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间瓦房里的苦难
石滔
1963年，是我家的转折点，日子不是越过越好，而是直线下降。之前家庭成员既没有生灾也没有得病，只因我家加入了农业社。这是生产队的前身，父亲给集体拉船，母亲要给生产队劳动，把我和弟弟锁在房子里，就和坐了禁闭一般。我妈一出工，我就站在窗户里面骂她，她挣工分回来之后，才能破涕为笑。在农村生活20多年，印象最深的是生火做饭。不论在家乡园子辿还是舅舅家郭家峁，抑或是武家庄公社所在地教书，生火做饭实在是一道既泼烦又不得不面对的无奈现实。
黄土高原的民居其实再简单不过。1949年以前，几万府谷人都窝藏在山乡里。府谷县衙高居县城城墙之内的制高点。城内居民肯定没有高过两三千。而在乡下居住的老百姓才是一个县的主体部分。老百姓因陋就简在村子的土崖上挖出土窑洞居住，年复一年传宗接代。可以肯定地说，有史记载以来，至少从唐宋以后的一千多年里，府谷人的生活方式没有什么改变。住最简陋的土窑洞，吃最廉价的简单食物，一遇天灾人祸，他们只能背井离乡刮口外，走内蒙。到更荒凉的北地去维持生存。
吃饭毫无疑问是府谷人生存的首选，过去人们一见面，首先就问：吃过饭没有？吃了甚？吃饱饭了吗？在全世界有人定居的六大洲中，亚洲大国的中国一直都是最为灾难深重的国家之一。什么原因？因为我国的人口太多了。我国的土地资源有限，民众的生育观念落后，多子多福的守旧观念一直统治着老百姓的陈旧思想。特别是统治阶级一直倡导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客观上为人们多生育孩子提供了理论根据，实际是为剥削阶级提供廉价劳动力。吃饭就成了中国人首要的大事。
用柴草做饭比较麻烦，要烧开后炉一锅水，需要多次加入柴草。柴和草虽然都能做燃料，但有区别。草主要指的是秸秆，有玉米高粱的秸秆，也有野地里搂会来的杂草，这类草可以当柴烧，发热量不高，做饭用量大，效率低。做饭效率比较高的是使用硬柴或者炭块。硬柴是木质的，各种树木剪下来的枝条或者河柴，发热量高，烧几炉子硬柴就可以做一顿饭。用炭块只要烧一炉就能做一顿饭，还有余火，逐步温暖睡人的火炕，以抵御寒冷的冬天。
就在这一年，父亲下定决心要换一个居所。我家原来住着祖传的三间瓦房，一有刮风下雨，就走风漏气。一个院子里还住着两家远房的伯伯，三家人挤在一个小院子里，也是够憋屈的。要新建住房，实在没有那个力量。但1962年的单干，还是让我家积攒了十几大瓮粮食和近百元现金，父母看中了同村移民走了的白家大院的两孔石窑洞。于是把粮食变卖，用三百块钱先买了一孔大石窑，满足了一家人住窑洞的心理。
陕北人爱住窑洞，是因为窑洞冬天暖和。房子的墙体薄，不能抵御冬天寒冷的西北风。所以住窑洞一直都是父母最大的渴望。但那一孔石窑，虽然坚固无比，毕竟年久失修，窑洞里的墙壁上的泥坯几乎全部脱落，要重新泥抹一次，还得费很大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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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解放那几年，一些贫穷的老百姓无偿分到了地主富农的土地，自然是增强了劳动积极性，而地主富农只能分到一些贫瘠之地，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一定程度上调动了部分农民生产积极性。为什么几年之后，又要把土地收回来？主要原因是执政党缺乏领导经验。认为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就应该向苏联学习，因为苏联是一切暴力夺取政权的榜样，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搞集体农庄，我们就应该搞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结果给整个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倡导的包产到户受到了批判，人民公社坚持20多年，严重影响了整个社会的进步。
我家买了窑洞以后，生活一下子跌入低谷。在生产队劳动分不够口粮，一家人只能喝稀饭充饥。我母亲由于劳动苦重，吃不够饭，患了心疼的毛病。一旦疼起来，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淌下了。我父亲跑河路在外，吓得弟兄二人不知如何是好。那个破烂的三间大房，就成了一家人的地狱。眼看着生产队每人一年才能分到100斤口粮，饿肚子是不可能逃过去的事。实践证明：人民公社领导下的生产队是一种非常落后的组织管理模式。它根本无法调动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农民产不下粮食，那只能是节衣缩食。
大跃进完全是脱离实际的大倒退。可惜在以后的若干年里人们根本不敢说其中的错误，还要唱三面红旗的赞歌。我用自己的切身经历，摸着良心说话。中国在50年代末期的确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我们一定要引以为鉴。现在依然有人歌颂当年的极左思潮，这是非常有害的。只有个别队干部，指手画脚，不劳而获，才赞扬人民公社制度，大多数老百姓完全是强迫入社。你现在让他们自愿入社，除非打死。他们的确饿怕了。大家再不要提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了，那确实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制度。如果真的不错，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怎么会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