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凯
■关键词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3辑，第92-104页，注释从略。
18世纪初由康熙帝主持，主要依靠西方耶稣会士测绘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中贵州南部、东南部以及广西东北部有三块被留为空白的区域，即属本文所讨论的“苗疆”范畴。这一特征被保留在杜赫德（Du Halde）《中华帝国全志》（1735）所收录的以康熙《皇舆全览图》为母本绘制的中国地图中，并被此后200余年相同谱系的西方所绘中国地图继承。吴莉苇较早关注到《中华帝国全志》对“苗人”的描述，指出书中唐维尔（D' Anville）所绘地图中的“生苗界”源自康熙朝耶稣会士所提供的新知识，而卫匡国（M. Martini）根据明朝地图和地志文献所绘的贵州地图里并无这一特征。但事实上，早在康熙朝耶稣会士开展地图大测绘的半个多世纪前，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1655）中就已出现了疑似“苗疆”的雏形。该图集贵州分省图的东南部群山之间有一片空白，上有一行细小的拉丁文标注“Plurimi in his montibus habitant Montani”，意为“许多山民居住在这些山里”。故上述结论略显草率。韩昭庆探究康熙《皇舆全览图》流传海外造成的西方人对中国疆域认知的成见，留意到图中被留为空白的“苗疆”对此后同谱系西方地图产生的影响，但未展开论述。席会东梳理了明清中文舆图中所绘“苗疆”的历史脉络，不过并未对其他同样标绘有“苗疆”的耶稣会士地图进行探讨。
卫匡国在开篇写道，“这里住着许多尚未开化的人，他们不接受中国的法律和习俗，而是按照自己的法律自治，有着各自的首领。他们的进犯常常使附近农耕的汉人陷入困境，从而不得不与他们进行和谈或战争”。这表明卫匡国已经认识到贵州少数民族聚居的情况，及其与汉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将这些族群统称为“山民”（Monticolæ/Incolæ montium），对应汉文文献中的“土人”“蛮”“夷”等称谓，与“中国人”（Sinis）加以区分。据笔者统计，“贵州省”一章中该词的出现多达10余次，此外仅在四川、湖广、广西3省各出现了1-2次。而在该书其他部分涉及对少数族群的代称时，则大多使用“野蛮人”（Barbaro）一词。《新图志》各章涉及对西南少数族群进行描述的府、州、卫所条目共24个，其中贵州13个，云南11个，广西3个，湖广2个。笔者从上述条目摘取有关文本进行翻译和对比分析，以探究卫匡国关于这些少数族群的知识来源及认知程度。由于篇幅所限，表1仅列举其要。
通过文本对比分析可得到以下认识：一是《新图志》有关西南少数族群的文字描述内容主要来自《广舆记》对应各府下的“形胜”“山川”条目。二是卫匡国几乎没有直接译出种类繁杂的“诸夷”族群名称，而是采取模糊处理的方式。从表1可知，《广舆记》原文中贵州的“犵狫”“洞”“苗”、广西的“猺”“獞”、云南的“百夷”等族称均未在《新图志》文本中出现。面对“云南府”条目下列出的20余种族群名称，卫匡国一笔带过，称“这里曾居住着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的名字大多不为人所知，我也就不提了”。在“黎平府”条目下，他少有的将当地山民称为“Hiúnion”。但是据白佐良的意译本，“Hiúnion”当为汉字“凶顽”的音译，应该是卫匡国误将形容“夷性”的“凶顽”当成了族群称谓。总的来看，卫匡国《新图志》中对中国西南少数族群的介绍大体上仅限于对《广舆记》原文的翻译和简单描述，对其各自的特征和差异知之甚少。
资料来源：梵蒂冈图书馆藏《广舆记》（档号：Barb.or.135.1456）。
三 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中的“苗人”和“苗疆”
《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下文简称《全志》）是在法国巴黎耶稣会学校任教的杜赫德根据1640年至1688年入华的27名耶稣会士发回的手稿和论著汇编而成的一部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前文提及的卫匡国也是其供稿人之一，提供了约100份稿件。该书1735年巴黎初版第1卷和第4卷收入了50幅地图，除了城市地图7幅，以及广东沿海水路图与西伯利亚路线图各1幅外，其余的41幅均由法国著名制图家唐维尔主要根据耶稣会士带回欧洲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下文简称《康图》）为底本绘制而成，包括中国内地各省15幅、鞑靼地区12幅、朝鲜1幅、西藏地区9幅、总图4幅。附于该书第1卷的“中国与鞑靼、西藏总图”和“中国总图”中，在贵州与广西的交界处均有两处被标为“Seng-miao-se”（生苗子）的地方，对应的正是《康图》中该区域的二处空白，而《康图》上原广西东北部的较小一处空白则在该书“中国总图”中被标注成“Tchoang-colao”（僮仡佬）。同样，该书“贵州省图”和“广西图省”上与《康图》对应的位置也作了相应的注记，并绘制了山脉、河流等元素。
图3 《中华帝国全志》中的“贵州省图”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中华帝国全志》（档号：GED-10577）。
雷孝思出生于法国普罗旺斯，1679年进入里昂省阿维尼翁初修院，精通数学天文，是康熙帝为进行地图测绘而派白晋返回欧洲招聘的传教士之一，于1698年来华。自1708年开始参加《康图》的测绘，先后参与了长城、东北、直隶、山东、河南、江南、浙江、福建、台湾、云南、贵州、湖广等地的测量，是参与测绘的传教士中到过地方最多的。他通过信札将测绘过程中的见闻发回欧洲，为《全志》提供了44篇稿件。《全志》开篇有关中国历史地理概况及其他民族介绍的稿件均出自其手笔。
与卫匡国从书本上得来的间接知识不同，雷孝思关于苗人的知识有很多是来自其于1715至1716年间在贵州省进行地图测绘的经历。除了参考大量既有文献资料外，他还十分重视实地考察及对当地人的访谈。杜赫德在《全志》序言中曾提到雷孝思和他的同事们关于地图测绘过程的自述：“为搞好这项工程，我们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方法。我们亲自踏遍了各省主要地区，我们参考了各县收藏的有关地理志和历史资料，我们一路访问了有关官员和办事人员，以及各地乡贤等地方人士······”
《苗子》一文中有关贵州“生苗”的信息，正是雷孝思在当地测绘地图时调查得来的情报，诚如文中写道：“正是从这些熟苗官员口中，在那些省份进行地图测绘工作的传教士们得到了一些未被征服的苗子的情报······那些未被征服的苗子，被汉人称作‘生苗子’或‘野苗子’。”此外，文中引人关注的是传教士们通过与苗人的接触，了解到了一个与汉人眼中的野蛮人截然不同的形象，认为苗人恰恰是诚实、勤劳和驯顺的，因为“他们非常忠实地归还了托付给他们的衣服，对自己该做的事总是想办法尽力去完成”。可见雷孝思等在工作过程中或曾雇佣过苗人，并发现了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
通过实地勘测，传教士们厘清了当时还无法进入的贵州与广西交界处的“生苗界”范围，并将其在地图上留为空白。在《康图》成图并进呈御览后不久，不晚于1720年，制图者之一的杜德美（P. Jartoux）设法将初版木刻地图的副本寄送给他在巴黎的同事。地图一到法国，就被送到了杜赫德手里。此后，费隐（X. E. Fridelli）和雷孝思又相继寄回该图的初刻铜板、修正铜板、修正木板的副本，使图幅内容变得完整。1729至1735年间，受杜赫德之托的唐维尔对传教士带回的这些地图进行了改绘，作为《全志》中的插图，从此开启了《康图》在欧洲的流传。
在唐维尔所绘制的地图中，贵州、广西、湖广交界处的“苗疆”不再像原图那样留作空白，而是代之以山脉、河流和注记，其“中国总图”的注记下方有注文“独立的野蛮人”（peuple sauvage et indépendant），“贵州省图”中的注文为“未被征服的山民”（peuple non soumis tout est montagne），“广西省图”中则注有“野蛮人”（peuple sauvage）。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广西东北部的“Tchoang-colao”注记对应的汉文应为“僮仡佬”，在我们今天看来并非“苗”的族属，但在当时耶稣会士的认知中并无太大差别。《全志》第1卷广西省“桂林府”条目下称，“此处几乎完全被居住在山区的野蛮人所包围。我已在前文对他们进行了描述，并对那些臣服于中国官员的和那些处于独立状态的进行了区分”。正如雷孝思《苗子》一文所述：“广西的苗子则另有来历，他们臣服在世袭了许多世纪的土知府、土知县的管辖之下。这些土官原是汉人，其祖先跟随两位征讨交趾的将军来到此地，一位叫做伏波，另一位叫做马援。”
成书后的《全志》于1735年出版发行，很快便风靡一时，并在整个18世纪不断被各国出版社盗印。该书的某些篇章和语句不断被同时代人所引用，成为同类有关中国著述中的佼佼者，乃至英国马嘎尔尼使团1793年前往中国时都随身带着《全志》。《全志》中唐维尔的地图及雷孝思的手稿，首次为西方带去关于“苗人”的详细知识，在随后200年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 耶稣会士“苗疆”与“苗人”有关知识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作为各自时代的佼佼者，卫匡国《新图志》和杜赫德《全志》承前启后，体现了耶稣会士关于中国地理知识的传承和发展，其有关“苗疆”“苗人”的知识主要从两个方面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认知：
（一）耶稣会士地图上的“苗疆”标注产生的影响
卫匡国《新图志》首次出现了西人所绘“苗疆”的雏形，而杜赫德《全志》对“苗疆”的标绘更是深刻地影响了其后近200年间西方绘制的中国地图。自1735年唐维尔改绘的《康图》随《全志》出版后，很快便取代其他谱系的中国地图而成为主流。此后西方人所绘的中国地图，大都以其为参照，并且继承了图上对贵州、广西交界处的“苗疆”进行标注的特征。前述吴莉苇、韩昭庆文中曾例举德国国家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藏的7幅具有上述特征的地图,笔者进一步对欧美各藏馆所见西人所绘中国地图进行统计，发现同谱系的地图几乎无一例外的保留了这一特征。此类图幅甚多，略见表2所示，即便是1752年唐维尔本人所绘的亚洲地图、1753年欧拉（L. Euler）所绘的俄罗斯帝国地图这样的“洲际”地图中，仍可以看到中国西南腹地“苗疆”的踪影。
表2 承袭康熙《皇舆全览图》中“苗疆”标注的西方地图举要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随着雍正朝开辟“苗疆”军事行动的完成，原先的化外之地被纳入统治，并设立了政区，这一变化也动态地反映在当时的地图上。据席会东的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雍正五年（1727）《雍正十五省总图》中仍保留着与《康图》一样的3处空白“生苗”区域，雍正六年（1728）《雍正十五省总图》中则仅剩贵州东南部的一处，而在雍正九年（1731）《雍正十五省与蒙古总图》中空白已然全部消失，反映了“苗疆”在国家权力的进入下走向消亡的过程。而在清代三大实测地图中，尽管《雍正十排图》中的“苗疆”仍与《康图》一样保持空白，但到了《乾隆十三排图》中，这些空白处已被补绘上了山脉、河流及苗人聚居点等元素。
然而，中国疆域的种种变化并没有传到欧洲，西方人绘制的中国地图仍长期体现着《康图》上的疆域。韩昭庆曾对清朝疆域变迁未及时传播到欧洲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礼仪之争导致中西文化交流的停滞，使得西方对清朝的认识长期停留在清初水准。直至1905年，一幅展示中国内地基督教团及其据点的地图仍保留着此特征。该图比例尺为1:320万，使用晕滃法大致勾勒出了地形，画风精致，但在贵州与广西的交界处仍可见到两处“MIAO TZE”的标注，如图4所示。
图4 Map of China: prepared for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局部）
雷孝思之后，另一位耶稣会士巴多明（D. Parrenin）曾在1735年致法国科学院德·梅朗（M. D. Mairan）的信中对他所关心的“苗子”相关问题进行答复，称“有关‘苗子’的问题，除了您已经阅读过的材料，以及还可以在杜赫德神父有关中国内地和鞑靼地区的书第1卷第53页中反复阅读的内容之外，我再无其他话可说”，接着他又对苗汉关系紧张的原因进行说明，“并非始终都是由于粮食的缺乏，才使苗子们从简陋的藏身处走出来，而更多的是对管理民众的小官吏们的欺诈行为进行报复······”可见雷孝思关于“苗子”的报道随《全志》出版后，随即引发了欧洲上层精英的关注。这封信后来被杜赫德收录到《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écrites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中。
钱德明是继雷孝思、巴多明后又一位对苗人进行介绍的耶稣会士。上文提到他那篇关于“苗人”的文章源自1776年9月12日写给法国国务大臣伯尔坦（M. Bertin）的信，标题为《关于1775年苗子的投诚》（Lettre sur la réduction des Miaotsée，en 1775），讲述的是乾隆朝第二次平定大小金川的战役，文中所谓的“苗子”实际指的是大小金川土司，按当今划分标准应属藏羌族群。这封信后来被收入1778年出版的《中国杂纂》（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les sciences，lesarts，les mœurs et les usages des Chinois）第3卷，随后附有一篇《关于征服苗子的其他报道》（AutreRelation de la conquête du Pays des Miao-Tsée），同为对第二次大小金川之役的报道，过程描述比钱德明的更为详细，但没有署名。1819年于里昂再版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也补充收录了此文，同样没有署名，中译本标题作《1777年一位在华传教士致某先生的事》。但据费赖之（L. Pfister）的著作，这篇报道实为耶稣会士晁俊秀（F. Bourgeois）所作的《将军阿桂平苗记》（Relation de la révolte des Miao-tse，de la conquete du payspar le general A-koei）。此外，另一名耶稣会士汪达（Ventavon）1775年的一封信中也简要提到了“皇帝对金川苗子的战争即将结束”。在他们的报道中，大小金川土司都被称作“苗子”，与同一时期中文文献所称的“金川苗”相对应，说明“苗”在当时还是对西南山区不臣服于中央王朝的少数民族的泛称，反映了这一族群称谓的历史演变过程。
在杜赫德《全志》出版的50年后，另一部关于中国的百科式全书《中国通典》（Description generale de la Chine）于1785年在巴黎出版。该书作者格鲁贤（G. A. Grosier）与杜赫德同为法国耶稣会士，同样一生都未踏足中国，其资料来源同样是耶稣会士的信札和论著，主要在杜赫德《全志》的基础上进行重新编排和提炼，同时特别补充吸收了《中国杂纂》里在华传教士们带来的关于中国的新知识。该书卷2“其他臣服于中国的民族”一章中同样有《苗子》一文，系对《全志》中《苗子》一文进行删节的基础上，加入了前文所提及的巴多明、钱德明等神父信札中的一些相关内容。
自18世纪至近代，耶稣会士论著中的知识几乎构成了西方了解中国“苗人”的唯一来源。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门户的打开，以《百苗图》为代表的各种官私编绘的“苗蛮图”（Miao albums）开始流传海外，与耶稣会士的知识一起，塑造了西方人眼里早期“苗人”的形象。在19世纪以后来华的传教士有关苗族的报道中，耶稣会士的影响无处不在。如1831年《广东杂志》中的一篇文章、1861年雒魏林（W. Lockhart）的文章中均引用了前述钱德明的信札。至20世纪初法国传教士萨维纳（F. M. Savina）作《苗族史》（Histoire des Miao，1924）时，仍在其书第2章“历史上的苗族”中几乎原封不动地转载了《全志》和《中国杂纂》中的相关文字，其母本即雷孝思、钱德明、晁俊秀的信札。
乃至当代，西方一些学者在撰写苗族史时，仍然继续引用钱德明的信札，把大金川土司索诺木（Sonom）当成是苗王，并把这场战役视作汉人对苗人的镇压。这或许正是造成有的国内学者把海外苗学的起源上溯到钱德明的原因。直到2005年，美国学者鄢华阳（R. Entenmann）才撰文纠正西方长期以来在苗族史叙述中存在的这一误区。
五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