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的基本特征是旗民分治，旗人民人虽分别隶属，但并非彼此隔绝。清前期东北移民脱离民籍、编入旗籍（即所谓“出民入旗”），是旗民交流的一段重要历史。本文在充分挖掘家谱、典志、档案基础上，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度研究。首先，考察民人入旗的途径，包括编入汉军、投充官庄王庄、安置衙署、调拨边台驿站。其次，从多角度阐述民人入旗的影响，即巩固疆舆、发展农业、传播文化、陶融诸族。最后，指出清前期东北民人入旗，是八旗制度在清朝统治中不断调整以适应形势需要的典型体现，对东北地区的社会发展与民族关系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清代 东北移民 八旗制度 出民入旗 旗民关系
作者刘小萌，吉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邮编100101。
清朝入关前，八旗制度已容纳满、蒙古、汉等众多民族成分，并编组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三大军团。顺康雍三朝，清廷为抗击沙俄入侵，巩固疆舆，曾将东北沿边一些少数民族——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赫哲、蒙古、锡伯——大规模编为八旗佐领（包括索伦佐领、达斡尔佐领、新满洲佐领、库雅拉佐领、巴尔虎佐领、锡伯佐领）。与此同时，以辽东地区为中心，将大批民人编入旗籍。在东北民间家谱中，这段历史被称为“奉诏拨旗”“拨民入旗”“招民入旗”“出民随旗”“以民改旗”“编兵入旗”，均寓有脱离民籍、编入旗籍的含义。为表述便利起见，笔者统谓之“出民入旗”。此段历史不仅涉及八旗制度的变化，对东北地区的边疆建设、经济开发、文化传播、民族交融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清前期东北民人入旗问题，学界已就民人来源、旗籍隶属、群体特征、民族关系等方面开展研究，但在文献挖掘利用方面仍显不足，在专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也有探讨空间。本文在既往研究基础上，充分挖掘家谱、档案、典志、碑文史料，首先就民人入旗途径加以系统考察，其次探讨民人入旗的作用和影响，复次就民人入旗的时间、入旗活动的范围、民人籍贯与来源、隶属旗籍后的身份差异等问题略陈己见，借以推进东北地方史、八旗制度史、民族关系史的研究。
一 、民人入旗的途径
明初在辽东设都指挥使司，下设定辽、广宁、义州、金、复、海、盖、宁远、沈阳、铁岭、三万等二十五卫，安乐、自在二州，隶山东布政使司。辖境东达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临旅顺口，北抵开原。此即传统辽东地区。顺治元年（1644），清朝定鼎北京，为夺取全国政权，驱使大批八旗兵丁入关作战，以致富庶的辽沈平原一度出现“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景象。为扭转这种局面，清廷颁布谕旨，鼓励关内民人迁往辽东垦荒。随着民人陆续出关，清廷在辽东沿用内地成制增设府州县。顺治十年，设辽阳府（后改奉天府）并辽阳、海城二县。是为清代东北设置州县之始，也标志着东北旗民两元体制的出现。康熙初，辽东已设二府（奉天、锦州）、二州（宁远、辽阳）、七县（海城、锦县、广宁、承德、盖平、开原、铁岭）。雍正十二年（1734），增设复州、宁海县、义州。总计二府四州八县。《盛京通志》说：“州县新设，户无旧籍，丁鲜原额，俱系招民，三年起科。”这些民人来自关内，编入民籍，取得合法居留、从事生产的资格，同时承担向官府纳税的义务。顺治十八年，奉、锦二府壮丁5557；康熙二十年，二府壮丁28724；雍正十一年，二府壮丁47124。72年间，人口增长8.5倍，足以彰显辽东移民持续增长的变化。
移民的流入，促进了辽东经济的复苏。与此同时，内忧外患的压力也在增强。康熙十四年驻牧义州的蒙古察哈尔部响应吴三桂发起叛乱，清廷不得不从京城征调八旗兵丁平乱，就是辽东地区兵力匮乏的突出写照。基于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需求，清廷自顺治初年起将部分出关民人编入旗籍，这一活动在康熙年间明显增强。民人或编入汉军佐领、水师营，或投充官庄王庄，或安插于盛京内务府、打牲乌拉等衙署，或调拨边台驿站，使东北地区的旗籍人口显著增加。民人入旗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编入汉军佐领
清廷入主中原后，在盛京设内大臣、副都统及少数满洲驻防。康熙初，添设汉军佐领16，每佐领兵55名。迄康熙二十三年，汉军佐领24，兵丁约1300名，分驻在盛京、开原、兴京、盖州、熊岳、复州、金州、凤凰城、广宁、义州、锦州等处。这些汉军旗人，除少数由京城回迁，大多数由出关民人改籍编设。盛京李氏，祖居山东登州莱阳，顺治八年奉诏“开荒安民”，迁入辽东，编入盛京汉军第三佐领下当差。如前所述，清廷在辽东设县始于顺治十年，而此前出关的民人，一部分已编入旗籍，可知民人入旗活动早于州县的设立。鞍山王氏，始祖成贯，原居山东青州寿光大王庄（又一说登州蓬莱大槐树王家庄），顺治八年应诏拨民，迁居奉天辽阳鸡王屯，隶于镶白旗汉军；桓仁方氏，始祖方君伯，同年迁居辽宁盖平，二世祖德贵“奉谕分派在盖州镶黄旗马召公佐领下当兵”。根据许淑杰提供的《东北旗人家谱提要》，顺治八年出关的民人多达78姓，大多数编入汉军。
鞍山高氏，原籍河南，明末因兵连祸结，避难于山东蓬莱。清初，二世祖兄弟三人率子侄辈弃业越海，始至盛京，在辽阳东南正蓝旗界高丽堡居住。民人入旗，当兵食饷，同时获得在旗界内合法垦荒的资格，也就是《高氏宗亲谱册》序言所回忆的：“当初虽地广人稀，非旗人不容播种，是以于康熙二十二年入于沈阳汉军镶白旗第三佐领下，开占红册地亩数千顷之多。”经官府登记在册的旗地，称“红册地”。谱序说本族开占旗地多达数千顷，未免言过其实，但清初辽东地区地旷人稀，不少汉军旗人的先祖筚路蓝缕，大片开荒，当是普遍现象。该谱所载《甘泉铺坟上碑文》载称：“尔时由岛兵投旗，今已历年二百余年矣。”此碑文撰于道光二十六年（1840），距清朝入关已近200年。所谓岛兵，系指清初散落在辽东沿海岛屿上的明兵。顺治年间，清廷推行辽东招垦令，残留沿海诸岛的辽人（包括岛兵）纷纷返回辽东半岛。辽阳府知府张尚贤曾奏言，“辽东旧民，寄居登州海岛者甚众。臣示谕招徕，随有广鹿、长山等岛民丁家口七百余名，俱回金州卫原籍”。这700余名迁回金州的辽人，都是明末逃亡并滞留于沿海诸岛，而尚贤奏疏提及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满洲名将安珠瑚，康熙十七年授盛京将军。据墓碑所载，其功绩之一，也是收编沿海明军残部：“明故将毛文龙所遗兵丁子孙，犹居海岛无所归，安珠瑚请招抚之，拔壮者为水师，勤加训练，各安于伍，自是游民皆成劲卒矣。”旅顺陈氏，始祖炤，原居山东登州，明正德末年携眷仆三房避难北渡，至旅顺口西铁山后相宅而居，族人后避乱于铁山洞内二载有余，男女饿死105口，清顺治初出洞投旗，后代子孙世居旅顺等地。明末，旅顺口作为控扼辽东水路咽喉的要塞，于天聪七年（明崇祯六年，1633）被后金军攻陷。此役明军民伤亡惨重，陈氏家谱所云铁山之难，虽未明言具体背景，应即发生于此时，而其族人于顺治初投旗，至少已在十年之后。大连韩氏，明初籍隶“云南大理府云南县”，民间俗称“小云南”。洪武年间，二世祖君汉由武状元敕封平北侯，统军北征，分居山东青州、济南、登州等处。明末，韩召一支遭兵燹避难于广鹿岛。康熙初，显承、显贵、显儒三兄弟由岛中迁金州，隶镶黄旗汉军，其后人在辽南形成六大支裔。康熙末年，金州以南的民人几乎全部编入旗籍，包括镶黄、正黄、正白，时称“汉军三旗”。以上诸姓，主体是明季清初迁入辽东的移民。
大长山岛包括广鹿岛，是连接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的海上通途。清廷招抚残余岛兵编入汉军，不仅削除了东部沿海的治安隐患，打通了海上交通线，还促进了辽东地区的经济开发。海城刘氏，原籍山东登州，俗称大户刘家。明隆庆五年（1571），一世祖携家避乱，乘筏漂泊渡海至辽东，投奔本家近族，居盖州海山寨。清初，刘氏编入汉军正黄旗。至第六世，迁居牛庄、盖州等地。康熙中，再迁海城定居。“数传以来，补兵者努力戎行，务农者躬勤耕作，虽无显宦……实多殷富”。属于这种情况的还有吉林九台焦姓，其族谱记载了始祖焦文成以下十二代族人世系。康熙年间，焦文成从山东平度焦家寨迁至吉林四台，后至焦家岭，乾隆年间入旗。永吉宋氏，祖籍山东莱阳，祖上先迁辽阳。雍正二年高祖兄弟二人迁至乌拉街，改隶镶黄旗。以上数姓，进入辽东后均辗转迁徙，编入汉军的地点不再局限于辽东，入旗时间也大相径庭。
在中原地区，汉军旗人主要分为两个系统，一属京师八旗禁旅，一属各省八旗驻防，其职守与满洲旗人、蒙古旗人无别，均以当兵为业，恃粮饷为生。唯独东北地区，驻防汉军兼有亦兵亦农的职能。究其原因，东北地区地旷人稀，八旗兵丁日用所需，不能完全仰赖民间供给，故民人编入佐领后除了披甲当差，还可领地开荒。新宾汉军来源有三：“或清得辽沈时先入旗籍，或因入关后开垦边田，报名领地始来入籍，亦有民人因赏加入，总称曰汉军。”在他们中间，前者是入关前入旗的老汉军（陈汉军），于康熙年间自京城回迁；后者是顺康年间入旗的“新汉军”，基本是内地移民，因此有“报名领地”“因赏加入”之谓。
顺康年间，辽东地区的州县辖境甚小，广大地域均由旗衙管控，设有兴京防守尉、凤凰城防守尉、盖州防守尉、金州防守尉、开原防守尉、锦州城守尉、广宁防守尉、义州城守尉、牛庄防守尉、山海关城守尉、宁远城佐领、中后所佐领。旗衙成为动员、组织民人入旗的主要机构。辽东北镇，自顺治初年起内地民人陆续迁入，“愿投旗者编入汉军册档，不愿投旗者另编民籍”。属于投旗情况的就有佟氏、罗氏、郑氏、崔氏、张氏、陈氏等30余姓。清太祖努尔哈赤进取辽东，曾在辽阳建东京城，并将当地人编为汉军。“顺治时，拨关内入民来垦田，给以牛种。厥后不招而自至者甚伙，入民籍隶汉军任便”。此处提到的“任便”与前述民人的“报名领地”（或曰“入旗投地”“因赏加入”），反映了同样的事实：一是移民在选择民籍或旗籍方面拥有一定主动权，并非出自官府、旗衙的单方面强制；二是民人之所以愿意入旗，目的是在旗界内领地开荒。根据对本溪县满族家谱的统计，其中约有50余部家谱，追述其先人于顺治年间从山东、河北、山西等省出发，经由海上或陆路迁入盛京本溪落户，并编入汉军（包括内务府旗籍）的经历。如本溪王氏，顺治八年始迁祖秉忠弃鲁迁辽，投入汉军正白旗第三佐领下为丁。先居海城，康熙年间迁至辽阳南亮甲山落户，占地92亩。到四世祖赐福，已有红册地578亩。辽阳吴氏，顺治八年自山西太原府上瓦房村迁至辽阳城高丽门里，始隶旗籍，占地50余亩，再迁城北孟胡屯，“选村南之原，服田力穑，经营家室，遂聚族居之”。这些编入汉军佐领的民人，少数披甲当兵，多数躬耕田亩。即便挑取披甲，也是“半兵半农”。
位于辽东半岛东端的凤凰城（辽宁省凤城），历来是朝鲜使臣入觐中原王朝的咽喉要道。康熙二十六年清廷在此地设八旗驻防。《凤城县志》记载，本县汉军包括教氏、王氏、管氏、扈氏、李氏、阎氏、顾氏等35姓。来源有三：一为明代土著，如扈氏，初由云南徙山东，至扈标之世移处辽阳，清初加入汉军。二即清初由京旗回迁者，如王氏，清初居直隶三河县，康熙二十六年“拨兵入关东”，入正白旗当差；阎氏，原籍山东莱阳，清初从龙入关，隶汉军镶蓝旗，嗣于康熙十八年拨往盛京，驻防凤城。三为顺康年间移民，雍正初年领名报地，入旗当差。其中云南人较多，系由山东转迁至此，包括三藩旧属、台丁、站丁。
随着民人向边地跋涉，吉林等地也开始编设汉军。祖籍山西代县的杨氏，初迁贵州（一说云南），再迁山东。康熙年间，移居吉林，因耕种官地，准入旗当差，编入鸟枪营汉军。焦氏，康熙时从山东迁至吉林四台，以农为业，充台丁。乾隆八年征挑台丁入伍从征，凯旋后编入吉林鸟枪营。宁古塔为清廷控制东北边疆的战略要地。康熙年间已有袁、祖、朱、许、林、李、胡等40余姓，皆为河北、山东、辽东及关内“十三省老民”。其中朱姓一支，原籍浙江，因受“朱三太子案”株连发遣宁古塔，乾隆初年入旗。康熙御俄之役，黑龙江将军上疏告急，奉兵部檄文：流人除旗下及年逾六旬者，一概当役。设32个八旗官庄，囤积粮草，选充庄头、壮丁。《黑龙江外记》载：黑龙江汉军，其先民多出自山左（山东），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三城有之。
民人入旗并不限于汉军，还有少数编入满洲佐领。顺治六年，清廷谕：“凡入京辽人，准赴户部投递，听候察收；有愿入满洲旗内者即入旗内；有愿入行伍者，给予粮饷照满洲一例恩养；其有愿还故乡者听。”此谕不仅针对在京辽人，还扩大到辽东民人。兴京李佳氏，明末居山海关外宁远，编入正蓝旗满洲。顺治年间，拨往兴京，在城守尉衙门当差。本溪王氏，本籍山东蓬莱。明末，因荒岁频仍，流寇侵扰，天人交迫，存济维艰，迫不得已舍弃故土，远赴关东。抵辽阳，去城东二百四十里有古堡名磨石峪，遂定居。康熙年间授田入册，旗分镶红旗满洲第一佐领。吉林永吉金氏，始祖继高、继善，原籍山东莱州，雍正二年迁至吉林城东关居住，入正白旗陈满军当差。郑氏始祖郑从，明末清初从云南迁至山海关中后所，以农为生。三世祖之颜于康熙二十二年迁至吉林伊通大孤山西定居，乾隆年间编入镶黄旗满洲。民人因各种机缘编入满洲佐领的情况虽然不多，却也长期存在。
除了驻防佐领，编入水师营的民人也属汉军序列。清廷循明朝旧制，于沿江沿海各冲要处设立水师，分绿营、八旗两个序列。东三省沿海各口岸，以旅顺口、金州为要冲，清廷于该处设水师，属八旗体制。旅顺口水师营设于顺治初年，以山东赶缯船6艘隶之。金州初隶海城县，康熙三年改隶盖平县，二十年改归金州城守尉。辽阳知府张尚贤招抚沿海岛丁700余名并安插于金州的事迹已见前述，而经盛京将军安珠瑚招抚的也有420名。他们先被安置到金州种地纳粮，编入民籍，寻经安珠瑚奏准编入旗籍。初设汉军两佐领，甲兵100名，按月各给饷银，余丁亦兼充甲兵当差，不食饷银。岛丁入旗当差，原有州县粮赋一律蠲免。康熙二十六年，因金州系阨要之区，且岛丁等生齿日繁，数至1400余名，又增设汉军佐领一。以上事实表明，散布在沿海诸岛的岛丁构成水师营汉军的重要来源。岛丁多掌握军事技能，他们长期据守海岛，从事农耕狩猎，栉风沐雨，养成强健的体魄，彪悍的作风。清官府将其招抚为兵，一则充实了八旗军力，二则消弭了治安隐患，三则发展了辽东经济，可谓一举三得。康熙五十三年，清廷于金州设水师营，从旧有招募岛丁1432人中挑选470名，又由招降海盗张尚义、张可达属下拣选熟谙水性者30名，作为教习，共500名，俱编入旗籍。寻因张可达等疏于掌舵，随即将登州送船水手一并留营当差。这标志着水师营兵、水手正式入旗，待遇与汉军等。
松花江贯注吉黑二省，北接嫩江、黑龙江，所设水师营汛，由吉林而北抵墨尔根、黑龙江一带。吉林水师营，设于顺治十八年。康熙十三年，调拨京城内务府汉军正黄旗前往驻防。原设正丁195名，战船30只，运粮船80只。康熙帝平定三藩，筹划用兵沙俄，将战船30只悉数北调，编为黑龙江水师营。吉林水师仅剩运粮船80只。同时，以吉林为重镇，兵粮全由盛京输挽，并于运输沿线设仓存储，直抵混同江。为此建造大规模运粮船队：辽河运粮船100只，易屯河运粮船100只，混同江运粮船80只。其中，辽河运船归兵部管理，运丁有满洲兵300，奉天府属各县分派水手600名。易屯河和混同江水手，由宁古塔将军分派，岁以为常。按照清廷管理金州水师营的惯例，船队官兵、水手大部分编入汉军。
在吉林北调水师营官兵中，有王氏一姓，山东历城王家庄民籍，康熙二年“奉旨迁移”，初至奉天永宁州寄居，康熙十五年编入吉林水师营，二十二年拨归黑龙江卜魁（齐齐哈尔），编列为汉军正黄旗。崔氏一姓，祖籍山东，先从海上至辽东验马寨，随即移住船厂（吉林），转往拉法、多浑，复迁宁古塔（宁安）、黑龙江（瑷珲），“蒙圣恩赏给正黄旗汉军”。迄五世祖尚信等兄弟三人随军至卜魁（齐齐哈尔）。一说该氏先人为三藩孔有德旧属。康雍年间历任福州将军、福建总督、湖广总督、户部尚书的阿尔赛（崔枝禄），乾隆年间出征伊犁寻迁呼伦贝尔总管的通阿岱，嘉庆年间呼兰副都统索伦，咸同年间著名战将德楞额，清末吉林将军达桂（馨山）等，皆其族裔。崔枝禄一支多官宦，成为当地豪族，有“崔半城”之誉。《永吉县志》卷16《舆地志六》说：水师营“匠役水手皆吉林土著”；《黑龙江志稿》卷11《经政志·氏族》称：“水师营，皆吉林迁移人及平定三藩之汉军也。顺治十八年，编入吉林水师营，从征雅克萨有功，遂移营齐齐哈尔。”说明黑龙江水师营的匠役、水手，入营前已在吉林居住多年。其中有三藩旧部，还有“南省流人”，“述其先世，或闽或楚”，多系南方之人。研究证实，编入黑龙江汉军的最早一批民人来自吉林、宁古塔，主要有陈、果、崔等氏。如果说辽东旅顺、金州水师营的编设是为了防守海口，缉捕海盗，构建完备的海防体系，那么吉林、黑龙江水师营的建立则是基于抗击沙俄侵犯、巩固东北疆舆的需要。可见，同样是八旗水师营，其编设背景、军事职能以及民人来源并不完全一致。
（二）投充内务府官庄、王庄
在“出民入旗”者中，此类人为数较多、身份也较复杂。内务府官庄（又称皇庄）主体为壮丁（庄丁），在庄头管理下从事农业生产，并承担诸多劳役。关于康熙年间三藩旧属编入盛京内务府官庄的情况，笔者已有专文。在此，仅就民人编入官庄的情况略做考察。
清军入关，盛京官庄壮丁大批随征，关外官庄一度减少。康熙初年，官庄开始恢复。鞍山解氏，始迁祖庆达，明嘉靖时人，原居山东黄县，五世祖国亮于顺治八年至辽阳，“康熙六年，报荒投旗，各领册地”，隶于奉天内务府正白旗。解氏从迁至辽阳到投入内务府，在当地已居住16年。从“报荒投旗”这句话不难得知，其投入内务府的动机同样是为了垦拓荒原。沈阳王氏，祖居山东蓬莱，顺治八年奉诏拨迁辽东，投入旗下充差，隶于盛京内务府。属于同等情况的如内务府庄头顾起凤、亲丁顾黑子，并同册壮丁李姓、赵姓，他们于顺治八年拨往盖州居住，“开王府荒垦地，均无课赋。及康熙元年，奉旨编庄”。顾姓因带地投充，被任命为庄头。锦州陈氏，始祖安边，祖籍山东黄县，明登州镇千总，随孔有德航海归清（后金），拨入汉军，因愤懑兵虐待汉人，力辞军职，解甲归农，携四子往海城毛祁屯居住。其谱序载称：康熙八年，王大臣奏录开国军功，按册得陈氏始祖安边之名，赏以协领归内务府正黄旗当差。赐名管领，俗称庄头，世袭罔替。该谱序说管领即庄头，实则管领是内务府官员（满语booi da，汉译包衣达），秩五六品，庄头则无品级；再者，庄头虽有世代承充之制，但皇室包衣（家仆）身份依旧，与宗室显爵的“世袭罔替”渺不相涉。陈氏的真实身份，应为内务府庄头。
康熙平定三藩，将其旧属从云南远调盛京内务府官庄安插。康熙二十至四十年间，盛京内务府官庄由25个迅速增至91个。20年间官庄增长近4倍，壮丁来源，一部分是三藩余部，一部分是关内移民。1912年，盛京内务府65名庄头在一份有关旗地清丈的呈文中回顾说：伊等先人均于顺治八年到奉天开刨荒地，在州县交纳民粮三十余年，自康熙十年至三十年间陆续改入内务府粮庄，当时共编庄头84缺，他们自力开垦的民地则改作内务府官地。也就是说，民人带地投充后，“地变内廷皇产”，他们的隶属关系也由州县民籍转为内务府旗籍。
庄头因系带地投充，故家谱使用“招旗设庄”一词。鞍山苏氏，原籍山东登州，顺治八年始迁祖苏金（进）移居襄平（辽阳），投盛京汉军镶蓝旗，“报旗领地，坐落长甸铺（今鞍山市千山区）”。康熙二十二年，将鞍山等处首报内务府为皇粮官产，并招旗设庄，苏氏改隶都京内务府镶黄旗佐领。清制，带地投充庄头，身份世袭，地位高于普通庄丁。如锦州陈氏，始祖陈应功，随清入主中土。康熙十三年朝廷明令开垦荒地，二十六年返大凌河右屯卫，任内务府管领下庄头。家谱自称“祖籍长白，为满洲人，隶属正黄旗，实满洲中之望族”。此记载似不准确，陈氏应是清初入旗的内务府汉姓人，世代承袭庄头。陈氏家谱世系表自第四代以下，族人名下往往注明“逃”者，又说明同为官庄壮丁，实际处境并不一样。民人投充，导致内务府官庄迅速膨胀，这对落后的满洲领主制经济无疑起到输血作用。但换个角度看，官庄庄丁初到辽东，垦辟荒原，对当地的农业发展，同样起到积极作用。正如84个庄头后人所追忆的：“民等先人由顺治初年奉移实居至此。彼时四无居人，一片荒野，民等结草为庐，群力分垦，始得各为熟田。”乾隆中，84个庄头领地近11万晌；迄至清末，领地达13万余晌（79万余亩），所辖额丁妇孺10余万口。始终是辽东农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清末民初东北名宦吴景濂，始迁祖瑞玉，原籍山东蓬莱，清初携子女迁至奉天宁远落户。传至曾祖，家道殷富。因长伯祖欲独占先人遗产，遂潜赴锦州府管庄衙门，援带地投充定例，成为皇室所管庄头。又说明除了大规模“以民改旗”，还有因某种特殊原因主动投充内务府的情况。
清初，辽东一带宗室庄园星罗棋布。沈阳刘氏，始祖守德，明季末叶由山东迁于辽东抚顺塔湾村，至二世祖天福始隶裕亲王府充庄头之差。家谱序载：庄头一职“世袭罔替”，“由民籍改旗籍自此始也”；“王府制度仅科举一途与汉军同，其他升途范围甚窄，故世世相延，率业农而无显达者”，后人逐渐析为抚顺、兴京、辽阳等支。裕亲王福全，是世祖福临第二子，康熙帝异母兄长。“世袭罔替”特指清皇室八大铁帽子王的世袭特权，逐代降袭之王公尚且无法与之攀比，身份卑微之内务府庄头何得僭称？唯该氏续谱已在民初，鼎革之余，不难妙笔生花，给祖宗脸上贴金也是顺理成章。这在内务府旗人家谱中，并非个别。海城何氏，祖居山东德州，后迁直隶乐亭。顺治八年奉诏移民，始迁祖何养凤之妻赵氏，携二子并八姓家丁，出关而东，卜居于海城西古树子村，编入豫亲王依惠佐领下当差。本溪崔氏，祖籍山东莱阳崔家庄，顺治年间迁至辽阳正白旗界，投到礼亲王府下打围当差。康熙七年拨到威宁营打围，系镶红旗人居住，按丁分地。雍正四年奉旨丈量土地，名下有旗地138顷余，叔侄七人分种。本溪谭氏，顺治初年，由山东蓬莱东渡渤海，至辽阳汤沟居住。后以地命名，称谭家堡子。康熙年间“授田入册，于分镶红，距辽五十里。近有古村大东山堡，投领金王府公庄头”。金王（金头王）是敬谨亲王尼堪之俗称。“金王”即“金头王”之简称。顺治八年，敬谨亲王尼堪在衡州追击南明李定国部时战殁于阵。民间传说尼堪战死后脑袋被割，遗体归至京师，安以金头，清人彭而述有诗句“东珠璀璨嵌兜鍪，千金竟购大王头”，以讽其事，故民间俗称他为金头王。雍正四年，谭氏投领红册地，自此世代为农。辽阳《张氏谱序》说，“洪武迁民驱渡长江，路过浔阳（江西九江一带）迷失单山……还登州蓬莱家焉”。俟清廷定鼎北京，“先祖宗龙跨海移迁。有库投旗，当拨什库（领催）。活捉猛虎，犄牛逞强，隔江打鹿，御赐名扬。旗分正红，和硕亲王沙尔太管（辖）”。和硕礼亲王始封者为代善，爵位世袭共传十代，有十五人袭爵。其承续依次为代善、满达海、常阿岱、杰书、椿泰、崇安等，沙尔太或系常阿岱之音转。义县吴氏，始迁祖自河北滦州迁居关外“投效大清”。崇德四年随崇贵公主下嫁至义州，后因察哈尔王布尔尼被灭，编入包衣正红旗下。表明其隶属关系从蒙古王公转为宗室亲贵。
有些民人，移居辽东之初即编入王庄，还有一些则在辗转多地后始入王府。本溪张氏，原籍“小云南”，明洪武年间迁至山东蓬莱，清初迁辽东广宁，又迁新宾，后居本溪“受田入册”，隶正红旗汉军礼亲王府第一佐领下，任拨什库（领催）。前举大连韩氏，族人志章，居金州西潮口村。康熙年间金州驻防旗员奏请，将当地未入籍流民拨入某王府为包衣。志章率众反抗被拘，命悬一线。同村刘某不顾个人安危，赴盛京向将军辕门投诉，“吁恳宽免。幸蒙允准。金州侨民始得免脱身奴隶”。《金州志纂修稿》将志章、刘某列为“义侠”。说明将未入籍民人强迫充当王府庄丁的做法，在民间很不得人心，并因此遭到民人自发的反抗。
（三）编入内务府、打牲乌拉等衙署
清朝入主中原，以盛京为留都，设置五部、内务府、三陵等衙署，并在吉林设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这些衙署役使大批旗籍丁妇，供役于满洲皇室和贵族。沈阳马氏，顺治十三年，始祖携眷渡海至盛京城北八里洼子居住，二世祖时，拨到城东太子河南居住，隶内务府正黄旗汉军，充当鱼差。乾隆年间，太子河细鳞鱼渐少，转而耕种红册地、升科地、内仓地300亩。拨入盛京内务府充当线差的则有辽阳高氏。还有数姓民人一同被编入内务府的情况。本溪金氏，始祖金茔等三兄弟，顺治十三年自山东蓬莱拨民到辽东，受盛京内务府指派到本溪落户居住，随旗当差，隶于正红旗汉军，同时有马、张、李、赵、景等姓，在本溪为盛京内务府充当渔差。
据九台刘氏家谱记载，祖上原籍山东蓬莱刘家沟，后投至长白山太祖（努尔哈赤）营内充当募勇，战功卓著，钦赐赵姓，封赏三品府达之职，拨入盛京正蓝旗当差。后复归本姓。顺治十一年拨入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采珠，正白旗当差，采捕贡品差事，占居富尔合通落户。该谱早期记载似有失实，如称在太祖营中充当“募勇”，以及赐姓曰赵等。刘氏的真实身份应是打牲乌拉的采捕牲丁，隶内务府旗籍。吉林高氏，原籍山东昌邑，顺治初迁至乌拉城，康熙二年“赐入打牲总管衙门采珠正黄旗”。清初在吉林设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下设采捕东珠牲丁。采珠之役甚苦，徐鼐霖：《永吉县志》卷50载：“采珠者以木插中流，腰缠长绳顺木入水，挨次拾之入兜袋中。毕则振绳，挈之起，或挽绳而升之，加以热水炙其壳，其肉即自脱，其珠即在壳间和肉际，剥而取之。”牲丁身份低下，人身依附性强，家谱说是“赐入”，不过溢美之词，真实身份应是采珠牲丁（珠轩户）。又有李氏，原籍直隶定兴，顺治十七年，迁于吉林城北付富尔合通屯，乾隆八年三世祖入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采珠正红旗。申氏祖居山东莱州，康熙二十一年奉旨迁居打牲乌拉，隶属采珠正红旗。《赵氏图谱》记载，祖先为山东莱州汉人，后迁居辉发河等地方，又迁居乌拉，归入采珠镶黄旗捕打贡差。吉林宋氏，始迁祖金禄，原籍扬州，顺治时挪移至打牲乌拉，康熙年间隶正白旗尔格佐领下捕打当差，后移拨镶白旗，七世孙富宽曾任珠轩达。杨氏作为南方人而在顺治年间拨往关外苦寒之地充当牲丁，可能是受到江南某案的株连。顺康年间，江南地区连续发生“奏销案”“哭庙案”和“通海案”，合称“江南三大案”，再加上顺治十四年“丁酉科场案”和随后发生的“明史案”，大批被株连的士子、族人、亲友、乡邻被发遣关外尚阳堡、吉林乌拉、宁古塔等地。清制，打牲乌拉牲丁以免死遣犯充其役。前引家谱则表明，牲丁中除了发遣人犯，也编入了一些关内移民，至于他们是否因罪被罚，或被强制编入，不得而知。还有一些民人被编入盛京三陵当差。新宾王氏，本岳姓，居河南彰德府汤阴县，是宋朝岳武穆岳飞之后。岳飞被难，次子岳雷之子为避难迁徙安邱，改以“武穆郡王”冠姓“王”。后世拨迁清永陵当差。
清廷在盛京设置五部，管理地方军政事务。其中工礼户三部均设有官庄，性质有别于内务府官庄、王庄，同样安插有关东移民。兴京马氏，原籍山西太原，清初迁入辽东，至兴京界古楼处落户。雍正八年，“分劈地段，拨民入旗”。三世祖马成龙改民为旗，隶镶黄旗汉军。投入户部，始得庄缺，承领官地，分劈耕种。每年课赋，俱系供应祭品、仓库正款以及杂项差徭。鞍山胡氏，始迁祖自安，原居山东蓬莱，顺治八年奉诏移民迁来辽东，编入奉天户部镶黄旗汉军，定居于辽阳新台子和海城甘谷屯。据《盛京通志》记载，雍正末年，仅户部官庄就有131处，辖壮丁786，地亩4.6万晌。工部、礼部官庄，也安插有入旗民人。他们的身份同属汉军。
（四）安置边台、驿站
顺治年间，清廷为保障陪都盛京及三陵地区的特殊利益，在明辽东边墙基础上修建柳条边。沿边设门，由八旗兵丁驻防，分置墩台，设台丁，修边挖壕，长期屯垦。康熙二十年，柳条边建成。部分台丁由民人编设。苗氏始迁祖成佳，原籍山东黄县，顺治时率妻子负笈关东，出民随旗，隶入镶黄旗，拨于商家台为台丁，修驻皇边（柳条边）为役，后世迁居清原。
康熙中，为筹备黑龙江抗俄之役，大力发展关外驿站交通。山海关外，共设55站，其中奉天将军辖24站，宁古塔将军辖22站，黑龙江将军辖19站。每站设笔帖式一，拨什库（领催）一，壮丁多寡不等。奉天站丁多取自民人。本溪边氏，祖居山西洪洞，后迁居直隶河间。顺治八年，拨民迁居奉天辽阳，后移徙城东镶红旗界，“奉皇恩赐闾阳驿镶蓝旗当差”。闾阳驿在北镇西南，明置驿站，属广宁卫。据《八旗通志初集》卷24《营建志二》：闾阳驿旗兵隶广宁驻防，康熙二十九年设。边氏编入旗籍后先在闾阳驿当差，后移居本溪。
康熙帝平定三藩，令其旧部由云南启程，先安置山东再调遣辽东，编入旗籍，安插边台、驿站当差。茂兴姜氏，祖籍山东，明末在吴三桂统领下镇守山海关，后随三桂降清并往征云南。吴藩失败，姜氏等被清军收编，调往辽东，先在开原尚阳堡当差，后与其他七姓（张王李赵邱葛杨）一起奉调茂兴，安插驿站，编入旗籍。黑龙江肇源“站人”，多为吴藩、尚藩之后。
吉林、黑龙江等处站丁、屯丁，主体是三藩旧户、流民、遣犯。杨宾《柳边纪略》记载：黑龙江驿站，每站居人，多者数百家，少者数十家，其中不乏山东、山西与京东之流民。为筹备抗俄之役，黑龙江将军尽拨壮丁为水手、工匠。西清《黑龙江外记》也说：“旗下八部落外，来自内地编入军籍者，营、站、屯三项也。”营即水师营，站即驿站，屯即八旗官屯。吉林刘氏、永吉吴氏、吉林梨树园子吴氏，均属调拨黑龙江水师营的三藩旧人。笔者2023年11月采访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头台村站丁王氏后代，自称原籍贵州，先祖有大爷、二爷两支。清军平定吴藩，大爷一支“不愿跪降”，故发配东北充当台丁。二爷一支不愿抗迕清廷，留居原籍贵州。又，吉林九台杨氏，谱载原籍“云南贵州府”，按，云南省并无贵州府之设，应指云贵地区某地，而不能确指。康熙年间，其先祖携眷至吉林永吉州地方谋生，后奉旨拨入官庄充当壮丁。嫩江陈氏原为南明郑芝龙属下，顺治七年降清，后调派宁古塔。陈氏后人曾在黑龙江水师营、驿站、官仓任职，多次出征建功立业。因知入旗民人除直鲁晋等北方籍外，还包括云、贵、闽、楚、广数省之人。他们在来源、身份上虽有差别，入旗后均属汉军。除了上述四种，民人入旗还有发遣、抱养、寄居、婚姻、置买等途径，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二、民人入旗的影响
早在清朝入关前，辽东民人即被大批编为八旗汉军。定都北京后，清廷在征剿南明政权过程中，复将大批明朝降兵编入汉军。清朝统治者将出关民人编入旗籍，固然是沿用成例，但在全新的历史背景下，却具有新的作用和影响。除了前文提到的抗击沙俄、巩固疆舆，还集中反映在振兴农业、传播文化、陶融诸族等方面：
振兴农业。清前期，出关民人多采取春去秋归的季节性迁徙方式，在关内原籍和关外迁徙地往返周转。他们在贫困的压力下抛离故土，虽有举家迁徙，但更为普遍的还是零散或结为帮伙前往。清廷通过将民人编入旗籍，使更多的青壮年劳动力稳定在关外，促进了垦荒活动的发展。以奉天旗地为例：顺治初年7.37万晌（44.21万亩），康熙三十二年116.75万晌，雍正五年136.78万晌，乾隆三十四年228.57万晌；同期，开辟旗余地35.18万晌。另据乾隆三十一年三月《户部为丈量余地令兵丁认买由》载：盛京地方丈出旗人余地33万余晌，民人私开余地7万余晌（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登录号222076），说明旗余地数额远超民人私开地亩。也就是说，在将近120年中，奉天旗地增加了31倍之多。康熙年间定，旗地每晌征豆一升、草一束。迄乾隆三十四年，奉天旗地（不包括内务府庄园）应征豆7758石、草438323束、米49048石；又，旗余地租银83393两余。这部分税赋作为国家正项收入，为东北地区的军政管理、经济活动提供了支撑。乾隆帝曾说：“盛京地方，粮米充足，并非专恃民人耕种而食也。”嘉庆《大清会典》的表述则更加清晰：“盛京十四城旗人所种之地，及近京圈地征收旗租者，皆曰旗地。”其中的区别在于：盛京旗地的耕作主体是旗人，京畿旗地的耕作主体是民人，故后者要向旗地地主交纳地租。同书又载，嘉庆十七年（1812），奉天民地（包括民余地、退圈地）37,630顷（62.72万晌），旗地（包括旗余地）164,745顷（274.58万晌）。说明直到清中叶，盛京旗地仍为民地的4.38倍。此外，还有官庄地、园地7,412顷（12.35万晌），也多由旗籍壮丁耕种。上述数据充分说明，在农业发达的盛京地区，直到清代中叶，旗人都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他们多数是清初出关并编入旗籍的民人后裔。从这一视角看，东北地区的土地开发与经济发展，是旗人、民人共同披荆斩棘、前赴后继的结果。
传播文化。清代东北柳条边外，长期实施封禁。在以穷苦移民为主且流动性很强的社会中很难形成一个成熟、稳定、具有影响力的乡绅阶层。民人入旗后，世居一地，逐渐发展起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他们艰苦创业，励精图治，带动中原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雍正年间，盛京首善之区，“近都邑者，尤见衣冠文物之盛”；铁岭，“尚节俭崇礼让”；宁远，“务农力作，尚信义，重诗书”。这些变化，离不开出关民人的表率与熏陶。从他们中间，涌现出一批旗籍精英。吉林赵氏，入打牲乌拉，隶汉军正白旗，晚清时成为当地望族，同族有五人先后出任打牲乌拉衙门总管。前举吉林杨氏，康熙年间到永吉州落户，因种官地，编入鸟枪营汉军。至四世祖，杨氏分为尧、舜、禹、汤、文、武、孔、孟八枝。晚清抗俄名将凤翔（谱名锡凤）为始迁祖杨荣八世孙，族人在旗下当差者甚多。凤翔，官至黑龙江副都统，光绪二十六年（1900）俄军入侵东北，凤翔率军与俄军殊死战，终因敌众我寡，呕血数升而亡。黑龙江地域袤远，开发亦迟，入旗民人在黑龙江的文化建设中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齐齐哈尔崔氏七世祖璠，乾嘉时乡贤，重经史，购诗书，为子延师，岁费百余金，以“尊礼文士以书传家”之名传世，西清《黑龙江外记》、英和《卜魁纪略》均有载录。当地汉军世家果氏、王氏、梁氏，亦以重教习文著称。吉林九台成氏，原籍山西洪洞，始迁祖凤鸣，明末因做官携眷迁河南。清初入京师，康熙年间徙居吉林乌拉，隶汉军镶黄旗。四世祖调任其塔木屯，任五屯纳粮官，遂定居当地。成氏名人辈出，清末民初，成多禄任绥化知府、吉林省参议员、参议院议员，为“吉林三杰”之一。
陶融诸族。民人入旗，加强了与驻地各族兵民的交流。与民人入旗的同期，从边疆地区调入盛京各处驻防的就有新满洲佐领31，壮丁连眷属1万余口；蒙古巴尔虎壮丁1200余，编10佐领；锡伯壮丁2千余名，分驻盛京等八城。他们分驻各处，同隶旗籍，促进了各族人的交往。在盛京八城之一的凤凰城（凤城），当地民人多从山东迁入，有王氏、李氏、曲氏、孙氏等27姓。驻防旗人有满洲姜佳氏、赫舍哩氏、富察拉氏、萨嘛喇氏等15姓；包衣满洲2姓，为“清初征服朝鲜时入旗”，即旗籍朝鲜人后裔；新满洲2姓，原籍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汉军有教氏、王氏、管氏、扈氏等35姓；蒙古旗人有鄂氏、陈氏、康氏、苏氏等32姓（包括巴尔虎蒙古）；锡伯旗人3姓；此外有回族尤氏、赵氏、哈氏等10姓。以上诸族姓，同居一地，世代相处，互结姻娅，形成浓厚的胞族之谊。
民人同姓一族，支派繁衍，普遍存在分隶旗民的现象，也就是张氏宗谱所概括的“投旗者为汉军，未投旗者为民籍”。即便如此，后世子孙依旧通过编纂宗谱、撰写字辈、联宗祭祖、书信往来等方式保持密切的联系。吉林宋氏，旧居齐鲁，顺治八年，兄弟三人从山东蓬莱宋家寨迁移关外，落户奉天辽阳西长胜堡，占荒种地，后入内务府镶黄旗当差，每年进贡棉花，家渐富达。人口增多，贫富贤愚，工商仕途，族人四处迁徙。乾隆末年，六世祖宋起虎立堂名为“三和堂”，开“北宋家店”。光绪七年八世祖宋有槐考中秀才，始由山东传出“应国朝廷举起文有德”等九字，并延续“长承振殿恩，桂树春荣家万庆，鸿魁锡福永怀仁”十九个字，共二十八字，作为宋氏各支共同使用的辈字。实际形成横跨旗民、连结数省的地方大姓。
在中原内地，旗民关系的核心是满汉关系。但在东北地区，旗人成分的复杂程度远逾于内地，因此，旗民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满汉关系。即便如此，在多民族文化的互动与融通中，满汉文化仍是相辅相成、最具影响力的主脉。民人入旗，促进了满汉习俗的陶融。各城妇女皆满洲装束，初禁通婚，后颇多私相聘娶者。前述吉林乌拉街后府赵氏，冠满姓伊尔根觉罗。历任福州将军等职的崔枝禄满名阿尔赛，其后裔达桂，不仅径取满名，还在碑刻题名中自署“长白馨山达桂”。长白，一般是满洲旗人自署地望，汉军则多署“襄平”或“三韩”。达桂自署长白，是其满洲认同的心理反映。至于满人冠汉姓或汉军取满式名字的风俗在民间早已司空见惯。民人入旗，在涵濡满俗的同时，还把满汉文化传播给同属旗籍的其他诸族。锦县王氏，原籍山东蓬莱，清初移家航海，至奉天新台门，隶汉军正红旗。自一世守本、守学至六世岳，均业农。七世希云移居大凌河左岸，“半耕半读，不染旗人积习，且戒子孙勿仰给旗粮，以启游惰”。金州一带的汉军旗人“人近朴诚，雅尚诗书”，“勤俭者十有八九，夸奢者十无一二”，“傍山者营林木，依海者务渔盐，子弟重师儒，妇女尚节义”。各地汉军旗人世代耕农，诗书继世，忠厚传家，尚节俭，杜奢靡，身践力行，表率一方，促进了中原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九台焦氏，以台丁身份编入吉林鸟枪营，田无租税，世世充兵，每二八月间，挑选青年子弟赴旗，习骑射，学满语，渐染满人习俗，称父为阿玛，母为额娘，流行女人不缠足之俗。晚清咸同年间，焦氏子弟受命出征捐躯疆场者代不乏人。保持了八旗子弟勇武善战的传统。
民人入旗，来源不一，彰显了这一旗籍群体的多元多流。有些同氏一族，在辗转迁徙中不断分衍，融入不同族群。满洲八大姓之一的佟佳氏，宗支众多，散布各地，自清初以来，即分隶满、汉等族。其中一支，康熙初年由直隶永平府东旋奉天，居辽阳，隶于镶黄旗汉军。其族谱自署“襄平”。襄平乃辽阳古称，而八旗汉军原籍辽东者，多注地望为“襄平”。吉林常氏，原籍安徽常远，始祖常郎，为明开国元勋常遇春九代孙，始迁祖邦国，明末迁于辽阳。十一世祖七人当中，有五人殁于萨尔浒之役，应为明朝军兵。邦国曾往打牲乌拉贸易。顺治年间奉旨：“将本地汉人编入旗籍，同满洲人等一体当差。”遂入正白旗籍。降及民国，常氏族人多报满族，而常遇春一支多报汉族、回族。同时，当地还存在他姓（李姓、张姓）族人，为仰仗常遇春威名，免遭他族歧视而假冒常姓的现象。久而久之，三姓合而为一，组成一个庞大的常氏族群。充分说明社会生活中民族融合的多样性、复杂性。盛京内务府汉军金氏，始祖金镕远，原系朝鲜人氏，世居大甸子。家谱称：及至康熙年间，“画井分田，招民入旗。我始祖任，附盛京内务府镶黄旗汉军，随旗任役”。文佳氏，始祖文瑞，朝鲜人，顺治年间选来中国，“增入新满洲都京镶白旗，注册考试入四译馆当差，拨归奉天省凤凰城充朝鲜通官”，其子嗣世居辽宁丹东、凤城等地。金氏、文佳氏的例子表明，编入旗籍的民人，不仅有汉人还有朝鲜人。他们的后人大多融入了满族。
三、结 语
民人入旗活动持续时间长，覆盖地域广，参与人数多，历史影响大。前人研究成果不少，但若干问题仍有探讨的空间。以下从旗民关系的角度略作归纳：
辽东民人投效八旗的时间，向上可追溯到清入关前。清廷定鼎中原，民人入旗高潮应在顺康年间，至于入旗下限尚无明确说法。检阅各家族谱，宁远李氏、兴京樊氏、凤城李氏等先祖，均在雍正年间入旗。乾隆年间入旗的则有辽阳张氏、吉林九台戢氏、焦氏、梅氏。戢氏原籍山东历城，乾隆初年到辽阳编入汉军，其后裔析为二支，其中“居奉省者奉旨入民，移吉林者就地入旗”。入旗最晚的有新宾张氏，原籍直隶永平，咸丰年间迁于辽东兴京，垦荒耕作，世代为农。隶于镶蓝旗汉军。。因知民人入旗活动始于顺治，盛于康雍，中经乾嘉，迄至近代犹未绝迹。
有观点认为，民人入旗只限于辽东地区。但如前文所述，随着时间推移，民人入旗的区域也在扩大。入旗民人作为关内移民之一部，来源基本相同，人数最多的属山东，其次是直隶、山西、河南。至于诸多家谱中提到的原籍云南（“小云南”）问题，则说解不同。如果说“云南”是相对明确的地理概念，关于“小云南”的具体方位，家谱中则说法纷岐，主要有三地：一指山东登州蓬莱、莱阳一带，二指云南大理祥云等地，三指山西云中（今大同）。在将原籍系于云南或“小云南”的族姓中，很大一部分是康熙年间迁入辽东的三藩旧部。说明入旗民人除直鲁晋等北方籍外，还包括云贵闽楚粤数省之人。
关于民人入旗人数，学界迄无定论。辽东一带既为民人入旗的主要区域，不妨以清末奉省人口统计为参照。徐世昌《东三省政略》载，光绪三十四年，奉天全省民人136.5万户、927万口（另一处载为877.0万口），各处驻防八旗96.2万人。光绪三十四年《筹议奉天旗务大纲》则载，奉天旗人总数在120万以上。此说得到奉天旗务处处长金梁的确认，但与《东三省政略》所记相差24万。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前书统计对象只限于“奉省各属驻防八旗”，并不包括内务府旗人。据江夏由树的说法，1908年，在奉省1023.8万登记人口中，有182.3万是汉军，占全省汉人总数的21.2%。还有学者认为，清末奉天旗人约有300万—330万，主体为内务府汉军。笔者认为，在以上诸说中，奉天旗务处是专门管理旗人事务的机构，金梁所记应较为可信。当然，仅凭清末奉省旗民人口统计数据，尚不足以对入旗民人的数额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评估。不过，综合相关信息，至少可得出以下共识：其一，在东北汉军中，真正由京旗回迁者为数很少，大部分应属入旗民人及其嗣裔；其二，在东北旗人中，内务府旗人虽为数较多， 并不足以构成旗人的主体；其三，民人大量入旗，扩大了汉军在东北旗人中的比例。清末东北地区汉军人口数倍于满人，是其有别于内地八旗社会的一大特色；其四，清末光宣年间，随着清廷主动推行放垦政策，内地民人大规模出关，东三省的民人人口迅速增加，致使旗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应减少。
有学者认为，民人入旗后身份是介于汉人与旗人之间的“边缘性角色”，可谓之“随旗人”。这一观点自有其一定道理。笔者将入旗民人置于八旗社会的背景下考察则认为：他们来源不同，身份复杂，待遇有别，不应视作利益一致的旗人群体。他们中间存在着明显分层：首先是上层，如辽阳杨氏，原籍山东沂水，徙辽阳，隶汉军镶白旗，至宗仁，官至湖广总督；子文乾，官至广东巡抚。孙应琚，历官山东巡抚、两广总督，乾隆中以陕甘总督拜东阁大学士，族大枝繁，诗书继美。属于上层的还有吉林杨氏、赵氏，齐齐哈尔崔氏等，不一而足。当然，真正属于旗人社会上层的也只是其中的少数。其次，中下层，普遍享有正身旗人待遇。《蜜丁王明刚买地呈请更名注册案》《详查园丁李天福卖与陈福顺红册地亩坐落案》，前举奉天84个内务府庄头，因系带地投充，不仅世袭庄头，且享受科考居官、入署当差的待遇。等而下之则有官庄壮丁、台丁、站丁、屯丁，他们当差而不食饷，种地自食，长期不准应试服官，迄至光绪年间始有转机。身份卑下者还有被称为“包衣”的家仆奴婢。另外，在旗人家庭中，还有并不隶属旗籍的依附性人口，诸如亲属、白契家人、帮工、雇工等，如果将他们归入“随旗人”范畴，倒也名副其实。乾隆年间，清廷为缓解“八旗生计”的压力，曾谕令京旗汉军和各地驻防汉军“出旗为民”，导致汉军在八旗人口中所占比例显著减少。但此谕令的实施对象并不包括东北汉军。所以，直到清末，汉军都是东北旗人中人口最多的群体。直到民国初年，他们在东北地方精英或豪强中仍占很大比例。诸如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奉天地方同盟会领导人张榕、奉天谘议局议长吴景濂、副议长袁金铠等，都是汉军旗人出身。汉军庄头及其子嗣因为在清代管理和占有官庄、庄园，积累了大量财富，所以在官地民有化进程中捷足先登，进而掌握地区的政治主导权。汉军先世本为汉人，在各色旗人中，他们与汉人历史渊源最深，文化习俗最近，社会关系也很密切。这种状况，既有助于密切旗民关系，弥合满汉隔阂，对中原文化在东北边疆地区的传播也有积极作用。
清前期东北民人的“出民入旗”与乾隆年间汉军旗人的“出旗为民”，作为清廷组织的、以八旗制度为主轴开展的两场大规模户籍变更活动，其人口流向正好相反，发生的时间和区域也明显有别，却从不同角度印证了同样一个事实：八旗制度不是“封闭”的组织，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这是有清一代八旗制度不断调整以适应社会变迁与形势需要的集中体现，对东北地区的发展以及旗民关系的演变亦影响深远。
〔责任编辑 贾 益 宋小飞〕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