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上海的奥密克戎强大的传染能力，在坚持动态清零过程中种种执行中的困难，对经济的影响，居民的衣食住行与居委会、志愿者、物流、保安、大白等的动态博弈，带来的种种具体的冲突与决断。每天在社交网络上看到各种正面、负面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事件，如果认真看，每一个事件，你都可以找到硬币的另一面。怎样做，都有代价，都有部分受益者和部分受损害的利益。如果仅仅就理念来争论，就可以在微信群里，看到几乎分裂的两派。
对此，刘润兄写了一篇的公号文《刘润：上海难题》，把上海问题，定义为“电车难题”。问题一旦抽象化到哲学里的dilemma - 也就是两难困境，具体活生生环境下的决策，就变成了课堂上的纠结 - 这样的问题，由于各人的理念不同，就变成了供思辨而无答案的“难题”。
严格来讲，散布在社交网络围绕权衡"全体居家”、“动态清零”、“次生灾难”、“经济损失”，“群体利益”，“个人自由” 等等的讨论，背后的理念，有可能分属不同的伦理思考。其一，是康德发展的义务伦理学，他认为，一个行为是否道德是由该行为本身正确或错误来决定的，与其后果无关，康德要求人们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思考，如果人人都这样做会怎样？若我的行为突然变成了所有人的准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其二，是通常被认为与康德的义务伦理学相冲突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代表人物是边沁(Jeremy Bentham)和约翰.穆勒(John Mill)。他们致力于为大多数人提供最大的好处，在功利主义伦理学中，结果通常比行动本身更重要。
电梯难题的设计者设计这个问题，本来是为了反对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但这种设计，恰恰隐晦地暗示了自身的功利主义倾向。因为功利主义面临着量化和应用方面的挑战，什么是善，又该如何去衡量它？如果有些情况在理论上讲应该算是“更好”的选择，但实际上对普通人来说，却带来更糟糕的后果，又该如何办？例如从理论上来说，拥有大量平均幸福感较低的人口，相比于拥有少量平均幸福感较高的人口而言，是不是更好的选择？
事情不放到临在的当下去决策，只在课堂讨论，其实不会有答案。所以才叫“电车dilemma" ，两难处境。
思辨永远解决不了问题，给不出答案。科技人文微信群里，一开始也是各方面的意见都有，对立而纠结。直到一位上海的前同事飞来飞去的菲大侠现身说法，将她如何参与组织楼里居民的种种做法分享：统一团购，一起出资为志愿者购置防护服，根据食物的重要程度协调统一购买，互助互利，调低“个人当下奢侈”的购物优先级 - 比如冰激凌、肥宅快乐水放在后面等等。看到这些具体而微的行动和居民与志愿者配合班次执勤，上面的两难似乎暂时消失了。
对电车难题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解法，是“我不搬动道岔，最后结果听天由命。”，我没有权力剥夺他人生命（损害他人利益），那我什么都不做，过失不在我。这是什么？这是“乡愿” - 德之贼也 - 因为摇摆而无所作为，是最糟的选择。
如果我们参考佛法的见地，在佛教的视角，电车难题不是dilemma，只能叫“problem” - 也就是佛家说的“当机” - 这个“机”，就是临下的处境，最具体的问题，需要“当机” - “立断” - 当机立断，来自佛法。在此时此刻此地，你马上要权衡，拿出决断 - 是牺牲一个人、还是五个人？是隔离几个人，去方舱，还是留置在家？在家的条件，这个小区具备传染阻断条件吗？。。。。。所有种种的具体情况，就是“机”，绝对是可以得出一个选择结果的。
“在你无法决断的时候，抛一个硬币，硬币在空中停留的瞬间，你会听到内心的选择。”
所有的思辨，如果无法“躬身入局”，都可能成为电车dilemma。所以，行动起来，加入志愿者，成为“团长”，即便成为follower，也拿出行动，支持你认可的行为，当“机”立断，无论政府、国家和个人，就是在这种选择的行动中，逐渐调整和优化选择，走出暂时的困境。
注：本文关于康德的义务伦理学与边沁、约翰穆勒的功利伦理学比较的段落，来自《未来500年 - 迈向太空的生命工程之旅》中“生存道义伦理学 （deontegenic）” 的讨论；同时参考了刘润兄和王路《唧唧复唧唧》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