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每年有两个重磅的年会，一个是博鳌企业家论坛，一个是思客年会，这是新华网融媒体智库每年一次的盛会。因为一些特别的机缘，我作嘉宾参加了2019年广州，2020年杭州的思客年会。11月10日一直联系我的老师找过来，我二话没说。就我而言，这样的高层智库对围绕国家社会经济开展的对话和碰撞，每年对我都是极为难得的学习机会。当然，唐老师说，现在的疫情管控条件下还能答应来，并且成行，那是真爱。
那当然是真爱无疑了。
今年新华网思客年会是第九届，主题是：“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20日上午听了开幕所有重磅主旨演讲，不虚此行。和上两次身份不同，这次我以英特尔DCAI首席工程师身份，参加“科技赋能创新引领”平行论坛和最后的圆桌讨论。不用PPT，分享了20分钟的主题“科技向善与工程师文化”，所以这里的图都是后配的。
“科技向善～Tech for Good”这个词，并不是互联网大厂发明的，这个词比较早是由保罗.米勒2013年正式提出。但并不表示“XX向善”是一个专利性的词汇不能让别人自由使用。我在翻译《未来500年》时候，就遇到过deontogenic这个词，最后翻译为“生存道义伦理”，对应之前康德的“义务伦理”，边沁的“功利主义伦理”。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以前，老早就有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责任伦理”，以及互联网企业出现前，现代企业制度已经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 ESR”和经济学家提出的“企业外部性”在那里。然则为什么提到”科技为善“，人们会首先想到腾讯或一些互联网大厂的宣传和推动呢？
因为互联网企业的网络效应和边际成本，互联网企业有“天生善于营销和PR“的特点 - 导致互联网企业兴起前，很多现代企业已经实践的企业社会责任，并没有互联网企业自我宣传的放大器效果。 “科技为善”被提出来，反过来证明，科技产品化是一把双刃剑，在企业在市场上通过产品和服务赚取自己的利润之外，”善“与”恶“的边界越来越成为大家讨论和监督的对象。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到做企业最起码的几件事：生产好的产品或服务，合法纳税，善待员工以及维护企业与社区，社会的关系。这最后一条，展开了说就是”科技向善“的出发点。对比稻盛和夫的六项精进，除了第一条”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和最后一条”不要有感性的烦恼“，中间四条可归纳为”谦虚，反省，感谢，利他“，都是“向善”的努力，可见东方管理学更注重企业与公众的和谐关系 — 可惜我们太多科技企业家以硅谷马首是瞻，丢掉了我们的好东西。
之前在阿里接受布道师优秀奖时我和大家分享过一段话，是作家玛雅.安吉罗说的：“我发现，人们会忘记你说过的话，会忘记你做过的事，但会永远记得你曾带给他们的感受。“ — 当任何一家企业觉得收到了来自公众和社会的批评和鞭挞时候，就该想想这段话，没什么委屈的 - 善与恶，人们的感觉不太会错。
而“科技为善”同样是“企业外部性”的一个量度，一家企业，做好自己的产品，服务和品牌，那么内部如何管理，有什么“绯闻”“爆料”“内网帖子”都不该是对外泄露的东西，因为这不是企业的外部性 - 企业的外部性是受控的企业的“德行”和“形象”。企业的外部性，是你内部的讲话，有责任不要引起社会的公序良俗和风气变得乖戾，企业内部的竞争和狼性不该推动整个社会产生“丛林规则化”，比如年龄歧视，比如PUA和对员工个人隐私的侵犯。这就是说，”企业外部性“有时候不得不通过企业文化的对外辐射来为善为恶。
全球500强是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先行者，在资本和企业建立初期，也有类似黑暗森林一样的残酷（这样的商业传记数不胜数），随着市场秩序和法规健全，大多数这些企业的“愿景使命价值观”，大大方方把“integrity（正直诚信）”写进去。反观我们正在发展的企业，其实不喜欢这些什么“正直”“谦逊”之类的词，不知道是不是觉得这些词太“装”，或是从潜意识里讲，是缺乏勇气，觉得这些词有点儿碍手碍脚。
今年我翻译出版的《冲击波 - 对美国互联网巨头的文化思考》，另一个译名可以是《快无所忌 - Facebook，Google和Amazon如何挑战文化与制度》，谈的正是硅谷“技术精英自由主义者”如何通过赢者通吃和精英支配思维，把寻租、垄断、盗版、假货、赢家通吃和数据风险等等问题带入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二十大以后，我们更加强调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异对以人为本的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天下大同”的思想，就是对治“我聪明，我大咖，就该由我来制定规则”的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模式。我在“四维碎片”公众号那篇“与高铁相比，FB是无意义的耗散”的文章，引用了Intel 院士Faye Briggs对高铁和Facebook比较的一段评论，是一个暗喻：那些最大程度上带来最多数人福祉的科技，才是善的科技。
谈到工程师文化，引用了前一段CCF工程师文化日几位院士的观点，感慨今天某些IT技术人士，以码农和屌丝自居的心态，其实离”工程师“的要求越来越远。梅宏院士谈到他走进大学校门时，看到的那个横幅”欢迎你，未来的航空工程师“，郑纬民院士提到1965年进入清华时，那个迎新标语”清华园 - 红色工程师的摇篮“。梅宏院士总结的工程师文化的三点，非常赞同：一是精益求精，也就是工匠精神，不但要解决好问题，还要知道是为什么，未来如何做得更好。二是知行合一，工程师永远是hands-on和tradeoff思维的典范；三是团队精神。
我也回忆起在Motorola和在Intel时，和那么多全球出色的工程师一起工作的感触 — 美国之所以科技强大，是因为一个纺锤形的庞大的Engineer团体。隔壁的印度，每一部电影都在强调”成为一名Engineer“的追求和荣光 - 你再看一遍《三傻大闹好莱坞》就明白了。我们呢？大约在两极分化，一个极端，把对小鲜肉明星的称谓“大咖”“大神”挂在嘴上膜拜，另一极端，自称“码农”，把文化素质的学习，和个人价值观的培养，让渡给背后的公司和组织，自己就不用思考了。我有一个短暂的创业经历，遇到迷茫的年轻人问：在我们成功之前，是不是要容忍自己看不惯的一些违反自己价值观的事情，可以别较真，等自己“成功以后”再说？我当时的回答，“如果你有自己的价值观，永远不要为了一份工作去妥协。我们为工作付出的是体力脑力，不必搭上自己的价值观” 今天听起来，并不是唱高调 - ”勿以恶小而为之“其实是这个道理。科技为善这件事，归根到底最重要的，是你要追求文化，做个有文化的工程师，遇到复杂的现实情况，才可能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而不是把责任推给组织和算法。
科技向善的主体，不是科技，是每一个置身事内的个体，是每一个“有文化的工程师” - 以男士为例，你不仅仅是公司的一个螺丝钉，你还是儿女的父亲，妻子的丈夫，父母的儿子，以及这个社会的公民。
关于企业和个人的价值观，我做了一个比喻，话有些糙，但理不糙，一个更strong的版本在这里：
“价值观就像内裤，每个人都要穿，你不能没有。但你不能把自己的价值观穿在外面炫耀：“喏，我的内裤最好”，唯一内裤外穿别人没意见接受的，是Superman。而你我，都不是Superman，也没有一家公司是Superman。”
企业的外部性是产品，服务与企业社会责任，是"What you made people fee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