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戏剧学院有个“现代戏曲研究”公众号，2022年2月，推送了汪曾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发表的《从戏剧文学的角度看京剧危机》。当天，有好几个朋友私信发给我。我连续几天，睡前醒后，在朋友圈写了几段读后感。现在略事整理，压缩一些玩笑话，发在这里。
汪曾老是我钦佩的作家。我喜欢读他的文字，尤其爱读他的小说。他谈戏的集子里，很多梨园掌故都写得有滋有味。不过，汪老讲的一些有关戏曲的道理和策略却不敢苟同。就这篇来讲，用个郭德纲式的比喻，好比一个医院研究发展战略，内科主任说，要提高内科的水平，我院的危机就是内科的危机；外科主任讲要以外科为重点；妇产科主任要以妇产科为龙头；药房主任讲要药房是医院的重中之中……这个医院搞得好才怪！可是，戏曲界多年来就是如此：编剧大讲一剧之本，导演讲导演中心时代，演员坚持以表演为中心……还好舞美没出来讲“舞美决定论”，制作人没讲“没有制作就没有作品”。这种讨论，与其说是献策，还不如说是争利。汪老未必是争利，但是，这种只从文学专长出发的意见，很难说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汪老是文学家、剧作家，不是研究戏曲的学者。他1956年才进入北京京剧院，57年就被打成右派下放，1962年重回剧院，文革中参与了样板戏定稿。从他的文章看，他对传统戏的认知基本笼罩在“戏改”的意识形态下。他所肯定的人物作品都是戏改肯定，把他们说得好像是传统戏的异类似的，其实哪有那么大的差别。就拿人物性格的所谓复杂性来讲，他赞扬的宋士杰与他认为非改不可的莫成有啥区别？看不出莫成性格的复杂，看不出这类老戏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主要就是被“戏改”意识形态迷住了眼。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跟陈朝红在电台主持《梨园风景线》，常把一出戏的各种老唱片集在一起放着玩。程之先生第一次听到马连良的《一捧雪》，要我给他拷一份，说"这个（戏）马先生唱得就不如余叔岩深刻”。如果剧本不提供深刻的内容因素，演员怎么唱出深刻来？
在这个问题上，很多我钦佩的大家都让我失望。譬如，黄裳先生也说《贺后骂殿》就是“叔嫂争家财，吵作一团”，十分不屑。对此，我年轻时就不服。老戏演王朝政治是有简单化、通俗化的倾向，是一种底层百性对政治的理解。但是，这种理解与历史的本质并非南辕北辙。帝王传位，你争我夺，不是“分家财”是什么？政治斗争，家族争利，有你死我活，也有妥协让步。《骂殿》《上天台》《金水桥》这类戏就是表现妥协让步的，啥不好？而且，这种妥协让步，也没有简单化。《骂殿》赵光义的大段唱，既有戴高帽子，利益输送，又有暗藏锋芒，威胁震慑，这些剧本都是提供的。当然你听李世霖、贯大元等的录音唱片就可能觉得简单一些，然而听言菊朋的唱片，一句进，一句出；时而软，时而硬，曲情曲意所表达的并不简单。传统戏有粗糙简单，啰嗦重复的地方，但是并不像文学家们说得那么不堪。很多时候，简单不简单，深刻不深刻，分谁唱谁演，分你会不会听会不会理解。
汪老也不是理论家，理性思维明显弱于形象思维。这篇文章的常识、逻辑都有问题。如果说，提高文学性真能解决当时的京剧危机的话，那不应该是他自己这些剧院在职编剧的责任吗？你们多创作些文学性强，能卖座的京戏呀！可是，他整篇文章都在跟一百好几十年前的老戏班老艺人创作较劲，挑他们的毛病。我就没听说过，乐团不赚钱骂贝多芬的，也没听说过，话剧不景气骂莎士比亚的！可能他自己也觉得不像话，所以生造了一个“现代戏”概念，强指一切现在上演的戏都是“现代戏”。表面上似乎逻辑自洽，实则强词夺理。
汪先生这篇文章唯一正确的话是：“我认为京剧确实存在危机，而且是迫在眉睫。怎样解决，我开不出药方。”然而，他还是提出两条昧于历史的路径，一是向民间学习，一是向外国学习。殊不知，京戏从上世纪初一直到样板戏，从来就没停止过向外国学习，可京剧还是“危机”了；向民间学习的建议就更荒谬了。他数落了半天的传统戏不就是民间的产物吗？怎么再“向民间”呢？联系他上下文的意思，他的“向民间”可能是指要向川剧等地方戏学习，他认为川剧的文学性比京戏强，比京戏有幽默感。本来拿剧种特色比长短就有点不讲武德，而川剧高腔，川剧昆腔文学性强不是因为来自民间，而是它本就源自文人创作的传奇作品。以此作为“向民间”的目标，显然有违常识。
话说回来，最该骂的其实不是汪文本身，而是这个“现代戏曲研究”公号的主编与小编！你们是一个理论研究平台，不是戏迷民科的私号。广采不同立场观点是没错，但像这种明显带有时代局限和个人专业局限的旧文去翻出来干啥？本人一电视民工，统共就没读过几本书。汪曾祺、黄裳是我读过的，爱读的仅有几位作家。因为你们的无厘头推送，迫使我将对他们的一点点腹诽公之于众。我老婆说了，你们谁给稿费请跟她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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