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者:
我非常赞同你的投资逻辑。
你刚才提到的博弈市场——股市,国家希望实现的是慢牛,但目前市场呈现出的是频繁波动。在资金博弈中,你提到多个维度,但为何没有提及外资?外资对我们博弈市场拥有多少影响力?特朗普上任后采取的策略虽然难以预测,但这种不确定性无疑会影响市场。
第二,如果政治局无法掌握话语权,那么最终结果必然是纷乱无章,这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我们今天参加讨论的所有投资人同样不愿意见到这一局面。您刚才详细描述了当前市场中资讯和声音的纷杂,尤其是在激烈的博弈中。
作为资本市场经验丰富的老兵,您是如何判断主流资金已经掌握了话语权,标志着慢牛、长牛行情的开始?
第三个问题,我注意到您的基金专注于投资银行。根据之前那位高管的介绍,您计划在五年内投资银行。我想知道,您是打算效仿茅台上一波的行情进行投资?
我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并不以盈利能力著称,且其决策往往不受国家指导,因此,我怀疑银行能否像茅台那样在未来五年提供高额的投资回报。相连带的问题是现在我国正致力于推动科技型企业的快速发展,而这类企业中最具潜力的是科技型企业。你为何不选择投资科技型企业,而偏爱投资银行?
你之前提到,你的投资理念基于安全边际,我非常认同。然而,安全边际并不意味着不追求收益。正如那位先生所讲,我们都是在追求收益,无论是国家、个人、基金还是公司。在合法的游戏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我们理应追求利润最大化。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投资科技股而选择银行股呢?请详述你的理由,谢谢。
董宝珍:
我愿意指出,外资并非破坏性力量。外资如果不被视为建设性力量,则它应被视作中性力量。请注意,外资在中国(QFII)的规模已经突破万亿。但是,你没有看到外资重仓股,因为它从未利用资金优势去推动其重仓股的估值。
外资采取的是自然主义的投资策略,长期投入并等待自然的变化。
从这个角度来看,外资是建设性的,它没有滥用定价权来进行谋私。
第二点我想说,外资的理性程度高于国内资金和机构。
以茅台为例,2012年至2014年,当茅台股价在100元时,前十大股东全是外资,包括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这些外资在股价从100元涨至200元时成为茅台的十大股东,而那时国内的公募基金全部在卖出。
外资的理性不仅体现在这里,2017年和2018年,当贵州茅台涨至1000元时,那些在100元时买入的外资机构已经全部从十大股东中消失,甚至那些没有进入十大股东的外资也已经撤走。
在茅台身上,外资在最低估值时践行了“别人恐惧时贪婪,别人贪婪时恐惧”的原则。在所有人都看好后,外资在1000元时离开了,而此时我注意到,公募基金却在买入。
外资的理性程度显而易见。
我询问了李录的研究部经理,李录买卖茅台也是基本与外资同步进出。我问他为什么外资如此操作,他给出了两点解释。
首先,外资大部分基金经理只有在50岁左右时才能掌控资金。若在30岁时管理1000亿资金是不现实的。网上有图片揭示中国的基金经理有兰兰,还有几位美女,他们看起来都很漂亮。但是外资的基金经理通常都是秃顶,年龄大约在几十岁左右。
其次,外资没有兴趣操纵股价。外资的影响力仅相当于几千亿人民币,他们没有兴趣进行炒作,认为这属于低端行为。成熟市场已经经历过炒作,结果是大家一地鸡毛,他们发现没有意思,最终是身败名裂,无立锥之地,所以他们就不炒作了。
外资应该讲是有建设性的。当然,我所说的外资不包括热钱,热钱是短期进出的资金。
我所指的是有管理的基金,包括政府基金和养老基金等,这些都是具有建设性的。
在银行估值修复过程中,外资有其特殊性。
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支撑本轮牛市的主要是国有股。若剔除国有股,中国牛市的基础将不复存在。估值修复过程中大部分被低估的股票都是国有企业,包括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
利用这些低估值进行内在价值修复是合理的。
外资为何没有像购买茅台那样投资这些公司呢?
因为国有股在外资眼中是妖魔鬼怪,西方始终认为政府对经济有害。
以国有股低估为这轮牛市基础的特点不符合外资的偏好,外资对国有企业并不感冒。在这种情况下,外资的投资并未体现在这些方面。但在消费股上,外资是非常精准的,特别是烟酒糖茶等板块。
第二个问题探讨的是,何种特征会表明市场定价权重已经回归到理性的政府驱动?
对此,我想强调两点。
首先,借鉴格雷厄姆的观点,何时回归到估值修复?答案是一定会,因为没有其他出路,这是首要因素。
第二点,我不是政治局常委,也不知道他们如何操盘,但是我知道他们并没有停止去干。您的意思是当我们看到后才下注,这是错的。如果在冬天投夏天,我们不能期待看到春暖花开后再行动,从逻辑上讲,六个月后又会是夏天。我们投资要投逻辑,道德经:“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意思是在变化尚未显现时就已采取行动,在混乱之前进行治理。不要等现象,可感知的现象出现在动作。那是不对的,那是走在变化之后了,那是趋势交易者,趋势交易者是右侧交易者,价值投资是左侧交易。
为什么左侧交易还能成?
就是认为这个变化已经在逻辑层面上是确定的,物质要素的具体必然发生,所以它是不能等的。9.24的受益者都是左侧交易者,右侧交易者基本上是没办法的,一定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第三个问题关于银行的稳定性,特别是中国的银行,通过对比分析一下。
自1978年商业银行制度建立以来,中国没有出现过破产的银行,被接管的银行数量不超过三四家。包商银行虽曾被接管两次,但最终并未破产。这表明中国的银行业是稳健的,不太可能面临破产的风险。
2023年,美国硅谷银行和第一共和银行两家银行破产,这两家银行的体量相当于是浦发银行。问题在于,为什么美国第十一大银行说破产就破产了?为什么美国的银行会被挤兑?为什么美国政府不负责存款安全?因为美国政府不会站出来承诺为所有存款提供保障。
与之相比,中国所有的银行最终都是依靠国家信誉,即体制优势来支撑的。
谈及中国银行业的优势。你知道为什么全世界增长最快的银行在印度而非美国?
这是因为银行的增长率与GDP增长有固定的比例关系。印度的GDP增长率接近10%,而中国则略低两个百分点。过去几十年里,中国银行业的净复合增长率超过10%,相比之下,日本、欧洲和美国分别是1%-2%,最理想的情况是3%。
这种成长与否并不直接取决于管理层,而是与社会和时代的背景紧密相关。在美国,由于整体GDP以及欧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较低,其银行作为“万业之母”所能实现的增长率也受限,因此背景因素至关重要。
其二,中美银行业的周期恰好与美国呈相反状态。美国银行业在经历了2008金融危机后,历经十几年的大牛市,其资产质量逐渐恶化,同时拨备覆盖率不足。美国的拨备覆盖率是每一块不良资产拨备一块钱,而中国不良资产的拨备覆盖率是3.5元。这包括了近两年来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以及个人零售不良率的上升和坏账的微升,这是因为大家赚钱的机会减少了。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拨备充足,银行能够消化这些损失,因此说中国的银行业不行是对客观事实的不尊重,这完全是误解。正如茅台投资时说普通百姓不会喝茅台,这完全不是客观事实。
最后说您问我为何不投资科技股。我原是证券公司的网络管理人员,了解一些科技,我买过中兴通讯和东软股份。后来又看到华为的成功是通过挑战诺基亚、爱立信,以及加拿大的电信公司和美国电信公司等老牌电信巨头,证明了科技行业是可以通过颠覆性创新来后来居上的。
这恰恰体现了科技发展的本质——颠覆与被颠覆。如果有人宣称存在一家不会被颠覆的公司,就意味着科技进步的停止。
科技股中可能会出现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但不是百分之百,而价值投资是以四毛买入一块,"四毛买一块"的含义是必定要回到一块。只有在你买入后一定回归合理估值才是价值投资。
我曾与许多中国的价值投资者辩论,他们对价值投资的误导非常令人感到震惊。他们说价值投资是概率,如果是那样的话与赌博有何本质区别?以四毛买入一块并赚取六毛是必然,具有绝对的确定性。
价值投资、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投资类型。风险投资依赖于概率,通过广泛投资,最终有百分之几的投资能够实现盈利。股权投资实质上等同于企业经营,而价值投资则是寻找以4毛钱的价格买入一块钱的资产,目标是赚取绝对的六毛钱利润。
这就解释了为何尽管存在众多投资模式理论,唯有价值投资者最终取得了成功,他们的成功源于确定的盈利前景。这就是为何我如此有信心。而科技股的投资是投概率,成功率并不高。
为何投资者如此偏爱科技股呢?
因为收割操作的庄股,不会选择那些透明度高、确定性也高的股票,比如银行、自来水公司。我买过上海电力,预测上海电力未来能达到1万倍市盈率,或者每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300%,大众不会相信。
但是,像芯片和生物、高科技专门生产长生不老药的这种容易想像,做庄炒作很容易制造出共同认知和追随者。价值投资者不参加趋势交易,而趋势交易者也不参加价值投资。
在这种投资情况下,提到的收益最大化就是使用2.5倍的杠杆,是在确定性中实现杠杆化。
我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自2010年我管理基金近15年来,每天的杠杆率从未低于100%。在这期间,许多投资者经历了市场波动的挑战,而我一直保持稳定毫不担忧,是因为超低估值提供了终极安全性。
在超低估的安全边际下利用大杠杆获取资金至关重要。如果资金投入不足造成回报不足也是一种风险。我们一致认为当前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投资机会。
贾晓波:
谈到这个银行,实际上我们的投资模式被总结为“董宝珍三击模式”。
在2010年至2018年期间,我们通过投资茅台获得了十倍的利润,这主要得益于估值修复带来的增长,这期间茅台的业绩增长仅为一倍。
在这个过程中,业绩增长虽有贡献,但占比并不大。真正的利润来源于估值修复,从8倍市盈率到20倍,再到30倍市盈率,以及利用杠杆带来的收益。
这种确定性的机会可以大胆地增加杠杆。相反,投资科技股不仅不能使用杠杆,还需要极度分散风险。投资者必须购买多只科技股,才可能有几只最终真正实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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