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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革命反噬的闯将
——“北决扬”资料集前言
·李晓航·
原文出处：李晓航编注《“北决扬”资料集》
转自《文革博物馆通讯》（1259），2024年8月26日
“北决扬”是文革时期武汉地区一批激进青年学生组成的群众团体，是1967年11月至12月先后成立的“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决联站”或“决派”）及其所办小报《扬子江评论》的合称。 1967年4月初，华中工学院学生鲁礼安在本校发起成立学生组织“新华工敢死队”；9月7日，“新华工敢死队”创办《扬子江》杂志（小报《扬子江评论》的前身）；11月7日，鲁礼安和同校四年级学生冯天艾仿照毛泽东青年时期创办的“新民学会”，在汉口海陆饭店成立学习研究性团体“北斗星学会”，学会取名于文革流行的歌词“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其成员是武汉地区大专院校学生和中学生；12月4日，主政湖北的一、二号首长曾思玉、刘丰在一个学习班上点名斥责“北斗星学会”之后，“北斗星学会”随即改头换面，另起炉灶，成立“决联站”，并于２５日创办他们的小报《扬子江评论》。“决联站”名称取自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一段语录：“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扬子江评论》模仿青年毛泽东主办的刊物《湘江评论》而起名。 文革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给鲁礼安们这样一批青年思想者结社、办报和畅言提供了短暂的生存间隙，在其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们“拿起笔做刀枪”，以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撰写时评，发表了数十篇政论性文章，这批文章从思想到语言，无所畏忌，秉笔直书，与当时盛行的“文革八股”大相径庭，颇有“说大人则藐之”的气势。 鲁礼安和他的“战友们”作为毛泽东忠诚的崇拜者，以“青年毛泽东派”自居且自豪，自诩为“最能紧跟毛主席的一派”。他们关怀国家，“两耳竖闻窗外事”，潜心研究马列主义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对运动中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诸如大联合、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革委会等，有其独到的判断和主张。他们不惮于公开表达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大胆怀疑，独立思考，自主研究，用自己的头脑分析社会现象，对流行观点进行质疑，无论这些流行观点来自上层，还是来自群众组织其它派别。他们以革命领袖著作为理论依据，从中寻出一些经典语句，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阐释与发挥，用革命领袖的言论和术语论证自己的观点，对他们认为违反领袖指示的观点大胆批驳。 “北决扬”不同于其他群众组织，他们不热衷于争权夺位和在社会上冲冲杀杀，而致力于通过结社和刊物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关注于文化大革命运动最新动向，探讨如何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开展文化大革命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策略，文化大革命依靠什么力量等问题。他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用鲁礼安的话说就是“归根结底都是遵循主席‘造反有理’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理论上为造反派提供舆论支持，为群众运动呐喊造势。 然而，当中央对群众运动踩刹车、调整运行方向时，他们却刹不住车，未有收敛停息之意，逆势而动；当中央要求实行大联合时，他们误判形势，认为这是“考茨基派”的阴谋，“‘无条件联合’完全适应了资产阶级需要”〔1〕，“这是向资产阶级保皇派投降”〔2〕；中央指示全军支持左派，他们认为这是“军内一小撮”“大搞白色恐怖，实行围剿革命派”〔3〕；中央“九·五”命令要求群众组织限期归还已经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他们认为这违背毛泽东“武装革命群众”的指示，放言“抢枪、放枪、交枪，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表现。‘九·五’命令就是对付这种小资产阶级而发出来的”〔4〕，拒不执行。犹如打开的潘多拉盒子，他们一旦跳出盒子，便不受主人控制。他们有幸成为“召之即来”的“闯将”，却未能成为“挥之即去”的“俊杰”。 鲁礼安本人政治嗅觉灵敏，眼光犀利，善于思辨，擅长观察和分析运动的动态变化，对“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底”究竟在何处？对“继续革命”继续到什么程度等一些青年反叛者非常关注的问题，作了一番别开生面的探索。他以毛泽东提出的“对派性要作分析”为依据，批驳《文汇报》的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5〕；他认为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中的干部不能一脚踢开，其中既有“革命事业的叛徒”，也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应区别对待，不能统统一棍子打死；他质疑中央转发的《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这个报告被毛泽东肯定且据此于1967年3月7日作出批示，时称“三·七”指示），认为该报告宣传无条件实行大联合，片面强调大联合的意义和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好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以马克思所说的“国家机器不能凌驾于社会之上，必须处于切实监督之下”为理论根据，呼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官员直选，选民监督，随时可以撤换，不领高薪；他寻求解决农民贫困问题的措施，“让农民免除苛捐杂税”。 相对于敢于创想的鲁礼安，比他年长几岁的“战友”“巴河一司”头头王仁舟，则敏于行动，堪称“北决扬”的“践行者”。王仁舟虽非“北决扬”组织成员，但他与鲁礼安思想相通，在许多问题上观点一致，惺惺相惜。比较而言，王仁舟的思想更加激进，不仅敢想、敢说，而且敢干，且将其激进思想付诸社会实践，在巴河推行他的“新农村”政治主张。 王仁舟原是北京外语学院西语系学生，1965年5月因“思想反动”被开除学籍，回原籍湖北浠水县巴河区参加农业生产。文革爆发后，他在当地操纵农民造反组织“巴河一司”，夺取巴河区党政大权，大搞农民运动，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在巴河进行社会实验，采取直选方式，建立新的政权机构。他说：“马克思很早所盼望的廉价政府，我第一个要在巴河办起来，这是我的创举。”他和他的“巴河一司”替代原先的生产队和党支部，在当地试建“新农村”，打破传统的一家一户分散居住格局，村民们以班、排、连为单位统一住宿、统一行动，让村民免交公粮和税收，“藏粮于民”，“藏富于民”。鲁礼安对“巴河一司”在农村实行的一系列“新政”推崇备至，他坚信文化大革命必然遵循学生运动、工人运动，进而农民运动这一规律发展，认为农民造反才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开始，“巴河一司”的崛起，是湖北乃至中国农民运动高潮将要来临的预兆，“巴河一司”的“新农村”试验，是“革命的创举”。 1967年7月13日，中央发出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显然，中央并不希望农村也像城市那样大乱一场。“北决扬”对农民运动高潮到来的预期落空，转而质疑新生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各地在夺权过程中，中央对即将成立新的权力机构的要求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最先的要求是按照巴黎公社原则举行选举：“不能由上面指定，不能背后操纵，而必须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经过群众充分酝酿，反复讨论，认真选举，并且可以随时改选和撤换。”〔6〕后来发现，这种全面的选举制容易导致群众组织撕裂，彼此抵牾，处于不可控状态。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解放军“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解放军支左有两个目的，一是让解放军作为“调解人”，化解造反派组织与组织之间、造反派与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实行“大联合”；二是将夺权和成立新的权力机构纳入可控范围，解放军不仅参加夺权，还主导建立新的权力机构，成为其领导成员构成之一。1月25日，山西夺权成功后，中央肯定了山西由“革命造反派”“革命的领导干部”“人民解放军”三方大联合夺权的经验〔7〕。这释放出一个重要信息：凡是造反派单方面而没有老干部和解放军参加的夺权，中央一律不承认。1月31日，中央将权力机构的产生由原先“全面的选举制”，悄悄修改为由三方共同参加的“协商制”：“在夺权斗争的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酝酿和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8〕。这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巴黎公社模式。随后，中央在总结黑龙江夺权经验时，首次明确提出“三结合”这一政治术语，正式确定组成权力机构的“三结合”方针：“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对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9〕。在这个初始“三结合”的排序中，“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排在首位，可见中央对造反派在夺权斗争中的充分肯定。此后，“三结合”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各地夺权后一律按照“三结合”方针成立革委会机构。 然而，各地在执行“三结合”方针过程中，三方力量暗中较量，导致“三结合”中的排序悄然发生改变。一方面，解放干部不通过群众，文革初期靠边站或被当作“走资派”打倒的老干部官复原职，另一方面，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不是选举产生，要由相当一级的军队领导机关批准，中央支左决定为军人执掌群众组织的生杀大权提供了法理依据。这样，老干部与军队干部一同成为“酝酿”革委会的实权派，处于主导地位，居“三结合”排序的前两位。而群众组织负责人在新的体制内缺乏权力基础，更无掌权经验，势单力薄，有职无权，“山鸡还是山鸡”，处于充门面、附属的尴尬位置，被淡化为“群众代表”〔10〕，排序由首位降至末位。这种现象引起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群众组织的不满，他们纷纷表达自身诉求，认为革委会“复旧”了，“回潮”了，“造反派靠边站”了，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反复旧”运动。“北决扬”集中反映了这股“反复旧”的社会思潮。 对于夺权后中央倚重对象的微妙变化（夺权倚重造反派，掌权倚重军队干部和老干部），“北决扬”由于政治上不成熟，缺乏斗争经验，并未察觉到这种变化，也未意识到建立革委会后，群众组织的地位正在下降。他们依旧按照中央在运动初期提倡的巴黎公社原则，要求对革委会进行“改善”，并根据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诟病革委会。巴黎公社有三条基本原则，一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二是领导机构直接选举，三是公职人员的工资仅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以防止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在“北决扬”看来，革委会的产生不符合巴黎公社原则，其领导成员是预先指定、暗中操作产生的，没有实行自下而上的直接选举，缺乏代表性和权威性，“现在中央批准成立的一系列革委会都是折衷主义的产物，基本上都是没有无产阶级权威的”〔11〕，是“套用的资产阶级国家体制”〔12〕。因而，革委会的成立，并不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到“底”了，这个“底”的标志是，是否实现了巴黎公社原则，是否实现了直接选举，公职人员是否要对选民负责，接受选民的监督，且不享有任何特权。所有这些，革委会都没有做到，因而革委会没有“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依据《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社论的一段话〔13〕与革委会大唱对台戏，批判革委会的修正主义，主张“工代会监督革委会”“武装夺取政权”，乃至要“把他消灭掉”，要“吐故纳新”，重新建党，重新建军，而这个“故”便是各级革委会，“新”便是“决派”。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北决扬”对“革命委员会好”这一“最高指示”作了独具一格的诠释。他们认为，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好”是对新的权力机构名称的称赞，是说这个名称好，而不是说“革命委员会”这个机构本身好。按照中央对革委会的定位，这个机构是临时性、过渡性机构。“北决扬”根据这个定位，认为既然是临时性、过渡性机构，必然存在不完善和需要改进之处。革委会虽然实行了“领导干部、军队干部和群众代表”的“三结合”，实际上是“左、中、右”的“三结合”，形式上实现了“大联合”，但没有消除造反派与老干部之间相互不信任和矛盾冲突状态。造反派作为夺权的急先锋和有功之臣，在革委会席位里没有占据主导地位，没有成为革委会的“核心”，基本上被排除在决策之外，认为革委会是由各派捏合起来的折衷主义的产物，不是真正的大联合，而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大凑合”，这种临时权力机构中的各种政治势力，不可能长期在“革委会”这个框架下和平共处，“必将由革命群众自己来把他消灭掉”〔14〕，由一个通过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出来的正式权力机构所取代。在他们看来，正式权力机构的终极目标，必须由一派通过严重斗争取得统治地位，“使之过渡到巴黎公社式的崭新的国家机器——真正地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正式权力机构——武汉人民公社而奋斗！”〔15〕“这个任务，毫无疑问地被放到了决派的肩上。”〔16〕 在对待革委会问题上，“北决扬”与“钢工总”“巴河一司”不谋而合，这三股势力所达成的共识，在社会上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思潮，对革委会造成严重冲击。他们用巴黎公社原则质疑革委会，恰恰精准地攻击到革委会体制的命门，突破了“实权派”的底线，如果任由这股思潮在社会上蔓延，必然动摇革委会的权威，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任何对抗、颠覆“新生红色政权”的言行，都是不允许的。不仅体制的捍卫者“曾、刘首长”把“北决扬”视为群众组织派性的“大杂烩”，也触碰到北京“最高司令部”的逆鳞。 在湖北主政者看来，“北决扬”自诩的“逆潮流而动”无异于离经叛道，其“勇敢战斗”无异于倒行逆施，其“革命到底的决心”无异于居心叵测的“祸心”，其“决心”愈大，对“革命委员会”的危害愈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正因如此，这批青年学子“不顾十字架的威胁，开拓新的道路”的救世情怀，无异于唐吉坷德大战风车，飞蛾扑火。 “北决扬”从问世的那一天起就不受待见，遭受来自官方和对立群众组织两方面的围攻。前期打头阵的是与“新华工敢死队”对立的学生组织，以新华工、新湖大、新一中为代表的“新派”，把“北决扬”当作极左思潮进行批判。批判方式以论战为主，打口头官司。此时官方虽已介入，但中央尚未表态，未对“北决扬”采取组织措施，而是向群众组织打招呼，让他们不要与“北决扬”接触，并利用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导引群众抵制“北决扬”，“借力打力”。当鲁礼安被“新派”拘禁后，“北决扬”联合“钢派”组织营救，但由于“新派”背后有军方支持，营救失败，鲁礼安后被“新派”移交军方关押。在中央对“北决扬”表态前，“北决扬”仍有生存和公开辩驳的言论空间，论辩双方唇枪舌剑，彼此质难，“各说各有理”。 1969年9月27日，中央给湖北省革委会、武汉市革委会下达“九·二七”指示，指示说：“‘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把《扬子江评论》定性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在此之前，“北决扬”虽被湖北当局取缔，但其活动并未停止，转入地下，继续写文章，贴大字报。此后，“北决扬”问题陡然升级，其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相继被逮捕和拘留。当局将“北决扬”冠以“大杂烩”的名号，是别有深意的，除“北决扬”外，还囊括了与“北决扬”观点一致的“巴河一司”“钢工总”等一大批群众组织。由于“钢工总”在武汉规模庞大，人数众多，影响广泛，加之中央在“七·二〇”事件后为“钢工总”平反，若再次公开把“钢工总”摁下去，法理上行不通，主政者便借中央清查“五·一六”之机，在湖北清查“北决扬”，以批判“北决扬”为名，为围剿造反派打开缺口。对“钢工总”等造反组织头头的策略是区别对待，“捧朱（鸿霞）、拉吴（焱金）、压李（想玉）、打胡（厚民）”〔17〕，分而治之，逐个瓦解，能分化的分化，不能分化的实行专政措施。 在之前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曾、刘本想将造反派一网打尽，不料造反派发起反复旧运动，受到干扰和反击，未能如愿。有了“九·二七”这个尚方宝剑，曾、刘以清查“北决扬”为突破口，彻底否定反复旧，对造反派大加挞伐，被结合进各级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成为“活靶子”。为了避免受到造反派的掣肘，曾、刘将大批造反派头头集中到北京，阻断造反派头头与其基层组织的联系，于1969年11月5日至1970年6月举办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北班（“五不准”〔18〕学习班），重点清查“北决扬”及其“幕后操纵者”，矛头指向造反派头头，让造反派头头人人过关，交代问题。至此，揭批“北决扬”运动发展为大规模的“两清”（清查“五·一六”“北决扬”）运动。据统计，参加湖北省学习班有一千五百余人，参加武汉市学习班一千三百多人，各市、地县参加人员达六十万人次〔19〕。“北决扬”成为曾、刘网罗造反派罪行的“箩筐”，把造反派与“北决扬”捆绑在一起，把“反复旧”与“北决扬”的罪行划等号，层层揪“北决扬”，一批与“北决扬”毫无关联但冲击过“当权派”的造反派头头和积极分子，无论是赞成“北决扬”观点还是反对“北决扬”观点的，统统被装进这个“箩筐”，乱批乱斗。各单位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被清理、撤职，有的被边缘化，淘汰出局。与“北决扬”有联系或支持、同情“北决扬”的人，被打入另册。与“北决扬”有直接联系、参加过“北决扬”的活动的人，被当作“黑线人物”，有的遭受长期监禁，有的精神失常。“曾、刘首长”为了证明“北决扬”不仅仅是一群学生娃，而是有幕后操纵的“黑手”，将与鲁礼安仅一面之交的老红军王盛荣当作“北决扬”的后台逮捕〔20〕。 为了制造声势，《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官方报纸从1969年10月开始，不惜版面，铺天盖地发表批判“反革命‘大杂烩’”的文章和报道，连篇累牍讨伐“北决扬”，持续一年半之久。这一时期，对“北决扬”批判的调门更高，措辞更凌厉，阵势更猛烈，一片肃杀之气。 “九·一三”事件后，湖北二号首长刘丰随之倒台，一号首长曾思玉也成为“问题人物”。按理说，“北决扬”是曾、刘二人共同掌握的案子，省革委会其他常委无权插手，这时一个倒台，一个犯了错误，“北决扬”案应重新审查，平反冤狱。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一则“北决扬”是中央点名定性的“反革命地下组织”，“九·二七指示”没有撤销，仍然有效；二则曾思玉虽然犯了错误，“上了贼船”〔21〕，但“不是死党，是活党”〔22〕，还是“好干部”，仍然主导湖北政局。因而，刘丰的倒台并未给“北决扬”案带来任何转机。 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接见曾思玉时，针对“北决扬”问题指出：“你那里有‘北、决、扬’，要注意政策。我跟你讲了，你不相信，你又搞过了一点。”显然，毛泽东对湖北清查“北决扬”问题并未全盘否定，只是认为“搞过了一点”，扩大化了而已。 曾思玉虽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但不过是官样文章，其职权并未旁落，他继续主导清查“北决扬”。１９７２年３月，为加强对清查“五·一六”“北决扬”专案的领导，省委撤销原湖北省驻军和地方“五·一六”“北决扬”专案联合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新成立湖北省清查“五·一六”“北、决、扬”专案办公室，由省委直接领导，负责“彻底清查林陈死党和‘五·一六’‘北、决、扬’的工作”。两个月后，省委下发文件《关于清查‘五·一六’‘北、决、扬’问题》，文件承认清查“搞过了一点”，但仍认定“有的单位对清查工作抓得不紧，决心不大。从全省范围看，有的‘五·一六’‘北、决、扬’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还没有挖出来。”要求“进行重点清查”“清理大事件”。在1972年5月18日全省政工会上，曾思玉不讲“搞过了一点”，反而肯定“继续清查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和反革命地下组织‘北、决、扬’的幕后策划者和操纵者。”10月6日，省委又下发文件《批转武汉市委＜关于解决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工作搞过了一点的问题的试点情况报告＞》，继续肯定“清查工作十分必要，成绩是主要的”，对“搞过了一点”的问题，不痛不痒地列举了几种表现形式：一是“审查面宽了一点”，二是“挂的时间长了一点”，三是“个别单位有逼供、诱供、指供现象”，指出“有些人完全否定清查工作”，要求“对于破坏解决搞过了一点的问题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予以打击。”可见清查力度有增无减。 1973年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曾思玉奉命调往济南军区任司令员。曾思玉调离武汉，成为清查“北决扬”的一个分水岭，清查运动出现反弹。在此之前，清查对象在基层，主要针对造反派头头，在此之后，受压制的造反派重新活跃起来，要求彻底否定清查运动。新的省委领导班子内部也出现分化，对清查运动和曾思玉问题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看法，一方支持造反派的主要诉求，认为“两清”把矛头指向造反派头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错误的根源在曾思玉和刘丰。在中共湖北省委1974年3月印发的《关于湖北“两清”工作中的错误问题》（草稿）（通称“六条”）中，公开点了曾思玉的名，把曾思玉“搞过了一点”的问题同刘丰的罪行并提，把曾思玉的检查与刘丰的罪行材料一起下发。这一派的观点得到造反派的积极策应。另一方认为“两清”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两清”虽然出现了扩大化的问题，但那是林彪“死党”刘丰插了手，扩大化并没有转移“两清”的方向。双方对毛泽东“搞过了一点”的指示各取所需，一方强调“搞过了”，另一方强调“一点”（即虽然“搞过了”，但并不过分），双方僵持不下。 为解决省委对“两清”和曾思玉问题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中央于1974年4月将省委双方领导集中到北京办学习班。在学习班上，中央对省委领导层和社会上反对曾思玉的一方并未认可，中央首长连续五次接见他们，进行座谈。在座谈中，中央首长肯定了湖北清查“北决扬”大方向是正确的，说“主席指示过了一点，就是扩大化了，错误还是严重的，一点是个形容词，就是扩大化，总不能说过了十点吧！”又有针对性地说：“在‘六条’上调子定得那么高，已经超过了主席指示，在这个问题上，你们要在立场上转变观点，认识达到一致，不然回去弄得不好又会犯错误。”姚文元说：“清查‘五·一六’‘北、决、扬’要继续深入深挖。”对曾思玉的问题，周恩来、纪登奎等中央首长于４月８日接见湖北省委书记赵修、武汉军区第一政委王六生等时，明确指示：“关于曾思玉同志的问题，要一批二保，现在他在济南工作，湖北整理他的材料，要全部销毁。以后在湖北对他不要炮轰。”在此期间，中央召开“湖北来京负责同志汇报会议”，认为对曾思玉的批评是对的，但他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要揪住不放；还是要抓大方向，揭批刘丰。5月23日，省委下发《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1974年5月21日）》，这个《指示要点》对刘丰和曾思玉二人分别作了不同定性：“刘丰是林彪的死党，曾思玉同志是好人犯错误，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应严格加以区别。对曾思玉同志提出批评意见，是完全可以的，曾思玉同志应持欢迎态度。”对于“两清”问题，《指示要点》一方面认为“清查‘五·一六’、‘北、决、扬’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认为“‘两清’工作发生了严重错误”，“错误的根子在刘丰”。 很显然，中央对曾思玉的态度是保护第一，批评第二，把刘丰作为敌我矛盾对待，把曾思玉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对待，要求把揭批对象指向刘丰。这样，“两清”的错误，作为一把手的曾思玉免了责任，而让二把手刘丰顶了雷。 经过中央领导协调，湖北省委领导在“两清”问题上的认识有所统一，双方矛盾得到缓解，武汉地区基层群众相互攻击的混乱局面也告一段落。此后，“两清”的重点由整人转向落实政策，对涉案人员重新审查，进行纠偏。7月17日，中共武汉市委上报《关于继续纠正“清查”扩大化错误落实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对“两清”中确实曾作为“五·一六”“北决扬”审查，现在查清否定其问题的，单位领导人要与本人谈话，代表组织赔礼道歉，要认真退还和销毁有关材料，原则上应该恢复其职务。此后，大批涉案人员获得解脱。 1975年6月，赵辛初在全省广播大会上发表讲话，对清查“北决扬”问题作出简短总结。他说：“我省经过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纠正‘两清’中扩大化的问题，在政策上已经基本落实了。”至此，全省清查“北决扬”问题尘埃落定，大部分被抓的人予以释放。 1979年12月4日，中共湖北省委批复同意中共湖北省高级法院党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现审查结果，‘北决扬’不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反革命组织。因此，此案不作反革命组织处理，按各人的具体罪行分别处理。”“对鲁礼安、冯天艾、蔡万宝、严琳免予刑事处分，对甘勇、童丹、马业成不以反革命论处，予以释放。”并要求劳动部门予以安排工作。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查“北决扬”运动，最终以这种“新官否旧官”的方式结案。 综上所述，“北决扬”存在时间不长，人数不多（武汉市最后认定参加“北决扬”组织的为１７７人）〔２３〕，组织松散，活动范围有限，所办刊物《扬子江评论》总共出刊不过十二期，其社会影响远不如同为主政者所痛恨的“三钢”等组织，但由于“三钢”人数多，势力强，影响大，主政者不便下手，出于策略考虑，“北决扬”这个小组织被当作整治造反派群体的突破口，“小题大做”，以清查“北决扬”为名，通过打击“一小撮”，各个击破，震慑“一大片”，对全省造反派大兴挞伐。在“北决扬”组织解散，刊物被查封，成员被抓，其社会表达功能处于失语状态下，仍然深挖细找，上挂下联，开展空前规模的“批扬”“挖决”的群众运动，其发动之深入，范围之广泛，声势之浩大，攻势之猛烈，可谓轰轰烈烈，以致“伟大领袖”亲自出面敲打，仍未收手，直至湖北主政者一个垮台，一个调离武汉之后，清查运动才有所收敛，渐次收场。 “北决扬”的学子们以“革命到底”的执念登上文革舞台，在时代的浪潮中踽踽孤行。这些弄潮儿口衔“最高指示”，引经据典，无奈最终演化为当局所不容的“反动思潮”，沦为“最高司令部”的弃儿；他们言必称领袖教导，舌战群雄，却事与愿违，遭遇围剿，被自己“誓死捍卫”的“革命路线”反噬，成为革命的对象。他们与1957年的“右派”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右派”在精神气质上尚存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官方“同心不同德”，对党的领袖、党的政策有相对独立的看法。“北决扬”则不具思想上的独立性，与中央既同心也同德，其思想资源和思维定势并未脱离官方话语系统，只是在解读、阐释“上意”上有所发挥，有所“僭越”，有所“触犯”，在革命的大合唱中唱走了腔，弹跑了调，帮了倒忙，视为“极左”，“打着红旗反红旗”，演出了一幕“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的悲剧。他们的悲剧不仅是这个小团体的悲剧，也是整个造反派群体的悲剧。他们既是群众运动的参与者，又是群众运动的受害者，其命运遭际令人叹息，其中的历史与政治涵义，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审视与反思空间。2016年1月28日初稿，2022年4月12日修改，2023年10月22日定稿
1.鲁礼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派——为捍卫五·一六通知的原则性与纯洁性而作》，1968年5月11日。
2.同上。
3.鲁礼安《政权的根本问题是军权》，1967年5月12日。
4，《王仁舟六月一日在巴河一司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68年6月1日。
5，这篇社论传达了中央文革的观点。周恩来在1967年9月讲：最近中央文革不好讲的话，通过《文汇报》来讲，你们要好好学习《文汇报》。（见华东纺织工学院东方红兵团1967年9月15日出版的《东方红通讯》第８１期第２版）
6.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7.1967年1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指出：“山西省的革命造反派，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创造了新的经验。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为全国革命的领导干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全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
8.《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9.1967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东北的新曙光》。
10.1968年3月30日“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转述毛泽东最近指示说：“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
11.《鲁礼安学习＜元旦社论＞时的发言》，1968年6月15日《新华工》第９５期文章《妖为鬼蜮必成灾——关于鲁礼安的一批材料》。
12.《决派宣言》（第二稿，草案，供大家讨论）（1968年1月25日），湖北大学革命委员会政宣部编《把反动刊物＜扬子江评论＞拿出来示众》，1969年9月，第34页。
12.这段话是：“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国际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既然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盘踞的一些单位，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14.《决派宣言》（第二稿，草稿，供大家讨论）（1968年1月25日），湖北大学革命委员会政宣部编《把反动刊物＜扬子江评论＞拿出来示众》，1969年9月，第20页。
15.《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决派）章程总纲》（1968年2月6日）。
16.《决派宣言》（第二稿，草稿，供大家讨论）（1968年1月25日），湖北大学革命委员会政宣部编《把反动刊物＜扬子江评论＞拿出来示众》，1969年9月，第20页。
17.这是胡厚民在1969年北京学习班时讲过的话。见《四十三年望中犹记》，吴焱金口述，钟逸整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27页。
18.五不准，学员在学习班学习期间，不准打电话，不准打电报，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会见来访人员（一说为“不准请假、不准会客、不准亲友会面、不准写信打电话、不准交头接耳”），交待问题。
19.《向党中央毛主席的汇报材料——关于刘丰、曾思玉在湖北、武汉地区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罪行材料》，1974年4月4日，第２页。
20.据中共湖北省委1979年12月4日批复的湖北省法院党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说：“王盛荣仅与鲁礼安见过一次面，没有谈及‘北决扬’的问题，不是幕后操纵者。上列三人（指周岳森、干毅、王盛荣——本书编者注）均早已释放，故幕后操纵问题已不存在。”
21.1971年11月17日，曾思玉等十人向毛泽东写出《学习汇报》，说：“曾思玉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检查自己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见《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351页。
22.毛泽东语。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608页。
23.《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第二卷），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6月，第4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