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民族研究》2022年第6期
中华民族；共同体；经济学视角；发展历程
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从远古时期起开始孕育，并一直发展延续至今，历经人类社会不同形态的发展时期，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未曾中断。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涌现过为数众多的民族，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一直朝着形成具有多元统一体性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本文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客观的事实结果出发，基于分工与交换、规模与范围、认同与发展等经济学视角，追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基础、动力的发展历程，以民族经济学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一种解说进行研究，提炼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客观规律，即“经济居先—文化认同—经济一体”，中华各民族通过从经济联系到交往交流，从交往交流到文化认同，从文化认同到经济一体的路径，从经济学视角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是生产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促进分工演进和推动分工深化，这是提高生产力的关键。埃米尔·涂尔干对斯密的分工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斯密仅仅将劳动分工视为一种经济现象，只关注生产产量的增加，并没有看到劳动分工的社会维度，即它是如何创建依赖的关系来整合社会并使之内聚。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分工理论是对斯密分工理论的扬弃，提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的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分工起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物质条件，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表现为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最终将消失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共同体，实现各种物质条件的联合。
（一）起源：复杂的地理环境与多元的经济类型
各民族的繁衍生息都与其生存生活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地理环境是各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地理环境是人类从事生产活动无法脱离的空间和物质前提，是物质资料生产必不可少的条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决定国际和国内分工的，主要是气候和造化本身”。马克斯·韦伯在谈及德国东西部差异时认为，“由于各自的地理状况不同导致了东部生产的更大的一致性，而西部更能发展出密集的地区贸易”，因为那里“农业生产所面对的气候以及其他自然条件显著不同，这有利于贸易的进行”。显然易见，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差异性会导致自然产品和生产方式的多样性，这是人类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造成了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间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形成了多元的经济类型。中华大地幅员广阔、地大物博，地形、地貌纷繁复杂，气候、水文丰富多样，肥田沃土、茫茫草原、江河纵横，为中华各族先民提供了农业、牧业和渔业的天然基地。古代典籍对中国的版图的确切宏观描述，最早可见于《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中华大地是一个天然独特的地理单元，四周存在着自然形成的地理屏障，促进了中华先民在这一片内部自成结构的大陆上相互依存和相互融合。杨松华提出，由于中国各地经济条件的巨大差异和物产的多样性，形成了三个自然经济区，具体是“中部农耕区”“南部农耕渔猎区”和“北部游牧区”。许倬云相类似地认为，中国古代自然形成的三种环境构成了三种形态的经济文化区，包括“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无论怎么具体划分中华大地上的经济文化区，我们都可以看到独特复杂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农牧两大类型的经济和文化，这是自然形成的分工，进而形成了中华各民族的多元经济类型。这种按自然条件的特殊性发展起来的不同经济类型和产品的地区性差异，为各民族之间的交换奠定了基础。
（二）基础：官方互市与民间贸易
马克思指出，“在古代，每一个民族都由于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而团结在一起”。韦伯认为，交易的产生原因正是因为“初期，贸易属于种族群体之间的事物，它并不发生于同一部落或同一社群的成员之间。在最古老的社群中，贸易是一种外向的行为，只针对其他部落”。由于中华各民族农牧自然分工格局的形成，而且呈现出农牧交错分布、民族交错分布、多元文化交汇的特点，因此各民族间在经济上就逐渐形成了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由于天然分工的农牧地区不平衡发展，形成了全国生产种类多样而各区域相对单一的经济特点，官方互市和民间贸易代表着各民族各区域从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到贸易往来的过程，出现了《史记·货殖列传》所描述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交易兴盛和商业繁荣的局面，既形成了农牧经济的共生互辅，也为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依赖、相互融合奠定了经济基础，逐步成为一股强大的凝聚力，使中华大地的各民族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互市与贸易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极其重要，虽然其拥有部分农业生产，但更多地依赖于农耕民族的粮食、茶、酒、纺织品和金属工具等的供给。正是农牧民族存在生产要素的互补特点，游牧民族在与中原经济和农耕民族发生联系后，就形成紧密的经济交往以及各民族之间较为固定的相互依赖，并在中华文化的认同的作用下，朝着一体化方向不断发展。华夏族像滚雪球一样，融合了越来越多的民族，形成了一个幅员辽阔、兼容并蓄的大中华民族和紧密联系的共同体经济。游牧民族都是主动“请市”于中原王朝的，而如果中原王朝“禁市”，游牧民族则会因贸易而挑起战争，这样的历史数千年来不断在中华大地重复上演着。贸易的稳定与否，也成了影响共同体关系的关键因素。如《汉书·匈奴传》所言“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于长城下”，匈奴“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强烈要求与汉朝和亲及通关市，即“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又如《后汉书·应劭传》记载，鲜卑“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如宋朝时有《宋史·食货志》载，宋设置榷场与西夏党项族互市，亦称为“和市贸易”，“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互市盛况如《续资治通鉴·宋纪》载“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而当宋禁止互市时，则会如《宋史·郑文宝传》所述“戎人乏食，相率寇边”“关、陇民无盐以食，境上骚扰”，所以结果只会是《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言“亦禁私市，西人发兵压境，昌言遣使问其所以来之攻，西人言：‘无他事，只为交易不通。’使者惧其兵威，辄私许之”。又如明朝时《明仁宗实录》所说“西域使客，多是贾胡，假进贡之名，借有司之力，以营其私”，只要各民族的民间贸易越来越盛，则“边疆无警，畿辅晏然”。由此可见互市及贸易的经济交往对于密切民族间的关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动力：交通道路与经济网络
商品交换和交通有着密切的关系，商品交换离不开交通。不同的人群彼此接触、交往、才能产生交换；而人群的流动、交往就离不开交通。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说道，“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说明了商业与交通之间的关系；苏轼也曾说，“都会待百货而后盈”，百货需待途通而后方能交流。瑞典经济社会学家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表示，“长途贸易是非常赚钱的，而本地贸易则相反，因此便有了各种从事长途贸易的行动者以及各种水平的投资”。在经济利益的驱逐下，随着分工和交换的区域不断扩大，各民族之间的贸易也就兴盛起来，并通过历代王朝对交通网络的修建，不断将贸易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各民族地区，甚至远达欧洲大陆。葛剑雄认为，“经济上的互相制约和依赖，必然产生对交通运输的需求，但这种需求之能否满足就取决于交通运输的能力”。多元民族经济区在中国巨大的版图中交错分布，各民族各区域在相互帮助和交融中生产出极具特色的产品，为了进行通畅的交流和贸易，于是产生了铺建交通网络的巨大动力。从秦朝车同轨、修驰道、去险阻开始，历经两千多年发展到清朝已经形成的四通八达的庞大交通网，为各民族商品往来和贸易创造了物理空间和客观条件，人们更通畅地你来我往、互惠互利，各民族在相互渗透中进一步发展了中华文化，增强了共同体认同，促使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和交换的发展程度是由市场规模决定的。大卫·李嘉图由此提倡进行国际贸易，背后蕴藏的思想是扩大了的市场规模和范围，由此可以尽可能地生产更多的产品。约翰·穆勒强调互利的作用，认为通过贸易进行的交往是进步的源泉，贸易可以迅速消除战争。贝蒂尔·俄林认为，正是生产要素禀赋的地区间差别，导致了每个地方具有不同的生产能力和专业化的优点，进而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产生多样的需求，于是引起了贸易的倾向和商品在地区间的流动，引致了分工的供给。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认为在规模和范围经济条件下，带来的就是更有效率的单位之间货物和服务的交换，带来了经济效益的增加。现代物理学家杰弗里·韦斯特认为“规模经济就是规模扩大带来的系统性节约”，指出了社会互动、社会经济活动增长与更大的规模经济之间存在相互关系，形成持续创新和财富创造的驱动力。
（一）起源：天下国家与华夷之辨
自古以来，中华大地得天独厚、特点鲜明的地理环境，以及各民族由农牧互补格局而形成的天然分工，形成了中华古代先民朴素原始的思维，奠定了“天下国家”的思想基础。涂尔干表示，“每一民族对这个所谓的人类模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观念，观念本身是从民族自身的精神气质中产生出来的”。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中华民族自古对国家的想象就是“天下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形态。日本学者王柯认为，周边民族集团与中原王朝同属一个“天下”的天下国家思想，就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天下国家”思想基础背后，就是来源于中原地区农耕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古代中国不断追求更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而形成更大的分工和交换，正如约翰·麦克尼尔和威廉·麦克尼尔所说，“当水稻种植成为中国和其他东亚社会的基础之后，那种连续不断的田间劳作便对这些地区的家庭关系和大规模的社会结构起到了形塑的作用”。
从春秋到战国，中华民族的文化观已经基本形成，就是“天下国家”和“华夷之辨”的方位、层次和文化交织的网络，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意识，在文化上形成了强烈的认同感，并且这种认同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如连锁反应般辐射、膨胀、融合、交汇，为秦、汉开始的“天下为一，万里同风”（《汉书·终军传》）的大一统文化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华民族自古的“华夷之辨”是族类与文化并重，而把文化标准放在首位，“因为华夏是大融合的产物，就其多重来源而言，华夏可以说是夷蛮戎狄所化成，分别与四周各民族都有共同的渊源”。“华夷之辨”观念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文化认同意义，“华夷之辨”的结果就是“华夷可变”，从民族意识中形成了文化差异的认识，进而在“不易其俗”“不易其宜”的文化多元基础上，实现“修其教”“齐其政”的政治统一理念，这种文化观念和国家统一的思想观念密切结合，产生了巨大的凝聚作用。正是中华民族的“天下国家”和“华夷之辨”的文化观，使得中华民族可以不断吸收各民族成分及其文化而发展壮大，呈现出不断汇聚、融合和涵化、吸收的特点，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实现更高程度的分工，进而追求更大规模和范围的思想基础。
（二）基础：大一统与朝贡体系
“大一统”思想萌芽于先秦时期，形成和实践于秦汉时期，对隋唐等后世王朝形成了直接影响。以“中国”为核心的“大一统”的“天下”观念虽然产生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之中，但这种观念却影响到了众多的边疆民族，尤其是北疆的游牧民族，争夺“中国”的天下“大一统”观念实质上成为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的核心动力。持续的争斗导致现实中政权疆域分布格局不断出现分裂和统一，两者交替出现，也不断波及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最终促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同时也将众多的民族凝聚为中华民族。伴随“大一统”而产生的就是“朝贡体系”的发展。古代朝贡是一种特殊的经济交流方式，自夏朝起就有了史料记载。游牧民族称臣纳贡是作为对中原王朝的认可和归附，同时也是游牧民族为了获得必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或做生意牟利，以进贡的手段进行通商贸易，某种意义上也是促进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朝贡体系是确立政治隶属关系的标志之一，是构建和维持“天下”秩序运转的体系之一，在朝贡贸易中，大一统政治制度是第一位的，贸易方面的作用是从中衍生出来的。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认为，古代中国的贸易由“朝贡贸易、互市贸易等官营贸易以及民间贸易组成”，朝贡关系是其中一种以多重性质为特征的体制，“朝贡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商业贸易行为进行的活动，也就是说，因朝贡关系而使得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得以形成”。麦克尼尔认为，“文明社会通过高水平的交换和合作所产生出来的财富与力量，具有极强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各种固有的社会紧张关系”。因此，古代中国大一统政治的实现，使得交通网络铺展和交通工具创新，驿站信息传输和人员往来，文字、货币及度量衡统一等与经济贸易相关的重要因素得以实现，为交易成本的降低提供了可能性，而朝贡贸易体系的发展，则使得市场规模不断得以拓展和延伸，进而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进一步促进各区域各民族专业化分工的发展，促进贸易往来与交流交往，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各民族经济间密切内在联系和不可分割的整体性。
从古代中国政治大一统的历史来看，国家会统一，也会分裂，但总体趋势是走向统一；民族会融合，也会分裂，但总体趋势是走向融合。杨松华表示，“一个永远不争的事实是，大一统制度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新王朝接受了下来，即使在分裂时期，各分裂国的皇帝也无不把重建大一统国家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政治大一统带来了经济统一大市场，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推动了各区域各民族分工的专业化发展，分工形成交换的强烈需求又促进了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即便进入分裂时期，追求经济一体化的物质力量终将趋向统一与融合，而在这其中起到润滑作用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大一统”思想在历史长河中的长期稳定和开放包容的作用。特别是受中华文化影响在大一统基础上产生的朝贡体系，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与中原王朝持续不断的交往与互动中，也传播了中华文化并影响至今。历代的政治大一统主流以及大一统的附属物朝贡体系，在古代中国和亚洲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一统和朝贡体系便于清除人为的经济障碍，整合市场，促进各类资源与生产要素流通，充分发挥经济潜力；便于开展各类大型公共工程建设，建设覆盖全国各地的道路网和水路网，兴修水利提高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也便于各民族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下互相往来，通婚通商，增强相互间的感情与交易间的信任。基于以上优势，大一统和朝贡体系实现了各区域各民族之间的交易成本降低，市场规模扩大，从而实现了中华民族经济的规模和范围效应，反过来又紧紧地促进各民族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民族共同体和经济统一体。
（三）动力：正统之争与文化认同
“正统”一词最早见于“大一统”思想起源的公羊家，“大一统”之集大成者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曾表示，“王正月”代表着正人伦纲纪，是“大一统”的需要。“正统”意味着兼综天下和上溯于天，成为各朝各代君主的竞逐对象。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历史，就是各民族不断克服分裂，不断走向日益巩固统一的政治历程，构成大一统历程的深层原因，正如亨廷顿和博兹曼所说，就是各民族心灵深处不断巩固和增强的中华文化认同，无论是汉族王朝政权还是少数民族王朝政权，都在追求着承继中华正统地位，进而形成了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延续，使得大一统成为中华历史发展的主流。因此，围绕中华正统地位的争夺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是保证中华民族统一和凝聚的重要源动力。中华民族是文化的共同体，是在先秦时期“天下国家”与“华夷之辨”的思想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血统是先天的，文化是后天的。中华文化是造就中华民族存在的重要原因，不同的民族对中华文化认同与否就决定了其是否有成为正统的机会，因为只有认同了中华文化才有可能成为“天下之主”。
自古以来，“正统之争”可见于各朝各代各民族以“血缘、族源”的名义，对远古神话传说中“三皇五帝”作为同源共祖的观念进行阐述，认祖归宗本身就是对中华文化的强烈认同。其次，“正统之争”可见于各朝各代各民族通过与中原王朝“和亲”以列入“正统”序列的努力，“和亲”并不会改变整个民族的血统关系，但通过“和亲”却是对中华文化的接受和认同。再者，“正统之争”还可见于各朝各代各民族推行中华文化的实际行动，崇儒学、兴教化，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以求获得传承中华文化的正统之权。清末学者、维新思想家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也说，“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正是因为“华夷可变”的存在，所以才有了历史上各王朝各民族竞逐“正统”以得“天下”的斗争。在中华历史上，在历朝历代的文人将相的眼中，王朝之上有“天下”，而这个“天下”恰恰就是中华文化仁义德政组成的正统，代表着王朝统治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历史学家钱穆指出，“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的扩张形式是不同，罗马帝国是通过军事为后盾进行对外扩张的，而中华帝国则是以文化为中心将四周向内边凝聚”。历代各朝各民族在角逐正统之争后，貌似获得了自由选择文化的权力，然而都只能依历史之潮流选择中华文化，而中华文化的宝贵之处正在于可以兼容并蓄各民族的文化和认同，不以排他性为前提，因此也就很快可以获得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正如许倬云认为，“中华文化引以为傲的独特之处，并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而是中华文化自身的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李曦辉认为，“自古以来中华大地上各民族的构成不以血统为辨，而以文化认同为辨，使得中华民族在形成过程中可以最大程度地吸收自愿融入进来各民族，扩大了民族认同的范围，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效益”。自古以来的正统之争由此产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就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和壮大的源动力，吸引着来自周边各民族加入到了中华文化的正统之争中来，无论他们成功与否，都被更加先进的中华文化所折服，接纳、认同并吸收了中华文化，并将各民族的多元的文化特色注入中华文化，使得中华文化不断发展壮大，也使得更多的民族源源不断地加入中华民族的共同体之中，实现了血统的混合和文化的包容，也实现了地理疆域、民族实体、文化网络历经各朝各代的统一与分裂而持续不断扩大，进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发展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马克思站在了人类解放的历史视角对社会文明形态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论述：“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提出就是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的最高价值命题，也是对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的高度概括。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人类历史的演进经历了三大社会形态”，包括“人对人依赖”“人对物依赖”以及“个人全面发展”的三个阶段，不同的社会文明形态逐渐升级，依次演进。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看来，“必然王国”是人类生存的异化状态，“自由王国”是“必然王国”的飞跃，这是人类生存的高级状态，这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并彻底消灭了私有制和社会分工”。马克思描述了“真正的共同体”作为人类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那是一个“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一）起源：从编户齐民到改土归流
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秦汉时期已经确立了封建制，并奠定了此后两千年王朝社会的基本格局，比欧洲社会确立封建制早了将近一千年左右。这个历史意义在于相较欧洲社会，中华先民更早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特别是在农耕经济区的中原王朝封建制的建立，使得有更多的自由劳动者出现，秦朝的“编户齐民”就是典型的标志。就如韦伯所说，“在古代西方，自给自足庄园中的非自由劳动反而日益占据经济的主导地位”，“古代经济中的非自由劳动部分和劳动力的积累达到惊人的程度”。正是非自由劳动的存在阻碍了欧洲经济的发展，也正是欧洲的非自由流动导致了各民族无法进行长期交往，导致亚欧大陆的西岸上没有形成民族的共同体，没有留存下来古欧洲的文明。与之相反，在亚欧大陆的东岸上，古代中国由于更早地进入封建制解放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劳动者，不用依附于奴隶主个人，农耕劳动者才有可能将剩余的产品带到市场上易其所需，而游牧劳动者虽然基本上处于原始氏族制或奴隶制的状态，但由于其“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形式，得以产生交换的可能，从而在农牧互补的分工格局下，促进了各区域各民族交换与贸易的产生。有了自由劳动的存在，所以有了贸易往来的出现，而有了贸易往来的存在，所以有了文明传播的出现。由此，交换与贸易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传播。李斯特认为，当两个不同文化水平的民族进行接触和交流时，文化较低水平的民族总是被更高水平的文化所折服。
在“天下国家”思想的影响下，在战国时期古代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编户齐民”的国家形态，由此“编户齐民”作为封建制的产物，成为王朝制度的基石。秦统一中国之后，立郡县制度，实施编户齐民之制，将编户齐民的范围拓展到“天下”，天子领有万民，彻底打破了农奴制的社会形态，转变为编户齐民的天下国家。汉袭秦制，继续实行编户齐民，在编户齐民的基础上实行徙民实边，移居边疆充作编户民，填充边疆人口真空。许倬云认为，这种皇帝—编户齐民的国家形态延续了两千年之久，新吸纳的边缘也往往逐步融入其中，成为巨大共同体的一部分。自秦汉时期起，农耕经济区以“天子”为中介的形式，实现了农奴的自由，逐步迈向自由劳动的阶段，当然这种自由也是有限度的自由。即便如此，农耕经济区的各民族相较畜牧经济区而言，率先从原始氏族制、奴隶制摆脱出来进入更高一级人类文明的封建制，自由劳动的出现也促进着经济、政治及文化形态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由此揭开了吸引、接触、斗争、凝聚、解放、混杂和融合畜牧经济区各民族的历史进程，也开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的序幕。由于中原王朝编户齐民与徙民实边的出现，周边各民族劳动者与中原王朝的自由劳动者开始了频繁的交换与贸易，随着战争、贸易、移民、屯田等，越来越多的周边各民族加入到了中原王朝来。“随着技术、商品和态度不断从各个文明的核心地带逐渐向外传播，一条文化带便显现了出来，而且沿着这条文化带分布的各个地区，社会和环境的各种张力也随之大为加强。”由于游牧民族的文明形态、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与农耕民族大为不同，因此秦汉时期起到明清时期，中原王朝实行了从“因俗而治”到“羁縻之制”再到“土司制度”的政策。随着与农耕民族的接触、贸易和交往，在“大一统”政治推动和“正统之争”的动力下，游牧民族在经济方式上转变为农耕经济，学习中华文化并形成中华文化认同，部族之众转变为编户齐民，最终融入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实现了文明形态的进化。
到了清朝，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取消世袭土官，代之以非世袭的流官，“置郡县，易封建，则九州之大归于一统，此长治久安之道也”（《普洱府志稿·卷九》）。清朝改土归流加速了少数民族地区氏族制、奴隶制、领主制的衰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向地主经济的转变。改土归流使得原本隶属于土司所世有的土民，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奴或奴隶解放出来，成为有一定人身自由的个体农民，即自由劳动者。许多边远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改流之后，一大批土民得以解放出来，土司的部分土地“分给兵民倮户及土人等垦种”（《清世宗实录·卷一一七》），同时“给以耕牛谷种，俾各安业”（乌蒙纪年·卷四》），“土民客家一例编”（《永顺府志·卷一一》）。清朝统治者还提倡“崇文治，正人心，变风俗”，使得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中。历经两千年中国版图内“四夷”的绝大部分地区和民族，从因俗而治开始，经过羁縻制、土司制度，发展到改土归流，实现编户齐民，这是中华各民族实现认同与发展的重要历史进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关键环节。从编户齐民到改土归流，是古代中国封建地主经济从形成发展到鼎盛的表现。古代中国呈现出的整体趋势就是劳动者的自由程度不断提高，同时自由劳动者的数量也不断增多，为经济发展释放了更多的自由要素，促进经济发展形成更高程度的分工，带来更大规模的贸易往来。因此，不断扩大的贸易往来推动着中华文化传播到更多的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形成更大范围的中华文化认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与相互融合，也推动了更多的少数民族从原始氏族制和奴隶制迈向人类社会更高的文明阶段，更深层次地融入经济共同体中，最终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二）基础：从五族共和到民族平等
传统的“天下国家”观到晚清时期，在西方文明与坚船利炮的冲击下逐渐发生了瓦解，清王朝唯我独尊、闭关锁国的体系开始崩溃，中华各民族从此被迫卷入了世界的发展潮流和历史进程，引起了中华文化认同的危机，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论。陈连开认为，“从秦汉到1840年的2000余年，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华民族经历着王朝历代的更迭，虽然没有形成自觉的民族意识，但客观上已经形成了根本利益一致和整体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而“从1840年到当前，是中华民族从自发到自觉联合的历史阶段”，面对威胁中华各民族共同根本利益的帝国主义外部世界，面对帝国主义分裂、蚕食、殖民中国的阴谋和行径，中华民族在近代反帝、反封建、反殖民的斗争中开始觉醒，形成中华民族的实体意识。从此，中华各民族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真正形成，开启了中华各民族真正迈向认同与发展的历史序幕。
晚清时期，从自强运动、戊戌变法到晚清新政，所追求和模仿的就是西方文明的国家主义和物质实利主义，造成了民国初年的政治乱局与精神危机。清末民初的中国，掏空了文明内核的民族生存之道，搁置了对文明的价值追求，试图以金铁与国家的联盟打造富强国家，这种与文明脱序的富强之路最终导致了认同危机和国家分裂。特别是受到西方物欲主义和国家主义以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影响，破坏了两千多年来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引发了中华民族的分裂危机。如清朝在“海防塞防论争”时，李鸿章主张“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瑶土司可矣”（《筹议海防六条》）。又如革命派的陶成章撰写《龙华会章程》就写道，“中国民族者，一名汉族，其自曰中华人，又曰中国人”；邹容在《革命军》描绘蓝图说道“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孰为中国人，汉人种是也”等；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说道“以中华民族之经界言之，越南、朝鲜二郡，必当回复者也。缅甸一司，则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由中华文化认同危机引发的国家和民族分裂危机，是中国历史中从未有过的“三千年大变局”，天下秩序受到内忧外患的严重冲击；也是中华各民族千百年来在追求一体与认同的过程中遭遇的重大灾难，更是历史的倒退。直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五族共和”的主张，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呼吁，“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结束了中华民族关于民族认同的争论，由此开启了大中华民族的时代，建立起中国史所未有的共和秩序，阻止了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的危机扩大。“五族共和”的提出，使得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观念也深入到了少数民族的心中，彻底推翻了压在各民族身上造成不平等不自由的封建主义大山，为后来各民族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参加反帝反封建反殖民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抗日战争爆发，民族存亡危机加深，重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时代的核心命题。诞生于五四运动浪潮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一直站在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最前列，自然而然也就担纲起了动员全民族团结抗敌的重任，担纲起了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使命。面对国民党消极抗日以及民族歧视政策导致全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毛泽东表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的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因此，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紧急之要务，就是如何团结、凝聚起各民族共同抗战、保家卫国，如何以中华民族的最广泛的认同产生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团结各民族形成抗日统一战线，“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对于如何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日，毛泽东高度重视文化对于改造社会的巨大能动作用，“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这里所说的革命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者，肩负起“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重任，带领全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战。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因此，“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了包括当时中华各民族及海外侨胞、华人一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各民族人民同心协力，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在《序言》规定，“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这个历史意义在费孝通看来，民族平等是人类共同命运的根本大事，中国首先实现了民族平等并以宪法明文刊载，在人类历史上是应当大书特书的。由此可见，伟大胜利的取得，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把握住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规律，发挥中华文化开放、包容、创新的特点，与马克思主义先进文明进行伟大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而以古老而又崭新的中华文化为纽带，实现各民族的自由和平等，实现各民族人民紧密团结，进一步形成最广泛的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重塑具有无比巨大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走向胜利。
（三）动力：从迁徙杂居到相互融合
亨廷顿曾经说过，“如果人口分布是天定的，那么人口流动便是历史的发动机”。人口从迁徙、杂居到融合，在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中发挥着源源不断的动力作用，推动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麦克尼尔对人口流动的历史意义是这么认为的，“世界历史的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各文明、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作用”“推动历史变化的主轮是陌生人之间的接触……这类接触和反应就产生了文明”。那么，为什么人口会流动呢，是什么促使人口产生了迁徙的动力？通过李斯特和韦伯的研究我们可以一探其中究竟，去揭示出自远古时期起中华先民就进行了迁徙杂居的原因。李斯特提出，在畜牧经济区，一方面“牛羊群和牧场随着人口的增加，分割成越来越小的范围”，另一方面“贸易对消费在发生着诱导作用”；在农耕经济区，“可以利用处于潜在状态下的天然力量，从而增加财富，它的活动领域是广大的，但毕竟是有限度的”，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最主要的产物就是人”“迁徙”就是在“不能够丰衣足食”的情况下发生了。如果说李斯特从人的外在因素或者说客观因素分析了迁徙的原因，那么韦伯就是从人的内在因素或者说主观因素分析了迁徙的动力。韦伯在分析了德国东部庄园区雇农流失的原因后，他提出“真正的原因是：庄园只有主奴关系，对于雇农本人、他的家庭以及他的世世代代来说，就只能听着庄园的钟声，永无休止地在别人的土地上做奴隶。在雇农的内心深处，对于遥远的地平线，总有一种模糊的向往；在这向往的背后，就是对于自由的原始冲动”。结合中国历史来看，各民族的人口迁徙方向总体是自北向南随经济重心不断移动，同时也是从畜牧经济区向农耕经济区的方向不断迁徙移动，其中也不时有逆流方向的人口迁徙，主要是在朝廷的移民、实边、开垦、屯田等作用下产生的。其中背后的原因莫不有李斯特提出的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性导致游牧民族移动，也有韦伯提出的处在氏族制、奴隶制的游牧民族对自由向往，产生了对农耕经济区编户齐民形态的向往，希望成为自由劳动者而迁徙。对于人口迁徙、杂居所引发的化学效应是怎么产生的，这类接触和反应为何会产生文明，涂尔干从社会结构进行了剖析，他认为“一旦人口流动的数量越多、速度越快，人口迁移的路线也越容易被开拓出来，交通网也形成了”，由此社会密度和社会容量就增加了，“将各个民族隔离开来的障碍，非常类似于将同一社会隔离开来的蜂房结构，同理，这些障碍也以同样的方式消失了”。由此也可以说明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中国的人口分布特点虽然是广土众民，但内部区间的人口可以自由流动、互相交往，而基于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特点，没有哪个民族的成员被排斥在外，使得不同民族的成员有了混合的机会，促使文化产生了共同性。经过不断的融合，中华文化总体也在发生逐渐的变化，而没有突然断裂，因此使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得以长期维持，进一步产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全国范围内各民族沿着不同方向持续进行着人口迁徙与杂居，推动了奴隶制或氏族制的民族加快了封建化的进程，解放了越来越多的自由劳动者。对于主要依靠体力劳动进行生产的古代，足够数量的劳动力是生产力的重要决定性条件，也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因此，各民族的迁徙杂居与相互融合，犹如历史的发动机，推动着封建制在全国的建立，解放了越来越多的自由劳动力，伴随着生产技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进而促进了各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社会生产的发展，又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各民族劳动者的素质，有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相互迁徙、错综杂居，经过大一统政治格局与经济一体化市场的熔炼，各民族一家休戚与共的观念深入到各族人民心中，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更加强烈和深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不断增强，推动着各民族不断融合发展，形成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
本文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客观的事实结果出发，基于分工与交换、规模与范围、认同与发展等经济学视角，追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基础、动力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总而言之，基于分工与交换的经济学视角，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数千年来形成的核心逻辑就是不同民族之间由于自然分工产生了交换的需要，在交换过程中形成了交往，在交往中形成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并逐步相互融合成为共同体以及促进新的中华文化发展，在共同体的基础上形成了发展程度更高的分工，并开始了在共同体内部以及共同体外部的新民族形成交换与交往、认同与融合的循环上升的发展路径。而基于规模与范围的经济学视角，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动力就是不断扩大的规模与范围。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自然分工基础上往更高程度的分工发展时，会受到交换市场规模大小的限制，于是各民族的交换就会寻求进行更大的规模与范围，也正因如此，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民族参与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分工与交换中，其结果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界不断扩大，推动着中华民族在共同体内外不断形成更高发展程度的分工，促使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初级形式向着更高级形式不断发展壮大，促进中华文化变得兼容并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当我们对比于西方欧洲国家经历了从古代统一帝国到如今四分五裂的小国的历史，而中国则是呈现出从古代蕞尔小国发展为当今多民族统一的泱泱大国的不同历程。究其原因，基于认同与发展的经济学视角，可以发现，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从编户齐民到改土归流，是因为自秦汉开始的地主制经济制度使得农民不断从地主和土地上解放开来，人身依附关系越来越弱，造就了各民族大量的迁徙和贸易往来。由此，带动着先进的技术和文明在中华大地上传播，更多的部落、族群、民族加快了封建化的进程，解放了越来越多的自由劳动者，不断加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这背后则是得益于包容性的中华文化，在各民族中形成共同认同，促使越来越多的民族融合到中华民族中，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向更高一级的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迈进和发展，促进了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民族凝聚成为统一而不能分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END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