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爱中 等 | 全民抗战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以《申报》关于藏族同胞抗战报道为例

摘   要：抗战时期是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重要时期，也是晚清以降中国报刊转型的重要时期。中华民族十四年的抗战不仅改变了《申报》发展，也重构了边疆舆论场域，对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申报》关于藏族同胞抗战报道为研究文本，分析《申报》报道的形象建构，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角度分析其意义，结合《申报》办报理念剖析报道背后的动因。

关键词：抗日战争；《申报》；藏族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简介：袁爱中（1969- ），女，回族，河南洛阳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新闻传播、民族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代邸报在西藏的传播与边疆治理研究”（项目号：22BXW118）；西藏文化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西藏民族大学）委托课题“清代邸报西部边疆传播史料整理利用研究”（项目号：XT-WT202308）；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与实践项目“清末《申报》涉藏报道及其统一多民族国家办报理念研究”（项目号：Y2024039）的阶段性成果。

抗战爆发后，在山河破碎、国家危难之际，藏族同胞满怀拳拳爱国之心，慷慨解囊捐资献金、运输战略物资、诵经祈祷战争胜利；旅居内地的藏族同胞赶赴抗战一线开展宣传、慰问活动。《申报》对藏族同胞参与抗战活动作了较为全面的报道，对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研究价值

首先，从新闻学视域下研究边疆地区民众抗战活动，有助于拓宽抗战研究领域。目前，藏族同胞支持抗战研究集中于历史学、民族学、藏学等学科领域。新闻学领域对藏族同胞支持抗战研究有限，不足以彰显抗战的全民性；其他领域对报刊史料关注相对不足，通过报刊从边疆视野拓宽抗战研究领域尚有很大空间。

其次，挖掘《申报》关于藏族同胞抗战报道内容的历史意义，有助于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历史的认识。《申报》报道了藏族民众抗战活动，并阐发了其积极意义，相关研究能够推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历史的认知。

最后，揭示《申报》抗战报道的动因及背后的理念支撑，有助于深化对战时媒介特点、力量的认识。抗日战争时期《申报》坚持战时新闻理念，坚持“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信念，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发挥了救亡图存作用，成为凝聚民心、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媒介平台，相关研究能够深化对战时媒介特点、力量的认知。

二、报刊实践与形象塑造

抗日战争爆发后，《申报》对藏族民众抗战活动进行了全面的报道，生动呈现了藏族民众作为全民抗战的积极拥护者与参与者形象。

（一）图文并茂报道九世班禅爱国活动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九世班禅正在内蒙古海拉尔等地进行佛事活动，班禅驻南京办事处立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宁为刀下之鬼，不为亡国之奴！”1932年7月，日军进攻榆热，九世班禅发出抗日通电：“虽属空门，而于救国图存之道，不敢后人”[1]（P16）。随后，国民政府任命班禅为西陲宣化使宣慰蒙古，1932年12月《申报》以《西陲宣化使班禅今日就职》《班禅就西陲宣化使张继林森均致训词》为题报道了相关内容。此后，《申报·图画周刊》《申报·图画特刊》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对九世班禅宣慰蒙古、出任西陲宣化使等活动进行了报道。

1933年初，九世班禅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赴内蒙古宣化历时近一年。后于百灵庙举行第五次时轮金刚法会，《申报》报道了九世班禅在百灵庙建立法坛祈祷和平、追荐抗日阵亡将士，希望消弭战祸的新闻。[2]在呈报南京电文中班禅言明：“蒙古各王公均深明大义，暂愿执戈报国，共驱倭奴”“蒙古各处宣讲中华五族，宜化除轸域一致抗日”“促起民众一致抗日决心”。[3]

九世班禅的宣化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国民政府的嘉奖。《申报》全文报道了国民政府对九世班禅的嘉奖令，“国府十八日令。护国宣化广慈大师西陲宣化使班禅额尔德尼，矢志党国，愿力恢宏，前膺宣化使命，寒暑遄征，勿辞劳瘁，上以阐扬中央之意志，下以激发蒙族之忠忱，德音广被畛域胥融。顷者，国难未已，疆隅多故，该使力镇危疑，维系边局，眷念勋勤，尤深嘉慰，特予崇褒，以彰殊绩。此令。”[4]班禅的爱国行动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的罪恶阴谋以有力的打击。[5]

针对九世班禅在内蒙古宣化的后续活动，《申报·图画周刊》与《申报·图画特刊》分别发表《班禅于回藏之前先往内蒙青海一带沿途宣化》《班禅大师行踪》《班禅大师入蒙宣化》等专版照片。1936年，班禅前往青海塔尔寺，陪同人员“携各种藏汉合璧宣传品画报数千份，前往宣谕民族革命宗旨及民族团结意义”[6]。1937年底，班禅在青海玉树病重之时还希望同胞团结一心，巩固后方，以完成抗日救国之大业，充分表现了他坚定践行爱国主义的赤诚之心。此外，《申报》记录了班禅行辕于1939年5月携带捐款、慰劳品专程到达重庆，时值日机轰炸重庆，行辕对日军的暴行表示了“极大愤慨”“为渝受伤及难胞专药济”，并特别捐款二千元给救济机关。[7]在九世班禅抗日救亡活动感召下，不少藏族僧俗自觉组织救亡团体，对推动和促进前线军民团结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详尽报道藏族同胞献金、支前义举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领导民众开展“支援政府，以作后盾”的献金运动，藏族同胞纷纷踊跃捐资献金并奔赴抗敌的一线。同时，西藏、甘肃、青海及川边的藏族同胞用实际行动支援着正面战场。

《申报》报道了蒋致余“募来藏民捐款，邦达昌捐助国币七百元”。[8]蒋致余跟随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入藏致祭，后留任西藏四年，在藏期间利用无线电台及时向中央政府报告西藏近况。邦达昌公司是当时藏族同胞创办的著名商号，抗日战争时期坚持“以商抗日”，创办康藏贸易公司支援祖国抗战大业。[9]抗战全面爆发后，刘曼卿作为旅京藏人多次前往藏族聚居地区宣传募捐，“努力倡导献金，成绩甚为可观。”[10]

《申报》在《甘省僧俗拥护国策》中报道了甘肃省藏族同胞支援抗战活动，“兰州卓尼（在甘省西南）四势十八旗一百寺，于十一月卅日举行僧俗代表会议，一致通过拥护中央，拥护抗战到底之国策，并推杨生华等为代表，刻已到兰，晋谒朱绍良，献旗致敬。杨等此来，携有羊皮千张，捐作前方将士御寒之用，且定于明春由宋堪布率领慰劳团赴前方慰劳将士。”[11]

除后方捐资献金，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优秀的藏族青年直接奔赴抗敌一线杀敌，黄正清“为使藏民实际参加抗战起见，组织藏青年战地服务团，遴选藏民优秀青年送兰训练，然后赴前方参加抗战。”同时组建藏民妇女慰劳队，“遴选善歌舞之女赴前方表演慰劳将士。”[12]藏族女性如冯云仙加入“妇女战时服务队”，在前线抢救难童，《申报》报道了冯云仙对难民儿童的关怀，[13]（P258）亲自带领着六十位团员，不放弃每一个工作机会，不叫喊一声苦。[14]

（三）详细记录藏族同胞诵经祈祷胜利活动

抗战时期，藏族僧人认为自己是国民的一分子，“僧尼，国民也”[15]，“勿失却中国佛教徒竞修布施功德的最良机会，并表示我们僧徒较一般人加倍的爱国热诚”[16]，藏传佛教界在抗日战争中展现出强烈的爱国使命感，他们通过诵经祈祷抗战胜利、超度阵亡将士等特殊方式参与抗战。

除了百灵庙金刚法会的报道外，《申报》对九世班禅在杭州灵隐寺主持的超度阵亡抗日将士的时轮金刚大法会及青海塔尔寺时轮法会做了大量的宣传和报道。

1931年10月，西康诺那活佛、松朋活佛等藏传佛教界人士在南京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诺那活佛在《告全国同胞书》中殷切恳望“尚望全国同胞一致主张，共赴国难，不胜迫切待命之至。”此后，诺那活佛出席上海等地启建息灾法会，会上主持内坛，以期世界归于和平。[17]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十三世达赖喇嘛闻讯愤怒之余，即令西藏各大寺庙数十万僧人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祈诵经文，诅咒侵略者。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摄政热振活佛亲迎入藏致祭专使黄慕松，改善了西藏地方与国民政府间的关系，后经常询问前方战况，表现出了一片赤忱之心。热振带领西藏僧俗群众，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祈祷法会，《申报》在《西藏各界祈祷抗战胜利并举行宣传大会》《西藏摄政设坛祈祷胜利》报道了相关内容。

抗战时期拉卜楞寺的爱国活动备受各界关注，黄正清长期负责拉卜楞寺教务及地方军政事务，抗战甫一爆发，黄正清即通电痛斥日本侵略，表明愿意为国驱驰，“谨当率领部属，为国驱策，匹夫有责，义无反顾。”[18]为宣扬中央德意及坚定藏民抗战必胜信念，黄正清在拉卜楞寺组织祈祷诵经活动，为抗战胜利开展广泛的动员宣传活动。

（四）特写突出藏族慰劳团的爱国行动

全面抗战期间，《申报》对藏族同胞组织的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拉卜楞藏民慰劳抗敌将士团均有详细的报道，同时采用本报特写方式对献旗慰劳活动进行现场描写。

“七七事变”后，旅居内地的藏胞刘曼卿等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19]《申报》在《康藏民众代表慰劳前线将士》一文中较为清晰记录了宣传团的爱国活动，宣传团成立后立即前往康藏地区，广泛动员僧俗群众，募得抗日救国物资有金银饰物、钞票等，募捐活动结束后宣传团从西康赴重庆进行慰问演出，后奔赴武汉等地进行慰劳。[20]前线慰劳结束后，宣传团再次从西康入藏，随后在西藏进行了5个月的抗日宣讲动员。房建昌在《日本侵藏秘史》中提及，晚于刘曼卿等人一个月入藏的日本人野本甚藏，在帕里当地居民家中发现了“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留下的宣传标语。[21]

1938年4月，在武汉的蒙、藏、回等各民族代表组成了“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申报》运用了新闻特写手法对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活动进行了报道。在报道标题中，《申报》直接言明代表团献旗活动“表现民族团结精神”，在文章开篇提出，“哪里知道卢沟桥的炮声反而促成中华民族的精诚团结！蒙藏回族的联合”；针对代表团人员身份《申报》提出，“代表虽只有十六人，而他们所代表的包括着王公、军政当局、僧侣、民众，换言之，是整个民族的代表”；针对所献旗帜的符号运用及意义进行了描述，预制的锦旗共有十六面，最大的一面连续绣着蒙回藏三种不同的文字，其他十五面都绣着“民族干城”字样，是献给前线各高级将领的，这表示“各民族热血的交流是可合而不可分的了”。[22]

除此以外，《申报》对甘肃拉卜楞藏民慰劳抗敌将士团来到重庆举行献旗仪式进行了报道，代表宣誓“一心一德，精诚团结，竭其所能，尽其所有贡献国家，厥尽职责，以图报国恩于万一，以促进最后胜利之来临”[23]，慰劳抗敌将士团还请求宣传部制作汉藏抗战宣传材料分发边疆各地，建议在边疆放映抗战电影，拉卜楞代表团先后赴前后藏宣化佛教，取得极佳的效果，前后藏僧民“情绪之热烈、意志之坚决，为空前所未有”。[24]

抗战时期，藏族同胞的献金、支前义举、诵经祈祷胜利以及慰劳活动与献旗活动体现出了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从宗教领袖、知名人士到普通藏族同胞，从个体到团体，从敌后支援到战场最前线，均有藏族同胞支持抗战的身影，体现了抗战的全民性，对于增强全国抗战动员能力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三、意义书写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

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概念普及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重要时期，国难当头，构建一个涵盖各族群的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以有效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犯成为当务之急。[25]《申报》不仅报道了藏族同胞支持抗战活动，还通过报道、评论、社论等阐发了活动的积极意义，通过这样的意义建构，凝聚了各民族抗战力量，发挥了报刊救亡图存的职能。

（一）引导藏族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觉醒与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康藏纠纷不断，《申报》刊载抗战时局言论，将西南危机与东北危机并重，呼吁政府要重视西藏危机，呼唤民众觉醒。“然而严重之康藏问题迁延迄今，既已两年……国人仍漠然无动于衷，吁！我民族其果为睡狮耶？……呜呼！我民族之大梦果何时得以醒来乎？”[26]面对边疆危机，《申报》呐喊：“康藏问题是日渐趋于严重了，希望全国的民众们加倍地注意吧！”[27]

危难时局引发了藏族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觉醒。《申报》提出，“团结御侮，此举国上下救亡图存的至上条件。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此国内一般边疆民族最透彻的理智认识，所以国内任何民族认定中华民族任何一角落的安危，全与整体的国家休戚相关，整个国家的利害也就是国内民族的利害。”[10]其援引的例证就是包括藏族在内的边疆各族同胞对抗战的支持活动，“藏中僧俗不时出入于前线、后方之间，与内地民众共同担负宣传慰劳等工作，藏地各大寺院也不断从事祈祷，以祝抗战胜利之早日实现。”[28]

抗日战争促进了边疆民众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的共同体意识不断强化，《申报》引用贡觉仲尼发言述及西藏民间两个俗语，“一个是说‘中国各民族是五个兄弟，汉族是大哥，有人打大哥，小弟是应该帮助大哥’，一个是说‘中国比如一个人，中原是头，其他是手脚，头有了病，手足也是不健康的’，贡觉仲尼从许多方面说明了汉满蒙回藏本来是一体，尤其是外患严重的时候”[22]，这些体现出藏族同胞对国家利害与民族利害休戚相关的自觉认知。《申报》指出藏族同胞“皆深明大义，知国族之不可分，积极参加抗战工作，服从国家指导”[29]，《申报》对拉卜楞黄正清司令的爱国行动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爱国活动是藏族同胞倾心内向的明证，“民国三十三年，拉卜楞黄正清司令代表藏胞到重庆献金，购飞机三十架，不是藏族倾心内向的明证吗？”[30]《申报》依据藏族同胞参与抗战活动，进行舆论引导与动员，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深入人心。

（二）激发了藏族同胞抗日决心

抗战时期，日本散布了许多挑拨民族关系的言论。《申报》发文揭露日本谎言，表达藏族同胞支持抗战决心。“青海、西藏僧众竭诚拥护中央，早有严正表示。……未始非敌方有意造谣煽惑人心，以遂其挑拨离间之阴谋。本佛生辰边地，诵经修持，诚恳拥护中央，庆祝抗战胜利，耿耿赤忱，始终不渝，天日可表等语，足见敌人造谣，心劳日拙，诚属无耻之尤。”[31]《申报》称赞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宣传活动，“不论在精神或实力上，都表现了他们对抗战的决心，和日寇誓不两立，以求全中华民族的解放。”[32]

针对康藏纠纷的成功解决，《申报》提出“就是对日人挑拨离间之阴谋的一个铁锤样的打击……这是值得何等庆幸的事！”[33]自抗战以来，“我全国各民族尽都表现着精诚团结，共同一致，我们的抗战力量只有越见加强，日本人离间我民族的计划，只有愈见表示心劳日拙耳”[34]。针对日寇污蔑我国人民是一盘散沙，《申报》借主编柯乐满先生之口，驳斥了日方的谎言，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和支持，“日本宣传中国在政治上、种族上、宗教上都不统一，我们此次在中国短时间观察的结果寻出了答案，证明日人是无耻的宣传。因此，我们越发增了对中国的信任和了解，要把她带回欧美作更有效的宣传，要把世界的同情变成更有力的援华运动。”[35]《申报》对藏族同胞支持抗战的行动赋予了加速瓦解日本人挑拨我国民族关系、分裂中国的企图，以及加强民族团结、争取国际同情的重要意义，这样的舆论引导无疑加强了中国抗战力量。

（三）改善了西藏地方与国民政府关系

《申报》提出西藏与中央关系改善是“抗战过程中中国一个重大收获”“中国亦以坚决抗战而声威大着，国际地位既因此提高，边民内向亦日趋殷切，致中藏关系得由疏隔而复亲密，开三十年来的新纪元。”[28]《申报》引用路透社伦敦二日电，就西藏各地举行祈祷大会的报道，强调“西藏各地皆举行祈祷会以求华军之胜利，藏人此种同情心，足见西藏与中央政府因西藏东部边界纠纷所引起之嫌，早已冰释，而团结一致矣。”[36]《申报》在《康藏关系新纪元》中赞扬了康藏双方在国难面前的大局意识和互让互谅精神，“抗战开始后，前方态度更进一步转变，其对中央政府以及川康当局的认识，也大大不同，采取完全拥护的态度，而且英国的政策所致成的影响，尤不可忽视。西康当局更不能不顾虑大局，竭力以求后方的安定，因之双方乃愈接近，对大金寺案的彻底解决，互相表示出诚慧之容让。”[33]《申报》提出西康建省是“康藏间的关系划一新纪元”“这是在抗战较艰苦的今天，尤其具有伟大的意义是毫无疑义的。”[37]《申报》提出，抗战以来，“西藏朝野均一致拥护中国，佛会也常做礼拜祈求中国抗战胜利，于此可见中华民族之真正团结已有坚实基础……从此中华民族更加紧团结，而走入一个新的康庄大道，在历史上开一异彩。”[38]《申报》针对藏族同胞参与抗战活动，赋予了西藏地方与国民政府关系改善，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不断加强，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等积极意义，有力引导了舆论。

四、理念阐发与《申报》坚守战时新闻学传播信念

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报业的发展，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及政治宣传与抗战密切相关，史称“战时新闻学”。《申报》关于藏族同胞支持抗战的报道，通过评论揭示了这些活动对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这与《申报》坚守战时新闻学传播信念，坚持“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立场高度相关。

（一）抗战时期《申报》表现出中国报人报国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

抗战时期，中国报刊传媒在地理空间上发生大迁移，《申报》自身发展及传播理念也发生了改变。《申报》在《记者节略论报业》一文中，以抗战为分水岭分析了中国报业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其中，民国以来至抗战前夕，是我国报业的第一阶段，“报业想走的是英美路线，全国报人无不憧憬着英美式的自由主义的理想，认报业为自由职业的一门，对言论力争自由，对新闻力求迅速。……惟至九一八以后，国步日艰，我国报业始有根本的转变，……对于‘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信念，却有共同一致的认识，任何议论的目的，总是求国难的排除与民族的自由生存。”[39]抗战爆发后我国报业步入第二阶段，“全国报人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咸以为报业与国家的命运不可分离，离开了国家就不能生存，就是过去力争言论自由的报纸，也变为相当接受政府指导的公共宣传机关，不仅衷心欢迎政府检查新闻，而且不论在言论或新闻方面，也无不恪守战时新闻政策，严格奉行抗战建国纲领。”[39]

抗战改变了《申报》的发展和传播理念，不变的是其浓厚的家国立场。1932年淞沪会战前夕，史量才担任上海地方维持会会长支援19路军抗日，他慷慨陈词“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1934年11月，史量才因批评蒋介石不抵抗政策遇刺身亡。上海陷落后，日军镇压上海报刊的抗日宣传，并强行新闻检查，于是“自爱自重之报馆，如《申报》本馆以及《大公报》，即于开始检查之前夕，自动宣告停办”[40]，民众赞扬了《申报》的牺牲精神和抗争精神，“《申报》则牢守‘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之古训，奋斗至最后之一秒而毅然停刊，移其事业于内地，续为抗战文化而努力。”[41]1938年10月10日，《申报》借用外商招牌在沦陷区上海复刊，积极开展抗战宣传活动。“在沦陷区的报人，虽在敌伪利诱与威胁之下，仍能站在报人的岗位，尽其忍辱负重的任务。”《申报》提出，“中国报人大都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可为国史增尤。”[42]《申报》正是秉持着中国报人报国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才能不畏艰难，深入一线报道藏族同胞抗战活动。

（二）抗战强化了《申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传播信念

抗日战争改变了《申报》传播理念，这种理念涉及对国难、对政府与媒介关系、对读者的态度和立场问题，而“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是其核心理念。

面对国难，《申报》提出报人要有危机意识，要担负起救国责任。“九一八”爆发后，《申报》秉持史家办报理念发表《六十年来之国难》，警示国人要救亡图存，否则国将不国，“经历此次之国难而我民族仍不觉醒，仍不一致努力以图自存，则前途黝黑如漆者。”[43]呼吁“我中华民族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全面抗战已开序幕，每一个同胞，都不能坐以待毙，要站起来负起救国的责任！”自此《申报》报道聚焦到了“如何激励前方的将士？如何唤醒后方的民众？如何摧毁万恶的侵略者？如何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44]。

针对与政府关系，在全民族抗战初期，《申报》认为言论自由可以发挥民众智慧，成为“救国之方针”，强调“言论为救国的重要工具，国民的言论不能自由，便无异减少了救国的力量”[45]，批评政府言论控制；抗战时期《申报》坚决执行战时新闻政策，提出为了国家利益可以让渡新闻自由甚至自己的生命，报业“更应绝对以国家民族之利益为利益，生命且不应自私，何况其他？”[46]《申报》态度的转变与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立场的转换相契合，正体现了《申报》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爱国情结。

《申报》坚守国家立场，认为报业与国家的命运不可分离，如果报纸不能坚守国家立场，则国家、民族都没有生存的希望。“报纸而不能坚守国家立场，则其不足以尽指导社会之天职。无待烦言而后明，人有人格，报亦有报格。况外敌侵凌，报纸倘屈服于暴力之下，希图苟存，则国家民族尚有何望？”[47]

为了更好地激发民众抗战精神，《申报》重视舆论引导，重视读者需求，强调“报纸和读者在精神上存在着一种潜在的联系，如影随形，相互呼应”[48]，同时将组织民众、教育民众视为其天职，“报纸是社会的公器，一方面指导舆论，是报纸的天职，但同时报纸亦当受舆论的指导”[48]，主张报纸要“指导市民，尽其对国家所应尽之天职。”[41]抗战时期，《申报》“作为民众的喉舌，抑能以最迅速的方法，报道正确消息，成为人民一日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而对于宣扬国策、维系人心，更收到极大的功效。”[42]《申报》对藏族同胞支持抗战报道体现了其“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信念，引导了舆论，传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三）抗战时期《申报》以笔为枪，发挥报刊救亡图存职能

《申报》对战时新闻学的特点、职责有着清醒的认知，提出“近代战争是所谓国力战，不论是物质的或精神的力量，都得动员参加战争，舆论就是一种不可小视的精神力量。”[49]《申报》在社评《报人之当前使命》中完整表述了战时新闻的职责与使命，对内，“激厉国人愤慨之心，加紧团结而抗战”“巩固抗战阵线，增进抗战力量，驱除抗战阻碍”[50]；对外，“暴露敌人之兽性，揭发敌人之暴行，使其野蛮残酷之狰狞面目，赤裸裸地陈列于世界之前”，目的在于“唤起世人同情之念，共同奋起以制裁。”[51]

《申报》积极践行战时新闻政策，履行抗战职责使命。对内，《申报》通过报道、评论调动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积极性，“言论界在此国难严重时期，当前任务为集中意志，鼓吹救亡图存运动，造成举国一致之民族意识，争民族之自由平等，努力于国家经济及文化之建设。”[52]而抗战宣传“其理由至为简单，即在于争取国家民族之独立自由，此外别无有所希冀”。[53]《申报》呼吁报界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新闻从业员当前的课题，第一是团结，第二是团结，第三仍是团结。唯以团结为本位，始能突破当前难关，达成坚苦使命，有裨抗战建国。”[54]同时《申报》揭露新闻界的叛徒、败类和汉奸作为，认为他们的言行“不仅背叛了中央，背叛了祖国，背叛了全体人民，而且是对我们全体新闻记者人格加以莫大的侮辱！”为此，《申报》坚持“（一）不登主和派文字；（二）不登汉奸广告；（三）不售汉奸报纸；（四）不印刷汉奸刊物。”[55]

对外，《申报》加紧宣传战、舆论战，一方面，揭露日本侵略野心，“倘有一个国家实行掠夺吾人之国土和权利，并欲强迫吾全国人民受其支配，则吾四万万同胞必将一致恨之，仇之，并与之奋斗到底！”[56]另一方面，《申报》积极争取国际同情与援助，“向国际宣扬本国实为全人类的文明而战，将战争的责任完全归诸敌国，以博得国际上的同情与援助。”[57]“在今日情势之下，势必尚有赖于国际之切实援助……无论在目前，在今后，由外交活动求国际后助，实有极大之必要也。”[58]《申报》通过宣传战、舆论战，揭露日军暴行，充分发挥了以笔为枪的优势，同时加紧呼吁国际援助，获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和支持，这些特点也贯彻落实到了藏族民众抗战报道之中。

（四）抗战重构了边疆舆论场域，《申报》得以近距离采访边疆新闻

《申报》高度重视边疆报道，把研究边疆问题作为报道重要内容。抗战爆发后，《申报》提出“近年以来，到边疆去之呼声，常盈于吾人之耳鼓”[59]，“研究边疆问题，鼓吹移民殖边，陈述国际政治之情势等项，为今后努力之鹄的。”[60]1932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召开国难会议，强调“用边疆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国难”[61]，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西南边疆的空间结构发生了变化，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边疆地位迅速提升。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加强与西藏的联系，西藏通讯事业得到了改善。《申报》认为西藏通讯事业便利了康藏内部的关系以及西藏与祖国的联系，加强了民族团结，瓦解了敌对势力的离间伎俩，“不仅康藏内部得以密切联络，即与其他各省亦不致隔膜疏远。将来藏文电报开放后，藏人于感觉通讯便利之余，必能因此深切了解政府当局重视西陲之意，而益增团结之心。”[62]

抗战使得中国大陆报刊在地理空间上发生大迁移，为了更好地动员全国抗战力量，“重庆中国政府计划在桂林、贵阳、昆明、成都及兰州各地，出版官办日报，闻其目的在使内地人民，得悉中日战争及国际事件之最近状况。西南运输公司现已置备运货车多辆，以备分发西南各省报纸及杂志之用，……用蒙回藏文印出，分发各族同胞，唤起广大抗战精神。”[63]重庆国民政府通过加强边疆地区的宣传力量，边疆舆论场域发生了变化，对唤起各族同胞的抗战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期间随着国民政府西迁，《申报》也转战内地，由此得以不断加大西北、西南采访力量，“特派记者前往西北、西南各省，实地视察，刊写通信，并写生摄影。”[64]《申报》得以近距离采访边疆地区抗战情况，来自拉萨、川边的电讯、图片、特写得到及时传播。同时，《申报》重视边疆教育，提出“普及教育，开通民识，加强抗战精神，救亡图存，更为当急之务。”[65]《申报》还通过开办申报业余补习学校，为西藏、蒙古、新疆培养了新闻传播人才[66]，为各地方报纸抗战宣传提供了人才支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边疆民众得以了解抗战时局，也更加主动地参与抗战活动。

结   语

《申报》作为我国较早倡导报刊与民族一体化发展的媒介，从清末开始就积极倡导融合中国各民族于一体的“国族”概念，同时提出报纸与国家同甘苦、共患难的办报理念，“夫报纸为全国上下之缩影，政府歌则我报纸亦歌，国民哭则我报纸亦哭。聚全国同族于一纸之中，族人之悲欢忧乐即我报纸之悲欢忧乐也。此后报纸之或歌或哭，无一非我族人笑啼之真相。然则我报纸与族人关系之密切，不啻形影之不相离。”[67]《申报》用“歌哭相闻”“如影随形”阐释了报业与国家不可分离的紧密联系，认为报纸与民族、国家是同悲欢、共命运的共同体。抗战时期，《申报》更是坚持“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传播理念，与国家形成休戚与共、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正是在这种理念支撑下，《申报》深入边疆报道藏族同胞参与抗战活动，把中华民族抗战的血泪与血史融入一纸，把中华民族抗战的信心与决心融入一纸，把中华民族抗战的成果、成就融入一纸，书写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发挥了救亡图存的社会作用；同时，《申报》发挥资讯传递、政治动员、社会整合等媒介功能，成为凝聚民心、建构国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平台，对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