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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海图书馆是国内中文黑胶唱片馆藏资源最丰富的机构之一，其中百代公司的唱片收藏数量巨大，版本覆盖面广，具有很高的版本研究价值。本文基于对上海图书馆馆藏约2000种百代华语唱片的调研与比对，结合《申报》《新闻报》等文献的相关内容，以所见谭鑫培《（四郎）探母》唱片的10个版本为主要线索，考证该唱片自1915年初次面市后再版发行情况与各时期片芯特征，同时在上海百代公司40年的历史脉络中解析唱片的版本流变。
关键词 百代 谭鑫培 《四郎探母》
作者简介：乐美志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馆员。研究方向：唱片编目与唱片版本年代研究。
0 引言
从1908年直至1949年，上海百代公司一直是中国唱片工业的中流砥柱。尤其在三四十年代，上海百代作为EMI(Electric and Musical Industries Ltd.)在东南亚地区的唱片出版制作中心，是当时我国和东南亚地区设备最新、产量最高、影响最大的唱片公司。
对于百代公司在中国的历史，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王钢、杜军民的《百代公司在中国的发端》一文，详述百代1907年首次派录音师来华录音及第一批华语唱片的特点，阐明了早期百代公司奠定其在中国市场重要地位的过程。柴俊为、乐美志的《清末至民国戏曲唱片发展述略》（《戏曲研究》第一二二辑）在阐述中国本土商业唱片的起步中，揭示了百代公司区别于其他西方留声机公司的经营策略。田飞的《从“百代小红楼”考察民国时期上海的唱片业发展和影响》（上海音乐学院，2007）则是用音乐史学的研究方法梳理百代公司发展的脉络。由于民国时期唱片通常不标注出版年代的信息，因此唱片版本的断代往往需要依据其它文献资料的佐证。王学仲的《谭鑫培唱片“四郎探母”及其版本考评》（《文化学刊》2007年第6期）列举了沈阳音乐学院图书馆藏百代《四郎探母》唱片的特征，并考证出该唱片出版年代在1935至1936年间。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关百代公司唱片版本流变及其特点的探索较少，本文试图在这一领域作一些尝试。这项研究在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唱片已完成机读目录编制的基础上进行，将百代唱片按照目录号[1]顺序排列，同时参考民国报刊登载的唱片发行广告与报道等相关资料作为断代的依据，以谭鑫培《（四郎）探母》唱片为例证，归纳出各历史时期百代片芯的主要特征，梳理唱片的版本流传变化情况。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为相关专业人士提供借鉴和参考。1 柏德洋行（法商百代公司）时期：1908-1915上海柏德洋行成立于1908年2月，作为法国百代的分支机构，是百代产品在华的总代理，其最早的记载见于《中法新汇报》1908年2月25日广告。“柏德洋行”为百代话匣电片洋行“Pathe Phono-Cinema-Chine”的音译，这种以分公司形式的独立运作区别于同时代其他西方留声机公司以代理商的形式开展在华业务。1910年4月，其中文名称改为百代公司[1]。目前的研究认为，清末至民初，谭鑫培先后两次在百代公司灌音。第一次在1907年，包括《洪羊洞》（目录号32542）、《卖马》头段（32543）和《卖马》二段（32544），共计一张半（三面）唱片。1913年，谭氏再次灌音，包括《战太平》（目录号33147）、《探母》（33153-1-2）等六张唱片。录音之后，把录音蜡筒等原始素材运到法国或比利时，加工压制成唱片，再将成品运回中国销售，长途往返运输导致唱片上市经历漫长周期。根据《申报》《新闻报》所载，上述两批谭氏唱片的上市发行信息最早见于1908年7月[2]与1914年2月[3]。两期首版都是著名的百代手刻版唱片，为12英寸双面钻针粗纹唱片，声槽由内向外旋转。片芯没有后来著名的红色“雄鸡”商标，而是用汉字刻上“巴黎百代话匣电片洋行”或“巴黎百代公司北京唱片”等字样及演员、戏班、唱段等信息。谭鑫培的《探母》唱片是他第二批录音中较晚发行的一张，却是目前所见再版版本最多的。自1915年1月首次在《新闻报》刊登广告后[4]，当年全年皆有谭氏唱片到货的消息。据《百代公司在中国的发端》一文的研究，百代手刻版唱片的模版号[2]起初由五位数字组成，五位数的万位从1到9，有年代递进关系。1914年模版制作超过1万种后，9字头序号告罄，超过部分不使用万位数，直接以年份后二位数加括号表示：（14）=1914年，（15）=1915年。1916年，百代开始使用纸质片芯，废止了这一编号系统[5]35。从馆藏实物看，有两种手刻版《探母》唱片（为行文方便，以下用字母A、B代称），目录号皆为33153-1-2。两片芯内容与字体大致相同，惟模版号有异。唱片A第1面模版号“99652”，第2面模版号“99760”；唱片B第1面模版号仍为“99652”，第2面模版号“（14）2733”。由于谭氏唱片极为畅销，其手刻版唱片重制模版的情况时有发生。根据上文版号年代递进的规律，可推断B的第2面模版即为重制，故分配了新版号。另外，需对唱片实物进行比对分析。除了谭片，1915年百代还发行了不少同期录音的其他名角唱片，如4月的小杨月楼、毕富成等以及7月的苏廷奎、张雨亭等。核对实物后，发现这些唱片模版号多以（14）开头，且无一例外都有一个特征：片芯中心孔有显著凹陷，这一特征为之前手刻新片所未见。A亦无此特征，然B以及部分模版号近似的再版片上有这一印记，如李吉瑞《刺巴杰》（首版发行于1910年）之再版片，模版号为“（14）3036”等，故包括B在内的这些手刻片很可能发行于1915年4月之后。而百代从1916年开始使用新的片芯形态，综上推测，A、B两片皆为1915年发行，且A略早于B。首版百代《探母》手刻版唱片A发行于1915年初，目录号33153-1/2（位于片芯左下方），模版号99652/99760（位于外圈外正下方），法国制造，片纹由内向外（见图1）。
关于产地，百代第一批华语唱片最初在法国巴黎沙图的工厂制造，1909年3月比利时福雷的工厂投产后，华语唱片改在这里生产，此后都在比利时制造。片芯上一般带有菱形边框“MADE IN FRANCE”或“MADE IN BELGIUM”戳记的产地信息。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比利时百代工厂被迫关闭，华语唱片生产转而又在法国进行，一直到百代上海工厂建成投产[5]36。从实物看，1915年发行的百代手刻版片芯虽然多不标注产地信息，但仍可推断两版《探母》均为法国生产。1916年，百代开始使用纸质片芯代替手刻片芯。这一时期的唱片仍为12英寸钻针粗纹，但片芯印有红色“雄鸡”商标，并标“巴黎百代公司唱片”或“百代公司唱片”，片纹改为由外转内。这批唱片在法国制造，其中既有新的录音，推测为1915年后在华录制，也再版了大量手刻版录音，再版片仍沿用首版目录号。1917年起，这版唱片陆续在上海上市发行，最初到沪广告见于1917年2月23日《申报》[6]。关于谭氏唱片在这一阶段的再版发行，仅见1918年10月14日《新闻报》第8版百代公司广告，广告中有“谭（鑫培）、刘（鸿声）、翁（梅倩）、汪（笑侬）名角唱片新近到申”的表述，同类广告刊载至当年11月末。据此，比对四人这一时期再版片实物，其片芯字体等诸多细节相同，且未发现其它可资对照的片芯，基本可确定为1918年的同一批唱片。由此推断，《探母》黑色纸质片芯版唱片，约发行于1918年，为手刻版之再版，片名改为《四郎探母》。红色“雄鸡”商标上端弧形文字标注“百代公司唱片”，片芯外沿有一金色标记，提示该片由外向内播放，法国制造，目录号（模版号同）33153-1/2（见图2）。“一战”结束后，百代开启了新的在华业务。1918年，百代公司在上海购地建厂[7]，厂址选在徐家汇路799号（今衡山路）。1920年10月左右，上海工厂正式投产，这是中国境内第一家唱片制造厂，对于中国唱片业具有划时代意义。同年，百代公司更名为东方百代公司（Pathe-Or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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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百代公司（Pathe-Orient）原址
1920年10月10日百代公司在《申报》上刊登启事：“……惟向来各货，运自欧西总厂，近以船舶稀少，时或间缺，运输既称不便，出货自不能多。今为推广营业起见，特在申江之徐家汇自建厂屋，就地制造，俾唱片不至欠缺，新戏得以常增……”的确，工厂的投产为百代在华业务提供了巨大优势。尽管在11月，报纸上尚有百代唱片从法国运抵上海准备开箱销售的消息，但在12月百代公司随即宣布先行发售上海工厂生产的第一批唱片，包括时慧宝、刘天红等名角唱片九张[8]，均为1920年当年录音。20世纪20年代上海本土生产的百代12英寸钻针粗纹唱片，亦为黑色纸质片芯，由外向内播放，惟红色“雄鸡”商标上端标注“上海百代公司唱片”。
1921年起，唱片制作本土化使东方百代的事业进入崭新阶段。百代发布新片的频率越来越快，1921至1924每年发布三到四次新片，当月报纸都有详细广告目录。到1930年为止，百代录制出版戏曲、曲艺、流行歌曲的钻针唱片近800种，极大地丰富了华语唱片市场。除录制新唱片，1920年前的大量录音得以再版，此时再版片均沿用首次发行时的目录号。《四郎探母》在这一时期多次再版，从实物看，至少发行过三次。需要说明的是，诸如《申报》“当月新出唱片露布”一般只登载新录之唱片，很少刊登再版唱片，因此再版片的年份只能根据同批发行的新片之细节加以推测。研究比对片芯细节，是唱片版本断代的重要环节，目的是厘清片芯特征，梳理多复本唱片的发行与再版情况。总结过程如下：首先，整理20世纪20年代报刊登载的百代发行广告与录音报道等原始文献并予以筛选，相同广告以首次出现的时间为准；其次，大致明确20年代（1920-1930）百代唱片的目录号范围，确定馆藏这一时期唱片总数为400种左右；最后，根据时间顺序，逐次核对文献资料与唱片实物，确定当年新片的片芯形态，为推测同批次的再版片年份提供依据。鉴于馆藏唱片复本较多，往往难以在多张相似唱片中鉴别首版与再版，因此核对过程以年代倒序方式进行。即从1930年开始，比对这一年发行广告与馆藏实物，记录1930年片芯特点。随后核对1929年唱片并记录特征，区分1929年首次发行的新片与1930年再版片。依此类推，按照年份逐次向前比对。当然，可能出现两个或多个连续年份的新片特征几乎相同的情况，则据此特征推断的再版片年份就介于这些年份之间。所有年份核对完毕后，总结出20世纪20年代百代片芯某年或某些年份的特征规律，作为推测同类唱片年代的参考依据。同类唱片除同批次再版片，还包括同期粤剧、潮剧、闽剧等很少在百代新片广告中刊载的唱片。经对历年片芯（公司名称弧形以下部分）字体进行大量比对后，发现一些规律：（1）1920至1924年发行的片芯字体呈现唐楷风格（见图3）；（2）1925年起字体带有魏碑风格（见图4）；（3）两种片芯在“此片唱针由外转内”的“此”字上区别尤为突出；（4）魏碑风格的片芯随年代递进，笔画呈由粗到细的渐变过程。具体来说，以下三种《四郎探母》再版唱片，其一字体呈现唐楷风格，其余两种带有魏碑风格。唐楷风格的片芯（见图5）发行于20世纪20年代初，两种魏碑风格的片芯（见图6、图7）当发行于1925年后，且图6笔画较图7略粗，初步推断图6年代早于图7。通过进一步研究比对，图5片芯与1921年新片特征高度相似，推测其发行于1921年；图6片芯特征与1927年新片较为相似，可推测图6于1927年发行；图7片芯特征介于1929到1930年间，然1930年3月《新闻报》[9]有一则广告提到此片，故推测其发行于1930年，三片皆为中国上海制造，目录号（模版号同）33153-1/2。
按：图5是笔者在论文发表后新发现的实物，此段文字略作增改。
图5 上海百代发行的《四郎探母》再版片（约1921年发行）
图6 上海百代发行的《四郎探母》再版片（约1927年发行）图7 上海百代发行的《四郎探母》再版片（约1930年发行）
1921至1926年，哥伦比亚公司已没有华语新片，胜利公司则一蹶不振，在中国市场上形成了东方百代一家独大的局面。不过1927年开始，电声录音技术迅猛发展，侧刻声槽钢针唱片逐渐成为流行趋势，百代的机械录音与直刻声槽钻针唱片，音质已无法与之抗衡。同时大中华崛起，高亭与蓓开两家公司的戏曲唱片重回中国市场，竞争激烈，百代业务随之急转直下，1928年新片广告已明显减少。东方百代华经理张长福在1926年12月19日《申报》发文《留声机琐谈》，阐述钻针片的优点。他认为：“京剧之声调，与锣鼓弦索之音，均极渊博嘹亮，用钻针发音之唱片最为适宜；钢针唱片适宜于西乐与弦管之乐……”文中所说就机械录音而言并非全无道理，但钢针唱片之逐渐普及已是大势所趋，以钻针片驰名的东方百代也不得不开始实行“双管齐下”的策略。1929年6月6日与9日，百代在《申报》上连续发布启事，标题为《双管齐下，并皆佳妙：百代公司广制钻针唱片并新出钢针唱片露布》：“……依时下潮流所趋，若单独出钻针唱片一项殊不足各界人士之欲望。本公司兹为适合社会心理起见，特用‘双管齐下’之法，将钻针及钢针两种唱片同时发行。”本次发行新收名伶钻针唱片15种均系用电音收音法所灌，同时发行钢针唱片34种，两类新唱片的细目分列左右。这是东方百代首次发行钢针唱片，这批唱片为10英寸橙色纸质片芯，风格与同时期的黑色钻针唱片相似。红色“雄鸡”商标上端弧形文字标有“上海百代公司唱片”，并标注“钢针唱片”。首批钢针唱片中半数是“从人人欢迎销路最广之钻针片上翻出者”，其中包括梅兰芳《木兰从军》、谭鑫培《四郎探母》、刘鸿声《辕门斩子》等。以下《四郎探母》10英寸橙色钢针唱片，发行于1929年，根据钻针片翻制再版，中国上海制造，目录号（模版号同）33153-1/2（见图8）。
图8 上海百代发行的《四郎探母》橙色钢针片（1929年发行）1929年6月后，东方百代以接近每三月一次的进度发布新片，钻针、钢针片同时灌制，以“钢针钻针随从客便”为主题发布新品广告，并随时将原有钻针老片之佼佼者翻成钢针片，谭鑫培的钻针老片仅《四郎探母》翻制成了钢针片。正当法商东方百代想方设法打开局面之际，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前夕，法国百代公司被英国哥伦比亚留声机公司兼并。1930年，东方百代被英国哥伦比亚收购，并于同年12月进行重组，成为东方百代有限公司（Pathe-Orient Ltd.）和中国唱片有限公司两家企业。百代从此成为英国哥伦比亚控股的公司，改称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1931年4月，英国哥伦比亚公司与英国留声机公司合并成立EMI后，东方百代作为EMI旗下公司继续运行[10]117。在法商与英商过渡时期的1930年，东方百代唱片逐步由黑色钻针片芯和橙色钢针片芯，改为带有哥伦比亚Viva-Tonal风格的蓝色片芯[11]，12英寸蓝色为钻针唱片，10英寸蓝色为钢针唱片。从实物分析，这一时期橙色与蓝色钢针片常同时发行，而蓝色钻针片则以再版早期钻针唱片为主。以下《四郎探母》10英寸蓝色钢针唱片，发行于1930年，稍晚于橙色钢针片。“雄鸡”商标旁标注“钢针唱片”，下方标有“上海百代公司唱片”。中国上海制造，目录号（模版号同）33153-1/2（见图9），这一时期蓝色钻针片芯与此相仿，商标旁标注“钻针唱片”。
图9 上海百代发行的《四郎探母》蓝色钢针片（1930年发行）1931年始，钻针唱片停产，英方对东方百代的技术进行彻底改造，引入最新电声录音设备[12]。唱片则由过渡时期的蓝色片芯定型于黑底金字片芯，并标“最新法电收音
钢针唱片”于片芯上，唱片直径由12英寸逐渐向10英寸转向定型。1931年8月发行梅兰芳、马连良的12英寸京剧唱片，1932年之后开始批量推出新唱片并翻制早期唱片。同样，对于30年代（1931-1940）百代唱片的比对，也可按照前述“整理资料、倒推年份、归纳总结”的研究方法。据此发现：（1）1937下半年起唱片无一例外皆不标注剧种或艺术形式（平剧、歌曲等）的英文名称；（2）1936年起片芯外沿无一例外皆印有“MADE
IN CHINA” 戳记；（3）1934下半年开始片芯上的“最新法电收音
钢针唱片”10字皆为仿宋体；（4）1931到1934上半年的黑底金字片芯，“最新法电收音 钢针唱片”为楷体（见图10），推断其中仿宋体片芯为1934年7月之后的再版片。
图10 黑底金字10英寸片芯，“最新法电收音钢针唱片”为楷体（1933年发行）1934年6月，EMI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中国唱片有限公司合并，成立了上海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即上海EMI），接管了两家公司全部资产和业务。从此，“百代”仅作为唱片品牌，继续保留在上海EMI的产品上。1934年后，上海EMI出版了大量流行歌曲与电影歌曲唱片，川剧、滇剧等内陆省份剧种开始出现在百代唱片中。此时片芯仍沿用黑底金字风格，但“最新法电收音
钢针唱片”的字体由楷体变为聚珍仿宋体。1935年，部分已翻成钢针的手刻版唱片得以再版，有《洋人大笑》、谭鑫培《四郎探母》、刘鸿声《辕门斩子》等。从所见实物看，1935年版《四郎探母》至少发行过两次，根据片芯细节对以下两种相似的10英寸黑底金字钢针唱片加以分析。第一种《四郎探母》，“雄鸡”商标上端标“上海百代公司唱片”,“最新法电收音 钢针唱片”为仿宋体。细节如下：演员、片名等排版与蓝色钢针片相同；标注“平剧”及英文“Peiping Drama”；片芯外沿未见“MADE IN CHINA”戳记。参照历年片芯共同点，基本可认定此片发行于1935年（见图11）。
图11 上海EMI发行的《四郎探母》黑底金字钢针片（1935年发行）第二种《四郎探母》，片芯字体及英文标识等与前相似，惟片名之排版有异，且片芯外沿带有“MADE
IN CHINA ”戳记。综合上述细节，可推测此种片芯年代稍晚，发行于1936-1937年之间（见图12）。百代在1932年后重新实行目录号与模版号分离，两片皆为中国上海制造，目录号34838 a/b，模版号33153-1/2。
图12 上海EMI发行的《四郎探母》黑底金字钢针片（1936-1937年发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上海EMI于1942年4月被日本胜利和日蓄接管。10月，日方组建中华音乐工业株式会社，以所谓“受托经营”的名义，强行占有上海EMI的资产[10]137。这一时期（1943-1945）百代片芯，被印上中华音乐工业株式会社的名称。对于20世纪40年代百代片芯的研究，由于其年代特征不明显，且暂未发现可能是这一时期的《四郎探母》再版片，因此不予详述。1945年10月，上海EMI交还英方并于1946年8月后开始录制新唱片。从1946年到1949年，上海EMI的唱片以流行歌曲为主，兼及少量越剧、沪剧内容。1949年3月，上海EMI因“唱片销路不佳，无法维持”，向社会局要求，“解雇工人六十七人中之四十八人，职员三十人中之十人”[13]。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前夕，上海EMI已处于停业状态。至此雄踞中国唱片业之冠、拥有四十余年历史的“百代”品牌正式停业。百代公司及其唱片的盛衰历程，已远远超出唱片本身，涉及社会与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为近代中国城市社会生活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在此基础上，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中国的唱片工业得以较快恢复并进一步发展壮大。1952年1月，上海EMI的厂房和设备被华东工业部租用，成立华东工业部上海唱片公司，生产“中华唱片”，自此“百代唱片”同孕育、诞生它的上海诀别了。上海唱片公司后并入中国唱片厂。1959年，中国唱片厂出版了中密纹唱片《谭鑫培、刘鸿声唱片选》（目录号M-023），收录了谭鑫培的《四郎探母》，系根据百代录音再版。1965年，中国唱片社出版《京剧老生资料唱片》系列78转钢针唱片，从百代钻针唱片重新翻制，再版了谭鑫培的《洪羊洞》、《卖马》（头段、二段）、《战太平》、《桑园寄子》（头段、二段）、《打渔杀家》，但没有再版《四郎探母》。根据对上海图书馆约2000种百代华语唱片的调研以及相关文献资料的记载，谭鑫培《（四郎）探母》唱片自1915年首版发行后，钻针片时期至少再版过5次，翻制成钢针片后又至少发行了4次。文中对各期百代唱片特点的梳理，在同一时期百代华语唱片中具有普遍性与代表性，或可作为相关专业人士进行版本研究，为同类唱片版本断代提供借鉴与参考。笔者学识有限，如有疏误之处，敬祈方家不吝指正。![]()
原载《图书馆杂志》2024年第5期，略有删订，如需引用，请注意核对纸质原件。DOI:10.13663/j.cnki.lj.2024.05.014近期公众号推文回顾：
注释：
[1]目录号，即唱片的出版编号，上海百代公司最主要的北方语种华语唱片的目录号自1908年32001开始，至1949年已编号至35850左右。
[2]唱片模版在制成后，每面模版均予编号登记，作为识别模版的序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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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钢，杜军民. 百代公司在中国的发端[G]//朱恒夫，聂圣哲. 戏曲唱片与戏曲电影研究专辑.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6：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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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百代唱片之新式商标[N]. 新闻报，1931-09-07（16）.
[12]上海市场报道[N]. 申报，1931-11-04（23）.
[13] 英商百代公司解雇职工纠纷[N]. 申报，1949-03-08（4）.
A Exploration of the Changes in Version of Pathe Chinese Records
: A Case Study of Tan Xinpei’s Silang
Visits His Mother in Shanghai Library CollectionLe Meizhi
(Shanghai Library)Abstract
Shanghai Public Library collects abundant Chinese record collection resources.
In these collections,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Pathe records with various
versions. They have high value in version research. This article analyzed and
compared about 2000 kinds of Pathe Chinese records in Shanghai Library, as well
as referred to the relevant contents of newspapers and other literature such asShun Pao and Xinwen Bao.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of this article is the ten
versions of Tan Xinpei’s Silang Visits
His Mother. Aim to investigate the reissues of this record since its
initial release in 1915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records in different
period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analyzed the version
changes of the record in the 40-year history of Pathe.Keywords Pathe, Tan
Xinpei, Silang Visits His Moth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