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胜 | 由“永历入缅”叙事文本演变看边疆地区的王朝认同与国家认同

1644年，清军入关，明朝宗室在南方相继成立了多个小朝廷，永历朝廷是其中的最后一个。1658年年底，永历朝廷在清军的逼迫下从云南逃往缅甸，四年后永历帝朱由榔被清军捉回昆明处决。学界关于“永历入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入缅”的背景、原因及影响【参见李伯重：《小问题，大历史：全球史视野中的“永历西狩”》，《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此外，南明史或明清云南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对“入缅”问题也有一定涉及。关于南明史，参见谢国桢、顾诚、南炳文、司徒琳等学者的同题专著。关于“入缅”的原因与影响，关于明清云南的历史地理，参见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然而，永历“入缅”虽然只是发生于清初的一段史实，但永历“入缅”叙事则有着一个较长时段的演变过程。如果将目光从清初延展至清末民初，我们就会发现“入缅”的相关文本不断延绵辗转，推陈出新，形成与有清一代相始终的四阶段叙事。四个阶段叙事主体分明，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对“入缅”叙事及其文本演变过程，学界尚无人关注。本文旨在通过耙梳文献，从不同阶段的叙事主体如何建构、改订、发展及重构叙事入手，考察“入缅”叙事的文本演变过程，揭示“入缅”叙事主题的变迁，特别是后期叙事者从王朝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变。

最早的“入缅”叙事由三部著述组成，即邓凯《也是录》【邓凯：《也是录》，于浩编：《明清史料丛书续编》第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另国家图书馆编：《稀见明史史籍辑存》第15册，线装书局2003年版。两部丛书所收《也是录》均为国家图书馆藏《明季野史杂钞》本，后一丛书目录将“也是录”误为“世是录”。《也是录》主要记载“己亥”（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以后事。全祖望在《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九《题也是录》中记载：“邓都督《也是录》质实无虚语。”《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4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吕振宇认为国图藏《明季野史杂钞》本《也是录》为足本，包括刘茝《狩缅纪事》在内，“无一不是直录或转引《也是录》”。吕振宇：《简析邓凯和〈也是录〉》，《清史研究》2013年第2期。】、刘茝《狩缅纪事》【刘茝：《狩缅纪事》，丁红校点：《狩缅纪事·明末滇南纪略·安龙逸史·皇明末造录》，“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该本以浙江图书馆藏之抄本为底本。高国强认为“浙图本”与“国图本”之《狩缅纪事》均为善本。高国强：《〈狩缅纪事〉概说》，《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按，对勘《也是录》与《狩缅纪事》，后者关于朱由榔入缅关之前及押回昆明之后的叙述远较前者丰富，并不能说《狩缅纪事》“直录或转引”《也是录》。】、杨德泽《杨监笔记》【参见杨德泽：《杨监笔记》，《中国野史集成》编委会、四川大学图书馆：《中国野史集成》第34册，巴蜀书社1993年版。】。作者均为永历朝廷遗民。邓凯与刘茝是朱由榔陪臣，杨德泽为后宫宦官。《也是录》自叙介绍，邓凯为江西吉安人，官至永历朝右军都督府都督同知，扈从朱由榔一路逃入缅甸，并一同被清军捉回云南。朱由榔死后，邓凯在昆明出家为僧。刘茝，籍贯一说为蜀人，一说为滇人，朱由榔死后留居云南【高国强的《〈狩缅纪事〉概说》引乾隆《富顺县志》，认为刘茝为蜀人。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一六八《艺文志·记载滇事之书》（第1页）、卷一六九《艺文志·滇人著述之书·史类》（第12页）均著录刘茝《狩缅纪事》；卷一七〇《艺文志·滇人著述之书下》（第10页）则著录有刘茝《爱莲轩集》《乌私泣集》，谓其为滇人。刘茝或出生于四川而终老于云南，川滇方志各有侧重。】。清初安徽桐城人方孝标曾游云南并与刘茝会面，听其讲述永历旧事[1]287，289。《杨监笔记》自叙杨德泽祖籍湖北麻城，孩童时流落云南，八岁净身入宫。从其为朱由榔母亲、女儿送终的记载来看，杨德泽最后很可能陪同其去了北京。考虑到三位作者与永历朝廷的关系，三部撰述的绝大部分内容当为作者亲见或亲闻。这三部撰述建构了“入缅”叙事的基本框架以及朱由榔的仁君形象。这一时期的“入缅”叙事，也可被称为“狩缅”叙事。

（一）遗民叙事中明朝末帝的艰难“狩缅”

顺治十五年（1658年）十二月初八，清军占领贵州安龙，进逼云南。在短暂的“幸蜀”还是“幸缅”犹豫之后，十五日，朱由榔逃离昆明。二十日，朱由榔逃离楚雄。二十一日，李定国弃守昆明。二十四日，朱由榔逃至赵州。顺治十六年正月初四，朱由榔逃至永昌，四十天后，“清人犯玉龙关，巩昌王白文选败走，直入永平冲漾碧，上仓卒移幸”，同年二月十五日【刘茝：《狩缅纪事》，第6页。顺治十六年二月即永历十三年闰正月，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二日丁亥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6页。顺治元年七月，清廷决定于次年颁行“时宪历”，而永历朝廷仍然沿用旧历。】，朱由榔逃离永昌。此后李定国在潞江（今怒江）磨盘山伏击清军失利，朱由榔于二十五日逃至盏达土司。二十六日进入缅关，二十九日抵达缅甸蛮莫【刘茝：《狩缅纪事》，第6、7页。邓凯《也是录》第262页没有记载二十六日抵达何处，但称二十八日所入为铜壁关且被缅人缴械。另据杨德泽《杨监笔记》第564页记载：“这里就是到外国的总路，地名铜皮关，往前还有六关。”“此处只有三条路，一条是往孟艮去的，一条路是通交趾且有大江之隔，一条路是入缅甸去的。”可见，铜壁关距离缅关较远，此处缅关非为铜壁关，当为铁壁关。】。此后，朱由榔在缅甸寓居两年。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清军兵临缅都阿瓦城下，缅甸交出朱由榔。康熙元年（1662年）三月十二日，朱由榔被押回昆明。四月二十五日，朱由榔被杀。六月，李定国病死【刘茝：《狩缅纪事》，第20、21页。朱由榔被押至昆明的日期，邓凯《也是录》第283页记载为三月十三日。朱、李之死，《也是录》《杨监笔记》失载。返昆之后，邓凯被清军与朱由榔分开，杨德泽一直侍奉朱由榔之母。参见邓凯：《也是录》，第283页；刘茝：《狩缅纪事》，第20页；杨德泽：《杨监笔记》，第571页。】。

从昆明入缅，朱由榔基本是一路奔逃，除在永昌喘息四十日之外，前后两段几乎马不停蹄，日夜兼程。逃离昆明时场面凄凉：

只见省城内外老少人等拈香随辇，遮道而哭要随驾上永昌去。皇上见时大哭曰：“尔等俱宜回去。俟中兴之日，再与尔等相会。此还是我贻害了你众百姓了。”这些老少闻言，哭声震地，恋恋不舍。[2]556

此般情形，在《杨监笔记》中随处可见，给人印象是朱由榔虽为亡命但不失为仁厚之君【笔者认为朱由榔哭劝随行百姓的举动，恐怕也不无担心人群聚集影响自己逃命的考虑。】。为逃入缅甸，朱由榔在缅人要求下，竟荒唐地下令全体缴械[3]7，这为其在缅甸的悲惨命运种下了祸根。此后两年，整个永历朝廷及官员家眷在缅甸生活颠沛、任人宰割。

作为永历朝廷的军事统帅，晋王李定国承担着抵御清军、护卫朱由榔的重任。朱由榔逃离沿途，李定国一共部署了三次阻击战，却屡战屡败。逃离昆明时，李定国“令总兵王惠带三千人马去守草铺，又令总兵潘融带三千人马在丰禄县镇守，又令左路将军窦名望带五千精兵在此镇守”，“又令副将王镇带五百能走的步兵藏在安宁州探听清兵的消息”[2]557。朱由榔于十二月十五日逃离昆明，不到一周，李定国就于二十一日弃守昆明。清军进攻大理玉龙关，李定国命白文选抵抗，不敌，败走。腾冲磨盘山伏击清军，李定国仍然大败[3]6。据《杨监笔记》记载，李定国听闻伏击失败、老将窦名望阵亡时，“大叫一声，晕死在地”[2]563。此后朱由榔进入缅甸，李定国只得引军游击于滇缅边境，无力回天。

当朱由榔被捉回昆明之后，《狩缅纪事》有一段清军满洲八旗一部欲挟朱由榔自立的记载：

时满洲有甲喇章京，少年骁勇，阴连满人之壮健者，自称平汉王，刻印缮装，乘城中演戏，约以戏场举事。欲先入王府，然后刦上驾入秦，尽杀汉中大营，故以平汉为号，已布置定妥。会章京性颇严急，有小子过犯，扑责将毙，置之马房，小子乘夜走出，报与白旗卓固山。擒章京以下共十一人。[3]20

《也是录》与《杨监笔记》对此均无记载，但《杨监笔记》有一段关于清军将领爱星阿在缅甸“朝见”朱由榔的记载[2]570。康熙三十年成书的《云南通志》只记载“四月，官兵厄儿特洒出等谋叛伏诛”[4]94，未将其与朱由榔加以联系。不过，五年后成书的《云南府志》则记载：“吴三桂送永历至省，人心未定。正蓝旗章京厄儿特乘机同本固山邵尔代、牛录下洒出莽出纠官兵录间色对等割辫为号，约初二日谋反，往汉中立厄儿特为王。机泄，吴三桂、爱星阿、卓罗擒获逆党，请旨正法。”[5]部分清军谋叛之事当属可信，《狩缅纪事》将清军谋叛与朱由榔嫁接一处，突出其“仍为天子”的立场，表明永历遗民虽已入清，但仍效忠前明。

对于朱由榔、李定国之死，三部撰述中只有《狩缅纪事》给予了记载且笔墨较多。朱由榔死于四月二十五日，“是日辰时，天气晴明，巳时忽然霾暗，大雷雨。滇人如丧考妣，罢市哀恸。各街士民假称丁艰丧服，半皆缟素”[3]20。六月，“上被执音至，晋王大哭撞胸，郁郁成疾。是时通营马死几半，晋王乃具表告上帝云：‘大明数尽，何必死马死兵，但当绝臣一人，则数万人星散矣。’次日即抱病不起”。“十七日薨。”[3]21《狩缅纪事》对李定国评价两分，先借滇人议论之口高度肯定李定国之死“大有田横之风，不若白文选束甲来降，气节扫地”[3]21，接着直指“晋王误国之罄，即一死但可赎其半尔”[3]22。

（二）遗民叙事中明朝末帝的仁君形象

叙事建构之后，拥有前明遗民心理的文人，在朱由榔陪臣“狩缅”叙事建构的基础上，展开了进一步的补充与扩展，特别是对朱由榔，着力刻画其仁君的形象。有着强烈抗清情结的广东番禺人屈大均撰《安龙逸史》，在《杨监笔记》的基础上增加了“途经碧鸡关”【碧鸡关位于昆明城西，是“入缅”必经之地。】的说法。

上至碧鸡关，见兵民塞路不前，哭声震动天地。上谕住辇，起立，手扶天波左肩，回顾城中宫阙，挥涕曰：“朕行未远，已见军民如此涂炭，以朕一人而苦万姓，诚不如还宫死社稷，以免生民惨毒。”谕毕大哭。天波俯伏奏慰，定国飞骑亦至，共慰上怀，请御辇前发，以慰众心。上不得已就辇，然从行人众。【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丁红校点：《狩缅纪事·明末滇南纪略·安龙逸史·皇明末造录》，“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9页。屈大均（1630—1696）生平参见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前言第1—8页。按，《屈大均全集》未收录《安龙逸史》，或系编撰方不认为其为屈大均所作。】

《安龙逸史》还多出了一段李定国“保护仓廪”的叙述：“时秋粮已征贮，定国谕各营不得毁其仓廪，恐清师至此无粮，徒苦我百姓。”同书紧接其后的“或曰上谕晋王，令勿烧毁也”[6]118一句则暗示朱由榔宅心仁厚。佚名的《明末滇南纪略》进一步暗示毁仓动议之人为巩昌王白文选，接着描述了一番李定国当时的心理动态：

晋王于十二月十六日回至省城，与巩昌王等议，欲烧仓廒朝堂府署，惟留一空城。晋王云：“我等到云南十余年，也作践百姓勾了，若不留下仓粮，深为民累。”于是不烧仓廒官署，謄城而去。【佚名：《明末滇南纪略》“西走缅甸”，丁红校点：《狩缅纪事·明末滇南纪略·安龙逸史·皇明末造录》，“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1页。该书作者不详，成书时间不详，题“海宁三百二十甲子老人校录”，以“帝”称朱由榔。】

对于朱由榔之死，后出遗民撰述不仅沿用《狩缅纪事》的方式，以天气突变烘托悲情，更增加了“二龙西逝”的场景。胡钦华《天南纪事》记载：“时日在禺中也，大风四起，黄霾蔽天，俄而雷雨大作，平地水高尺许。云中若两龙蜒蜿西逝。”【胡钦华：《天南纪事》卷下，于浩编：《明清史料丛书续编》第8册，第262页。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外二种）》“旧钞本天南纪事跋”第47页及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天南纪事一卷”第549页对该书评价颇高。胡钦华曾为永历朝佥都御史，巡抚湖广，明亡后隐居湖南黔阳（今湖南洪江市）。】署为“旧京孤臣金钟编辑”的《皇明末造录》记载：“是日晴天无云，忽霹雳大震，云雾塞天，大雨，平地水深三尺，滇人老稚悲恸。”“共见有黑白二龙上腾天际云。”【金钟：《皇明末造录》卷下《入缅纪略》，丁红校点：《狩缅纪事·明末滇南纪略·安龙逸史·皇明末造录》，“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该书题为“皇明”，署“旧京孤臣金钟编辑，海滨遗民童本削定”，遗民色彩跃然纸上。永历时，金钟曾为官河南道御史。参见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皇明末造录》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64—565页。对于朱由榔被捉回昆明后有清军欲挟为叛的记载，《皇明末造录》第165页在《狩缅纪事》的基础上对人数予以了数百倍的夸大：“逆贼吴三桂营中，有割辫欲讨贼反正者万人。”】《行在阳秋》则增加了朱由榔太子痛骂吴三桂的情节：“黠贼！我朝何负于汝，我父子何仇于汝，乃至此耶！”【戴笠：《行在阳秋》卷下，《三朝野记》，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304页。本书为上海书店据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复印。《行在阳秋》对于永历朝廷入缅的过程记叙较为详细，作者一说为戴笠，一说为刘湘客。《三朝野记》在目录里将作者系于戴笠，该册的序言又称：“傅以礼则说是吴湘客。惟书中纪五虎事对于湘客颇多贬词，果湘客所著，似不应尔。是书真正著者究为何人，只好暂时阙疑了。”此处“吴湘客”为“刘湘客”之误。参见傅以礼撰，李慧、主父志波标点：《华延年室题跋》卷上“行在阳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页。戴笠另著有《怀陵流寇始终录》，见于《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41、442册，前明遗民色彩鲜明。《行在阳秋》均以“上”称朱由榔，无论其作者为谁，均可确定为前明遗民所撰。】

朱由榔死后，《狩缅纪事》记载李定国焚表告天，不久抱病而卒。《皇明末造录》则称其绝食而死：“六月二十七日，晋王李定国闻驾崩，不食数日，卒于猛腊。”[7]《入缅始末》的描述则更为详细，当闻知永历帝及太子被清军执回云南，李定国仍图谋营救：

会定国营中人马病死日甚一日，定国乃斋戒作表陈：“生平行事，继反正辅明，皆本至诚，何皇穹不佑，致有今日。祷于天，若明祚未终、皇上可救，乞顺某所为、车马无灾，俾齐心努力出滇救主；如果大数已定，皇上无救，乞赐某一人早死，无害此军民！”五月十五日焚表，六月十一日定国生辰，是日病作，旋闻行在及太子遇害，仰天大恸，病遂笃。

二十七日夜，定国卒。

【佚名：《入缅始末》，于浩编：《明清史料丛书续编》第5册，第225页。《入缅始末》第224页有“自铜壁关入缅事悉载邓凯《也是录》”之语，可知该书成于邓凯《也是录》之后。】

在“狩缅”叙事中，永历帝朱由榔无疑是中心人物，晋王李定国则与朱由榔构成了一个“双星系统”。朱由榔逃亡山穷水尽，李定国护驾回天无力。这些撰述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个画面，无不呈现永历遗民对“皇上”朱由榔的无限哀思。叙事者效忠的王朝——明朝虽已不复存在，但仍刻印于前明遗民心中。

（一）清廷改订叙事及其对民间的影响

“入缅”叙事属于清朝国家“前明”历史撰述的一部分。清朝甫一入关，即于顺治二年提出修撰《明史》之议。清朝官修《明史》前后用了近百年，数易其稿，才于乾隆四年（1739年）最终完成【吴航所著《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第二章第87—141页“清朝官方的南明史撰述”对清朝官修明史的过程有详细论述。】。在官修《明史》中，明祚终于何年以及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如何定位是重大问题。清朝官方长期坚持“明亡于流寇”及“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立场【参见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将明祚终结断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虽然此后乾隆皇帝将明亡时间后推一年至弘光元年（1645年），但对于朱由榔的态度，清廷不仅始终未承认其所谓前明天子地位，甚至对于其“藩王”的地位，还有一个从“特殊藩王”降为“普通藩王”的过程。“关于南明帝王史事，由最初讨论为依据《宋史·瀛国公纪》体例，附于《崇祯帝本纪》论赞之末，到独成《三王传》，附于《诸王列传》之后，而最终改置于其始封诸王之末。”[8]不仅如此，《明史》仅在第一次提及朱由榔时称其“崇祯时，封永明王”，之后直书“由榔”“走缅”，记载非常简略[9]。清廷不能容忍前明遗民将朱由榔尊为正统天子的做法，遗民的“狩缅”叙事也就在清朝一方变成了“走缅”叙事。

一开始，民间叙事者似乎对清廷这一政策尚无意识。刘献廷的《广阳杂记》记载了早年居滇后流寓衡阳且“知滇事最详”的吉坦然的口述，其中对朱由榔有一番描述：

永历面如满月，须长过脐，日角龙颜，顾盼伟如也。

是日天极晴朗，忽有黑云起，风雷交作。城外里许，有金汁湖，在归化寺侧，民储水灌田者也。有龙出于中，蜿蜒升天，头、角、爪、牙皆见。【刘献廷撰，汪北平、夏志和标点：《广阳杂记》卷三“吉坦然”，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0—141页。“吉坦然，江宁人，流寓衡阳。其尊人扈从永历帝上云南，坦然时尚少，亦随之往。甲午开科中式，授大理府云龙州知州，后改授姚安府姚州知州。清兵至，投诚，授蒙自县知县。坦然随其父往来于迤东迤西诸处，知滇事最详。后出滇，流寓粤东，移衡阳焉。余问以滇中诸事，坦然多目击者。”】

刘献廷性情疏阔，在妻子张氏去世后，“慨然欲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博采轶事”。刘当于此时前往湖南，得闻吉坦然所言【参见《广阳杂记》来新夏前言第1页及正文第2页北平王源撰《刘处士墓表》。】。温睿临在《南疆逸史》中记载：“帝丰颐伟干，貌似神宗而性恶繁重，亦颇似之。无声色玩游嗜好，不饮酒。虽不甚学而喜闻讲论忠义，事两宫尽孝。蒙难之日，暴风雷雨，昼晦。”[10]《南疆逸史》一书，系温睿临在万斯同的提议之下撰成，写作和成书年代在万斯同逝世之后，约当康熙后期【温睿临生平参见《南疆逸史》前言。吴航《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第四节“温睿临与《南疆逸史》”第178—195页，对温书作了专门考察。】。刘献廷《广阳杂记》成书早于温睿临《南疆逸史》，但后者对朱由榔的描述，未采用前者所收之吉坦然口述，抑或温氏写作时未见及刘著。刘献廷、温睿临二人未受清廷迫害，但庄廷鑨、方孝标、戴名世等却受害惨烈【相关狱案，可参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二《江浙两大狱记》，《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429册，第672—673页。】。戴名世《南山集》案系受方孝标《滇游纪闻》一书所牵连【吴航有专门论述，参见吴航著：《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40页。】。他们只是没有“政治敏感性”而已，并非真的有意要去“尊明”“抑清”甚至“反清”。刘、温二人均曾供职清廷明史馆，二人虽未全然服从清廷政策，但也谈不上有什么遗民情结。

但是，清廷通过延续四朝的文字狱对“尊明抑清”的私修前明撰述及其作者进行摧残，必然会对清代私人撰述者造成影响。我们能看到，虽然清代前期出现的一批关于“永历入缅”的撰述的成书时代与遗民撰述重叠，但其立意则截然不同，不仅将笔墨主要着墨于“入缅”具体过程的补叙，在年号、尊号的处理以及叙事的态度上也与清朝官方政策相吻合，即前明君主“狩缅”变成了前明藩王“走缅”。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明季南略》《续编绥寇纪略》和《劫灰录》【计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点校：《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该书脱稿于康熙十年，其卷一五《吴三桂率清兵取云贵》简略记述顺治十五年至十七年事。该点校本的底本为原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清初旧抄足本。叶梦珠：《续编绥寇纪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9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该书卷四《缅甸散》记述了“永历入缅”过程。据其自序可知，该书成书时间最晚不超过康熙二十七年。冯甦：《劫灰录》，《中国野史集成》编委会、四川大学图书馆：《中国野史集成》第34册，巴蜀书社1993年版。冯甦，浙江临海人，顺治十五年进士，曾在云南任职。《劫灰录》之“永明王僭号始末”“亡国诸人事考”所记内容与“永历入缅”有关。】。

顺治十六年正月初三，即朱由榔驻跸永昌的前一天，“三桂收复云南”[11]478。初八，“三桂克取罗次”。此后，清军未有穷追，而是在滇东停留了一个月，稳定局势，“移檄远近，招抚云贵之未降者”[12]137。顺治十六年二月初二，清军吴三桂部自罗次挥师西进。初十，大兵“追败王国勋兵于普淜。十五日，至大理之玉龙关，白文选、张光翠、陈胜等俱战败”【冯甦：《劫灰录》，第324页。《劫灰录》当系沿用《皇明末造录》卷下《入缅纪略》第155页的记载，但《劫灰录》称清军为“大兵”，《皇明末造录》则称之为“贼兵”。】。大理府与永昌府接壤。朱由榔闻讯于十五日撤离永昌。十八日，吴三桂同征南将军进入永昌，“士民焚香手额。抚毕出城，戒无侵扰，即严师前进”。“二十四日，取腾越州。二十五日，过南甸，追至孟村，离腾越百有十里，为云南迤西尽界，外即三宣、六慰、缅甸。三十日，振旅班师。”[11]479。二十五日当天，清军与永历朝廷仅相距二百里。假如清军加快行军速度，加大军事压力，或许朱由榔在进入缅关之前就会被清军擒获。与前明遗民的叙事视角不同，清人叙事明显是清军追击穷寇的视角。

对于朱由榔之死，清人叙事或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明季南略》仅记：“缅人遂执永历及其母太后等，并从官家口献军前。”“未几，定国死于景线，云南悉平。”[11]483完全回避了朱由榔之死及其死况。《续编绥寇纪略》记载：“四月二十五日，同太子皆遇害。是日昼晦，大雷烈风，雷雨交作，滇人异之。”[12]143《续编绥寇纪略》所记信息略详，但与遗民的仁君叙事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

（二）民间叙事文本的“改窜”与回避

清廷意识形态的另一个影响是所谓“改窜”文本的出现。《劫灰录》与《见闻随笔》的互文关系争议不断。刘献廷称：“《劫灰录》，乃冯甦所著。”[13]《见闻随笔》收有三篇序文，均称该书为冯甦所撰，其中毛奇龄在序中称：“《见闻随笔》者，司寇冯先生所著书也。”【冯甦：《见闻随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56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3页。按，毛奇龄卒于康熙五十五年。】叶廷琯疑撰者为方以智、钱澄之之辈【叶廷琯：《吹网录》卷四“劫灰录补注跋并撰人辨”，《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63册，第54—56页。按，方、钱二人均为安徽桐城人。】，傅以礼认同叶廷琯所言[14]，但朱希祖则认为《劫灰录》袭自《见闻随笔》下卷【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外二种）》“见闻随笔跋”，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3—54页；“劫灰录跋”，第54—56页。】。谢国桢判断“此二书恐系一书而析为二者”[15]547。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则与朱希祖正好相反，该所在其点校出版的《野史无文》前言中认为“珠江寓舫偶记的《劫灰录》”，“曾被冯甦收入《见闻随笔》作为下卷”【郑达：《野史无文》，“晚明史料丛书”，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页。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表述来看，似将“珠江寓舫”与冯甦视为二人。】。《见闻随笔》卷下《永明王始末》《沐天波》《李定国》等传，内容与《劫灰录》之《永明王僭号始末》《沐天波传》《李定国传》基本相同，后者则多出《大临始末》《舟山始末》《延平始末》三传。《四库提要》称：“国朝冯甦撰，甦有《滇考》，已著录。”“盖时方开局修《明史》，总裁叶方蔼以甦久宦云南，询以西南事实。因摭所记忆，述为此编，以送史馆。毛奇龄分纂《流寇传》，其大略悉取材于此。”[16]无论如何，《劫灰录》与《见闻随笔》当为同出之书，而《见闻随笔》为呈清廷明史馆所用。

《安龙逸史》与《残明纪事》也是一对重要的互文撰述。二书内容几无二致，当为同出。《安龙逸史》的序称：“初得《也是录》，既序而识之矣。兹以避兵武阳，复睹《安龙逸史》一书。”[6]76《残明纪事》的序称：“初得《也是录》，既序而识之已。兹避兵阳武，复得《残明纪事》一编。”[17]郭影秋认为《残明纪事》原为屈大均《安龙逸史》，“由王渔洋改窜而成”[18]。谢国桢认为《安龙逸史》当系屈大均所撰[15]558，并认同郭影秋的看法[15]570。吴航认为《残明纪事》上交清廷明史馆时，为王士祯所篡改【吴航：《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2页。按，王士祯，号渔阳山人，世称王渔阳。】。《残明笔记》与《安龙逸史》在王朝认同上差异明显，《残明纪事》称朱由榔为“王”，清为“大清”，《安龙逸史》则分别将他们称为“上”与“清”。

不仅有一书改为另一书，还有杂合多书“改窜”为一书的情况。邵廷采编撰的纪传体《西南纪事》【参见邵廷采：《西南纪事》，《中国野史集成》编委会、四川大学图书馆：《中国野史集成》第32册，巴蜀书社1993年版。】，篇目与《劫灰录》《见闻随笔》相似，但该书卷十《李定国传》与本文第一节提到过的《入缅始末》的内容基本相同。邵廷采生于顺治五年，《西南纪事》成书当在康熙中期。《入缅始末》较《西南纪事·李定国传》多“自铜壁关入缅事悉载邓凯《也是录》”[19]一语。据此可知，《入缅始末》成书于邓凯《也是录》之后，而后又被邵廷采改为《西南纪事》之《李定国传》。《西南纪事》将清朝称“大清”，抬格，《入缅始末》为抄本，只称“清”，无抬格。二书“改窜”路径所见之清朝国家政策的影响亦十分明显。

不书写也是一种书写。康熙三十年至四十年之间修撰的《云南通志》及《云南府志》【康熙《云南通志》卷三《沿革大事考》，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云南》第1册，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康熙《云南府志》卷五《沿革》，林超民等编：《西南稀见方志文献》第23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虽有朱由榔入缅史事，但记载十分简略。康熙《永昌府志》仅附记有“缅甸死节烈女十一人”事[20]1033。至于南明遗民建构“狩缅”叙事的三部撰述，《云南通志》《云南府志》及《永昌府志》中的“艺文志”，则完全没有收录。

（三）清朝中后期官方对叙事钳制的放松

清朝在进入乾隆朝之后，早已成为以大一统为己任的华夏正统。康熙帝禁谈夷夏，雍正帝颁布《大义觉迷录》以地域来解构华夷之辨，乾隆帝则反对满族是夷狄的观念并以华夏自居。此时，国内民族矛盾渐趋缓和，阶级矛盾、国家秩序、君臣大义成为清朝统治者关注的核心[21]。清廷完成《明史》编修，并通过编纂《御批历代通鉴辑览》《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明确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一二〇《明唐桂二王本末·桂王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33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85页。该书纂成于乾隆三十三年。《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45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93页。该录成书于乾隆五十四年。】，进而通过编修《四库全书》禁毁违反统治阶级思想的图籍，清朝对于“前明叙事”的自信得以建立起来。同时，前明遗民相继谢世，文人民族意识和反抗斗志日渐淡漠，以修史来反清的活动基本走向了沉寂。在这样一种社会普遍观念的转向之下，清朝又通过对胜朝忠节之士的褒扬以及对前明降臣洪承畴等“贰臣”的贬斥来强化忠君节义的意识形态，并延伸至民间。由此，清廷不再刻意强调正统问题，而主要关注王朝治理的历史教训，以宣扬君仁臣义主题再现的“狩缅”叙事即便有所犯忌，也未见清朝像对“明史案”那样大动干戈。

成书于乾隆十三年的《爝火录》在记述朱由榔之死时，增加了对其体貌异相的描述：

永历双手过膝，两耳垂肩，足指甲如手能拳曲。其被执入滇也，万民观之，莫不流涕，曰：“有此异相，何为而若是耶?”【李天根撰，仓修良、魏得良点校：《爝火录》卷三二“大清圣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58页。李天根，江苏无锡人，《爝火录》成书于乾隆十三年。李天根生平及《爝火录》有关情况，参见该书的点校说明。】

如果按照朱由榔只是普通藩王的政策，该书不可能对朱由榔做如此描写。咸丰十一年（1861年）成书的《小腆纪传》以“上”称朱由榔，对其死时的记载，不仅沿用了风云变色、太子痛骂和二龙冲天的情节，还完全抄录《南疆逸史》的文字对朱由榔的神态秉性大加叙述。《小腆纪传》作者徐鼒，江苏南京六合人，道光进士，曾充任实录馆协修官。作为清廷史官，徐鼒在《小腆纪传》中甚至突破清朝关于明祚终结的官方政策，写道：“六月，招讨大元帅晋王李定国卒。明亡。”[22]光绪朝成书的《滇事总录》也沿用了风云变色和黑龙冲天的说法，并就朱由榔形象写道：“永历仪观甚伟，还滇居四十日，束黄丝带，举止有度。”[23]106

当清朝进入咸丰时期，对王朝与民族对立的强调早已退出社会的主流舞台，不仅清朝对“入缅”叙事的钳制已悄然丧失，民间也失去了“自我审查”的意识。“小腆”，一说“小国”，一说“余孽”。《滇事总录》的序称：“翰龙兴东土，统一区夏，小腆群仇与蘖悉除。”[23]92徐鼒身为清廷史官，所撰之书以“小腆”之名指斥南明，书中内容却突破清廷禁忌，恐怕不仅他自己没有犯禁与否的意识，清廷对此也无以为意【当然，清晚期“入缅”叙事，并非都没有清朝官方意识。嘉庆年间成书的《明纪》卷六〇《桂王始末》关于“入缅”叙事较为简略。陈鹤，江苏元和人，嘉庆十五年（1810年）左右去世，《明纪》由其孙陈克家补完。同治十二年（1873年）成书的《明通鉴》在卷首“义例”中直言谨遵乾隆帝例，书“明”不书“纪”，“附纪”对朱由榔但称“桂王”，对其死事记载也比较中立。参见陈鹤、陈克家：《明纪》，《四库未收书辑刊》编辑委员会：《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7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208页；夏鼐撰，王日根、李一平、李珽、李秉乾等校点：《明通鉴》，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2715—2724页。】。此外，咸丰时期的“入缅”叙事与南明“狩缅”叙事的其他部分还是有着巨大差异的。康熙元年，朱由榔死于吴三桂之手，朱由榔母亲、女儿入京之后却获得清廷宽待并被赡养终老。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叛清，继而成为遗民与清廷共同的敌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后期撰述者在明—清王朝思想认识上的张力，清王朝也在这段时期淡出了“入缅”叙事的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