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上海的动态清零战役到了攻坚阶段，北京也在加大筛查力度，执行中市民面对的各种不便的声音被放大和传播，讨论也很分裂。这时候看到朋友圈发的一段消息：
“世卫组织5月5日发布最新估计数据，2020年和2021年两年间，新冠肺炎已造成约1500万“超额死亡”（excess deaths）人数，这个数字约为原有各国官方统计数据的三倍。印度政府第一时间发布声明表示反对，称世卫组织发布的印度相关数据“在统计上不健全且存在问题”。” 后来朋友更正，“印度是2020-2021两年超额死亡470万。”
围绕这个消息，群里面有讨论提到，奥密克戎让医疗资源极其丰富的大上海都手忙脚乱，如果躺平，边远地区的省份，得多大压力？有人说我理解动态清零是拖延病毒的爆发期限，能拖就拖。也有人举例在二三线城市看病的困难，推测一旦躺平14亿人口的中国会怎样？但其实大家也知道，一线城市风控高度复杂，复工生产和动态清零是一个复杂动态博弈过程，不复工生产对企业和底层人民损失巨大，失业问题、其他重大疾病不能及时就诊也会死人；不动态清零也导致医疗挤兑、更多生命安危；还有奥密克戎已经很温和，我们这样是不是得不偿失的质疑，总之是很难的tradeoff等等等等。
照例，各种考量下逐渐收敛到一个结论：动态清零也是一种模式的共存。你要问我，我觉得纸上谈兵的任何一种推演，无论是援引别国或香港的做法，还是就国内现状推演，都无法对如此复杂的问题给出解析解。无论哪种战略，最终决定的是执行过程中能否做到上下一心，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无论什么做法，执行不力都会后果稀烂，中国过去的事情是这样，今天也是如此。
最近读意义治疗学创始人，二战集中营生存下来的维克多.弗兰克尔的遗珠之作《生命的探问》（他的《Man Searching for meaning》“活出意义来”是二战后蜚声全球的作品，就不多做介绍了），疫情管理下的每一个人，可能换一个角度，从个人面对具体情境下，思考所作所为的意义，也许是更恰当的角度。
弗兰克尔经常和患者讲一个刊载报纸上的故事：一名被判无期徒刑的囚犯被驱逐到魔鬼岛，而恰巧“利维坦”号船在公海上发生了火灾。由于灾情严重，囚犯被临时组织参加营救活动，这名囚犯救了十个人并因此被赦免了。如果有人在这名囚犯上船之前，在马赛的码头问他，继续生活对他是否有任何意义，他一定会摇头，那么我问你，他可能在等待生活中的一些什么呢？就像“利维坦”号哈桑那个救了十个人的囚犯一样，谁也不知道我们等待的是什么，它会在哪个重要的时刻，在哪个独特的机会中以哪种特殊的方式出现。
生活（疫情）向我们提出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也能够认识到当下的意义。生命意义的问题如果不具体到此时此地提出，就会显得过于简单。如果不聚焦在具体某时某刻的“意义”，就像记者采访一位国际象棋冠军时问：“现在请大师告诉我，有没有哪一步是最好的”一样幼稚。
因此，弗兰克尔指出，不是我们被允许去问生命的意义，而是生命在提问，我们是被质疑的人，必须回答生命中不断出现的问题，我们没有未来，现在就是一切，今日包含生命永恒的新的生活问题。在动态清零的共存模式里，我们怎样因应日常的不便，甚至是失业和倒闭，怎样为自己也为他人？我的不便、忍耐和牺牲的意义何在？那位北京疫情218号感染者，得知自己密接后，一直独坐在自己汽车里自我隔离，不进小区，而避免了整个小区受影响。对风控做法，每个个体都可以提出质疑和推演，但218号做的是他能够回答的当下的意义，以一人的自我隔离，换来整个社区的自由。
关于“意义”的思考，Victor Frankel的意义治疗学已经探讨得相当彻底，无论是面对战争、集中营还是瘟疫。弗兰克尔指出人们实现人生意义的三个基本假设，首先，要有行动，比如创造和劳动；其次，要认识到，意义可以在欣赏自然、艺术品或仅仅是热爱他人中找到。最后，一个人如何适应和应对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限制至关重要。简而言之，我们在生活中通过行动、爱和痛苦理解意义。
我们如何面对已经持续了快3年的新冠疫情下的无常，赋予当下每一刻意义？
佛教对“意义”的思考可能走得更远，就是如果我们放下“自我”，也许这个意义，是在我所在的群体，我的家庭，我的邻居，我的社区，我的城市，我的国家。怎样做，所受的苦难和限制才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