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尚志之死
·赵 瑜·
◇ 立场不同判断两异
文革之初，晋东南红字号、联字号两派尖锐对立一大焦点，是地委第一书记王尚志之死。1966年12月底，尸体从长治市南郊一口机井中打捞上来，腰间拴着７０多斤重的砖头石块。人已经泡肿，死去好几天了。王尚志之死，引发了山西上层和各地市干部们深切同情，好端端一名地委书记，怎么就这样死了？疑为造反派所害的怨声骂声呼声，连成一片。而失踪当晚，最后一批纠缠斗争王尚志的造反派，正是潞安中学联字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字号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极力洗刷自己。此时，地委第二书记仝云、专员张行夫、长治市委王景生书记等，出于对同仁惨死的强烈哀怨，出于对这场疯狂无序大运动的深深反感，也宁愿认为，这位好书记就是被造反派乃至军分区害死的。
当时，王尚志失踪，仝云书记和张行夫专员还有王景生书记，在夺权前所行使的最后权力，就是组织整个地委、市委直属机关干部们，动员全社会力量，在长治城乡展开大查寻。城壕、沟坎、厕所、水塘；小巷、高楼、校园、厂矿，遍寻失踪不见的好书记。终在一周后，用大镜子反光照射技术，在南关农田水井深处，发现了死者身影。
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真尸体，便是这位晋东南地委第一书记王尚志。——尸体摆放在东招待所大屋中，让人祭奠，实际上就是干部们对造反派暴行的无声控诉。尽管在冬天里，还是有人搬来了河中大冰块，置放在屋内，以防止尸身腐烂。那时北风凛冽。印象中，就这样公开摆放了好些天，力图让广大民众看一看想一想：造反派在干些什么？
分裂即将形成：不出俩仨月，造反阵营联结成为联字号，保守群体衍生成为红字号。这是两大派的老底子。
王尚志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调到山西晋东南不足两年，作风朴素谦和，从不搞帮派团伙。又传说他年轻时，在塞外雁北是位著名抗日英雄，群众对他感情很深。夺权大动荡之后，红字号充分地顺应了群众的怀疑与不满，很快与来自内蒙古，来自本省雁北地区“为王尚志报仇”串连人员，结成了同盟军，愤怒声讨联字号残害革命好干部滔天罪行，使他们不得人心，借以争取群众，成为反击联字号以及军分区的一项战略步骤。
王尚志到底是自杀还是被害？造反派一时间也向群众说不清楚。造反派只能呼喊，“决不允许以死人压活人！更不允许以死人压运动！”显得苍白无力。红字号种种跨行业结盟大组织，本来具有各种名称，后来索性打出“为王尚志同志报仇大军”统一旗号。而另一重意思，誓为王尚志伸冤雪恨，也可以曲折地反映出，红字号许多成员正在为仝云、张行夫、王景生等地市领导干部大鸣不平，当时谁也不好公然站在保护“走资派”立场上。而高一层“当权派”行将存灭，代表着中一层“当权派”行将存灭，进而又代表着县乡既得利益者们的得失兴败，上上下下命运休戚相关。所以，当权者总是有人同情有人保护的。而带头造反者，不是一无所得惟锁链在身的赤贫者，便是积怨已久受到无情压制的失意人，再不然就是反正两手空空，乱世一搏或有人生斩获的赌徒们。
王尚志到底是自杀还是被害？这不仅是诠释晋东南文革血战不可缺失之一环，也由于笔者当年刻骨铭心吃过惊吓，对案底好奇日久，也就成了我在调研中尽力破解的一桩要案。
王尚志之死，触发了许许多多人对文革动乱强烈不满，逐步发展到两派立场观点大争端。半年后，七月间，红字号聚众围困军分区四天四夜，不依不饶，打的仍是为王尚志报仇旗号。传单上说，“王尚志之死，是晋东南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
要说王书记被害致死或是害死后移尸第二现场，在当时很容易让人相信，人们宁愿接受这类推论。总体心理前提，在于好人普遍受压无奈，迁怒于天下大乱坏人横行。好端端一个书记难道会自跳井中？分明是坏人乘机作乱！在当时，各地确有乱中滋事报复杀人现象。据高平县老干部乔高升先生回忆，他们县里就有这样的事。他说：天下无政府，好人要受苦，在高平县造反派宣布夺权头一天，县政府垮了，不等过夜，就连续发生了五起杀人惨案，集中在高平城关几个小时之内，有的被抛尸街头，尸体上还插着刀子。乔的看法，全部是乱中作案，报复杀人。
我还听广东朋友们说过，中共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澎湃的母亲和儿子，在文革中惨死，也与报复仇杀有密切关系。
不幸中之万幸，王尚志书记在1966年12月底死去时，造反派尚未彻底夺权，以仝云为首的地委紧急向省委汇报，省、地、市三级旧政权仍处在惯性运行中，抓紧组织专人进行了突击破案工作。尽管当时组织破案还是要抓出“敌人”来，是从“被害”切入的。当时，省里派来了名牌法医王克峰先生，主刀解剖，专案组为历史疑案留下了第一手侦勘资料，地、市公安干警搜集和检验了大量线索，甚至还抓紧了最后掌权时光，把法医获取的解剖样品，急送上海做出了权威鉴定。——20天以后，大夺权开始，结论尚未完工，应该揭开的谜底尚未亮相，破案工作当即被夺权所冲垮，两大派社会斗争全面展开，此案被迫搁置下来，省市县公检法被砸烂。直接负责侦破此案的地区公安处处长、刑侦专家白玉山先生，也受到运动冲击。全家被下放到壶关县大山深处；又是不幸中之万幸，这批破案材料经过多人保护，神奇般地保存了下来。为十几年之后地委重新组织破案，留下了证据。换句话说，此案发生如果稍稍晚一点儿，赶上大夺权前后，一切侦勘与证据将不存在，也就无法做出正确结论。叹文革运动，全国各地发生数不清的死亡惨案，给历史给后世留下了千千万万悲凉谜团，不明不白，至今欲破不能，正是因为没有了第一手依据。
地委书记王尚志，一位抗日老英雄，到底怎样死的？人们站在各自立场，做出顺乎各自利益的主观推断：善良百姓们认为，是丧尽天良的坏人害死的；老干部认为是造反派害死的；未能掌权的晋东南红字号，认为是抢班夺权的联字号乃至军人们害死的；而造反成功者们，认为是“老走资派”为保自身给害死的。
各敲各的锣，各吹各的号。在王尚志死后八个月，山西省以刘格平为首的新政权，召集晋东南核心小组程首创、武天明、刘凤翱、李顺达、崔修德等人在太原迎泽宾馆开会，解决晋东南派性对立问题。与会省核心小组成员有刘格平、袁振、陈永贵、69军政委曹中南、昔阳干部张怀英等。开会开到半夜，众人口干舌燥，面对程首创与武天明一对矛盾，难题还是难题。正当晋东南军分区司令员武天明发言，谈到两派斗争难以调和时，陈永贵突然打断他，发了话：
“武司令啊，你不要这个那个的，王尚志到底怎么死的？你们当时把王尚志突然从襄垣会上叫回长治，说有事嘛，回去连个人也找不见，跟随他的人也突然换掉了，明明是敌人害死的嘛，偏要说成自杀！”他使用了“敌人”一词，转而问询李顺达，“老李，依你说哩？”
李顺达出于善良直觉，毫不含糊地回答：“明明就是被害嘛！”他虽然站在联字号立场，却始终同情王尚志，出事前，他刚刚和王尚志在襄垣县学毛著讲用会上分了手，老李说：
“在襄垣会上人活得好好的嘛！”王尚志当时还对李顺达说过：我愿意接受群众批判，就是不要先扣那么多帽子，咱们革命了一辈子，咋会反党？咋会反毛主席！二人依依话别。不料想，王尚志前脚返长治，造反派后脚就来到襄垣批判王尚志，大字报大标语贴到了李顺达眼皮子跟前，还让他揭批王尚志最新反动言行。李顺达为王尚志打抱不平，他愤怒地说：人家说甚来？人家号召学毛著，哪句话是反动话！——几天后，惊闻王尚志死讯，李顺达曾经当着人面，悲愤落泪。所以此刻陈永贵一表态，他马上表示赞同：明明就是被害嘛。对王尚志之死，陈李二人结论一致，而立场观点以及两者出发点却很不相同。
接下来，武天明开始汇报，说有可能属于自杀吧，陈永贵那位昔阳老搭档张怀英便打断他，提醒武天明：
“你阶级阵线清楚不清楚？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没有？薄一波在晋东南时间很长，卫恒是在晋东南起家的，王谦是在晋东南起家的，王大任也是晋东南的，仝云是卫恒派到晋东南的！”
陈永贵当即点题：“仝云去了不几天，王尚志同志就被害了嘛！”
你看看，不同立场得出不同判断，新贵们认为，王尚志无疑是“老走资派”这伙敌人给害死的。
李顺达愕然，他怎么也想不到“老干部害死老干部”这一层上。同是全国著名劳模，在大风大浪中，老李比老陈，阶级斗争观念显然差多了。
再来看看老干部们是何立场。刘开基，一位读者已经熟悉的山西省副省长。周恩来坚定地保他，几次敦促刘格平等人释放刘开基。1968年6月，刘开基带病获释。其它老干部仍在关押中。刚出狱，这位失去指挥权的刘开基不顾病痛，冒着风险打发儿子刘继英，去寻找给王尚志做法医解剖的专家王克峰，请王来家谈话。而王克峰处境同样艰难，在他分别给地委第一书记王尚志和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两位特殊身份的死者做了法医解剖后，对立派和阴谋家们就开始恫吓威胁他，并多次揪斗他，甚至在夜间向王克峰家中投下了炸弹，王幸免于难。各派力量都要从王克峰口中得到各自需要的结论，斗争真是太残酷了。这不，刘开基一出狱，即找王克峰。
王克峰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他沉痛地回忆说，刘开基带病获释，全家被赶到省委后边两间小破屋中栖身。“在一个傍晚掌灯时分，他孩子继英找到我家，告知他爸出来了，要见我。我去时巧遇两件事。一是遇到一位已经站出来的省级‘领导同志’，正在劝勉刘开基要认清时势，坚决站在本省造反夺权领导者刘格平一边，由此引发了刘开基勃然大怒，他毫不客气地追问说：你把你刚才说的话重说一遍！什么站在谁谁谁的名下？这算何种道理？如果我明天也无组织无纪律，树起刘开基造反兵团大旗，是不是也能聚众推波？共产党员能这样干吗？我知道你，你这个人不但自己会投机，还要唆使别人也去投机。你们如果不让我干工作，我宁愿再回看守所！——当时刘开基的颜面和手脚都浮肿得厉害。
“这是一件事。这一幕还没过去，想不到卫恒同志的妻妹张坤萍进来了。有外人在，家人担心引出新麻烦，急示意坤萍快躲走。坤萍转身刚刚迈出门坎，病中的刘开基猛然从床上起来，站在地上，大喝一声：坤萍回来不要走！他冲着那位‘领导’生气，便说：怕什么！回去告诉你姐姐，保重身体，把娃儿们照护好，卫恒不是反革命，咱们不要惧怕他们！老卫虽然死了，要相信事情总会水落石出！坤萍闻言，挥泪而去，刘开基两眼也涌出了老泪，他支持不住，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我深受感动。真是疾风识劲草，坂荡识诚臣。
“刘开基找我，包括住院病中几次约我谈话，是要我坚强，要我顶住压力，不要做违心的事。因为卫恒和王尚志惨死，死亡原因不明，都是由我主刀完成的病理解剖，他得知我各方面压力很大，人家不仅批斗我，还往家里扔炸弹。他深恐我经不起风险和压力，做出不切实际的诊断和证据。他再三叮嘱我，不要弯腰，不要惧怕，要无私无畏，要尊重客观事实。一定要把病理解剖的证据保存好，将来向人民如实做出报告。刘开基同志在极端危难时刻，对我的点拨、关怀和教诲，是我从逆境奔向坦途的路标和灯火！”——这是主刀法医王克峰的回忆。
刘开基真是一条山西好汉。刘开基的立场代表当时绝大多数老干部立场：卫恒和王尚志，都是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被阴谋家和造反派害死的。
这位法医专家王克峰，后来在北京公安大学做教授。他不负重托，终于在十几年后协助组织和政府，通过多方面努力，对这两起死亡事件，做出了科学结论：卫恒，在连绵不断的批斗摧残中，因“急性出血性胰坏死，引起严重休克而死亡”。死亡地点在太原迎新街，杨承效旗下造反“决死纵队”囚牢中。
王尚志之死，同样有了如实结论。
◇ 失踪当晚被揪斗
王尚志一家，住在晋东南地委天主教堂大院。不在纵深里头，而在大门口头一排，是大院出入必经之路，往来者最多，造反派来大院提人，须从这里过。我们找同学王权玩狗，亦常在王家门前。王权就是王尚志的小儿子。文革前，地委干部们多好打猎，当他们无暇远足时，就提着口径步枪在天主教堂附近打鸟，也算过过枪瘾。坐汽车去太原开会，便走一路打一路，听说打得最好的选手是第二书记仝云和著名劳模李顺达。他俩坐车上省里开会多，对地形熟悉，所以野鸡、兔子蹲在路上等人哩！他们打野味，认为是保护粮食除山害，到了太原住宾馆，交给厨房一收拾，还可以改善伙食。文革前有一次，仝云从太原开会回来，卸下东西，吉普车开走了，他提着一杆双筒猎枪在大院前歇脚，地上放着一只硕大猫头鹰，居然是雪白雪白的。我和王权一伙儿上去围观，惊讶这鹰还没有完全死去，弹粒打入了体内，浑身无血迹，鹰头如狗头，巨目炯炯闪电。印象深刻。记得王权还说，我们家在内蒙时，打的全是黄羊和狼，用卡车拉。我就说太行山里也能打到狼，狼肉不好吃呀。
就是这么一个地理位置，王尚志失踪那天傍晚，许多人都看到，潞安中学红卫兵，连推带搡，把这位大个头书记从家里抓走了。这排平房头一家，住着中年作家韩文洲，被誉为赵树理的好学生。2004年春季我在山西作协采访他，韩老记忆犹新，说那天他亲眼看到一伙人来院里揪人：天傍黑时，恶汹汹地带走了王书记。韩老说，我为什么记忆深呢？是因为文革初，最早在专区礼堂批斗作家赵树理，捎带有我，我们想不通。迫于北京的压力，当时省里批判王中青，还有李束为，地区批判赵树理，王尚志按照统一部署，还写出了批判老赵的大字报。这也是山西省委没办法的办法吧！群众瞎批，我们依照惯例，只好找党。因为和王书记家住在同一排，我就引着老赵上王书记家倾诉苦恼，寻求安慰和保护。我和赵树理并没有意识到更大灾难还在后头，地委书记也难逃劫祸。所以我和老赵找到他家时，他也毫无办法，甚至痛苦地打断我们，说你们啥也不用多讲啦，现在只有多检查多交待自己的问题，我也没有救你们的办法！当时我和老赵还觉得，咱和这位内蒙来的书记不熟悉，甚也说不通。不几天，我们明白了，这场运动太邪门太可怕，党的各级干部人人自身难保。这不是，红卫兵、造反派闹到他家来了，又推又骂，比对待我们更要凶，所以我记得深。那天揪他走，说是连夜要他回答问题，拼刺刀。想不到，这是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他，傍黑把人弄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再往后，老赵被揪回太原，也被斗死了……
韩文洲老师所述这一天，是1966年12月20日。抓走——当时叫揪斗王尚志这一幕，还有一个少年见到了，他就是韩文洲的儿子，友谊小学同学韩征天，2003年任《长治晚报》总编辑。韩征天对我回忆说：王尚志书记被揪走那天傍晚，我们家正要吃“和子饭”，院子里乱哄哄的，我跑出门外，看见王尚志书记被人连推带拉，无奈地往院外走，忽然，他站住不动了，我和我爸一看，从院门外，迎面走过来一个年轻红卫兵，打着背包，步伐坚定的样子。他正是王书记家的二儿子，就是王权他二哥，叫啥来着？他刚从外头走革命长征，大串连回来了。父子俩突然相见，站在那里碰了个照面，谁也不知该说啥好，王尚志书记想说啥又没说出来，潞中造反派催走声声急，父子二人默默地相望，擦肩而过，就一辈子分手了。
大家都知道，王权和他妹，是王尚志与新民夫妇亲生的，王权算老三，往上老大老二，都是王尚志收养的烈士孤儿，方才碰到串连归来风尘仆仆的老二，就是他老战友的遗孤。
当时父子俩难中相见，能说什么呢？年少者要革命要造反，年迈者在挨批在受罪，这真是革命人生惨烈一幕。
大夺权前夕，造反派们急惶惶斗争专区王尚志、仝云、张行夫和长治市王景生等领导干部，相当频繁。有时候，造反派自家在场上吵得一塌糊涂，下不来台，竟然还要“走资派”们站出来说：好啦好啦，不要吵啦，都是革命小将嘛，听毛主席的话，咱赶明儿接着来，谁有什么要报销的条子，我现在抽空给你们批一下！
王尚志和仝云这批“走资派”，这些天就处在压力重重却体制犹在的状态中。红卫兵是毛主席的天兵天将，只能正确对待。你让去哪里，咱便去哪里。最常去的揪斗地点是专区大礼堂、西招红卫兵接待站、地委大楼一楼东头会议室、地委五楼总会议室、地委大楼门前台阶上等处。这一回，又把王尚志揪到大礼堂去，连晚饭也没吃。
据长治老牌红卫兵周军等人回忆，最早面对面斗争地市委领导的造反组织，常常是医专文革、潞中红卫兵、太行反到底、一中北京公社，然后是二中井冈山，加上师范、农校、火星中学红卫兵，范围离不开地委、市委这一片儿，上街还不太多。夺权以后，进一步把残酷斗争扩大到游街、扩大到英雄广场，扩大到社会各界，扩大到工矿企业，扩大到全区17个县市。把老干部们关在看守所，随斗随揪。
这一晚，周军等人从家里揪走了王尚志，照例没有走远。先在大礼堂，批到半夜，又转至地委一楼东头会议室，主攻以潞中红卫兵为首，让王尚志、仝云回答问题。反过来调过去，是要否定文革前期工作组，给革命造反师生平反。上边提到的几所学校几个组织，曾被地委派出的工作组压制过，一转眼变成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让王尚志回答各种问题，除了直接吆喝直接问，凡挤不上去的人，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把疑问写在纸条上，递上去令其回答。此类条子，每一次批斗，王尚志等人都能收到一大把，末了，王尚志等人自己收走。这一晚也同样，各类字条一大堆，上面写啥的都有，其中少不了怀疑王尚志是叛徒，是暗藏的反革命，怀疑历史不清等内容。这是当时的“觉悟”与时髦，因为北京红卫兵说了，“刘少奇一帮人都在历史上叛党，然后窃取党的大权”，如“六十一个叛徒案”等等。
王尚志死后，在他办公桌抽斗里，留有这类胡乱置疑的纸条多多，他留下来，说明他重视。而潞中红卫兵周军等人，是太行山上最早一批学生领袖，根红苗正，一心一意要闹革命，第三次和第七次毛泽东检阅红卫兵，他冲破阻力到达北京，在二里地以外遥望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的身影，算是被领袖接见了两回。很不容易呢。
周军等人认为：我们受压，我们不服，我们千里迢迢好不容易才见到伟大领袖，我们命运惟一支撑点，就是有毛主席的支持和爱护。惟有毛主席才理解我们曾经受屈的心。许许多多的战友，是强扒火车或者跋山涉水一步一步走到北京，才见到毛主席的，处境不一样，心情特激动……
周军生一副娃娃脸，却是个发育良好的大个子，特像当年标准的红卫兵形象。黄军装一穿，宣传画似的革命小将。
这班革命小将，四处寻觅敌人何在，怀疑任何一个老干部曾是叛徒，或是特务，毫不奇怪。
◇ 黑暗的历史怪圈
王尚志等山西老干部，当年参加革命，历史背景的确复杂。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山西地面属阎锡山统领，推翻帝制，开办新学，组建新军，保晋保国，是代表全省人民利益的新政府，代表着新生的进步的历史方向，高君宇、石评梅、彭真、李雪峰、薄一波、高长虹、卫恒、赵树理、安子文，甚至中共元帅徐向前，数不胜数，哪个不是从阎锡山的新学走出来的？抗战中，阎锡山身为中国政府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在国共合作前提下指挥抗日，连林彪平型关大捷和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建立，包括“牺盟会”和抗日决死纵队崛起，都是在二战区麾下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事情。是整个山西抗敌前线对日作战的组成部分。贺龙一二○师，聂荣臻一一五师，刘伯承一二九师，都是二战区正规序列。山西青年用躯体筑成了血肉长城，八年抗战，誓不退过黄河，人民不靠政府靠什么？脱离历史条件大谈谁谁参加过“国民党阎匪军”大谈“叛徒特务”，脱离历史常识，又是多么无知。正如著有长篇小说《太行风云》的老作家刘江先生所说，在山西抗战前后，阎我之间，往往犬牙交错，纵横驰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联合又斗争，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如今文革，“档案被抢，干部个人历史完全公开。从旧中国过来的志士仁人，哪个党员的道路不坎坷？哪个革命者的命运不乖蹇？一刹时，山西境内抓叛徒的到处冲，历史反革命何其多！这一手干得够促狭。好多领导人，曾出生入死于敌人监牢，史实朗朗，早已结论在案，文革中谁管这些？只要你沾个边，特务、叛徒、变节分子的大帽子那算戴定了”。
刘江先生说得不错。这些天来，王尚志就陷入了这种黑暗的怪圈。山西抗战之初，日寇首先占领了王尚志的家乡，太原以北长城脚下雁北地区广大土地。敌寇力量相对强大，抗战力量相对薄弱。他的故乡在平鲁，周边朔县、宁武、原平、阳高、天镇、大同，到处是焦土瓦砾，血流成河。“不到一万人的宁武城，被日军杀了4800人，朔县屠城三日，数千尸体填满了护城壕；日军施行了灭绝人性的毒气战、细菌战，还在晋东北地区，制造了宽近40里，长达1000多里的无人区”，雁北地区的抗日斗争至为残酷。
王尚志是雁北地区有名的抗日英雄，在文革前多有记载。造反派一家《风雷》战斗队，贴出大字报污他是叛徒特务，当然不可信，而真相又是怎样的呢？此次写作，我曾留意查找雁北当地抗战史料，未获。后来查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山西抗日群英谱》，由山西史志研究院汇集多年文章选编而成，王尚志作为山西第一流健儿入选其中。细察文尾，写到王任“绥远集宁军分区副政委兼集宁地委书记，后任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盟委第一书记”为止，便知此文成于文革以前。作者尹建勋。文中谈到王尚志英雄虎胆，列举多项抗敌故事，讲到“敌人对他恨得要死，几次捉拿，他凭着果断顽强和各地群众的掩护，都一次次脱险”，“敌伪军一说起王尚志，都说他有日行千里、夜走八百的本领，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大王’，王尚志成为山阴朔县一带传奇式的抗敌人物”。但是文中正面提到另外两件事，却成了造反派整他使他难以解释的根由，也最终夺走了他的性命。第一件事，请看书中原文：
“1940年冬，中共雁北地委根据对敌斗争需要，决定派王尚志和陈华二同志到朔县城，打入敌人内部工作……王尚志在杏园敌据点，为我方收集敌人一些情况。不久，八路军攻打了杏园据点，引起敌人怀疑，随之把王尚志带回朔县，进行了审讯。但王尚志非常镇定，敌人虽怀疑他，但得不到真凭实据。当敌人又要下令逮捕他时，他已悄悄地出城回到平鲁西山抗日根据地”。
这件事，组织上备案有据，清清楚楚，却很容易被造反派纠缠，上纲上线。所以王尚志在去世前不久，曾担心地向他的同事、第二书记仝云咨询：“为了革命任务，隐蔽在敌人宪兵队工作算不算问题？”仝云不在意地说：“做敌工工作可以，做党政工作不行”。仝云转而问他指谁，他支应道：我母亲曾在敌方做过地下工作。这是王失踪四天前的对话。
第二件事更麻烦了。1944年冬，“大汉奸吴贵被我骑兵队捉住，带回西山根据地。吴贵见到王尚志急忙磕头哀求：老同学，快救救我吧，我当汉奸是没办法，是被逼得，今后我一定重新做人……王尚志看看这个高小同学，心里很不是滋味。本该惩办，但根据当时的形势，还是要争取他们早日反正。……王尚志义正辞严一番话，使吴贵好久抬不起头来，当听说要放他时，顿足捶胸发了誓言，表示一定悔改，回去为八路军做工作，并要求联系方法。“王尚志考虑了一会儿，交待他：你真正回心转意，要做好事，可以和北岭上的李通联系，他会替你想办法的。”
我想到电影《小兵张嘎》里，金保叔不是把胖翻译放回去了吗？还动员嘎子把那支“真正的撸子”手枪还给这汉奸，让嘎子生了气，堵胖墩家烟筒又关了他禁闭……捉放汉奸，为我所用，此类事儿在抗战中亦属普遍。
却不料，王尚志轻信了同学吴贵，汉奸吴贵也不是可以改造好的艺术形象胖翻译。这个汉奸返回杨树坡据点后，把王尚志告诉他的地下党员联系人李通，密报了日军，李通因此被捕遇害。
当时，愤怒的王尚志要为战友报仇。“王尚志听到这个悲痛消息，心里非常难过，后悔自己看错了人。从此，王尚志决计要除掉这个可耻的汉奸”。原文接下来写道：
“1945年8月9日，王尚志得到可靠情报，汉奸吴贵要到朔县去，第二天将在砖井村亲戚家吃午饭。王尚志即带领一名警卫潜入砖井一带。……（先处理了吴的随从）吴贵正在炕上抽大烟，枪扔在一边，王尚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房中，缴了吴贵的枪。……王尚志大手一伸，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把吴贵从炕上抓起来，一直拖到大门外的照壁跟前，只听叭的一声枪响，一股污血从吴贵的脑袋里喷出。这个民族的败类，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王尚志从容地骑上吴的大白马，出了砖井村，和警卫回到了西山根据地”。这一时期，王尚志先后担任朔县、山怀县县委书记、游击大队和支队政委。
以上两件在民众中传为佳话的抗日斗争故事，多年前就有过正面记载，现在到了造反派嘴里，却变成了相反的性质，完完全全走了样，让人有口莫辩。请看第一件事，在文革批判材料上被写成这样：
“在战火纷飞的1940年间，我雁北地区抗日斗争处在存亡危急的紧要关头。隐瞒历史混入我抗日阵营的政治奸商王尚志早已吓破了胆。因此趁组织上派他以百姓身份打入朔县特务机关长期做伪‘兴亚团’工作的机会，公开叛党投敌……堕落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
第二件事变异得更加离谱：
“就是这样一个大叛徒，……专门接受了日本主子的训练，作为一颗定时炸弹，再次混入我革命阵营，进行间谍活动。……有意将知道他投敌历史的我方地下交通员李通同志，暴露给日本宪兵队队长和铁杆汉奸吴贵，使李通同志惨遭杀害！当时上级党组织就此事查得很紧，王为了灭口，又将吴贵私自用枪打死。”
造反派的材料还煞有介事地注明此事“见证明材料附八、附九”，待翻开附八、附九一看，证明人只是极客观很正面地写到记得有过这么两件事。并没有任何评价和自我判断。附八任佐成、附九王万顺的证明材料均十分简略，如附八写到：“吴贵带队伍到西山，出发时被王尚志捉住，还有曹四。当时把吴贵放回，王尚志叫吴贵回去好好工作，和李通商量好通讯办法。但是吴贵放回后，把李通扣去枪毙了。后来王尚志在砖井把吴贵捉住打死了”。——总共就这么几句话，按手印，完了。附九更简单，“上述情况全是事实，我绝对负责”，按手印，完了。人家根本没写别的，不带任何倾向性，更没有说王是叛徒。而造反派“改编”的材料，黑白颠倒，血口吃人：“大叛徒”先是“公开投敌”，然后“专门接受了日本主子训练，作为一颗定时炸弹，再次混入我革命阵营”，“有意暴露”我方同志 “为了灭口”，王“私自”打死汉奸——整个逻辑都不通。一位县游击大队指挥员，打死汉奸叫“私自”吗？定时炸弹要到啥时候才爆炸呢？
文化大革命，全国自杀者千百万人，令后一代人难以理解，多看看此类材料，就不难理解了。当年出生入死喋血建功的英雄故事，现在成了这般模样。
叹威震敌胆一代豪雄，日本人杀他杀不了，却惨死在和平年代革命“运动”中。
文革运动，替日本鬼子杀了王尚志。
文革运动，灭杀了无数民族精英。这里不妨再次剖看另一个例子：人民作家赵树理同样死于山西文革，冤深似海。最早批斗他，就在晋东南。除了许多强加于他头上的“罪恶”外，还有一个内情，更令人心痛。
1958年，赵树理在晋城、阳城挂职深入生活，任县委副书记。出于对党的忠诚老实，老赵毫无隐瞒地填具了一份《干部简历表》，在《个人认为历史上需要说明的问题》一栏中，赵树理诚意地写道：
1928年（注：赵树理20岁出头），山西省立第四师范（设长治）党组织被破坏，有两位同志被捕，四五位同志逃亡。有一天，同学王春同志（阳城人）要我同他逃跑。……我父亲是中医，自己在没有医生时候也能治些平常小病，所以他要我和他去装野大夫。临行时候，他给阎锡山上书说是“误入歧途”，并说“今后要当好国民”等语。书后并具有我的名字。他说这样做了，万一被捕也无大碍。他比我高两年级，有才名。我对他是一切听命的。1942年在太行整风时候，我和他同在新华书店。我向党详细谈出这段过程，并和他当面订正。他承认说当时他回到阳城后，有人告他说在阎的秘书处发现这封信，认为对他不利，就把信扣下了，未向上转。整风小组认为无论此信起作用否，都是反党行为，但应由他负责。1956年（中国）作协审干办公室认为即使是被人拖下水，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实际上连我前次入党也是被他用拉夫式作法替我决定的，入党后，离校前的思想水平始终没有超过他，以为他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他本人已故，没有留下足以说明这事的材料，作协尚按常理判断，应该说我也有责任。——赵树理 1958年7月
凡赵树理研究界尽知，王春是山西上党地区一名早期共产党员，立场坚定，是赵树理从多年彷徨中走向革命的引路人。战乱之中，上书省府掩护自己，何况还是个学生，无非是为了“万一被捕也无大碍”，此信亦无任何作用与后果，阎锡山根本没有见到。但从1942年太行整风到1956年审干，党组织均认定此事为反党行为，赵树理本人也有责任。到了文革，这种事情更了不得！这位深受人民爱戴的作家，终被无情地整死了。他背了20多年黑锅，到底没有躲过这场劫难，尽管他乐观豁达从未选择自杀……
王尚志“案情”比王春写信自要严重许多：一名我党地下交通员，由于王尚志的“有意暴露”，被杀害了……
回到前面的纪事中来。
1966年12月2日下午，王尚志在巨大压力下，代表地委，向造反派作了一个关于地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万言检讨。应该说，这次检讨是依据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被迫所作检讨，套用的一个“翻版”。老干部们是不甘心真正向造反派们低头认罪的，专员张行夫把王尚志这次公开检讨，仍然称做“王尚志同志作报告”，因而也遭到了红卫兵造反派的强烈批判。地委和行署机关“文化革命小组全体革命群众”加上“第三支部”造反派们，针对王尚志《检讨》，写出了一份长达几千字的讨伐式大字报，到处传播，煽风点火。从12月7日以后，这张《评王尚志代表地委的检讨》大字报和印刷品，成为当时打击地委的炮弹和斗争焦点。
应该说，这份大字报文告，对于王尚志的精神打击相当大。
大字报称：王尚志的检讨，是“欺骗群众，糊弄群众的一个阴谋”，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更大错误”。称王尚志的检讨，是“一锅煮，不敢把自己摆进去、亮出来，不敢真正触及灵魂”，“一个人每做一件事情，都有他自己的思想活动过程，都有一定的动机和目的，地委领导也不会例外”。大字报要求王尚志揭发仝云等其他领导者，同时，“要做进一步的深刻检查，要敢于触及灵魂，敢于谈具体事实，敢于交待真实的思想活动过程和原来的动机目的”，特别严重的是，在大字报的最后，造反派们强烈要求“成立一个专案组，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把前段运动的简报文件仔细地审查一遍，把问题全部公布于众，让群众彻底批判和清算”，要追查王尚志、仝云等地委领导的“根子”问题，“清算罪行”。
这张大字报被印成铅字布告，让干部群众广为览阅。
王尚志、仝云和张行夫等老革命，陷入了他们自走上革命道路和担任领导职务以来最大困境。他们一向有着紧紧依靠上级党组织而工作的传统，可现在，举目北望，省委组织遇到了比他们更大的难题，省委领导、华北局领导，一个个自身历史坎坷复杂，自顾不暇。眼下屡被冲击批斗，东躲西藏，人人自危。得不到指示，见不到光明。从省委到地委，悉数都在打倒之列。王尚志的精神支柱正在崩塌。
红卫兵精力旺盛，全社会如火如荼，满目狂暴。造反派步步紧逼，大批判颠倒是非，势如敌我。历史误区甚多，真情有口难辩。
这不，1966年12月20日傍晚，王尚志在家中晚饭都没有吃成，又被“医专文革”和“潞中红卫兵”等造反派们揪出了家门。几十年阶级斗争，内外整肃，无休无止，这将是他呼啸人生的最后一个夜晚。
前半夜，王尚志已是疲惫不堪。又是一个争吵不休的辩论会。据潞中周军、医专郭天聪，还有一中、二中等多位老红卫兵回忆，那时候造反，本来是让地市委领导回答问题，批着批着，红卫兵两派之间，就吵了起来，忽儿，年轻人又众口一词奋起围攻老干部，场面让人尴尬。
这一晚，在11时前后，王尚志曾经暂离会场，回到地委大楼，接了一个来自省委的电话，斩断了老干部们最后的希望。电话告知形势将更加严峻，省委困境重重，各地市有可能与省委失去联系，在独立坚持条件下，地委仍要继续检讨下去。然后，王尚志重新回到会场接受批判。半夜，全体从地区大礼堂转到地委大楼一楼东头会议室继续批判质问。而王尚志自己的办公室则在地委三楼，有简单床铺，忙时可以在此过夜。
夜深散场，已是21日凌晨3点多了。王尚志在质问会上心灰意懒，直打瞌睡，即由潞中周军等人送王尚志上楼。仝云则留在会场继续回答质问。到二楼口，王说不用送我了。周军等人也没多想，掉头出得楼来，七嘴八舌间，过了马路，百十米不到，回到西招待所红卫兵接待站睡觉。他们这些日子常住这儿。
王尚志精疲力竭，万念俱灭，再不愿奉陪这场运动。
此后一两日，谁也未见王书记。仝云、张行夫等首脑很自然地认为是被造反派揪走了。派出下属们正常寻找，仍未见王，问谁谁都不知道，这才急了。领导们直接跟造反派打过交道，只好亲自去问去找。周军回忆说：大概是第三天早晨，专员张行夫来到我的床前，拧着我的耳朵叫我起床，我迷迷瞪瞪醒来，张行夫匆匆相问：小鬼，把王书记搞到哪里去了？——我哪里知道？那天晚上他回到三楼去了呀。
医专郭天聪回忆：地委来了一位秘书长，找我问，王书记在这里吗？找另一派头头梁权也问了，双方都说肯定没有来过。秘书长急了，他说已经问了太行中学和潞中红卫兵，谁都说没见。秘书长沉思了一下，当场在我这里动笔写了一份《寻人启事，十万火急》就近跑到地区印刷厂安排大量印行。并让我们各个组织都出动寻找。
寻找范围扩大，寻找人员增加。再扩大，再增加。
地委第一书记失踪，惊动了全市百姓，惊动了省委卫恒、王谦。
地区公安处和长治市公安局，联合行动，昼夜不停。地、市两级名探全体上阵，搜集查证线索，分片包干排查。
一星期过去，还是没有找到。
◇ 名探出马
长治市公安局有两位名探，一叫关双锁，一叫王双锁，脾气性格相仿。饱经沧桑，双具慧眼，做事稳当。不但名字相似，而且阅历相同，一个当刑警队长，一个当治安科长，文革一来，观点也相同，你不参加联字号，我也不参加红字号，咱俩就是“双锁号”。看透了世道可怕，二人拒不参加两派组织，生怕受伤。谈恋爱时候往一家走，你谈姐姐，我谈妹妹，要结婚咱俩相跟上，果真成为“一条杠”。俩人心里明镜儿似的，两颗心合成一本账。一般坏人你别惹我们俩，特殊坏人我俩也不惹你。及至到了文革后，死的死，伤的伤，二锁双双都无恙。二人没讨便宜，却也没吃亏。年龄大些，二人双双提拔，又双双退休，二人双双锁到一块儿了。本市半个世纪以来的案子，全在俩人肚里装着。
为了王尚志等几道长治文革案子，我特地采访了长治两位名探。他俩的人生故事真是奇而又奇，我纪实采访这么多年，还从未听说有如此奇特的一对锁子。这不，我先是采访关双锁老人，他马上提议：叫王双锁也参加，俺俩在一块儿才能想起事儿来，说话儿才能准确。我闻言自然高兴。人说你找到一个锁，就等于找到俩锁，真是经验之谈。此时，70多岁的关双锁给70多岁的王双锁拨通电话，但听没有任何废话，只轻声嘟囔了两个字“来呗”。刨掉语气助词，其实只说了一个“来”字，就把电话放下了。两位高级捕快默契到这般程度。不足１０分钟，王双锁到。
关王双锁——往后凡提到他俩就这么写，同时出面协助了我的工作。
当时，地市两级公安机关，寻找王尚志行动全面铺开，关王双锁包片的重点地段正是南关。南关村干部王正其带一小组积极配合。到12月27日上午，王正其小组成员张继国、常小文首先发现重大线索：用镜子反射机耕深井，发现一具尸体泡在井下，头朝东北，脚朝西南，平躺在水底。这一发现距王尚志失踪之日已经一周。
地市公安局紧急制定并实施打捞方案。先接电用泵抽水，往农田排泄。
地市主要领导亲临现场，仝云，张行夫含泪无语。
几大红卫兵组织负责人也到现场。
很容易确认，井下尸体真是王尚志。
别人闹哄哄大忙大乱，往往容易忽略了破案。而老警察关王双锁一丝不乱，只顾一心一意在南关上下查找线索。二人说，我们埋头侦破此案，要专门找黑夜不想睡觉的人，一大早偏要起身的人，在他们当中寻找目击者。道理很简单，这案子不可能发生在大白天，你找一万个人问，他说自己逛街，便不会有任何发现。
抽水、排水，水落尸出。12月27日下午八时井水排完后，地委常委、组织部长林矗亲自下井打捞。在强光照射下，人们看到：王尚志身上用床单捆负着大堆砖头石块，重量惊人，竟达74斤3两。案情轰动省地市。
第一手侦勘纪录是破案的根本。地市公安局指挥关王双锁等干警，查验、纪录，完全做到了周密、细致、准确。丢失的惟一指标，是没有采集到现场足印。四面八方的群众蜂拥而来，在第一时间就踩踏了田野现场，其它纪录则按照刑侦程序，一一做到。
关王双锁和干警们默默地寻找各种线索，终于有了一大收获，他们果然在一个最平常最不起眼的人身上，找到了一条极重要的证据：长治市制棉社普通职工李计则，爱好绝早起来跑步锻炼，他证实：12月21日晨5时35分，他跑步经过大南关，看见马路西侧土堆前，面朝东站着一个人，高个子，穿黑衣，戴火车头棉帽，正在往地面上铺撑大块白色包单。引起他注意，但未停留。当他跑返程回来时，见同一人在同一地点正在把包单收起来，“圪瘩累赘的”很沉。李计则心存疑虑，但仍未停留，还是跑走了。
这条线索，单一无凭时，并不显珍贵。一经对照衣帽及床单颜色形状，便重要起来。死者入井的床单就是白色，属王尚志办公室床铺上自用床单。衣帽无误。时间5点35分。其重要的意义还在于——
另一批警察查到了另一条证据：地区招待所民兵雷洛祥，同一天被安排在广播电台门口站岗值班。这是地委向东惟一出口。凌晨四时左右，忽见一个大高个子，黑衣，火车头帽，左腋下夹着什么东西，由西向东而去。疑为王尚志本人。这里距南门外好几公里路。前后两线索合并，干警们遂亲自弃车步行验证，一路掐表走去，到上一条线索捡石块地段，正是那个时间长度。穿戴及身高与两位目击者所述吻合。这两条线索结合对照，就极珍贵了。这一切，与王尚志本人失踪时间、穿戴身高、事发地点，身负物品完全对上了号。
尸体出水时，床单捆在腰间，挽成死圪瘩，侦探们用双手试验自挽，与死者身上床单圪瘩的走向、扭结相同，可认作自挽。而非他人强行挽成。
现场勘察结果：死者衣帽鞋袜穿戴整齐；左腕上手表完好，表壳表带与皮肤压痕未错位；全身衣服除外衣第五钮扣缺损外，余皆完好，未见任何撕损毁坏之处。
井内打捞，无其它凶器。
地市公安干警在专家指导下，把以上勘察诸项做得很细致，记录详实，程序严谨。40年逝去，关王双锁至今讲诉得很有条理。据他们从经验上分析，此案接近自杀而非他杀。
但仅仅这样仍不敢冒然结论，还要掌握更科学的“硬件”。以下工作就不是关王双锁他俩的职责了。
省级法验专家，如王克峰等，率地市高级法医包括长治外科专家马永泰先生，分三次进行尸体体表检验，认定：死者皮肤完好，“除发现数处‘羊皮纸样化’尸体正常变化外，未发现任何异常现象和他杀迹象”。
经省级防疫专门机构化验，死者胃内物、尿液及肾脏等未发现异常，“氰化物、生物碱、巴比土、砷、汞、锑、锌等毒物均未检出，证明非中毒死亡。”此项化验随即送往上海检察院法医检验所进行再次查验，结果相同无分歧。进一步交给上海验察的内容还有井水，其它多项组织切片等，结果是“未见各项毒物中毒现象；全身无生前外来暴力性损伤；死者患有轻度慢性炎症。有窒息、皮肤接触冷水、肺增大及浸水现象”，因而“认定死者系淹死，排除暴力性损伤、毒物中毒和急性病变等”。——自杀证据充分，他杀难以成立。
除案发初期地市公安机关组织了上述侦破外，到１９７６年落实政策期间，地委对王尚志死因再次进行了调研落实。补充查证到：王尚志死前确有一些反常表现，一是他曾向地委第二书记仝云咨询隐蔽在敌人内部工作算不算问题，前头已经提到过；二是王和爱人新民在与仝云谈话时，曾担忧地问：听说有人到北京串连，还到内蒙和雁北调查我的历史材料”等，这个情况发生在死前两个月；三是到了1966年12月8日，此时造反派越闹越凶，王尚志曾在深夜给省委赵雨亭打电话请求：“告诉省委，我顶不住了，再派个人来吧！”这情况发生在王死前十来天；四是王的爱人新民因身体有病，很少外出，但在王失踪之夜的凌晨4时20分左右，起身到家属院内外寻找王尚志。“以往王常在办公室休息过夜，她没有找过，说明她心里担忧，恐与王那几天表现异常有关”；王曾于死前数天，在家中吃饭时，烦恼间摔过几只碗。五是在王死后，新民闭口不提供王失踪前的任何情况，不提供王的笔记本，也不同意解剖验尸，后从快将王尸装棺运走。——那时，通常会把自杀定为叛党，定为抗拒运动，会长期累及家属子女，她是无奈的；六是在王失踪前半夜，11点钟时，王曾经从地区礼堂辩论会上临时离开，回办公室接省委长途电话，被告知“还要继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地委还要继续检查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京高层的强压之下，省委也将垮掉，王尚志在暗夜中实在看不到一点儿希望了。
◇ 十五年后的结论
中共晋东南地委根据以上全部情况，于1977年间向省委作出一次正式调查报告，山西省委1978年11月21日作了批复，指出：王尚志同志是一位好同志，虽系自杀，却属于受迫害致死。并指示对其遗属生活等问题给予妥善处理。地委根据省委批复精神，为王尚志同志举行了追悼会，明确了“因受四人帮迫害而致死”。追悼会上未向社会公布自杀情节。
到1981年9月，中共晋东南地委根据指示再次向省委作出《关于王尚志同志死因等问题的复查报告》，最终结论如下：
根据省委办公厅来函精神，我们组织了有地区公、检、法和组织部门参加的调查组，在省公安厅吉振安、省高级人民法院李金元等同志配合下，对王尚志同志的死因等问题再次进行了复查。……这次复查中，调查组详细翻阅了原来的全部案卷和调查材料，查验了当时的出事地点和路线，对有关证明材料进行了复核，并同有关证人举行了座谈。一致认为，原来地委和公安机关对王尚志案件的调查工作是下了功夫的，勘测、检验和侦破、取证工作都是做的比较细致的，认定王尚志同志不属于他杀的理由和证据也是比较充分的，对王尚志同志死后的善后工作也做了妥善安排。因此，我们的意见是，仍维持原来的结论：王尚志同志是受“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但不属于他杀，按正常死亡对待。
写到这里，读者已经很清楚了，是残酷的文革运动，逼死了王尚志，逼死了这位深受人民热爱的雁北抗日英雄，但不属于他杀遇害。为了消除人们的派性疑虑，我还要补充告诉读者，当年参与做出以上结论的晋东南、长治市主要政法领导，如老公安处领导白玉山、赵龙吉等人，当初都没有直接参加派性组织，也是受迫害的“走资派”，甚至在当年还倾向于红字号观点。历史上，红字号坚持认为王尚志被对立面所杀，要为王尚志同志报仇，应视为运动初期客观存在的民众情感大波澜。2004年我多次采访白玉山、赵龙吉、关王双锁这批老公安得知，他们在办案中并没有受到派性观点影响，而是尽职尽责，坚持以科学客观态度据实推演结论，终致水落石出。他们一致认为，王尚志确系在深度绝望中自杀了。这批老公安对我讲述的最感慨的心里话有两句，一句是：文化大革命太可怕，无法无天；另一句是：要实事求是，太难太难了。
从王尚志牺牲于文革乱世，到地委最后结论，整整15年，到今天，竟已40年了。
对于王尚志的愤然辞世，上述言之凿凿，脉络也算清晰，似乎已经把话说完。但是，在研究了文革前夕大量史料之后，我还想向读者补充一点特殊因素。王尚志最终选择自杀，与党内长期以来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给个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孤独，是相关连的。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王尚志处在本土蒙系干部体系包围之中，各种矛盾差异以及所谓阶级斗争长年不断，中共华北局重点解决自治区蒙汉干部间矛盾冲突好几次，到1964年冬，华北局对内蒙古主持实行了一套省际干部大换班办法。晋东南地委书记赵军，很不情愿地带一批山西干部到内蒙去，与王尚志对调。1964年12月，王尚志来晋东南做第一书记，却没有带来任何干部。而晋东南党政两体系中，太行派与太岳派同样是经年累月明争暗斗，王尚志当年在雁北打天下，如今来到这里，人事竟无一熟悉。大体上说，太行派在中央有李雪峰、陶鲁笳，省以下有王谦、贾俊、王中青、史纪言、张行夫等；太岳派在中央有薄一波、安子文，省以下有卫恒、胡晓琴、刘文山等，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特别是彭真那里，合流为一回事。建国以来，“两山”干部在晋东南乃至山西省轮流坐庄，当仁不让，平分秋色，他人不要想插手。王尚志来此担任第一书记，卫恒随即派来仝云为第二书记。仝云本来就极能干，是省委委员，多年的团省委书记，调来时从省里同时带了几十名贴身干部，很快打开了局面，执掌晋东南实权。王尚志根本动不了干部。王来时正搞四清，便下到县里以至大队，以普通队员身份加入工作队，“连个写简报搞材料的干部都配不齐”。在长子县搞四清结束，又转到长治县苏店蹲点。“王尚志讲话，讲稿要经仝云审查，结束要由仝云收场。”第一书记，实为空中楼阁。举目晋东南17个县市，新干部都在寻找粗腿，而太岳派时为掌门人，太行派亦是实力帮，你看该跟谁？反正无人来抱王尚志的腿。地常委开会，决议干部安排或事项，太岳仝云不说话定不了，太行张行夫不点头行不通。对外时，又联合一致看不出分裂来。王尚志从茫茫草原初来乍到，这里峰峦叠嶂，沟壑纵横，处势险要，他远离战友与乡亲，有职无权工作展不开，心情自当悲苦，还要维护团结。公平地说，太行派、太岳派都是土生土长老革命，江山是人家舍命流血打下来的，本乡本土，首长部下，亲切一点儿关照一点儿也不足怪。从实际情况看，并没有发现明显排挤王尚志的过分事例，只是亲热不成，帮派亦不成，免不了生出孤单凄凉无助来。
本地区如此，在上层如何？王尚志从内蒙草原转战几十年刚刚归省，对省委上层同样不够熟悉。与他曾经共过事的晋绥干部包括晋察冀干部，在山西党政很难坐庄主事。虎落平阳呢。
偏偏，王尚志回山西，迎头赶上了四清，赶上了文革，赶上了最不讲人性、最凶狠倒霉的年代。千头万绪，千言万语，又向谁人说？
万念俱灭了，人才会漠然走向死亡。自杀，也可以看做是对革命时局的一种抗议。捡那么多石头捆扎在自己腰间，表示他永远也不想浮出水面，只求永远平静地躺在大地幽深处，不愿让人惊扰。
他当然不会想到，他的惨死，搅动了太行山巅一场两派大风暴，多年不可平息。
我们深切地悼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