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赫丨凝聚与包容：结构视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作者简介】刘赫，中央民族大学政治民族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基金项目】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专项课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共同性是共同体的纽带与命脉，结构是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如何结成整体的形式与态势。从共同体的组成结构面向而言，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机整体，“多元一体”的格局越来越演化为“凝聚与包容”的态势，增强中华民族的有机性有助于克服“多元”和“一体”之间的逻辑张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有机性的源泉，利益联结、文化聚力、空间嵌合等共同推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而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内部融汇与整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融、聚力量之源在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力、情感力与凝聚力。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有机性；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文明

近代以来，国家建设成为执政者着力推进的系统性工程。国家建设是一个旨在发展政治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与共同体意识相对应的政治共同体能够将特定领土内的人口结合在一起。在“民族”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上，不同于西方“一族一国”的建构模式，中国走出了符合自己实际的独特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道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民族理论等基本原理，继承中华“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与实践传统，凝聚各民族力量，开创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局面。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多元的有机体，有着统一的主体性和实体性，各部分之间虽然存在差异，但又基于共同性而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在新时代，遵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成规律，能够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机性和共同性。

一、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机整体

习近平强调：“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在包容内部差异基础上形成的有机整体，是在浸润中华千年文明进程中形成的具有强大内聚力的人们共同体。

（一）国家民族之争带来的一体感

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是现代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内含如何处理“多”与“一”关系的任务。近代以来，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激发起对外的民族主义思潮，唤醒了中华儿女休戚与共的命运联结意识。在中华民族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探索中，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在此时期，国内精英对“中华民族”的概念和民族问题的探讨空前高涨。

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在国家危亡的情势下引发了人们的思考。1939年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他认为按照现代政治话语，在中国只存在一个“中华民族”，不应再有等同于中华民族的人们共同体之分。傅斯年持有相同观点，受西方“一国一族”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傅斯年强调“中华民族是整个”，表达出“中华民族”一体观。1939年，在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文章之前，在给顾颉刚的书信中，傅斯年就鲜明地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要慎用“边疆”“民族”两名词，从历史看中华民族已融为一体。在傅斯年看来，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下，应只提中华民族，整个就是一体，民族只有一个。此外，张维华、白寿彝、马毅等人对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表示赞同。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论点，是在国家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提出，意在展开全国民族性动员，凝聚救亡图存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对于近现代中华民族的国族建构具有一定的价值。“中华民族是一个”呈现出的共同体边界感来自当时中国人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属于“nation”边界感。在《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一书中，巴斯等学者讨论了族群边界的概念，认为族群是由它本身组成成员认定的范畴，形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隶属于社会范畴。保持边界的联合抑或打开边界的融聚，是族类聚合的两种方式。从民族发展规律和历史实践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性，意在强化国家主权观念，促进国家转型，唤醒中华民族意识，共御外敌。“中华民族是一个”是对中国古代的家国天下唯一认知的区隔，凸显了近代以来的国家边界意识，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进一步强化家国概念，增强一体联结。

（二）国家民族内部的生活文化边界感

对于中华民族内部“一体”与“多元”的探讨，吴文藻先生主张以多元的民族来创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现代国家，区分文化的民族与政治的国家。1988年，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泰纳讲演”中，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结构和演进脉络作出了里程碑式的阐述。费孝通认为，中国疆域内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在中华民族的民族实体内，存在着多层次的民族结构。这是一个理论模型式的解释，注重了部分与整体的对应关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对应的边界在中华民族内部，侧重于对构成中华民族整体的56个民族主体性的承认，有助于调和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相较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话语强调对外的家国边界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则凸显了国家民族内部的生活文化边界感。

相比于国家民族边界之外的“民族”，国内族类之间的共性、毗邻性则更为明显。“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多元”，不是彼此独立、相互分离的，而是持续协调互构的，蕴含了中华文明中所凝聚的情感与温情要素，反映了中华民族内部结构的多样性和生动性。多元族类群体具有共享的文化符号、共同的价值取向，在认知、信念、利益等方面，具备多重支撑整体的“与共”条件，保障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一体”，凸显出中华民族各组成部分的有机嵌合，深化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增强各族群众的公民意识、国家意识和法律意识，增强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多元一体”理论得到了广泛的探讨，但这一理论的侧重点及工作的着眼点则未予明确，受历史因素和西方理论的影响，并未根本改变在民族理论界和民族工作部门存在的强调差异性、忽略共同性的倾向。一方面,“多元”与“一体”尽管存在哲学意义上的相互沁入，不可分割，但还是容易存在将二者对立来看，长期保持二者均衡的思维；另一方面，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广泛、密切相比，与国家统一的至高利益相比，似乎存在理论解释的“不解渴”，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体多元”，也有学者提出了“多元一体主义”，但这些提法似乎也存在柔性和有机性不足的问题。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构的有机性

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越来越演化为“凝聚与包容”的态势。简单地讲，结构是组成整体的各部分的搭配和安排。不同于建筑学意义上的物的结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富有人类社会的情感、利益特征，情感、人心的有机性尤为凸显。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发挥着“凝元”“结体”的功能，并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成特质。内在有机性突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规律与演进趋势，呈现出鲜明的动态性，有助于调和差异性与共同性，具有“黏合”与“凝聚”之效。凝聚是一种不同群体边界模糊或打开的团结，凝聚让共同体具有有机性和内聚力。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构的有机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各民族多领域融聚中的互嵌交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中华民族形成进程中各民族及其成员（尤其是个体层面的）的融聚、依存、共情等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分不开的，是充满有机性的。

其二，中华民族成员个体层面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构成上，我们长期关注的是群体或集体意义上的族际关系，却忽视了个体意义上的关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具体通过诸多个体成员来体现的。在人口散居化的趋势下，个体意义上的“三交”更具有普遍性意义。尤其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各族人民”除了“民族”意义上的“族”的身份外，还有越来越浓厚的“人民”身份，“各族人民”前所未有地具有了民族团结和国民团结(或公民团结)的内涵，中华民族的内在有机性也因此得以提升。

其三，基于“多元”和“一体”之间的逻辑关系。“多元一体”整体上解释了各民族融汇为中华民族一体的构成，但“多元”还不能较为全面地解释各“元”的规模、分布、文化异同程度、发展程度不同等方面的有机性、多样性，各“元”之间也存在不同，也正是各“元”之间更多的不同才形成了相关“元”复杂的互补、借鉴等交织融汇。“多元一体”的一个明显不足就是难以更好地解释各民族融合的大趋势，而有机性，抑或“凝聚与包容”恰恰能解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构未来的发展趋势。

就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一体性而言，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就中华民族的构成而言，中华民族是由各民族有机嵌合而成的，各部分之间吸纳包容，多聚合一，突出中华民族的同一性、共同性与不可分割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点是“多民族”，落脚点是“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多元一体”的基础上形成的，更具有包容性、凝聚力和动态性的共同体。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成途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实体，经历了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梁启超指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揭示出各民族向心凝聚、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趋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有机性的源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维动力

如陆海发所言，“中华民族”诞生于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是相互选择与互动的结果。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相交织的成果，正是在漫长的历史嬗变中，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联结，焕发出强大的活力与生命力。

1.利：族际利益联结。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抑或共同利益是各民族结成共同体的原因。政治发展的驱动力来源于人们对利益的诉求，利益是缔结共同体的基础，成员利益是共同体的主要联结机制。共同利益是不同族类群体成员的共同政策偏好或目标，它是形成共同体的逻辑起点，有助于深化不同族类群体间的依存关系。

马克思认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实体，其形成和发展无一不与族际间的利益联结密切关联。经济交往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内容。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强化了族类群体间的经济联系，互补共生的经济关系、利益联结是各族类群体来往交融的经济纽带。滇川青藏的茶马贸易、内蒙古的草原、东北的林海、西南的峡谷、中原的农耕，各区域具有天然的资源禀赋，经济互补又互相依赖，资源多样化和地区分散性，促进了区域间交换、贸易。人口大迁徙促进了游牧经济、山地经济、农耕经济深度融合，商品物资交换与互市贸易成为各族类群体形成经济共同体的重要动力。中原经济的强大辐射力吸纳各族类群体联结成共同受益的经济体。

2.义：中华文化聚力。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中华文化具有调和内部差异、凝聚万千邦族的内在基因。中华文化中强调“五方之民共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大一，当混为一”“天下一家，一视同仁”，追求共同性的大一统思想成为各朝各代共同的价值理念和政治追求，同时也是吸纳各族类群体凝聚的精神动力。

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从分散的满天星斗到融汇的文明洪流，中华文明的厚重与灵气促进各族文明交融汇聚，各域文化同塑中原文明，中原文明反哺各域文化，中华文化结为一体，文化共性推进族际联结。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中华文明在本质上趋向“一体”和统一，形成稳定的文化结构，循序渐进地吸引各民族互信、接纳彼此，加深在心理与情感上的融合。文字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共同的文字是联结共同体的文化纽带。秦朝推行“书同文”，使汉字世代传承，汉字的交流功能使群体间的交流互通有无，使各族类群体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得以加深。

3.宇：共同空间嵌合。交通，有交相通达之意，如《管子·度地》说的“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共同地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基础。地理与自然环境是孕育文明的摇篮，中华大地复杂的地理结构孕育了多元的人文样态。“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分布格局，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空间载体，不同族类的人们共处一地、相互认同、和合共生，族类交融和文化交融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时代底色。

在早期的自然分工下，山川相隔，族类群体间存在着较大的隔阂。中央王朝在大一统的治理中，打破了自然地理的界限，将边疆地域纳入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加速了各族类群体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原地区最早建立了“天下”秩序、天道民本的政治理念，吸引四方万民融汇为天下一家。伴随着中央统一的政治安排和通畅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先秦、南北朝的民族大迁徙，隋唐大运河的开通、连接内外的丝绸之路，沟通区域发展的河西走廊、藏彝走廊，以及近代以来，国家力量主导建设的青藏铁路、川藏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通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理通道，促进民族大流动、大融居，促进了共同性、普同性的增加，滋养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和向外开放的包容性。

（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机性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一个层级递进的过程，促进各民族的亲缘、地缘、业缘、学缘、姻缘交织，促进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成员的结构性交往。人们自接触发端，以交流接续，在互信、交心的层面深化，实现中华各族儿女的联结、融汇进而整全合一。

1.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感知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本质上是一种复合性集体认同，作为一种极具包容性的概念，它超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逻辑冲突，构建起一体联结的共同体，并强调各民族成员对共同体的认可、归属与依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各族成员对国家或中华民族在心理态度上的认同转变。“族性”是可被感知的族类认同基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通过对更高层位族性的共同感知，使“中华民族是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促进各族群众认知彼此的血脉联结，消弭族群差异与社会隔阂，将四方诸族对故土的情愫凝聚为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

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渐进实现的。各民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推进各民族成员在社会接触中增进对彼此的认知、情感和信任，意识到共同处境以及从中衍生的信念和理想，加强对彼此的支持和认同。各民族深度交往融合，深化了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天下”成为一个实体化构成，各民族拥护“大一统”的政治自觉性得以增强。

2.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包容多样性的同时增进共同性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拉近族际交往的心理距离，增进共性，促进对彼此的理解、包容，克服民族偏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族成员在精神与情感层面的共同凝聚，强调在现实、情感、精神等层面的依存与联结，蕴含各族人民间的相互欣赏、包容、互惠之意。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了各民族与多样文化的有机融合，在迁徙流动的过程中，各民族间的隔阂逐渐削减，彼此的生活方式逐渐趋同，风俗习惯相互交融，多元汇聚为一体。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方面，各民族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巩固了多民族国家治理；在经济方面，各民族互补共生，经济一体化趋势明显；在文化上，文明交融互鉴、兼收并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样态；在社会生活中，跨族联姻与结构互嵌，心理上的互信亲近，各民族间的内聚性更强，各民族互相涵化，彼此碰撞、交流、融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奠定基础。

3.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有机嵌合为一个整体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人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一”聚“多”凝结而成的民族集合体。在更高层面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挥整合之效，通过群际接触和社会互动，凝聚中国力量，加强国家民族认同建构，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性。

多元系统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应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系统各要素之间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中华民族在上千年的包容吸纳过程中，建构起容纳多民族的超大规模共同体。各民族成员在相互融汇、有机嵌合的关系网络中，构成紧密联结的有机整体。

“国家认同表达了个体与民族国家千丝万缕的情感联结，表现为个体对故土的依恋，对统一领土之上最高政治共同体的效忠”。2019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群众交融会聚，形成一体；促进各族群众结成多元一体的政治共同体、休戚与共的经济共同体、互鉴交融的文化共同体，从而超越狭隘的利益观，坚持理性爱国，自觉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中华各族人民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增进共同性，促进地缘、亲缘、业缘等多元要素的融汇、聚合，增进认同，彰显大同，促进中华民族成为融聚一体的民族实体。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结、融、聚的力量之源

中华民族是经中华文明浸润，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实践中，不断凝聚千邦万族而形成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在自然汇聚与国家制度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中华民族“多元”更趋向“一体”，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虽历经挫折而不破，表现出强大的不可分割性与凝聚力。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成有文化引导、文明铸就之功

“华夏文明，在当时世界上是一种伟大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人民，它是一种向心力，回归的力量；它是统一中国的凝聚力，它是民族意识的升华”。孔子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传统文化自殷商至周而发扬光大，成为礼乐文明的典范。中华民族共同体赓续中华文明，具有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主动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及和平性。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因素和深层动力，习近平总书记从文化视角的解读，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何以绵延不息、历久弥新的深层原因。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在人类四大古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的从未中断过的文明，在中华大地上，中华文明按照自身的逻辑演进、发展并一直延续下来，彰显出巨大的凝聚力与包容力。《淮南子·原道》中所讲“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这种对祖先、家庭、宗族的本根意识是维系中华民族延续与发展的重要纽带。自石器时代至今，中华文明形成的完整的相互联结的文化有机整体，展开浩瀚的胸怀，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历程中，“滚雪球式”地对不同民族的资源和文化予以吸纳与整合。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塑造了中华民族持续生长的强大内核。在物质文明方面，铁器、火药、指南针、造纸术的发明和使用，带来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在制度文明方面，郡县制、科举制、文官制等制度的建立，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治理；在精神文明方面，如先秦甲骨文的出现、百家争鸣，秦汉时期文字统一、文化交融，唐朝的诗歌繁荣、市民文化出现，宋代的陶瓷、书画，元代的杂剧、白话小说，中华文明在整合中创新，在破旧立新中，实现了广袤土地的统一，凝结了具有内聚力的民族共同体。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的发展是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将不同文明整合为一体的过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塑造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传统。《管子》《周礼》等思想中多处主张中央集权，构建一统的国家，这是后来大一统思想的来源。公羊学同倡一统，如《荀子·非十二子》篇有云“一天下，财万物”。《荀子·仲尼》篇说“文王载百里而天下一”。中华文明中的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促进华夏大地上的先民们，“最终熔铸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文化、经济、政治共同体”。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孕育出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坚韧框架。中华文明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精神，浸润中华民族既有刚性又有韧性，能够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以强大的包容能力，对不同的文明互相借鉴交融，兼容多元的文明，内化为自身生长的力量，同时更为适应不同环境的变化，不断丰富自身，助推中华民族的不断延续。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合理念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和合理念始于商周，行于当下，集儒、法、道、黄老、阴阳等各派思想之大成，强调关系调和、和谐。如《礼记·郊特性》中所载的“阴阳和而万物得”，《礼记·哀公问》中所载的“天地不合，万物不生”，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所孕育的和平基因。此外，中华文化重视人的节操和修养，如《尚书·武成》中所讲的“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周易·系辞上》中的“子曰：‘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崇德和修身是中国人骨子里温良的深层原因。中华民族秉持协和万邦的胸怀，在千年的历史沉浮中内敛、积淀，淬炼出绵延不息的底气与内核。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融汇有情义融通之暖

不同于西方契约式二元对立的机械组合，中国的多民族国家建构是整体关联的有机嵌合，更具情感力和温情要素。基于个人主义的“原子”契约论是西方国民团结的链条，同时辅之以宗教团结。“原子”契约论以“人人平等”的原则影响着群体的形成，但共同的命运和政治诉求往往让社群主义成为缔结发展不利群体、种族群体、移民群体等的工具。

中华民族共同体超越了西方“一国一族”的狭隘民族主义，是更具温情、包容、情谊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有情义支撑，凸显伦理、道德的中国人情。情感力促进各民族有机地融为一体。在心理学视角下，情感是生理主体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需求的价值判断和情绪体验。认同感是一种社会心理稳定感，具有群体性（即社群性）。认同属于情感反映的范畴，强调统一性与集体现象。情感认同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根基，强调各民族群众对彼此的心理认知，深化交融互嵌中的情感共鸣，是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枢要义。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民族是一个客观普遍存在的‘人们共同体’，是代代相传，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同一民族的人们具有强烈的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一体感。由于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和经常生活在一起，形成了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亲切社会关系网络”。中华民族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蕴含各族人民共同的情感、信念和道义。

多民族国家建设需要得以立基的信仰和价值体系，凝聚团结统一的向心认同。在数千年历史的风风雨雨中，中华儿女携手相伴、并肩前行，培养出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使命感和深邃的理性，以此凝结出磅礴的团结力量，创造出璀璨的历史和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间的关系。”在共御外辱的斗争中，中国各族人民结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亲密关系；在现实的发展境遇中，各族人民命运与共、兴衰相连，强化了不可分割的一体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由自在走向自觉的过程中，凝结了中华各族人民的一脉相连的纽带与联系。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合有核心凝聚之力

多民族国家建设需要应对在政治实体内的族类群体多元性的问题。中华民族是一个内聚力强大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成，是自然凝聚与政治形塑多重助力的结果。赵汀阳用“中国旋涡”的解释模型，解释商周以来至清朝的古代中国的生长方式，认为秦汉以来之大一统中国保留了天下的观念遗产，并将天下精神转化为国家精神，将世界格局浓缩为国家格局，于是，中国成为一个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按照这个理论，早期中国的人们为了谋求生存资源的博弈活动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旋涡”动力模式，产生了磅礴的向心力和自身强化的力量。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与壮大，本质归功于对大一统理念的推崇与实践。大一统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与文化根基。统一于华夏，华夏一开始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复合体，夷、夏两系相互渗透融合为一体。秦朝建立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塑造具有社会性的统一体，通过实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的治理体系，有力地推进了各民族由“多元”融为“一体”。汉朝集法家思想等诸多智慧之大成，把儒家思想确立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奠定了大一统政治实践的思想文化基础。大一统的社会是一种礼乐文明的社会，华夏文明以儒家文化思想为中心，大一统思想浸润与辐射上千年，吸引四方万民凝聚为一体，一体统摄“多元”。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对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进行了新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在风雨飘摇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之效，引领中华民族走出百年深渊，社会主义前所未有地增强了各民族、各区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共同性(共同体的纽带与命脉)，政党中心的制度与有效治理辩证地调处基于共同性的凝聚力与尊重差异性的包容力之间的关系，共同性与凝聚力的不断增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样态。

国家认同是国家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是多民族国家归属感的核心。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也是各民族向心凝聚的核心统领，中国共产党调和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张力，全方位、多角度整合各民族成员的共同性要素，增强各民族成员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中华民族（各民族）共同的国家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在赓续中华文明的基础上，构建集价值体系、信仰体系、观念体系等诸元素于一体的社会文化系统，培塑各族人民的集体身份认同，增强政治归属和政治认同，汇聚人心，促进团结。

四、结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缔造出了现代国家新形态，实现了多民族国情与单一制国体的有机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植根于中国从自在走向自觉、自强、自新的历史嬗变之中，“中华民族是一个”话语对外强化家国边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则对内描绘了国家民族内部的生活文化边界，在新时代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构的有机性更为凸显。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打开族群边界，增强共同体的有机性。习近平强调，建设多民族群众互嵌式社区，是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因而要创造互嵌式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促进各民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为此，应该从物质保障、制度支持、情感纽带、文化接触、社会嵌入、媒介创新等多领域着手，推进各民族成员的社会互动，促进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遵循中华民族共同体结、融、聚的规律与脉络，当下可在文化精神、情感道德、核心引领等方面，着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贵州民族研究》2024年第3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