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0年余叔岩首次莅沪，上座未尽如人意，原因错综复杂。现有诸多回忆、记述均归咎为“票房捣乱”和余嗓音欠响，与史实多有凿枘，一些细节甚至张冠李戴、前后错乱，《余叔岩传》更在这些错误基础上引申发挥，曲解捏造，当下的研究者或不明究竟，当作信史，大量引用，严重影响论证的准确性、合理性，故亟需辨正。
谭鑫培1917年故去后，用刘曾复先生的话说：“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三个人才能代表民国初年以后的京剧”。[1]史称“京剧三大贤”。三贤中，余叔岩是最晚到上海演出的。1920年至1923年，余叔岩“三下春申”，之后直到1943年病逝，再未在上海登台。与“三大贤”名号稍有落差的是，余叔岩在上海演出不是太顺利，当时的说法是“未能风头出足”。其原因错综复杂，历来详实的记述较少。余叔岩故去后，其生前好友薛观澜在《忆叔岩》[2]中略有述及。不过，余莅沪演出时，薛在北洋外交部任职，并非亲历者（有关薛在沪为余奔走的情节是《余叔岩传》[3]虚构的），所述细节与当时的报道和记载多有凿枘。余的鼓师杭子和口述《我与余叔岩合作的情况》[4]，叙述上海演出虽较为详细，但杭与余叔岩合作多年，年长日久，一些人、事前后混淆。然而，晚近余叔岩研究涉及这段历史的叙述、评论多基于这两篇文章，有的（特别是《余叔岩传》）更在此基础上引申发挥，甚至曲解、捏造，当下的研究者或不明究竟，当作信史，大量引用，严重影响论证的准确性、合理性。[5]
余叔岩应丹桂第一台台主尤鸿卿之约，首次于1920年10月1日在沪登台，11月1日期满。又在共舞台参加两天赈灾义务戏，11月5日离沪赴汉口。《忆叔岩》一文被广泛引用的一个错误是说：余叔岩“因征骖甫停，未往各票房各报馆拜客，群相謑诟，叔岩甚蒙不利”。齐如山1957年发表的《谈四角·评余叔岩》也说：“上海去过两次，因为票房同他捣乱，以致卖座太坏”。[6]李宗白的《余叔岩艺术生活传略》将“群相謑诟”坐实为“以冯小隐（笔名马二先生）为首的尊谭派，在《晶报》上讥讽余叔岩是‘伪谭’，并斥责余叔岩擅自变改谭氏剧目，是谭派罪人。” [7]到了《余叔岩传》更任意捏造，称上海票友故意“抽签”捣乱，小报刊文攻击：[8]
翁思再《余叔岩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230页
票界对初到上海的余叔岩更是热情之至，每天前往余下榻处拜访的客人络绎不绝。余叔岩素来体弱，最后两天为全力以赴，唱好“打炮戏”，甚至不得不登报谢客，以求静养。
报刊舆论则是赞赏为主，即或对某些表演有所商榷，也是实事求是，各抒己见，并无过激评论。余叔岩登台前夕，小隐还在《晶报》撰文：
并称余叔岩“为今日老生中之第一流人物”。顺便指出，小隐非“马二先生”，而是马二先生（即冯叔鸾）之胞兄。李宗白搞错人头，《余叔岩传》以讹传讹，万副教授则婢学夫人，照单全收[13]。
考薛、李文章之所以误传“群相谤诟”，当是将余叔岩二次莅沪的某些事错置在第一次。按，丹桂第一台演出期满后，余叔岩办了一件不妥之事，大大得罪上海最大的票房“雅歌集”，以致1922年二次到沪搭亦舞台，去票房拜客吃了“闭门羹”。彼时，余叔岩又与陈彦衡决裂，沪上诸多陈彦衡弟子（谭派票友），对余大为反感，转捧为骂。冯小隐《余叔岩为谭派罪人》一文也是在1922年12月，余叔岩即将二次莅沪当口，在《晶报》发表的。
二、南北审美有差异
四、票价过高
一到上海就闹了些不愉快。先是生活安排不如意，影响到演出。上海约角有所谓“四管”的说法，院方负责“角儿”的食宿。尤鸿卿为节约开支，先安排他们住和丰旅馆，余不满意，就搬到尤家，“叔岩犹嫌仄小”，[21]又迁至会乐里二弄二号一上一下的房屋。不料，屋内没有电灯，用所谓“自来火”即煤气灯，但“自来火”上没有瓦斯罩，煤气泄漏比较重，致使余叔岩嗓子不舒服。再是票价过高，观众不满。据姚民哀介绍，高票价是院方的主意：
“两罪并发”，余叔岩大为光火，声言“三天之后不再登台”。尤鸿卿着慌，10月3日先把余叔岩安排到大东旅社，并“为开每天五元之大菜间”。10月6日起降低票价：包厢一元二角，头等正厅八角，上层包厢五角，二等正厅四角，三等统售二角。花楼与官厅例不登报，推测降为二元和一元六角左右。到10月19日，再度降价，包厢一元，头等正厅七角，上层包厢五角，二等正厅三角，三等统售二角。有评论事后称“第一台老板成心要蹶他（余叔岩）”，[23]自是无稽之谈。上海的“包银制”，经济风险原则上由戏院承担的，没有一上来就自己拆台的道理。不过，票价高低一定程度上也关乎名伶的声价，一般也是要征求“老板”意见的。奈余系首次莅沪，上海的行情并不了解，听见自己的票价超过杨小楼，直追小梅，未免得意忘形。评论责他“失察”，当属公允。另外，以周信芳为首的后台也从中作梗。各种琐事，前前后后交织在一起，双方关系越来越僵，难免就弄出些不理性的事情。
余叔岩与周信芳是否真正“顿释前嫌”、“和好如初”[25]也很值得怀疑。周既是丹桂第一台的台柱，也是后台经理。周对“京朝派”、“京角儿”的立场态度，在目前残存的日记里多有流露。姚民哀直言“（叔岩）恨周信芳拒而不纳”。所以，本文不采信《余叔岩传》关于余周尽释前嫌的故事，尽管该传的故事来源是薛观澜。当时的报道称：
余叔岩自带鼓师杭子和、琴师李佩卿。丹桂第一台又约了孙佐臣和刘顺。一个角儿备两套场面，为什么？《余叔岩传》说是为平息票友捣乱，特去北京约来孙佐臣。事实是，孙佐臣正在上海傍孟小冬。约定孙、刘伴奏之事，早在9月23日已见报。[30]所以，后来沙游天、薛观澜、李宗白等人的说法也是不对的。此事一非开演后“临时约请”，而是事前议定；二无关“沪人爱听孙佐臣”，[31]无关“叫座”。弄出这么费钱费事的办法，原因还是后台不服。当然，余叔岩自己也有问题，不带配角，几乎所有的戏都依靠丹桂第一台班底，连生旦“对儿戏”也要第一台配。本来有约王蕙芳同来之议，不知为何没谈成。第一台这些南方角儿不卖余私房鼓琴的账——“唱不了”；用第一台的官中乐队，余不可能同意，也——“唱不了”。于是，只能多出一份包银，约刘顺打鼓，孙佐臣操琴。孙、刘是老谭的旧人，在上海也是老资格，双方均无话讲。两套场面到底是怎么分工的，后来的某些说法，尤其《余叔岩传》的演绎，多无中生有。目前能见到的现场报道，起码开演第14天的《打渔杀家》还是孙佐臣操琴。推测余叔岩一些独挑的戏，如《李陵碑》《奇冤报》《群臣宴》等是用私房场面。根据杭子和的回忆，第10天日场与王长林的《铁莲花》也是他打的。[32]就是这样，班底还是捣乱。开演第二天，王灵珠配演《南天门》曹玉娥，出场后的[西皮原板]使一腔，嫌孙、刘未托好，以后每句都从过门半拉处开口。舍予道：“观者皆议王之太不自量云”。[33]
六、《铁莲花》风波
桩桩件件堆在一起，余叔岩的心情自然好不了。开头几天，因为住房、票价已经闹过一回，加上上座不十分理想，也不便再发作。第九天，约来鲍吉祥合唱《珠帘寨》，大获成功。虽未必“轰动全沪，与民四谭大王在新舞台末夕演此同一盛况”，[34]但确是登台以来上座全满，声誉最佳的一出。营业一好，小余的脾气又上来了。
第二天是礼拜日，又逢“双十节”。台主要求唱日夜两场。广告称“余艺员以保嗓故本不允白天登台。顷因学界一再函烦，遂允于星期日唱《铁莲花》”。“学界一再函烦”当然是噱头，台主想多赚点是实质。余叔岩演至将侄儿追回，即“托病”[35]闭幕。当时，时间尚早，观众大哗。杭子和回忆说：
戏曲艺人的口述材料，不是现代史学意义上的口述史。杭子和回忆余叔岩，因为多种原因，很多细节的真实性有问题。不过，这里所述与当时报道基本吻合，有歧义的只有一点：余叔岩是真病还是“托病”。本文认为是“托病”，就是想省力，因为晚上还有《全本失空斩》。按，《扫雪打碗》的重头在前半出，“赶子”完了，不带“归家”不算太欺负观众。要在北京，可能就不算个事。谭鑫培与何桂山唱《捉放》经常不带“宿店”，也没听说有人起哄；后来各伶《捉放曹》又大多不带“过关·公堂”，虽被讥为“放而不捉”，也唱了几十年。无奈小余在上海的人缘不够，票价又贵，再加上散戏时间太早，观众就不干了。为什么相信余叔岩是“托病”呢？杭子和是傍余叔岩的，余叔岩“托病”，他也说余“病了”，可以理解，问题是故事编得有漏洞：
朱琴心是余叔岩“二下春申”搭亦舞台时带的旦角，杭记忆有误。当天压轴是王灵珠的《辛安驿》。广告载明《辛安驿》演“洞房”一折[37]，最多半个钟头就完。压轴上场，余叔岩还在旅馆躺着，像话吗？回戏这么大的事，不来找还不主动通知院方，这是存心要观众砸戏院吗？余叔岩脾气再坏也不至于这么办事。很明显，编这样的故事，目的是把事故责任推到尤鸿卿身上——是尤鸿卿逼着“有病”的余叔岩去演半折戏糊弄观众的。然而，这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晚上还有《失空斩》。按照杭子和的故事，晚上余叔岩就没唱——当然，晚上还能唱全出《失空斩》，就不像是“真病”了：
虽然含糊其辞，但“病好了再唱”总不能理解为几个小时就养好了吧？实际上，当天的《空城计》是照常唱的。《铁莲花》事故，第二天即见报。如果当晚《失空斩》回戏，不可能一字不提。而且，后面20天也天天正常上演——“病”去得太快了。杭子和的说法显然不足信。
七、爽约“雅歌集”
之后的演出虽然上座仍然不好不坏，但也没再出什么大问题。10月30日“临别纪念”，余叔岩还破例唱了一次双出，前面《秦琼卖马》，大轴《南阳关》。这期演出全部包银为11000元，胡琴、鼓师得3000，余独得8000，与薛观澜的记述一致。可惜，“宾主感情极不洽”，连通常的“帮忙戏”也没唱。这是余叔岩首次到上海，未能大获成功的重要因素。
紧接着，余叔岩去共舞台唱了两场义务戏。在唱义务戏的事上，余叔岩又办了一件明显不妥的事，为下次来沪埋下了隐患。
当时，湖北正遇水灾，各处均大搞“赈灾义演”。这种“义演”弄到后来已成积弊。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此风依旧盛行，艺人不堪其扰。据《周信芳日记》，周曾在一次义演间隙向杜月笙抱怨：“赈灾”将赈到何时为止？杜答：赈到赈灾的成灾民为止。当时，义赈会请上海最著名的票房“雅歌集”在天蟾舞台帮忙唱三天义务戏。“雅歌集”票友遂恳请余叔岩帮忙。余答应了，“雅歌集”很是感激，特制了大银盾以备酬谢。不料，余在第一台期满后，先在共舞台为黄金荣出面的北省急赈协会保婴队唱了两天义务戏。[39]11月5日，称“因事急欲赴汉”，向义赈会捐助了三百元“代演剧”，[40]即动身去了汉口，致使“雅歌集”大失面子。“雅歌集”票友耿耿于怀，直到1922年余二次来沪，让余吃了闭门羹，受了一场羞辱。
原载《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2024-08-26
引用： PSSXiv:202408.01413 (或此版本 PSSXiv:202408.01413V1)
DOI:10.12451/202408.01413V1
CSTR:32012.36.PSSXiv202408.01413.V1推荐引用方式：柴俊为.余叔岩首次莅沪史实辨正.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https://zsyyb.cn/202408.01413.[PSSXiv:202408.01413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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