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什么航天飞行？喂猪去！
熊明鑫口述，谭松采访
转自《文革博物馆通讯》第1257期，2024年8月5日
你来挖这段往事，啷个说哟，我父母都是死在我手上，我真的是不想提呀。
抗战时我在齐鲁大学医学院学习，后来又考入无线电通讯专科学校，毕业后进入中国航空公司，在飞机上搞通讯导航，不久，我就成为该公司的技术骨干。
中国航空公司在1949年时，已经是世界第三大航空公司，排在美国PIA航空公司、英国BOC航空公司之后。大陆解放时，中航一片混乱，1949年底飞到香港机场的飞机就有上百架，大量的中航职工聚集在香港。当时主要有三条路摆在我们面前：到台湾、留香港、回大陆。此外还可以到世界各地，那时飞行人才在全世界都是抢手货，我们中部分人就被一些国家用高薪挖走，例如，英国挖了一些人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中航近3000人中，约有500人选择了回大陆，我是其中之一。
我为啥回来？当然有原因。
我经常跑国际航线，到过近20个国家，亲眼看到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情况。我认为祖国强大，海外华侨才有地位，在外面流浪总不及呆在自己的祖国，我的技术肯定能为祖国服务。还有，我虽是搞技术的，但也有点历史知识，我那点浅薄的知识告诉我，开国皇帝总是比较好的，奋发向上的。共产党能够打败强大的国民党，一定有它先进的道理。还有，1945年我在重庆机场见过毛泽东，听过他的讲话。毛泽东非常亲切，宽厚，开明，而且很有才学。他提出要联合，要共商国事，要政治协商，我非常赞同。总之，那一次毛泽东给我留下的印象好极了。1949年10月，我在香港读到他在开国大典上的致词，读到“共同纲领”，我激动得很，觉得中国在他的领导下，一定能走上富强、民主、光明之路。我才26岁，人生路还长，不为一个光明的新中国效力，还到哪儿去效力？
1949年11月9日，12架飞机载着53名机组人员（包括中航的经理），突然从香港升空，穿云破雾直飞北京。这就是著名的、在世界上引起轰动的两航起义。这事不仅国民党没想到，美国没想到，就连共产党也没想到——天上突然掉下来12个馅饼！
中航的职工，除了那随机的53人外，陆陆续续返回大陆的有500多人，我是其中之一。
我留在了重庆，共产党刚刚执政，西南地区航空人才奇缺，我成了宝贝，不仅马上被录用，而且进入了专门接送邓小平、贺龙等大人物的专机组。
我们当时很受信任，也很受重用，只是共产党最初承诺的高薪和用美元支付没有兑现。我每月只有100多元人民币，只当我1949年之前三个小时的飞行津贴。我们回来的人中，有100多人因此离开大陆，到了香港或世界各地。我没有走。我回来不是为了钱，而是希望祖国强大，我自以为自己能干，能做出贡献。但是，我不久发现一些问题。
1952年，叫我们捐款支援抗美援朝，大家都有觉悟，都自愿捐款，我们不到100人就捐了48万，买了三架飞机，两门大炮。但共产党要我们捐款的方式不对。他们给我们算帐：你在中航干了多久，应当有多少钱，所以，你起码应当捐多少。而且还来硬的，比如说某人交了多少，你也得交多少，某人钱全部交了，你也得全部交，不交不行，搞得不像是捐款，而像是逼债。在那次捐款中，我们一起回来的有两个人，被逼得没有退路，上吊死了。我的家底比较厚实，我爱人叫杨世华，她哥哥杨少华是中南空军司令，蒋介石直升机的驾驶员。1949年前我家属于富有阶层，捐款前，家里还有不少黄金和美钞，到捐款结束时，除了还剩点首饰，基本上洗空了。捐款给我心上投下一点阴影，但没有影响我工作。新中国的航空业刚刚起步，太需要人了。我训练飞行员，举办学习班，开辟新航线，一年到头在外奔波，忙得不亦乐乎。周恩来出访万隆的飞行我提供了气象数据，中缅国际航线的开通是我奠定的基石，我还为贵阳民航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因为如此，1956年我被评为民航全国优秀员工，刘少奇亲自给我授了勋。
1958年是我人生路上的“滑铁卢”。前一年的整风、反右虽然搞得红红火火，但我一点没参加。为啥？一个字，忙！1958年，重庆市领导认为，民航中有人来自旧社会的中航，这些人在外面日子过得十分滋润，薪金极高，为什么“人往低处走”，甘愿回大陆拿低薪？说不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虽然一时没有线索，但不妨分配两个右派名额，敲山震虎，防患于未然。这样，市里专门拨下来两个右派名额。
那天，民航政委亲自上门来找我，请我对民航工作提点意见。我正忙，没空说话。政委见我实在抽不出身，就说，不要紧，等你空点了我派车子来接你。
几天之后，我到政委办公室，说了几句心里话，包括三方面：
一、培养新生力量要注意知识面，不能只强调出身。我提这个意见是基于惨痛的教训。例如，1951年我在成都负责培训13名女飞行员（因为毛主席说我们也要有女飞行员），这些女学员按出身好——雇农（贫农都不行）；政治好——中共党员；身体好三条标准从部队里选拔。三条中唯独没有文化标准，我们训练时，费尽移山之力。由于学员文化太低，一个小时能完成的训练，花十多个小时都达不到要求。折腾下来活脱脱报废了两架宝贵飞机，那发动机和配件是美国货，当时根本配不到。这个想法（即选拔注重知识），我在1952年曾当面给朱总司令提过。
二、希望今后考虑配备懂业务的副局长。民航的飞行和管理工作，技术含量很高，我们的局长、政委等都是军队干部，他们打仗行，但搞航空外行，我不同意外行领导内行，我记得刘少奇就说过，我马列主义水平再高也开不动飞机。局长不懂业务，我们中层干部很难处，没有决定权，但要承担责任。向局长请示，他不懂，说我们认为行就干。干得好自然相安无事，一旦出了问题，领导（当时叫首长）可以推说他不懂业务，责任全在下面。我们中好些人因此被判刑，而且一判最低六年。所以，我提出在党领导全面的前提下，最好配一名业务副局长。
三、希望提高民航干部的待遇，因为当时实在太低。
我提这几条意见，政委连连点头，样样同意，很把我感动了一回。哪晓得转眼就变脸！共产党我摸不透，红脸白脸眨眼变。后来在长寿湖，管教人员教育我们说：“形势变了政策就要变。”换句话说，就是可以说话不算话。因此我们管共产党的政策叫“月亮政策”——天天不一样。
我这三条意见都有回答：一、污蔑工农学员，以技术权威要挟党组织。二、想篡党夺权，自己当业务副局长。三、梦想恢复旧社会资产阶级特权生活。这几条罪状把我惊呆了！告诉你，从那以后到现在40多年，我再没提过任何意见。
公平地说，西航并不想一棍子把我打死，原因是我的技术。我担任民航西南通讯台台长，统领十余个科室，50多号人，负责整个西南地区的飞机导航与通讯。还有，这些年来，我是怎样在干，他们应当看得清楚。
发放名额的重庆市“首长”非要完成任务，他们一状告到省委书记李井泉门下，李井泉马上将民航局长和政委找去，说了一句话：“两个右派都处理不下去，是不是要我报到中央去批？！”
抓我，采取了军事上的突然袭击。那是1958年4月的一个晚上，一辆军车突然开到白市驿机场，把我抓上车，押往位于大巴山深处的通江劳改农场。我当然不愿把这事告诉父母，但是我有两个娃儿，儿子七岁，女儿五岁，我一走，他们怎么办？我不得不写信回武汉老家，请父母来重庆把孩子接走。妻子？她在1957年因病去世了。说到她，我心里很难受，她1948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医科大学。结婚后，我一直在外忙，很少回家，更说不上照顾她。她弥留之际我从成都匆匆赶到医院，她躺在病床上，双眼睁着，一动不动，也不说话，我俯下身去抱她，非常伤心，旁边的医生、护士在流眼泪。后来我才知道，抱她的时候，她已经断气了，但是她的眼睛没有闭，我在她的遗体前站了很长时间，一动不动望着她。至今我都觉得对不起她，怀念她。
再说那封信，正是那封信断送了父亲。那几天父亲心情正好。老友董必武先生发来通知，接他进京做点事。他行李已经打点好，喜滋滋准备进京。他收到我的信，坐在藤椅上品读。信还没读完，他突然大叫一声：“这个杂种不争气！”他头一歪，倒在藤椅上。家里人赶紧把他抬到医院，脑溢血，已经没救了。在大巴山劳动四个多月后，重庆把我们接回来，准备转到长寿湖。这个时候，大跃进在全国展开，民航也要大跃进，要在15年内赶超英国。他们觉得我正是可用之材，不必发配我到长寿湖，只需要把我“阉割”一下——保留“拉磨”的力气，去掉“传宗”的功能，用他们的说法，叫“政治上打倒，技术上使用”。我不干，我是头犟驴，宁愿受惩罚，也不愿被阉割。我跑出来，自己买船票去长寿湖。
我一直认为，中国人有力量搞航空，可以不依靠美英把新中国的航空业搞上去，我就是为此回国。后来我们中很多人离去，我也有去香港的机会，我不走，也是为了这番事业。但是我决不以一个“分子”的身份来干事业。
我到长寿湖后，劳改名单中没有我，农场不接收，不给我安排住处。我铁了心，找到一间教室（当时还在放暑假），将几张课桌拼拢作床，然后跑到农场的养猪场，挽起袖子就干活。白白送来一个劳动力，猪场居然不要。我不管，天天去宰猪草，也不多说话，操起菜刀，“通、通、通”一阵猛宰。时间一长，人混熟了，养猪场终于收留了我。
这年我35岁，开始长达20年的长寿湖生活。
我当右派后，只发9元生活费，后来按市政府规定发18元，1962年加到30元，一直到1979年“改正”后才恢复原工资。饥荒年我全靠卖首饰，一件接一件卖，卖了就赶紧买吃的，1952年没捐走的那些首饰救了我一命。
但是，我个子大，消耗多，还是饿得全身浮肿，1960年，管教干部孙×看我不行了，开恩特批我回武汉老家养病。（在我采访的所有长寿湖右派中，熊明鑫是唯一提到孙×好处的人。）
那个时候，武汉条件相对四川好一些，关键是我呆在母亲身边，她象护理婴儿一样护理我，把家里和能搞到的好东西全部给我吃，几个月时间，我又恢复了人样。
我该回长寿湖了。头一晚上，母亲流了一夜的泪，她怕我又要挨饿，在长寿湖活不出来。第二天，母亲和姐姐送我到江边。船拉了汽笛，要开了，她这才放我的手。我转身匆匆朝轮船走去。母亲一直呆呆望着我，就在我走上跳板，要登船那一霎那，她突然站立不稳，踉踉跄跄往前窜了几步，一头栽倒在地上。姐姐惊叫起来，我扭头一看，飞也似地奔回去。母亲躺在地上两眼翻白、口角抽搐，已经不能言语。我与姐姐一起将母亲送到医院急救。她没有再醒来，第二天，她走了，她不会再挂念我了。父母都是死在我手上啊，都死在我手上！
母亲去世后，我把我的两个孩子分送到姐姐和妹妹家，姐姐收养儿子，妹妹收养女儿。事情还没完，文革还有一道鬼门关在等我。
1967年，一群造反的学生气势汹汹杀进岛来，把我们拖出来跪成一排。他们在我胸前挂一块大牌子，强迫我双膝跪在煤渣上。这次，给我定了一个“美蒋特务”的罪名，命令我向毛主席认罪。我跪在煤渣上痛得冷汗直流，突然，一个红卫兵飞起一脚踢来，这一脚狠，力量特大。我惨叫一声，向前扑出三米多远，额头在地上碰得鲜血直流。这一脚踢在我腰上，肾脏受了严重损伤，我躺在床上几个月起不来，整整拉了两年的血尿。幸亏那人穿的是双回力鞋，要是大头皮鞋，我肯定当场就报销。
他们为什么下死命踢我，原因是他们抄家搜到我当年同美国飞行员一起照的像片，说我里通外国。那次挨打后，我把过去的照片统统烧光，一张不留。（毛泽东也同美国飞行员照过相，那是1945年9月16日。那时毛看上去无比亲切、宽厚、“民主”。）
造反派打人不说，还抄家。我在长寿湖的“家”被抄得只剩下一件劳保服，真正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我身体垮得很快，1971年初，终于倒床不起。我料想我不行了，快去见我父母了，别人也这样看。管教干部郑修成来到我床边，问我有什么话要说，也就相当于遗言吧。我告诉他，这辈子我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子女，没有做一件亏心事……
然而，我大难不死，盼到了1979年的“后福”。
一天，狮子滩场部来了一辆豪华轿车，这车在当时当地极其少见，车上下来两个气宇不凡的人物。场部办公室人员一看介绍信，慌了神——来者竟是地师级官员——渔场场长也不过才县团级。办公室人员赶忙把场长叫来接待。“地师级”告诉场长，他们要见民航西南通讯台台长熊明鑫。
场长说，熊明鑫住得远，一两天出不来，有什么话对他讲。“地师级”表示，他们愿意等。
三天之后，我才从长寿湖最偏远的一个地方——飞龙岛划船出来。
“地师级”在场部招待所接见了我，我那时已被改造成一副“熊”样。我看见桌子上放着我一尺多高的档案，里面装有我多年的思想改造汇报，每年每月的劳动评审鉴定，认罪服法表现，言论思想记录等等。
“地师级”态度非常诚恳，他对我说，当年把我错划成右派，组织上决定“改正”，接我回原单位工作。我本来早已心如死灰，这几句话来得突然，一下子把我撩翻，我也不知为什么，由“熊”转“牛”，一跃而起，指着“地师级”的鼻子大骂：“一句整错了就算了？！老子是二十一年冤屈，九死一生哪！”
“地师级”非常有涵养，他不紧不慢地说：“我们来之前首长就给我们交待了，说熊明鑫同志能力很强，水平很高，但性子急。你受了几十年的苦，心里有气，骂我们，打我们，往我们脸上吐痰都可以，只是请你出了这间屋就不要再乱说了。”
这一招，以柔克刚，我伸出去的那只手垂了下来。但是，这几十年我伤透了心，民航伤透了我的心，情感上我无法再回民航。这就象一个把灵魂和肉体全部奉献，但却被无情抛弃和折磨的女人，不愿意再回到那个男人的怀抱。所以，我申请调到了重庆气象局。那时气象局的三个局长都不懂业务，我还算懂气象业务的人，能够做点事。
我进气象局时国家正强调领导干部年轻化，1979年我已经５６岁了，因此，我自愿放弃官职，当一个一般技术人员。就这样，干了几年退休完事。
从1949年到1979年，经过30年的折腾，两航起义的500多人已被整肃得所剩无几。“文革”中，仅在北京一地，便有48名起义人员被当作美蒋特务整死。那位策划并指挥了著名的“北飞行动”，将12架飞机和53名航空人才交到共产党手中的潘定国，也被打断了背脊骨。若不是周恩来念他立下试航首飞拉萨之功，保他一命，这位著名的飞行员也活不下来。文革之后他去了美国。
我后来听北京的朋友讲，我当年训练的13名女飞行员之一诸××，在林彪手下当了民航总局副局长，“文革”中她曾到处找我——我在训练时几次想淘汰她。北京的朋友说，幸亏我早早躲到了长寿湖，如果落在她手里，必死无疑。
说来不可思议，我两次差点死在长寿湖，但长寿湖终究救了我。
◇ 访后记
熊先生身材魁梧，步履稳健，一眼望去，犹有当年蓝天上叱咤风云的气魄，甚至还有几分“大首长”的风度，虽年近八旬，但耳聪目明，思维敏捷，由此可想，35岁“下岗”时，是何等精神。
长寿湖猪场的菜刀“通、通、通”，把熊先生十八般武艺宰得稀烂，拌合他回归大陆的热忱，效力祖国的愿望，一起煮熬，倾入猪槽。
2001年深秋的一天，我登上长寿湖同心岛，这儿是熊明鑫劳动改造过的地方。我沿着一条土路往半山坡走去，四周非常寂静，看不到一个人影，凉嗖嗖的秋风扑面而来。我走到一家农舍前，一眼就看到一个大猪圈，几头肥猪在圈里拱动，吧吧嗒嗒地争吃槽食，空气中飘荡着粪水和谷草的气味。我站在猪圈旁，望着深秋有些萧瑟的山坡，感到一种远离社会、远离文明的荒寒。吱呀的木栅圈门，潮湿的石头猪槽，一堆红苕藤，沾着泥粪……
熊先生留我吃饭，席间，他叹了口气：“我今天说了好多话，破例了。前不久有人来找我了解1945年重庆谈判的一段往事，我客客气气，但绝不多说，更不表态。电影《重庆谈判》和反映两航起义的电视剧《北飞行动》与我所了解的一些事实有很大出入，可我一言不发。不怕你笑，我被整怕了，看见一根草绳，便怕是毒蛇。我现在有心脏病，共产党再整我一次，完了。”
◇ 补记
熊明鑫先生于2005年8月2日在重庆去世，终年82岁。
2004年5月16日，熊先生最后一次参加长寿湖右派难友聚会，在会上，他与分别了37年的长寿湖难友谭显殷重逢。一年后，这位厚道的老人永远走了。
1949年11月12日毛泽东电贺两航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