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2年9月16日下午，我最后一次迈出了劳改队的大门，没有喜悦，也没有悲伤，孤独的一个人，背着一个破行李卷，带着满腹的狐疑去了乌兰农场四中队——劳改释放人员就业单位报到，从此开始了“二劳改”的生涯。
我步行走到四中队已是下午六点多钟，看到有些就业人员正拿着饭盆去食堂打饭，我问一个就业人员，队部在哪里？他向我指了指，我就径直向队部走去。敲了敲门，里面有人喊：“进来！”我就进去了。一个大约30岁不到的干部（后来知道他就是主管就业人员思想改造工作的陈干事。此人原是一名会计，文革中造反爬上去的，干部的级别虽然不高，目前却是一个说一不二的大红人），他看我仍然穿着一身劳改服，背着一个破行李卷，就问我：“你是不是刚释放出来报到的？”
我说：“是！”同时把介绍信递过去。
他看了一眼，马上说：“你进队部门怎么不喊‘报告’呢？今后进队部办公室必须首先喊‘报告’，跟干部讲话也必须离三米远。首先喊‘报告’，记住了没有？”
我答应：“记住了！”但心里却想，这不跟当犯人一样吗？（22年的劳改和“二劳改”生涯养成了我跟干部讲话首先喊“报告”的习惯，为此在我刚平反留在扎责特旗三中当了教师以后还闹了一次大笑话。有一次王承斌校长找我谈话，我开口不自觉地就喊了一声“报告王校长”，惹得他哈哈大笑。他说：“老陈你有什么话就说好了，喊什么报告呢？”不久全校老师都知道了，成了我的一大笑柄，他们说，20多年的劳改把我改造懵了。）
接着他又对我身上进行了检查，并命令我打开行李，对行李也进行了检查，比检查一个犯人还仔细，最后对我说：“今天你虽然释放出来了，但别忘了你还有5年的被剥夺政治权利时间，你头上还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今后你要继续认罪服法，加强思想改造！”
然后他就领我到了三组，并对三组的大组长潘玉林说：“他是刚放出来的，还有5年剥夺政治权利的时间，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你们大家今后要好好监督他、帮助他。”
潘玉林叫我在靠墙第二个铺位放下行李，挨着学习组长高太冲的铺位。我到现在还没有吃晚饭呢，这位陈干事连问也没有问过我。学习组长高太冲人还不错，问我吃饭了没有？身上有没有钱？我说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他便主动借给了我几元钱的饭票，我拿着从劳改队带出来的一个破饭盆子去食堂打饭。可开饭时间早已过了，伙房卖饭的人给了我两个凉窝窝头和半盆凉白菜汤，我端回去狼吞虎咽地吃了，这就是我劳改释放后的第一天的生活。
在乌兰农场四中队劳改释放的就业人员当中，百分之八十都是一些年老的“历反”，以南方人为主，有江苏的、浙江的、福建的、江西的、广东的等。北方人很少，少数是黑龙江省和内蒙人，多半是一些年轻的刑事犯刑满就业的。这些南方各省刑满释放的就业人员，大约有三分之一都带家属，算是在这里安家落户了。就业人员的“雅号”叫“二劳改”，他们自然就是“二劳改”家属了，至于他们的子女，用当时官方的话来讲，是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之类，说白了，就是“反革命狗崽子”。
四中队规模不大，大约有二百人左右，种着两千多亩水田，像劳改队一样，全部是原始劳动。就业人员的编制、组织管理跟劳改队无任何差别，分中队、小队、班组。白天出工劳动，晚上回来吃过晚饭后，由大组长、学习组长领着大家盘腿坐在炕上学习报纸、开批斗会等。
我所在的三组共有就业人员二十人左右，住的房子跟劳改队也差不多。大组长潘玉林是浙江蓝溪县人，原是国民党的一个兵痞，大字不识几个，是个没有头脑的家伙，他的地位和作用如同监狱、劳改队的牢头，是专门由政府挑选出来帮着干部对就业人员进行监督管理的，实际上就是一个打手。学习组长有两个，一个叫陈锦仕，广东省人，原来在国民党县政府里当过文书，另一个叫高太冲，浙江温州人，原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名副官，军衔还是少校。因为他们两个都有点文化，所以叫他们俩当学习组长，负责读报、开批斗会时作记录等等。不过这两个人还都不错，大概是有点文化的人彼此之间还有点同情心吧，他们二人对我这个“右派反革命分子”大学生，一直很尊重，特别是高太冲。他们二人都不带家属。高太冲还有个女儿叫高文雅，文革开始时是高三的学生，1968年下放到黑龙江省伊春地区兵团，因为她老子是反革命，她当然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之列。因为在长水河农场三分场时，我曾经跟下放青年打过一年多的交道，因此他常常向我打听下放青年的劳动、生活情况，而且还拿出过他女儿的照片给我看过，看来父女情深。其他的就业人员多半是原来国民党时期的保、甲长之类的下层人员，大都没有什么文化，经过多年劳改和“二劳改”生活的改造，他们除了知道干活、吃饭以外，几乎都成了“木头人”。
这个队的管理人员共有五人，指导员姓张，管教干事即我前面写的陈干事，另外还有两个管生产的队长，一个姓朱，湖南人，另一个姓孙。还有一个会计，也是干部。朱队长人还不错，不轻易对就业人员发火，其余四人都是东北人。那位孙队长个子不高，讲起话来满口脏话，鸡巴、巴子不离口，喜欢讲一些下流的歇后语，跟就业人员讲话，张口就是“二劳改，二劳改”地叫，什么也不忌讳。不过他不大注意就业人员的思想言行，只要哪个就业人员能干活，能超额完成任务，他就认为是好样的，可他表扬起人来也是满嘴脏话。姓张的指导员平时还可以，也不轻易打骂就业人员，但此人有点喜怒无常，而且比较贪心。就业人员被批准回家探亲，每次他都让回来时给他带东西，像有些边疆买不到的日用品，让回家探亲的就业人员回来时给他带，可他从来不给钱。他跟陈干事似乎有矛盾。陈干事这家伙是造反派出身的大红人，主管思想教育，“原则性”很强，始终视我这样的“右派现行反革命”出身的就业人员为眼中钉，三天两头找我的麻烦。
就业人员与犯人有什么不同呢？归纳起来大约有这么几点：
第一，就业人员每月有32元的生活费（不叫工资，因为只有工人和干部才有工资，劳改就业人员大都带着五类分子的帽子，当然不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和干部），个别就业时间比较长，能干活的，也有每月拿到36元的，不过这样的就业人员为数极少，多半都是就业人员中的“大组长”之类的人物。
第二，因为有了收入，吃饭要自己掏钱买饭票，不像劳改队那样吃“皇粮”。
第三，每到大礼拜（一般是两个礼拜休息一天，叫大礼拜，春播、秋收大忙季节没有大礼拜），就业人员可以自己到总场的商店里去买点东西，但不许一个人单独出门，必须两个人以上才能出去，而且要向队部请假，要准时回来销假。像我这样刚刑满释放出来的就业人员，出门必须有大组长和学习组长之类的人陪着，对于“表现不好”或犯了错误的就业人员，不许随便出门。
第四，不带家属的就业人员，如果老家还有父母、妻子等直系亲属，按规定每两年可以享受一次探亲假，但真正能享受到这个权利的只有那些就业人员中的“积极分子”和回来后能给干部带来礼物的人，一般就业人员很难享受到这个权利。
第五，出工干活时只有干部带工，没有解放军看押，这似乎比犯人“自由”了些，但劳动时间一般比犯人还要长，因为犯人出工干活有解放军看押，收工晚了怕出事。特别是冬天，白天短，收工晚了看押的解放军不让。就业人员不受此限制，春播大忙时，赶上月亮天，有时劳动到半夜。
二
到四中队后不久，正好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建立邦交关系，全国上下都在学习“伟大领袖的这一伟大战略部署”，监狱、劳改队自然也不例外。在小组学习讨论发言时，有个叫王其本的老就业人员问了一句：“田中角荣来我国访问带不带粮票？日本的粮票在中国能用吗？”这一问不要紧，说他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粮食政策”、“破坏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于是绑起来一连开了他三晚上的批斗会，差点把这个老家伙整死。
他问的问题的确有点好笑，但完全是出于无知。王其本是江西人，60多岁，当过伪保长，念过两年私塾，因“历反”罪，在51年“镇反”时被判刑10年，刑满后一直在乌兰农场就业，戴反革命分子帽子。此人的形象活像一个木乃伊，他对政治形势半点也不懂，对国际关系常识更是一窍不通。文革及其以前，我国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买粮要粮票，买布、买衣服要布票，买油要油票，买菜要菜票等等。那时出差办事的人，如果身上没有粮票，只有钱，饭店也不卖给你饭吃。因此王其本他老先生就认为既然人人出门都要带粮票，那么日本人到中国来也应该带粮票，因此就贸然问了这么一句，差一点连老命搭上。
第二件事就是有个叫陆山的老人，在院子里大骂日本鬼子，被绑起来，嘴里塞上臭袜子，吊在树上，最后关进了小号，这件事前面我已经写过。
第三件事就是有一个叫张举元的老就业人员，60多岁了，江苏赣榆县人，解放前在伪县政府里干过几天文差事，并无什么具体的罪行，“肃反”时被判刑十年，人很和善，象棋下得很好，休息时我常找他下下棋。就业十多年，他省吃俭用攒下了五百多元钱，想请假回家看看，他家中还有老伴和一子一女。人老了总爱思念孩子，陈干事开恩批了他的假。可是回到家里他老伴和两个孩子都不认他，因为怕受牵连，早就跟他划清了界线，妻子不认他这个反革命丈夫，孩子不认他这个反革命爸爸，连他这五百元钱也没敢要他的。他伤心极了，找个小旅店住了一晚上，回到农场的当天夜里就跑到马号里吊死了，兜里还揣着那五百元钱。他死后钱当然是充公了。
这件事对我的思想震动很大。解放后历年来的政治运动，特别是使人变得发疯的十年文革，把人们的灵魂完全扭曲了，人性泯灭了。张举元的死使我联想到，幸亏我已经没有父母妻子，如果我也有父母妻子，他们又会怎么对待我呢？我不敢继续往下想了。
第四件事就是1973年拔草时，有个叫范汝愚的刚刚释放出来不久的就业人员，30多岁，哈尔滨市人，精神有点毛病，因为跟干部顶撞被吊了半宿，第二天他就喝拌稻种的农药自杀了。有人看到他躺在炕上吐白沫，报告了陈干事。陈干事命令两个就业人员把他拖到院子里，医务室就在大院里，离就业人员的宿舍不到50米远，要抢救的话，完全可以救过来。可是陈干事命令一个就业人员到厕所里用粪勺子舀了一勺子大粪汤子，撬开他的嘴巴往里灌，好让他吐，人没有救过来，死了，蛆虫还在他脸上爬。我看到后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揪心地难受。这就是我刑满释放，重获“自由”后不到一年亲眼目睹的几件事。
三
就业人员李子昭（广东人，大学文化，罪名是历反，60多岁，任就业人员统计）发明了一种插秧机，名字虽然叫机器，实际上没有任何动力，全靠人拉，很笨重。由于四中队的就业人员大都是一些60来岁的老人，拉插秧机太吃力，于是决定让我拉，因为我那时才三十七八岁，是个壮劳力。但我拒绝，宁愿弯腰手工插秧。为什么呢？因为这台插秧机除了笨重，拉起来太吃力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下秧不均匀，老有断垅现象，我怕管教干部找我的麻烦。要知道，一旦出现比较严重的缺行断垅的现象，他们就不说是机器的问题，会说你故意破坏生产。15年的劳改岁月，我虽然多次犯“错误”，被戴上刑具关小号，受刑罚，但这些所谓的“错误”都是不认罪、顶撞干部和言论问题。对不认罪和顶撞干部我能替自己辩解，而且我没有理由也不会顶撞他；对于言论问题，譬如说因为议论林彪差点被枪毙，但因为没有人证、物证，我可以咬牙不承认，他们要想硬给我定罪恐怕也很困难。但在生产劳动中可不一样，一旦认定你是破坏生产，因为有了物证，你有八张嘴也无法为自己辩解。管教干部平时死死地盯着我，因此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拉那个该死的插秧机。
那一天是张指导员带工，他火了，抡起一把平地用的二齿子就给了我一下，差点把我的左胳膊打断，这一下把我的左胳膊靠肩膀的地方打得全紫了，肿起来个大包，幸亏我穿着棉袄，不然的话，胳膊非断不可。这下不能干活了，他命令大组长潘玉林把我绑起来送回去。说来凑巧，走进队部恰好遇到总场的管教科洪科长，他问是怎么回事？我把情况向洪科长汇报了。他叫潘玉林先把绳子给我解开，我脱下一只袖子给洪科长看，他看了以后没说什么，叫潘玉林领我到医务室去用碘酒擦了擦，回到队部他批评我说：“有问题可以向干部说清楚嘛，不应该不听指挥。”
我胳膊被打成个这样，不能干活了，他叫我先回宿舍休息，结果我休息了一个礼拜没有参加劳动，等胳膊好了，春播基本上完了。
按规定干部是不允许打人的，他可以给你戴刑具，也可以把你绑起来、吊起来，这些都是“法律”所允许的。他如果想收拾你，往往是让其他的“二劳改”动手，干部们一般不亲自动手，如果他要亲自动手收拾你，一般都是把你叫到队部或把你弄到一间空屋子里去，这样不管怎么收拾你都没有人看见，因此你想告也告不赢。这一次张指导员当着那么多就业人员用二齿子打人，影响很坏。平时陈干事就与他有矛盾，借这件事可能向洪科长告了他的状，过了不久，张就被调走了。而我在7月份也被调去了半拉山。
四
调半拉山的全是从各中队挑出来的一些平时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姥姥不亲，舅舅不爱，不好管教的“刺头”，共有40多人，任务是修路和维修堤坝，只配备了一名干部——王干事。这位王干事30多岁，人还不错，脾气很好，没跟我们这帮“二劳改”发过火，而且还常跟我们这帮“二劳改”一起喝酒（这是违背“原则”的）。他既管生产劳动，也管思想教育，实际上他什么事也不大管。这一段时间我可真享受到“自由”两个字的可贵了。
到1974年1月份，路修完了，堤坝也修完了，要把我们这帮人编散，哪个中队来的回哪个中队去，但我们这帮“刺头”哪个中队也不愿意要，于是就把我们这40来个人暂时调回三中队借住，直到3月底、4月初。在这一段时间里实际上什么活也没于，只是偶而碰上三中队往外运粮食时，叫我们去帮着装装麻袋，装装车，倒是很自在。不过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却做了一件大好事。
有一个叫刘金庆的小伙子，在修堤坝时脚被石头砸了一下，当时他没在意，后来得了脉管炎（动脉炎），五个脚指头往外冒黄水，到医院去看，医院治不了。我们大家给他凑了点路费，由一个外号叫李大麻子的就业人员陪着他去哈尔滨大医院看，大夫说必须从大腿根截肢，回来后他整天哭。才26岁呀，如果成了残废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打听到新河农场有个老中医专治脉管炎，是祖传秘方，于是我们就用一辆排子车，三个人拉着他走一百多里路去请这位老中医看病。
这位老中医也是一个刑满释放就业人员，浙江温州人，看后他说：“这病看晚了，如果早来治的话，我保你三副药就能治好，现在至少要一百副药”。既然一百副药能治好，我们每个礼拜就拉他去看一次病，一次取回一个礼拜的药，好在中药不贵，钱都是我们大伙凑的。果然不假，一共吃了一百零三副药，把他的脉管炎治好了。好了后他又没有钱答谢，于是他便跪下给大夫和我们几个凑钱拉他去看病的人磕了几个头。我们这些人虽然都是一些不服管教的“刺头”，但在危难之际，大家还是能够互相帮助的5
五
因为基建需要石头，4月份便把我们这帮人调到了龙江县，头站公社南华大队一小队去打石头。因为山上没有房子，一开始我们住在老乡家里。一间大屋子里有对面两盘大土炕，中间有一道一米高的火墙，南炕上睡的是老头、老太太（说是老头、老太太，实际上不过40多岁），往下是十五六岁的大姑娘、十二三岁的二姑娘、十岁左右的小儿子，再往下隔着一层布帘，就是刚结婚不久的大儿子和大儿媳妇，共七个人睡在一盘炕上。北炕上就睡着我们这些“二劳改”，也是七个人。过去黑龙江省农村有个习惯，为了取暖节省柴草，一家人都睡在一间屋里。难怪除了黑龙江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以外，还有三怪：窗户纸糊在外、公公穿错了儿媳妇的鞋、养个孩子吊起来。“窗户纸糊在外”是为了挡风，如果糊在屋里，外面冷，屋里热，夜里窗子上结满了冰，白天一化，糊的纸就掉了。“公公穿错了儿媳妇的鞋”是因为都睡在一个屋里，那时又没有电灯，夜里起来下地解手，难免穿错了别人的鞋。“养个孩子吊起来”那是因为黑龙江省的小孩，一生下来就让他睡摇篮，摇篮就用绳子吊在房梁上。
黑龙江省的农民不大讲卫生，干一天活，出一身臭汗，回来也不洗洗，连脚也不洗，就那么上炕睡觉。而我每天干完活，晚上回来，不论冬天、夏天我都要用毛巾蘸着水擦擦身上，否则一身臭汗睡觉太难受了，没有热水，用凉水我也不怕。但现在一间屋里有好几个女的，我怎么能脱掉衣服擦呢？没有办法，我就端一盆水到院子里草垛后面快点擦擦，好在4月份白天天气已经比较暖和了，我也不怕冷。过去在兴凯湖农场时，冬天屋里零下十几度，我照样脱了衣服擦上身。老乡见我每天收工回来端一盆凉水到院子里草垛后面不知道于什么，就打发他们的十岁左右的小儿子偷偷过去看，这孩子回去告诉他父母、哥哥、姐姐们，我回屋后，他们笑着问我：“你是南方大城市来的吧？怎么这么个讲卫生法？我们可没有这习惯，你不怕感冒吗？”我也笑笑说：“我已经练出来了，不怕！”
在老乡家住了大约十天，采石场山坡上已盖好了简单的工棚房，我们就搬到山上去住了，干部也害怕我们这帮光棍跟老乡住在一起，时间长了会出问题，一旦跟老乡发生什么纠葛，那麻烦就大了。
看来山高皇帝远，这里老乡的“阶级觉悟”并不高，对我们这帮“二劳改”四类分子并不歧视。这个屯子很特殊，全屯子都姓林，唯独支部书记姓周，五十来岁，他在屯子里可是说一不二，就连屯子里出了人命案，只要他出面说一句话，问题也就摆平了。
他经常到山上找我们这帮“二劳改”一块喝酒（当然是我们请他），人还不错。他自己对我们说，一年到头，他很少在自己家里吃饭，不是这家请他，就是那家请他。有一天正是礼拜六，周书记正在山上跟我们闲聊，突然从屯子里跑来一个人对周书记说：“周书记，屯子里出事了！你快回去看看吧！”他问：“出什么事？”来人说：“林祥家爷儿俩要拼命，你快回去说说他们吧，不然要出人命呢！”他站起来对我们说：“走！一块看看去！”出于好奇，我们四、五个人也跟着去了。原来是林祥拿着一把铁锹，他爹拿着一把二齿子，爷儿俩要拚命，许多人拉着。
周书记一到，喊了一声，爷儿俩手里的家伙就都放下了。一了解原来是公公“扒灰”，所以儿子要跟老子拚命。你猜周书记说什么？他说：“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不就是捅错了窟窿眼这么屁大的一点小事吗？有什么了不起的，算了！预备饭！”回头也冲我们几个人说：“别走了，吃完饭再回去！”于是婆婆、儿媳妇就赶紧忙活，炖了一大锅酸菜粉条，一家人围着炕桌坐在炕上，儿媳妇端着一碗酒，举过头顶，跪着先敬周书记，后敬我们几个“二劳改”（因为是客人），再敬跟自己干那事的公公，最后敬自己的丈夫，一件要出人命的大事，就这样“和平解决”了，我感到又好笑、又好奇。
在这个队还遇到一件新鲜事，这个队的生产队长有一个傻姑娘，2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那个时候农村里结婚都比较早，好多不到十八岁就结了婚甚至有了孩子了）。因为她有精神病，本屯子的小伙子谁愿意要她呢？后来她爹就给她找了个从关里来的盲流，作了倒插门女婿。这个盲流傻大黑粗，有把子力气。结婚的那天，周书记跟我们说：“今天傻姑娘结婚，走！咱们去看看热闹去！”结果我们这帮“二劳改”去了一大帮。当然不能白去，多少得凑点礼金。
农村里结婚非常热闹，酒席就摆在院子里，光喝酒就闹腾到夜里10点多。东北农村有个习惯，结婚的当天晚上要闹洞房，而且闹得越厉害越好，如果没有人闹洞房，那倒不好了。那天晚上屯子里的小伙子闹洞房闹得厉害，有的就往新娘身上乱摸，快12点了，新娘、新郎要睡觉，老太太把那帮小伙子轰出来，带上门，这时我们就要回去，周书记说：“再稍等回，好戏还在后头呢，反正你们明天是大礼拜休息”。
一帮小伙子就趴在窗户上听新郎、新娘的动静。不一会傻姑娘像杀猪一样地喊起来了：“妈呀！他把个什么东西塞到我×里去了！”这一下大伙笑得简直直不起腰来了。老太太还在外屋喊：“傻妮子，不要紧，一回就好了！”这一下全屋子的人笑得更厉害了，那帮爬在窗户上的小伙子还不想走，老太太出来硬把他们轰走了。
20多年的劳改和“二劳改”生涯，我遇到过许多有趣的事情和稀奇古怪的案件，因多半涉及下流，就不便多写了。
时间长了，屯子里的人也常上山跟我们闲聊，通过闲聊我知道，周书记跟屯子里不少年轻妇女都睡过觉，可在闲聊中，我发现村民们对他好像并没有什么怨恨情绪，相反的，还都说周书记是个“大好人”，这真有点原始部落的味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这个一小队的生产搞得比较好，一个工分能合七、八分钱，一个劳力干一天挣十个工分就合七、八毛钱，多的能挣到1元多钱，一个月就能挣30元左右。要知道，当时在农村，这的确算高收入了。可相邻不远的南华二小队可就不行了，一个劳力干一天活，连一毛钱都挣不到，吃粮靠救济，老百姓有的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
有一天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姑娘，看上去不过十二三岁，披着大人穿的一件破棉袄，踢拉着大人穿的一双破鞋，脚指头都露在外面，到山上向我们要饭。别看我们这些“二劳改”，倒是都有点恻隐之心，这个给她五毛，那个给她一块，小姑娘跪下给我们磕头，说：“谢谢大叔们，你们都是大好人哪！”她小小年纪那里知道我们都是一些戴着“四类分子”帽子的“二劳改”。我赶紧把她拉起来，出于好奇，我问她：“你是哪个屯子的？”她指指山坡那边说：“南华二队的。”我说：“我能不能跟着你到你家看看？”她说：“我家很穷！”我说：“不要紧”，就跟着她翻过一道岗子到了这个孩子的家。
她家住着一间四面透风的破土屋子，屋子里面一盘土炕，土炕上铺着一张破席，40多岁的父母看上去像六十多岁的老头儿、老太太，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和三个半大男孩子，六口人（加上要钱的小姑娘是七口）卷缩在土炕上。老头、老太太围个破被靠在墙上，三个半大小子光着腚钻在一床破被子里，一家七口一共盖着两床破被子。老头、老太太可能连裤子也没穿，见我进去也不敢起来，只有他们的大姑娘要下地给我倒水，我赶紧制止了她。一张破桌子上放着几个带豁口子的破碗，地下有一个破水缸，半缸凉水上面飘着一个瓢，再也看不到有什么别的东西了。夏天三个男孩子整天光着腚，两条裤子老头、老太太和两个姑娘出门时轮着穿。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我长这么大，这还是头一回接触到农村的生活，我怎么也想象不到，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竟然还有这么落后、这么穷苦的地方。
临走我给他们留下了十元钱，告诉老头、老太太，给小姑娘买件衣服穿。老太太还对我说：“您是大好人哪！现在我们穷得连饭都吃不上，我们大丫头已经十七八岁了，您能帮忙给她找个工作，找个人家（婆家）吗？我们家穷得这样，什么条件也不要，只要能找个工作，找个人家能让孩子吃饱饭就行。”我说：“现在恐怕不行，我也是外地人，在这里临时工作，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我仔细端详了一下他们的大姑娘，身上虽然穿得破破烂烂，孩子的相貌还不错。这么大的女孩子，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一起苦熬日子，命运实在可悲呵！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在回来的路上我想了很多。我是山东人。不论在北京读书，还是在黑龙江省、内蒙劳改，人们一提起山东来，都是异口同声一个“穷”字。的确，山东过去因为人多地少，比较穷，遇到灾荒年，听老人说不少人到东北逃荒，叫作“下关东”。1964年黑龙江省作过一次调查，往上查三代，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山东人逃荒过来的。可是究竟穷到个什么样子，我一点也不知道。现在我亲眼看到了什么叫作“穷”了。
六
在南华打石头，发生了两起事故，我差点送了命。
第一件事是我在一个三米左右高的崖头上打炮眼，一个叫谷明柱的家伙在我身后用一根撬杠撬石头，这家伙是山东阳谷县人，原来是逃荒到黑龙江的盲流，因盗窃罪被判3年，刑满后跟我在一起就业。他有一把子傻力气，膀壮腰圆，头脑简单，外号叫二楞子。当时我站在一块大约一米五长、一米多宽、一米多厚的大石头上，不知怎么搞的，他一下就把这块大石头和我一起撬了下去。我在下面，石头在上面，如果砸在我身上，非把我砸成肉浆不可。可我命不该绝，下面正好有一块圆咕噜的大石头，我掉在了这块圆咕噜的大石头的左边，撬下来的那块大石头砸在下面那块大石头上后，一下弹到了右边去，把在下面干活的人脸都吓黄了。幸好并没有严重受伤，只是腿被戳了一下，骨头并没有伤着，许多人都骂他，我说：“算了！算了！他不是故意的。”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平时我跟他又没有什么意见，而且他对我还很好，又是老乡，绝没有害我的意思。不过我却是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第二件事是打炮眼，我管装药，恰好遇到哑炮，等了2多分种还没有响，大家不能老等着不干活，必须有人去排除哑炮，谁去呢？是我装的炸药，当然就得由我去排除。
排哑炮的要领是跑过去，迅速把导火线拽出来，火星接触不到雷管，就不会爆炸了。下一步就是用一根带小勺头的钢筋轻轻地把炸药掏出来，用力猛了，撞击雷管也会引起爆炸。我出了掩体向前跑了不到十步远，“轰！”地一声就爆炸了，大大小小的石头从天上落下来，有一块大约五、六公斤重的石头就落在我前面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如果砸在我头上，非把我砸得脑浆进裂不可。我虽然没伤着，可是一个家伙正在很远的地方蹲着解大便，他认为离得那么远，石头落不到那里去，结果一块核桃大小的石头落下来正好砸在了他的屁股上，伤得很重，如果砸在头上，也有生命危险。要知道，石头虽然不大，但从几十米的高空落下来，冲击力也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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