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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物理学家卢鹤绂教授
复旦大学卢鹤绂教授“文革”中的特殊任务
华新民
本文转自《昨天》第233期（2023年9月30日）
卢鹤绂（1914—1997），祖籍山东掖县，生于沈阳。1936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同年赴美留学，获得明尼苏达大学硕士（1939）、博士（1941）学位。1941 年回国后在中山大学、广西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45 年到浙江大学任教，1952 年院系调整时被调入复旦大学。1955 年被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1957 年回到复旦大学任教，1959 年参与建立该校物理二系（原子能系），1980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0 年5月17日，时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辑的王德禄先生，对复旦大学物理学教授卢鹤绂进行了访谈。卢教授在访谈中谈到他在文革中的一部分经历，记录如下——卢鹤绂：文革期间，“四人帮”要造反，复旦造反派顺水推舟就把我打压了，不让我做系主任，表现出不尊重我。他们说，你老了，就在家颐养天年吧。他们列举了我的十大罪状，第－大罪状是“串通外国”，当“洋奴”。因为我在浙江大学用英文讲课，我不讲中国话不是大洋奴嘛，而且我跟国外也通过信。十大罪状我背不下来了，也记不清楚当时他们是怎么批判的。复旦大学还算客气，在办公室拘留了我三个礼拜，洗澡可以回家，有人陪着我回去，拘留时间长一些。当时还有专人监督，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监督我的。……钱伟长解放后，复旦大学学习清华大学的经验，第－个解放的就是我。当时我是老百姓，一听到解放的消息，马上回到复旦大学。1969 年下半年，我一回去，上海市委就给我安排了工作，参加量子论大批判，我主要负责提供资料。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给我布置的任务，后来就变成了这本书。王德禄：这本《哥本哈根学派量子论考释》？当时是让您批判的？ 卢鹤绂：让我调查，我不负责批判。我说我不够资格批判，我的马列主义水平很低，但是我可以提供材料。据说，这是毛主席给的任务。卢鹤绂：我不全知道。尽管我也知道一点，就是不好意思讲。我给你看几个大字，“知而告之，告而以实，仁信也”，是古文的名言。我可以按照这个哲学给你提供素材，我不接受马列主义批判的任务，我是物理学家，没有这个任务。……我是完全从第三者的立场写。当时我敢不说实话吗？如果不说实话被发现了可能被砍头。毛主席对我感兴趣是什么意思呢？我告诉你吧，我对你不保密了。要写那本书的作者已经去世了。如果这个人还活着，他的抱负会很大，大到我认为我们很难做件事。众所周知，列宁有过一本书《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中只写到了爱因斯坦刚出头，爱因斯坦以后的科学家都没有涉及，所以要续写列宁这本书，续写到量子论。毛主席说苏联没资格续写，只有中国有这个资格，只有他有这个资格。他要续写这本书，这个企图是很大的，这可不是小企图啊！那时候，列宁这本书可以说是“圣经”，现在没人看了。毛主席要续写这本书，一定要找个知情的，不知情的写出来不像样，那不糟糕了吗？我感觉很荣幸，他找到了我，北京那么多物理学家不找，跑到上海来找我。这说明还有人识货。当时是上海市委通知的。〔王德禄：《留学归国科学家访谈录（下）·卢鹤绂》，载《院史资料与研究》2018 年第2期（总第160期），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中心·院史资料室编，44—46 页。〕先对这段访谈做一点说明，卢教授在谈话中提到的“毛主席给的任务”是由上海市或复旦大学当时的有关人员向他传达的，迄今未见到成文的高层指示，其中经过了层层转述，有的话也未必是指示的原话，有些话也不够准确。例如说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写到了爱因斯坦刚出头，爱因斯坦以后的科学家都没有涉及”就不准确。事实上，列宁的这本书完全没有涉及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关于狭义相对论的论文发表在 1905 年的德国《物理学年鉴》上。由于其概念的新颖和颠覆性，学术界人士花了几年时间才开始理解，大约到 1911 年才受到物理学界的普遍接受。1912 年，爱因斯坦首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和洛仑兹一起），但未能成功。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完稿于1908年，当时爱因斯坦还在伯尔尼的瑞士专利局任职，一年以后才离开专利局，到苏黎世大学担任副教授。所以爱因斯坦的名字当时还没有进入一个流亡的俄国革命者的视野。不过，该书确实提到了一个对相对论诞生有重要贡献的人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在书中，庞加莱和该书的主要批判对象马赫都被列宁归入“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之列。胡大年的研究显示，1969 年7月，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亲信王知常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会议，动员物理系的教师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并指使复旦的物理学家们成立一个专门的批判写作组。名为“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以下简称“上海理科批判组”），主要由复旦大学的物理系和文科的哲学系、历史系的教师以及《文汇报》的记者所组成。“上海理科批判组”听命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胡大年：《“文革”中的“无产阶级科学革命”——中国科学院“相对论56批判组”再考》，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 37 卷第 3 期（2018 年）〕而根据卢教授在王德禄的访谈中所说，他接受“参加量子论大批判”任务的时间是 1969 年下半年，这个时间同上述“上海理科批判组”成立的时间基本上相合。我们有理由猜想，这不是偶然的。很可能，在王知常动员复旦大学物理系的教师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同时，也提出了批判量子论的任务，而卢教授就是为这一任务而被“解放”的，这项任务是否还涉及其他人？卢教授是不是“上海理科批判组”的成员？他那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任务是在1969 年7月的会议上布置的，还是单独向他交代的？这些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加以澄清。卢教授的特殊任务可以看作是上世纪50到70年代中国开展的一系列自然科学领域中批判运动的一部分，批判的矛头所指是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思想”，以确立“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指导思想。这些运动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批判，导致了杰出科学家的去国出走；以及对心理学的批判，一度导致整个心理学科被取消。〔胡化凯：《破而不立，欲速不达——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中国开展的科学批判运动》，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 39 卷第 2 期，（2020 年）〕所有这些批判运动都是从苏联“引进”的，把苏联类似的批判拷贝到中国来，是1950年代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的产物，一方面是向苏联方面表达全面学习的诚意，另一方面是配合对国内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以肃清自然科学领域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具体到物理学领域，就是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1956 年由国家制定的《自然辩证法十二年研究规划草案》规定了物理学领域批判的对象，包括“不可知论、非决定论、相对主义、唯能论、神秘主义、实证主义”六项。其中“不可知论、非决定论”则是针对哥本哈根量子力学解释的，“相对主义、唯能论”是针对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而“神秘主义、实证主义”则是它们的共同的哲学基础。对于两者的批判在文革之前时起时伏，绵延十多年。1966 年夏天文革开始，所有科学刊物停止出版，原来在官方刊物上对爱因斯坦和哥本哈根学派的批判停止了，但是科学哲学领域里的“革命大批判”扩散到了大字报和民间出版的各种油印、铅印小报。这种民间的批判跟文革前相比，语言中火药味更浓，“横扫一切”的“气派”也更宏大，其风格可以从下述一份文革初期的油印资料中窥见一斑：这份资料名为《评玻尔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是对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关于量子力学的基础问题的争论所作的评论。（关于这场争论的简介，请参阅华新民：《爱因斯坦—玻尔之争和马赫的实证主义》，载《赛先生》2023 年 6 月 2 日）在此文中，作者以高度的“理论自信”对这场爱—玻之争做了如下评论：“玻尔与爱因斯坦关于电子轨道和因果性问题的争论，表面上是非决定论和决定论之争，实际上是一个执迷于经验，另一个醉心于思维，从57经验论和先验论这两个极端出发，相互进行指责。他们各自把近似于螺旋曲线的人类认识的一个片断，当成了独立的完整的直线，并沿着这条直线分别滚进了唯心主义的泥坑。”“玻尔和爱因斯坦从两个不同的极端出发去要求‘理论的完备性’，表面上针锋相对，实际上是一丘之貉，他们都只能在唯心主义中找到其‘完备性’的归宿。”这篇奇文认为，玻尔与爱因斯坦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唯心论的经验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之间的相互攻击。”“是一场唯心主义内部的派别之争，这样的争论在唯物主义看来，只不过是‘信黄鬼的人和信绿鬼的人之间的争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用语），是不会得出什么有益的结果的。但是，通过对这场争论的深入分析，却使我们清楚的看到了形而上学和唯心论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还占据着很大的地盘。”〔胡化凯：《20 世纪 50-70 年代中国对哥本哈根学派量子力学诠释的批判》，载《科学文化评论》第十卷第 1 期（2013 年）〕比较起来，由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比量子力学更加广为人知，批判相对论的群众运动首先在北京发展为狂飙式的群众性大批判，由于毛泽东女婿孔令华的组织和参与，更吸引和鼓励了许多青年学生参加。1969 年，这场运动由于陈伯达的支持而获得了更多的官方资源，陈伯达亲自指示《红旗》和《中国科学》等权威性刊物准备发表他们撰写的批判相对论的文章，中国科学院还召集资深科学家开会专门对此进行了讨论。然而在第二年的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受到批判，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运动失去了主要的推动力量，有组织的批判运动很快在北京偃旗息鼓。北京的批判于1970年末收场之后，上海在姚文元的支持和指导下，成为新的中心，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包括建立在广义相对论基础上的大爆炸宇宙学，作出了一系列意识形态上的和哲学上的声讨。上海方面的批判运动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从本文开头卢教授的谈话中我们得知，对玻尔和哥本哈根量子论的批判，虽然没有像批判相对论那么声势浩大，但其背后似乎蕴藏着更大的“企图”，那就是毛泽东要亲自参加到这个批判运动中来，以批判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为契机续写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看来，卢教授在1969年第一个获得了“解放”，也是为这个“大企图”服务的。作为给毛泽东的批判提供资料的主要科学家，他为这些资料花费了六年的巨大心力，按他的说法，他不敢犯“欺君之罪”：“当时我敢不说实话吗？如果不说实话发现了可能要砍头了。”卢教授说：“北京那么多物理学家不找，跑到上海来找我。”为什么到上海找卢教授？我们无法得知原因，不过这样的事例也不是独一无二。“文革”期间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在他的《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一文中说：“从 1971 年下半年起，也就是林彪事件之后，到 1975 年 10 月毛泽东病危期间，他通过姚文元要我们（上海市委写作组）陆续标点和注释了一批大字本（毛泽东到了晚年患有白内障、视力退化）送给他阅读，或者建议中央政治局委员读。”由此可知，毛泽东在“文革”中如要参考什么古文资料，除了在北京找学者以外，到上海去找也是通常的做法。从卢教授的访谈来看，他在其中的角色是准备批判靶子的资料，有点类似冯友兰和周一良等老教授在“梁效”写作组中的作用。不过，按朱永嘉的回忆，这类事都在 1971 年之后，而且都是标点和注释古文资料，而卢教授的任务是1969年就下达的，而且是关于自然科学的外文资料， 所以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毛或许在某个场合议论到要续写列宁著作的“大企图”，姚文元知悉之后，希望在这场批判运动中起主导作用，把协助毛实现其大企图的任务揽到他自己麾下，事成的话，功劳当不在他前些年直接听命于江青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之下，于是私下里告诉了在上海掌权的亲信，捷足先登组织起一个写作班子。卢教授也因为这个机缘而获得了“解放”。在关于“文革”中批判相对论的个人回忆和学者研究中，虽然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他们的支持，但是没有任何亲历者或研究者提到毛泽东要在理论上超越列宁、并且有续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企图。这样的“大企图”是卢教授的访谈中第一次透露出来的，笔者相信这不是卢先生的虚构，也不是当时上海市领导人的假传圣旨，应该是真实的，值得有关的历史学者作深入的追踪。至于卢鹤绂教授的考察报告——由上海市委印成大字版本——在1975年上呈后，毛泽东是否真的读过？我们不知道，估计是没有，毕竟，这时毛离他的人生终点已经时日不多了。我们只知道，在毛泽东逝世后，卢教授在1984年将他的报告以《哥本哈根学派量子论考释》的书名交付出版，他在该书的序里说：“1975年笔者有机缘对哥派关于量子论的观点、言论和态度，作过较全面的调查，据所得分十二章撰成小结，力求实事求是，避开成见，并将据以考核的哥派成员原话择其要者附后，供读者自行判断。”〔卢鹤绂：《哥本哈根学派量子论考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笔者通读全书，觉得卢教授对哥本哈根学派的主张确实搜罗得十分全面详尽，解说和评论虽不免有些许大批判的痕迹，也堪称客观公允，是了解哥本哈根学派量子力学解释的不可多得的资料。至于毛泽东的“大企图”，则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和文革结束也被永远地搁置了。所有对爱因斯坦相对论以及哥本哈根学派量子论的批判也都无疾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