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命题作文”。“新三届”公众号主编陈生出了这个题目，让我以问答形式写出来。其实，《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2020年4月出版后，我未再深入，业余转向古代史拾贝。
“新三届”公号以发表恢复高考题材文章为主旨，主持其事的陈生、郭生为知名大学新闻系78级学生，专业素养高，且勤奋敬业，因而“新三届”公号风行社会，颇受好评，已成著名的公众号。为不拂美意，亦被心弦拨动，就试写了这个题目。由于一些档案资料未能看到，加之力有不逮，所写恐有不确或差错之处，诚望识者补正，以期完善这个题材。
“新三届”指的是恢复高考后1977、1978、1979这三年考入大学的新生。显然“新三届”是恢复高考的产物。那么恢复高考前的大学入学方式又是怎样的呢？所以要稍追本溯源，起点定在辛亥革命（1911年）前后。
1问：中华民国的大学是如何入学的？
答：自1905年废除科举制以后，新式学堂逐渐开办，国外办大学的先进理念在中国逐渐落地。高校入学方式采取单考为主，兼有联考、统考等方式到大学就读，即或到海外留学，也采取以考试方式选拔，以与西方教育接轨。
2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等院校以什么方式入学？
答：新中国成立至1952年，大学的招生方式五花八门。从1952年起，大学统一考试入学，高考制度基本形成。
3问：1952年至1965年招收了多少大学生？
答：1952年至1965年这14年中，报考人数408万，共录取新生221万。
4问：“文革”开始的1966年有大学招生吗？
答：没有，原本是推迟半年进行，结果是废止高考11年。
5问：有公开的官方通告吗？
答：有，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社论，配发中央和国务院《改革高等学校招考办法》文件。其实在1966年6月12日，毛泽东主席就指出：“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办法是学校推荐和选拔相结合。今年大学招考推迟半年，闹半年文化大革命。”7月24日，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宣布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同时“取消考试”，“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生”。显然，招生方式的伤筋动骨改变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推迟半年进行是不现实的。
6问：当年的高三毕业生是被冲击者，他们的看法如何？
答：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内中指出：现行升学制度与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针相违抗，必须彻底砸烂废除，我们高中毕业生直接到工农兵中去，与工农兵相结合。北京四中全体师生响应女一中倡议——《向毛主席表示赞成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的信函也同时发表，要求中央“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表明高中毕业生上不上大学无所谓，只要到工农兵中去，与工农兵结合就好。
7问：他们真是这样想吗？
答：想法五花八门，只能举例说。杭州大学附中（现杭州学军中学）高三毕业生尹俊骅撰文：谁都不知道废除高考的真正原因，更不知道废除高考后，我们这些毕业生去干什么。那时“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主席亲”，凡毛主席的决策必须紧跟，于是我们向北京发出拥护电文。而当时的北京四中高三学生，后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的孔丹回忆：废除高考的事是“文革”初我经历的一件大事……社会上把这说成是四中的罪过，提出废除高考，使中央不得不接受，不是那么回事儿，实际上中央早有考虑，我们那封信是有背景的，不是自发的。
8问：当年最高领导为什么要废除考试入学呢？
答：最高领导对凭考试入大学早就严重不满。1964年8月18日他说，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教师学生统统要下乡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斗争，去搞阶级斗争，那个是大学。1965年12月21日，又在会议上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大学教育应当改造。”因而“文革”发生那年，他倡导的教育方针就付诸社会实践。
9问：“文革”中大学招生停了几年？
答：四年，也即1966年至1969年大学没有招生。但“文革”前入学的三至四届老大学生还在校，没有毕业，还在停课闹革命。
10问：“文革”期间恢复招生的背景是什么？“工农兵学员”概念怎样形成？
答：毛泽东主席已经意识到，大学不能再停止招生了。1968年7月22日他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两个月以后作了补充：“要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中选拔学生。”10月13日又说：“大学，以后重新搞，从工厂里头，从参加农村工作的那种中学生里头招收学生，这包括军事学校。”至此，“工农兵学员”的概念完整形成。
11问：具体招生是哪年恢复？
答：1970年。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说，大学“已经两年不招生了，我看再准备两三年，（在校大学生）就差不多走光了。”具体部门遵循领袖“准备两三年”的意见。1970年3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打报告给中央，要求试点招收大学生；5月27日“两校”又提出试点招收大学生意见修改稿；6月27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北大、清华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
12问：工农兵学员以什么方式入学？
答：北大、清华试点招生办法主要是：废除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从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中招收。主旨是“废除考试”，“推荐入学”，“学制二至三年”。
13问：北大、清华1970年招收了多少学生？
答：1970年北大计划招2000名、清华计划招2100名，实施中有所突破。8月，北京大学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报到，9月开始上课，清华大学也同步进行。稍后少数高校也仿照这个条件招生，在1971年3月入学，所以1971年没再招收。
14问：北大、清华毕竟还是试点招生，工农兵学员有全国性招生文件吗？
答：有。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产生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由迟群执笔，经姚文元修改，由张春桥审定，8月13日毛泽东主席阅后批准，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文件中有“两个估计”，即“文革”前十七年科技教育战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件规定：今后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废除考试入大学。招生对象是“具有二至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一般应有相当于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有二至三年实践经验是硬性条件之一，因而应届中学生没有报名资格。学制二至三年。《纪要》成为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指令性文件。
15问：工农兵学员有没有文化课考试要求？
答：没有。在周恩来授意下，1973年对《纪要》有两处修改。一处是：应保证具有初中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一处是：在推荐基础上进行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所掌握的实际文化程度。“考查”是了解推荐对象的文化状况，并不作为入学必备条件。由于这年发生“张铁生白卷事件”，导致了不少人误以为工农兵学员也要凭考试入学。毛远新在辽宁指出：我对实际文化程度不感兴趣，最根本的是按毛主席讲的从有实践经验的人中选拔。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在转载《辽宁日报》文章时，加了权威的编者按语。把持科教组的迟群组织撰写文章，大骂对推荐对象实行“文化考查”是高考制度复辟。所以1974年招生文件指出：“文化考查”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映，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及时批判和纠正了这种错误做法，并取得了胜利。所谓“文化考查”是点缀，更不用说在录取新生时有什么作用。
16问：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除了学文化，还有其他什么任务吗？
答：有。因为工农兵学员来源根正苗红，还担负着“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重大任务。正因为如此，许多任课老师成为被改造、被批判的对象，教学秩序和效果可想而知。
17问：工农兵学员招了几届？多少人数？
答：招收七年六届，共计94.5万。1970年北大、清华所招是9月开学，同年其他院校招收的在1971年3月入学，所以1971年不再招生。1976年招收这届工农兵学员在1977年3月入学。
18问：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如何？
答：由于入学方式的关系，学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但每一代都有读书种子，有相当一部分人抓住时机，脱颖而出，成为了科教文化及管理国家的出类拔萃人才。
19问：恢复高考是在什么时机下酝酿的？
答：到1976年10月，“文革”事实上自然终止（虽然官方还未正式宣布）。1977年7月20日，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四个职务，并自告奋勇分管当时积重难返的科技教育界。复职仅三天，邓小平就找长沙工学院（现国防科技大学）领导说：“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
20问：恢复高考在什么时机下开始启动？
答：1977年8月4日至8月8日召开的“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是关键节点。与会科教人员慷慨陈词，要求大学立即恢复考试入学。
21问：参加会议有哪些人员？需要什么条件？
答：有。是邓小平亲自定下参会人员条件。7月29日，他向中科院副院长方毅、教育部长刘西尧布置：“最近准备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
22问：科技和教育界有哪些人员参加？具体谁操办？
答：根据邓小平的要求来遴选。科学院系统由吴明瑜负责，高等学校系统由刘道玉负责。参会名额定30人，具体分配是：中国科学院15人，高等学校15人，并据此发下了名单。但实际参会人员33人。在4日开会这一天，邓小平环顾四周问：“童老有没有来？”继又说：“文革”中童老扫地，他扫地都是科学态度，真认真。让他扫地真是糟蹋圣人。”会议组织者在第二天就请童第周参加，又补加了张文裕、黄家驷。与会33人的名额为：中科院16人，高等学校15人，中国农业科学院1人，中国医学科学院1人。
23问：除了这33位科技教育界人士以外，还有其他人员参加吗？
答：有。中央主管部门有科学院领导方毅、李昌、武衡、童大林、吴明瑜，教育部领导刘西尧、雍文涛、李琦、李琦涛、刘道玉。中央政治研究室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教育部和中科院又派出4名工作人员与会。
24问：参会的33名科技教育界人士有什么特点？
答：有。特点鲜明：既有德高望重的如王大珩、苏步青、唐敖庆、周培源、金善宝、杨石先等，也有正当壮年的查全性、何东昌、沈克琦、潘际銮等，还有青年才俊高庆狮、温元凯，而温元凯是唯一40岁以下的。一致的特点是已蜚声业界，有些是国际著名。
25问：这次会议有没有什么主题？
答：既有又没有。议题宽泛，不是工作会议，而是座谈会，让放开讲。邓小平会前曾说，有几个问题可以议论一下：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尤其是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
26问：事先有没有今年就要恢复高考的想法？
答：没有。邓小平曾对方毅、刘西尧说过，同意今年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做法。今年立即恢复考试招生是邓小平被会场气氛感染出来的，他原来准备一年以后恢复高考。
27问：这次会议的气氛如何？
答：会议气氛有个由浅入深、由冷淡到热烈、再到情绪昂奋的过程，而这完全得益于邓小平的循循导引。
28问：邓小平是怎么导引的？
答：邓小平说，这次会议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这个世纪只剩二十三年时间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从科研、教育入手就是一句空话。十年“文革”，“四人帮”破坏得很厉害，这是中国一大灾难，特别是科技、教育损失更大，我们要花大力气把这个损失夺回来。怎么夺回来？请大家出主意。发言可长可短，可插话，什么话都可讲，没有棍子，要消灭棍子，“三个公司”都要丢掉（“钢铁公司”“帽子公司”“鞋子公司”）。
29问：邓小平这番话的效果如何？
答：有效果，但有个渐进过程。这批饱受苦难的老专家刚从牛棚出来，余悸未消。会议开始有些冷场。主持人方毅于是请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带头发言，可杨教授一发言就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改造好云云；其后复旦大学苏步青校长用发牢骚的方式反映，我这个数学家现在是“光杆司令”。前两天会议拘谨，话题多在专业领域和诉苦申冤，也还有的在不断检讨自己。
30问：会议真正掀起高潮在哪一天？有何突破性进展？
答：应当在8月6日。根据会议简报和查全性回忆，这天上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何东昌忧虑地说，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是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接过话头：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何东昌继续说：“十七年教育战线究竟黑在什么地方？”直指1971年中共中央批转的《纪要》。上海交大吴健中教授也发言赞同何东昌的意见。
31问：查全性语惊四座那番发言在什么时间？
答：在8月6日下午。查全性副教授发言要点是：现行招生制度有四个严重弊端，一是埋没人才，二是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三是坏了社会风气，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老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他建议立即建立全国统一的报考招生制度。
32问：赞同呼应查全性的人士主要有哪些？
答：上午何东昌的发言为查全性的建言作了很好铺垫。查全性讲话后，邹承鲁、沈克琦、吴文俊、王大珩、温元凯等纷纷赞同补充。邹承鲁说：“现行的招生办法，群众推荐是走形式，领导批准实际是走后门的合法根据，没有考试制度，后门是堵不住的。”
33问：邓小平如何看待查全性的发言？
答：邓小平非常赞同恢复高考，但在恢复高考时间和程序上有点迟疑，因为今年高校招生方针维持原来的办法已经确定。
34问：教育部长刘西尧如何回答邓小平的疑虑？
答：会场要求今年恢复高考的气氛高涨，于是邓小平问刘西尧：“今年改恐怕来不及了吧？”刘西尧回答：“假如推迟开学，还来得及。”
35问：邓小平在会场上如何拍板？
答：真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政治家！他马上调整既有思路，在会上说：“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几百万人的问题，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拿上来，又要不致引起波动。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方法应当找出来。要求质量，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允许报3个志愿，到校后再分专业。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
36问：温元凯建言“十六字招生方针”什么时间提出？
答：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后，机灵的温元凯马上提出恢复高考方案：“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听后表示赞赏，并认为可以拿掉“领导批准”四字，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37问：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是不是与中央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相抵触？
答：是的，不但相抵触，而且全盘推翻最高领导审阅批准的这个中央文件。
38问：与会人员如何看待《纪要》？
答：8月7日以后，座谈会的主题转变为揭露和推翻“两个估计”，大家认为，打倒“四人帮”，思想大解放，但教育战线思想并没有解放。
39问：与会人员对这“两个估计”如何不满？
答：不满发言很多，如本次参会年龄最大者，82岁的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金善宝说：“新中国成立前，农学院没有几个，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业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每省都有农学院，培养了许多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农业院校都坚决拥护的，并积极帮助农村搞规划，发展生产，这些都是红线。教育和科技是孪生兄弟，科技是红线，教育也应当是红线。”
40问：邓小平如何回答这些高压线式的问题？
答：邓小平的回答太巧妙了。他说：“我们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方面的主导思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如果对十七年不做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41问：最后一天会议邓小平着重强调今年高校的招生方针，是这样吗？
答：是的。邓小平在会上再次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42问：8月4日至8月8日的五天座谈会邓小平参加了几天会议？
答：四天，有两个下午没有参加，即8月4日下午邓小平与华国锋等接见了其他会议代表；8月7日下午会见朝鲜驻中国大使全明洙。
43问：与会者对这些“大逆不道”的发言有过后怕吗？
答：有的。以查全性先生为例，他回家后把会议的情况及他的发言跟家里人说了。他的大儿子担忧地说：“假如再搞‘反右’，你肯定是头号大右派。”
44问：是不是“科教座谈”会议上就算拍板恢复高考了？
答：有了极好的开端，但真正“恢复高考”还需走完程序，搬掉几座横亘的大山。
45问：邓小平是怎样搬大山、又是怎样走程序呢？
答：大学入学方式的改变牵一发而动全身，既涉上层建筑，也动经济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对这个大事邓小平是费尽了心机，用足了智慧和权威。责成教育部发出紧急通知，重开招生工作会议。立即收回原上报国务院的招生工作意见。
46问：行政程序上如何启动？
答：邓小平又要求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将今年高等学校和中专招生推迟到第四季度举行，1977年录取的新生在次年二月底前入学。邓小平在报告上签批：“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批送报请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还有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吴德、余秋里、谷牧。这批领导在当天齐刷刷圈阅同意。办事效率之高令人感佩。
47问：那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是什么时候召开的？
答：第二次会议8月13日就在北京举行，但会期直到9月25日才结束。
48问：能够回顾下本年第一次招生会议情况吗？
答：1977年6月29日至7月29日在山西太原晋祠召开第一次招生会议。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招生方针与工农兵学员一模一样，即“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49问：8月4日，不就是邓小平主持召开“科教工作座谈会”开始的那天吗？
答：是的，历史常有惊人巧合，一边维护推荐入学的报告在案头，一边准备议论如何恢复高考之事。
50问：邓小平已为恢复高考打开坚冰，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为何还开得这么长？
答：恢复高考阻力重重，既有当时的政治背景，又有《纪要》的金钟罩，还有当时的认识水平。
51问：当时的背景怎么样？
答：正在举行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12日—18日）并未否定“文革”，还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理论”，“两个凡是”有相当大的影响。
52问：《纪要》是不是还笼罩在第二次招生会议上？
答：是的。以中央文件转发的《纪要》是金科玉律。要推翻这个金科玉律，教育招生工作会议好像还有点不大敢。
53问：招生工作参会人员组成情况怎么样？
答：参会人员成份多元，有老干部，有工宣队的，有军宣队的，有造反派年轻干部，也有教育业务干部。他们对邓小平8月8日讲话的认识有差别，有人清楚，有人模糊，有人想不通，也有人抵触，更有人反对。
54问：除以上情况外还有其他因素吗？
答：主持会议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认识有些模糊，刘是老红军，少将军衔，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他清楚十一大精神，所以态度不够鲜明和坚决。
55问：是这些综合情况使招生工作会议无法推进吗？
答：是的，会议陷入议而不决的僵局。
56问：会议最后的突破口在哪里？
答：会议的转折点在《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穆扬所写“内参”上。
57问：这个能具体展开讲一讲吗？
答：穆扬是派驻会议的记者，他了解会议的状况，有相当数量的与会者是赞成恢复高考的，但要公开站出来反对这金科玉律，还是大音稀声。穆扬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更能体会到恢复高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于是他找了教育部长刘西尧、副部长李琦、雍文涛，说：“照这个样子，会议开不下去了，我想写个内参给中央。”刘、李不置可否，而驻会的雍文涛则爽快答应：“你要想写，可以写。”
58问：穆扬具体怎么做呢？
答：9月3日下午，穆扬邀请了这次与会曾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议”的六位人士座谈。他们是陕西的文鉴白，浙江的陈惠滋、河北的刘龙祥、福建的张惠中、吉林的王野平、石化部的于文达。他们讲述了当年“两个估计”出笼经过，并一致表示不推翻“两个估计”，招生会议无法深入，恢复高考无法实施。
59问：这期“内参”是什么时间送到中央的？
答：穆扬将座谈会的情况作了整理，《人民日报》9月15日以《全教会<纪要>是怎么产生的》为题，以特刊628期上报中央。详细写明“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经过。从而为中央领导否定“两个估计”提供事实依据和有力支持。
60问：邓小平9月6日致华国锋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的批转语是怎么回事？
答：招生会议期间，刘西尧就会议的安排给邓小平写了材料。邓小平于9月6日给华、叶、李、汪写了批转语：“我约刘西尧、方毅等同志谈了一下。等他们写好教育问题汇报提纲后，拟提请政治局讨论一次。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如何才能避免大的波动，办法正在研究，方案拟定后，拟先送请批准。此件连同中小学教学计划草案，送请你们看看，供作考虑之用。”邓小平未雨绸缪，在程序上又推进了一步。
61问：邓小平看到《人民日报》内参后如何反应？
答：又是一个巧合。邓小平在收到《内参》同时，也收到了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送审稿。邓小平看了两个材料后可谓雷霆震怒。
62问：怎么一个“雷霆震怒”？
答：9月19日，邓小平找来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提出严肃批评。全文较长，这里节选几节：“最近《人民日报》找了六位参加过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问题究竟怎么看？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惟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
“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现在教育工作者对你们教育部有议论，你们要心中有数。要敢于大胆讲话。我在八月八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那篇讲话，是个大胆的讲话，当然也照顾了一点现实。”
“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先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这番话的实质是：不赞成今年恢复高考就走人。
63问：对“招生工作意见”邓小平又如何表达不满呢？
答：也就在这一天，邓小平严厉批评《招生意见》政审条件繁琐苛刻，挥笔将其全部抹掉，并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邓小平将政审简化为“主要看本人表现”，是招生政策的重大变化。又将送审的《招生意见》退回教育部重写。
64问：教育部如何落实邓小平指示呢？
答：刘西尧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在招生工作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讲话精神，其中说到：“邓副主席19日的重要指示是继8月8日重要讲话后，响彻教育战线的一声春雷，击中了要害，说出了大家早就想说而不敢说的真心话。这次招生会议能得到邓副主席这样重要的指示，是会议的最大收获。有了这些宝贵指示，不但招生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整个教育工作也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邓副主席说，他抓教育要抓到底，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深刻的教育。粉碎“四人帮”后，各条战线都在甩开膀子大干，教育战线还在抱着膀子看，教育部还在左顾右盼。”
65问：有材料说邓小平担心教育部写不好《招生意见》，加派了力量，是这样吗？
答：是的。刘西尧有回忆：邓小平“指定了胡乔木、邓力群等同志帮助我们重新起草，那位坚持写一大段毛泽东理论的同志称病不参加了。经胡、邓的指导、研究，我和李琦与来帮助的吴明瑜等熬了几个通宵，总算写出了一个像样的报告”。
66问：重开的招生会议在什么时间结束？
答：9月25日结束。这一天，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接见了出席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的代表。表明了中央最高层对高考改革的重视和支持。
67问：教育部在哪天将重新起草的《招生意见》呈送邓小平？
答：9月30日，教育部将《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指示稿”送呈邓小平。
68问：邓小平审阅后，什么时间送给政治局会议讨论？
答：10月3日，邓小平将以上两份文件报送华国锋，并心切地写上：“华主席，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如何，请酌定。”华国锋即批转汪东兴，将上述文件印送政治局各同志审阅。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69问：政治局讨论的修改意见怎样？
答：仅提了两点小修改：从大学毕业生中选留研究生年龄从28岁改为30岁。国家正式职工录取为研究生后，福利劳保待遇不降低，学习期间由原单位发给原工资。
70问：对修改后的招生送审意见邓小平怎么处理？
答：10月8日，邓小平在刘西尧《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修改补充报告上指示：“拟同意。华主席、剑英、先念、东兴、方毅同志核示。退教育部照改。”
71问：国务院什么时间批转教育部《招生意见》？
答：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从1977年起高校招生制度立即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72问：向全国公布《招生意见》是哪一天？
答：10月21日。穆扬执笔了《人民日报》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邓小平在拟发社论稿上批示：“华主席、李、汪副主席、耿飚、方毅同志核阅。”10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专题新闻，配发《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社论。公布了北京招生会消息和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内容。均由新华社发出通稿。
73问：这个转折性的《招生意见》亮点在哪里？
答：主要是：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凡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生（含在读成绩优秀者）均可报名，年龄不超过25岁，未婚，有专长者，年龄放宽到30岁。在职军人报考地方院校由总政治部制订具体办法。政审主要看本人表现。对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农业院校、民族院校、艺术院校、体育院校以及进修生、研究生和招生经费、学生待遇等方面均作出规定。
74问：恢复高考第一年为何没有全国性命题呢？
答：从实际情况出发，第一，这年没有全国课程标准和教育大纲，无法统一标准；第二，时间紧，任务重，报考人数多的程度无法估计；第三，便利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出卷。实施中也有联合命题的，如广东与贵州的作文题目均为《大治之年气象新》。
75问：这一年考试的科目是哪几门？
答：分文理两类进行，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考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报考外语专业加试外语。
76问：这一年考试什么时间完成？
答：各地高考在11月28日至12月25日陆续展开，历时近一个月完成。高考大省浙江、江苏等地因招生人数多，以县级为单位举行了一次文化测试（初试），只有分数上线的才能参加省级命题正式高考（复试）。
77问：这一年考生知道自己的考分和政审情况吗？
答：1977年《招生意见》没有规定可以公布考分，不公布高考分数是招生纪律，即或在“文革”前所有年份的高考，对考生也一律保密，本人无从知道。直到1978年招生会议上，是否公开争论激烈，最终由邓小平拍板，在《招生意见》上写明公布考生的各科考试成绩。而1977级是各省市自治区分头出卷评卷，有的地方严守招生纪律，考生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考分；有的地方不知为何在当时就告诉了考分。显然，这是执行政策宽严不一导致。至于“政审情况”与考生见面，也是1978年《招生意见》规定后，考生才能够知道。
78问：这一年考生知道大学有重点院校和普通院校吗？
答：考生不可能知道。1978年2月17日国务院以（1978）27号文件批转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校的报告》，恢复“文革”前的60所重点院校（原有68所），新增28所，共计88所，也即2月17日以后才有重点院校名单文件。查1977年的高考在1977年11月至12月之间完成，考生的志愿是在考试前就填写完毕，因而考生不可能提前知道哪些是重点？哪些是非重点。有些77级考生回忆文章说，他当年考进了重点大学。可能的情况是，有些考生的家庭或本人了解“文革”前大学的档次，在填志愿时分档填写（也有就低不就高），进入学校后知道了所在大学是重点院校。因而其所写回忆文章从时间上不确，从结果上正确。还有一种可能，招生机构内部掌握重点院校之事，但国务院批转已迟至2月17日，这对77级考生填志愿已无实际意义，因为他们早已填好志愿上报，且大多地方的新生已录取完毕，并在2月下旬报到入学。回顾当时社会现实就可理解，这一年对考分、政审、体检都属保密范畴，就绝大多数考生而言是蒙在鼓里被录取的，自己没有选择权。当然，有特殊渠道的另当别论。
79问：这一年录取率是多少？在什么时间入学？
答：报考人数570万（“初试”淘汰未计入），共录取27.3万，录取比例4.8%。在1978年2月底至3月入学报到。由于录取人数过少，经邓小平同意，在4至5月扩招了一批新生。
80问：恢复高考以后全国上下心往一起想了吧？
答：并不尽然，反对恢复高考的声音依然浊浪排空，在1978年4月全国教育和招生工作会议上集中爆发，主要是：说“文革”前还有阶级路线，贫下中农要照顾，现在凭分录取了，也不提照顾贫下中农，不要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还算不算数？“文革”前工农子女可以降10分，为什么经过“文革”不可以了？现在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成了优越条件，这个原则问题我们不能让步，不能因为分数高，我们就糊里八涂地录取。
81问：这些反对“恢复高考”的声音中央听到了吗？有何应对措施？
答：听到了，采取了有力措施。副总理方毅说，招生会议这段时间要着重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路线是非问题。教育部长刘西尧说：说恢复高考让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倒成了优越条件，这毫无事实根据。邓小平对这些非议十分重视，他亲自审阅了《加强党的领导，搞好教育革命》社论及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述评《招生会议上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这两文发表在5月17日、5月24日《人民日报》上，并由新华社转发各地。述评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1977年恢复高考是拨乱反正的重大措施，这一改革深得人心，所招生源，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占比97.4%；第二，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完全正确；第三，不要把“择优录取”与“红专不分”对立起来，高考制度需要不断完善，但恢复高考招生方向正确。“社论”认为，当前首先要做好三件大事，即思想整顿刻不容缓，组织整顿刻不容缓，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刻不容缓。
82问：坚持恢复高考制度，除了这些领导讲话和宣传政策外，还体现在哪里？
答：国务院1978年6月6日批转的教育部《招生意见》比1977年的《招生意见》更透明更开放。并在1977年招生工作意见基础上作了改进：1.要总结改进1977年招生工作中有的地方贯彻择优录取不够彻底、有的单位在政审中还存在宁“左”勿“右”问题。2.改由全国统一命题高考试卷，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和评卷。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理科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所考外语不计入总分。在7月20日至23日全国统一高考。3.放宽年龄，除一般不超过25岁外，26至30周岁的高中毕业生和相当者仍可报考。4.公布考试成绩，在公布参加体检名单时也公布全体考生的各科考试成绩。考生如有疑问，可申请查阅试卷。5.德智体全面考核，从高分到低分，按考生志愿顺序，分段择优录取。6.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对考生的鉴定意见与本人见面。
83问：1978年的报考大学人数和录取情况如何？
答：这一年报考大学人数610万，录取40.2万，录取比例6.6%。
84问：1979年大学招生情况有变化吗？
答：有。国务院1979年5月3日批转了教育部上报的《一九七九年高等学校招生会议报告》和《招生意见》。与1978年比大的变化没有，但有调整，总体比1978年更卡紧。主要是：1.仍分文理科目考试，报告重点院校外语考试成绩按考试分数的10% 计入总分。2.年龄一般不超过25周岁，特殊的不超过28周岁。3.政审比1978年更细化。4.招生指标卡紧，原因是1978级比1977级突增近13万人，有些地方扩招生分数过低，质量下降，还有校舍等条件一下跟不上。国家计委要求缩减至27万，教育部要求30万，国务院批转按30万招。5.全国统一考试在7月7日至9日举行。
85问：1979年的报考人数和录取情况如何？
答：报考468.5万，录取28.4万，好像是国家计委与教育部的折中。录取比例6.06%。
86问：这三届考生的年龄构成情况如何？
答：77、78、79这三年的《招生意见》对报考年龄和条件略有区别。以77、78级论，我所知道的考生最大为1946年出生，最小为1962年出生，相差16岁。学生以1955年至1958年段为最多，其他为1952年至1954年段，1947年至1950年段，1959年至1960年段，而1961年以后和1947年之前出生的是极少数了。78级平均年龄大于77级，是因为对报考年龄与婚否限制放宽。79级的年龄构成情况不清楚。至于兄弟姐妹有二人、三人在同年考入大学的例子比较多。
87问：1977、1978、1979这三年所招大学生为什么称“新三届”？
答：与“文革”期间的1966、1967、1968这三年中学生对应而来，上述三个年份的中学生叫“老三届”，恢复入学的前三级大学生就俗称“新三届”。对于“新三届”的定义，陈益民所写《新三届纪念碑——77、78、79级回忆文集三百部（修订版）》有解释，发表在《科举学与考试研究》公号上。
88问：“新三届”之间有什么区别？
答：大同小异。大同方面主要是：恢复高考的“受益者”，刻苦读书的“回报者”，历届与应届同班的“经历者”。小异方面是：77级是“遭遇战”；78级是“摆开架势”迎战；79级是准备充分的“攻城拔寨”之战。其中77级是“夏日酝酿、秋天决策、冬季考试、初春开学”，跨越了两个年度。
89问：“新三届”与工农兵学员有过交集吗？
答：有。这三届的学生与工农兵学员都同时在校学习过。
90问：这三届学生中有传奇式人物吗？
答：有。就我知道列举两位：一位是77级学生，厦门大学研究员林坚。1976年4月，他因“天安门事件”被作为“新生反革命分子”被捕入狱，后以“保外就医”走出牢门。恢复高考时，他以“戴罪之身”被允许参加高考。考试合格、体检过关后被福建农学院录取，1978年3月2日跨入校门。四个多月以后，中共泉州市委为这个在校学生平反昭雪，撤销“新生反革命分子”帽子，未几又允许他转学到厦门大学就读毕业。
另一位是杭州大学物理系77级阮建忠，他在大三那年（1980年下半年）向美国几所大学投递留学申请读研。1981年3月，美国一流名校凯斯西储大学接纳他到该校物理系读研，并提供全额奖学金，每月1050美元。但护照签发受阻，杭州大学保卫处负责人对他说：“你是到美国去读书的，资本家见钱眼开，怎么会给你这么多的钱？他们到时候肯定让你去干特务工作”。省公安厅把情况上报公安部。幸亏杭州大学校长、著名心理学家陈立开明，他组织校级班子讨论，一致同意支持阮建忠赴美读研，并发函给省公安厅。陈立校长又出面找浙江省长协调。护照签发一波三折，阮建忠1981年10月赴美，成为浙江省第一个自己申请，获得全额奖学金的留美研究生（据现有资料也可能是全国第一个）。1986年5月，他获该校博士学位，是恢复高考以后凯斯大学第一个中国籍博士生。
91问：恢复高考的推动者有著作文本发表吗？
答：有。我所看到的主要是刘道玉、查全性、刘西尧、穆扬、杨学为、沈克琦、潘际銮、温元凯等人的著作文本。
92问：有些亲历者的文章对有些事宜所说互相之间矛盾，不知怎样辨别？
答：分刚性错误和柔性分歧两类。刚性的错误主要是科教会议的日期、开会的地点、到会人员和是否动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印刷纸张。对这些问题实已辨正了。科教会议是在1977年8月4日至8日举行，其他说法不确。开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用印刷《毛选》第五卷纸张印刷试卷是误解，因为《毛选》第五卷在1977年4月已出版发行，有可能动用印刷《毛选》第五卷剩余纸张印刷试卷。这次科教会应邀人员是33人，在些文章写到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柳大纲、林兰英、彭桓武、张光斗等人参加这次会议，不确，属误记或“张冠李戴”。
93问：那柔性分歧呢？
答：主要是刘道玉与查全性之间就科教会上那番发言，两人都有公开文字阐述。刘道玉说：在那天会前的晚上，他对查全性说，你明天在会议上，对“文革”时实施的“十六字招生方针”要持明确推倒意见，要求恢复统一高考。查答应说：“好，这个题目好，我明天就讲这个。”而查全性则说：那番“发言之前，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讲什么，也没有人建议我怎么讲。”其后再次强调：我“发言之前没有找人征求意见，也没人单独指示他怎么发言。”而刘道玉在另一文章中又申述他原先的说法。
两人之间的这个议题，已不大可能来证明谁是谁否了，因而只有各存己说。但我们应当记住查、刘两位先贤都是恢复高考有大功的人物。
94问：对“新三届”，官方有著作出版吗？
答：有，但不多。公开出版的是：1999年教育部高校学生司、《中国教育报》编纂的《我的高考》；2007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2007年教育部考试中心编撰的《难忘1977：恢复高考的历史实录》。
95问：专业人士对“新三届”有什么研究成果？
答：首推浙江大学资深教授刘海峰，他是厦门大学历史系77级学生，涉足恢复高考研究较早，发表了很有见地的论著，进而创立了“科举学”这一学科，现为浙江大学科举学和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创办了“科举学与考试研究”公众号。他在厦门大学时所带博士生郑若玲教授也有恢复高考研究的论文发表。
96问：那么民间研究如何？
答：民间研究首推“新三届”公众号，自2014年初创，2016年向全国征稿，又带出“新三界”等副号，除有限几天“休息”外，每天都发二至三篇文章，作者来自海内外，已发原创文章4000多篇（以“新三届”题材为主），积累了数千万文字。让大众写历史，为“新三届”概念的确立、深入、文化传承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97问：还有其他民间研究者吗？
答：有。如南京大学历史系78级陈益民，除了撰写文章外，经过数年搜求，他搜集到“新三届”文集328部，并逐一录出和点评，数易其稿，长达3万多字的《新三届纪念碑——77、78、79级回忆文集“三百部”》在“日知录新说”“新三届”“科举学与考试研究”公众号上发表，阅读量已有10多万。还有朱学勤、陈剑、王明远等也发表了深有影响的“新三届”研究文章。浙江慈溪沈登苗虽“屡试不第”，但对“新三届”执著研究，写出了有分量的文章。
98问：对“新三届”的书稿印象如何？
答：所见的书稿质量都较高，印象较深的有钟岩著《新三届学人》，马国川等编《高考年轮：恢复高考三十年的民间观察》，未名主编《永远的1977》，祝毅主编《120个回望：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王辉耀主编《那三届：77、78、79级大学生的历史回忆》，东方平、郭少达主编《新三届致新生》，林坚著《山风海涛入梦来——一个77级大学生的校园生活史》等。郭力主编的《未名不改旧时波：北京大学77、78级毕业40周年校友回忆录》，分成上下册印制，刘海峰教授送了我一本。此书作者众多，搜集广博，叙述当时，文章耐读，诚不愧北大名声。从“新三届”公众号所发山西大学历史系77级《我的大学我的班》系列文章看，此书应是高质量的。
99问：印象最深的“新三届”入学文章是哪篇？
答：仅“新三届”公众号就发过了大量关于“新三届”的回忆文章，就我所见几乎都优秀，但印象最深的当属内蒙古大学77级英语系吕丁倩所写《绝处逢生：我的1977年高考》，看到此文后深感我们当年入学虽有波折，但这些困难就算不了什么啦！吕女士后在美国工作，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100问：对“新三届”的回忆文章就如此叫好吗？
答：应当说绝大部分都是好的，但也有极个别的回忆文章用了小说笔法。回忆文章有这样、那样的错漏是正常的，乃至有点“隐恶扬善”也能容忍。但当用文学笔法刻意编造拔高自己，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写回忆录有个基本衡量：自己看了不脸红，知情人看了不窃笑。
101问：“新三届”回忆文章有新的体裁吗？
答：有。中山大学教授黄仕忠（杭州大学中文系78级）在大学毕业四十周年之际，创造了一种“砌墙体”，即自己写出一个主题，请同窗、友人及学生辈来谈看法，还有作追问乃至好奇和质疑。多人互动的形式吸收了网媒优势，扩大了参与面、受众面，遍及海内外，在呼应中带出了意想不到的话题，有趣且有历史感，在“澎湃”“钱江晚报·晚潮”等官媒发表后，广受好评。
102问：那些没进大学在1978、1979年就直考研究生入学，如葛剑雄、易中天、邓晓芒等著名学者也算“新三届”吗？
答：按时间可列入“新三届”，因为当年的专科生也是列入的，但研究生算不算“新三届”，好像还没有这个俗成。
“百问百答”已勉力完成，但还有几句话说。
“新三届”这批人除特殊岗位外，其他大多已退出历史舞台，也可说成了“遗老遗少”。因而其所讲所写，执掌者不一定“落胃”，失意者或在嘲讽，年轻人嫌絮叨，亲历者“白头说玄宗”，沉浸在往事并不如烟的回忆中。如果他们的经历还有那么点价值，那么社会是否有个容忍度？
智商情商双高的77级生陈平原教授，曾发出了“新三届”写作几近“题无剩义”的委婉之词。我的粗浅理解，他的指向是回忆文章已涉各个方面。但从历史书写的角度看，“题未及义”还很多，有些甚至还没有涉及，如“新三届”的三年招生数为什么大起大落（分别是27.3万、40.2万、28.4万）？报考年龄三年为什么不同？三年政审“宽未到位、宽已到位、宽又有边际”是什么原因导致？高考成绩为什么从保密到公布？试卷出题为什么从分省到全国统一？考试三年的时间为什么不一致？外语成绩从参考到计入总分的过程？77级哪些地方高考要“初试”“复试”？哪些地方直接参加高考？77、78级为什么要扩招？扩招与第一次高考招生的比例各占多少？“新三届”的生源构成？最高层的方向调整和互动，中央和地方的博弈，综合部门与主管部门的博弈，社会青年和应届在读的博弈，是怎么样的？在划定录取分数线以后，为什么分数面前不能人人平等，而要以年龄划线？“新三届”开启了海外留学之路，有公派有自费，公派有多少？自费有多少？多大程度上推动了国家放开自费留学之门？“新三届”海外留学不少，有多少比例成为世界公民？有多少比例留学归来？“新三届”的社会贡献？特别是当年的社会背景，新思想与旧思想的短兵相接、直接交锋，其激烈程度超过次年的“真理标准讨论”，而这些举措对历史的推动是转折性的。如此重大议题却少有人提及，更不用说展开了。
一部《红楼梦》养活了几代学者？一个鲁迅，使多少人的饭碗和业绩光鲜亮丽？还有“六个作者、三千人研究”，即有三千人专门研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红学”“鲁学”随势形成。那么有社会转向标志的“新三届”可否有“恢复高考学”或“新三届学”呢？“新三届”公众号主编认为应当有“新三届史记”“新三届菁英列传”；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在十多年前就发出了“七七、七八级已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绊脚石”之问，不管观点正确与否？实已进入了历史研究范畴。现搜寻到新三届回忆文集328部，作者遍及海内外，但这当中相当一部分是自费印刷，传播受限，那么这些“文集”什么时候可以公开出版？中国国史学会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宣称要编四部关于“新三届”的丛书。顺便插个学术史上话题，大学者陈寅恪在其名著《元白诗笺证》中，竟在考证杨贵妃被李隆基召进宫时是不是处女？诚是学术自由的有趣表现。浩浩荡荡潮流冲涮出的“新三届”时代不值得研究吗？
拙著《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自2020年4月出版以后，蒙读者偏爱，初版次月即加印，同辈考生也多鼓励，然此书仍有言不及题处，如当年为了顾及出版现实，对“政治交锋”就“浅尝辄止”。待时机成熟，如能修订扩充再版，就可将社会背景逐次展开；工农兵学员与“新三届”年龄差不多，初始文化相仿，所招人数一为94.5万，一为95.9万，大体相同，若两者比较是有点历史价值的；还有“新三届”学生的正道和异化；从李同学去世再谈77级的产生；“新三届”海外留学生样本分析等内容。
回溯中国二千多年的人才选拔制度，主要是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入学考试制、推荐制和恢复高考制。“察举制”起源于汉代，流播至隋唐；“九品中正制”盛行于魏晋南北朝；“科举制”从隋唐开始至清末结束，整整1300年。民国初年，中国与西方教育接轨，大学基本凭考试入学。新中国成立70多年人才选拔方式多有反复，如大学有四个节点，即1952年至1965年凭统一考试入学；1966年至1969年停止招生；1970年至1976年推荐入大学；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名义上是“恢复高考”，但并不是重复昨天的故事，而是注入了时代剧变的内容。
再还原下当时的政治背景：1977年2月7日中央领导人提出了“两个凡是”，同年4月《毛选》五卷出版，时任最高领导在《人民日报》发文，重申“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以此作为制定十一大路线的重要内容和依据，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继续革命”的体现。各省市自治区和地县仍以“革委会”行使职权。“两个估计”是对教育战线的定性文件。而“真理标准讨论”要到1978年5月才展开，“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告废止。
上述大事，即使民间话语体系也鲜有涉及，“非不能”也，是“未能”也。
刘海峰教授对于恢复高考说过很到位的话：“1977年恢复高考是一个大事件，是改写中国历史的大事件。恢复高考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宣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时代的到来，成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也是改革开放的先声。中国教育和全社会从此由乱转治，其重大意义再怎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冬季里的春闱》序）。
历史不一定记得每年高考，但一定会记得恢复高考那一年；历史记得的不一定是“新三届”本身，而是推动“新三届”产生的那些伟人、那个时代、那些又因此而产生的杰出人物。作始非简，事毕显巨。这浓墨重彩的一笔，必然彪炳于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