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血管疾病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密切联系一直是临床与研究的重要话题。为探索其间的深层次联系与诊疗新策略，中国卒中学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以及Stroke and Vascular Neurology（SVN）编辑部于2023年联合发起“脑心交响曲 —— 脑心同治新策略专题研讨会”，首届会议于2023年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全球大咖云集，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学术盛宴。2024年7月24日，立足新起点，整装再出发，在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举办了“脑心交响曲 —— 脑心同治新策略专题研讨会（2024）”，汇集国内外脑心领域顶尖专家，通过深入的学术交流，共同探索脑心疾病的最新治疗策略。会议通过最新的循证医学证据和研究数据，探讨脑心疾病患者的综合治疗路径，推动多学科团队合作（MDT），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会议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张宏家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缪中荣教授担任会议主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霍晓川教授及王薇教授担任会议主持。美国圣约瑟夫医学中心Barrow神经病学研究所David Wang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龙德勇教授、贡鸣教授、李海洋教授、钱海燕教授、宋光远教授分别带来精彩讲座。会议同时邀请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霍晓川教授、张楠教授、范承哲教授、白晋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罗岗教授担任讨论嘉宾。来自美国圣约瑟夫医学中心Barrow神经病学研究所的David Wang教授从“猝死和晕厥，心源性还是脑源性？隐源性卒中，一个失败的概念？房颤卒中预防，是不是可以不抗凝？”临床关注的3个问题出发，对脑心综合征，隐源性卒中潜在的病因，房颤合并高出血风险患者的抗凝策略等角度分别进行了讲解。预防猝死和晕厥在心脏功能正常的情况下，阻断周围交感神经节以及脑心综合征的很多机制和治疗方法尚需要进一步研究。最后David Wang教授特别指出房颤合并高出血风险患者左心耳封堵的疗效亟待来自中国患者的数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龙德勇教授从“房颤的患病率，房颤患者的抗凝治疗，房颤的射频消融策略”角度分别进行了阐述，尤其是房颤消融成功后能否停用抗凝药物，目前世界范围内仍缺乏循证医学证据，北京安贞医院也正在开展相关研究，以期回答这个重要的临床问题。最后龙教授指出房颤患者长期仍需要综合管理，包括行为因素、生活方式管理、多学科团队合作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贡鸣教授，从“心室辅助装置的应用、LVAD术前评估、LVAD患者选择及不同类型的LVAD设备”等角度分别进行了讲解，特别指出LVAD患者术后存在脑栓塞的风险，关于术后抗凝药物的选择及脑栓塞后及时接受取栓治疗，随访过程中脑影像学资料判读都是心血管内科和神经内科同道未来可以合作研究的方向。未来需要开展更多研究开发小型化产品，降低产品功耗，探索LVAD更广泛的适用人群，更好的血液兼容性，争取更少的并发症及患者满意的生活质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李海洋教授，针对“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围术期脑保护策略”展开了精彩讲解。卒中是心脏围手术期对患者预后影响最大的神经系统并发症之一，无论手术类型，围手术期卒中患者的5年内死亡率高达40%。脑保护策略包括了术前评估、策略选择、综合管理。冠心病合并颈动脉狭窄患者拟行CABG手术需要包括神经科医生在内的多学科团队讨论后进行个体化治疗，明确是否需要颈动脉血运重建。对于近6个月有TIA或卒中拟行CABG的患者，颈动脉狭窄50～99%，需要血运重建；狭窄＜50%，不推荐血运重建。对于无神经系统症状患者，双侧狭窄70～99%或单侧70～99%和对侧闭塞的患者，可考虑颈动脉血运重建；对于单侧狭窄70～99%的患者，如果存在一个或多个卒中高危因素，考虑颈动脉血运重建；对于单侧狭窄70～99%的患者，不建议进行常规预防性颈动脉血运重建。围手术期脑保护策略包括了血糖控制，血压控制，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的管理，心房颤动的处理，抗炎药物的使用，非抗炎性神经保护药物，围术期脑灌注监测等。最后李海洋教授总结，通过详尽的术前评估，完善的手术策略，术中监测以及细致的综合管理争取最大限度预防围术期卒中的发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钱海燕教授，针对“冠心病PCI术后抗血小板治疗进展”展开了详细介绍。他提到了阿司匹林作为冠心病抗血小板的基石并贯穿始终，随后抗栓药物进入双抗（DAPT）时代，目前进入多样化抗板方案的新时代，对于高出血风险的患者，目前研究在探讨减药、减量、减时、降级策略。对于CCS患者，氯吡格雷的高血小板反应性者，不推荐常规使用血小板功能检测来升级，但在血栓风险高者可考虑使用。对于ACS（NSTEMI/STEMI）患者，服用氯吡格雷的高血小板反应性者，不推荐常规使用血小板功能检测来升级，但在特定临床情况下可考虑使用。此外药物涂层球囊/支架也为未来长期抗栓策略提出了新的可能。最后钱海燕教授总结，兼顾缺血及出血平衡的净获益是关键，个体化是核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宋光远教授，针对“TAVR与脑保护装置”展开了详细介绍。TAVR术后卒中的发生率要高于SAVR，随着技术的改进，TAVR术后卒中发生率逐年下降，卒中的原因包括了1）栓塞：瓣叶/升主/弓部钙化斑块脱落，瓣叶组织/主动脉内膜组织；2）低灌注脑损伤：高速起搏/瓣膜释放及回收。神经保护器械的使用在临床上减少了致残性卒中的发生。对于老年女性，既往脑梗病史、肾功能不全、透析患者、高流速、极重度狭窄患者、二叶式主动脉瓣患者、主动脉弓大弯侧存在钙化的高危患者建议选择脑保护装置植入，或可减少卒中的发生。此外还有改善手术操作流程，尽早发现卒中，窗口期内取栓，减少卒中损伤，联合术后康复等。讨论环节中，在王薇和霍晓川教授的主持下，几位讨论嘉宾展开了精彩的讨论与分享。
霍晓川教授提到，缺血性卒中合并出血转化的患者抗凝启动的时机如何选择？David Wang教授依据临床经验给予了建议，对于缺血性卒中合并出血转化的患者，左心耳封堵确实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可以避免其长期口服抗凝药物，降低了远期出血风险。对于合适的患者通过与心血管内外科医师合作，适时封堵确实是个选择。
罗岗教授请教青年隐源性卒中的治疗策略？David Wang教授解答道，可先行尝试抗血小板治疗，如疗效欠佳，可考虑低剂量利伐沙班，2.5 mg/每日两次联合阿司匹林进行二级预防，通过随访寻找隐源性卒中潜在的病因。这部分患者的诊疗策略仍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探索，给出更多的循证医学证据。
霍晓川教授对于房颤人群射频消融术和左心耳封堵术如何抉择提出了疑问，龙德勇教授解答道，首先评估患者是否适合射频消融术，尤其是年轻的阵发性房颤患者。对于一些患者如伴有脑出血病史，合并肾功能衰竭等抗凝药物禁忌症，规律服用抗凝药物期间卒中复发或左房纤维化明显不适合射频消融术的患者，经过评估可考虑左心耳封堵术。
罗岗教授提出，对于房颤合并大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患者，抗栓药物该如何选择？钱海燕教授表示，急性冠脉综合征合并房颤患者，冠脉术后急性期可考虑新型口服抗凝药物+氯吡格雷+阿司匹林，依据患者冠脉情况酌情增减药物剂量疗程1周至1个月。随后停用阿司匹林，新型口服抗凝药物+氯吡格雷联用1年，长期二级预防使用新型口服抗凝药物。
范承哲、张楠教授提到，对于颅内动脉狭窄的患者，颅内支架手术需要全麻，对于心脏条件要求较高，此时“一站式”手术是否合适？未来是否可以探讨单纯颅内动脉球囊扩张联合心脏搭桥或支架术的可行性？李海洋教授认为，“一站式”手术对于患者获益是最大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应当尽量开展。对于颅内动脉狭窄联合心脏搭桥手术，目前国内外开展的数量都不多，这也是未来脑心同治值得探讨的合作方向。此外开发早期识别术后脑缺血事件的手段及方法，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王薇教授表达了赞同，同时提出心脏术后早期识别脑栓塞患者并及时开展取栓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白晋教授提出，对于急性缺血性卒中合并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患者，冠脉手术时机如何抉择？钱海燕教授解答到这个问题目前仍没有足够的循证医学证据，如果强化药物治疗后，患者心脏状况相对稳定，可在急性缺血性卒中后1个月左右开展相关心脏手术。如若患者确实合并严重的冠脉病变，需要尽早手术处理，仍需要神经科与心内科医生针对患者个体化情况进行讨论抉择。
宋光远教授提出，未来仍需要共同合作筛查TAVR术后卒中高危患者，术前通过有效的手段评估脑灌注及侧支代偿等情况，同时开展研究评估脑保护装置的优效性，以便在临床中更广泛地推广应用。
最后，霍晓川教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脑心同治包括了术前评估，术中监测，术后早期识别治疗及长期患者管理，未来仍需要神经科及心血管科同道通力合作。非常感谢每位讲者带来关于脑心同治的精彩分享，感谢讨论嘉宾们的精彩讨论。希望未来有更多机会和各位专家同道一起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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