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六十年前往事如烟
杨锡九
本文原载“博客中国”2018-03-19，原文署名痴叟。
1958年3月25日，我们中央国家机关第二批被处理的“右派”和10万转业官兵中的一部分人上了从北京直发密山的专列，临开车前几分钟，阳苏突然来了，他握了握我的手说：“编辑部的同志让我代表大家来为你送行，希望你好好改造，早日回来。”我一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8个月来第一次受到如此礼遇。简短的告别后，列车开动了，我们这个专列，除中央国家机关的几百名“右派”外，还有从部队转业下来的。总之是满满一车。
据统计，1958年从中央机关分几批去北大荒的右派共有1327人，其中分派到853农场的487名，分配到850农场的840名。另外还有部队系统的总数不详（据有人统计，能记得起名字的仅在850农场的就有147人）。我们这一车，有一机部、文化部、教育部、商业部、外交部、建工部、国家计委、财政部、侨委、新华总社、对外文委等单位的人，仅文化部就119人，一机部117人。列车到达牡丹江后，不知什么原因停了4个小时。大家都下来吃饭。我吃的是朝鲜冷面。是第一次，又凉又辣。到密山已是3月30日晚上。气温在零下20多度，我们住在了一个小学教室里，室内没有火炉，饭后，就地把行李打开席地而睡，当我感到头顶一股凉气时，用手一摸墙上全是冰，只好把狗皮帽子带在头上。
第二天，每辆大卡车装40多人，把我们拉到云山畜牧场。这是一个苏式大型现代化养殖场，它隶属于850农场领导。把我们这些敌我矛盾按内部矛盾处理的人送到这里算是优待。据说到853的人去了后连住房都没有，就是几个破马架子，现打草现修理，而我们这里还有砖房。这在当时的北大荒确实少见。我们被安置在新落成的猪舍中。外墙是红砖砌成的。室内木地板，门开在山墙上。进门后南北两排猪栏，中间甬道两侧是排水沟，每个猪栏有3平方，安排两人睡，我是和史毓华睡一起的。内墙一样结冰。穿棉衣带狗皮帽盖被睡觉挺有趣。
在场部待了几天记不清了，做的第一件活却是终生难忘，就是排除田间障碍。这名称是头一次听到。我们每人拿一把二齿钩或洋镐，到田间后，师傅给我们讲如何干。原来是拖拉机把荒地深翻后，带起很多草根树根，如不清除就不能耙地播种。这些树根很难清理，大都是藕断丝连，需要用镐头刨下来。这就是我们上的第一课，从此我就和洋镐结下了不解之缘。师傅说今天是练兵，可这一练把这些书生们弄得大汗淋漓，疲惫不堪。中午饭是送到地里吃的，吃饭时需要两人挑水，我和谁去的记不清了。但其情其景历历在目。取水的地方距吃饭的地方约1000米，中间没有路，全是草甸子，里面又是一个挨一个的大塔头墩子（千年草根结成的直径40公分左右的大草疙瘩，）。人挑水后两个桶被草墩拌着走不了路，脚下又是淤泥和污水，一脚深一脚浅，很难迈步。因此挑水要派两人，有一人专门推着后面的桶，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聂绀弩老人，时年56岁，也曾经挑过水。他写道：
这头高便那头低，片木能平桶面漪。
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
汲前古镜人留影，行后征鸿爪印泥。
任重途修坡又陡，鹧鸪偏向井边啼。
他写的是在井边挑水，大田里是没有井的，只能找小溪去接水。
几天之后，我们全部开拔到第三生产队。这里背山建立， 分东西两部，东面叫7栋房，西面叫5栋房。两边相距1公里。没有路，全是沼泽地，人走进去，没腿深的淤泥。所有房舍都是泥草房。5栋房是早已废弃无人居住。我们就被安置在这里，但吃饭还要到7栋房去。每天3个来回，拖着疲惫的双腿过塔头地，趟泥水，颇不好受。于是大家纷纷给家里写信要雨衣雨靴。他们寄来的都是大雨衣，惟有景富给我寄的是雨衣雨裤，干活特方便。
五栋房的房子是用土坯或草皮块砌成的，屋顶盖草。北面一排，一明两暗，对面铺，每屋可住三四十人。东西各一排，南面两排，分为左右，中间是甬道。出甬道是山涧。未来的五一水库就修在这里。我们人民出版社去的就被分配北房的东屋。放下行李后，第一件事就是修房搭铺。铺都是用树条和羊草搭，我们有的砍树，有的打草。在拆旧铺时西屋曾拆出了一条蛇，大家的心都沉甸甸的，怕也得住。
46年后，《人民日报》社办的《人民文摘》邀我写人生格言。我根据一生的经历写了一条：“勇敢、自信、乐观、认真地面对坎坷甚至绝境；咬紧牙关努力做好自己最不乐于做的每一件事；困难面前不消沉、不悲观，不虚度一生中的每一秒锺，这样你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20年的“右派”生涯中，我就是按这个信条做的，繁杂多变的生产和工作实践武装了我，天堂与地狱般的生活经验丰富了我。它增强了我克服困难的力量，在以后50多年的路上，沟壑纵横，三死而后生，百折而不挠地活到了今天。
4月上旬又来了中央气象局的8人，其中记得名字的有张蔚材、翟裕中等；还有大批部队的，分配到我们组的一位吴辅仁，此公是坦克兵的头号“老右”，清华大学肄业，坦克学校教员。他的事刊登在坦克兵报头版头条。此人有一毛病，夜间睡觉打胡噜练武，左伸臂右踢腿，谁也不同他挨着睡，我说我不怕，这样我俩就成了好朋友。晚上比枕而眠，白天共抬一筐。此时的五栋房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有全国著名的大画家尹叟石、丁聪、黄苗子；有大作家聂绀弩；有民初四大公子之一、收藏家、名票张伯驹的琴师屠楚材；有作曲家陈地；有著名记者谢和赓、萧离、高汾、朱启平、戴煌；有著名电影演员李景波、管宗祥、郭永泰、张茔；有原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倬如以及许多翻译家、艺术家、编辑、工程技术人员、政府官员。年龄最大的是聂绀弩，56岁，最小的是一机部的打字员、17岁的戴菊英。20至30岁的居多数。还有两对夫妻“右派”，是东北鲁迅美术学院的院长杨角和副院长张晓非夫妇，剧作家田庄和舞蹈演员陈敏凡夫妇。还有对外文委赵超群的妻子韩渊，本人不是右派，是随丈夫去劳改的，夫妻深情，实属可钦。
五栋房集中的是“右派”，七栋房是转业军人。但我们干的是一件事：修五一水库。队长好象姓张，指导员是刘文，转业军官。排长开始是故宫博物院的喜野，付排长是张启亚，后来是文化部艺术局的作曲兼指挥陈地。净白而又圆圆的脸，个子不高，温文而雅。当年的交响乐队指挥，出身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今天变为北大荒水库工地号子头，兼几十名准劳改犯的小头头。我们人民出版社的人起初编在一组，组长高恒。
水库劳动是简单劳动，人们把土从三四百米远的地方用筐抬来，填到坝上30公分砸一夯，一直填到坝顶。各班排开展了流动红旗兢赛。每天按各组填到坝上的土方，计算人均土方量，最多者可得红旗。就一个组来说，能否得红旗，一看体力，二看劳力组织。一开始我们既不会干活又不懂组织劳力，造成了人力浪费，费力不出活；后来队里请老职工教我们技术，从如何用锹、怎样刨土这种最简单的劳动技能开始，学会如何省力而又出工效，如何搭配劳力，慢慢摸出了经验：铲土不能直腿弯腰，要下蹲用弓步，腿臂并用才省力；刨镐要两边挖沟、孤立一点中间震，才能省力工效高；三百米运距，一把镐、两把锹、三副抬筐为一组，流水作业，一环扣一环，谁也闲不上。锹、镐、筐三者的比例要根据运距长短变化及时搭配。无论怎么说，对于我们这些文弱书生说来，这确实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半天下来，抬筐的肩疼脚痛，挫锹的直不起腰来，刨镐的手起水疱。刚开始我和王志明抬一副筐，后来是吴辅仁，从一个筐加到两个，后来加到三个，每个筐约有七八十斤，三个就有250多斤。工地上抬得最多的是张莹和郭永泰，二人抬到四筐。他们搞抬筐表演时，引起全工地的人停下来观看，其情其景比当年看他们演的《智取华山》、《六号门》等电影还热闹。可是，干一天下来回到宿舍往铺上一躺，就爬不起了。再一下地，脚板象针扎一样疼，走几步就好一些了。指导员有时给我们打气说，头三脚难踢，过了疼痛关、劳累关、生活关，慢慢习惯了就好了。最难过的还有出公差关。刚开始吃饭要到七栋房，每天来回三次过沼泽地，简直是拔泥涉水。一到下雨天，下工回来刚躺到铺上，头儿们一声喊：“谁去抬饭？”比起来我是小字辈的，绝大多数是会自抱奋勇的，拖着疼痛的双脚，穿上雨衣雨靴，带上扁担冒雨去穿越沼泽地抬饭去了。
工地上劳动的除了“右派”队外，还有几个转业军官队，每次流动红旗总是他们得。有一次，一个军官队把冻土块都垒到坝上，足足有50公分，才打一夯。晚上评红旗时又是他们的。我当即向队长提出不公道，结果队长说我不老实改造，我就和他顶了一顿。后来指导员作了我的工作。他劝我要考虑自己的身份，不要和队长顶。果然，在1959年摘帽子时，这位老兄就给我提了一条：太骄傲。最后是基建队指导员李惠作了说明，才算过关。
我们刚去时，除了劳累外，在生活上就是吃菜太困难，当时的850农场，种菜不多，又逢青黄不接，每天吃的是干萝卜条。有一天半夜，天正下着中雨。突然集合哨吹响，紧急集合到老电锯背萝卜。每人发麻袋一条，穿雨衣雨靴，沿着泥泞路，排着一字长蛇阵，一个跟一个，向二三十里外的老电锯蹒跚而去。到了那里，每人装了半麻袋，约有二三十斤，冒着雨，踏着高低不平而又泥泞的路，跌跌撞撞地走回来，到家已经天亮，每人都成了泥猴，早饭后又去上工，人之体力消耗可以说到了极限。所幸我当时刚刚25岁，年轻力壮，56岁的聂绀弩是如何挨过来的，想想真是后怕。
劳动之余，最使我惦记的是北京的家和山西的爷爷。我走之后，机关就开始了机构调整，“通俗”的人大多被调走。实际上并不是合并，而是撤消“通俗”，把“通俗”的财产交给了“人民”。景富留在了设计科，一是忙于突击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和《毛选》简装本，白天黑夜住在工厂加班加点；二是忙于大跃进，在人民社的院搭起了炼钢炉，白天黑夜大炼钢铁；三是还得照顾孩子。还在八达岭劳动了两个月。因此给我的信就少了一些。但我却坐立不安。这个家能不能维持下去，我也曾想过，离婚的人也不少。处理前，在我卖书柜准备回老家时，就曾有人和她说：“你是要跟杨锡九走，还是要跟党走？”她以沉默对之。但最终没有离开我，这对我在精神上是一大支持。到东北后，每月我要给爷爷写一封信。我告他是下放劳动，他不知实情。不久又来信说，北京给他寄的钱由15元改为10元。怕他不够花，就从我的20元生活费中挤出5元，每月寄给他。到9月中旬，7月初寄去的钱没回信，就一再写信问景富，国庆节这天收到来信，说我爷爷已于6月去世。这天正下雨，难友们都在各自的蚊帐里，有的睡觉，有的缝扑衣服，有的写信或写日记，我坐在蚊帐里一面读信，一面偷偷地哭。全是我的罪过，更后悔1956年过家门而没看看老人。终生遗憾。 同时在信中说，是我父亲回山西告爷爷说我成了右派。1976年回到山西后，才知当时老人精神上突然崩溃，整天在院子里喊着：“秃娃！秃娃！”（我的乳名）最后在极度苦闷中郁郁死去，时年，65岁。当时家里就是老人孤身，母亲带着孩子不到一岁，无法离开，我父亲不回去，只好由本族村人共同料理，把家里大门卸下，作成棺材埋葬。老人一生谨慎、谦虚、自理，宁可穷困潦倒，不当汉奸。日寇占领山西后，在全省招考公务员 ，爷爷当时失业，奶奶就让他去报名投考，结果在2000人中考了第5名。太谷伪县长白光普与我家是世交，就说伪省府要放他做县长，老人坚决不干，结果当了教员。人们嘲笑他“没出息”，他泰然处之。祖父死后不久，父亲回家把三套老式家具、五间西房、全套日用器皿，统统拍卖一光，最可惜的是还有文物，如圣旨、吏部的文书、字画、书籍、清代的文房四宝等。
1958年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水库原定要这天完工，结果没有完成，于是队里决定，从6月30日起打夜战，向党的生日献礼。本来白天干了16小时就已经精疲力竭了，又干到凌晨一两点时，我们抬筐的人已经遥遥幌幌处于半睡状态了。原来是抬三筐的，最后抬成一筐。特别是回来的路上，一步也不想迈了。装筐的人一有点空，就拄着锹打盹。为了减轻劳动强度，实筐快走，空筐慢走，结果到天明也没完工。七一休息了一天。劳民又费电，其实是在折磨人。除了超强的劳动外，还有北大荒的三件“宝”：蚊子、瞎蜢、和小咬。这三大害成群结队向人进攻。小咬专钻人的鼻孔、耳朵眼和头发跟，咬得人火烧火燎，坐立不宁；瞎蜢一叮一个大包，先疼后痒，血流不止；蚊子一掌打下去，能打死五六个。我第一次在野外大便时，蚊子叮得就没法完成。所以我们每人都有一顶防蚊帽。把头和脖子包得严严实实，只露两眼睛。有人把袖口和裤口都扎起来。至于住房名为房屋，实乃茅草蓬，二十多平方米住三四十人，又没有条件洗澡，其气味可想而知。到下雨天就更遭殃了，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因此好多人情绪低落，特别是在粮食紧张来后，大家都灰溜溜的。我是怀着悔过之心去北大荒改造的，一心一意想着早摘帽子早解脱，早日和家人团聚。因此全身心投入劳动，提高劳动技能。大约在七月中旬，水库完工了，劳动组织大调整。人民出版社的人大部分到了伐木队和打草队，我和吴道宏分到基建队。基建队指导员李惠，陆军上尉，待人和善，从未训斥过我们这个全队唯一的右派班。班长杨吉昆，是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工会干部.性格坦率爽朗。全班共10人。钱伟， 北影的俄文翻译，爱人是苏联人。郑光泽，新影的摄影师，王清辉，北影舞台美术。罗忠恕，编剧。吴道宏，人民出版社团委书记、编辑。当时人社已打右派中有党员没有团员，×副部长说，党内有团内也应有，于是就找到了道宏，因为他说过，向科学进军中，应当独立思考。王根生，21岁，一机部干校学生。王毓珍，一机部干校学生。朱跃锡，少尉，部队文化教员。杨锡九，26岁，助理编辑。全组最大年龄的是老郑，30多岁。最小的是王更生。主要任务是盖房子。基建队住地在场部。分组后又在水库干了些收尾工作，还支援了一天云山水库收尾工程大会战。之后就上山伐木去了。
第一次到原始森林，参天大树，一棵挨一棵，有的三个人抱不住。地上覆盖着三尺厚的树叶和杂草，脚踏上去可没膝。在林边静静地听，会听到从林深处传来清脆的“叮当”响声，可惜这是一片禁止入内林区。我们只能在林边驻足窥探。深山沟里，黄菠萝、核桃楸、水曲柳、榆树、柞树、白杨、白桦树、松树，为了争夺太阳光，竞相上长，树梢与山顶齐平。最可爱的是黄菠萝，非常名贵也稀少，我们碰到幼苗，有时砍下来做镰刀把、镐把。各种参天大树在微风的吹拂下，碧波荡漾，似乎整个山岭都在晃动；山葡萄、黄花菜及各种不知名的红、白、黄、紫、的山花满山遍野，在伐倒的旧树干上有时能碰到木耳，我们还在树杈上见过一次猴头。山沟里流淌着溪水，清澈透底。在溪边脱光了身子，撩起水来把浑身积淀了半年的污泥臭汗，荡涤干净，感到一身轻松。仙境般的景色与流人们沉沉甸甸的、郁闷的心形成强烈的反差。谁还有心去游山玩水呢。重任压肩，繁重的伐木指标，摆在面前，限期完成。我们就在这大山沟里开始了新的旅程。流人身上的三件宝：镰刀、扁担、破棉袄。这是每人必备的武器。队里还派了一位老师傅作技术顾问，他从如何拉锯、如何使斧开始，教会我们如何割草，如何苫房，如何伐木，如何砌墙。此人名叫褚英，年约40多岁，劳改新生。耐心细仔，手把手教，从不发火，平等待人。这是我第一个劳动老师，生活老师，从他身上学了不少本领。
我们伐木是为盖房用的，一开始以为很简单，用锯子把它锯倒就行了。可是听老褚一讲，原来大森林里也有很多学问。比如如何辨别树倒方向，是顺山倒还是迎山倒，或是横山倒。上下两锯先下哪一锯，如何在大森林里辨别方向等等。锯木头不难，抬木头难，抬大木头归塄更难。有的木头要四副杠、六副杠抬，前面还要有人领着喊号。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志抬一根木头，抬到地点后没有约好一起放，结果我先把木头扔下，另一头把他给打了一下，幸亏木头不大，没有造成更工伤。大山里是很少有路的，特别是寻找合格的木头，需要穿过很多小树条子林，来回走几趟，衣服被挂得千疮百孔，只好千补百纳，补丁摞补丁。夏天伐木最难受的是蚊虫叮咬。密集的草木让人透不过气来。蚊子小咬围着每个人转，闷热流汗加奇痒，真不好受。好在此次工作是单组作战，不搞比赛，劳动强度不大。任务完成后，我们就回到场部基建队。生活条件好多了。当天晚上，我与吉昆、钱伟等人聚集到供销社前，高音喇叭播着歌曲，真有点回到京城的感觉。
到基建队后第一件工作就是割麦。在山西时，假期和同学割过两次。但那是小块地，每人割几把就完。北大荒的麦田可不同了。一望无际，1000多米长的麦垅，有人割了一个月麦子，没有割到过地头。起初我是蹲在地上割的，抓一把割一刀，割20多米再回来捆。速度太慢。后来师傅教我滚刀割，一刀一捆，随割随捆，而且教给了挽腰子的方法，从麦捆中间拽出一把一擗两半，一拧就得。既省事又避免来回跑浪费时间。他说 ，干活如何能提高工效呢？节省一切不必要的动作，才能提高效率。割麦近一个月，每天早晨3点起床就下地，3顿饭全在地里吃。晚上割到天黑。与抬土练肩和脚不同，这回练的是腰，每天回来，疼得直不起腰。过了几天就好多了。最后我一天割到2亩多。麦收结束评奖时，我与老职工、转业军人一同上了基建队的光荣榜，获得物质奖励。麦收后我与另一人被派去赶马拉搂草机，两个大铁轮子直径一米多。机身长达两米。任务就是把打草队打的五花草楼成堆，准备装车，每天都是两匹马拉，有一天役马没有了，饲养员让用乌克兰大种马。他特别交代，此马很名贵，一匹马就是一台解放汽车，不能打，不能累着，它想走就走， 不想走就让他歇着。早点收工，不能耽误他吃草时间。拉到地里后，它刚走几步就不走了，我们只好一人在后面轰。不料他一惊，往前一冲，就把我冲倒了。我怕踩着，就往外一滚，此时多亏队长跑来把马笼住，爬起一看，大铁轮离我的头所在的位置，仅仅30公分。第一次大难没死，逃过了一劫。
搂草结束后全班开始青贮饲料。在水库工程结束后，就组建了打草队，他们用大扇刀把五花草打下来，拉回后用铡草机粉碎，装入半地下的青贮窖中，密封发酵，冬天喂猪。我们的任务就是挖青贮窖、铡草入窖、封青贮窖。五花草装入汽车拉回后卸车时，是一卷一卷地推下车的，可是喂入机器时要一把一把填入，20多个人分割大捆草卷非常费力。我曾为此写过一首顺口溜：
青草如麻乱，卷成大地毯。
拉也拉不开，扯也扯不断。
手挥二齿钩，五马分尸完。
一把又一把，老虎口中填。
青草装入窖，发酵香又甜。
千头猪老公，严冬享大餐。
青贮饲料分两班干，机器一开必须把草均匀地喂入，多了卡住，少了机器空转。喂入口两人，其余20多人分两排，用二齿钩把草卷分割为小把，流水作业传给喂入口的人。最累的就是使二齿钩的人。最危险的是喂入口的两个人。特别是夜班到12点以后，人随机器转，只有在喂多了机器停转时，才能喘口气。喂入口的人不小心就会把手卷进去。经常用二齿钩分草的是我和王更生，在喂入口的是吉昆、老郑、钱伟和二王。青贮饲料持续了一个多月，就开始了秋收。第一次割大豆，每人发了一只左手线手套，割不几步手套就被豆角尖扎烂了，只好徒手割。不到半天，左手掌就扎的血迹斑斑。因为在数千亩的豆田里，几百人搞割豆比赛，谁还顾得了手破。秋收到11月底结束。
12月3日，850农场开始了水利大会战。我们云山畜牧场被编为第6团，下辖五个连，三个农业连编为1、2、3连，全由转业军官、农工、支边青年组成，4连是劳改新生，五连是“右派”。我们班也编在五连。成员不变。地点是在二分场。出发前每人发一把镐、一把锹、一根扁担、一张镰、一条绳子。扁担一头挑工具，一头挑行李，在草甸子里穿行三四十里，到目的地后，是一片结冰的沼泽地。已到傍晚，放下行李，我们动手打草，每人打了够自己睡觉铺的草后，胡乱吃了一点送来的饭，就地在草上展开被子钻进去睡了。次日我起得最早，站在路边一看，每个人的被子上都结满了厚厚的一层霜， 全变成了白色，就和下了一层雪一样。人们从被子里爬出后，就开始为自己搭窝。在大甸子里用镰刀砍些树条子，搭成够一人睡觉的马架子，用草披上，再用现搓的草绳子捆牢，里面铺上羊草（北大荒的羊草学名叫大叶樟或小叶樟，一人高，可以苫房顶）。“住房”搭好后就开始挖排水沟。当时白天气温已到零下10几度，夜间到30度；地在开始时冻了30公分，后来逐渐冻到一米深，要在冻地上，开一条顶宽8米、底宽60公分到1米、深1米2到4米多不等的大沟，其作用是把沼泽地中的水排出去，以便拖拉机下地开荒。在长达几十公里的地段上同时开工。每个流人，头带狗皮帽，厚棉衣棉裤，内穿绒衣棉背心，腰扎一条绳，脚蹬棉袜子和棉乌拉（胶棉鞋）。我和王更生在班里算强劳力，都是用镐的。我那把黄菠萝把的洋镐，十分称手，从修岁水库开始伴随了我一年多，离场交回时却有些恋恋不舍。这一回可发挥了作用。对于此次排水，聂绀弩老人有两首诗：
《夜战》
你一镢头我一锹，熊熊篝火照天烧。
朔风自冷人方热，河底渐低岸更高。
千古荒原多隐沼，一干神禹战通宵。
缩将冬夜成俄倾，鬓发须眉雪欲飘。
《草宿同党沛家》
成百英雄方夜战，一双老小稍清闲。
眠于软软茅堆里，暖过熊熊沟火边。
高士何需刘秀榻，东风不揭少陵缘。
清晨哨响犹贪睡，伸出头来雪满山。
到地里后，按各排的人数平均划出地段，再由排按各班的人数分到班，然后开展比赛，每晚收工时量土方，按人数平均，那班人均土方高，就可得红旗。我们起初每天人均只能刨2立方，几乎天天挨批评。红旗总在转业军官那里转，每天把任务下达后，晚上干不完不许收工。一天开5顿饭，全在地里吃。由于天气很冷，每个班都点着篝火。各个地段土质不同，遇到水分大的就好刨，有的地段水分极少，一镐下去一个白点，象石头一样，工效自然很低。当时发明了拔白旗的办法，工效最低的班要插白旗。我们右派连则是插黑旗。对于这段生活，我有几句顺口溜：
冰月三日朔风寒，全场打响排水战。
一镐一镰一扁担，挑着铺盖怀揣碗。
茫茫荒原草浪翻，下铺冻土上盖天。
一碗楂子一杓菜，吃着这边冻那边。
冻土三尺比石坚，一镐一个白点点。
三十六时连轴转，晚点命名黑旗班。
超负荷的劳动，非人的生活，屈辱的人格待遇，折磨着每一个流人。整整一个月无水洗脸，双手成了黑爪子，满身汗泥满脸黑。不少人情绪低到了冰点。为了活下去，为了争取到摘帽子的那天，我们提出了“苦战不苦熬”的口号，鼓励难友们度过难关。为了提高工效，我们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三面孤立打排镐。把冻土断面挖成一条条齿状的沟，双镐或三镐齐下，狠砸一块，最大的一次可以刨下0.25立方，特别是在冻到30到50公分时工效最高。冻土层刨完后，用锹挖软土就快了。但到沟深两米以上时，底层的土一次甩不到沟上，又需要两人或三人往上倒一锹土，这就大大影响工效了。我们几次连轴转，全班24小时人均工效10立方，再没有突破过。可是有一天传来东方红水库放的卫星，人均一天100立方，指导员刘文问我能否达到？我心想这是吹牛，但嘴里却说；“他能干一百，我就能干九十九。”24小时100立方，一小时就是4立方，光甩软土也甩不上去。后来才知道他们的卫星是靠放炮和推土机放的。人同自然作斗争是要靠科学的，来不得半点虚假。假卫星终究会成为泡影。
在吹牛风盛行的时候，规规矩矩干活的右派连，也开始小打小闹的弄虚作假了。有一天班长给我派来了两个人，一位是我们单位的吴道宏，一位是鼎鼎大名的水浒专家、文学大师聂绀弩。道宏是人民的团委书记因说了几句实话，而打成右派；聂老在反右中没说一句话、没写一张大字报，只是在其老伴的发言稿上改了几个字，就把他定为右派。此二人都是文弱书生。道宏和我就是一个组的，没有劳动经验，干活特慢，但人非常随和，是个大好人。对聂老，久闻其名，尽管同在一个大楼办公，没有接触，这回却凑到一起了。吉昆对我说，他俩给你搓土清坑，干出的土方算一人的。也就是说仨人干活顶一人的工效。干了24小时还是10立方。因为一把镐，人再多也提不高工效。对于聂绀弩老人在排水工地的形象，丁聪曾有一副速写，聂老配诗一首：
驼背猫腰短短衣，鬓边毛发雪争飞。
身长丈二吉可德，过瘦瘪三南郭綦。
小伙轩然齐跃进，老夫耄矣啥能为。
美其名曰上工去，恰被丁聪画眼窥。
1990年中秋节在书店买到《散宜生诗集》时，《北荒草》中的每一首诗都激发我深切的回忆，同坑挖土的情景再现眼前。于是也诌了几句：
《忆聂翁》
驼背昂首抱铁锨，频频往来篝堆边，
你撮土来我刨镐，千古荒原开天堑。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也开始弄虚作假了，就是在量土方时做手脚，沟的上口和下底按规定尺寸挖，沟坡可留一定的肚子，沟底可留成波浪形，这样可以节省不少土方。这也是没有办法，大家都这么做。晚上完不成任务，不能吃饭，干的土方排名最后还要插黑旗。班里每次量方都是我和吉昆、老郑、钱伟参加。我班从未插过黑旗。由于搞的是疲劳战，工伤事故也是每每发生。有放炮炸死人的，有伐木砸死人的，有不小心烧了窝棚的。我们到北大荒后第一位牺牲在伐木现场的是山西人刘琛。他是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副经理。1936年红军东征到山西时参加革命，他在伐木队伐木被砸死，作个棺材就地埋掉，家属连最后一面都没见。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心里都沉甸甸的。有一次王更生在我后面刨土，不小心就把我的棉衣后襟刨了下来，离我的屁股仅差5公分。想起来还真后怕。在大甸子里连续干了两条沟后，已经是12月下旬了，我们奉命挑起行李向小云山进发，几十里的草甸子整整走了一天。此时最低气温已到零下40度，土冻到一米。我们吃饭都用大搪瓷盆，一碗苞米馇子这边没有吃完，那半边就开始结冰了。所以吃饭必须快。我的狼吞虎咽的速度有了进一步提高。为了向元旦献礼， 我们搞了36小时的疲劳战，但人均土方仍停留在10方左右。12月底，一个突然的命令要全线撤退，当时什么原因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是要来大烟泡。北大荒的大烟泡就是特大的暴风雪，如果不撤退我们都得被埋葬在大雪中冻死。
挖沟结束后，我班被调回基建队。在云山开始了打草备料，准备开春盖房。在楚英的带领下我们每人一条绳子一张镰，来到大草甸子，一人高的羊草（大叶樟、小叶樟）黄澄澄，在北风的吹拂下，宛如走进了黄色的大海。比起排水来说，我们现在进了天堂。每天每人300捆的任务，割好背到集中点，老褚教我们如何滚刀割，如何捆得快，如何背草，看去简单的活，其实大有学问。与一般的一把一把地割不同，滚刀割是左手左臂与左腿左脚揽草，右手执镰向右伸到最大跨度，把刀放平贴地割草跟，一直拉到左前方的最大跨度收刀。一刀就可以割一大捆。就地从草捆中间跟部抽出一把，右手一拧，一分为二，把草反转当腰一捆再一别，既省时又省力。标准捆三掌（约60公分）。背草也有技术，一开始我们不会捆，把草摞一起用绳子在中间一捆，扛在肩上走，不几步就散了。也扛得少。后来老楚教我们 用人字形捆法，象战士背背包一样，把两臂伸进去，两条绳子分别勒在两肩上，草捆背在背上，既背得多又方便走路。一次我能背40多捆，约150多斤。大家背起草后，在地里走起来，如同一座座小山滚动，只见草动不见人。割草干了一个多月，我们又上山伐木去了。
冬季伐木与夏季不同，山上常年积雪，榛子条全成了干支条，人们在里面穿行几次，就把衣服都挂破了。到处是没膝深的雪。聂绀弩有一首诗《伐木赠李锦波》写道：
终日执柯以伐柯，红松黑桧黄波罗。
高材见汝胆齐落，矮树逢人肩互摩。
草木深山谁赏美，栋梁中土岂嫌多。
投柯四顾漫山雪，今夜家中烤火么？
“矮树摩肩”是山上伐木的一大难题。刚穿好的新棉袄，一天时间就会被挂得四开花。一件破棉袄3季不离身，既可御寒，又可防风挡雨，还可席地当褥子，不愧为三宝之一。好在时间不长，而且我们伐的都是条子，准备盖房用的。过了五一，我们就开始脱坯。北大荒的土坯与黄土高原不同，是用碎草和泥脱的。泥要人们用双脚反复踩成烂泥，上模子抹出晒干。砌墙除了土坯外，还有草皮。千年野草根与土结成的草皮有20公分厚，象切豆腐似的切下，用来砌墙。不过这要现切现砌，不能等晒干，所以第二年墙上能长出草来。砌墙的另一种材料就是拉哈辩子。把羊草分成一把一把蘸大泥拧成辫子状，一层一层地垒成墙，八成干后两面用大泥抹平。这三种房子我们都盖过。在备料劳动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到辉崔火车站卸水泥。在吉昆的带领下，我们到五分场所在地辉崔火车站去卸水泥，每人发一块包头布，到车站后，发现车皮摘到离站台很远的地方，我们十几个人就去推车。每车皮装30到50吨水泥，能推动么？俗话说：“牛皮不是人吹的，火车不是人推的”，这回我们可要推火车了。一开始都不相信，结果齐心一试，很大一个装满水泥的车皮被推到指定地方。一袋水泥100斤，听来不重，但一扛却难得多，主要是水泥面从袋子接口处漏出来，弄得鼻子嘴里及全身都是，卸了一车，每个人就成了泥人。最难的是每个车皮卸到最后都有一部分破了袋子散装的，铲到铁锹里不敢甩，甩就飞开了。只好慢慢用锹倒。工效很低，人却吃了不少水泥。两天卸了三车皮水泥。总算完成了任务。
在场部时我们还遇到几次火灾。一次荒火发生在大草甸子里，是在半夜。当我们到火场后，就赶到火头前面去打，被老职工阻止了。那样会烧了自己。打荒火必须追着打。可以派人去打防火道，就是用镰刀把火场周围的草割一条隔离带，或引火烧出一条隔离带来，防止火蔓延。另一次是职工宿舍起火，人们把屋里的东西枪出后，就把着火的房子围起来，看着，阻止它蔓延。泥草结构的房子，一见火就没治了。还有一次是我到伙房去取饭往地里送。突然灶坑内的火，冲上房顶，把秫秸顶棚燃着了，我拿着扁担就要捅。一位师傅立即制止，他不慌不忙地提起水桶把半桶水泼了上去，火熄灭了。事后他说，如果你把房顶桶开，一见风就没救了。还有一次是打山火。等我们到火场时，大火已灭，但消灭余火却费了很大的劲。必须保证一个火星都不留。特别是在树洞里的火，打不着也扣不出，冬季山上取水又很困难，不得已只好发动大家往树洞里撒尿。用树枝往树洞里捅。灭余火比打大火用的时间都长。
1959年麦收到了，连阴雨机器不能下地，只好人工收割。有一天半夜11点，天还下着小雨，突然紧急集合，人们穿上雨衣雨靴，拿上镰刀下田割麦。行军10多里到地头一看，麦子倒伏在一片汪洋之中，我们的任务是人均10垅，天明割到头放卫星，向场部报捷。大家排开队分了垅，就干起来了。其实天黑又下雨，小麦倒在水中，只好用镰刀乱砍一通，践踏着麦子走到地头。捷是报了，辛辛苦苦种的小麦却损失殆尽。1958年我们到农场，食粮是从关内运去的。大跃进最紧张的排水会战中，每天可以吃5顿饭。大办公共食堂时，基建队的职工家属全部到食堂吃饭，每人每月交6元钱就行了。我们也一样。当时还宣布，以后要做到，每人每月要吃到3斤肉、3斤鱼、3斤蛋，可是到了1959年秋，粮食就紧张了。后来出现了三年困难，连带皮的粮都吃不上，有的队工人每月皮粮只领14斤，其余都吃代食品，就是把豆秸、苞米核粉碎磨成面，加糖精烤熟吃，我的漏疮就是在此时得的。从农场的情况看，主要是为了讨好上级，弄虚作假，高报产量，损失浪费，丰产不丰收。
麦收结束后，就从场部搬回五栋房，盖鸭舍去了。我们是泥工班，因为当时盖房不用砖瓦，土坯加大泥，房顶苫羊草。在场部期间在老职工带领下，就盖过房子，到五栋房后，我们就独立工作了。班里分工我和老郑是把角的，墙能否砌直就看角直不直。我俩每人一个线锤、一把靠尺，全班一把木水平，每人一套瓦刀、刨锛、大铲，还有其他一些工具。全部手工操作，和泥用一口大铁锅，几个人围着铁锅转。我们的任务是砌墙、抹墙、苫草。最累的活是盖好顶后上大泥。一桶一桶地把泥从下面通过梯子传到房上，再抹平。等泥干后才能上草。为了房子盖得快，还特制了一种大号坯，长50公分，宽30公分，厚10公分。每块有30斤。砌一天大坯，下班后两臂都疼得抬不起来。我们独立盖起了第一栋房后，非常高兴地搬了进去，结果遇到一场雨，室内到处都漏，晚上无法睡觉，把被子也卷了起来。天晴后请教老职工，主要是苫草时，没有把草用草拍子梳顺，只好返工。盖泥草结构的房子最难的是苫草，苫草最难的是屋檐的第一排草、山墙的边草和最后的封脊。班里铺草打头的是老郑和钱伟。封脊多数是我干的，就是把两面铺的草在屋脊合拢，然后在正中封严披脊，两头各扭一条小龙尾巴。由于土坯供应不足，我们试图学关内打土墙的办法，在砌室内间壁墙时，弄了一些夹板，把土填进去夯实。可是第二天一看，全倒了。原因是北大荒的土质黏度很低，见潮湿就散。只好改用草皮砌内墙。墙砌好后是抹墙，最难的是抹墙裙。托泥板不好端，我们就把泥倒在墙根底，用抹子从下往上拉，既省力又快。
1959年的秋天，农场的粮食已经很困难了，有几天我们就是靠青苞米充饥的，有一位老兄一次就大大小小吃了70穗，大家的情绪比修水库时低得多了。当时打草队和伐木队的人也在这里突击盖房，我经常能看到史毓华，他的情绪很不稳定，时好时坏。而正在此时传来了国庆节要摘一批人的帽子。所以大家的心都忐忑不安。基建队的领导也告诉我们准备做小结。指导员李惠还找我谈过一次话，要我注意严格要求自己，防止骄傲情绪。11月，中央考察团来到云山，并到了七栋房。人民出版社是人事处长邢显廷，他对我社来的人逐一进行了考察，但我们都没有见过他的面。11月23日我们400多名“右派”集中在一间大房子里开会，宣布第一批人摘帽子。人民出版社是我、高恒、王树贵，我们班是吉昆、更生和我。全部不过20人左右。据胡平在《禅机·1957年苦难的祭坛》一书记载，1959年全国右派摘帽总计37506名，占当年右派总数的8.5%。1年9个月的准劳改生活结束了。据高恒回忆，当时他和王树贵在一起，公布了摘帽名单后，王树贵连夜就回了北京。而把我和高恒留在了北大荒，看来是邢显廷早已有了安排。我俩还蒙在鼓里，天真地以为可以和别人一样待遇了。没想到却带来了更大的灾难，从1961年起，把我和高恒的全家统统流放北大荒，让一家老小过起了15年的“摘帽右派”家属的生活，景富则放弃了本来已经很熟练的书刊设计工作，当了风马牛不相及的数学教员，受我牵连，牺牲了她的青春，我这一生对家人的负罪感是无法弥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