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是当前中华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以共同体理念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以加强团结意识和凝聚奋斗力量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遇和挑战，进一步为民族复兴汇聚磅礴伟力。“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华各民族在交流互鉴的过程中所共同创造的灿烂的中华文化、所共同孕育的光辉的中华文明，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的独特瑰宝和历史积淀。其中，作为关键线索的文化共同性使各民族文化一方面在求同存异的文化共识上相通，另一方面在和平发展的文化属性上相融，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延续发展。以文化为机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有利于厘清各民族在文化共同体中自我身份确认的历史脉络，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在精神家园中的价值互认与文明共享，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层次的文化认同，有效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创造力。
从自然地理的分析视角来看，中国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及受其影响而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丰富了民族构成模式和民族文化样态。中国海拔整体上呈现为由西向东依次递减的特征，各地区气候、地形等差异显著，各民族所生存依赖的自然地理条件类型多样。其中，汉族主要分布在平原和丘陵地区，各少数民族基本分布在山地和高原地区，呈现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分布的特点。由于地理空间迥异、自然气候相别，居住在不同地区的民族形成了各自具有独特性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样态和文明表现。例如，在我国西北地区，戈壁和沙漠是大漠游牧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东部平原因其适宜的农耕环境而孕育出农耕文明；东北平原的白山黑水则成为渔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而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则是海洋文明的发源地。但是，各民族所生活的地理环境并未阻隔各民族之间的文明交流和交融。 从历史变迁的分析视角来看，尽管各民族的生产方式、行为模式以及风俗习惯不同，但是各民族的交往过程促进了彼此生产工具、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融合与发展。距今六千年前后，伴随着“南稻北粟”这一农业种植模式的普及，黄河上中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数量相应地增加。由于人口分布面积的增加和王权治理地域的拓展，各族群的交流亦变得越来越频繁。在夏商时期，各小型地方政权在合并为大型地方政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天下一统的观念。“夏商周三代交融形成的华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雏形”，“华夏共同体”成为一个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跨血缘跨地域的开放共同体”。“华夏”“中国”等具有共同体意蕴的文化观念也因而萌发。在秦汉时期，政治大一统和疆域扩展的优势使得中原民族与西北、西南和东北诸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互动日益密切，推动了国家统一的形成和民族交融，并且作为一种文化观念的“大一统”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所秉承的精神理念和文化模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进一步推进了汉族与南北方民族的文化交往。北魏孝文帝通过政治改革系统学习中原王朝的先进文化加深了汉族、鲜卑族及其他族群之间的交流。在隋唐五代时期，重新形成的大一统王朝的便利优势使得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之间的联系、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沟通都更趋活跃，此时的民族关系大体上是开明和开放的。在辽宋夏金时期，虽不同政权之间时有对抗，但都在攻伐的过程中共认“中国”的观念，促进了疆域版图扩张和推进了民族融合，并为其后元、明、清大一统版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元明清时期，结束分治局面的大一统王朝使中华民族疆域面积得到拓展，使各族群之间的融通更加深化。在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大融合进一步加强，人口迁徙与农牧往来等现象彰显了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特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明清时期也基本确立。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融合与文明生成的结果是各民族以融合会通化解对立冲突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与发展和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尽管各民族因地理自然环境而分布在不同地域从而具有了各自独特的文化特质，但中华文明以包容力在实践过程中将各民族文化共同熔铸于中华文化，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多元融合的共同性特征和相互塑造的共同体模式。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饱经几多风霜，在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前赴后继、筚路蓝缕的勠力奋斗中，终于迎来“站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历史作用，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凝聚，不懈地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身份和文化价值的持续塑造，推动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从自发走向自觉，推动中华民族不断走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从而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共同抵御外来欺辱，共同参与革命进程，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协力推动民族国家建设。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既注重以改善民生保障人民福祉，也注重以精神建设凝聚民族共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将国家的大政方针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将中华民族团结友爱的感情与民族自治地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结合起来，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成果与民族自治地方的稳定发展、成果共享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至今，全国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消费水平和文化水平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民族团结和进步事业取得了新的创新和发展，民族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从雪域高原到西北大漠，从广阔草原到秀丽西南，从白山黑水到彩云之南，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其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和自豪感得到增强。正是在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各族人民进一步巩固了对中华民族的共同认知和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向心力不断凝聚。习近平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在中华民族共同抵御外辱、共谋民族解放的革命历史进程中，在中华民族共同接续奋斗、共谋民族发展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在中华民族互帮互助、推动共同富裕的奋斗征程中，共同体理念不断扎根于各族人民心中，推动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密团结、交往交融、密不可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并发展的中华文化和互帮互助的文明观念，推动着中华各民族形成共有精神家园、改变着中华民族自身的格局和面貌，推动着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逐渐摆脱“中心—边缘”叙事的世界文化旧格局，推动着中华民族作为历史主体进入世界历史舞台中央、走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作为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文化、情感等多层面的共同体样态，贯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意蕴是文化认同与价值共识。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深厚、最持久的样态属性。从文化哲学层面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深层次上是一个“以中华儿女共同认可和遵循的中华文化为纽带构建起来的文化共同体”。千百年来，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每一个个体以文化存在为单位，通过不断的社会实践和交往形成了错综复杂而又具有高度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不断强化的文缘纽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表征为更深层次的文化命运共同体，深刻回答了作为文化存在的不同民族个体何以能够命运共存于一个更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并在其中不断实现自我确证的问题。“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正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融合过程中，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实体性的民族共同体与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若干元素之间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历史渊源和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历经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的内生性文化属性和共通性价值理念，是使得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实体性共同体形成文化认同的基础。从文化实践层面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文化创造的过程中不断认识自我和创造自我，不断更新自我对他者、对对象的认知，不断深化自我的主体性意识能力，同时强调实现各民族相互扶持、优势互补、携手共进，使自身群体产生了共同的集体记忆、集体认同和集体价值。![]()
依托文化底板对中华民族进行持续文化塑造与浸润，进而在文化层面形成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量，是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属性的重要价值所在。纵观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思想文化积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土壤。文化基因是对各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存在意义、存在目的与存在价值的确认，引领着群体的身份认同，是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相对独立性的文化特性。在人类文化发展历程中，每个民族都形成着和拥有着某些特定的文化基因，构成其文化发展的稳定性社会心理因素和共同性社会意识要义。具有深厚底蕴的文化基因不仅构成文化自信的重要底气和信心来源，同时也是文化认同的重要推动力量和强大精神支撑。习近平指出：“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和特质，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所传承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世界观和人生观中最核心的内容、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和审美观中最本质的部分，熔铸了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各思想流派在多元融合中的精华，汇聚了各民族在多元性激荡中的精粹，凝练着中华民族从传统到近代再到现代各阶段在多元性碰撞中的精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备深厚旨趣的组成部分，是各族人民精神世界中具有深沉意义的特殊元素。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以文化认同作为彼此联结的血脉和纽带，也将共同的文化作为在历史变迁中凝聚而成的精神密码。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民族大交流、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变迁是一个自然的、长期的发展过程，这种历史交融的文化也形成了兼容并包的文化气质。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千年却依然充满生机活力的原因之一正是在于中华文化秉承兼容并包、和谐共生的文化理念。对这种文化理念的认同感在历史的交替中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液之中，成为联结各民族的重要文化纽带。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天下观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凝结的尊重差异性、倡导包容性的民族智慧，强调各民族之间在彼此尊重、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基础上交流共进，强调在差异性中寻找共同性、在彼此之间寻求公约数，以互相包容化解冲突对立进而追求和谐共生。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讲究以礼相待，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建设礼仪之邦，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礼”与“和”的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文脉的重要渊源之一，为塑造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文化品格积淀了底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强调天下百姓和睦相处，不同的邦国之间协调利益实现和平共处。这是中国上古时期的思想经典中关于社会和睦状态的美好理想。中华民族这种统一和平的天下观，其核心主张从家庭和谐扩展到社会和谐，再扩展到民族和谐的大一统国家，其理念已经成为民族发展的重要文化特质。《周易》开篇的第一卦和第二卦分别为“《乾》卦”与“《坤》卦”，这两卦在自然意象上分别指天与地。“乾”，天也，象征广袤无垠、变化莫测、自强不息的苍天。“坤”，地也，象征能够承载万物、抚养众生、胸怀宽广的大地。基于对天地精神的尊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主张君子不仅要以坚韧之志艰苦奋斗、刚健自强，也要以平和之心宽厚待人、包容万物。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谋求发展、不懈奋斗的精神写照；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重视和谐、宽容待人的理念传承。就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言，“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所主张的彼此相依、以积极对话化解对抗冲突、以合作共赢推动共同发展的共生包容之志，是使各民族在紧密团结中凝聚继续开拓进取精神的重要文化力量。 费孝通提出了各文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应该保持一种平和、谦逊的君子之风。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交流与融合是文明发展的主线和主流。一方面，文化的主体是作为类的人，文化是人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直接结果，不同民族文化中必然会具有相似性、同构性、联动性的文化元素。例如，即使语言不通、风俗不同，世界不同民族在面对自然景观、社会景观时都会获得具有共通性的审美感受和相似性的审美体验。另一方面，富有个性的各民族文化资源是各民族历史传统、生产实践、社会交往的反映，是超越本民族的、处在普遍联系和不断发展之中的，而并非孤立存在的。中华民族从最初的各个散落族群历经漫长的分分合合的历史融合过程，最终形成呈现为“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多元一体’主导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和现实格局，形成了互补共生的特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多”和“一”是相互联系、辩证共存的关系，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结合体。“多”是“一”的基础，为深化和凝聚“一”提供了动力和要素。比如，辽、金、元、明、清的历代统治者在不同民族地区因地制宜采取若干种行政制度，以适应当地的文化和民族习俗，从历史的结果来看，这种顺应当地的行政制度并没有打破更高一层的“国”的框架，而是实现了顺应当地习俗与维护国家统一的双赢。这种以多样和统一互相辩证的协调模式是中国古代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通过不断实践、检验、升华而成的，充分显示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念。“天下”是中国古代先哲对客观世界的地理空间与主观世界的文化心理有机结合的概念，我国古代历来有“民为贵”的政治理念和“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治国理念，体现了“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和“民为邦本”的治国原则。“选贤与能，讲信修睦”重在强调让那些德才兼备、品德高尚的人管理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主张人与人彼此秉持对待亲人一样的态度，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集体的照顾与供养。由此，每个人都避免谋求自己的私利，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和睦。追求和平友好与实现共同发展，是“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重要理念。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秉承的共通和谐理念，主张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与实际发展状况，通过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团结力量，以实现共同构建美好世界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习近平指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当前，中国所积极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正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文化气质、文化底蕴、文明智慧的反映和体现。
中华民族共同体于世代生产生活之中所形成的文化基因的传承和深化历程，伴随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史。在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强化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认同，推动了深化各民族之间在文化根本上同生、并存、共荣的价值关系，进而在各民族多向互动的过程中达成具有一致性的价值共识并实现进步性的价值引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延续发展。各民族经济之间相互依存、彼此相依，各民族之间的情感不断亲近、相互认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容纳力得到了升华和提高。《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民族认同是民族团结的基础，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利于激发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历史大势不断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这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必然趋势。持续挖掘与弘扬中华民族深厚独特的文化基因有利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从而奠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强调加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就要使各民族对中华文化形成最广泛的认同，在情感、理想、行为等层面凝聚起民族力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能够促进内部成员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荣誉感，能够不断加深中华民族奋斗、团结、和谐等宝贵精神对内部成员的熏陶与塑造，能够凝聚起中华民族对家国天下和社会制度的文化认同与精神合力。在深层次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构建，能够推动中华民族整体性地增强文化自觉、提升文化自信和实现文化自强，能够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为民族复兴进一步凝聚共同携手前进的民心和汇合共同创造事业的伟力。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厚重底蕴、持久生命力和强大亲和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世界范围内、时局变化之中感染民情、凝聚民意、吸引民心的重要保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能够于世界范围内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性文化激荡之中保持平衡特质和进步趋势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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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底蕴
中华民族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的时代方位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为世界的发展进程提供关键变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华民族呈现了前所有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两个大局”交织的时代中，中华民族既要奋力实现自身的复兴伟业，也要积极把握外部的机遇、有效化解外部的挑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激发奋发有为、积极拼搏的民族合力，在国内国际的大环境中把握新机遇实现新发展。当今世界，各国彼此之间交流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扩展。中华民族若要实现新的发展，离不开与外部环境的沟通交流。伴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往各民族各地区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打破之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在全球实现互相交流、互相借鉴成为时代大势。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是时代趋势。无论何种文明，唯有在与其他文明交流中不断学习和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才能避免故步自封从而实现自身文明的永续发展。从文化规律上看，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之间的联系较以往任何时期都变得更加紧密，中国和世界的互动较以往任何时期都变得更加频繁。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多向互动的进程是互利共赢的进程，彼此的文化也需要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实现交往交流，从而汇聚起团结协作，和平包容的文化力量，深化彼此之间的共识与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契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求和文化需求。这种内在一致性体现在文化层面之中，既凸显中华民族特质，又兼具人类情怀，从整体上把握住“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关系性思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构建蕴蓄着超越意识形态之争、关切全人类共同命运、共建美好大同世界的中国智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价值理念相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和发展不能脱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辐射范围，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构建不能脱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向度。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追求是既强调中华文化于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中接续传承和前进，又强调中华文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不断开拓和创新，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中坚持协调性和延续性相统一，在各民族文化互鉴中促进创造性和创新性相统一，在各民族文化发展中实现发展性和超越性相统一。应当不断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文化共同体激发世界各民族文化共鸣的感染力、改变世界各民族文化关系的影响力和引领世界各民族文化前进的号召力，从而使其不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内涵、创造机遇、凝聚共识，进一步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民族在实现现代化道路上取得的光辉成果，对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具有重大意义。中华民族对于自身探索出的新型现代化道路向世界宣告：中国现代化不走西方现代化殖民、压迫和剥削的老路，为世界各国发展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选择。西方现代性文明曾经对人类起到过深刻的启蒙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分裂症候表明，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局限性不断暴露，资本主义现代性并非人类社会的最终追求。面对动荡不安的国际社会和矛盾重重的全球性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构建以共同体为本位，坚持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相结合，坚持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相统一，从更为广阔的维度来思考中华民族的未来走向与人类的共同未来。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立场。同时，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不仅致力于自身的民族复兴伟业，也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国家层面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推动力量。”对于处在大变局中的世界各国而言，在变局中破解难题并寻求新的发展机遇从而构建和平稳定的世界格局显得至关重要。从文化层面来看，促进全球的共同体文化构建，阐明全球人类命运与共的理性关照，强调世界各国共生共荣的理念意识具有重要意义。文明优劣论、文明冲突论是文化霸权的表现，一种文明不能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也不能质疑其他文明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追求。文化的独立性、异质性、多样性和完整性之间并不矛盾，这些文明特质恰恰是人类文化丰富多彩的基础。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精华，只有在不同的文化交流中吸收百家之精华，借鉴百家之所长，才能以更加开阔的心态、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加坚定的自信推进自身文化的继承和创新事业。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大胆借鉴和学习外来文化的精华内容，在立足自我的基础上，积极借鉴他者，既保存中华文化的优秀精华，又挖掘其他文化的优秀内容，实现文化守护和文化创新的共赢。中华文化正是在坚持文化创新和文化守护的前提下，突破文化壁垒，在实现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内含着中华民族对于合理恰当的世界文化交往方式的选择，推动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全面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推动着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推进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成为世界各国可供参考的历史主动选择，从而不断增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主动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同发展，在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过程中，要实现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精神特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注入了精神活力。马克思、恩格斯将“真正的共同体”的性质描述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这样一种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追求，是消灭了一切民族对民族的剥削的真正的共同体。但是，建立作为个人同个人相联合的共同体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战略谋划与实践生成。对于作为文化性存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更新阶段的发展方向、更高水平的追求目标和更深层次的内在动力。开放孕育进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延展孕育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发展之中，需要不断开放、不断面向全世界、不断面向全人类，不断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既需要不断地汲取一切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同时又需要不断为自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责任促进担当。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与各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相连相通，中华民族具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力量、推动世界和谐稳定的真诚意愿，主张不同文化之间秉承互相尊重互相包容的态度，在各方协作中共同为世界谋求和平发展的机遇。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之间是命运与共的关系，共同期待着共筑安全、共谋发展、文明互鉴的思想、理念、政策和举措，以和平发展作为自身的文化价值目标。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认知体系、情感联系，有助于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铸牢理论基础、团结思想认识、坚定理论自信。“中华民族传承和追求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理念。”长远的历史积淀、科学的理论指导是中华民族对自身未来的发展走向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走向进行研判的底气支撑。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为全球发展做出新贡献，是中国为推动世界和平、助力全球发展所作出的承诺。中华民族共同体秉承的求同存异、协和万邦、兼容并蓄等精神追求也将积极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和谐共生，为人类文明交流发展注入积极动力，将推动自身发展、共同发展和持续发展相统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底蕴。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其他文明不断互融互鉴，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民族必将继续拥抱世界，积极参与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继续坚持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基础，推动实现人民幸福生活和全面发展，充分关切人民的生存状态、关切人类共同的前途命运；在多元文化共生的前提下推动形成相对合理的文化张力，从而保障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维护和谐和平衡的交往秩序，促进多元文化的共生，推动多元文化的协调发展，进而实现文化共兴；在价值选择上主张求同存异，追求和而不同，既汇聚各民族文化的异中之同、又兼顾各民族文化的同中之异，坚持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同时发挥积极的文化主体作用，为应对当今世界发展问题贡献智慧、共谋良方。（为方便阅读，参考文献及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或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