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泽石，1929年生，四川广安人。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1947年加入共产党。1951年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0军180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第五次战役中受伤被俘，先后关押于韩国水原战俘收容所、釜山和巨济岛战俘营，担任回国志愿军战俘总翻译、总代表，曾被囚禁在美军“最高监狱”和“战犯战俘营”，1953年9月作为最后一批交换战俘归国。但其后30年历经反右、大饥荒、“文革”，他被视作“变节者”受到不公正待遇，直至改革开放后平反昭雪。2000年时事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六十年回忆》，2011年金城出版社再版该书修订本。本文摘自该书第三章“不幸落入敌手”。（文中插图另选自美方战地记者所摄）
1951年5月16日，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开始了。我志愿军各兵团从东到西再次向敌人发起了全面进攻。我们180师再次带上一个星期的干粮和轻武器，沿着两条山梁向南穿插。接连两天未遭到敌人任何抵抗。
5月18日我们团渡过北汉江。星光下的北汉江显得安宁、柔和，我们涉水而过的那段河面不宽，水流不急，河底比较平坦，河水最深处也仅有一米左右。我们把棉裤脱了卷起来和背包一起顶在头上，列队而过。四周如此平静，我几乎忘了自己身处的是生死杀场。
5月19日，我们在大雨中前进到春川附近，从师部传来友邻部队围住了韩国军队一个团的好消息。我们团立即赶往担任掩护的阵地，正面的敌人竟不战而退。然而从两侧升起的探照灯光柱在雨水中十分明亮，就像尖房顶棚的支柱般交叉排列在我们头顶上空，指示着它的炮群向我军射击。这让我产生了怀疑和不安：“既然敌人已经知道我们的行军路线，我们干嘛还要向前赶？”但同时另一种声音在我心里响起:“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就跟着走吧！”我们急切地等着那个韩国部队被友军全歼的胜利消息，做好了随时班师回营的准备。然而那个韩国部队早做好防守工事，抵抗十分顽强，加上大雨不断，只携带轻武器的友军连续攻击了两天，付出很大伤亡仍结束不了战斗。
5月22日，就在我们发起攻势后的第七天，美军开始了强有力的全面反攻。
当天下午，从我们隐蔽的山林里已经可以看见远处公路上敌人的机械化部队不断往北方开去，此时我们才得到迅速后撤的命令。我开始意识到我们上当了：美军已经摸准我们只能带七天的粮食弹药，便用那个韩国部队做钓饵，引诱我们深入敌后，由着我们去包围进攻，等到缠在我们腰上的干粮袋子已经空空如也，再来对我们进行反包围！我们未等天黑即冒着敌机扫射的危险往北汉江冲去。
然而，就在我们急行军快到北汉江南岸时，又奉命停下来构筑阻击敌人的防御工事，我们180师接受了掩护全兵团几千名伤员的转移任务。
5月23日、24日整整两天，我们停留在北汉江南岸，正面并没有美军来进攻，但从我们两侧传来的隆隆炮声却愈来愈向北方延伸。一直等到5月24日黄昏，我们180师才得到横渡北汉江向北回撤的命令。但是，这时北汉江所有的渡口都已经被美军占领了！我带领着宣传队员们跟随着180师剩余的部队，就从这个血红的口子上跨过战友和鬼子们的尸体冲出了这道包围圈！
在天亮之前突围出去，否则就真的来不及了。这时，前面沟口上传来一片喊叫声，我听清楚有人在动员：“要突围的跟我走，冲出沟口越过马路就突出包围了，生死在此一举。冲啊！”随即在沟口爆发了激烈的枪声。“那我们就跟着他们往外冲吧！”我一边对身旁的队员们说，一边解开干粮袋，把司务长送给我的那点炒面全部抖落出来分给了大家。水壶早已空了，我们只好舔着树叶上的雨水把炒面咽了下去。队员小张提出：“咱们什么武器都没有了，怎么杀出去呀！”
我正为难，旁边一位腿上缠满绷带的伤员支起身来说：“我这里还有一个手榴弹，拿去吧！我反正不行了，你们快些往外冲！”
我接过这颗宝贵的手榴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只感到喉头发紧，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转过脸去，用手指了指沟口示意我们赶快走。我领着队员们越过众多伤病战友迅速插到沟口边上，只见前面是个约有50米宽、100多米长的开阔地，在照明弹的光照下，遍地是突围中倒下的烈士和伤员,有的伤员还在挣扎着向沟口爬！敌人的曳光弹不断从两侧山头上交叉着倾泻下来,给开阔地罩上了一幅死亡之网。
我们爬上了一条山梁，强忍着饥饿、疲困，在风雨中跌跌撞撞地向着鹰峰赶去。正在把司务长给我的干粮袋仔细地贴身拴在腰上，就听见山顶上一阵急促的机枪扫射声。我意识到想越过鹰峰突围已不可能了。“鹰峰已经被敌人卡死了。领导上让我们分散突围。我们抓紧下山,另找出路！”我把自己想到的唯一办法告诉宣传队员们。大家二话没说，起身跟随我顺着山坡抓住一棵棵树杆往山下奔去。坡太陡，路又滑，心又慌，我们不断地摔跤，一个个都成了泥人。“他妈的，将来我的孙子也绝不让他来朝鲜！”
当又一次重重地摔倒后我在心里骂了起来。刚骂完就发现旁边不远处有一条“泥坡滑道”，肯定是前面的战友们用身子开通出来的。为了避免手被滑道上的石子划伤，我们把双手护在棉衣袖口里面，如坐滑梯般争先恐后地一直滑到了鹰峰山谷的沟底。
雨下得更大了，我们躲避在一座山崖下面，大家都已全身湿透，在冻饿和惊恐中瑟瑟发抖。头顶上再度亮起了照明弹的银白色镁光，透过雨幕，我看见在我们这条长长的山沟里已经拥挤着数不清的战友，大家都低着头沉默地坐在泥水里。我感到一种彻骨的寒冷袭上心头！炮轰停止了，整个战场沉寂下来。接着响起了敌机的嗡嗡声。我以为又是敌人的侦察机来校正它的炮兵射击了，正要让大家注意隐蔽，忽然空中响起了惊人的广播声：“中共180师的士兵们，你们已经被重重包围了，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投降吧，联合国军优待俘虏。”这给我的刺激太大了：“从来都是我们向敌人喊话要敌人投降的呀，我们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这不是真的吧！？”
但随着敌机到达头顶，广播声更响亮、更清楚了。它提醒了我必须立即行动,一定要我观察了一下地形，发现左侧山脚下有一条小水沟，沟边上有树丛的阴影，便攥紧手榴弹领着同伴们沿着水沟弯腰向前猛跑。但还没跑出50米远就被敌人发现,子弹在我四周溅起泥水，只听见后面“啊”地喊了一声，我回头一看，一个伙伴已经倒在地上。我大喊一声：“卧倒！”就顺势滚进了旁边的水沟。沟里水深及膝，我们只得泡在水中隐蔽起来等待时机。后面又有不少战友往外冲，大都倒在了半道上，不少人也滚到水沟里。看来只有等到照明弹熄灭才好再突围，但挂着降落伞的照明弹却一颗接一颗地四射向空中，时间在苍白的镁光中凝固了。
雨停了，东方出现了朦胧的曙光。不久，沟外公路上响起了坦克的轰鸣声。紧接着，在滚动着浓雾的沟口出现了黑色的坦克炮筒。坏了，坦克进沟了！随即又看见了紧跟在坦克后面头戴钢盔的美国兵身影。“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抑制住心脏的狂跳，弯下腰揭开了手榴弹盖，把手指穿进引爆线环，正要向鬼子兵扔出去，我的手臂被身边队员小武死死抱住了。他哭喊着:“张干事，手榴弹可不能扔呀！扔了我们都得死呀！”我环顾围在我身边这些满脸泥污、既无辜又无助的小战友们，心软了。“跑，分散往后山跑，趁雾大躲起来再说！”
我话没说完就带头跳出水沟往山上猛爬。山势很陡，我爬了约两丈高就被一块光滑的巨石挡住了路。我把手榴弹别在腰带上，踮起脚双手抓住石缝中一棵小树用力往上擎，脚下太滑，子弹在我头边溅起的石渣擦破了我的额头。我猛一使劲，小树被我连根拔起，便头朝下摔了下去，只觉一阵剧痛就昏了过去……
我在痛楚中醒过来时,第一眼看见的是一只带铁钉的大皮靴,第一声听到的是:“Ok，This fellow is alive！”（行，这个家伙还活着！）那只皮靴又踢了一下我戴着棉帽子的头:“Get up！”(起来!)
我被俘了……
转出沟口，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公路上我军被俘人员的长长行列，衣衫褴褛,步履维艰，缠着绷带的，拄着树枝的，惨不忍睹。而两旁押送的美军却耀武扬威地大声吆喝着:“Hurry up！”（快走！）
我的心像是被刀扎一样疼痛起来:“我们被打败了？打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麻木地移动着脚步，思想上极度的耻辱感压倒了肉体上的伤痛：“我怎么成了俘虏了呢？我怎么向组织上交待啊？！”“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古训，狼牙山五壮士的壮烈，为什么自己没有狠心在最后一刻拉响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羞耻的泪水不断涌流出来。“拼了吧！趁现在还来得及。”我向身边的大个子黑人士兵斜了一眼，盘算着如果我突然扑上去能否将他手中的枪夺过来。正想着，一块石头绊得我猛一趔趄，好久没缓过气来。突然，前面那个美军士兵叫喊起来：“Stop！Or you will be killed！”(站住，你要找死啦！）紧接着响起了枪声。
原来是一位难友捂着肚子正向山脚跑去，鬼子朝天开枪了。我急得用英语向鬼子大喊:“别开枪，他得了痢疾要去大便！”我身旁的那个黑人士兵惊奇地瞪着我，立即把我带往后面押队的吉普车旁，向坐在上面的军官报告说:“少尉先生，这个战俘会讲英语！”
美军少尉好奇地上下打量着我,叫我上车坐在他的旁边。他一面开车一面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学的英语？怎么跑到朝鲜打仗来了？”我心一横:既然已经发现我会英语了，就实话告诉你，看你们怎么处置我吧！我告诉他：“我姓张，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到朝鲜来打仗是为了保家卫国。”少尉却嚷了起来：“啊！清华大学，我知道它，那是一所著名的学校。可惜你上了共产党的当，落得现在这样的下场！”
他见我把脸扭向一边不说话，便又温和地说：“张，你不用害怕。就我所知停战谈判就要开始了。战争结束后，双方将交换战俘，你还可以回去继续上学呢！”他并未注意到这个消息多么震撼了我：“停战！交换战俘！重返祖国！再见亲人！”
这是多么可贵的希望之火，尽管还极其渺茫，却开始使我振作起来。一座“前方临时战俘收容站”被铁丝网圈成一块块长方形营地，每块营地有篮球场那么大。我们到达时，下来的战俘还不算多，我呆的小拘留营里约有200人。大家靠着铁丝网周边坐下来，疲惫不堪，沉默不语。
距离营场不远有一溜帐篷，一些韩国民夫正从卡车上往帐篷里搬运草绳编织的粮包。从那些帐篷的门缝里冒出阵阵蒸气，顺风飘过来诱人的饭香，引得我的肠胃一阵阵痉挛，也使得衰弱已极的难友们抬起头来寻找这香味的来源。时间过得好慢啊！
终于那座帐篷的门帘撩开了，两个伙夫抬着盛饭团子的箩筐向我们的铁丝网大门口走过来了。难友们骚动起来，一齐拥向关闭着的大门口，没等伙夫们走近门口，难友们已经挤成一团，有的甚至把手伸到铁丝网外面准备去抓饭团。正在解开铁链打算开门的那个美军警卫见状停了下来，大声呼喊起来：“Get out of the way！Step aside！”(让路,闪开!)另外两个卫兵也跟着嚷叫起来:“Line up you！”“God damn you！”（你们排好队！该遭上帝诅咒的！）
但难友们根本听不懂他们的喊叫，反而拥挤得更厉害了。这时，那位在路上押阵的美军少尉出现在门口，见我站在远处，对我招手喊道：“Zhang！Come over here！”（张，到这儿来！)
等我挤到门口，他要我整理好队伍，让大家排成一行按顺序到门口领饭，并要我负责给每人发一个饭团。我尽力大声地把少尉的话翻译给大家听，最后我声音低沉地说：“排队、排队，请大家排好队，可别忘了咱们是中国军人啊！”有的难友开始往后退了,队伍慢慢排齐了。韩国伙夫把饭团子抬进门,我蹲在箩筐前,在美军的监护下开始发放饭团。大家默默地移动着前来领饭。我一边分发着拳头般大小的大麦米团子，一边说：“不要暴露军事秘密，不要背叛祖国！”不少难友听了含泪点点头,有的难友却脸上毫无表情,只是直愣愣地盯着饭团,另一些难友则惊恐地看看我，又看看站在我两旁的持枪的美军，像是说：“这是什么场合，你还敢说这种话！”果然，一个白人美军士兵发话了：“What are you speaking？”（你在说什么？）我用英语回答他:“我在劝告他们，不要吃得太急，否则会引起胃疼。”另一个黑人士兵便冲我伸出大拇指说:“Number one！”（顶好！）
我不禁心中一乐，外语还真如马克思所说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呢。最后一名难友领过饭后,那个黑人士兵拿起两个饭团给我——表示“以资鼓励”。我没有拒绝，回到难友身边便把其中一个掰开，分给了宣传队几个小鬼。我还没来得及品尝那种掺了豌豆的大麦米饭的“美味”，整个饭团就被吞没了。
正当我后悔不迭时,那位美军少尉领着一个大胖子美军上尉走近铁丝网，指着我说：“It's him can speak English.”(就是他会讲英语)胖子上尉端详我一会儿,伸手对我勾了勾食指说:“Let's go with me,you！”(你,跟我来！）
看样子来者不善，我的心剧跳起来。上尉把我领到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见我穿得单薄，顺手拎起一条军毯披在我肩上，开始用英语和我谈话。他说看见我这个模样很难过，他对中国人是有感情的，因为他是在昆明出生的，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又自我介绍说：他名叫布鲁克斯,父亲是美国传教士、母亲是华裔等等。似乎为了证实他有中华血统，又用不熟练的中国话说:“我愿意和你交个朋友！”这既出乎我意料，又引起我的警惕。我不由得抬起头来，从他那高鼻子蓝眼晴里看不出一点黄种人的血统，但从那眼光里却又看不出欺骗和伪善的痕迹。“也许他说的是真话？”我思忖着。接着他又用英语和我交谈，问我的姓名？哪里人？父亲从事什么职业？在大学学什么专业？我心想这是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可以如实地告诉他。便回答他：“我是四川人，父亲是工程师，我学的是物理专业。”他又问：“你的英语发音怎么会这么好呢？”
我告诉他我中学六年一直是上布鲁克斯上尉(右)的教会学校，英语教师就是美国人。“哦，原来如此，那么你父母该是基督教徒罗！”他有些高兴地说。我停了一下，心里飞快地转着念头：你错了，我上教会学校只图它教学质量好。你也别以为教会学校培养的都是洋奴！接着我想起了“应以灰色面目来迷惑敌人”的地下斗争策略，便说:“连我自己也是个教徒呢！”布鲁克斯显然更高兴了:“你看你，怎么又跟共产党跑来打仗呢？要是被打死了多不值得！”
1951年5月28日傍晚，我们被押送到韩国水原市，下车后集中在一个广场上。这儿看起来像是一座学校的操场，广场正中排列了一长串条桌，每个桌子后面都坐着一个穿军便服的文职人员。我们被逐个叫去受审。审讯我的是一位黄种人，操着广东味的国语，大概是从台湾驻韩国大使馆临时借来的翻译人员吧！在等待被提审时，我就考虑好了对付敌人审讯的原则:决不能损害我军我党的威信，不能暴露重大军事机密，但一般情况要如实讲。这是因为要争取敌人的信任来掩护我开展地下斗争，而且我们是集体被俘，一般情况敌人是容易搞清楚的。因此对于敌人审问的姓名、年龄、籍贯、文化程度、所在部队番号等等，我都如实回答了。但是问到职务、政治面目、级别、宗教信仰这几项，我谎报是宣传队员、群众、班级、基督教徒。当敌人问到连队的装备情况时，我说自己不是战斗人员，不了解部队装备内容。最后他问到我们团的几位指挥员姓名,我说刚参军一个来月,都叫不上名字。
“你是宣传队员总该知道你的团政治部主任的姓名吧！”“大家都只称呼他为张主任。”这时，他打开一本英语的《中共部队情况汇编》，翻到我们军、师、团那一页，用手指移动着找到团政治处那一栏，然后点了点头。看到这本《汇编》我大吃一惊：敌人的情报搞得如此精确，我们的领导机关是否了解这一情况呢？
那位审讯员挥手让我上车，我松了口气，这第一次的审讯总算混过去了。押送我们的汽车穿过水原市郊野，来到座落在城近郊的战俘转运站。这里的条件比前方临时收容站要好些，战俘们能睡在帐篷里的草垫子上，伙食除了每天两个大麦米团子之外，还有一点稀菜汤，汤里有时能见到几片鱿鱼。下车后，负责押送我们的高个子中尉军官叫我跟他走。他把我带到铁丝网内靠近大门口的一个独立帐篷里，对坐在一张桌前的美军中尉说：“哈罗，克劳斯，我奉布鲁克斯上尉之命给你送来一位会英语的中国战俘，他已被任命担任翻译，以便协助你管理中国战俘。我已不再羡慕你的工作轻松了，我今天一次就给你送来近千名中国战俘，够你忙活一阵子的哩！”
克劳斯中尉个子不高，棕色皮肤，灰眼晴。他听完后对送我来的中尉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站起来对我说：“我正在发愁怎么让你的同胞懂得我的手势。你来了就太好了，你叫什么名字？”那位高个子中尉抢着说：“他姓张，是个大学生，还是个基督教徒呢！”接着又对我说：“张，克劳斯中尉是我的好朋友。你不用害怕他，好好替他工作吧！”说完对中尉笑笑转身走了。克劳斯中尉让我坐在他对面椅子上，又指着帐篷里的一张行军床说：“你就睡在这张床上。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工作人员，按日内瓦战俘公约，你应与我们雇用的工作人员享受同等待遇。你的工作是管理你的同胞们吃饭、看病等生活问题。”说完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工作人员用的袖标让我戴上。
我向他表示:“谢谢您给予我的优待，但我还是和我的伙伴们住在一起好。”他说:“这只是为了工作方便，你当然随时可以去看你的同伴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