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夏朝故地挖墓去
陈益民
2015年12月，历经几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出版面世，成为引人注目的新闻。原因是在陶寺发现了城址、宫殿、帝王规模的大墓，以及古观象台，还发现了陶器上书写的朱砂文字，发现了玉钺等王者玉器、铜齿轮等高水平青铜器、带盘龙纹的陶盆等大量极富权力象征和技术标识的珍贵文物。而且，据研究，陶寺遗址锶同位素揭秘：遗址当年的居民有70%为外来移民，遗址晚期又具有明显的破坏痕迹，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当年这里是远古重要的移民都城，后来曾遭遇巨大的历史动荡。古书上说：“尧都平阳。”平阳就是今山西临汾的古称。不少人认为，临汾地区襄汾县陶寺村，应是夏都之一。无论这推论正确与否，该遗址在中华五千年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我和我的考古专业同学对此尤为关注，因为，我们也曾在陶寺进行过考古实习！
我很庆幸，自己上大学读的是考古专业，这使我比别的好些专业的学生有更多的外出实习机会。我们的实习，既有在穷山僻壤待着的枯燥日子，也有周游郑州、洛阳、西安等古都和当阳长坂坡、秭归屈原故里、黄冈东坡赤壁、苏州园林等名胜的机会。游山玩水的日子姑且不说了，在此回顾一下那年在山西的好时光吧。
1980年5、6月间，我们来到山西襄汾的陶寺公社（那时还叫公社呢）。那里有夏文化的遗存，是考古界十分向往的地方。我们有幸来到了这个文明的发源地。那里的地形到处沟沟壑壑，有着典型的黄土高原特征。环境让我们感到新鲜，生活则叫我们有点不习惯。
考古专业同学们在临汾，太阳帽、墨镜，为我们当时的标配。（左一为作者）
记得在山西铁路管片内的一列肮脏、破旧、行驶极慢的绿皮火车上，我曾见一位山西老大爷在中午时分，从包里掏出一个既大又硬的烧饼和一根很粗的葱，一口饼，一口葱，吃得津津有味，我感到很不可思议。到了陶寺村后，发现那儿的人们吃得很简单，人们重粮食而不重疏菜。我当时的日记记述：“山西人款待客人，一般不是用几碗、十几碗丰盛菜肴，却是以白面馒头作为上等品。”有一次我上一位老乡家，他款待我的是一大碗小米粥和一个棒子面大窝窝头，除了放上一撮辣椒和葱叶外，没别的菜，但我吃得很香，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吃窝窝头。人家吃得那样简单粗糙，却一个个长得跟铁塔似的壮实，像我们这些食不厌精的南方人，却一个个长得猴瘦，这让我一直很不得其解。而且，奇怪得很，村里人还不喜欢吃鱼，不太吃鸡和鸡蛋。这倒让我们捡了个便宜，鸡按五毛钱一斤卖给我们，鸡蛋则一块钱可以买十二个。鱼只要四五毛钱一斤，但在这地方比较少见。这都比我们在江南时要便宜得多，这也是希罕事。
中国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在陶寺对那儿是否存在夏代文化遗址进行探索。我们实习，就是配合他们的考古工作。在陶寺村西南约一里远的庄稼地里，我们俩人一组，分别在不同的“探方”中挖掘，并请当地的老乡做帮工。陶寺当时发现的遗址分四个区，我们在第二区。我与耿曙生同学分在一个5×5米的探方，挖了一些日子，就这么个小范围，竟然发现了上下叠压的16座墓。时间紧，我们只清理了6座，其中4座骨架较完整。而随葬品极少，总共才发现石瑗、石斧、石铲各一件，连陶器都没有。有一座墓较深，距地表有3.35米，带着编织物和棺木痕迹。原本满怀希望，期待着有什么远古珍贵的东西出土，结果也大失所望，收获不多。都是平民墓。看着那些遗骸，有一个词不时在我脑海萦绕：“挖人祖坟！”当然这不是某一家一户的祖先，而是我们民族的先人。现在挖先人之墓，只为研究历史、探寻民族文化之源。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心里对那些遗骸默念：打扰了，您在这儿沉睡了四千多年，从现在起就不能再在原地睡下去了，真抱歉！而我们挖掘的过程，也颇有些怪象出现。查我当时的日记，屡次提到天气——
那年5月12日开始发掘，清理出近一米厚的浮土。13日，挖到地下1.1米深，在探方东南角就发现了人骨。当时我来了兴致，正准备清理，不料其时乌云密布，顷刻间竟下起了倾盆大雨，工地上所有人都一哄而散，狂奔回驻地避雨，我也不得不随大家一起撤离。14日，天气晴好，清理完了昨天发现的那具遗骸，同时还在探方中发现了九个不同时期相互叠压的墓穴痕迹。15日，继续挖掘，清理了一些人骨和随葬石器。我的日记记述：彼时，“沉沉乌云翻滚，飞沙走石，狂风大作，我头上的遮阳帽几乎被吹走”。十余天后，已出土的骨架，较完整的有三具，还有好些因墓葬相互打破而形成的碎乱人骨。5月25日日记又提到天气：“风吹了整整一天。飞沙走石，沙尘漫天。路上积下厚厚的尘土，一脚踩下去，脚被尘土埋没，腾起一股尘烟。在探方里，不低头哈腰，我们便睁不开眼睛……”
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那先后出现的狂风暴雨和沙尘暴天气，与我们的考古发掘没有关联。不过，后来我还是难免生出一些联想：那恶劣天气，也许可以算作是那远古墓地中的主人在被惊扰后，在冥冥中借天气表达他们的愤怒吧？
我同学在探方中正进行测量。
黄土高原，树木草地不多，刮风时天昏地暗，下雨时遍地泥浆，天晴时地硬如铁板。在那样的地方多待一些日子，真会感到很乏味。如果我们所挖掘的墓里能有什么希罕物发现，那就一切辛苦单调都会烟消云散。但我们的运气不佳，大家都没有什么重大发现。我们挖出的随葬品和人头骨，在绘制完图后，都会带回住处作文物保存，留作进一步的研究，其中骨骼有助于研究四千年前当地的族群特征。然而，我们住的是老乡新盖好还未入住的毛坯房，老乡坚决不允许我们把人的遗骨带进屋子。这的确无可厚非，谁愿意在自家的房子里存放这样的不吉利东西呢？于是，我们便将头骨顺着院子里的墙角根一溜排开放着，其他骨头用纸包着一堆一堆。一眼看去，阴森森的，还真让人觉着毛骨悚然。记得在学校上人体知识课时，须由我们学生协助老师到教研室抬一具完整的人骨架到教室去，我那时在抬往教室的路上一见着前面有同方向行进的女生，总是故意在离人家很近了才喊“让让，让让”，待人家一扭脸发现一具骷髅就在身边而尖声惊叫时，我们便很得意地笑了。和平年代见着骷髅，总让人有非常特别的感觉。
当地人很朴实，我的一个同学指着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对一位帮工的小伙子说，你可得好好敬着他，他相当于你们这儿的县长！这么大的“官”，山沟里的小伙子哪儿见过呀，于是憨憨地笑着。对小伙子来说，最远的地方也就去过几十里外的县城，见识是有限的。他们平时闷头种田，也努力赚钱，因为当地娶媳妇，彩礼据说往往多达一千元！那个年代的一千元，在乡村可说是一笔巨款！因而能到我们的考古工地做临时工，对他们而言是件不错的差事。因而他们与我们考古人员的关系，都处得不错。
我在遗址骑马，颇有“土匪”模样（自己竟给黑白照片涂了颜色）。
我们同学说想试试骑马的滋味，小伙子便很快把自家的马匹牵来，让我们过过瘾。我为了照张相，也骑到马的光背上，摆出一付英雄豪杰的姿态，其实心里却怦怦乱跳，生怕马儿跑起来。倒是人家那憨小伙儿，骑在马上从容不迫，深褐色的人和马，在四围黄土的映衬下，大有一尊雕像的感觉。相形之下，我们那相当于“县长”的“大官”在马背上就狼狈多了。
我们那时除了在襄汾发掘，还到山西的临汾、运城、侯马、太原等地参观古代文化名胜。在运城永乐宫，一位年轻漂亮的讲解员得知我们是大学生，一个劲向我们老师打听我们这些人里有没有她的山西老乡，在得知没有时竟还叹了一口气，那失望的神情，倒让我们生出了几分可惜的感觉。我们不是不期望从天上掉下来情和爱，可是那时候大家都很正经，不会胡乱拈花惹草，也就总是把近在手边的花儿任其随风飘去了。当然也有例外。在陶寺公社，我们与外界隔绝，消息闭塞，看不到报纸，也没有电视，看似返朴归真，然而，一帮年轻小伙子，正处在春心萌动的岁数，总不免会有满腔情怀无处寄托的感慨。我们中的一位同学，那阵老是去公社的卫生所打针拿药，最初一两趟的确是因感冒而去的，可后来明显去得频繁了些，显然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思。有一阵我见他与另两位要好的同学老在一起低声叽叽咕咕，不知他们有何秘密。后来离开陶寺，离开山西，回到学校，我才得知那同学那一阵对人家卫生所里的一位小护士有了好感，而那位纯情的乡村少女竟也当了真，后来在给我同学的来信中还有“盼鹰早归”的话。我那同学是个多情人，只是那时节在乡村遭遇点“有女怀春”的故事，仍不免留下不尽的离愁别绪。终究没有结局，唯馀山月遗梦。
同学们在张之恒先生的带领下，一起去攀登遗址附近的塔儿山。
在山西，我第一次进入窑洞，第一次与十几个人睡大炕，第一次看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如此离不开醋、离不开大葱，第一次在饭馆看见有人有板凳不坐而蹲在板凳上吃。一切都是那样质朴而新鲜。一位在陕北待过的同学曾说：山西、陕西某些穷地方，你拿一个馒头就能换取一个村妇睡一觉；一户人家只有一套衣服，男人穿衣下地时女人光屁股在家，女人穿衣服出门时男人光屁股在家。对此，我总是不太相信，至少在那偏僻的陶寺，虽不很富，但老乡们衣装整齐，日出而作、日暮而上炕的田园生活，那鸡犬之声相闻的和谐乡野，一点儿也没让我感到那是让人穷困潦倒的地方。听听“人说山西好风光……”那首歌，也感觉真的是那样的动听。
想想我们考古接触到了数千年前沉甸甸的历史遗痕，看看现实世界活生生的生活与爱情，我忽然对于历史时空、人生繁衍，有所感悟，化用张若虚的诗句，就是：人生代代无穷已，山月年年只相似！这片黄土地上，祖宗来过，我辈正在走过，子孙还将到来，这是一幅多么壮阔而辽远的宏图啊！山西，这个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值得我们好好去游走观览，去探秘发现，它会带给我们许多新收获、许多新感悟。
至今，我还在怀想，什么时候，还有机会让我重返山西陶寺那个闭塞而纯朴的山沟沟呢？——或许会有机会吧，因为它已被好些人视为尧都，至少也是一处夏朝重要遗址。朝圣之路，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前往的，或许其中也包括我。
我当年顶着烈日在考古探方中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