使馆求助，被拒绝后他试图外逃，跑到天津塘沽港口时被巡逻的人抓获，由此开始了20年牢狱生涯。
张景中和杨路是数54级公认的天才学生，惜才的教授们很想为二人争取网开一面，校方也在等待他们改变态度。6月下旬，段学复、江泽涵、程民德三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和时任数学系秘书的丁石孙先生邀约张、杨二人谈话，杨路回忆说：我当时觉得一定是谈不拢的，我对张景中说，先生们平时对我们都不错，谈不拢的话伤感情，我就不去了。
6月26日，三位教授和丁石孙先生与张景中谈话近四个小时，希望他能认错，以帮助他过关，但张景中没有听从教授们的劝告，坚持自己不认错的态度。
第二天，丁石孙先生约杨路单独谈话，根据丁石孙先生的记录，杨路认为：良心、人道是最高的准则，他不愿意从社会主义的利益来考虑问题。杨路表示，你们要谈效果，我只管动机，我不愿改变我的思想，我等待你们的审判好了。这次谈话最终不欢而散。杨路回忆当年的谈话时说：我发现丁先生其实挺左的。后来，在批判我的会上，让我谈感想，我说：我觉得丁先生辜负了我对他的信任。
无论是政治高压，左派围攻，还是老师劝告，几位同学态度坚决，不愿做任何违心的认错。加之不少同学对他们有同情甚或钦佩，使反右运动遇到极大阻力。当年的学生干部武际可回忆：开始的时候反右是进行不下去的，后来彭真到北大坐镇，到张景中的班级亲自指导，才渐渐发动起来。
陈良焜回忆：1957年6月初全国已经转入对右派的批判，北大左派士气大振，激进大字报也日渐凋零，但是在数学54级形势并未扭转。班级准备召开批判张景中、杨路的会，由于张、杨等拒不参加，根本开不起来。党总支和学生干部意识到，不批倒张景中，数学54级形势不可能扭转，于是决定在宿舍28楼门前召开批判大会。为了壮大左派力量，还到外部搬兵。力学54级本来和数学54级是同一年级，刚分专业不久，但是力学54级左派力量较强，于是部分同学被指派参加批张大会。哲学系当时是左派大本营，部分师生也来助阵造势。会议开始张景中仍然在宿舍拒不出门，于是派出几位身强力壮的同学到宿舍找他，最终连床带人一起抬到楼前进行批判，所以行动带上了暴力色彩。这次批判会根本扭转了数学54级的反右形势⑧。
数54级的右派堡垒就是这样被高压强势摧毁的。
随着反右的步步深入，数54级凡是支持同情过百花学社的学生悉数被划为右派。鸣放中发表过倾向右派观点的更是无一漏网。组织探索社的洪允楣本是试图走中间路线的温和派，但在反右后期，却被扣上“以中间的面目出现，与共产党争夺中间群众”的帽子，被打成极右分子，参加过探索社活动的数54级同学于劭、赵立人、陈孝萱、梁世辉也一一入彀。
反右运动在数54这样的重灾区显得尤其残酷，到反右后期，一些原来属于左派的同学因观点有过摇摆也纷纷落马，即使痛哭流涕检讨也无济于事。陈良焜回忆：按照我当时的思想认识，有些同学以不划右派为宜，但现实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按照当年的政策规定右派一律开除党籍团籍，反右进入尾声时，各个党团支部纷纷开始清理门户工作，数54二班团支部的很多右派都是团员，支部会讨论开除某一人的团籍时，没有被开除的团员仍然有表决权，被开除者通过开除决议后就被勒令退场，接着讨论另一位右派团员的团籍，而他刚才还举手赞成开除前一位团员的团籍，这样一个接一个的举手开除别人，接着开除自己的态势，真是惨不忍睹⑨。
最终，240人的数54级，划出了38名右派，他们是：梁世辉、林 埜、 孙传仪、戴佑健、樊振环（女）、刘训善、陈孝萱、茹新民、 赵立人、庄国强、李颢、潘轺湘、杨路、陈奉孝、洪允楣、钱如平、 孙乾、于劭、张景中、张世林、苏乙波、陈守义、胡耀鼎、吴其斌、杨奇峰、冯礼贵、蒋星耀、李权、刘巽仁、马立毅、苏亚贵、崔彦昭、蒋巍、李兰芬（女）、徐元洪、张敦颢、张炳谦、董尚斌。
数54级的右派很多受到严酷的处罚。其中：判刑劳改三人：陈奉孝、钱如平、马立毅。劳动教养四人：张景中、杨路、孙传仪、杨奇峰。被遣送工厂、农村劳动考察九人：梁世辉、茹新民、李颢 、洪允楣、于劭、张世林、吴其斌、李权、刘巽仁。
其中梁世辉被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劳改，张世林在返校复学后被打成反动学生遣送劳改。
他们带着美好的理想进入燕园，却在噩梦中结束了学生生活。
反右之后，被打成右派的学生们坠入了苦难深渊。
右派学生钱如平在反右后期，以“谈论”的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号召要预备刀枪准备战斗等，他在夜里贴完大字报后即跑回浙江老家，但很快被公安局破案抓了回来，开全校大会宣布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五年。钱如平的行动被陈奉孝认为是打横炮，非但不能帮助右派，相反地是授人以柄。因为在当时，即使是北大最活跃的一群右派，也是为了要帮助共产党进行改革，而不是要推翻党的领导。钱如平的行为，超出了当时右派学生们对自己的定位。
当然即使这个定位，也已大大超出了官方的容忍度。陈奉孝于1957年9月16日，在试图外逃时被捕入狱。
张景中、杨路和百花学社的几名骨干分子、发表了“反动”观点的极右分子，于1958年2月8日被送劳动教养。
帮陈奉孝油印《广场》刊物的孙传仪，被定性为《广场》集团骨干，于1958年2月15日（除夕）被送劳动教养。
梁世辉、茹新民、洪允楣、于劭、张世林、吴其斌、李权、刘巽仁被送往工厂，李颢被送往农村劳动考察。
这些热情单纯的学生从进入公安局的那一刻起，立即感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
与张景中、杨路同一天送劳教的中文系右派学生王国乡回忆说：进了公安局，杨路轻蔑地一笑，立刻被警察一拳打到墙角。
从天之骄子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这巨大的心理落差，他们是如何适应的呢？
作为百花学社的组织者，陈奉孝对于被捕是有思想准备的，因此才会有外逃的行动。被捕后，因为被认定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他甚至做好了被判死刑的准备。宣判后得知被判15年，他说：宣判后我突出的感觉是高兴，甚至是有点“喜出望外”，因为临去前我估计有可能被判死刑，但实际只判了15年。当时我想，我虽不能像旧小说里所描写的，有些绿林人物临死前说的豪言壮语“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但我毕竟只有22岁，15年后出来不过37岁，还是正当年，还能有所作为。后来的劳改生涯彻底粉碎了我的幻想。
张景中说：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发表这些言论，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处理。但同时又觉得还是应该去劳动，因为劳动也是建设，也是必需的工作；而且，到了农场我看到周围的农民可能比我们的生活还要苦。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村庄附近挖沟，有一个农民就找到那个领着我们的队长，说我们劳动教养能吃饱，那他们也劳动教养好了。整个国家有这么多人生活这么苦，我们的苦也就算不得什么。只是没有想到会有20年这么长⑩。
张景中的学生彭翕成回忆：张师曾考我是否能背诵东坡的《留侯论》，我是记得的。“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⑪。”这或许是张景中在面临命运巨大转折时的精神支撑吧！
性格率真的杨路，则是一个管不住嘴的人，他说：我这个人，讲话不太考虑场合的，比如：大跃进那时候，总是说这也能发电那也能发电，我说：左右手搓一搓还能生电呢！于是被批了一顿。有一次出工路上，我想唱歌，就唱起了电影《夜半歌声》的主题歌，结果又被批判了，说我想表达什么？
劳改的陈奉孝因为多次顶撞管教，抗拒改造，受尽折磨，他多次被关小号，受过镣铐加身、吊打、老虎凳、枪毙死刑犯陪绑、被强迫跟吊死的人在一个炕上睡觉等折磨，十多次从死神手中逃脱。他在九死一生中没有放弃过学习和思考，利用仅有的条件，阅读了马列原著和人民日报的重点文章，对一些重大事件如中苏分裂、文革等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两个数学天才张景中和杨路则用对数学的钻研和思考作为精神寄托，在超负荷的劳动和非人折磨中，他们从未放弃学术探讨。张景中回忆：大跃进年代，劳教农场里劳动之紧张繁重不难想见。白天劳动，晚上开会。我随身带有几本书，其中《数论基础》是最常翻看的。里面有许多好习题，忙里偷闲记个在心里，上下工的路上或开会时就够想一阵子了。有时在路上不想题，边走边下盲棋，对锻炼记忆力很有好处，也有助于形成不用纸笔想问题的习惯。我和杨路常常通信交流心得。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主要讨论的是几何算法和函数迭代。其中很多和国外做重了，也有不少在二十年后才发表。
张景中对数学的思考和钻研已经到了超然忘我的境地。他的难友、北大物理系右派学生王书瑶回忆：在最困难的1960年，劳改农场中很多人饿死了，也有很多人奄奄一息，被送到病号队，只要有一点营养，就能起死回生。有一次，王书瑶送一个奄奄一息的右派难友去病号队，看见张景中也在病号队抢救，他躺在床上，双目紧闭，有人在向他喂东西。过了两天，王书瑶再去病号队时，看到张景中已坐了起来，拥被而坐，面前摊着一本书，是《泛函分析》还是《复变函数引论》，记不清了。
后来王书瑶遇到同一个劳改农场的右派戴文葆，戴因为体弱，资格比较老，被安排管理劳改农场简陋的图书馆，戴文葆对王书瑶说：前些日子张景中神情恍惚地走到图书馆，问戴文葆：今天系图书馆开馆吗？戴说：今天系图书馆不开馆，你回去好好休息吧！张景中怅怅地走了，仍然那样神情恍惚，他整个精神已经麻木了，他显然已经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戴说，他的心都要碎了，他的心在流血，饿到了这个份上，张景中还在想着系图书馆。
在几位苦难深重的同学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时候，数54的其他右派也在痛苦的岁月中煎熬。
右派学生刘训善，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大学，在“四清”中因为是右派被清出，下放到卓资山中学任教。刘训善与一位农妇结婚，遇人不淑，农妇对他非常不好，不喝酒的刘训善痛苦之中开始酗酒，有一天猝然去世，离开了这个让他无可留恋的世界。
右派学生于劭，在工厂劳动考察后返校复读，插班到57级，因无法忍受无处不在的歧视和人格侮辱，退学回老家当了农民。
右派学生张世林，也在于劭之后从工厂回校复读，插班到59级，尽管他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半步，仍在1965年毕业前夕被打成“反动学生”，被送往南口农场劳动，1969年结束改造三进北大，又挨了近一年批判后才毕业离校，至此，他在北大度过了15年另类人生。张世林的老母不知儿子犯下了什么罪过竟遭此劫难，在寒冬腊月雪地里下跪为儿子祈求上天开眼。
数54级没有划为右派的同学们很多也在政治运动的跌宕沉浮中负重前行。王选等同学进入计算专业后参加了大跃进中上马的卫星项目红旗机的研制，在当时超英赶美的狂热气氛中只能日夜苦干，稍有不同意见或略有牢骚就被视为右倾，被批判调离。最终虽然完成了简单运行的献礼工程，王选却因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足患了重病，不得不回上海老家休养几年才得以恢复。同学陈良焜认为，王选的健康因此受到重创，他的英年早逝也与此相关。
数54级学生干部武际可回忆：在1957年反右时，他还是一名愿意做驯服工具的新党员，对于反右尽管内心有看法，但行动上仍是紧跟。然而在反右之后，左倾之风愈演愈烈，1959年反右倾时，数力系的原任总之书记林建祥、系秘书丁石孙均因对大跃进和瞎指挥提出意见，遭到整肃，林建祥被打成漏网右派，丁石孙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武际可对这种指鹿为马，颠倒是非的做法产生了反感和厌恶，他说：从那时起，我才真正体会到对一切问题独立思考的必要性，我对政治产生了厌恶感，慢慢由消极到逐渐远离，专心于教学了。
数54级比较幸运和顺遂的是毕业后被分配去参加“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同学。李颐黎、朱建士、杜明笙、龙世猛、谢昌年等人荣幸地入选。尽管是在一片荒野中白手起家，筚路蓝缕，但艰苦不是那一代人所畏惧的。他们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感，在为国效力的自豪和激情中忘我工作。同学们回忆了他们在工作单位九所接受的第一项任务：进行原子弹的流体力学模拟计算，当时的工具仅有算盘、算尺和手摇计算机，朱建士等三人的力学组提供方程和模型，杜明笙等四人的数学组紧密配合做数值运算，精度要求是十位有效数字，如何保证精度要求？当时只能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一个一个数据来算，可要计算的是数万个数据！为保证计算的准确性，还采取了两人一组，背对背同时计算，要求计算结果完全一致，否则要由第三人进行核算后再确认。另外还有一个人拉算尺，检验前三位大数的准确性。人手不够，领导将其他组的大学生调过来，组织大会战，即使这样，一班人日夜奋战演算一个模型也要花上一个多月的时间。
可是这样辛苦的计算居然要重复九次，原因是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已撤离。而苏联专家遗留下一个关键的技术参数，与他们计算的最后结果对不上，而这个结果对以后的一系列工作有直接的影响，到底谁对？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为此，1960年组织了多次力学、物理和数学专家的讨论会进行论证，在辩论中有时专家驳倒了他们，有时他们驳倒了专家。那时候，学术民主空气很浓，在会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意见。出于谨慎，决定再计算。他们根据专家们的意见，一次一次地改变计算的物理和数学条件，都获得了完全相同的结果。他们确信自己的计算是正确的！至于“老大哥”的那个数据，他们不管了。这就是著名的“九次计算”。1961年周光召从理论上论证了他们计算的结果是正确的，给予长达一年多时间的“九次计算”画上了完满的句号，解决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关键性难题⑫。
朱建士、杜明笙们是幸运的，他们终有机会践行在北大接受的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迷信、求真求实的教育，而他们的同学如陈奉孝、张景中们却因为不屈从于强权、坚持独立思考而身陷囹圄，历尽苦难。
1976年，中国发生了改变历史走向的大事件，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这意味着很多人的命运将面临改变。
之后，“文革”结束了，邓小平复出了。1978年，三中全会召开，55号文件发布。背负污名和重压20年的右派们终于看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
然而，春风未度玉门关，在天高皇帝远的边疆农场、社会底层劳动改造的很多右派们被封锁了这些不利于改造的信息。此时的张景中还是一个在新疆兵团劳动的劳教期满就业人员，而杨路在1975年才被劳改释放回到成都自谋生路做临时工。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好运即将到来。
然而，千里之外却有当年同时蒙难的老师和同学在关注他们的命运。1977年，当年北大数力系的助教陶懋颀和数54级学生赵立人都从其它单位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他们都是57反右的落难者。他们较早知悉55号文件，但他们没有陶醉于自己的时来运转，而是想到了仍然困顿在社会低层的张景中和杨路，他们了解张、杨的不凡天赋，决定尽最大努力让他们早日重返学术殿堂。陶懋颀、赵立人和一个北大师弟共同谋划此事，他们担心直接商调难以成功，决定先由科大发函邀请张景中来做学术报告，使他能离开新疆农场，把人“扣”在科大，再由科学院院长李昌在人代会期间请新疆领导允许放人，事情进展顺利，只待档案到来，此时陶懋颀担心夜长梦多，决定亲赴新疆取档，他坐火车到乌鲁木齐，又坐小飞机到张景中的农场所在地库尔勒，全然不顾颠簸和危险，取到张景中的档案，原路返回。从张景中那里，他们得知杨路的下落，又去办理杨路的调动，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两位劳改流放二十年的天才重新归队。此举令张、杨二人感激终生。
1996年，已调到北京计算机学院的陶懋颀老师罹患胰腺癌住院，张景中闻讯，带全家赴京看望，并亲自在床边服侍十多天。1997年，陶懋颀不幸病逝。张景中不胜悲悼，他说：陶老师的逝世是我成年后经历过的最大的悲痛。
张、杨在重返学术讲坛后很快拿出了多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这令很多人惊诧莫名。如果回溯他们在漫长的劳改生涯中锲而不舍地研究探讨数学问题的经历，就会明白这些成果背后的超凡付出。我曾询问张景中学长，在多年劳改、根本接触不到最前沿科技文献的情况下，您是如何使自己保持较高的专业水准，平反后迅速在同行中名列前茅的？他回答：做数学研究主要靠思考，长期深入思考，有些基本问题要反复想才能想出新的思路。杨路学长也说：我们研究的是数学，主要靠思考。不像其他学科比如物理需要实验，而我们一直坚持思考交流。
张景中和杨路在1979年至1985年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的六年中，合写了几十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张景中说，他最喜爱的是生锈圆规问题的研究成果。生锈圆规问题即只用一个固定半径的圆规能做出哪些几何图形？张、杨进入这一研究后，很快得出了意外完美的结果，文章在国际期刊《几何学报》上刊登，审稿评论称：这结果如此惊人，如此重要，其方法又引人入胜。我无条件推荐它发表。美国著名几何学家佩多在《美国数学月刊》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称赞“杨和张是中国几何学界的阿尔法和欧米加”。
1985年，因两地分居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张景中和杨路同时调往中科院成都数理科学研究室，次年同时晋升中科院研究员，任研究室正副主任。此时，他们转入机器证明的新领域。
张景中1979年在中科大看到吴文俊先生提出几何定理机器证明新方法的论文，受到启发，开始了在这个领域的探索。他特别关注吴文俊的成果之后有待突破的难题——如何让机器生成易于理解和检验的证明的问题。经过反复思考和论证，终于在1992年取得了突破，他提出了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消点法，后来，杨路将消点法用于非欧几何，出版了英文专著。国际同行评价这一成果是计算机解决几何问题发展之路上的里程碑。1995年，张景中因这一成就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张景中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我对自己一生的工作最看重的，不是获奖当院士那些，而是从新疆就开始思考的教育数学，数学教育是国际上多年无解的难题，我发现关键是数学本身需要简化整顿，即为了教育，要改造数学，把数学变容易。
为了普及数学，张景中做了大量工作，他撰写了几部数学科普书籍，《数学家的眼光》《数学传奇》《数学与哲学》《教育数学丛书》，集科学性、趣味性于一身，备受读者喜爱。荣获中国图书奖等多种奖励。因为对科普的投入和贡献，他曾担任中国科普协会理事长。
与张景中合作半个世纪的杨路亦取得了卓越成就，他与张景中合作无间，而又各有所成。他是中科院知识创新项目“不等式自动推理及其在高技术领域的应用”首席科学家，他所创的“多项式完全判别系统”被行内专家认为是“解决了实代数的基本问题”，他的研究成果曾荣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他曾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张景中和杨路这一对甘苦与共的数学双璧，前半生投身于民主，后半生献身于科学。
在张景中和杨路还在困境中煎熬的1975年，他们的同学王选已经受命出山，作为技术总负责人，领导中国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工作。在这之前的十几年，从研制“红旗机”开始，王选以长期患病之身，始终坚持计算机硬件与软件的研究探讨，即使在养病期间，他也坚持英语阅读和听力的训练，这使他的英语水平迅速提高。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养成了每做一个项目先要了解国外现状的习惯。积跬步以致千里，1979年7月27日，经与协作单位共同努力，王选主持研制成功汉字精密系统的主体工程，从激光照排机上输出一张八开报纸底片。1980年9月15日，王选团队用激光照排系统成功排出了第一本样书，这一研究成果引发了我国出版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王选被誉为“现代毕升”。
为了推广这一技术，王选致力于成果的商品化工作。1988年后，王选作为北大方正集团的主要开创者和技术决策人，倡导技术与市场的结合，闯出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之路。1991年，王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上世纪90年代，是数54级同学人生丰收的季节。1991年，当年的天才学生之一、北大数学系教授张恭庆因数学基础理论和应用方面的重要成就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93年，在中科院软件研究所任研究员的周巢尘因计算机科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当选中科院院士。1995年，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胡文瑞因微重力流体物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当选中科院院士。同年，朱建士因长期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为中国“两弹”的突破做出重要贡献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跨世纪后的2001年，在航天研究领域工作的刘宝镛因在导弹总体设计工作中的重要贡献当选中科院院士。
当年高手云集的数54级，高开高走，出了七位院士，两位两弹一星和宇宙飞船的总设计师。著名教授和研究员则不计其数。
如果回溯众多数54学生崎岖的人生之旅，就能够了解这些荣耀的标签远不足以彰显他们在漫长的跋涉中坚忍无畏的气概和壮志未酬的辛酸。不能以世俗的成败论英雄，对数54人尤其如此。在苦难与辉煌之间，有多少雄鹰折翼，龙行浅水。很多从57年开始，就遭受人生重创的数54人，尽管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尽了最大努力，发愤图强，锲而不舍，但仍没有达到他们应该达到的人生高度，他们的才华被时代摧折，但他们丝毫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母校北京大学。
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人生风雨，在各自的岗位上奉献了所有心血和智慧的数54同学们开始面临退休。忙碌奔波的时光过去，他们开始检视过往，回顾历史。
最先写出回忆文章的是1957年最为活跃，之后也为之付出最大代价的陈奉孝，他的文章写于1998年5月19日，“5·19运动”41周年之际。他说：今年去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许多同学都劝我写一写当年北大整风反右运动的那一段历史。说实在话，我本不想写，20多年的监狱劳改生活，各种各样的刑罚和折磨差不多我都经受过，人们常说“九死一生”，而我却早已超过了这个数字，我是真正死里逃生侥幸活着出来的，对于过去的伤痛，我宁可忘却。可是大家都劝我说，你应该写，因为你是那场运动的核心人物，掌握了解的情况比较多，你如果不写，随着我们大家年事已高，将来想写恐怕也写不成了，这段历史恐怕就要被湮没。因此我写下了下面这段史料。这篇题目为《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的文章，刊载于季羡林主编的《没有情节的故事》，2001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其实，1957年的风暴及其后来所经历的一切在数54很多人心中都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反右之后的右派处理中，数位同学身陷囹圄，多位同学提前结束了学生生活，被赶往工厂、农村接受强迫性的劳动改造。在毕业前全系大会上，右派学生被命令站到台上亮相。系主任段学复先生望着台上一排排青春稚气的面孔，不尽潸然泪下。
那些离开学校被劳改、劳教、劳动考察的学生所受的苦难自不待言，留在学校的右派学生也是度日如年。1957年以后，北大的大环境急剧左转，右派被作为阶级敌人看待，对右派学生的歧视和欺辱成为顺利成章的事情。这种歧视在数学系尤其严重。
段学复先生在右派学生上台时落泪的态度受到严厉批判，有大字报指责段先生竟如此同情右派，立场站到哪里去了？从此，系领导不敢再表现出对右派学生的怜悯。右派学生不能参加任何娱乐活动，数54级右派潘軺湘回忆：当年各国大使馆经常在北大搞些宣传活动，有一次罗马尼亚大使馆在校办公楼礼堂放映电影，随便入场。我不知趣就去了，刚坐下不久，就被一位同班党员同学发现了，出于对异类的愤恨，他立刻穿过人群，义正词严地向我指出，我这类人是不宜在此出现的，我当然就灰溜溜地离开了礼堂。而学校里有任何劳动，都会派右派去干，还有扫厕所、打扫卫生之类的杂活，也常是右派的差事。右派需要定期写思想汇报，向联系人检查自己对右派罪行的认识。在数学系，右派学生完全被排除在集体之外，任何集体活动，他们都是没有资格参加的，而其他系，并不尽然如此。
这种严重的身份歧视与凌辱，加上反右期间及其后对右派上纲上线、强加各种罪名的荒诞批判，不可能不在右派同学心中留下痛楚和伤痕，也必然严重伤害到同学之间本来单纯的关系。
数54级各种身份的同学，在回顾往事的时候，难免五味杂陈。数十年后历史被颠倒过来，右派同学从被众人唾弃的贱民，成为苦难深重的受害者。昔日曾极端对立的左右双方，该如何面对彼此，诸多高智商的数54同学，对这个问题也多少感到为难。
据当年的学生干部武际可回忆：首先释放出善意信号的是张景中和杨路。“我们听到张景中和杨路提出建议说愿意聚会，非常高兴。他们提出来，我们当然要组织啊！”于是在1988年，毕业三十周年之际，数54级有了第一次聚会。
曾经被人为制造的敌意割裂的同学们很多年后第一次相见，难免还有些尴尬和生分。但组织者精心的安排试图弥合这种裂痕。右派学生孙传仪回忆：1988年的校友聚会规模较大，聚会中虽未有人口头表达歉意，但毕竟都是高智商的人，是非观念并不糊涂，同学们的诚意体现在我的待遇上，如报销我赴京的来回路费，将我定为我们班的聚会召集人，几位同学先后为我联系京中的工作等。
其后的1994年（入学四十周年）、1998年（校庆一百周年）、2004年（入学五十周年）、2014年（入学六十周年），数54级先后组织了四次大型聚会，其间还有数次小型聚会。聚会中有交流、有沟通、有道歉，也有意在不言中的默默传递。我听说一些经历过反右等政治运动的集体，在后来聚会时，为了避免不愉快，会提前约定不谈敏感话题，而数54的同学们从没有这个禁忌。在这样的交流互动中，更多地了解和理解了彼此。
在了解了右派同学经受了20年的非人折磨之后，很多同学都深感同情和歉疚。一个共同的感受是：当年真没有想到右派的命运会那么惨！一些右派同学也认为：当时并没有想到会有二十年的受难，如果知道这样的结果，学生干部和同学们应该也会手下留情的。不同身份的同学对过往都有真诚的回顾和深入的反思，在此基础上，数54级在2005年编辑出版了《五十年情怀》——数力系54级入学五十周年纪念册，又于2014年编辑出版了54级入学60周年纪念文集《六十年情怀》和《六十年情怀续集》。三本书都没有正式出版，是基于要使所有人的文章都以原貌呈现，不删改一个字。
因为做校史研究的需要，我收集阅览了几乎所有北大不同系级的回忆文集，在这些正式与非正式的出版物中，数54级的三本书最能够真实而不加掩饰地直面历史。
在回顾和反思中，数54级昔日的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的表现可圈可点。当年的54级数学专业党支部书记陈良焜写了一万七千字的长文《所忆所思话反右——回忆数学与计算数学专业54级“反右”运动》，详细记述了他所经历的54级数学专业反右运动的背景、重要事件的发生和处理、当时对重点人物的态度等重要史实，文中揭示了一些不为人知的背景情况，也如实袒露了当时一些极左做法的前因后果，有真诚的反思，也有至今仍不能得出更妥帖答案的惘然和无奈。尽管数54的右派同学们对陈良焜的文章并不全然认可，但在笔者接触到的北大反右亲历者当中，还没有哪一位运动主持者写出如此详实而又相对客观的回忆，陈文的记述对北大反右历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一手资料，是极其珍贵的。作者如果没有对历史的责任感和真诚反思，很难想象能在60年后留下这样的历史记录。
数54级当年的学生党员武际可曾两次接受笔者的采访，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回忆，他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表示对自己当年做了伤害同学的事深怀负疚感，并多次表示道歉。他是几次全年级聚会的主要组织者和三本文集的主要编者之一，笔者能够由衷感受到他为弥合历史造成的裂痕，重新凝聚这个集体而付出的真诚努力。
数54级还有一些学生干部为自己当年对同学的伤害道歉，笔者了解到的有：党员陆玉英、几位班级团支部书记叶其孝、高如瑛、周炜。
右派学生们的回顾和反思更是动人心魄，发人深省。
陈奉孝发表《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一文后，又写出了长篇回忆录《梦断未名湖》，这本书主要着墨于他身陷囹圄20年的遭遇以及平反改正的经过。他的经历在数54级以及北大全校学生右派中堪称惨烈，但在全国55万右派分子中并不罕见，这本令人不忍卒读的回忆为北大右派以及整个国家右派的研究留下了珍贵资料。
继陈奉孝之后，于劭也写下了十万余字的反右运动回忆录，在数54级数十名右派学生中，于劭是一个非典型右派。他与数54很多学生一样思想活跃，曾是1956年给报社写信建议改革政治课教学的八名学生之一。但在1957年鸣放中，他并不很赞成陈奉孝、张景中等同学的激进观点，他真实记录了当年自己既反左也拒右，跟同学洪允楣一起，试图走中间路线，最终又误打误撞落入右派阵营的过程，凸显了右派学生的多重性以及反右运动的荒诞残酷。
从右派学生的回忆中，很难看到20年的思想改造对他们有多少影响，数54的右派中，没有人认为当年的“右”是错谬的，相反却有同学反思自己也曾经极左，比如在自己当右派之前，曾批判过其他右派同学。更有人说：我当年的思想其实不能算是右派，经过这些年的改造，成了真正的右派了。在他们回溯过往时也会有不同的意味，有些人较之当年多了一些理性，张景中以数学家的思考感言：我对很多事情是做了一些思考的，也看了一些书，慢慢地就明白了：这个公理系统是什么？一个社会是按照什么原则来运转的？如果你触犯了这个原则的话，你很可能是要倒霉的。我还想，我不可能改变整个国家已经形成的公理系统，那就必须找到适应这个公理系统的方法。而有些人则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当年的激情，自称为“怙恶不悛”。
提及自己为1957年的行动付出的巨大代价，大多数人都无悔于当年的选择。杨路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被问到经历了20年劳改是否代价太过惨重，他的回答一语千钧：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这一代人能做的已经做了。
其实，像任何群体中的左、中、右一样，数54级同学对历史、对现实的看法仍有很多差异，但是，在无数次的沟通、交流、反思、碰撞中，他们寻找到了最大公约数，从对立走向融合，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一笑泯恩仇，而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君子风度。有些历史的伤痛恐永远无法平复，但这伤痛没有转化为戾气。如今，他们建立的同学微信群，气氛融洽，没有互撕，没有人恶语相向。数54级四班的潘轺湘学长告诉笔者：我们小班每月15日都要视频见见面，聊聊天。这耄耋之年的同学情谊令笔者感动和艳羡。
经历了70年风雨的数54级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笔者接触到的50年代数十个北大校友集体中，没有哪个集体像他们一样高手云集而又饱经苦难，没有哪个集体能像他们一样直面历史，重寻道义，保持了超越时空，涵容左右的可贵凝聚力！
与54级同学情谊深厚又曾在1957年同时蒙难的数学系助教程庆民说：“五四级”在整个北大和数学力学系都是极具才华而又饱经苦难的一届学生。在我的一生中，“五四”是恒星。
数54级，无疑是燕园璀璨星空中最亮的恒星。
注释
①郭健民《考上北大》见《六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自印本2014第89页。
②洪允楣《教育贵在后劲》同上书第92~93页。
③笔者曾就此问题采访了清华大学、北师大、南开大学等1956年在校学习的几位学生，他们的学校当时都没有改变政治课教学计划，仍在学习《联共布党史》。
④陈良焜《所忆所思话“反右”——回忆数学与计算数学专业54级的“反右”运动》见《六十年情怀续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自印本2014第44页。
⑤陈奉孝《如此伎俩》见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第218页。
⑥张景中《在6月26日报告会上的发言》（摘录）见《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印1957年10月第23页。
⑦杨路《最后的宣言》同上书第17页。
⑧陈良焜《所忆所思话“反右”——回忆数学与计算数学专业54级的“反右”运动》，见《六十年情怀续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自印本，2014，第51页。
⑨同上书第53页。
⑩彭翕成《师从张景中》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第8页。
⑪同上书第29页。
⑫傅樱等《杜明笙——鞠躬尽瘁为两弹》，见《六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自印本2014第58~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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