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
运动的动因
求实
（本文转自何蜀主编《昨天》第222期，2023年4月30日）
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于城镇居民，特别是对于大城市家庭，其影响之大、波及之广，甚至超过了文革运动本身。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各类文章比较多，对于为何发动上山下乡运动，一些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看法。本文试图就此做一讨论。
一、文革初期的经济形势与“上山下乡”的关联
始于文化、教育口的文革运动，也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使经受了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的损害刚刚通过调整有所好转的经济形势，又遭到令人痛心的破坏。
特别是1967年，从夺权、镇反再到“反击二月逆流”导致的“天下大乱”,全国各地武斗急剧升级，大规模流血事件频频发生。7月至9月，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并多次发表谈话，认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这种“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生产持续下降，文化、艺术、教育、科技、体育等事业受到全面摧残。
以下是1967年全年的主要经济数据：
工农业总产值2104.5亿元，比上年减少222.5亿元，下降9.6%；其中，工业总产值1453.5亿元，比上年下降13.8%；农业总产值651亿元，比上年增加1.6%(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1782亿吨，比上年增加382万吨；棉花235万吨，比上年增加1.7万吨；钢1029万吨，比上年减少503万吨；原煤2.06亿吨，比上年减少4600万吨；原油1388万吨，比上年减少67万吨；天然气，14.6亿立方米，比上年增加1.2亿立方米；发电量774亿度，比上年减少51亿度。社会商品零售总额770.5亿元，比上年增加37.7亿元，进出口贸易总额112.2亿元，比上年减少14.9亿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40.17亿元，比上年减少69.25亿元。国家财政总收入419.4亿元，总支出441.9亿元，赤字22.5亿元。（陈东林、杜蒲《共和国史记》第三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176页）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除了农业总产值略有增加外，其他指标几乎全面下降，特别是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大幅下降达13.8%。
1968年10月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彻底解决了刘少奇等人的问题，但动乱局面继续持续发展，社会秩序混乱,不但工业生产继续下降，农业总产值也出现下滑。
以下是1968年全年的主要经济数据：
工农业总产值2015.3亿元，比上年下降4.2%。其中，工业总产值1380.3亿元，比上年下降5%；农业总产值635亿元，比上年下降2.5%(以上按1957 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09亿吨，比上年减少876万吨；棉花，235.4万吨，与上年持平；钢,904 万吨，比上年减少 125 万吨；原煤,2.2
亿吨，比上年增加1400万吨；原油，1599万吨，比上年增加211万吨；发电量，716亿度，比上年减少58亿度。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13.66亿元，比上年减少27.11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737.3亿元，比上年减少32.2亿元。国家财政总收入361.3亿元，总支出359.8亿元，结余1.5亿元。（陈东林、杜蒲《共和国史记》第三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332页）
从这一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工业总产值在去年大幅下降13.8%的情况下，又继续下降了5%。
笔者无意研究文革初期的经济状况，而是通过以上数据分析经济形势与当时中学毕业生分配去向的关系。
1968年3月30日，毛泽东在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上批示：“总理、伯达同志，我看这个文件好，可否转发各地参考，可酌定。因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大量中、小学。”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报告中提出了大专院校毕业生“在分配方向上坚决贯彻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的原则，把重点放在县以下的农村”。（《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158页）报告中提出的“三个面向”，后来又加上了“面向边疆”，成为大中学校毕业生分配的“四个面向”。
但这“四个面向”在当时整个国民经济全面衰退，工业生产连续两年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工矿企业怎么会有招收新工人的需求？66、67、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只能面向农村和边疆，而且农业生产这两年略有增长或下降不大，于是就有了1968年12月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并在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就业”的问题解决了，自然失业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鉴于1968年继续衰退的经济形势，北京市1969年的初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没有一个招工、留城工作的名额。当然，由于年初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当时中苏边境紧张，与此也有关系，69届初中生上山下乡的主要目的地是东北、内蒙生产建设兵团，也有云南农场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去向。
到1970年初，统计的1969年经济数据显示，经济形势稍有好转，工农业生产有所回升，暂时摆脱了1967年、1968年连续下降的趋势，基本恢复到了1966年的水平。对于毕业学生的就业问题，以北京市为例，70届学生基本上全部留城招工进入企事业单位。
由以上几年来学生的毕业分配去向可以看出，国民经济状况不佳时与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紧密相关。
此后71届初中毕业生开始有部分进入高中学习，部分进厂，部分下乡到北京郊区插队。但从1971-1973年，知青下乡人数锐减，与那几年经济形势恢复向好有关。
1974-1976年，由于国家陆续开始采取经济紧缩政策，严格控制职工总数增长，特别是1974年工业总产值与上年度几乎持平（仅仅增加0.3%）（陈东林、杜蒲《共和国史记》第三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3页），于是这期间的部分初、高中毕业生又要上山下乡。仍以北京为例，虽然到郊区插队每年都有，但大规模赴全国各地上山下乡的情况再没有出现。而且，插队知青一般在几年间随工业发展的需求也会被招工返城。
上山下乡运动解决了由于文革初期经济下行造成毕业生失业的压力，对于做具体工作，对经济发展和毕业学生的就业、失业负有直接责任的国务院和地方政府部门（那时叫做革命委员会），此后把“上山下乡”作为了一项基本国策，客观上起到了一个把农村当作蓄水池的作用。毕业生部分或全部发向农村，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随时由这个蓄水池里抽取知青流向城镇的工厂等行业。
总之，上山下乡运动客观上成了调节中学毕业生流向的调节剂，经济形势决定了他们的去向及下乡和被招工的数量。
二、“斗批走”“斗批散”与上山下乡
1968年，刘少奇的问题在即将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将得到彻底解决，毛泽东稳操胜券。为解决已失去作用的造反派打派仗的问题，7月27日上午11点，三万首都工人突然包围了清华。在倒刘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清华造反司令蒯大富不但事先没有得到通知，而且十分令人不解的是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聂元梓和常委蒯大富、常委韩爱晶这三大红卫兵领袖，均在事情发生的不同时间，分别与任何市领导和中央领导都联系不上，以至于近在咫尺还不得不通过打电报向中央领导汇报和请示。（韩爱晶《1968年我向毛主席请教》，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第41、42页；韩爱晶《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第19、29页）于是，闹不清原委的造反派认为是“杨余傅”一类人物操纵工人镇压红卫兵，下午4点后发生了打死打伤工人的血案（韩爱晶《1968年我向毛主席请教》，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第42页）。看来是应了毛泽东所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韩爱晶《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第31页）
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召见五大学生领袖，对于解决校园派性武斗问题，毛泽东（林彪表示附和）提出了“斗、批、走”“斗、批、散”的方案,通过姚文元之口强调了对于这个方案的倾向性。（韩爱晶《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第22、23、30页）
实质上“斗、批”已经过去了，不再需要，“走”和“散”则解决了大学造反派打派仗的荒唐与喧闹，也随之成为解决中学毕业生的模式。1968年12月，
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通过发起“上山下乡”运动，遣散了在文革初期响应“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号召造成了“天下大乱”的中学红卫兵，使不同派别的中学造反组织自生自灭，并使错乱的社会恢复了秩序，同时还在上山下乡高潮过后的数年间保持着要遵照最高指示的高压态势，为解决工矿企业吸收不了的剩余劳动力问题，不增加社会上没有工作的闲散人员（那时称为“社会青年”，其实就是失业人员），并保持向好的社会秩序，把中学毕业生或多或少地向农村派送。并与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一贯号召相适应，这些或许就是开展上山下乡运动主要的政治动因。
三、有关政治动因的几点讨论
1.上山下乡运动与三大差别
一些文章提到了，毛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因之一是为了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杜鸿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第96页；关海庭《"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论述》，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第140页；[法]潘鸣啸《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中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第404页。）所谓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下面简要分析一下造成这三大差别的成因及缩小差别的应由之路以及与知青上山下乡的关系。
造成工农差别的重要原因是剪刀差，即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它表明工农业产品价值的不等价交换。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从1953年后，国家对于农产品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实际上是通过工农产品间的价格“剪刀差”为工业生产汲取了大量的农业剩余，中国工业化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剪刀差”而取得的，可以说是“剪刀差”奠定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初步基础，但严重损害了农民的收入和阻滞了农业发展的步伐。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知道老朋友梁漱溟对农民问题感兴趣，就邀请梁去各地已在新政权管理下的农村考察。1953年9月，梁在政协会议上发言指出：共产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之后，乡村变得空虚，近几年来，城乡差别拉大。他做了个比喻，认为城里工人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
对此，毛泽东批评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黄铭《梁漱溟和毛泽东的冲突》，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第72页）看来，毛泽东完全清楚工农差别的存在和造成的原因。不过他把梁漱溟提出的巨大工农差别的问题，转变为“施仁政”与“打美帝”的问题了。
对于城乡差别，实际和工农差别基本上是一回事。建立农村和城镇二元制户籍政策，特别是通过城镇居民发行粮票等证券完全限制了农村人口的流动，到1975年四届人大干脆从宪法上取消了迁徙自由的条款，加深了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
解决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问题，根本在于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对于可耕地面积少、人口多，劳动力人均2、3亩地的现状，只有减少农业人口，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等等才能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并通过城镇化进程，以减小和最终消灭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
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但解决不了任何造成三大差别的原因，且相当于去和农民争夺土地资源，进一步降低人均耕地面积，最终只能减少农民收入，起到加大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作用。
没有发现毛泽东表达过通过知青下乡来消灭三大差别的意愿和论述。以后的实际情况也没有这样的例子。至于知青有益于乡村教育、赤脚医生的简单医疗、较快掌握农机操作和简单维修等等，不过是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对消灭三大差别有什么贡献。
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主要在于两者的收入差别，由此引起生活水平的差别。一些发达国家的技术工人收入可能比教授还多，自然就不能再称其有什么差别。对于仅读过几年书的十几岁的学生，甚至没有受到完整的中学教育，谈不上什么脑力劳动者，知青上山下乡问题基本上不涉及脑体差别，这里不再赘述。
2.对所谓“再教育”的质疑
毛泽东要学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接受什么再教育？再教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农业生产知识？是政治教育？抑或两者都有？毛没有说。
1969年春，笔者下乡劳动，一个月的时间平整土地，推独轮车把高处的土移送到低洼处。同时老农赶牛车运土，感觉人与牛的作用差不多，还没有牛的作用大。晚上开忆苦思甜会，一个贫下中农在大会上发言说：“解放前，我家三口
人，才两床被子，现在五口人四床被子，我们的生活也腐化起来了……”这个“再教育”一时成为笑柄。
不否认农民有农业生产经验可以传授，但这种经验不等同于农业科学知识。那时的农业生产劳动，大多为重复性很强的简单劳动。长此以往，用进废止，思维简单化，只能造成人的退化。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当然对务农有深刻的了解。早在延安时对埃德加·斯诺说，他多次被其父斥骂，责备他“不孝和懒惰”，甚至在很多客人面前当众骂他“懒而无用”。在16、17岁时，他终于想要恢复学业，“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110、111、113页）此后离家求学的毛再也没有回乡务农，却在几十年后的文革之中呼吁和他离家求学时年龄相仿的学生去农村接受“再教育”，难道是此时才领悟到农民有多高的政治觉悟？务农有什么真谛？
不错，毛曾让其子毛岸英到农村学习，而后就参加了土改队；做过中央社会部部长（搞情报工作）李克农的秘书；到工厂当过党总支副书记；最后又在志愿军总司令部当俄语翻译。这种对关键部门和社会各主要行业的涉足，是作为接班人培养的，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下乡知青不可同日而语。
没有看到毛对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有进一步的解释说明，也看不出有多么深奥的思想理论，和乌托邦理想社会也挂不上钩。但是很容易理解的是，在城乡差别巨大的时候，在城市户口千金难求的时候，既然要让这些学生吊销城市户口上山下乡，总要找个理由、有个说法吧，于是，以最高领袖的权威，发出最高指示，告诉你们，之所以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必要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毛当然知道几千年来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给农民带来的影响，在其《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也知道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可却要舍近求远，让相对落后的农民去教育，这不是明显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么？毛是何等人，他怎么会不清楚这是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呢？但是这是不得已的办法，而且他更知道：有谁能公开质疑最高指示呢？
所以，所谓“接受再教育”，是一个漏洞百出的理由，是一种托词。至于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理论依据，把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作为“反修防修”的一项必要措施，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从而达到知识青年的革命化；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可以改造、重塑一代青年，以防止修正主义在他们中间产生（《知青上山下乡》，载《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等等的一些说法，并未见毛泽东这样联系、这样论述过，却与当时的两报一刊社论等御用文人写的文章类似，即站在政治正确的制高点上，把一些偏狭的理念解释得立意高远、眼光卓著、
目标宏伟，以此罩上神圣的光环。如果今天的一些研究者还要过分解读，进行高大上的牵强解释，容易落入以往的窠臼，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现实，未必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后人的评说。
3.关于“政治动机应当是第一位的”
研究上山下乡运动的法国学者潘鸣啸（Michel Bonnin）认为，“1966到1976年期间，大量农民迁入城镇”，“ 其中600万是知青，800万是农民。”“因为下乡运动政策禁止雇佣城镇青年，城镇工厂企业单位就直接把这些农民招了上来。”“大规模的下放知青去农村就是当时盛行的极左政策的实施结果，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经济理由”。（[法]潘鸣啸著，欧阳因译《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到198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53-54页。）还有类似观点的文章说：“在下放知青的时候，差不多同样数量的农民被城市雇佣”，因此认为发动上山下乡运动“政治动机应当是第一位的”。（米鹤都《回看上山下乡运动》，载《昨天》2022年10月第210期）
对于在那个时代大量招收农村劳动力入城，即使引用的数据再权威，可信度仍然很低。
前所述及，鉴于1967、1968年经济大幅下降，连毛泽东批示过的学生毕业分配中包括的面向工厂，不得已都要取消，改成单一的“面向农村”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所以不可能大量招收农村人口入城。
况且，户口农转非（农业转非农业，即城镇户口）受到严格控制，一般农民要走出农村的途径往往只能通过考学和入伍提干，或耕地被企业占用后招工。至于有用工需求“城镇工厂企业单位就直接把这些农民招了上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企业单位根本就没有这个权力。没有高级别的政府批准，办不了农转非的户口，没有粮票，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或对那个时代研究不深入，是很难理解城乡二元制的鸿沟是多么的难以逾越。
对于农民迁移进城，法国学者潘鸣啸说：我们访问过老知青中没有一位察觉到（[法]潘鸣啸著，欧阳因译《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到198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57页）。那时的城市体量很小，全国城镇人口数量不过一亿多人，北京市也仅有四百多万，若有一定数量的农民被招工进城会很明显的。笔者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也没察觉到有任何迹象。
至于800万农民被招工迁入城镇，很可能是对中国当时国情不了解的一种误读。
那时的中国城镇职工有固定工和临时工之别。在这些身份差别的背后，是个人政治、经济待遇的天壤之别。
对于城镇职工，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的国有大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的工人，堪称“工人贵族”，不仅工资高、铁饭碗，还享有医疗、住房、养老等等一系列令人称羡的福利保障。而合同工和临时工不仅没有任何劳动福利、社会保障，工资水平也是极低，实行按日或者计件、提成工资制。他们在政治上不能入党、不能参加工会，完全被打入另册。
这当然与中央精神有关。刘少奇在1964年8月22日说：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劳动制度，固定工，有劳动保险，招来了不能退，要退很困难。以后，我看劳动制度不要只是一种，要尽量用临时工、合同工。（刘少奇《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劳动制度》载《中国劳动人事年鉴》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8-39页）
文革初期，对于同属“工人阶级”而存在这样巨大的不平等，全国各地大批临时工、合同工到党政机关“造反”，引起很大混乱。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7年1月和1968年1月两次发出通知,规定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放到运动后期统一处理。
1971年10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规定：“常年性的生产、工作岗位应该使用固定工，不得招用临时工。现在在这种岗位上使用的临时工，可以改为固定工。”根据这个通知转为固定工的临时工达800万人之多。（《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6页）
这里要注意的是：临时工转正是800万，而法国学者潘鸣啸（Michel Bonnin）的文中说：“1966到1976年期间，大量农民迁入城镇”，“800万是农民”。这两个800万，是巧合么？是否本来就是同一个800万？
改革开放后的临时工往往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很可能造成了误解。或许研究者把文革时期的临时工转正误认为也类似于改开后的农民临时工进城。
须知那时虽然是临时工，但具有城镇户口。否则没有粮票，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
进入70年代才有相当数量的非城镇人口进入城市，主要还是国家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父母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回城的这些人。据中国劳动人事年鉴统计，1962到1979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总数为1490.16万，以各种名义返城的达到了1489.86万，仅余0.3万人在乡村。（《中国劳动人事年鉴》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873页。）
4.知识的“原罪”
早在50年代初，就进行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5年后又开始了针对
知识分子的反右斗争，到文革中，知识分子已经沦落为“臭老九”。这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定位“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73页）有关。在这样一个群体前冠以“资产阶级”这个定语，便有了原罪，就要不断地忏悔，不断地接受改造。于是，更多的仅仅小学毕业或上了不完整中学就算中学毕业的十几岁学生也被命名为“知识”青年，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就理所当然了。对此，“上山下乡”可以视为对“知青”思想改造的一种政治运动形式伴随着文革。
在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中没有定义知识分子为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而是认为他们不掌握生产资料只是被雇佣的脑力劳动者，并未表示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态度，特别是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但是在中国历史中，除唐、宋两朝稍好，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元朝社会上通常把文人的地位排在妓女之后的第九位，以及清朝大兴文字狱，充斥着对有知识的文人的警惕、歧视与迫害。
这里不讨论毛泽东之所以产生对知识分子这种态度的根源，但毫无疑问，其偏狭的思想理念指导的多次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带来了许多荒唐、悲剧和苦难，并严重阻滞以至拉后了中国前进的步伐。
文革一结束，上山下乡运动也寿终正寝。改革开放以来，妥善解决了下乡知青问题，把知识分子也纳入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不再有原罪，再教育、思想改造、与工农结合的劳动改造运动相继黯然离场，但愿这些成为历史而永不再现。
四、结语
1. 国民经济状况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紧密相关。连续两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幅下降是发起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老三届”和69届初中毕业生大规模上山下乡过后，伴随着文革，根据经济状况的起伏和工矿企业招工数量的变化，“上山下乡”继续发挥着“蓄水池”的作用。
2.作为上山下乡的副产品，遣散了中学富于造反精神的不同派别的红卫兵造反派，使社会秩序有所恢复。
3. 上山下乡解决不了造成三大差别的任何原因，并会加剧农村土地资源的紧张，进一步降低人均耕地面积，最终减少农民收入，加大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
4. 要求知青接受“再教育”去上山下乡，仅是一种托词，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法解释，现实也不能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