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华夷观的演化

“华夷之辨”观念是由儒家提出来的一种民族观，是中国封建社会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这种观念是贵中华、贱夷狄的。孔子说：“夷狄虽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由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随着占据中原后受汉文化影响的加深及本身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对“华夷之辨”观念的反应在前后也发生相当大的演化。

女真人初起时，文化十分落后，在宋人心目中，“于夷狄中最微且贱”。虽然早在天辅二年（1118）金宋间就已建立了联系，在国书上规定两国地位平等，但金朝因为文化落后，总觉矮人一头。

为弥补文化上的先天不足，阿骨打大力招徕人才，任用了渤海士人杨朴及在辽朝举进士第一的韩昉等人。在这些人的辅助之下，女真的文化有了提升，阿骨打建国“大金”，建元“收国”，采用的就是杨朴的建议。到太宗时期，女真贵族对儒家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宋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1125），许亢宗奉命使金，赐宴完毕的时候，按照惯例，应该有表谢，许亢宗拟就一表，其中有“造邻邦”一语。金使读罢，援引《论语》上“蛮貊之邦”句，认为有轻视大金国之意，坚持表辞不当用“邦”字，直到重换，才肯持去。金朝统治者对“蛮夷”的称呼比较反感，拒不接受，明显地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不过，在太祖、太宗时代，由于受儒家思想影响毕竟有限，因而金人没有直接对“华夷之辨”发表太多看法。

继太宗而立的熙宗完颜亶与前代君主已大有不同，自幼便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继承的统治区域空前扩大，金朝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已取得绝对的优势地位。但由于在文化上仍大大地落后于南宋，金熙宗急于改变女真旧俗，从文化礼仪上消除华夷之间的界限，加速推进汉化，故清除“夷风”成了熙宗施政的重点。

弑熙宗自立的海陵王完颜亮继续沿汉化、儒化的道路前进，不过他已不再像熙宗那样自动居于“夷狄”之位，屈辱地接受贵华贱夷的“华夷之辨”理论。他追求正统天下，以统一天下为己任。他明确表示：“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他从统一南北的雄心出发，认为天下人民无贵贱之分，反对贵华夏、贱夷狄。他说：“朕每读《鲁语》，至于‘夷狄虽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朕窃恶之！岂非渠以南北之区分，同类之比周，而贵彼贱我也。”这一点，连宋人也看得一清二楚，说海陵王“耻为夷狄，欲绍中国之正统”。

可以看出，在金朝前期，女真华夷观的变动最为激烈，也最为曲折，他们对“华夷之辨”由反感到默认再到批驳，走的是一条“之”字形路线，这表明，在这一时期，女真人实际上是站在“夷”的角度上来看待“华夷之辨”的。随着女真汉化呈现出逐渐加深的态势，金朝人对被称做“夷狄”这一受歧视的、含侮辱意味的称谓越来越不能容忍。

世宗即位以后，改变了太宗、海陵王以来实行的南侵灭宋政策，与南宋息兵修好，同时内修政事，一时赢得“小尧舜”的美誉。

世宗是一位比较注重旧俗的皇帝，他即位伊始，就改变了那种“国之制度强效华风，往往不遗余力”的做法，反对全盘汉化，一再禁止女真人改译汉姓，改穿汉服，讲汉语，强调女真旧俗。因为女真人进入中原后，逐渐为汉文明所征服，其骁勇善战的特长也随之逐渐丧失，宋人对女真人的这一变化也颇为了解，“（女真人）舍戎狄鞍马之长，而从事中州浮靡之习”。世宗正是担忧国运不永，才极力推进女真昔日雄风的恢复。

世宗的民族观念，恐怕反映了相当一批女真人的看法。女真贵族已从初期在“华夷之辨”的影响下，汉化惟恐不速不尽，转变为对女真、汉文化采取择善而从的态度，这种做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世宗时期金朝所处的文化环境大为改观，到世宗继位之初（大定元年，1161 ），金朝合南北选为一，实行全国统一的科举考试已有十年，“借才异代”的时代早已结束。经过十年培植，金朝已培养出了一大批士人，这些人对金朝普遍地存在着认同感，即使是汉族士人，对南宋也早已没有了同根同源的情愫，大定年间中进士的胥鼎后来就曾公开宣称“宋我世仇”。这批士人熟稔汉族文化制度，千方百计地为金王朝寻找合法统治的理论依据。大定二十六年（1186），金廷讨论熙宗谥号，其中有“威”字，朝议的结果是解释为“蛮夷率服曰威”，这里的“蛮夷”指的应是俯首称臣的南宋、高丽等，不言而喻，“华”自然是金王朝了。

不仅如此，继立的章宗更把自认为“华”的观念推向了一个新高度，金朝又进一步掀起了追求正统的运动，即所谓德运之议。

正统观是确定一个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正当性）的理论观念，后来，邹衍的“五行终始”说又被纳入其中，以土、木、金、火、水相生相克与朝代迭兴联系起来。东汉时，大儒董仲舒首倡“天人合一”，将五行次序改为木、火、土、金、水。刘歆把所谓不符合封建道德的秦朝放在不当位，即“闰”位，由此形成正闰学说。正统观在国家处于分裂时期显得更为重要，不能实现大一统，便要争取正统。树立正统地位是一个政权最后确定自己是“华”而不是“夷”的重要仪式。今人柴德赓总结道：“量正统思想影响中国历史者，厥有二端，一曰谋国家之统一，一曰严夷夏之大防。”章宗朝兴起了德运之议，这与当时的政治情势息息相关。虽然金朝早已将金宋关系定位为我华彼夷的关系，但南宋朝野上下对此并不接受，两宋之交宋金激烈对抗时如此，后来宋金讲和时也是如此。南宋初年著名的抗金英雄岳飞曾表示了与金“夷”势不两立的态度：“北逾沙漠，蹀血虏廷，尽屠夷种。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朝廷无虞，主上奠枕，余之愿也。”到南宋中期，南宋士民还是咒骂金朝，如陈亮说：“恭维我国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无也；二圣北狩之痛，汉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国，而蠢尔丑虏安坐而据之。”可见，认为南宋是“华”，金朝是“夷”仍是南宋士民的主流意识。章宗由于继承下了他祖父传下的良好基业，金朝到此时已达到鼎盛。雄厚的物质基础使金朝有资本折冲南宋一浪高过一浪的收复失地、“尊王攘夷”的呼声，通过追求正统，议定正闰，彻底将南宋打入中国历史上的“闰”位，一劳永逸地解决金宋双方孰华孰夷的问题。对于扬金抑宋的初衷来说，正统观确实是“惟我独尊”的利器。

章宗朝的德运之议，始于明昌四年（1193）十二月，经承安四年（1199）十二月、五年（1120）二月，至泰和二年（1202）十月，历时八年才正式议定，可见其审慎之状。当时共有以金、木、土为德运三种意见，其中以金为德运者，又有不问五行德运和继土德，以五代、北宋为闰位两种意见。以木为德运者意继辽水德。以土为德运者继北宋火德之意。最后，尚书省决定以土为德。《金史》卷十一《章宗本纪三》泰和二年十一月记事也可与此相印证：“甲辰，更定德运为土，腊用辰。”

章宗朝摒弃了金德这一具有吸引力的提法，颇耐人寻味。继唐的说法，由于年代久远，缺乏现实性。继承辽朝的德运，无疑等于放弃了统一全国或者主盟的企图，与其一贯标榜的目标背道而驰。把楚、齐两个傀儡政权纳入五德之中，更是不伦不类。以金为德运，貌似有吸引力，但有自囿于东北一隅之嫌。惟有继承北宋，既坚持了太宗以来“荡辽戡宋”的一贯提法，又否定南宋继续以火为德运的合法性，认为到北宋灭亡，火德已绝，贬斥南宋的目的昭然若揭。 

德运之说，本属无稽，但金朝争取正统的行动，对只有汉族所建政权才有资格称正统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表明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族都有权争取正统，争取称“中国”，这是对传统正统观念的有力回击。

从章宗后期开始，金朝走上了下坡路，到宣宗执政的时候，金朝的局势更是危急，在蒙古大军的压迫下，金朝不得不仓皇南迁。这时候宣宗又兴德运之议，这不过是重申自己的“盟主”地位，维系涣散的人心，为南迁逃跑壮一点“战略转移”的声势。 

也就是在金朝日益危急的这一时期，金朝的士人们对儒家理论的掌握已日臻成熟，他们对金朝理解的“华夷之辨”做了详细的解释。

“金士巨擘”赵秉文着重阐释了金朝为“华”的理论依据。他说：“仲尼编诗，列王黍离于国风，为其王室卑弱，下自同于列国也。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强调了春秋“华夷之辨”轻血统、重文化的所谓“礼”的标准，言外之意，女真——金进入中原后，讲求礼法，尊崇儒学，就已有资格称“中国”，而不必问其族类了。他甚至还要剥夺南宋作为“汉族”王朝的合法性。他提出合乎“汉”的标准为“汉者公天下之言也”，认为刘备有公天下之心，那么，虽然西蜀是僻陋之国，也宜称为“汉”。他提升蜀汉地位的作法是不言自明的。与此同时，他贬斥南宋地位，“降虏效顺以革心，岛夷畏威而献馘”，“神武电断，蛮夷震惊”。他在《上章宗尊号表》中写道：“… …辟儒馆以崇文，绘功臣而厉武。恢土德以大中原之统，缭塞垣以杜外夷之虞。”俨然是以华夏正统王朝自居。

这时的金朝文士对把金朝称为“中国”已视作理所当然。李纯甫说：“佛即圣人，圣人非佛，西方有中国书，中国无西方书也。”《金史》本传说他号“中国心学，西方文教”。把“中国”与“西方”对举，显而易见，他把尊崇儒学的金朝视为“中国”的合法代表，打破了只有汉族建立的王朝才有资格称“中国”的话语垄断。

对金代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一代宗工”元好问提出了中州（中国）观，独树一帜，引人注目。

元好问把汇萃有金一代诗作的诗歌总集命名为《中州集》，他不问作者是生于中原，还是四方；生于原北宋辖区，还是金源，都把其诗作收入集中。元好问之“中州”寓意何在？一般认为，“中州”一词源于他的诗作《论诗三十首》之四：“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把一向被视为“夷狄”所居的阴山也纳入中州。翁方纲说：“‘中州’云者，盖斥南宋为偏安矣。”从元好问以金朝为正统（在《遗山集》中，他多次称金为“中国”，金亡为“神州陆沉”）这一点来说，翁氏所言不谬，但仍意犹未尽。更有家铉翁，对此阐幽发微，最为精当。他在《题中州诗集后》中说：“其生乎中原，奋乎齐鲁汴洛之间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于四方，奋于遐外，而道学文章为世所宗，功化德业被于海内，虽谓之中州人物可也。盖天为斯世而生斯人，气化之合，光岳之英，实萃于是，一方岂得而私其有哉？迨夫宇县中分，南北异壤，而论道统之所自来。… …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况在于中州者乎？”他接着称赞元好问：“盛矣哉！元子之为此名。广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生于数十百年后，而视数十百年前人物，犹吾生并世之人。”家氏这段话可谓前无古人，一扫互指为“夷狄”的狭隘民族观，从九州四海和生前身后两个角度，把元好问的苦心孤诣、博大胸怀阐发得淋漓尽致。他深信自己的评价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若元子者，可谓天下士矣，数百载以下，必有谓余言为善者。”

中州观无疑拓展了中国的疆域。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是把“夷狄”居地排斥在“中国”之外的。两宋仍坚持这种观念，宋廷朝野上下只以收复燕云十六州为目标，这固然与当时的军力强弱有关，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朝统治阶级对于“中国”的认识。北宋末年的许亢宗说：“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峦复岭，中有五关，… …盖天设此限华夷也。”南宋初年的重臣李纲对此说得更加明白：“夫陕西者，中国劲兵健马之区也；河北河东者，中国之屏蔽也；京畿及京东西者，中国之腹心也；江淮、荆湖、川广者，中国之支脉也。”与恢复汉唐旧疆相差甚远。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金朝的华夷观前后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动。在金初，金朝对被称为“夷狄”由反感到默认再到反驳，反应虽然比较曲折，但对“华夷之辨”基本上表明的是拒不接受的立场。从世宗朝开始，由于金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已有了长足的进步，金朝统治阶级抓住春秋“华夷之辨”重礼仪、轻血统的特点，抢过了“华”这个位子，把“夷狄”这顶不雅的帽子扣到了南宋、高丽等称臣纳贡的政权头上。到了章宗、宣宗时代，金朝又进一步掀起了德运之议，自居正统，将南宋贬入“闰”位。金朝的华夷观与以前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华夷观相比，无疑迈进一大步，原来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政权对贵华贱夷的“华夷之辨”观念都不敢触动，都自动居于“夷狄”之位，做得最多的，只不过是千方百计地对“华夷之辨”加以淡化，就是在汉化程度已很高的辽道宗时期，道宗也只是表示“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而已。金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胆地宣称自己是“华”，大胆地追求正统，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时代的局限，金朝统治阶级未超出以“华夷之辨”理论来解释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的范畴，处理不好二者的关系。他们不能认清尊重民族特性（“夷”）与中华民族团结（“华”）并不矛盾、并不冲突的事实。以“华夷之辨”来解释民族关系、国家关系，只能陷入“非华即夷”、“非夷即华”的二元悖论中，不能确立共同为“华”、平等相待的意识。（节选自齐春风：《论金朝华夷观的演化》 ，《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6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振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