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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的南京大学“文革”罹难者
作者：吴式超
转自何蜀主编《昨天》第222期（2023年4月30日）
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在最高指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想指导下，高等学校成了运动重灾区。我们南京大学也不例外，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和员工受到冲击和迫害,有些人甚至被迫害至死。南京大学被迫害死的至少有27人，其中不包括文凤来、瞿郁文。因为文凤来在文革后期调出南大；瞿郁文是家属。我看到在《南京大学大事记 1902—1988》中，记载全校被迫害死26人。现把《大事记》的记载抄录如下（在“”内的是原文）：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在审查中，不幸死亡者计5人”；1970年，“本年在‘一打三反’‘深挖5·16’运动中自杀身亡达17人（其中教师8人学生5人，干部职工4人）。知名气象学家、气象系主任徐尔灏教授于7月14日被迫害而死”。徐尔灏是在东南大楼跳楼自杀的；1971年，“继续进行‘深挖5·16’及‘清队’运动。运动中自杀身亡者4人。原党委常委、教务长杨世杰2月13日被迫害致死”。杨世杰系割腕自杀。我认为《大事记》对死难者的统计是不够完全的， 1966年图书馆自杀1人，就没有记入。我还怀疑，难道1969、1972年没有死人？全校逼死人最多的是“深挖5·16”，而“深挖5·16”运动到1973年才基本上停下来。《大事记》的记录也极粗疏，没有记下绝大部分人的名字，更不要说他们是怎样被害死的了。我把自己收集到的和亲见亲闻的死难者点滴情况记录如下，作为对“文革”的控诉和对死难者的深切悼念。老陈文革前是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秘书。他较早崭露头角，1956年27岁时就是南京大学党委成员10人之一，可算年轻有为。一定有什么原因， 1958年他从南大团委副书记的重要岗位上，贬到图书馆仅仅担任主任秘书。图书馆馆长是由一位副校长兼任的，挂名不管事；副馆长是位民主人士，年老有病，长期不上班。老陈便成为图书馆实际掌权人。他不懂业务，也不重视业务，图书馆的日常业务工作按惯性运行。他很重视对员工的思想掌控，特别对年轻人。他常常宣扬自己重视培养和爱护青年人，要求所有青年人要经常向他汇报思想，乃至喜欢什么样的衣服、想看什么电影等小事也成为报告的内容。谁向他汇报得多，谁就是靠拢组织靠拢党，就是进步的表现。通过这样的手段，他把馆里年轻人牢牢地掌握在手上，进而掌控整个图书馆的员工。我刚到图书馆时，对工作不满意，情绪低落。他找我谈话，问我，你有什么思想问题？人家反映你整天闷闷不乐的。连我的表情他都知道，还有什么能逃得过他眼睛的。他常常利用报上宣传模范党员事迹，抬高党员，最后技巧地落实到拔高自己。他说，党员是群众中的英雄模范，很不简单的！斯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造的！有一次，他说自己参加学校领导干部会议，在会上发了言，受到匡校长赞赏，“校长很欣赏我，很喜欢我”。他说，拥护党、听党的话不是空的，具体就是听本单位党领导的话，靠拢组织，向组织交心。他规定团员及青年积极分子每两周有一个晚上，到他家去学习座谈。经他炒作，能参加他家学习是很光荣的。所谓学习座谈，就是向他汇报各组人员的思想动态，什么人说了什么话。有几个善拍马的，当面吹捧，很是肉麻。在政治学习会上奉承他的人，就受到表扬。他用这些手段把自己的“威信”提得很高。有一次他生病住院，馆里同事轮番探视（有很大的裹挟成分，看到别人去了，只好跟着去），络绎于途。出院后他在全馆会上说，医院的护士感叹，你这位领导真不简单，这么多人探视，如此受群众爱戴，在我们医院住院的领导人中，还未曾有过呢！馆里有位年轻人小杨同志，他不像别的青年人，不愿意向老陈汇报思想，恭维老陈，被老陈视为另类。他出身不好，当老陈讲到出身不好的人须加紧改造时，总会捎带敲打一下他。虽然没有点名，群众心里都知道这是在说谁。老陈这种做法，我非常看不惯，受到敲打的小杨，他的不满当然比我强烈。文化大革命来了，各级领导成为革命对象。1966年6月起，学校停课，图书馆不开放。全馆人员在老陈主持下政治学习，就是读报纸、讨论，各人把文章内容复述一遍。图书馆员工，中老年人占了一半，其中不少是教授和领导干部的夫人，她们的丈夫是革命对象，个个忧心忡忡；青年人多数出身不好，有自卑感。大家谨言慎行，保平安第一。全校文革热火朝天，图书馆却像一潭死水。来势凶猛的“文革”，让老陈心惊胆战。他的要害问题是上一年他妻子下乡搞“四清”，他在家里出轨，被邻居老杨家保姆发现，告诉了老杨。老杨是校部机关党总支书记，老陈的顶头上司。老杨批评了他。老陈的绯闻传到图书馆，大家都知道了。那时，不正当男女关系被看得很严重，舆论压力特大。我们每天学习的报纸文章内容，就是号召群众揭发领导的问题，这使老陈极度不安。有一次学习结束时，他按捺不住，声色俱厉地告诫说：大家注意，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维护党的领导，特别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更要辨别方向，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明白他说“党的领导”是指他本人。这段训话，放在“文革”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可在这会儿，与报纸上的中央精神，明显唱了反调。没过几天，驻校工作组在大礼堂召开全校大会。礼堂小，容纳不下全校的人，拉了广播线，我们在图书馆收听。会上工作组领导对运动作指示，要求大家相信党的领导，在党委领导下有步骤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这些话与中央的号召放手发动群众背道而驰。工作组领导没有讲完，有一位名叫李太平的年轻人，冲上主席台抢话筒。小李说：我来讲几句。工作组领导不让他讲。小李责问工作组领导“要将我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向何方”，工作组领导训斥他，双方争斗激烈。主会场乱糟糟，工作组领导宣布散会。在我们图书馆这边，老陈也接着说我们也散会。这时，小杨站起说，刚才李太平向工作组提的问题，在我们图书馆也存在，老陈近来言行和中央精神不符，应该向群众作检讨。老陈听了，气得脸煞白，霍地站起身，用手凶狠地指着小杨，厉声说道：你说清楚，我哪些言行不符合中央精神？你懂中央精神？你吃透了中央精神？我看你才应该特别注意！今天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我们走着瞧！一向习惯于乖乖地听老陈训话的图书馆群众，见此情景，都惊呆了。老陈是有权威的啊，大家知道，印在纸上的中央精神，没有坐在身边的小领导管用。人人面色凝重，噤若寒蝉。我一向对老陈有看法，人家小杨提了个意见，你这样暴跳如雷，对你有意见提不得吗？出于义愤，我也站起来说，小杨意见提得对，老陈应以中央文件精神对照检查，你近来的言行都正确吗？你压制小杨提意见，就违背了中央发动群众向领导提意见的精神！我刚坐下，出人意外的，平日不大讲话的小王，也站了起来，表示支持小杨和我的意见。老陈脸色铁青，深知形势对他不利，硬压不行，于是口气相对和缓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新生事物，自己应该虚心学习，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文革”的火终于烧到了图书馆。“文革”前两个月，图书馆调来一位副主任秘书老丁。老丁把老陈与群众发生的矛盾，向工作组汇报了。工作组决定由老丁主持学习，老陈靠边，并要做检查。他的检查实在太不像样，非但仍旧端着领导架子，还话里藏话，语带威胁。他深知图书馆的人胆小，吓唬一下，就会往后缩。可是随着文革迅猛发展，在中央的再三鼓励下，有几个人的胆子稍大了些，对他提了几条实事求是的意见，语调也理性平和。这本来是很普通的事，由于此前图书馆的民主气氛特别差，开起会来一贯是老陈一人训话，群众只有听训的份，现在居然当面说他的不是，他感到天翻地覆，无法忍受，又特别害怕进一步揭发到婚外情问题。这次会，把老陈的威风打下去了。会后不久，他被罚一边反省一边参加打扫卫生，日子更不好过。有一天，他在扫地时，偷偷听见馆里小范对辛某说，要找个字纸篓做高帽子，如果老陈不老实交代检讨，让他戴高帽子游校。老丁通知老陈，明天上午开会，让他检查交代问题。第二天上午，我们上班，就听说他触电自杀身亡了。众人感到非常意外，心里沉甸甸的，没有想到发生这样极端的情况。群众议论，我们仅仅给他提了一般的意见，没有批也没有斗，就受不了？想来只有怕婚外情曝光，太难堪，无法面对家人和群众。他的性格有个弱点，太倔强要面子，自我迷恋。他是个基层干部，平日总摆出首长架势，俨然是英明正确、崇高圣洁的模范领导人。解剖老陈的死因，内因是他品德问题、行为失检，外因就是文化大革命。像他这样犯生活作风错误的，平时不过在党内、行政上受处分，调离图书馆而已；文化大革命要在群众会上交代，贴大字报、戴高帽子游校，在大庭广众面前出丑。他受不了羞辱，死于非命，值得同情。这里的“优秀教师”，不是随便滥用的虚浮之词。“文革”初，在批判、打倒一些老师才是政治正确的高潮中，竟有学生贴出赞扬蔡鲁戈的大字报，下面签名的有十多人！如果不是蔡鲁戈教学水平高，敬业负责的精神极大地感动了学生，在那样的气氛下，怎么可能受到学生的实名表扬？我看过这张大字报，可惜内容记不得了。这是非常难得的，不仅南京大学绝无仅有，其他高校只怕也未必有。蔡鲁戈，男，上海人。1953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组织分配他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不肯去军事院校，申请到普通大学工作。一个人到哪里工作，是党组织说了算的，个人怎可提出异议？组织的决定不可更改，你不服从，就不分配。他回到上海家中赋闲。他与复旦、南大联系求职。那时南大很缺教师，物理系有些课没有人上，决定要他。他于1955年来到南大。蔡鲁戈气质高雅，品德高尚，工作、学习很努力。他与徐煜是北大同学，像兄长似地关照徐煜，时常提醒徐煜，小心谨慎，不可以乱讲话。他自己也很谨慎小心。不过，再怎么小心，也总有疏漏的时候。他住在“陶园”单身教工宿舍，物理系有8位教工住在那里。同一个系互相熟悉的年轻人，难免一起说说笑笑，议论时事，如三年大饥荒的原因、波匈事件、铁托问题、赫鲁晓夫问题等等，闲谈中无意间讲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他们开玩笑地自称“陶园八怪”。“一打三反”大揭发中，有人揭发“陶园八怪”是反动集团。他们8人被分别隔离，逼他们交代问题和揭发别人。在压力和逼迫下，有的人为保自己过关，乱揭乱咬。蔡鲁戈是诚实人，又讲信义，他不乱交代乱咬别人，被认为态度最顽固。审查中，蔡鲁戈案升级为叛国集团。这是因为几年前，同住陶园的沈云先生到外国去了。沈云是蔡鲁戈的北大同学，身材魁梧，食量很大。1960年大饥荒，他粮食不够吃，一个月的饭票20多天就吃完，然后买高价食品，又没有足够的钱，患了肝炎，身体极虚弱，眼看很难支撑下去。沈云的哥哥在加拿大，他哥哥神通广大，得知弟弟情况后，通过外交渠道申请接他的弟弟去加拿大。经过公安部批准，沈云办妥了去加拿大的手续。住在陶园的物理系同事（所谓的陶园八怪），在大三元酒家为沈云设宴饯行。蔡鲁戈与沈既是同事，又是同班同学，关系深，理所当然出面张罗：联系酒店、约定宴会时间、垫付餐费，最后向参加者收取匀摊的钱。经过公安部批准，堂堂正正办了出国手续的沈云，这时被指为叛国分子，而参加送行宴会的人则是叛国集团。蔡鲁戈成为叛国集团头子，问题越搞越大，逼供不断升级，压力越来越重。蔡鲁戈自尊心强，很重视保持做人的尊严。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父亲曾留学德国，家庭条件优越。他曾看到系里右派分子受到的侮辱和虐待，曾对徐煜说，这样的侮辱如果落到我身上，我是忍受不了的。最后，在隔离审查期间，他受不了折磨，对黑暗的社会和自己的前途绝望。在住地屋后树林里上吊身亡，终年不到40岁。1971年下半年，在一次全校“宽严大会”上，公安机关宣布判处瞿郁文死刑，立即执行。瞿郁文是体育教研室职工刘新源的妻子，家庭妇女。刘新源曾在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都受到审查。“文革”时他已60多岁，因那时没有实行退休制度，所以还在学校上班。清理阶级队伍时，被隔离审查，已关押两三年了。瞿郁文挂记丈夫，怕他年迈经不起折腾。为此，她给学校工军宣队领导写了一封信，对很多人被长期隔离审查表示不满，还认为南大打出这么多“5·16”，一定是扩大化了。她不敢署名，又怕查笔迹，就从报纸上剪字粘贴。当局将此事定为恶毒攻击政治运动的反革命案件。全校开展大排查，查出后，由公安机关将她逮捕。她的罪状，除写反革命匿名信外，还是大叛徒瞿秋白的堂妹。两罪并发，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由公安人员押赴法场。她的丈夫刘新源也被带到会场“接受教育”。他毫不知情，突然看到妻子被拉去枪毙，惊悚得面无人色。这真是晴天霹雳，震得他晕头转向，呆呆地什么事都不知道了。当时因为有重要的“5·16”头子顽固难攻，有关方面领导决定重判一人来立威、震慑。拿谁祭旗呢？选来选去，选中了瞿老太。她年纪大，又是没有用的家庭妇女，不妨拿来开刀。可怜这位老太太，本意是想帮助丈夫早日回家，做梦都没想到招来杀身之祸。我不知道是否对她进行过审问，有没有给她申述、自辩的机会，根据哪条法律判她死刑。她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押去枪毙了。她的孩子也受到株连，孩子被流放到新疆。几年后，查明刘新源没有问题，解除审查，放回已经空无一人的家。他的家就在我住的筒子楼前面的小屋里。我常看到他佝偻着腰，踽踽而行，拿饭碗去食堂打饭。可怜的孤老头，目光呆滞，脸无表情，从不与人打招呼。他与这个世界已经决绝了。据一位去过他家的女士对我说，他家里乱糟糟的，养了好几只猫。人，他已经看透了，只有猫可以为伴。 几年前，我向体育室的老领导、“文革”前的党支部书记老傅，打听刘新源和瞿老太的情况。老傅说，审查老刘时，是工军宣队一手搞的。查来查去，查了几年，没有查出任何问题。瞿老太的匿名信内容也算不上反动，完全是枉杀。20世纪80年代初，当局给她平反。这时刘新源已去世，孩子在哪里也没人知道。平反书没处送，再三打听，才打听到他们有个孩子在上海，派人把平反书送到上海。好歹算是“把党的政策落实了”。“文革”时，我住在第14宿舍楼。此楼住户中有6人罹难，其中2人是家属。他们是：江先生（不知道名字）、施复瑜、王文武、史兆俞、蒋能棠、朱盛祖。江先生，不是南大员工，是家属。他的死，是因妻子受迫害引起的。他妻子孙女士是化学系教师，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平日为人老实本分，胆小谨慎，除了出身不好外，没有其他问题。我推想，在“文革”前，她各方面的表现应很合时宜，领导相当满意，不然，她出身不好怎么能入党还担任党支部书记呢？她在1968年上半年出事。当时每天学习，就是读报纸，然后根据报纸内容，各人大同小异地复述一遍，甚是无聊。她在一张《参考消息》上信手写字，虽随便写，已十分小心，翻来覆去只写“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本来没事，因她是一派群众组织“红四联”成员，又是基层干部，遭到同教研室对立派“8·27”成员侧目。此人制造事端，说她写的字，沿某一方向斜读，成“毛主席无寿无疆”，就是反革命标语。他马上报告了军训团领导。中国字原来从上往下直读，文字改革后从左到右横读，哪有斜读的？但在完全没有道理可讲的年代，又事关攻击伟大领袖的严重问题，谁敢轻轻放过，包庇反革命？接到报案，领导很重视，马上派红卫兵来捉拿罪犯。她在家里烧菜做饭浑然不觉。红卫兵闹哄哄声响很大。我家宿舍正对着楼梯口，我在吃午饭，听到吵吵嚷嚷和打门的声音，开门出看，有七八个红卫兵气势汹汹地冲进她的家，叫喊：“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孙××！”她一脸茫然，不知发生何事。红卫兵七嘴八舌，指责她干了反革命勾当，不由分说，以坐喷气式飞机的方式，前呼后拥押着她下楼。同时化学系革命师生紧急集合，在北园北大楼前草坪上，开批斗她的大会。她丈夫在外单位工作，中午不回家。她的孩子3岁，看到妈妈被拉走，吓得大哭。邻居施女士约我一起去安抚孩子。我们在她家哄孩子，化学系来人了，进门厉声问我们是什么人，在此做什么的？我们看这阵势，只好退了出来。这批人是来抄家的，当然抄不出名堂。孙女士挨批斗后，回了家。南京大学的事，直通许世友，他听到发生矛头针对毛主席的重大反革命案件，马上下令将她抓到南京警备区关押。在学习会上拿笔随便写字，当时相当普遍。孙女士案发生后，大家再不敢胡乱写字，进一步发展到身上不带笔。“笔”不是好东西，它是作案工具，很会闯祸，没有笔，反动不起来。孙女士被押送警备区后，化学系马上有人来驱赶江先生和孩子。学校宿舍如此紧缺，怎能让被抓起来的现行反革命家属占住？江先生只好带着孩子搬走了。我不知她何时被放出的。1970年7月下旬我下溧阳劳动，看到她与化学系女教师一起住在我隔壁。我们点头招呼，不敢讲话。她带着孩子，每月能回南京休假，证明她不是审查对象了。江先生在某研究所工作，“文革”前是该单位党支部书记，为人文静不爱说话，夫妻恩爱和睦。骤然祸从天降，妻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这对他不啻晴天霹雳，被当头猛击一棍，精神受了重伤。江的工作单位要他揭发老婆反动言行。这你能逃得过去吗？她既然是现行反革命，在家里的反动言论当然更多啦。你不揭发就是包庇，与她一鼻孔出气，立场站到反革命一边了……在高压和逼供下，老江不得不交代一些孙女士对文革不满的牢骚。孙女士放出来后，江先生觉得揭发妻子和自己说的私房话，很对不起她，心灵痛苦，精神受到伤害。精神病初起，不容易发现。孙女士说，自己发现他不很正常，但不知怎么回事、应怎么办。“文革”后期，江的单位派他参与落实政策，他看到别人受到的冤屈、迫害，联想起自家，冤狱处处，触目惊心，精神不断受刺激，终于明显发作，幻觉幻听，言行不正常。1975年，校工军宣队的人到孙女士家，替她落实政策，推倒过去诬陷不实之词。这是好事，可是精神不正常的江先生，认为又来害她，害他们一家了，不管怎样对他解释都没有用。他开始东躲西藏，非常害怕。孙女士也提防他自杀，可是没有防得住，他上吊而死。孙家与我家紧邻，一向关系不错，她断断续续地向我说了上面的情况。当我有心向她采访时，她却回绝了。她说，讲这些事有什么用呢！施复瑜女士，历史系教师，浙江杭州人，长得很漂亮，皮肤白皙，智慧的大眼睛，放出和善的光芒，笑起来现出深深的酒窝，举手投足，一副儒雅的知识女性模样。逝世时约35岁。1967年“7·20”事件后，他们画地图的一伙人，写了四份大字报。内容是声援武汉造反派啦，揪军内一小撮啦，打倒带枪的刘邓等，与当时报纸口径完全一致。谁知风云变幻，这几份大字报送了她的命。她的丈夫老宗，是南京农学院红总派群众组织的头头，1970年6月，被隔离审查。她身边带着一个8岁的儿子。从中苏珍宝岛之战后，她参与一项国家任务，研究元代以来中国北方疆界演变情况，绘制各历史时期的地图。虽然手头有重要的工作，革命还是不能不革的。他们每周抽出固定的时间，学文件和报纸上重要的文章。1970年8月，历史系工军宣队领导通知她下溧阳，她知道大祸临头了。那天晚上，徐煜借她家的煤炉热菜，见她正在整理缝补小孩的衣服，问她做什么呢，她说明天要带着孩子下溧阳农场。徐煜说，你手上有重要任务，为什么要去溧阳呢？她神色黯然地说，还不是因为“5·16”问题，老宗早就被隔离了。她情绪很紧张。徐煜知道“5·16”是莫须有的，看她背着如此沉重的包袱，便安慰她说，你放心，只要你没参加，将来一定会搞清楚的。她抬起头，忧郁地看着徐煜说，请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参加，除了与同事一起写了四份大字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做。徐煜后来对我说，他永远忘不了当时她那忧郁、恐惧、飘忽的眼神。徐煜回自己宿舍后，一会儿，她来敲门，说请徐煜代收她家的报纸和信件，代领每个月的粮油票。徐煜满口答应。一会儿，她又来敲门，歉然地说，我托你做这些事，会不会给你带来不好的影响？徐煜说，我们不在一个系，不会产生不好影响，你放心，只要我在南京，一定替你办，但是看形势，我也很有可能下溧阳。她听了，神情沉重，欲言又止。徐煜说，他是她生前最后一个讲话的人。徐煜单位规定，每晚必须到集体宿舍睡觉。第二天是休息日，上午他带着儿子回家。快到宿舍楼时，听到人说，有人自杀了。他没有在意，当时学校里自杀的事常发生，锻炼出耐受性了。接着听说是个女的，心里悸动一下，在上楼时，碰到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的人，全身盖着白床单。他一惊，这是谁啊？到了四楼，走廊上站着好几个人，神色异常。邻居许先生说：老徐，你到哪里去了？我敲你的门，找不到你，施上吊死了，她的儿子早上起来，吓得跑到走廊上大哭大喊：救命啊！救命啊！我忙跑去看，糟糕，没有救了。想找你一起把她放下来，谁知你不在，我只好独自把她放了下来。历史系的人刚刚把遗体抬下去了。徐煜听了，吓得面如土色，心扑通、扑通地狂跳，半天说不出话。徐煜后来对我说，那天幸好回家迟，他没有勇气与老许一起把施放下来，多么残忍啊，昨晚还和自己讲话的人，早上就成一具遗体了。他心头悸动了好几天，至今想起都很不平静。徐煜问老许：她的孩子在哪里？老许说，孩子被住在西头历史系的老周领去了。徐煜怔怔地站在自家窗口往下张望，一会儿，殡仪馆开车来把她拖走。施女士的孩子由好心的周老师牵着跟在车后，算是给母亲送行。可怜的只有8岁的孩子！徐煜目送灵车远行，心头涌起无限的悲愤。几天后，徐煜在教学楼厕所偶遇周老师，见旁边没人，他问老周，施女士的孩子现在哪里？老周说，被他外婆接去了。又问：她的骨灰在哪里呢？老周说，这些事都是系里领导处理的，他也不知道。说完，两人像做贼一样，左右张望没有人，才一前一后从厕所里走了出来。我在溧阳，因为劳累、烦心，晚饭后，洗了澡，早早上床，放下蚊帐，在帐内的“独立天地”里休息。这天晚上，我在蚊帐内休息，小郑从外面进来说，告诉你们，又有人自杀了，是历史系的女教师，住在14舍四层的。我马上猜到是施，心里不禁狂跳起来，无限的悲伤疼惜，涌上心头，泪水止不住地流。我压制着哽咽，免得被人听见。她是多么优秀的、多才多艺、年轻有为的人啊。有人想起我是住14舍四层的，便问我：认识不认识这个人？我压着嗓门勉强回答：认识。又问：她是什么情况呢？我说：不知道。当天晚上，我几乎一夜难眠。施女士的音容笑貌，在我眼前晃动，在我心中翻腾。我痛失良友，国家痛失英才。1973或1974年，一个周日下午，有人敲我家的门，打开门，老宗站在门口。他说，你不要害怕，我没有问题，不是“5·16”，已经放出来了。我一把把他拉进来，请他坐下。我告诉他，我也是“5·16”，你的事我早就知道。他说，他被关押的三四年里，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直到放他时，才告诉他妻子的死讯。他被关押时，脑子里天天酝酿，放出后把自己的遭遇和感受，向两位最知心的人倾诉，一个是妻子，另一个是他的好友、南农红总派的头头某人，想不到他们两人都死了。说着，眼眶红了，慢慢地流下眼泪。我无言安慰他。沉默了一会，他说，他宿舍的钥匙丢了，无法开门，向我借张凳子，站上去从气窗往里看一下。临别，他说明天动身去杭州看儿子和施的母亲。这几年，儿子一直跟着外婆。接下来的几年内，我们互相帮助，关系比较好，再后来断了消息，我想念施女士，2010年设法打听到老宗的电话，向他要一张施女士照片，意外地遭到婉拒，有可能他怕我写纪念文章吧？写了也没处发表呀。“文革”结束后，历史系为施女士举行追悼会。本系的教师员工几乎都来了。我也应邀出席。当我看到她的遗容，那美丽儒雅的模样，眼泪止不住簌簌地往下流。谁杀了她？作孽的文化大革命，作孽的挑起文化大革命的人！我想起她说过，为什么要颠倒黑白，为什么要指鹿为马，为什么不准讲真话，社会太黑暗了。她是那样自尊自爱的一个人，她无法面对作为审查对象将受到的凌辱，宁死不受辱。何况还有孩子在身边，让孩子看到妈妈受辱挨批斗，情何以堪？丈夫在受审查，生死未卜，自己一家全完了。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希望，像猪狗一样挣扎在泥淖中的日子有什么过头呢？一个母亲，断然割舍下身边的孩子而死，那是怎样的觉着没法在这个社会生存，死、比活强啊！王文武，男，湖南人，贫农出身，党员，南京造船厂会计。逝世时30岁出头。他算是南大的家属，妻子文女士在南大工作，所以住在南大宿舍，与我邻居。他是空军转业干部，政治上响当当铁嘣硬，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他是所在工厂专案组成员。他是怎么变成反革命而自杀的呢？我不敢去问文女士。自己猜想，可能他审查“5·16”时，对人比较凶，被受审查的“5·16”记恨，反咬一口，就从最革命的专案成员变成被审查对象。天上掉到地狱，变换太快、太大，想不通，同时受不了逼供、打骂，走了绝路。文女士是一位能干、坚强的人。丈夫死后，她以每月29.4元的微薄工资，抚养两个孩子，极其艰辛，我们很同情她。2015年5月1日上午，文女士来看望我们。当只有我和她两人时，我鼓起勇气问她老王的死因。文女士说，老王确是因被咬为“5·16”而死。她不相信老王会自杀，认为是被打死的。工厂的专案组靠的就是拳头和棍棒。我问她有证据吗？她说拿不到证据，当时不敢追查。老王亡故的打击猛然降临，如同天塌地陷，她哭了几天几夜，无论如何不相信老王是“5·16”阴谋集团的反革命，他冤啊！然而到哪里去申冤！？她不相信老王会抛下孩子和自己，他一定是被打死的，可是能追查凶手吗？她感到空前的无助，像掉入深渊，没有一根可以抓到的稻草。眼泪哭干了，面对现实，自己这一家日子没法过。政治上，自家本来是光荣的工人阶级，一向高人一等，如今成了反革命家属，沦为黑五类贱民；经济上，吃饭问题也解决不了，一个月29.4元，怎么过？算了，老王，你等着，我们跟你一起走吧。她准备了一根长绳子，打算娘仨捆在一起，投入长江去喂鱼。她带着绳子，牵着大儿子，抱着小儿子走出家门。小儿子不满3岁，以为妈妈抱他上街玩，很开心，小手搂着妈妈的脖子，笑着轻轻地拍打妈妈的脸。孩子这个亲昵的动作使她震撼，她的心软了，双泪直流，哭着又折了回来。从此，下定决心，咬碎牙也要活下去，把孩子拉扯大。他是烈士子弟。其父当年与李先念一起革命，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牺牲后，妻子寡居抚孤。因是烈士子弟，他被派往东德留学，回国后在学校任教，是学校外文系德语教研室拔尖人才。文革中是外文系造反派头头之一。他是个理性温和的人，为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了造反派。1970年被诬为“5·16”反革命分子，隔离审查。他一定受到严酷逼供，要不怎么割舍得下老母、妻子和幼小的儿女，毅然从4楼跳下去呢。他是我校“5·16”案第一个罹难者。1970年7月1日中午，我去食堂打饭，经过第七宿舍，看到楼下围着一群人，指手划脚在议论什么。我这时哪有心情过问闲事？回到宿舍，听同房间的积极分子说，今天上午，第七宿舍四楼有一个审查对象跳楼。她看到满地的血，人已送往鼓楼医院，不知能否救活。第二天傍晚，我打饭经过七舍，看到一个老太太在那里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嚎啕大哭，凄厉惨痛的嚎哭声在南园上空回荡。原来自杀者已死了。这位痛哭的老太太就是他的母亲，只有她敢哭，有权利哭，换了别人，连哭也不敢的。她千辛万苦拉扯大儿子，等来了他父亲为之付出生命的党夺得天下，哪里想到儿子不明不白被害死，她的全部希望破灭了。这样撕心裂肺的伤痛，落到了这位烈士妻子的身上。蒋能棠，男，浙江人，年约45—50岁。是南京大学仪器厂8级车工。8级是工人最高级别。他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隔离审查。自杀身亡。朱盛祖，男，物理系无线电教研室实验员。文革时，群众组织编《读报手册》出售，他参与出售。朱盛祖很穷，每月工资29.40元，妻子是农村人，没有收入。他挪用了卖书的钱，被认为是贪污，办学习班审查他的贪污问题，他没有钱退赔，走投无路而自尽。所谓“贪污”，不过几十元钱的事，可怜啊！死时才30岁出头。（下面是从百度上复制的文凤来夫妻照片。不知谁在文凤来脸上打了X，这是“文革”中常见的做法，以表示与之“划清界限”。）
文凤来，生于1929年11月，辽宁省海城市接文镇人。中共党员。曾就读于辽南建国学院（培训班性质）、大连工学院。1950年10月参军，在沈阳空军司令部任宣传干事，后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研修班学习，1955年毕业后到在南京的空军政治学校任党史讲师。1958年借调到南京国际旅行社（江苏省委办公厅交际处）任翻译。1963年从部队转业到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任党史讲师兼越南留学生班政治辅导员（以上根据网上资料整理）。
“文革”前，我不认识文凤来。1966年6、7月，“文革”刚开始，当绝大部分人都在谨慎地观望时，他给学校党委、后来又给工作组组长兼党委书记彭冲贴大字报，批评他们压制了学生，在校内造成很大影响。大约7月下旬的一天，校部机关工作组负责人武夫，在北园南楼草坪指挥一帮人批斗文凤来。我在旁边看，才认得他。他反校党委、反工作组，跳得最高。批斗他，就是枪打出头鸟。这时，工作组的人心里也有矛盾，一方面觉得执行省委指示有什么错？自己的腰杆是硬的！另一方面又知道《人民日报》宣传的调子已经于己不利。他们也学聪明了，明明批斗文凤来，却不说批斗，而采用时髦的“大辩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毛主席提倡的，我们是按毛主席指示办事。
不过，批斗与辩论也确有区别，批斗会上，被批斗者只能认罪，而辩论，双方都可以讲话。这场辩论双方力量很悬殊，武夫一方有二三十个帮腔助威的人，而文凤来是单枪匹马。旁边有不少围观的群众。武夫体态魁梧，身着军装，雄赳赳地指着文凤来厉声说：今天姓武的碰上姓文的，天生就要斗。像你这样的，也够资格当共产党员？你是道道地地的三反分子。若有风吹草动，你就是叛徒！帮腔的跟着武夫气势汹汹地高喊：叛徒！叛徒！武夫嘲笑文凤来说，看到了吧，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大家说对不对啊？众人起哄，大声喊道：对！
文凤来毫不畏惧，回敬武夫说，你知道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吗？你知道“文革”是革谁的命吗？奉劝你好好学习，像你这样不学习，看不懂文件和报纸文章的人也够资格领导文化大革命？你替我好好记住，你不会有好下场！围观的群众虽然沉默不语，心里很佩服文凤来，胆真大，好样的。
8月间，文凤来率领校内反工作组师生上京告状。刚好碰上“8·18”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人民日报》上刊出整版报道和多幅照片。我们南大图书馆里群众非常关注“8·18”接见传达的信息。往常学习，由一人读，大家听。今天要自己看。先看报上的照片，有人发现了文凤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这个发现引起关注，大家一起仔细辨认，咦，奇怪，真的是文凤来。几天前刚挨批的文凤来，怎么竟上了神圣的《人民日报》？有人说，群众镜头是摄影记者随意拍的，难道那记者认识你南大文凤来？马上有人附和，对，文凤来人高马大，有力气会挤，挤到最前面上了镜头，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觉得不是这样简单，群众镜头拍了许多，选哪一张刊出就有讲究。马上有人看到报道中说：“从秀丽的江南来到宏伟的北京的南京大学教师文凤来同志，登上了天安门。”肯定了，党中央支持南大造反派！学生消息灵通，用大字报公布文凤来上京告状成功，“8·18”接见时，被康生指定为革命教师代表，安排他登上天安门城楼。
越南留学生班办公室与图书馆相距只有一二百米。1967年上半年乱哄哄的时候，我常到越南留学生班打探消息，与教师们一起讨论形势。这时，文凤来在社会上活动，我没有碰到过他。通过一段时间交往，我和越南留学生班教师徐曼华成了好朋友。徐曼华是党员，年纪与文凤来差不多，原是中文系教师，为人沉稳有主见。文凤来刚起来造反时，压力、风险很大，徐曼华坚定地支持他，因此二人关系密切。据徐曼华说，文凤来常到她家了解学校情况，和她商量事情，印象中文凤来很重视她的意见，她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参谋作用。江苏“1·26”夺权后，红总和“8·27”矛盾不断升级，武斗频仍。我关心文革形势，常到徐曼华家打听消息，请徐劝说文凤来制止武斗。徐曼华说，老文也反对武斗，他虽然是红总头头，但是控制不了局面，工人容易冲动，好胜心强，只想占上风。他们不听他的话，还指责老文右倾。她说，武斗大多是“8·27”方先挑起，红总方有的头头认为自己人多势大，凭什么怕你？就打起来了。具体情况徐也不知道。
中央下达清查“5·16”文件后，在江苏揪“5·16”，头号对象就是许世友的仇人文凤来——因文凤来为首的红总那一派曾经在“揪军内一小撮”风潮中提出“打倒许世友”。文凤来被关押审查。他坚守实事求是、为江苏百万红总群众负责的底线，攻不动。1970年12月，南大另一个造反派头头葛忠龙被突破，承认了“5·16罪行”，全校进一步掀起揪“5·16”的新高潮，恐怖气氛笼罩全校。12月30日晚6点半在学校大礼堂批斗文凤来。我在溧阳农场，没有参加这个会。多年后，与朋友王女士闲聊，她说自己参加了那天批斗文凤来的会，现场气氛恐怖极了。她是“5·16”审查对象，坐在那里惊惧得气都透不过来。会场上不断高呼：打倒文凤来！声震屋瓦。文凤来真不简单，他沉着镇定、语调平和，承认自己犯了“揪军内一小撮”反对许司令员的罪行。他说：“我有罪，我认罪。但是，我和红总其他头头与北京‘5·16’没有任何关系，江苏没有‘5·16’。”工军宣队领导让地质系（？）某某（女）上台指证文凤来是“5·16”，与文凤来对质。她要昧着良心当面说谎诬陷文凤来，心里过不去，浑身发抖，话都讲不出来，低着头，不敢看文凤来，后来此人被逼得精神失常。葛忠龙上台揭发，他胡说八道，文凤来批评他：你这样做对得起红总上百万群众吗，摸着良心想一想，你对得起谁？因为文凤来坚持实事求是，不肯诬认自己是“5·16”，当场被戴上手铐。王女士对我讲这些时，文凤来去世已几年了。
朋友杨先生曾参加批斗文凤来的会。2018年11月，我向他征集他知道的文凤来材料和那次批斗会情况，他回信说：“他（指文）初期造反，经常发表演说和辩论，就在当时小楼（即南楼）边上，我经常看到他非常勇敢地和人辩论，从不轻易丢弃自己的观点，非常佩服他。后来他成了学校造反派头头，就见不到他了。直到全校批斗‘5·16’会上，我那时也是‘5·16’批斗对象，被带到大礼堂接受教育，亲眼目睹了他被批斗的情况，和你上文中讲的情况一致。批斗会不但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适得其反，让大家看到了文的坚贞不屈和坦荡胸怀，大家心里无不佩服。”我请他回想那次批斗会的细节，他说：“就那次批斗会来说，因为时间长了，许多细节已经忘记。但是，文的敢于坚持真理和大义凛然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至今不能忘记。那次批斗会的目的是为了‘打掉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教育广大群众’，因此安排了对质。本以为可以稳操胜算，结果在文凤来正义、坚定的反击下，那些被安排上台对质的人一个个溃不成军，包括葛忠龙都显得非常狼狈。我是被押去受教育的，散会的时候就听到有人低声说：‘乖乖，这家伙厉害。’其他的记不得了，我的感觉就是两个字‘佩服’！”（在引号内的是杨先生信中写的原文。）
我在百度上查到《记忆》2009年8月13日第20期，刊载《南京大学深挖5·16见闻——蒋广学教授访谈》。蒋广学教授退休前是《南京大学学报》负责人、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文革”中，他没有卷入校内两派争斗，比较客观公正。工宣队进校后，他是学校专案组成员。主要采访者董国强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采访时间2006年3月9日，地点在董国强家。全文比较长，这里节录与文凤来有关的内容：
蒋广学：文凤来这个人很正直，很讲义气。他之所以走到后来那个地步，就是因为他讲义气、认死理。他起来造反没有多少私心，他就认准一条：我要听毛主席的话，听中央的话。他的文化水平不高，我估计他没有上过大学，即使上大学的话也没有认认真真地读过什么书，只会认死理，认准了这个理就一直走下去。毛主席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中央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中央叫我们造省委的反，我就带着一批人到省委去造反；中央说要夺权，我就带着人去夺权；中央说要“揪军内一小撮”，我就带着人去“揪军内一小撮”。这批人就是这样，非常听毛主席、中央的话。
当时中央高层的情况也是很复杂的，那个“无产阶级司令部”里头也是不断分化的，谁也搞不清楚那里面传出来的有些东西，是不是毛主席的。比如有的人昨天还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是代表毛主席的，第二天就遭到清洗了，变成反对毛主席的了。即使有些话确实是毛主席说的，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自己就变来变去的，前后不一致。这样一来，文凤来他们这些人后来就吃亏啦。
比如文凤来等人与许世友的矛盾，就是1967年夏天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后“揪军内一小撮”时结下的。毛泽东当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后来才说中央文革的王力他们鼓动“揪军内一小撮”是“毁我长城”。那么许世友后来做了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能放过文凤来他们吗？不可能的！所以到了抓“五一六”的时候，首先就对“红色造反队”下手。葛忠龙这个人很滑头的，等搞到他了，他就把他们一个一个都咬出来了，他不是往上面咬，而是往下面咬，咬出了许多“红色造反队”的人。很多人不知道怎么交代就被逼死了。
在南大大礼堂批斗文凤来的时候，我也参加了。我觉得文凤来的的确确是条汉子。台下的群众批斗他，要他老实交代，他一点都不惊慌，他说：‘我反对许司令是错误的，但我不是‘五一六’！江苏没有‘五一六’。’葛忠龙在台上揭发他，文凤来就说了：“葛忠龙你这样无中生有、胡说八道，把我们的这些同志搞成这样，你对得起谁？！”但是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台下的人都高喊：打倒文凤来！
我和文凤来原来是认识的，他放出来以后，我还在南大南园的球场上看到过他，和他打过招呼。
董国强：他年龄比你大吗？
蒋广学：比我大十岁左右。我当时跟他打招呼，他基本上不理睬我，他已经显得很麻木了。
董国强：也是精神方面出问题了？
蒋广学：是的。他这个精神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据我估计，出在他意识到“文革”的一切东西可能都是一个骗局。所以他老是有一种自责，老是觉得他对不起他的那些弟兄们。这样他出来没有很长时间就自杀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很讲义气。
董国强：那么根据您和他接触的印象，他这个人还是一个思想比较单纯的人。
蒋广学：思想比较单纯，信念比较固执。他后来没有任何的报复心理，而是带有很强烈的自责情绪。在南大斗争文凤来的大会场上，我觉得他的的确确是一个汉子。在群情激昂的时候，他说过几句话，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说：“我对不起许司令员，揪军内一小撮时搞他，我犯下了罪行。用这个东西来整我，我文凤来认了！但我不是五一六！江苏没有五一六！”他还用手指着葛忠龙，有没有骂他“不得好死”我记不太清了，但他肯定说过：“你这样做对得起谁？！”
董国强：他们原来是战友吗？
蒋广学：他们原来关系非常好，葛忠龙是文凤来的副手。
董国强：葛忠龙是想把自己解脱出来？
蒋广学：葛忠龙那也是瞎交代！什么组织系统啊等等，其实都没有那些事儿。不过这样就把他自己解脱出来了，后来他还到苏北响水县当了个公社书记。张建山后来也患精神病了，游泳的时候淹死了。
文凤来被拘押后，遭到无所不用其极、严重的法西斯折磨。1972或1973年，我在南园看到一张大字报，说文凤来在监狱里装疯卖傻，怎样怎样，凭直觉，我认为文凤来精神不正常了，心里很难过。后来证实，他被迫害得神经分裂，放出来后一直不正常。1976年春，南京爆发反对张春桥的群众运动，省委在追查中找文逼问，文精神病再次复发，不久在家里自缢而亡，终年48岁。
六、其他几位
陈巧娣，男， 物理系基础组实验员，自杀时年30岁出头。他是在“深挖5·16”时，遭逼供而死的。他死后，当时基础组的掌权者陈必武说，为什么先拿陈巧娣开刀呢？因为他和物理系红总派头头关系密切，与学生也有来往，他胆子小，加大压力容易突破。所谓加大压力，就是狠批猛斗，陈巧娣胆小，很快被整死了。他的死，陈必武和一个姓贾的，负有重大责任。
陈惠彬，男，学生，在“深挖5·16”时，被隔离审查，于1970年7月9日自杀身亡。
蔡福星，男，学生。在“深挖5·16”时，被隔离审查，1971年4月4日自杀身亡。具体情况不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