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们常常怀念上世纪80年代,那是改革开放后的头10年,从思想文化到社会生活,带给中国人的冲击实在太大了,因而时时会被过来人提及与重温。而随后的90年代,怀念与提及者却寥寥,其实这是中国发展更为迅速的10年,大量新鲜事物涌现,是极大改变世人思想观念和生活水平的10年。我们许多人都是那个历史巨变过程的见证人、亲历者,然而,如果问他们:新时期哪年开始有股票,开始有超市,开始有双休日,开始有家庭电话,开始彻底告别票证制度?相信多数人却是说不清楚的。我写这篇个人的90年代生活回顾,谈不上是对那个年代的怀念,只不过个人感觉那是自己人生历程中十分重要的10年,有许多虽属鸡零狗碎、但于个人而言却有不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我只是想把它们记录一下而已。90年代,是我从30岁到40岁的10年,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个人事业,以及个人的成熟过程,都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家中有了孩子,责任重担增加;工作进入需要努力奋斗的阶段,也有压力。好在那个年代正是国家蓬勃发展的时期,整个社会一直处于蒸蒸日上之中,个人的生活也像1992年彭丽媛开始演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那首歌所唱的:“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我与我所在的天津多数居民一样,90年代,过着富有那个年代特点的市井生活。我的小家庭住的是“伙单”。北方大城市中的所谓“伙单”,就是因住房分配紧张,单位分房时,常常把一套单元房间分给两户甚至多户人家居住。虽然两个或多个家庭合住在同一套房屋中是件很令人不舒服、也有点荒诞的事情,但毕竟这是那个时代单位给予的福利分房,公家给予了个人极大的利益,因而“伙单”不“伙单”的也就不算回事了。好在与我分在同一套房子中的那位大哥一直没有去居住,也没有把属于他的那间房间锁上,所以我名义上住“伙单”,实际上却相当于住偏单(有南房北房相通的房子)。至今想来,与那位大哥分在同一“伙单”中是种幸运。那一片居民区均没有暖气,冬天必须在房间生炉子取暖。北方冬天房间密封得严实,生炉子就要特别当心煤气中毒。刮风的日子炉中的炭烧得旺,烟筒冒烟迅速;无风的日子,炭烧得慢,炉子密封不好的话,就容易煤气中毒。我们兄弟单位一位才子辞职到北京去“北漂”,就是在一个小小的出租屋内因煤气中毒而英年早逝的。所以那时候我对此特别在意,冬天来临前,在房间安装炉子烟筒时非常仔细认真;每天晚上睡觉前,也是仔细盖好炉盖,那由一个个大小铁圈构成的盖子上不留一点缝隙。这在南方是不存在的问题。谁让我这南方人要跑到北方来生活呢?必须入乡随俗。我每年10月份必干的活就是去买蜂窝煤。那时自己年轻,每年买二百块蜂窝煤取暖过冬。这些煤,是我用背篓,一趟趟背上七楼住房去的。想想那时的自己也真能吃苦。另外,做饭是用煤气罐,差不多每一个半月到两个月要换一罐煤气,也是自己把煤气罐扛上七楼的。此外,每年冬天还要储存上百斤大白菜,几十斤大葱,也得靠自己运上楼去。住的楼房叫大板楼,是用大的预制板拼装起来的。阳台挡板为上下两条钢筋水泥板遮挡,中间有一条开缝。阳台与邻居阳台相连,一墙板之隔。邻里关系都不错,有一次,邻居男主出差,女主独自在家,不慎风吹门关,她的钥匙锁家里了。那时候社会上没有专门开锁的人,她也不愿用脚把门踹开,那样会把门和锁都毁坏。她到我家阳台,想从这边阳台爬那边阳台去。我们楼下邻居六十多岁的刘大爷很热情,觉得让女人跨越七楼阳台不合适,表示由他来爬过去。我三十多岁,怎好让大爷爬呢?于是我说我来。翻身爬到阳台挡板外测,脚踩挡板那道横缝,左脚伸到隔壁阳台的挡板缝中,左右手再先后移过去抓住隔壁阳台围栏,此过程绝对是全神贯注,极度小心;最后是整个身体及右脚离开我家阳台,挨过两个阳台中间的隔墙,人就移到她家阳台的外侧了,再翻身跳进去,为她开门去。后来想想我却感到非常后怕,那可是在七楼阳台外侧啊,如果失手或失足,或者脚踩的挡板因年久、一受力而松动,人掉下去,不就一命呜呼了吗?这么悬的事情,当时为邻居做了一回,也是奇缘。90年代中期天津台北路送蜂窝煤的板车
通讯联系不方便的年代,有时候因与人联系不上而会万分着急。我在80年代考硕士研究生之前,晚上骑车五十分钟去南开大学听复习讲座,通常晚九点结束,骑车回到家就十点了。而有一天听完讲座,我去要报考的导师家拜访,上那儿坐了近一小时。因没有提前告诉家人自己要去导师家,就在那迟回家的一个小时里,却把家人急得要命。因没办法联系得上,家人生怕我在路上遭遇交通意外。那时正值北方的寒冬,晚上快十一点了,街上几乎无人。当我骑车离家还有百米远的时候,远远看到昏暗的路灯下,有一个人影在徘徊,当时我还纳闷,那么晚谁还在那寒风中遛跶呢?待骑近一看,才发现是自己年轻的妻子。因我迟迟未归,又无法联系,她急得没办法,套上厚绒裤,穿上厚棉袄,下楼来到路边,顶着寒风,独自站在路灯下焦急万分地盼着我的出现……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想起那一情景,我心中依然充满着感动。90年代还没有手机,但人们很快迎来了家庭电话座机的普及。1993年,安装电话座机成为新潮。要安装的家庭太多,安装须排队。我家于1993年3月30日交了安装费3450元,至今看来这都是不小的一笔安装费,何况是那个我的月收入不足一千元的90年代初。当时天津市内电话局开具的收据上有这样的说明文字:“交费后,陆续装机,时间不定。超过半年装机的,按超过时间退还一定费用。半年以上、一年以内,按现行活期储蓄月息标准退还;一年以上,按现行一年期定期储蓄月息标准退还。”还好我家不久就安装上了电话。事实上当时安装效率还比较高,基本上不会有拖至半年以上未装电话的家庭。而我们那时对电话的新鲜劲儿,也持续了好些日子,有事没事,就给亲戚、熟人打个电话。尤其是长途电话,过去要专门到市里长途电话局去打,90年代以后不用再跑电话局了,一是单位电话可以打长途电话,二是家庭座机也能打了,大大方便了信息沟通。那时赵本山有一个小品说到生活好了,是这样描述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饭都要打电话:‘Hello啊,饭已OK了,下来密西吧!’”当时天津市的电话号码是7位数(七八年后增加到8位数)。电话费不高,到1996年,我家月均话费约30元,是按通话次数和通话时长算费用的。那年6、7两个月我家通话99次,交话费54.38元。电话给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但与后来的手机通话相比,则仍是小巫见大巫。90年代后期还曾流行过BP机,那玩艺儿不过是个来电显示及极简留言而已,实用性不够大。另外,最早一批大款用上了“大哥大”,即最初的移动电话,虽然那东西“傻大笨粗”,但在当年,它给人带来的风光,应当是不亚于今人在他人面前显摆开保时捷、凯蒂拉克吧?是个很有面子的事情。1993年4月,我家安装上了电话座机。
那时我家用着一台牡丹牌彩色电视机,电视机上有七个按纽,一个按纽对应一个电视频道,印象中当时也仅有四五个电视频道可看而已,那时不像现在,没有分出新闻、体育、少儿、戏曲、纪录……各色专门频道。那时我每天晚上7点到8点钟,必看新闻联播、天气预报和焦点访谈节目,那也是多数中国人那个年代天天必看的电视内容。其中焦点访谈主持人敬一丹、水均益、方宏进、白岩松等,也成为当时众所周知的明星主持人。我有一次还到北京与方宏进见过面,探讨编写有关“东方时空·焦点时刻”方面的书,只是条件谈不拢,最终无果。周末人们十分爱看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节目,每期节目都直指人心,小崔的幽默风趣及把握谈话走向的能耐,至今想来,央视不再有人能有他那样的主持水平了。综艺类节目,以杨澜主持的“正大综艺”、倪萍主持的“综艺大观”最吸引人,也是我常看的节目。电视小品一直盛行,最重要的小品名星是陈佩斯、赵本山、赵丽蓉、高秀敏、宋丹丹等,他们给我们90年代的生活带来了许多快乐。至今我认为最经典的小品,非《主角与配角》《昨天·今天·明天》《卖拐》《英雄母亲的一天》莫属。而印象最深的广告,就是:“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那是燕舞牌收录机;“松下电器,national。”那是日本的松下电器;“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福灵,正义的来福灵,一定要把害虫,杀死!杀死!杀死!”那是来福灵农药;还有:“可耐可耐,人见人爱!”那是可耐牌冰箱……孩子在一岁时,也十分爱看广告。90年代的电视剧经典,是《围城》《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渴望》……后来热闹的影视圈,似乎难得再见到那样的精品了。还有非常闹腾的电视剧《还珠格格》也开始播映,很火,但我没兴趣,没看过。再说说我那时最爱听的歌曲。1991年电视剧《雪山飞狐》热播,那个夏天,我研究生毕业刚联系一家单位,进出单位人事部门,那儿有一台电视天天中午在播这一电视剧,老能听到那优美的片尾插曲《追梦人》:30多年过去了,至今这仍然是我最爱听的曲子之一。我曾喜欢的其他流行歌曲,还有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张信哲《爱如潮水》、童安格《忘不了》、满文军《懂你》……那时的电视机有一根天线,收视效果差时,就拨弄拨弄天线,转动不同方向可提升收看效果。后来听朋友说,用易拉罐自制天线,效果更好,我于是积攒了12个空的易拉罐,将其分成六组,排成三行,布置在木架上,再将木架放到阳台角上的靠外侧,将电视天线线路与易拉罐相连结。效果果然比电视本身自带的天线要好些。1999年,我搬家了,新买了电视,新电视被改装成有线电视,初装费200元,头两三年每年交的收视费为96元。从此电视效果十分稳定,电视频道数量也大增。这又是视觉生活水平的一次提升。只是,想不到30年后,如今的电视已沦落到越来越没多少人看的地步了。大陆普通人使用电脑,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早有所谓PC286、386、486、586,升级很快。我有一位做学问的同学,当时在286电脑上写文章,他一边示范,一边夸赞新技术对于写作所带来的方便——他说,你看,复制、剪贴、删除、存储……多方便。当时令我很觉新奇。但我还是迟钝,在90年代的前5年,一直没进入电脑时代。1996年,我父母从美国探亲归来,我让母亲帮我从美国带回一台原装戴尔牌电脑。后来我无数次地自责,电脑主机加显示屏,占两个大纸箱,老人还有其他许多行李,一路千里迢迢,得多辛苦啊!因为对国产组装机不放心,我第一次用电脑,便用上了美国的原装机,这真得托母亲给予的恩惠。买电脑的钱,是母亲用在美国给别人家看孩子赚的钱,为我垫付购买的。我这么大的人,依然得到母亲的如此关爱,这份如海深情,真是没齿难忘。1996年9月16日,我第一次在家里开启电脑,这是个人书写方式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一旦用电脑打字成为习惯,写作习惯也自此改变,从此不再用笔在纸上写文章了,所谓下笔千言,并非真用笔了,而是电脑录入式的“千言”了。这是写作方式和写作思维的重大改变。由于自己是南方人,普通话说得不够标准,比如“津”与“京”,“林”与“灵”,我就总分辨不清哪个字要加鼻音,哪个字不加鼻音,因而电脑打字,我没用拼音输入法,而是从一开始就学五笔字型输入法。这倒是个正确选择,对于此后提高打字速度,大有裨益。只是最初的进展并不顺利。那时Windows 95才面世不久,如何操作,还须摸索。记得最初自己录入文字尚未用WORD文档界面,用的是汉字排版格式,难度较大。翻阅当年10月10日的日记,当时一位搞排版的朋友上我家来,“帮助往电脑中拷贝北大方正排版系统。但因我的电脑太先进,来人没随便往硬盘里拷贝文件”,人家也是怕弄坏了我那“先进”电脑的硬盘系统。那时,我还曾到天津国际商场买过两本书:《Windows 95入门与提高》《电子排版系统实用指南》,但好像自己也没有钻研得很明白,不过终究能用排版系统录入文字了,我在11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首次正经往电脑里输入自己希望保存的资料,尽管效率极低,兴致却盎然。所输入之文件取名为:SZLM。”后来又过了一个时期,经过种种摸索,最终总算用上了WORD文档界面,此后才开始了正常的文字录入。而对于彼时刚刚兴起的网络,我依然是局外人。当时网络网线的安装尚未普及,家庭电脑不能上网,只起个打字机的作用。那时单位也还没有配电脑,更谈不上安装网线,直到90年代末,单位才开始使用电脑并安装网络。因而,在90年代后期最早少部分人开始在网络BBS上活跃的时候,我还压根不知上网这回事儿。我后来开始上BBS论坛(天涯论坛)去“玩”,还是2002年以后的事,与那些最早上网冲浪的一批年轻人相比,我得称人家为“前辈”了。自行车是我在城市中的主要交通工具,上下班都用它。80年代,天津的飞鸽牌自行车购买须凭票供应,我买不着,而那时也没有别的什么牌子的自行车能买到。1985年前后,我不得不请家人从南方老家通过关系购买了一部上海产的凤凰牌自行车,托运到天津。车是可以调三个速度的那种,说起来在当时还比较前卫。但骑行数年后,三速变成了一速,蹬踏起来很吃力。骑行了八九个年头,车渐渐变得很不好骑了。90年代,自行车私企渐多,买自行车不再需要凭票供应,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活力。1994年1月,我花607元买了一部“健”牌山地车,可调速,骑行很带劲。过去的传统国营品牌如永久、凤凰、飞鸽等牌子的自行车,因未能与时俱进,很快在市场大潮中落伍,自行车市场被大量私企自行车占领。我原所在单位的附近有飞鸽牌自行车总厂,记得80年代还牛逼哄哄的,到90年代末,最终倒闭改制,原厂址荒废,后来被地产商开发建房子去了。公交车,90年代没有变化,依旧是80年代的传统老公交车,车上有专职售票员,我所在天津的票价一般是根据距离远近分为5分、1角、1角5分三个价位。车上拥挤是常事,挤车也变成为一种经验。多少年了,国人上车都是不排队的,车未停稳,人群便朝车门蜂拥而去。此时若随涌动的人流挤车,多半难以挤在前面。挤车诀巧其实是要掌握物理原理——知道受力面在哪儿。在人群中正对车门往上挤,注定要落败,因为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的推力、压力。挤车的最佳位置在靠车门贴着车身的一侧,此位置只有前面和外侧两个方向的压力,此时只须伸出手抓住门边,手一用力,人贴着光滑的车身一侧往前挤,就可把中间一大堆人挤一边去。——哈哈,厚黑的经验,如今再也用不上了。90年代开始有出租车了。当时天津流行的出租车是黄色“大发”牌面包车,有的车身上还写着“面的”,那时我幼小的儿子有一回念那两个字:“mian de”,十分好笑。很长时间里,天津“大发”车的起步价是8元,10公里后才加价,因而非常实惠,比毗邻的北京出租车可便宜多了。而且,黄大发的最大好处,就是你骑自行车累了时,想打出租车,黄大发便让你坐进副驾位,而车后面可以放入你的自行车。十多年后,黄大发被历史淘汰,马路上就再也难得见到可以拉载自行车运营的出租车了。90年代的长途列车,依然如故,绿皮车厢,车票紧张,尤其卧铺票不易买到。我老家在南方,我老家那个小城市,一趟当地机务段发出的开往北京的列车,本城市的硬卧铺车票只预留六张,过年回老家,买票回北方就成了大问题。连续多日本地各路通本地之天的人物,会把卧铺票全都占据。我个人出行倒无所谓,无卧铺就坐硬座,无硬座就买站票(80年代我从南往北行,曾买站票站了一夜,车过了郑州才谋到一个硬座)。但90年代中期有一年我带妻儿回老家,孩子还小,再往回返就麻烦了,买不到卧铺票。最后靠妹夫找着在南昌的同学,拐弯联系到他的铁路局的熟人,为我们预留了一个软卧一个硬卧铺位。上车后安顿下来,我们千恩万谢,当然,私下也给了人家好处费。但90年代后期也有变化,在京津城际间已有了双层列车,速度也提升了一倍,原来要两小时的车程,此时只须一小时就能开到。只是这种提速尚未全国推广。而且,后来双层列车还是被淘汰了,显然它仍存在不少问题。1996年9月17日,36岁的我第一次坐了飞机,去重庆。离开单位时,还郑重其事地与同事道别,也得到同事们郑重其事的“一路平安”祝福,就好像乘飞机是一次巨大的冒险行动一般。当时还特意加买了20元保险费,保险额为20万元,在当时也算是巨款了。当飞机起飞,腾空到一定高度后转方向,从斜侧的机身朝下一看,我心里真是一惊,底下成片的方块形房屋历历在目,心想从这高度掉下去,不粉身碎骨才怪呢!想来可笑,自己第一次坐飞机,还真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那意思。天津飞鸽牌自行车总厂旧址,厂子黄了,该地后成了海峰温泉公寓。
90年代开始,流行这么个段子: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不到上海,不知道自己乡巴佬;不到深圳,不知道自己钱少;不到海南,不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不到重庆,不知道自己结婚早;不到东北,不知道自己酒量不好。而最后还说到天津,居然是:不到天津,不知道社会主义好!虽属调侃,却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市场大潮席卷全国的时候,天津却相对保守,总在保持过去的状态。尽管如此,天津的社会治安一直很好,却也确实体现了“主义”的优越性。90年代到00年代,我在这座城市几乎没遇到什么治安方面的困扰,除了曾先后被偷掉两辆自行车之外,未曾有别的治安方面的闹心事情。但离开这座城市,就不同了。有一回坐火车,我背着一个背包,在车厢拥挤人流中挤过去,再把背包拿下看时,包上面的拉锁已被拉开了。好在包里没什么值得偷的,因而未失窃。又有一次去保定跑业务,更糟糕。在保定住宾馆,那时的普通宾馆基本只有双人标间,一个人住宾馆,除非个人包房,否则就得被安排与陌生人住一屋。那回我与一个年轻人住同屋,我的长裤放在床边椅子上,钱包放在裤子口袋中。次日清晨我醒来,先摸了一下裤兜,发现钱包还在,便放下心来,然后起来去刷牙,正刷着呢,此时刚六点,就听那同屋的人忽然起床了,“嘭”关门出去了。我探头一看,见窗台上还放着那人的一个挎包呢,所以也没在意。等我洗刷完了,穿好衣服,发现那人好半天怎么不回来呢,打开自己的钱包一看,发现钱没了,连毛票都被“捎”走了。我再翻翻那人留下的那个挎包,旧的,里面塞着一堆废报纸之类。我赶紧下楼奔前台,查那人的登记信息,是安徽某地的,但那个登记是假的,他住进来就是为了偷窃,肯定作好了不被人追踪到的预案。只因宾馆晚上十二点会关闭大门,所以他半夜起来偷窃后不能立即溜走,直至早上六点,宾馆开大门了,他才迅速起身离去。好在只偷走我三四百元(约相当于工资的四分之一),损失不算太大,但搞得我连买回去车票的钱都没了,十分狼狈,不得不向那边的客户借钱才得以乘车返回。而坐长途汽车回天津,带了从保定的工厂制好的印书用胶片,放在一个包中,包放在汽车的行李架上。旅程差不多要六个小时。途中汽车停下让乘客下车撒尿,我也只是到车门口稍微转了转,返车时就发现行李架上那个包不见了,吓了一跳。车上好几个人都微笑着看着我,其中一个胖男明显看得出是动我包的那个人。我发现包被扔在了后面的座位下面。原来那家伙以为我包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拿,趁我不在就直接把包拿了下来掏了一下,里面全是印书用的胶片,我没有放其他值钱物,他无收获,便将包扔在后面座位下。我把包拿起,自言自语地讥讽了两句:“干什么不好,要干这偷鸡摸狗的勾当。”把包拍一拍,放回原处。我也不好跟那家伙计较,因为动手的话,我觉得干不过他,而且,我也一直觉得在一些事情上不能与底层人过于计较……另外,我有山东聊城的朋友,那时因为要出版图书与我有较多联系。有一次他前来交六七千元的出版费用,只见他关上办公室的门,松开裤腰带,从腰部贴身处取出了捆绑着的一沓一沓纸币,让我感觉很好笑。但人家这样做还真是有原因的。另有一回,他与一位朋友一起乘大巴从山东聊城到天津来,中途就遇上打劫。他们不想交出随身的钱财,就被打劫者打了一顿,最终还是不得不交出随身带的一些钱财。好在打劫者只是用拳头“教训”了他们,没有动刀子。可见,90年代,那时路上没有监控,车站进站没有安检,宾馆没有身份证扫描程序。人们遭遇偷窃和打劫,也是司空见惯的现实。90年代初,计划经济时代的票证制度还没有完全取消。我找到一张签于1991年8月7日的我的“粮食供应工种定量变更通知单”,因为我从大学研究生回归为城市普通居民,须办理粮食供应工种的定量标准,依据这个标准,作为到粮店买粮食时购买数量的凭据。该通知单确定我的等级是“干部”,工种是“编辑”,评定的粮食定额数是“15.5公斤”。再看我家购粮所用的粮本:《天津市居民粮食供应证》(由天津市粮食局印制),90年代初因孩子出生,我到街道粮油管理办公室换此证,证上标注了一家三口每人的口粮定量标准。这个本子上记录着随后两年间我家的购粮记录,大致是可以供应精面粉(又称富强粉)、粗面粉、梗米等。每次都要带三个袋子去粮店购买。每年还要统一发一些定量供应的物品之票,直到1991年,还有所谓“麻酱票”“白糖票”“节日副券”及油票、粮票等,发放情况粮本均有记录。可见,改革开放10年后,粮食供应还没有彻底市场化,居民还在按定量标准供应着。到了1993年以后,这一现象才终于发生改变,人们不必再上粮店去买粮食,而是到自由市场上就能买到。票证制度,至此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我们亲身经历、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变迁。何止是粮店的消失呢,卖油盐酱醋及各种零食的副食店也随着超市的出现而很快消失。90年代后期,以法国“家乐福”为代表的欧美外资超市,也在天津落户,自此让我们大开眼界:原来商品还可以这样子销售,由消费者自己推着小车到货架挑选,再去收银台结算,打破了几十年来我们习惯的顾客被隔在商品柜台之外的商场销售格局。马志明、黄族民有个相声《核桃酥》,说到一块圆形饼干掉地上,滚动如轮,又被汽车压进泥里,抠出来后依然未碎……我犹记得90年代初我到居住地附近的副食品店,想买店里柜台上摆着的玻璃盖罐中的圆形饼干,而那位营业员却劝道:“这饼干,可有好长时间了啊,倍硬,你还买吗?”我当即决定不买,并感谢她的提醒。回头一想,她作为销售商品的人,为何这样提醒我呢?估计有可能是她与店主任有矛盾吧?那饼干大约是店主任进的货,营业员就是要让那饼干卖不动才高兴。国营的买卖,才会如此吧。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后来出现的超市中。此外,像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洋快餐也是90年代初进入中国的,那种连锁快餐模式也令我们大开眼界,原来还可以这么开“饭馆”的啊!年轻人很喜欢吃,但价格又略显贵些,好些人还舍不得吃。有一次我们请两位五十多岁的作者吃麦当劳,其中一位没舍得全吃,把一个炸鸡腿收好,说是带回家给孩子吃去。舔犊之心,令人动容。粮本
1991年10月份的麻酱票
双休日,是从1995年3月开始实行的,这对中国劳动者来说是一大福祉。在那以前的几十年,一周只休一天,即星期天(俗称“礼拜天”,有基督教影响)。而改成一周双休后,一天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则为40小时。那时候的8小时工作制仍在风行,以至于1980年创刊的《八小时以外》,到90年代仍在沿用原刊名,而该刊面临的变局却是巨大的。该杂志1980年创刊时曾大受欢迎,最高曾达到150万的订阅数。到90年代,杂志销量却开始了走下坡路。因灵活就业形式增多,八小时工作制仅是体制内的规定,体制外的工作时间则不一定了;而且业余生活日益丰富,传统的八小时以外才算“业余”的概念,被逐渐打破。这种形势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那份刊物,从杂志名称看也已与社会现实脱节。90年代初尚有四五十万的征订数,到90年代末,竟逐渐递减到了四五万之数。而我在征订数日益趋底的那个时期,曾做过该杂志一段时期的主编,是眼睁睁看着杂志日益走向衰微而无可奈何的。90年代的图书出版,开始大踏步走向市场化。80年代,中国图书市场还留有较多的计划经济时代痕迹,随便出版一本什么书,动不动就可以印三、五万册。而90年代,图书出版越来越市场化,除了少数畅销书,一般图书的印数大大降下来了。此时出版社出书分二类,一类为本版书,即直接面对市场的图书,印数多少要看市场上销售的好坏。这很考验出版社的选题策划能力、作者的编写水平、图书的装帧印刷状况,以及出版社的图书发行能力。在这方面搞出畅销书是有很大难度的。当时很受大众追捧的文学类书,既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金庸的《金庸全集》等为王朔所耻笑的书,也有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余华的《活着》、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至今仍被誉为经典的小说名著。不过,我所在的出版社不是文艺出版社,因而所出版的书与文艺类畅销书无关。此处不赘述。当时的另一类出版方式叫“协作出版”,就是出版须要作者方提供资助的图书。那时是新中国成立40多年后首次大举编撰新地方志的时期,这都是有当地政府提供出版资助的书,我当时出版了一批。有意思的是,我的母校图书馆也希望收藏这类书,于是母校图书馆有朋友用他们富余出来的学术类图书,与我手头的地方志样书进行交换,真是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对方所赠书中有一本论述东亚陶瓷技术的书《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是我上大学本科时在校读硕士研究生的老乡熊海堂所著。熊先生极有才,学术水平很高,也极勤奋,在校时曾对我给予过一些学习上的指点。听说他于1994年病逝,仅享年43岁,当时让我惊诧不已,也十分悲叹。我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文字记述他:“逝世时,南大刚分给一套他盼望已久的可以拥有单独书房的三居室房子,可他却永远不能拥有那份快乐了。他的逝去,校领导亲临致悼,日本名古屋大学亦发来唁电致哀。他绝对称得上是东亚陶瓷史、六朝考古史领域的顶级专家,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那时的作者交钱出书方式,也很容易扭曲成买卖书号,必须有严格的社内管理制度加以约束。如果有人去查一下全国各出版社在90年代出版的《中国革命史》,那一定会发现,数量应当有数百种之多。因中国革命史是各大专院校的公共课,大学老师评职称要有“专著”,他们就纷纷以“协作出版”的方式,剪裁抄袭成一部部《中国革命史》教材,堂而皇之地作为个人评职称的“专著”。即便如此,也不免遇到麻烦。山东某地一大学老师到我这儿联系出版一本这样的书,本来内容就是东拼西凑的,没想到署名三个作者中,有一人还闹起来了,大约是署名顺序不对,或是内文介绍谁写了哪些篇章有误而起纠纷。真是可笑得很,都是抄袭来的东西,还相互掐架。还好没闹到法院去,否则还要把出版方也连带上。作者方掏钱出书,从90年代开始盛行,至今未衰。当然现在出版管理更严格了,一般不至于像那时候那样出毫无“技术含量”之书了。以上是个人在90年代的市井生活回顾。想来,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共同经历的世俗生活。30年为一代,40、50、60年代这30年间出生的一代人,在时代大潮中可谓是经历起落最大的一代,见证了国家的积贫积弱,经历了国家的逐步富裕强盛。当这一代人开始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眼下却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键时期,后面社会将如何发展,面临何种挑战,会呈现出多种可能性。我们这一代人,幼年时有过生活拮据的体会,青壮年亲历了变革的大潮,如今老了,又面对着当下不确定的新时代变局。真是神奇的一代,就像坐过山车,从低谷艰难爬升到顶峰,转眼又开始提心吊胆,想着是不是到了从顶峰向坡下狂奔的时候?好在历史不可能回到从前、回到原点,希望仍在,我们相信,未来终究会走向光明的。回眸90年代我们曾有过的激情,相信那样的岁月,还会再度重现在我们这片热土上。祈愿:中国吉祥!90年代后期我代表单位领取中国图书奖。那个年代,人们是奋发向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