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的田野调查，聚焦女性不孕这一特殊病痛，探讨女性不孕的多元医疗实践及其背后的文化逻辑。生育不仅是家庭生命链条的延续，也是女性性别角色和人生意义的彰显。不孕意味着“与众不同”，它使女性的自我认同感降低、社会关系受损、婚姻关系岌岌可危，因此追求生育的成功成为许多不孕女性生活的重心。在当地女性不孕的多元医疗实践中，辅助生殖技术克服身体上的“障碍”，中医治疗调节身体的平衡，仪式治疗缓解心理上的压力，三者相辅相成，最终促成生育的成功。
关键词：女性不孕 多元医疗 辅助生殖技术 中医治疗 仪式治疗
作者郑观蕾，女，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3。
不孕不育是一个全球性生殖健康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不孕不育是指一年以上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性生活正常而没有成功妊娠的生殖系统疾病。根据这一定义，全球目前约有17.5%的成年人口遭遇不孕不育。不孕不育可能由男性因素、女性因素、男女混合因素导致，也可能由无法解释的原因导致。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不孕女性，但需要强调的是，导致女性不孕的原因也可能在于男方。虽然目前关于我国的不孕率存在分歧，但是按照上述医学定义，我国目前的不孕率在15%左右，与其他国家和全球的不孕率接近。虽然男女都有可能导致不孕，但是就生育失败的责任而言，女性普遍承担着更多责任。对于自主不愿生育的女性和家庭来说，不孕并非一种疾病，但是在大多数社会中，不孕会使女性遭遇性别的苦难，如家庭暴力、言语和情感虐待、离婚、分居、贫困、健康威胁，等等。不孕也使女性的自我认同感和作为女性的“完整感”受损。
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ARTs）是治疗不孕不育的有效手段之一。近年来，中国的辅助生殖技术发展迅速，如今每年技术应用的总周期数已超过100万，出生活产数超过了30万。辅助生殖技术涉及社会生活的多个分支领域，如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宗教等，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辅助生殖技术便受到了人类学家的广泛关注，并在医学人类学研究中备受关注。女性主义人类学者对性别和身体的关注，也将生育乃至辅助生殖技术的研究“拖进”了人类学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的中心。辅助生殖技术的研究使医学人类学与科学技术社会（STS）研究交叉，为观察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关键镜头”（key lens）。
当前中国人类学者关于辅助生殖技术的研究主要围绕“生殖焦虑”展开。“生殖焦虑”既包括不孕所带来的患病焦虑和生育焦虑，也包括辅助生殖技术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继发焦虑，因此辅助生殖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希望也生成焦虑。辅助生殖技术的希望与焦虑并存对于不孕女性来说是一种具身体验，女性在感知这些体验的同时也积极从地方性文化中习得策略，以应对技术的不确定性，从而带着希望继续治疗。
对照国外有关辅助生殖技术的人类学研究已处于医学人类学重要位置的研究现状，国内有关辅助生殖技术的人类学研究仍然较少。此外，国内的研究多在大城市的生殖医院展开，基于特定文化区域的地方性社会之生殖情况考察并不多见。随着社会的发展，辅助生殖技术逐渐在中国的广大地区普及，即使在一些偏远的二三线城市也开始拥有了这项技术，人们在当地就能够接受辅助生殖治疗。然而，因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的影响，人们对生育意义的理解和对不孕的感知存在差异，人们接受辅助生殖治疗时的具体策略和具身体验也有所不同。不仅如此，男女两性在面对不孕时的感受以及辅助生殖的治疗体验也存在诸多差异。女性是生育的主要承担者，不孕对女性的影响更为深远。即使不孕的问题由男性导致，在辅助生殖治疗中，女性也往往成为主要的被治疗者。因此，本文将从女性视角出发，聚焦于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富川），探讨在这一地方性社会，对于不孕女性来说，生育的意义是什么，不孕会带来什么影响，她们如何治疗不孕，辅助生殖技术在女性不孕的治疗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一、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
富川位于广西东北部，隶属贺州市，地处湘桂粤三省交界处，与湖南的江华瑶族自治县和江永县接壤。目前，富川下辖12个乡镇、137个村委、19个社区，总面积1572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4.38万，其中瑶族人口20.15万，占总人口的58.62%。富川的地形以山地、丘陵和平地为主，四面环山，富江从北向南以“川”字型贯流其间。富川的瑶、汉、壮等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形成了共享的地方性文化和生育文化。
富川是笔者博士论文的田野点。自2016年至今，笔者在当地的田野调查时间累计达13个月。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笔者通过人类学的深入访谈和参与观察等研究方法，对当地的生育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2023年10月至2024年1月，笔者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在线上对当地接受过辅助生殖治疗的不孕女性进行了深入访谈，每位被访者的访谈时间均在1.5小时以上，最长达4小时。在这21位被访者中，有7位瑶族女性、1位壮族女性和13位汉族女性，其年龄在31-45岁之间。为了保护被访者的隐私，本文所有的人名均为化名，文中涉及的14位被访者信息如下：
芳芳，41岁，汉族，现居住在县城，不孕原因是男方精子少、精子质量差，采用“二代试管”辅助生殖治疗，四次移植失败后自怀，生下一个儿子。
丽欣，34岁，汉族，现居住在城市，不孕原因是女方输卵管不通，患多囊卵巢综合征，采用“一代试管”辅助生殖治疗，“第一次试管”成功，生下一个儿子。
晓雨，34岁，瑶族，现居住在县城，不孕原因是女方输卵管不通，患多囊卵巢综合征，采用“一代试管”辅助生殖治疗，“第一次试管”成功，生下一个儿子。
小敏，31岁，瑶族，现居住在农村，不孕原因是男女双方都有遗传学上的问题，采用“三代试管”辅助生殖治疗，“第一次试管”失败，截至调研结束尚未怀孕。
欣怡，37岁，汉族，现居住在农村，没有找到确切的不孕原因，采用“一代试管”辅助生殖治疗，“第一次试管”失败后自怀，生下一个儿子。
淑琴，32岁，汉族，现居住在农村，不孕原因是女方患多囊卵巢综合征，采用“一代试管”辅助生殖治疗，“第二次试管”失败后自怀，生下一个儿子。
婉婷，38岁，瑶族，现居住在农村，不孕原因是女方输卵管不通，男方精子质量差，采用“一代试管”辅助生殖治疗，“第一次试管”成功，生下一对龙凤胎。
书慧，34岁，瑶族，现居住在农村，不孕原因是男方精子少、精子质量差，采用“二代试管”辅助生殖治疗，“第一次试管”成功，生下一对龙凤胎。
美玲，42岁，汉族，现居住在城市，不孕原因是女方“巧克力囊肿”，采用“一代试管”辅助生殖治疗，三次移植均失败，截至调研结束尚未怀孕。
梦云，41岁，汉族，现居住在农村，没有找到确切的不孕原因，采用“一代试管”辅助生殖治疗，准备移植前自怀，生下一个儿子。
潘红，41岁，瑶族，现居住在农村，不孕原因是女方输卵管不通，采用“一代试管”辅助生殖治疗，第二次移植成功，生下一个女儿。
秋月，35岁，汉族，现居住在乡镇，不孕原因是女方输卵管不通，采用“一代试管”辅助生殖治疗，“第二次试管”成功，生下一个女儿。
珊珊，31岁，汉族，现居住在城市，不孕原因是男方精子少、精子质量差，采用“二代试管”辅助生殖治疗，“第二次试管”成功，生下一对龙凤胎。
静雯，33岁，汉族，现居住在城市，不孕原因是男方精子弱、精子质量差，采用人工授精辅助生殖治疗，第一次成功，生下一个女儿。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中，现住地是城市的被访者，指其目前在城市工作或务工的女性。所有被访者都有在农村成长的经历，与农村至今保持着密切联系，其父母和公婆大都生活在农村。“一代试管”主要解决女性导致的不孕，“二代试管”主要解决男性导致的不孕，“三代试管”主要针对夫妻双方或一方携带遗传学疾病的问题，进行的是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一代试管”“二代试管”“三代试管”均系百姓通俗说法。在“不孕原因”中，本文此处使用的是被访者的语言，而非专业的医学术语，用以表达被访者对不孕的认知。例如，在医学上，男方不育的原因包括少精子症、弱精子症、畸形精子症等，但是被访者将其描述为精子少、精子弱、精子质量差等。
在访谈中，笔者发现，这些接受辅助生殖治疗的不孕女性有着强烈的生育意愿，而这种生育意愿深受地方性文化的影响。为了生育，她们求助于多种治疗手段，而辅助生殖技术只是其中的一种。正如有研究发现的那样，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孕患者常常从“传统的”治疗者那里寻求帮助，如草药医生、助产士、精神治疗师、占卜师和各种各样的宗教治疗师。
“多元医疗”或“医疗多元主义”（medical pluralism）概念由莱斯利（C.Leslie）在研究亚洲的多元医疗实践时提出，强调医疗系统（medical systems）是由不同类型的从业者和制度规范组成的多元化结构（pluralistic structures）。后经学者们发展，如今已成为医学人类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多元医疗作为一个体系，可以细化为不同的次体系。克莱曼（A.Kleinman）将多元医疗体系（亦称“健康照护体系”，health care systems）分为三个相互重叠的部分，即大众部分（popular sector）、专业部分（professional sector）和民俗部分（folk sector）。张珣将多元医疗体系分为三个次体系，即西方的、世俗的和神圣的，三者具有功能性分工并且互补。后来的研究普遍基于上述划分，将多元医疗体系分为传统医疗（包括民族医学和中医）、现代医疗（以西医为主）和民间医疗（包括民间仪式治疗、大众知识），认为三者之间是互补共存的关系，在多个层次上满足了民众“看病”的需求，体现出整体性效果。
除了关注多元医疗的分类和各体系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学者们在多元医疗的研究中引入了许多新视角。例如，有学者引入了“日常伦理”视角，认为多元医疗在侗族村寨的现实运行，是当代乡土人情社会的一种折射，反映出了人们日常生活和日常交往的伦理。有学者引入了“整合”视角，发现土族村落中的人们通过认知、功能和关系整合，将多元医疗整合为一个有机系统，为人们的就医选择提供了多种可能。也有学者引入了“性别”视角，从女性的主位视角探讨了凉山彝族女性与男性不同的疾病认知体系和治病策略。
虽然这些新视角为多元医疗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洞见，但是这些研究多聚焦于某一地区或村落中民众（或部分民众，如女性）的整体多元医疗实践，缺少对某一具体疾病或病痛的多元医疗实践的考察，尤其缺少对该疾病或病痛背后患者治疗动力、不同治疗策略的运作逻辑，以及各种治疗策略之间关系的全面考察。随着多元医疗研究的推进，有学者认为，不应只是对多元医疗进行客位视角的分类，更应从民众的内部视角去审视多元医疗实践，将多元医疗置于特定的文化情境和文化逻辑中加以考察。
基于此，本文将多元医疗理论引入女性不孕这一具体的病痛，从不孕女性的内部视角出发，在广西富川这一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中考察不孕女性治疗不孕的动力，以及多元医疗实践的运作逻辑。根据当地不孕女性的具体治疗实践，本文将不孕女性的多元医疗分为三个部分，即辅助生殖技术、中医治疗和仪式治疗。下文首先梳理当地不孕女性对生育意义的理解以及不孕给她们带来的影响，总结当地不孕女性竭尽全力治疗不孕的社会文化根源，继而探讨三种治疗策略的运作逻辑，最后概括三种治疗策略之间的关系，并对未来相关研究做出展望。
二、生育的意义与不孕的影响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生育与社会继替、种族绵续息息相关，因此人们有着强烈的生育意愿。富川也是如此。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育观念也在发生变化。笔者曾撰文探讨富川平地瑶生育态度的代际差异，发现如今平地瑶青年人对生育经济价值（如增加劳力）的追求逐渐淡化，但是仍然追求生育的社会价值（如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并且越来越强调生育的情感价值（如巩固婚姻关系、实现家庭幸福、促进个人成长等）。除了平地瑶，富川的其他民族也是如此，这与当地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
（一）生育的意义
1.家庭生命链条的延续。在富川，几乎村村都有祠堂，家家都有家祠台，每逢初一、十五以及岁时节日，人们都会在家祠台前祭祖，尤以清明节的祭祖最为隆重。直到今天，祖先崇拜依然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当地人的宇宙观中，世界分为世俗世界和灵魂世界，灵魂世界中有神、鬼和祖先，人死后去往灵魂世界。世俗世界与灵魂世界之间被一条分界线一分为二，这条界线便是人们区分生与死的界线。世俗世界与灵魂世界之间可以发生关联，祖先在灵魂世界的生活需要后代的供奉，后代的生存与发展也需要祖先的庇佑，二者之间是一种“互惠”关系。因此对于当地人来说，生育的首要目的就是延续从祖先而来的生命链条，使家里的“香火”延续下去。
富川是一个父系社会，儿子承担着祭祀祖先、延续“香火”的使命，因此当地人普遍都希望生育一个男孩。此外，男孩在当地的村落社会中也有许多“实用价值”，例如，男孩可以在祭祖活动中担任“清明头”，在“游神”活动中抬神像，在酬神活动中“砍牛”，等等。因此，是否拥有儿子，决定着一个家庭在村落社会中的地位。如今虽然一些年轻人已经搬到县城居住或外出务工，但是他们在农村的成长经历，以及与村落社会的联系使其依然深受这些生育文化的影响，不孕女性也不例外。因此当笔者问到“您是否考虑过当丁克？”时，几乎所有被访者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芳芳解释道：
我没有生活在那些大城市，那些地方可能会有人选择当丁克，我生活的地方是我周围的人都有孩子。我是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我看到了这一切，我很渴望……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渴望就会越来越强烈。
这种强烈的生育意愿既与当地的生育文化有关，也与人们“竞争”和“趋同”的心理有关。李银河指出，在一个村落社会中，因“竞争”的规则，人们会全力以赴投入生育竞赛，因“趋同”的规则和对公平的强烈要求，人们之间会形成一股相互制约的力量。这种心理不仅存在于村落社会，也存在于熟人社会，它影响着不孕女性，使其产生强烈的生育意愿。此外，当地的不孕女性还普遍表现出对生育男孩的偏好。一些被访者告诉笔者，她们在“做试管”时曾想过通过熟人关系去挑选一个男孩的胚胎。丽欣回忆道：
“做试管”的时候医生也挺好的，如果你的胚胎多、质量好的话，可能会帮你选一下。我们同一批移植第一胎的都是男孩，因为我们农村的思想是想要男孩的，所以第一胎的话，虽然是不能说的，但是如果你的胚胎多、质量又好，一般都会帮你移植男孩。如果第一胎是男孩，第二胎又去做的话，医生也会问你第一胎生的是什么，也会给你选，帮你移女孩的，他们都知道我们“做试管”不容易，一般都会让我们心想事成的。
按照规定，医生不可以帮助患者挑选胚胎性别。虽然我们无法确认医生是否真的这样做，抑或只是一种巧合，但是丽欣的解释却传递出了当地人对男孩的期待和对儿女双全的愿望。无论挑选胚胎性别是否真实存在，都是在胚胎数量多且质量好的情况下发生，如果胚胎数量少且质量不好，那么生育才是第一要务，性别选择则要排在其后。因为对于不孕女性来说，生育一个孩子比生育一个男孩更为紧迫。
2.性别角色的体现与人生意义的彰显。如果说延续家庭生命链条是从家庭的角度来思考生育的意义，那么体现女性的性别角色和彰显人生意义则是从女性自身的角度来思考生育的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生儿育女、履行母职常被视为女性的天职。在富川这样一个父系社会中，女性婚后要离开自己家，进入夫家生活。女性的生育价值不在娘家体现，而在婆家体现。妇女以未来孩子母亲的身份被夫家娶进来，其在夫家的身份和地位的进一步确认，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她的生育。因此，对于不孕女性来说，生育不仅是为男方家庭考虑，也是为其自身考虑。此外，当地的一些习俗也强化了生育对于女性的意义。例如，当地人视儿女双全的女性为“命好”之人，她们可以在祭祖和“游神”活动中为神像撒米，在婚礼上为新娘梳妆或撑伞，在三朝礼中为孩子剃胎发，成为孩子的“养母”，从而将好福气传递给孩子。这种观念深刻影响着不孕女性，使其对生育，乃至儿女双全产生强烈的愿望。
此外，生育也是女性人生意义的彰显。许多被访者认为，没有孩子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当她们看到身边的女性都拥有了自己的孩子时，也渴望成为母亲，体验做母亲的感觉。晓雨这样表达自己的想法：
女人都是想做一次妈妈的，人家说怀孕是怎样的，自己也很想感受一下，小孩子在肚子里面动来动去，看着他一点点长大，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孕育孩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女性要经历十月怀胎、分娩、产后哺乳和长期抚育，陪伴孩子成长的同时也是自我成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使不孕女性感受到了人生的意义。除了强调人生的完整性和自我成长之外，如今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都市化和互联网的影响，不孕女性也越来越强调生育的情感价值，认为生育可以稳固婚姻、实现家庭幸福。虽然目前还没有成功生育，但是小敏却想得很清楚，她说：
我觉得没有小孩的话，两个人的关系是很难维持的，有一个孩子就不一样了……虽然现在很多人选择不结婚或者是不生小孩，但这只是他们目前的想法，特别是那些刚出社会或没有经历过的人。以前跟我玩的女性朋友也都有过这种想法，但是人家现在个个都结婚生宝宝了，而且过得很幸福。
这种对情感价值的追求体现出了不孕女性的主体性。对于她们来说，生育的意义既是帮助夫家传宗接代，延续家庭的生命链条，使自己在夫家立足，也是为了体现自己的性别角色和人生意义，而这些观念的形成既与当地父系制度、祖先崇拜、日常习俗有关，也与女性主体性的提升有关，体现出生育观念的变迁。
（二）不孕的影响
1.自我认同感降低。在一个崇尚生育且生育有着多元意义的社会中，不孕意味着“与众不同”，它常常使女性感到自卑，自我认同感降低，尤其当不孕是由女性导致时。被访者欣怡婚后7年没有生育，有时人们仅仅是出于关心，询问她的近况，却让她觉得无比尴尬，她说：
感觉出门都没脸见人了，特别是人家问你有几个小孩了？那个时候真的是眼泪都想掉出来，因为别人也太久没见我了，别人也不知道我的情况，知道的人也不会这样问，也不怪别人。
与欣怡一样，许多被访者都表示，她们很怕别人询问“你怎么还没生小孩”这种问题，虽然她们会用婉转的方式将话题带过去，但是她们的内心却非常难过。她们不仅害怕别人提起孩子的话题，也害怕别人的“过度关心”。淑琴说：
那么多年没孩子，他们作为身边的朋友、作为亲人，就会推荐我去吃各种各样的药，带我去看各种各样的医生，还叫我去试那些土方法，其实他们也是出于好心，但是弄得我压力很大。
淑琴告诉笔者，当身边的人都来为她不孕的这件事出谋划策时，她感到自己“似乎真的病了”，这让她觉得“很丢脸”。不孕女性的压力不仅来自他人的询问和“过度关心”，也来自与周围群体的对比。当看到身边的同龄人一个个都有了自己的小孩时，她们的自卑感和焦虑感就会进一步增加。婉婷说：
以前我是挺自卑的，就怕触及这种话题，看人家个个都是大个肚子、领个小孩，自己又没有动静，总感觉少了点什么，感觉别人看我的眼光都是不一样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不孕时间的延长，不孕女性因为不孕所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相比男性，女性更敏感，她们更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评价，所以在面对不孕问题时，女性感受到的压力更大。在男性导致不孕的案例中，女性的压力和自卑感会相应减轻，但是考虑到家庭的未来，她们也常常感到焦虑。
2.社会关系受损。一直以来，人们普遍将不孕的问题归于女性。在医疗技术缺乏的年代，人们无法判断不孕的原因，因此女性背负了许多污名。即使到了今天，当一对夫妇遭遇不孕问题时，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女方的原因。书慧曾与前夫生过一个女儿，后来离婚了。她与现任结婚后备孕了半年，却一直没怀上，后来查出是男方的原因，然而外人并不知道，于是便在背后议论。书慧回忆道：
农村女的嘴巴都挺多的，我跟我老公在一起半年没有怀孕，她们就问我婆婆，怎么你那媳妇还没怀上啊？我婆婆就说谁知道她什么问题，我那儿子是没问题的。后面就被我知道了，我说你去问你儿子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我老公就把他妈妈骂了一顿。
虽然外人不知道，但是书慧的婆婆清楚地知道书慧与前夫生过一个女儿，但是当书慧婚后半年没有怀孕，婆婆便把不孕的原因归于她，并且坚信自己的儿子没有问题，这也传递出了人们对不孕的偏见，似乎不孕天然地就与女性有关。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女性因为不孕而被视为不祥的象征。欣怡于2012年结婚，直到2019年才生下儿子。巧合的是，在这7年的时间里，她的公公、婆婆相继去世。虽然二人都是因病去世，但是村里人，甚至丈夫的姐姐都将两位老人的过世与欣怡的不孕联系起来，认为欣怡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不幸。欣怡伤心地说：
别人说两个老人就是被我气死的，因为我没有生小孩，他们就是气成病，病死的，这么多年真的听了好多风凉话。甚至自己（老公）的姐姐也这么说，连自己（老公）的姐姐都看不起我。
在一个熟人社会中，茶余饭后谈论别人家的事成为不少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孕女性常常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这些言语无形中伤害了不孕女性的自尊，使她们主动或被迫退出社会交往，社会关系也因此受损。
3.婚姻关系岌岌可危。不孕除了使女性的自我认同感降低，社会关系受损之外，更令不孕女性担心的是对婚姻的影响。生育之于婚姻的重要性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性社会都能看到。例如，在传统的花篮瑶社会中，孩子被视作夫妇关系的基础。结婚之后，夫妇大部分时间还是各自住在自己家里，只有在生了第一个孩子后，他们才搬到一起生活，因此孩子的满月酒常与夫妇的结婚酒一起举办。在富川，历史上有“不落夫家”的习俗，女性在生了第一个孩子后才正式搬到婆家居住，夫妇的结婚酒也常与孩子的三朝酒一起举办。这些习俗深刻影响着不孕女性对生育的看法，认为生育是婚姻的保障，没有孩子的婚姻是岌岌可危的。在这21位被访者中，有4位被访者曾因不孕而被迫离婚，有1位被访者曾因不孕而被迫分手，丽欣就是其中一位。她向笔者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我嫁的这个是第二个，我跟我前夫宫外孕过两次。后来他就觉得我不能生小孩，当时也考虑过要去“做试管”，也蛮狗血的，本来打算去的，但是他外遇了，女方怀孕了。他觉得我去“做试管”又要花钱，那边又怀孕了，他就想跟那边了，所以就离婚了。
在另一个案例中，秋月与前男友同居两年，但从未怀孕过，后来查出是秋月的问题。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男方开始纠结，他担心秋月不能生育而影响自己传宗接代。虽然秋月提议可以去“做试管”，但是男方担心“试管”所生的孩子不健康，而这也成为秋月决定与他分手的“最后一根稻草”。除了离婚和分手，不孕也会使夫妻之间的感情慢慢变淡。经历过多次“试管移植”，至今仍未怀孕的美玲说：
以前我们吵架，我会生气地跑出去，他会给我发信息、打电话。刚开始是这样，会担心我，但是感觉这两年吵架也很少吵了，可能我走多久他都不会问。家里也比较冷清，两个人没什么话讲。
美玲治疗不孕多年，如今已42岁的她，因年龄和身体原因，生育的希望非常渺茫了，这种无力感和孤独感在夫妻之间蔓延。虽然美玲与丈夫没有离婚，但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却在慢慢变淡，而至于他们的婚姻还能维持多久，美玲自己也不知道。
三、不孕女性的多元医疗：辅助生殖技术、中医治疗与仪式治疗
在富川，正是因为生育对家庭、对女性、对婚姻有着如此重要的意义，也正是因为不孕会产生如此多负面的影响，因此当女性遭遇不孕时，她们便竭尽全力去治疗不孕，寻求生育的成功。历史上，富川并非没有不孕的女性，在西医尚未传入之前，不孕女性常常通过向神灵“求子”和服用中草药来治疗不孕。在传统社会，人们认为不孕是因为触犯了神灵，因此要向神灵献祭或求助于“仙婆”（即灵媒）。此外，不孕女性也服用中草药来治疗不孕。西医传入之后，人们有了更多选择。如今当地不孕女性治疗不孕的策略更加多元，这些策略主要包括辅助生殖技术、中医治疗和仪式治疗。
（一）辅助生殖技术
1.“希望的技术”。辅助生殖技术被视为不孕夫妇的“福音”，是一种“希望的技术”（hope technology）。2018年，贺州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正式启用。自此，富川的不孕女性在贺州就能接受辅助生殖治疗了，也有一些不孕女性前往桂林、南宁、长沙等地“做试管”。由于治疗地点的分散和不孕的隐蔽性，我们难以统计富川当前接受辅助生殖治疗的不孕夫妇的比例，但是直观的感受是，如今“做试管”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既与不孕率的上升有关，也与辅助生殖技术的普及有关。过去当地不孕女性除了向神灵“求子”、求助灵媒、服用中草药之外，还通过收养和过继的方式获得子嗣，由此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收养和过继都变得十分困难，不孕女性唯有竭尽全力治疗不孕，才能拥有子嗣。
在富川，“做试管”通常是不孕夫妇“最后的选择”。事实上，当人们遭遇不孕时，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要去“做试管”，而是首选中草药来治疗不孕。因为在当地人看来，中草药既安全、副作用小，又易获得、价格低。除了中草药自身的优势之外，一些被访者还表示，一开始她们根本没有想到会一直怀不上。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孕女性感受到生育的紧迫性，于是在亲朋好友的建议下走上“试管之路”。梦云就是这样，她婚后9年尝试了各种办法，但始终没有怀上孩子，到了36岁那年，她感受到年龄带来的压力，于是在朋友建议下，决定尝试“做试管”，她说：
我们也尝试过吃中药，各种检查都做了，找不到原因，就这样断断续续地看了几年都没有效果。后来听我一个朋友说可以试着去做一下“试管”，那时候我已经36岁了，属于高龄了，身边也有朋友是“做试管”成功的，就想着要不去尝试一下。
和梦云一样，许多被访者都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走上“试管之路”的，“做试管”不仅给予了她们最后一丝希望，也成为其“救命稻草”。有过两次宫外孕、最终走上“试管之路”的潘红说：
我跟我前夫两次都是宫外孕，那时候他们认为我可能是身体的原因不能怀，就叫我去找各种草药来吃，吃了以后反而怀的是宫外孕。后面我就怕了，就不敢再调理了，所以我跟我现在的老公一结婚，我就说要去“做试管”。
潘红不孕的原因是输卵管不通，她曾到医院疏通输卵管或通过吃草药的方式寻求治疗，但最终都导致了宫外孕。宫外孕会危及生命，因此，在经历了两次宫外孕后，潘红不敢再轻易尝试了，与现任结婚后就决定去“做试管”。输卵管不通是女性自然受孕的“障碍”，而辅助生殖技术中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通过直接从卵巢中取卵，在体外与精子结合形成胚胎，再放入女性的子宫着床，可以克服身体上的这一“障碍”，使女性成功受孕。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辅助生殖技术确实是一些不孕女性的“福音”。
过去当地人对“试管婴儿”存在污名化，认为“试管婴儿”不健康或通过“试管”所生的孩子不是自己的孩子。然而，随着当地“做试管”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对其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前文提到的秋月，曾因前男友对“试管婴儿”存在污名化而与对方分手，在与现任通过“试管”生下一个女儿后，明确地表达了对“试管婴儿”的看法：
实际上科学证明“试管婴儿”跟其他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它只是受精的方式不一样而已。我觉得“试管婴儿”整体来说还更聪明一点，因为在移植的时候医生会把质量最好的、最优质的胚胎放进去。
虽然我们难以确认“试管婴儿”是否真的就比自然受孕的孩子更健康、更聪明，但是这种印象却增强了不孕女性的信心，也成为其抵御污名化的一种方式。
此外，辅助生殖技术中的“三代试管”通过胚胎植入前的遗传学诊断，帮助存在遗传学疾病的不孕夫妇降低风险，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福音”。总之，辅助生殖技术作为治疗不孕的“最后一公里”，给许多不孕夫妇带来了“希望”。
2.“技术的不确定性”。正是因为以上这些“优点”，所以一开始，许多不孕女性都对辅助生殖技术充满信心，如被访者晓雨说：
我一开始是非常乐观的，想着自己的身体也没什么大问题，肯定是100%能成功。
然而，辅助生殖技术并不像她们想象的那样美好，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犹如“障碍赛”（obstacle race），每一个阶段都有可能导致失败。在这21位被访者中，只有7位被访者一次性成功，其余14位被访者都经历过至少一次失败。在经历了失败之后，她们的信心开始下降，但是失败在不同女性身上的具身体验又是不一样的。如果家境不好，甚至是借钱去“做试管”的，当失败降临时，她们就会感到无比绝望。“做试管”失败后的感受至今令欣怡记忆犹新：
那时候的心情真的是没有经历过的话是无法了解的。很多人都说去那家医院做了也成功了，所以心里就有一个念想，就想把所有的钱拿去试一下，但是失败的时候心情真的是很低落，钱又都用了，也没有钱了，人财两空，感觉真的是没有希望了。
欣怡和丈夫生活在农村，丈夫靠打短工为生。为了“做试管”，欣怡辞去了在深圳的工作。她的家境不好，“做试管”几乎花去了他们所有的积蓄，因此在经历了“做试管”的失败后，她哭了好久。她从满怀信心到“感觉真的是没有希望了”，这种变化的发生与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有关，而高昂的费用又进一步凸显了这种不确定性，如今中国“做试管”单周期的平均花费在3万元左右。“做试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许多女性需要在医院附近的家庭旅馆住下，因此加上住宿和吃饭的花费，一个周期下来就需要4-5万元，这对于许多农村家庭，甚至城镇家庭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开支，相当于许多家庭一年的净收入。如果女方为了“做试管”而辞去工作，那么家庭的经济负担就会进一步增加，所以许多不孕夫妇在经历了“做试管”的失败后不得不中断治疗，甚至放弃治疗。
辅助生殖技术的不确定性不仅体现在成功率上，还体现在对女性身体的影响上。许多被访者向笔者讲述了辅助生殖治疗对她们的身体所带来的影响，甚至是损害。梦云在取卵时经历了卵巢破裂和大出血，用她的话说，“我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她向笔者讲述了这段经历：
（取完卵后）刚开始是轻微的痛，三个多小时以后我去厕所是扶着墙去的，就觉得不对劲，打了医院的电话，他们说你赶快过来。只有两三分钟的路程，但是我已经不行了，是房东用电动车拉我过去的。到了医院，我就晕过去了。后来又清醒过来，但是我的眼睛睁不开，很痛，痛到极致的时候会一瞬间清醒过来，那种感觉就像在高处往下坠，你坐过过山车吗？就是那种失重的感觉，后面就进手术室抢救了。
在经历了这场“生死时速”之后，梦云庆幸自己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对于“做试管”，她开始心生恐惧了。医生原本建议她修养三个月后去做“试管移植”，但是她一直拖着不去。到了第二年春天，她竟意外地发现自己怀孕了。这突如其来的惊喜令她兴奋不已，也使她免去了后续治疗的恐惧。
因此，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辅助生殖治疗后，尤其是在经历了“做试管”的失败和身体的损伤后，不孕女性对辅助生殖技术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辅助生殖技术不再像她们最初想象的那样美好，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于是她们开始求助于其他治疗策略。
（二）中医治疗
1.看中医与吃中药。如上文所述，当地不孕女性在治疗不孕时首选中草药治疗，直到治疗失败后才走上“试管之路”。但是当她们经历了“做试管”的失败和身体的损伤后，又开始使用中草药来调理身体。珊珊是一位做“二代试管”的女性，不孕的原因是丈夫精子少且质量差。经过前期一系列检查后，她被告知自己的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第一次“试管移植”仍然失败了，于是她决定去看看中医，她说：
刚开始我是信心满满的，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应该会一次就成功，但是也没有成功，难道我也有点问题？就想着要不吃点中药，反正中药也没什么伤害。后面就去我朋友推荐的一个中医那里看了，开了点中药，想着先把身体调理好，再继续（“做试管”）。
在她看来，虽然丈夫是导致不孕的主要原因，但是女性的身体也同样重要，她进一步解释道：
虽然我的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我的手、脚一到冬天都是很冰凉的，人家说这就是宫寒的表现。你想一下，宫寒的话，胚胎移植进去，等于是把一个很小的、正在发芽的种子放在冰箱里面，它还会长吗？肯定不会，所以要调理一下。
许多不孕女性都将子宫比作胚胎孕育的“土地”或“土壤”，强调“土地”或“土壤”之于胚胎这一“种子”的重要性。珊珊则更进一步，将宫寒的子宫比喻为冰箱，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中，“种子”难以发芽。在她看来，中药可以补气养血，调节子宫环境，从而帮助“种子”更好地“发芽”。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后，珊珊感觉自己的身体更好了，于是进入“做试管”的第二个周期，这一次她一路绿灯，并最终顺利生下一对龙凤胎。在珊珊的案例中，辅助生殖技术与中药同时发挥了作用，辅助生殖技术解决了丈夫精子质量差的问题，而中药帮助珊珊调节了身体，二者相辅相成，最终促成了生育的成功。
在另一些案例中，不孕女性在“做试管”失败后，通过中药调理后竟自然怀孕了。前文提到的欣怡，在经历了第一次“做试管”失败后，已经没钱继续治疗了，便回到家修养身体。一位亲戚推荐她去附近的乡镇看中医，于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她和丈夫来到中医的家中问诊，欣怡回忆道：
在那里他给我把脉，我问他，像我这种情况还能不能怀上？他说现在先别说怀不怀得上，先把你的气血补起来，把身体的毒素排出去，还要减肥，先治疗你的问题。那时候我是很肥的，总是觉得很累，他一把脉全部说出来了……他给我开了6包药，吃完了再去看，就这样坚持了半年，身体也瘦下来了，脸色也很好了，感觉整个人都很舒服。
原本以为没有希望了，但令欣怡惊讶的是，经过半年的中药调理，她竟然怀孕了。在她看来，是这位中医将她从绝望的边缘拉了回来，使她实现了当妈妈的心愿。她和丈夫还专门到那位中医的家中答谢，并送给对方一个红包。虽然在“做试管”之前她曾看过许多中医，但都未起效，这次竟然成功了，她说这既是与医生的缘分，也是与孩子的缘分。同时她也强调，“做试管”并非没有起作用，这种治疗中一些药物的使用和检查都对身体产生了影响，与中药共同促成了生育的成功。
2.调整作息、锻炼、泡脚与食补。富川的不孕女性在经历了“做试管”的失败后，除了吃中药调理身体之外，她们还尝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例如，调整作息、锻炼身体、泡脚、食补，等等，这是中医理念的延伸。当然，不孕女性不单单在“做试管”失败后这样做，在“试管治疗”的过程中，她们有时也用这些方法来改善身体环境，提高治疗成功的几率。
前文提到的淑琴是一位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她在经历了两次“试管移植”失败后开始总结原因，并向身边的人请教。后来她得知，调整作息、锻炼身体就能使多囊的问题改善，于是她开始行动起来。原本打算攒够钱再去做第三次“试管”，没想到一段时间后竟然怀孕了。她说：
我感觉这个是对我怀上孩子最大的帮助。我把作息时间调整了，晚上十点睡觉，早上六点起床，然后我会去跑一下步，晚上去散步、跳广场舞，过了两三个月，我就怀上了。
调整作息、早睡早起可以使身体的器官在适当的时间休息；锻炼身体，比如跑步、散步和跳舞，可以加速身体代谢，这都有助于身体恢复平衡，与中医的理念相契合。另一位被访者秋月也向笔者讲述了她在第一次“做试管”失败后采取的策略：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去找他（中医）的，反正就“死马当成活马医”，什么方法都试一下。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的问题是宫寒导致的，他说你先暂停，先不要去移植，先去跑步、泡脚、艾灸，不要吃生冷的东西。那时候已经是三伏天了，特别热，但是我还是按照他说的，坚持跑步、泡脚、艾灸，坚持了两个月，期间还不能开空调，不能吹风扇。两个月以后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好了很多，就去找另外一个医生进入第二个“试管周期”了。
三伏天是最热的时候，也是排毒、调理身体的最佳时期。在中医的建议下，秋月坚持三伏天不碰冷的东西，不开空调和风扇，不吃冷食，还要用热的东西排毒和补气血。经过一个夏天的调理，她感觉自己的身体达到了理想状态，并进入第二个“试管周期”，这一次她非常顺利并最终生下了一个女儿。在秋月的案例中，辅助生殖技术与中医治疗相辅相成。秋月不孕的问题也是输卵管不通，这是自然受孕的“障碍”，辅助生殖技术中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帮助其克服了这一身体上的“障碍”；中医治疗则通过药物和生活方式调整，帮助其恢复身体上的平衡，为胚胎着床创造了良好条件。最终，辅助生殖技术与中医治疗共同促成了生育的成功。
除了调整作息、锻炼身体、泡脚，不孕女性还通过食补来调理身体。许多不孕女性都有喝豆浆的习惯，认为豆浆可以补充雌激素。此外，她们也十分注意其他营养元素的摄入。书慧是一位非常自律的女性，她从一开始“做试管”就很重视饮食，她强调：
吃的方面我很注意，不吃辣的，还要补充各方面的营养，（“做试管”）那一段时间，就是榴莲啊，牛肉啊，南瓜啊，番薯啊，西兰花啊，都吃。每天喝豆浆，黑豆、黄豆打的那种豆浆。我妈每天还给我熬鲫鱼汤，放点水豆腐，连汤也一起喝了。
关于为什么要吃这些食物，她是这样解释的：
鲫鱼、豆腐、牛肉富含蛋白质，榴莲有助于卵泡发育，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吸收什么营养，卵泡就吸收什么营养。像正常女性排卵的话，一个月只排一两个，“做试管”的话，一下子给你促十几个出来，对女性的身体伤害很大，相当于很多营养一下子给你抽空了。所以营养方面要跟得上，不要让身体亏损得那么厉害。
无论是通过中药调理身体，还是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都是从一种整体观的角度来帮助身体恢复平衡，达到中医所说的健康状态。正如“试管治疗”的失败很难找到确切原因，有时在经历了长期的不孕之后，意外怀孕也难以解释。但是对于不孕女性来说，只要有利于受孕，各种办法她们都会去尝试。除了辅助生殖技术和中医治疗之外，仪式治疗也是她们常常采取的策略。
（三）仪式治疗
仪式治疗是指人们借助超自然力量治疗疾病或慰藉心理的策略，在富川不孕女性的实践中，仪式治疗主要包括求助民间信仰、借助巫术力量和遵守民间禁忌。
1.求助民间信仰。在富川，许多村子都有村庙，每年人们都会为庙中的神灵举办酬神仪式。在当地人的宇宙观中，神灵与世人之间也能发生关联，人们通过取悦神灵如献祭等方式获得神灵的庇佑，并向神灵祈求自己的心愿。过去向神灵“求子”是一件十分普遍的事，尤其在酬神活动中。当地人认为，不同的神灵掌管不同的事务，生育由女性神掌管，这些女性神包括观音，以及地方性神灵如刘仙娘、莫仙娘等。除了向神灵“求子”，有时人们也向祖先“求子”。过去即使没有遭遇不孕，人们也会向神灵表达生育的意愿，如祈求生育男孩或祈求儿女双全，不孕女性向神灵“求子”的心愿更加迫切，并将其作为治疗不孕的一种策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如今向神灵“求子”演变成了一种精神寄托。
按照当地习俗，人们到庙里或祠堂“求子”时要买一双孩子穿的小鞋子，里面放一张红纸，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和祈求的话语。鞋子象征孩子，送鞋子给神灵是为了祈求神灵赐给自己一个孩子，这也是一种“互惠”关系。此外，每年春节期间，当地人，包括不孕女性还常常到县城的庙宇和祠堂中挂灯求子。“灯”与“丁”谐音，也象征着人们对孩子的期盼。
相比辅助生殖技术和中医治疗，向神灵或祖先“求子”更多的是一种辅助或补充措施。不像过去“求子”作为不孕的一种治疗策略被单独使用，如今“求子”常常与“做试管”“吃中药”等其他治疗策略同时使用，其目的主要是缓解不孕女性的心理压力，使其获得继续治疗的信心。
2.借助巫术力量。弗雷泽将巫术分为两类，模拟巫术（或顺势巫术）和接触巫术，前者基于“相似律”的规则，后者基于“接触律”的规则，两种巫术统称为交感巫术。笔者在访谈中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充满巫术的隐喻和文化的象征。这个故事是书慧讲述的。她在去医院移植胚胎的那天早上，看到有人卖粽子，想起粽子的谐音是“种子”，而移植就是将胚胎这一“种子”放入子宫，于是她便买了两个粽子。之所以买两个粽子，她说她一直希望生双胞胎或龙凤胎。到了医院，医生交代她不能乱吃东西，所以她让陪同的母亲替她吃下了粽子。书慧告诉笔者，那天移植的十几位女性中，只有她一个人成功了，而且是龙凤胎。或许这只是一个巧合，但是书慧认为，这是粽子带来了好运。
吃粽子的故事和“种子”的隐喻实为一种交感巫术。书慧与母亲每天接触，在 “做试管”期间，母亲一直陪着书慧，彼此之间的接触产生了交互作用，母亲的心愿也与书慧相似，就是期望自己的女儿移植成功并拥有子嗣，因此书慧认为，母亲吃下粽子就相当于自己获得了胚胎的“种子”，这是一种接触巫术；而书慧将粽子比喻为“种子”则为一种模拟巫术。在富川，人们常在清明节和中元节包粽子祭祖，因此粽子在人们的心中常与神秘力量相关联。此外，当地粽子的形状呈长方形，里面包着绿豆、花生等“种子”类的东西，无论“外形”还是“内容”，都形似“种子”，再加上粽子的发音与“种子”相似，因此产生与“种子”相似的功效。关于“粽子”的隐喻，书慧这样解释：
其实这就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心灵的安慰，给自己一个定心丸，虽然说那是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但是你做一件事，你没有对那一件事或者对未来有一点点希望，就很难进行，所以还是要有这样一个精神上的寄托。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心灵上的寄托，书慧在移植时的焦虑心情才得到了释放。虽然这是一个特例，但是借助巫术力量获得心理慰藉的案例在当地不孕女性中却十分普遍。例如，在“做试管”时，一些被访者会特意挑选家庭旅馆中成功率最高的房间住，并早早排期，甚至甘愿空出半个月，也要提早预订。因为她们相信，在成功率高的房间住能够获得好运，这是一种交感巫术。她们相信有一种神秘力量在操控人们的生育，并将这种神秘力量与某个特定的房间、某个特定的事物（如粽子）相关联，以此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和治疗中的信心。
此外，借助巫术的力量追求生育的成功还体现在看“仙婆”上。在富川，一些中年女性和老年女性在遭遇生活中的困难时，喜欢找“仙婆”看一看，请“仙婆”做法事消灾。“仙婆”被视为人神之间的媒介，“仙婆”作法实为一种巫术。许多不孕女性在经历长期不孕或治疗失败时，其母亲或祖母便会带她们或替她们去找“仙婆”看一看，请“仙婆”作法，而后按照“仙婆”的要求消灾，如到河边放生、到某个庙里祭拜，等等，由此获得心理安慰。与“求子”一样，看“仙婆”也是一种辅助措施，常与其他治疗措施相伴使用。
3.遵守民间禁忌。仪式治疗的最后一个策略是遵守民间禁忌。遵守民间禁忌也不单独使用，其作用是确保其他措施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富川，怀孕后要遵守许多禁忌，例如，不能在卧室搬重物，不能打洞、钉钉子等。因此，当许多不孕女性进入“试管周期”后，尤其是移植后，便严格遵守这些禁忌。虽然此时她们还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怀孕，但是她们会将自己视为孕妇，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生育的成功。静雯就是这样，在做完“人工授精”后回到家里，虽然还不知道是否已经受孕，但她还是选择遵守禁忌，她说：
我们是10月份搬的新家，我是第二年5月份“人授”的。当时天气是刚热的时候，我打算装空调来着，但是刚做完“人授”，我也不确定会不会怀上，但是我记得我妈跟我说过怀孕以后家里不要砸洞，因为装空调是要砸洞的，所以我就一直忍着没装。
静雯的出发点是一切为了孩子，因为她知道怀孕的道路有多艰辛，任何冒险的事情她都不愿去做。果然，不久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庆幸之前的坚持是对的。另一位被访者丽欣在移植后不久遇到新房装修开工，作为房子的女主人，她被要求拿起锤子象征性地敲一下墙角，结果当天下午就出血了，她回忆道：
我也不知道是迷信的说法还是什么，我拿锤子轻轻敲了一下墙角，就是一个仪式性的动作，当天下午我就流血了，刚好那么巧。因为我们这边有这种说法嘛，怀孕以后不能敲东西、不能钉钉子。所以我马上就去了医院，医生帮我打了黄体酮，回来以后我妈还叫我在墙角贴了红纸。
在当地，人们相信房间里充满着各种灵魂，不合时宜地敲打房子、打洞或钉钉子就会触犯这些灵魂，所以当地人在建房、装修之前都会请算命先生根据主人的八字算一算日子，但有时也会出现意外，此时要立即在墙角贴上红纸辟邪。丽欣在敲打墙角出血后，不仅立即去医院打了黄体酮，而且按照母亲的要求在墙角贴了红纸，前者是生物医学的救治措施，后者是民间禁忌的补救措施。在她看来，这二者并不矛盾，反而相辅相成，保障了自己和胎儿的安全，促成了生育的成功。
四、结 论
本文将多元医疗理论及其分析框架引入一个具体的病痛——不孕，从女性的内部视角出发，探讨了在广西富川这样一个相对偏远的地方性社会，不孕女性治疗不孕的动力以及多元医疗的运行逻辑。本文拓展了多元医疗理论的边界，将研究视角从整体性的多元医疗实践转向某一具体病痛（不孕）的多元医疗实践，呈现出人们治疗这一病痛的原因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为跨文化比较提供了可对话的空间，而基于女性视角的剖析也为性别比较提供了切入点。
有学者指出，多元医疗的治病行动并非静态的平面截取，而是一个流动的过程。本文也从动态的角度剖析了不孕女性如何先后或同时采取不同的策略治疗不孕。中医治疗通常是当地不孕女性治疗不孕的首选，辅助生殖技术是治疗不孕的“最后一公里”。但是当不孕女性经历了辅助生殖治疗的失败和身体的损伤之后，她们又转而求助于中医治疗，并辅以仪式治疗。她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即竭尽全力追求生育的成功。
具体而言，其一，在富川，生育有着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生育后代，尤其是生育男孩关乎着父系家庭生命链条的延续，女性出于父系家庭延续的考虑而渴望生育实际上也是为了使自己在夫家立足。此外，生育也是女性性别角色的体现和人生意义的彰显。不孕意味着“与众不同”，它使女性的自我认同感降低、社会关系受损、婚姻关系岌岌可危。因此，追求生育的成功成为许多不孕女性生活的重心，也是她们采取多元医疗策略的根本原因。其二，当地不孕女性的多元医疗策略主要包括辅助生殖技术、中医治疗和仪式治疗。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辅助生殖技术逐渐在富川普及，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福音”。然而，辅助生殖技术并不像人们期待的那样美好，由于技术的不确定性和治疗费用的高昂，许多不孕女性在经历了“做试管”的失败和身体的损伤后，转而又求助于其他治疗策略，以此来弥补辅助生殖技术的不确定性，缓解经济压力和身体压力。其三，在富川不孕女性的多元医疗实践中，辅助生殖技术帮助不孕女性克服了身体上的“障碍”（如阻塞的输卵管等），解决了不孕的“硬件”问题；中医治疗帮助不孕女性调节了身体的平衡，解决了不孕的“软件”问题；仪式治疗解决的则是“心理”问题，通过求助民间信仰、借助巫术力量等文化手段，缓解了不孕女性的心理压力和焦虑，成为其他治疗手段的重要辅助措施，使不孕女性对生育和未来充满信心。三者相辅相成，最终促成生育的成功。
1935年，费孝通与王同惠在广西大瑶山的花篮瑶社会开展调查时发现，如若生育过多，人们就通过堕胎、杀婴等方式限制人口，甚至通过延长哺乳期来减少再次受孕的机会，人为限制人口是为了适应自然环境，与自然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几十年之后，在相隔不远的富川，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已不再为生育过多而烦恼，一些夫妇反而为不能生育而焦虑。近年来，中国的不孕率相比过去有所上升，在富川这样一个相对偏远的地方性社会中，遭遇不孕困扰的夫妇也在增多。基于此，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如通过各种方式宣传预防不孕的知识、推动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等等。当前，在“健康中国”战略和“三胎政策”的大背景下，我国一些地区已将辅助生殖治疗的部分费用纳入医保，以此缓解人们的经济压力，提升人们的健康水平和生育率。未来仍需开展更广泛的研究，为我国辅助生殖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和生育支持政策的完善提供政策建议。
本文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显示出了多元医疗理论及其分析框架在一个具体病痛上的研究空间，未来期待有更多学者将多元医疗理论应用于不孕不育，乃至其他疾病或病痛的多元医疗研究中，并进行跨文化比较。值得强调的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不孕女性，然而，并非只有女性会导致不孕，男性同样也会。男女在面对不孕问题时会产生不同的具身感受和应对策略，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将男性视角纳入进来。此外，本文的被访者虽然经历了不孕的痛苦和治疗的艰辛，但最终大都生育成功，其感受与那些正在经历不孕治疗的女性相比必然不同，因此未来还需要进行更广泛的对比研究。
〔责任编辑 刘海涛〕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