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关
“苗疆”和“苗人”的知识来源——以早期耶稣会士地图为中心
摘要:以往学界多认为西方有关“苗疆”和“苗人”的知识源自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但从耶稣会士著作、信札及所绘地图来看，早其半个多世纪的卫匡国《中国新图志》中就已出现了“苗疆”的雏形，其资料来源是中文文献。而杜赫德著作中的有关内容则大部分来自耶稣会士在测绘康熙《皇舆全览图》时与“苗人”交流获得的直接知识，其中雷孝思所撰《苗子》一文可视为西方最早关于“苗人”的民族志。随着“礼仪之争”导致中西交流近乎中断，此后200余年间西方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地图绘制以及对“苗人”的认知仍长期停留在清初耶稣会士的水准。
关键词: 耶稣会士;中国地图;苗疆;苗人
一
问题的提出
“苗疆”一词出现于明末，自清初开始被广泛使用，泛指中央王朝统治之外诸“苗”族群[1]的聚居区，历史上又称“苗界”“生苗界”等，其地域范围随着“王化”的推进而经历了动态演变的过程。以往学者对“苗疆”的研究主要基于中文文献，关注“苗疆”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历史演变。[2]暨爱民指出既有文献中对“苗人”的认知主要来自外部他者的叙述，并深受千百年来形成的华夷观念的影响，往往是不全面的。[3]已有研究大多忽略了16世纪后半叶起便进入中国活动的耶稣会士所撰著作中的有关知识，而学界在回溯西方苗学的起源时，对早期耶稣会士也少有提及。笔者认为，从耶稣会士的著作中寻找关于“苗人”的族群认知，或能提供一个不同以往以王朝国家为中心的新视角。
18世纪初由康熙帝主持，主要依靠西方耶稣会士测绘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中贵州南部、东南部以及广西东北部有三块被留为空白的区域，即属本文所讨论的“苗疆”范畴。这一特征被保留在杜赫德（Du Halde）《中华帝国全志》（1735）所收录的以康熙《皇舆全览图》为母本绘制的中国地图中，并被此后200余年相同谱系的西方所绘中国地图继承。吴莉苇较早关注到《中华帝国全志》对“苗人”的描述，指出书中唐维尔（D'Anville）所绘地图中的“生苗界”源自康熙朝耶稣会士所提供的新知识，而卫匡国（M.Martini）根据明朝地图和地志文献所绘的贵州地图里并无这一特征。[4]但事实上，早在康熙朝耶稣会士开展地图大测绘的半个多世纪前，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1655）中就已出现了疑似“苗疆”的雏形。该图集贵州分省图的东南部群山之间有一片空白，上有一行细小的拉丁文标注“Plurimi in his montibus habitant Montani”，意为“许多山民居住在这些山里”。故上述结论略显草率。韩昭庆探究康熙《皇舆全览图》流传海外造成的西方人对中国疆域认知的成见，留意到图中被留为空白的“苗疆”对此后同谱系西方地图产生的影响，但未展开论述。[5]席会东梳理了明清中文舆图中所绘“苗疆”的历史脉络，不过并未对其他同样标绘有“苗疆”的耶稣会士地图进行探讨。[6]
图1《中国新图志》中的“贵州省图”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档号：CPL GE DD-2987[7252]）。
始于文艺复兴的西方所绘中国地图零星散见于各地图集中，但大多基于猜想且错误百出。[7]这一状况自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入华后逐渐发生改变，在华耶稣会士通过信札和论著向西方提供有关中国这一遥远而陌生国度的知识，地图正是其中一个重要载体。留欧的耶稣会士则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汇编，诞生了许多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也塑造了西方对中华帝国的早期印象。以往的中西交通史研究中，学界对耶稣会士有关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等论著的研究成果可谓丰富，但对民族地理认知方面的内容关注较少。本文主要通过耶稣会士著作和信札来追溯其所绘地图中“苗疆”的知识来源，探究西方早期对“苗人”这一族群的认知及其影响，并对西方苗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些误区进行驳正。
二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中的
“山民”和“化外之地”
中西交流古已有之，西方人亲身到达中国并留下文字记载肇始于13世纪以《马可·波罗行纪》为代表的几部游记，但受条件所限，文中对中国的认知粗略而模糊。16世纪起诞生了一批伊比利亚半岛人撰写的介绍中国的论著，但主要局限于其在中国沿海商业活动中的见闻，对中国内地知之甚少。[8]直到耶稣会士入华以后，西方才诞生了真正意义上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式著作。比卫匡国稍早到达中国的耶稣会士曾德昭（A.Semedo）在其《大中国志》（1643）中曾提到云南和贵州有被称为“土官”（Thu Quon）的群体，“有自己的首领和官吏，除他们的封号是被赐与外，一切均不依赖中国人”。[9]另一位与卫匡国有过直接交往的耶稣会士安文思（G.Magalhāes）在其《中国新史》（1688）中也有相似的记载，称“这些土司（Tùsú）手下的人民，和汉人说同样的话，尽管他们还有特殊的语言”，但未指明其族属。[10]至于地图方面，同时代的耶稣会士罗明坚（M.Ruggieri）和卜弥格（M.Boym）分别绘有中国地图集，但皆为未刊手稿，直到20世纪末才在罗马和梵蒂冈的图书馆中被人发现，且其中未出现任何与“苗”相关的内容。目前所见卫匡国以前来华的西方人著作、信件中，均未明确提到过有关“苗人”与“苗疆”的信息。
卫匡国于1642年到达澳门，其著作和来往信件表明他曾先后在广东、江西、浙江、南直隶、山东、北直隶、福建7省区活动。[11]1650年，他受中国耶稣会委任赴罗马教廷陈述“中国礼仪之争”的缘由。1655年他与荷兰制图商让·布劳（J.Bleau）合作，在阿姆斯特丹刊行拉丁文版的《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下文简称《新图志》），后于1658年返回中国，最终病殁于杭州。《新图志》是西方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集，很快就产生了法文、荷兰文、德文和西班牙文4种译本，在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735年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中的地图出版之前，《新图志》始终处于同类地图集中的领先地位。[12]
直至17世纪中叶，中国西南的云贵地区对于西方传教士而言仍是一片陌生之地。卫匡国本人并未踏足过贵州，他之前的传教士也没有到过此地的记载。意大利耶稣会士毕嘉（J.D.Gabi‐ani）在《鞑靼人入关后中国天主教之发展》（In‐crementa Sinicae Ecclesiae a Tartaris oppugnatane,1673）第21页写道：“截至1664年，我们的神甫进入了13个省，除了云南和贵州。”[13]因此，卫匡国对贵州的了解几乎只能通过间接的途径，其中最有可能的来源就是他在编纂《新图志》过程中所参考的中文文献。而他为何要单独标绘出贵州东南的“化外之地”，他当时是否已知晓“苗人”的存在？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意大利学者白佐良（G.Bertuccioli）等人于2002年出版的《卫匡国全集》（Opera Omnia）第3卷中推出了《新图志》的意大利文译注本（下文简称意译本），对其中一些人名、地名进行了初步的文本校勘工作，并指出卫匡国《新图志》的文本部分主要参考了《广舆记》，今梵蒂冈图书馆藏有卫匡国从中国带回并亲笔批注的《广舆记》晚明凝香阁刻本。[14]该书最初由陆应阳于1600年撰成，主要内容删改自《大明一统志》，初版无图。凝香阁刻本由阎子仪改编，补入16幅地图，皆摹自罗洪先《广舆图》，出版时间不晚于1626年。林宏利用卫匡国的手稿重构了《新图志》的绘制和城址经纬度推定过程，证实了《新图志》的地图部分也是以《广舆记》插图为母本绘制。[15]
阎子仪所摹的《广舆记》“贵州省图”与罗洪先《广舆图》中的原图并无明显差异，图的右下角即贵州东南部存在着大片空白区域，与《新图志》中所标注的“化外之地”范围相对应。在梵蒂冈图书馆藏《广舆记》“贵州省图”上，卫匡国留下了许多数字和拉丁文标注，其中一行批注位于图幅右下角空白处，但字迹模糊，难以确定其内容，需要结合《新图志》的文字部分进行窥探。
《新图志》“贵州省”一章先是对该省沿革、地理、户口、赋税等的概述，随后是对下辖8府、4州、4卫军民指挥使司（Cittàmilitari）和10卫所（Fortezze）的分别介绍。根据文本对比分析 可知，这一部分主体文字大多直接摘录自《广舆记》，主要按照“建置”“形胜”“山川”的顺序，另外加上卫匡国本人的一些解释性阐述。这些文本还见于差不多同时代的《皇舆考》《广皇舆考》等著作中，最早可上溯到天顺五年（1461）御制序刊本的《大明一统志》。
卫匡国在开篇写道，“这里住着许多尚未开化的人，他们不接受中国的法律和习俗，而是按照自己的法律自治，有着各自的首领。他们的进犯常常使附近农耕的汉人陷入困境，从而不得不与他们进行和谈或战争”。[16]这表明卫匡国已经认识到贵州少数民族聚居的情况，及其与汉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将这些族群统称为“山民”（Monticolæ/Incolæmontium），对应汉文文献中的“土人”“蛮”“夷”等称谓，与“中国人”（Sinis）加以区分。据笔者统计，“贵州省”一章中该词的出现多达10余次，此外仅在四川、湖广、广西3省各出现了1-2次。而在该书其他部分涉及对少数族群的代称时，则大多使用“野蛮人”（Barbaro）一词。《新图志》各章涉及对西南少数族群进行描述的府、州、卫所条目共24个，其中贵州13个，云南11个，广西3个，湖广2个。笔者从上述条目摘取有关文本进行翻译和对比分析，以探究卫匡国关于这些少数族群的知识来源及认知程度。由于篇幅所限，表1仅列举其要。
通过文本对比分析可得到以下认识：一是《新图志》有关西南少数族群的文字描述内容主要来自《广舆记》对应各府下的“形胜”“山川”条目。二是卫匡国几乎没有直接译出种类繁杂的“诸夷”族群名称，而是采取模糊处理的方式。从表1可知，《广舆记》原文中贵州的“犵狫”“洞”“苗”、广西的“猺”“獞”、云南的“百夷”等族称均未在《新图志》文本中出现。面对“云南府”条目下列出的20余种族群名称，卫匡国一笔带过，称“这里曾居住着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的名字大多不为人所知，我也就不提了”。[17]在“黎平府”条目下，他少有的将当地山民称为“Hiúnion”。但是据白佐良的意译本，“Hiúnion”当为汉字“凶顽”的音译，应该是卫匡国误将形容“夷性”的“凶顽”当成了族群称谓。总的来看，卫匡国《新图志》中对中国西南少数族群的介绍大体上仅限于对《广舆记》原文的翻译和简单描述，对其各自的特征和差异知之甚少。
应注意的是，卫匡国笔下的贵州“山民”是明显区别于其他省的少数族群的，并被视作相邻省份的祸患。在广西省“庆远府”的开篇，他写道“这座府的领土大部分被险峻的山脉所包围，并且毗邻着贵州省狂野、未开化的山民”。[18]在对四川省卫所的介绍中，他认为“这些要塞、军区的设置，尤其是在该省的南部，是为了对抗贵州省粗野的山民”。[19]此外在云南省“武定军民府”条目下，他还指出“这是一座由许多士兵把守的军事城市，因为它与贵州省相毗邻，山民袭击的危险迫在眉睫”。[20]“贵州省”一章共有16个府、州、卫所条目，其中13个出现了对“山民”的描述，几乎遍及该省全境。至于卫匡国为何特地在地图上标出贵州东南部与广西交界处的山民聚居地，目前缺乏更多文字资料，但可结合图面内容和同时代其他地图进行初步推论。
表1《中国新图志》译文与《广舆记》相关出处对比
说明：据[明]陆应阳《广舆记》（晚明凝香阁刻本）；Martino Martini,Novus Atlas Sinensis;Martino Martini,Opera Omnia,Vol‐ume.Ⅲ（Trento:Universita degli Studi di Trento,2002）整理。
图2 卫匡国批注《广舆记》手稿中的“贵州省图”
资料来源：梵蒂冈图书馆藏（档号：Barb.or.135.1456）。
首先，笔者认为不排除卫匡国受到同期中文舆图影响的可能。在他亲手批注的《广舆记》“广西省图”中，就出现了多处“猺”“狼”“蛮”等少数族群分布地。而这一特征在《广舆图》的“诸边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九边总图”中的贵州都司右侧标出了“贵州东西诸苗”，另有“麻阳图”一幅绘出了黔东北与湘西交界腊尔山一带的“苗疆”。此外，同时代还有专门描绘湖广、贵州交界“苗疆”的吴国仕《楚边图说》（1617）等，说明当时的边镇图对诸“苗蛮”的标注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其次，《广舆记》原图中贵州东南部与广西交界处的空白使他不得不在制图过程中加以修饰和补充。原图中贵州的都匀府、黎平府和广西的庆远府之间存在着大片空白地带，对应的正是当时还未纳入王朝版图的“生苗界”，除绘有两条并不准确的水道外再无其他地理内容，这就导致贵州、广西两省的省界难以拼合。卫匡国在制图过程中为了使两省省界相弥合，故将贵州东南范围进行了扩展，绘制山脉并添加注记以填充空白。
《新图志》“贵州省”一章中有段文字还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我的一个官员朋友曾跟随他被流放的父亲在这个省份度过了漫长的青年时期。我从他那里得知，在这些山脉中，有美丽而肥沃的山谷。河流多顺山谷流下，灌溉了该省的广大地区……”[21]即卫匡国曾向一位官员朋友打听到有关贵州的情报。故他从中了解到一些贵州的民族概况并加以关注，亦在情理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卫匡国在地图中标注了“苗疆”的雏形，但他对“苗人”的认知程度是极其有限的，并没有在西方引起太大的关注。直到1735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出版后，“苗人”这一族群才真正开始进入欧洲人的视野。
图3《中华帝国全志》中的“贵州省图”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档号：GED-10577）。
三
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中的
“苗人”和“苗疆”
《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下文简称《全志》）是在法国巴黎耶稣会学校任教的杜赫德根据1640年至1688年入华的27名耶稣会士发回的手稿和论著汇编而成的一部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前文提及的卫匡国也是其供稿人之一，提供了约100份稿件。[22]该书1735年巴黎初版第1卷和第4卷收入了50幅地图，除了城市地图7幅，以及广东沿海水路图与西伯利亚路线图各1幅外，其余的41幅均由法国著名制图家唐维尔主要根据耶稣会士带回欧洲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下文简称《康图》）为底本绘制而成，包括中国内地各省15幅、鞑靼地区12幅、朝鲜1幅、西藏地区9幅、总图4幅。附于该书第1卷的“中国与鞑靼、西藏总图”和“中国总图”中，在贵州与广西的交界处均有两处被标为“Seng-miaose”（生苗子）的地方，对应的正是《康图》中该区域的二处空白，而《康图》上原广西东北部的较小一处空白则在该书“中国总图”中被标注成“Tchoang-colao”（僮仡佬）。同样，该书“贵州省图”和“广西图省”上与《康图》对应的位置也作了相应的注记[23]，并绘制了山脉、河流等元素。
该书第1卷开篇介绍了中国历史地理概况和长城后，接着是对中国其他民族的介绍，其中一篇《苗子》（De La Nation Des Miao Sse）占据了6页的篇幅，分别阐述了“苗子”的含义、分布及其政治、军事组织形式，各地苗子的特征、习俗、来历、语言、信仰，以及汉人与苗子的关系等，系目前所见西方首次出现“苗子”（Miao sse）这一称谓的著作，文中对贵州的“生苗”（Miao sse non soumis）和“熟苗”（Miao sse soumis）着墨最多，堪称一篇信息量丰富的民族志。吴莉苇对其有简要译介，她认为负责测绘云贵的传教士在贵州接触过苗人，也从熟苗土官那里听说了很多关于苗人的知识，这些正是杜赫德叙述苗人有关内容的基本依据。[24]法国学者蓝莉（I.Landry）的研究证实了这篇《苗子》正是出自雷孝思（P.Régis）之手，其手稿今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25]
雷孝思出生于法国普罗旺斯，1679年进入里昂省阿维尼翁初修院，精通数学天文，是康熙帝为进行地图测绘而派白晋返回欧洲招聘的传教士之一，于1698年来华。自1708年开始参加《康图》的测绘，先后参与了长城、东北、直隶、山东、河南、江南、浙江、福建、台湾、云南、贵州、湖广等地的测量，是参与测绘的传教士中到过地方最多的。他通过信札将测绘过程中的见闻发回欧洲，为《全志》提供了44篇稿件。[26]《全志》开篇有关中国历史地理概况及其他民族介绍的稿件均出自其手笔。
与卫匡国从书本上得来的间接知识不同，雷孝思关于苗人的知识有很多是来自其于1715至1716年间在贵州省进行地图测绘的经历。除了参考大量既有文献资料外，他还十分重视实地考察及对当地人的访谈。杜赫德在《全志》序言中曾提到雷孝思和他的同事们关于地图测绘过程的自述：“为搞好这项工程，我们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方法。我们亲自踏遍了各省主要地区，我们参考了各县收藏的有关地理志和历史资料，我们一路访问了有关官员和办事人员，以及各地乡贤等地方人士……”[27]
《苗子》一文中有关贵州“生苗”的信息，正是雷孝思在当地测绘地图时调查得来的情报，诚如文中写道：“正是从这些熟苗官员口中，在那些省份进行地图测绘工作的传教士们得到了一些未被征服的苗子的情报……那些未被征服的苗子，被汉人称作‘生苗子’或‘野苗子’。”[28]此外，文中引人关注的是传教士们通过与苗人的接触，了解到了一个与汉人眼中的野蛮人截然不同的形象，认为苗人恰恰是诚实、勤劳和驯顺的，因为“他们非常忠实地归还了托付给他们的衣服，对自己该做的事总是想办法尽力去完成”。[29]可见雷孝思等在工作过程中或曾雇佣过苗人，并发现了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
通过实地勘测，传教士们厘清了当时还无法进入的贵州与广西交界处的“生苗界”范围，并将其在地图上留为空白。在《康图》成图并进呈御览后不久，不晚于1720年，制图者之一的杜德美（P.Jartoux）设法将初版木刻地图的副本寄送给他在巴黎的同事。地图一到法国，就被送到了杜赫德手里。此后，费隐（X.E.Fridelli）和雷孝思又相继寄回该图的初刻铜板、修正铜板、修正木板的副本，使图幅内容变得完整。1729至1735年间，受杜赫德之托的唐维尔对传教士带回的这些地图进行了改绘，作为《全志》中的插图，从此开启了《康图》在欧洲的流传。[30]
在唐维尔所绘制的地图中，贵州、广西、湖广交界处的“苗疆”不再像原图那样留作空白，而是代之以山脉、河流和注记，其“中国总图”的注记下方有注文“独立的野蛮人”（peuple sauvage et indépendant），“贵州省图”中的注文为“未被征服的山民”（peuple non soumis tout est montagne），“广西省图”中则注有“野蛮人”（peuple sauvage）。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广西东北部的“Tchoang-colao”注记对应的汉文应为“僮仡佬”，在我们今天看来并非“苗”的族属，但在当时耶稣会士的认知中并无太大差别。《全志》第1卷广西省“桂林府”条目下称，“此处几乎完全被居住在山区的野蛮人所包围。我已在前文对他们进行了描述，并对那些臣服于中国官员的和那些处于独立状态的进行了区分”。[31]正如雷孝思《苗子》一文所述：“广西的苗子则另有来历，他们臣服在世袭了许多世纪的土知府、土知县的管辖之下。这些土官原是汉人，其祖先跟随两位征讨交趾的将军来到此地，一位叫做伏波，另一位叫做马援。”[32]
成书后的《全志》于1735年出版发行，很快便风靡一时，并在整个18世纪不断被各国出版社盗印。该书的某些篇章和语句不断被同时代人所引用，成为同类有关中国著述中的佼佼者，乃至英国马嘎尔尼使团1793年前往中国时都随身带着《全志》。[33]《全志》中唐维尔的地图及雷孝思的手稿，首次为西方带去关于“苗人”的详细知识，在随后200年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
耶稣会士
“苗疆”与“苗人”有关知识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作为各自时代的佼佼者，卫匡国《新图志》和杜赫德《全志》承前启后，体现了耶稣会士关于中国地理知识的传承和发展，其有关
“苗疆”“苗人”的知识主要从两个方面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认知：
（一）耶稣会士地图上的“苗疆”标注产生的影响
卫匡国《新图志》首次出现了西人所绘“苗疆”的雏形，而杜赫德《全志》对“苗疆”的标绘更是深刻地影响了其后近200年间西方绘制的中国地图。自1735年唐维尔改绘的《康图》随《全志》出版后，很快便取代其他谱系的中国地图而成为主流。此后西方人所绘的中国地图，大都以其为参照，并且继承了图上对贵州、广西交界处的“苗疆”进行标注的特征。前述吴莉苇、韩昭庆文中曾例举德国国家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藏的7幅具有上述特征的地图，笔者进一步对欧美各藏馆所见西人所绘中国地图进行统计，发现同谱系的地图几乎无一例外的保留了这一特征。此类图幅甚多，略见表2所示，即便是1752年唐维尔本人所绘的亚洲地图、1753年欧拉（L.Euler）所绘的俄罗斯帝国地图这样的“洲际”地图中，仍可以看到中国西南腹地“苗疆”的踪影。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随着雍正朝开辟“苗疆”军事行动的完成，原先的化外之地被纳入统治，并设立了政区，这一变化也动态地反映在当时的地图上。据席会东的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雍正五年（1727）《雍正十五省总图》中仍保留着与《康图》一样的3处空白“生苗”区域，雍正六年（1728）《雍正十五省总图》中则仅剩贵州东南部的一处，而在雍正九年（1731）《雍正十五省与蒙古总图》中空白已然全部消失，反映了“苗疆”在国家权力的进入下走向消亡的过程。[34]而在清代三大实测地图中，尽管《雍正十排图》中的“苗疆”仍与《康图》一样保持空白，但到了《乾隆十三排图》中，这些空白处已被补绘上了山脉、河流及苗人聚居点等元素。
然而，中国疆域的种种变化并没有传到欧洲，西方人绘制的中国地图仍长期体现着《康图》上的疆域。韩昭庆曾对清朝疆域变迁未及时传播到欧洲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礼仪之争导致中西文化交流的停滞，使得西方对清朝的认识长期停留在清初水准。[35]直至1905年，一幅展示中国内地基督教团及其据点的地图仍保留着此特征。该图比例尺为1∶320万，使用晕滃法大致勾勒出了地形，画风精致，但在贵州与广西的交界处仍可见到两处“MIAO TZE”的标注，如图4所示。
表2 承袭康熙《皇舆全览图》中“苗疆”标注的西方地图举要
说明：据表中所列欧美各图书馆官网所公布的数字化地图整理。
（二）耶稣会士著作中“苗人”知识的流传和影响
杜赫德《全志》第1卷所收录的《苗子》一文系雷孝思据《康图》测绘过程中所获资料而作，是目前所见西方最早一篇对中国“苗人”的介绍，属于西方人类学中所谓早期民族志（early ethno‐graphic accounts）的范畴，美国学者何罗娜（L.Hostetler）在其著作中就曾加以引用。[36]但或许是由于未译成中文的原因，其尚未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许多学者认为西方第一篇关于“苗人”的文章是钱德明（J.Amiot）于1778年用法文所写。[37]实际上钱德明的文章不但并非最早，而且其所描述的对象也与我们今天所称的苗族相去甚远。
雷孝思之后，另一位耶稣会士巴多明（D.Parrenin）曾在1735年[38]致法国科学院德·梅朗（M.D.Mairan）的信中对他所关心的“苗子”相关问题进行答复，称“有关‘苗子’的问题，除了您已经阅读过的材料，以及还可以在杜赫德神父有关中国内地和鞑靼地区的书第1卷第53页中反复阅读的内容之外，我再无其他话可说”，接着他又对苗汉关系紧张的原因进行说明，“并非始终都是由于粮食的缺乏，才使苗子们从简陋的藏身处走出来，而更多的是对管理民众的小官吏们的欺诈行为进行报复……”[39]可见雷孝思关于“苗子”的报道随《全志》出版后，随即引发了欧洲上层精英的关注。这封信后来被杜赫德收录到《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Lettresédifiantes et curieuses，écrites des missionsétrangères）中。
图4 A Map of China:prepared for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局部）
资料来源：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档号：G7821.E424 1905.C5 vf）。
钱德明是继雷孝思、巴多明后又一位对苗人进行介绍的耶稣会士。上文提到他那篇关于“苗人”的文章源自1776年9月12日写给法国国务大臣伯尔坦（M.Bertin）的信，标题为《关于1775年苗子的投诚》[40](Lettre sur la réduction des Miaotsée,en 1775），讲述的是乾隆朝第二次平定大小金川的战役，文中所谓的“苗子”实际指的是大小金川土司，按当今划分标准应属藏羌族群。这封信后来被收入1778年出版的《中国杂纂》[41](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les sciences,les arts,les mœurs et les usages des Chinois）第3卷，随后附有一篇《关于征服苗子的其他报道》（Autre Relation de la conquête du Pays des Miao-Tsée），同为对第二次大小金川之役的报道，过程描述比钱德明的更为详细，但没有署名。1819年于里昂再版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也补充收录了此文，同样没有署名，中译本标题作《1777年一位在华传教士致某先生的事》。[42]但据费赖之（L.Pfister）的著作，这篇报道实为耶稣会士晁俊秀（F.Bourgeois）所作的《将军阿桂平苗记》（Relation de la révolte des Miao-tse,de la conquete du pays par le general A-koei）。[43]此外，另一名耶稣会士汪达洪（Ventavon)1775年的一封信中也简要提到了“皇帝对金川苗子的战争即将结束”。[44]在他们的报道中，大小金川土司都被称作“苗子”，与同一时期中文文献所称的“金川苗”相对应，说明“苗”在当时还是对西南山区不臣服于中央王朝的少数民族的泛称，反映了这一族群称谓的历史演变过程。
在杜赫德《全志》出版的50年后，另一部关于中国的百科式全书《中国通典》（Description generale de la Chine）于1785年在巴黎出版。该书作者格鲁贤（G.A.Grosier）与杜赫德同为法国耶稣会士，同样一生都未踏足中国，其资料来源同样是耶稣会士的信札和论著，主要在杜赫德《全志》的基础上进行重新编排和提炼，同时特别补充吸收了《中国杂纂》里在华传教士们带来的关于中国的新知识。[45]该书卷2“其他臣服于中国的民族”一章中同样有《苗子》一文，系对《全志》中《苗子》一文进行删节的基础上，加入了前文所提及的巴多明、钱德明等神父信札中的一些相关内容。
自18世纪至近代，耶稣会士论著中的知识几乎构成了西方了解中国“苗人”的唯一来源。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门户的打开，以《百苗图》为代表的各种官私编绘的“苗蛮图”（Miao albums）开始流传海外，与耶稣会士的知识一起，塑造了西方人眼里早期“苗人”的形象。在19世纪以后来华的传教士有关苗族的报道中，耶稣会士的影响无处不在。如1831年《广东杂志》中的一篇文章[46]、1861年雒魏林（W.Lockhart）的文章[47]中均引用了前述钱德明的信札。至20世纪初法国传教士萨维纳（F.M.Savina）作《苗族史》（Histoire des Miao,1924）时，仍在其书第2章“历史上的苗族”中几乎原封不动地转载了《全志》和《中国杂纂》中的相关文字[48]，其母本即雷孝思、钱德明、晁俊秀的信札。
乃至当代，西方一些学者在撰写苗族史时，仍然继续引用钱德明的信札，把大金川土司索诺木（Sonom）当成是苗王，并把这场战役视作汉人对苗人的镇压。[49]这或许正是造成有的国内学者把海外苗学的起源上溯到钱德明的原因。直到2005年，美国学者鄢华阳（R.Entenmann）才撰文纠正西方长期以来在苗族史叙述中存在的这一误区。[50]
五
结语
如前所述，从卫匡国到杜赫德，耶稣会士对中国南方山地族群的认知经历了从“山民”到“苗人”的深化过程，实现了从对中文文献的介绍描述到早期民族志的转向，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康熙《皇舆全览图》规模空前的地图测绘活动，为耶稣会士深入观察和了解中国内地提供了一个契机，也促成了中西方制图学与民族志撰写的早期互动。参与地图测绘的耶稣会士通过信札发回第一手资料，首次为西方带去了这一族群的详细知识。此后，伴随着“礼仪之争”和禁教政策，西方人在中国活动受到极大限制，对中国内地族群的认知也陷入了长期停滞。
自地理大发现时代以后，西方的制图学和民族志撰写随着大量对世界范围内“他者”族群刻画的实践而逐步向着学科化发展。在中国，随着王朝国家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文献和舆图中对非汉族群的描述也在对传统的继承下变得不断丰富。耶稣会士有关“苗疆”和“苗人”的知识体现了二者的交流与融合：一方面深受中文传统文献的影响，其认知中的“苗人”仍囿于明清中文文献中“诸苗”的范畴，包含了当时南方山区的“化外”诸族群，如贵州的“生苗”和“熟苗”、广西的“僮仡佬”、四川的大小金川土司等；另一方面又在对各地“苗人”的描述中表现出注重实地考察、系统化等新特征和趋势。
正是耶稣会士带去的知识开启了西方对中国苗族认知的起点，并在此后200余年产生了重大影响。时至今日，许多海外苗学研究学者由于不了解早期耶稣会士对这一族群认知的局限及原因，仍存在把“苗人”（The Miao People）这一历史概念与今之“苗族”（The Hmong）不加区分而混淆使用的现象，这是亟须拨正的。值得关注的是，耶稣会士的报道除了苗人外，还包括鞑靼人、吐蕃人、倮倮人等族群。对其深入挖掘，从知识史的角度厘清早期中西方交流中有关知识的产生、传播和环流，有助于丰富当下中西交通史和民族史的研究，也可为探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演进提供一个新视角。
按：韦凯（1991—），男，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自然地理、地图学史。原文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3期。图片来源于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