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地原住民如何应对外来旅游从业者的群际威胁
——基于压力应对理论的思考
桑森垚， 黄玲君
（浙江海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舟山 316000）
［摘 要］文章基于群际威胁理论和压力应对理论，实证探讨了原住民对外来旅游从业者的群际威胁感知如何影响其压力应对方式。结果显示：1）原住民的群际威胁感知是其感知现实威胁和象征威胁的综合，而原住民的压力应对方式则囊括了问题导向型应对、正向重塑和接纳、情绪导向和逃避型应对、寻求支持4 种不同类型；2）现实威胁和象征威胁均对群际情绪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象征威胁的影响力大于现实威胁感知；3）原住民的群际情绪强度显著影响其压力应对方式，尤其是对情绪导向和逃避型应对的影响最为强烈；4）现实威胁感知只对正向重塑和接纳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对情感性发泄或逃离应对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象征威胁感知则对情感性发泄或逃离行为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时，研究还证实了群际情绪在群际威胁感知和4 种压力应对方式之间所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有助于深化理解目的地多元利益主体间群际关系，并为管理者构建和谐共融的旅游发展环境提供理论支撑。
0 引言
任何两个群体间的交互，必然会诱发人们对外群体的威胁感知[1]，这种威胁感知既有可能源于因资源竞争所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也有可能源自根植于集体记忆的消极刻板印象。而不管威胁感知如何产生，其必然会造成负面的群际情绪和行为意图[1-2]。因此，理解群际威胁感知的内部结构，以及其导致群体行为的特定路径，有助于针对性地调解群际矛盾，最大化降低群体间潜在冲突风险[3]。
以旅游目的地作为一种多元利益主体共享的社会场域为例，理解旅游发展过程中多元主体间的群际关系有助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4]，如何通过居民和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和谐互动最大化居民对旅游开发的积极态度已然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5-6]。部分研究关注了旅游情境下的主客互动[7]，并指出游客对于本地居民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外来群体，本地居民感知游客所带来的群际威胁，形成对游客的负面态度[8]。另有研究区分了目的地原住民和外来旅游从业者群体，从相对剥夺感的角度探讨了触发两个群体间潜在冲突的影响因素[9]。简言之，对于原住民而言，外来旅游从业者和游客从不同角度对其固有的生存环境造成冲击，原住民也因此形成对他者的外群体态度。
而相较于游客群体，一方面，外来旅游从业者和原住民间产生更为紧密的社会互嵌，也因此存在更为激烈的资源竞争；另一方面，外来旅游从业者一般会在旅游目的地较长时间停留，其对原住民产生的影响相对更为持久。若将外来旅游从业者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视为环境压力，则原住民的压力感知是形成其对外来旅游从业者群际认知、情感和行为反应的前置因素。
据此，本研究拟结合压力应对理论和“认知-情感-行为”（congition-affect-conation patterns，CAC）模型构建目的地原住民对外来旅游从业者的群际“认知-情感-行为”框架[10-12]。具体而言，将目的地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外来旅游从业者涌入视作压力源，将原住民因此所产生的群际威胁感知视作对压力源的认知性评价，原住民直接或藉由群际情绪间接产生的行为意向则是其处理压力刺激的应对方式。理解原住民压力应对方式类别及其形成路径有助于管理者采取针对性的矛盾解决方案[11-14]。
综上，通过对所建构模型的实证研究，研究拟回应两个问题：1）原住民在面对外来旅游从业者群体时的压力应对方式有哪些；2）原住民的群际威胁感知如何影响其压力应对方式以及在影响过程中群际情绪所扮演的中介效应。上述问题的解决，首先，有助于进一步充实目的地多元利益主体群际关系研究，以及从环境心理学的压力-应对角度进一步探讨旅游开发对目的地的影响；其次，有助于为从源头上解决目的地潜在社会冲突提供思路，进一步，对形成多元共享的目的地社会环境、构建和谐共生的旅游发展生态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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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外来旅游从业者
旅游劳工移民被定义为“来自非旅游地，出于工作目的在旅游地从事与旅游直接相关或间接创造旅游价值至少持续6个月的从业人员”[15]。因此，旅游劳工移民着墨于移民的特性，即关注从欠发达地区永久或半永久地迁往旅游经济发达地区从事旅游生计活动的这一类人[16]。但是，并非所有的外来旅游从业者都会选择在迁入地长期居住，相反，部分逐利的外来旅游从业者选择游牧式的工作方式，即仅在旺季的短短几个月在特定目的地从事旅游生计活动，而在淡季到来或经济利益下降时选择返乡或转换目的地，其在特定目的地的短暂停留令其无法被定义为“移民”，这恰恰是对移民（migration）社会和移动（mobility）社会的差别对照[17]。
而从原住民的角度，与其产生资源竞争或社会互动的外来旅游从业者并不仅仅是旅游劳工移民，短居的外来旅游从业者同样带来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消极影响[18]。因此，本研究超脱旅游劳工移民之外，仅仅保留异地性、价值性、旅游相关性3个要素[15]，将外来旅游从业者定义为“来自旅游地之外，出于工作目的在旅游地从事与旅游直接相关或间接创造旅游价值的从业人员”。
兼之，虽然旅游移民地方融入研究对旅游移民和原住民之间的社会互动有所关注，但绝大多数缺失了原住民视角[15]。部分研究提及外来旅游从业者的大量涌入对目的地造成了消极影响[18-19]，这种影响被原住民所感知并形成其对外来旅游从业者的负面态度[9]。但是，从群际关系角度探讨原住民对外来旅游从业者群际认知、情感和行为态度的研究并不多见。
1.2 压力应对理论
压力应对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理解个体对压力源的态度及行为性反应[20-21]。首先，压力是对压力源评价后的心理反应，该评价本质上是个体对压力性事件或外部环境变化的认知性态度[22]。其次，诱发压力感的压力源包括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或内外部因素间的相互作用[23]。内部因素包括负面的身体或情感状态[24]，外部因素则包括导致个体心理状态失衡的外部环境刺激。相关研究定义了4种环境刺激，包括灾难、压力性生活事件、日常琐事和氛围压力，而旅游开发对目的地的负面影响可能涉及多种类型[10]。
个体基于个人或情境因素评估压力源，并采取不同的压力应对方式。Folkman 和Lazarus 的研究将压力应对方式分为问题和情绪导向型应对[25]。而Moos 等则将压力应对方式分为接近和回避型应对[26]。Carver 设计了一个包含28 问项的测量工具并梳理了14 类应对方式，这14 类应对方式被认为囊括了几乎所有的应对可能[13]。
Duhachek 从消费者的视角比较了不同的压力应对模型，并指出主动应对、寻求支持、回避可以最大程度上解释消费者的压力应对模式[14]。旅游情境下，Ap 和Crompton 将居民对旅游业的反应视为一个由接纳、容忍、调整和退出4 种策略组成的连续体[27]。而Jordan则将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反应定性地分为问题和情绪导向型应对[10]。Jordan等将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应对方式进一步细化，定量地将其分为问题导向型应对、正向重塑、寻求社会支持和对事件发展的积极期许[11]。
相关研究将旅游发展视作压力源，通过探讨居民的压力应对方式深化了居民对旅游发展的行为性态度研究。但旅游开发作为压力源并不能一概而论，旅游发展情境下某种特定的压力源如何影响居民的压力应对选择需要针对性的剖析。固然环境改造、公共设施分配等直接影响了居民的固有生活状态，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社会关系复杂化同样对居民生活环境造成影响，且因社会环境变化的动态性、持久性和不可预测性，这种影响对居民的环境压力感知可能更为显著，因此而诱发的居民压力应对值得单独被探讨。
1.3 群际威胁理论
已有研究探讨了居民感知旅游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5]。若将外来旅游从业者的大量涌入视作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则原住民对旅游发展的负面影响感知囊括了其对外来旅游从业者所带来负面影响的认知。这种因两个群体之间的交互所产生对外群体成员的负面影响感知可以用群际威胁理论进行解读[28-29]。
群际威胁是现实威胁和象征威胁的综合[30]。现实威胁意为内群体成员在与外群体成员互动时感知到的潜在现实利益冲突[31]。象征威胁则可被定义为外群体的存在对内群体文化价值观、群体认同和道德信仰的威胁[1]。较早的研究建议群际焦虑和消极刻板印象同样可作为群际威胁的两个维度[1]，但进一步的研究指出，相较于作为两种群际威胁类型，这两者可能更适合作为产生威胁感的前因和后果[28]。
综上，本研究中，群际威胁感知是原住民感知外来旅游从业者的大量涌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经济利益、生活环境、人身安全等现实利益冲突（现实威胁）和来自外群体的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道德规范等对本土文化和群体认同的冲击（象征威胁）。
群际威胁理论被广泛地用于探索群际关系。如尹红艳等从群际威胁的角度，探索了中国的医患关系[32]；而Vedder 等则探讨了荷兰本土青年和穆斯林移民青年之间的群际威胁感知[33]。Rios等从现实威胁和象征威胁对比的角度，分析了不同群际威胁感知类型之间的差异[30]。旅游情境下，部分研究探索了本地居民和游客之间的群际威胁感知，如Monterrubio 定性分析了本地居民对游客的群际威胁感知，并指出群际威胁理论有助于进一步深化理解本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负面态度[8]。但相关研究延续了主客关系研究中“客为游客、主为居民”的认识，而较少关注外来旅游从业者群体同时兼具相较于原住民的“客者”和相较于游客的“主者”身份，也并未从务工移民的角度讨论外来旅游从业者对原住民所带来的群际威胁。
1.4 研究假设
1.4.1 基于“认知-情感-行为”模型的概念模型导出
“认知-情感-行为”模型作为认知心理学的重要理论，将认知和情感体验视作行为意愿产生的两个前置因素。其中，认知是个体对特定事物的观点或信念，源于个体对对象的感知和评价；情感则是个体基于认知的情绪体验；而行为意愿是个体在认知和情感基础上的行为倾向[34]。该模型被广泛地用于探索个体对外在环境的认知性评价如何藉由情绪反应的中介效果影响其行为选择，如在此基础上的“认识-情感-行为”态度理论探讨了认知态度、情感态度、行为态度之间的链式反应关系[35]。因此，本研究基于“认知-情感-行为”模型，探讨目的地原住民如何应对外来旅游从业者的群际威胁。
首先，根据压力应对理论，原住民在面临外来旅游从业者群际威胁时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而这些应对方式恰是原住民遭受环境压力时的行为性选择。其次，本研究将外来旅游从业者的涌入视作诱发原住民行为选择的压力源，影响原住民应对方式选择的是其对压力源的差异化评价。根据“认知-情感-行为”模型，原住民对压力源的评价囊括了认知性评价和情感体验，而这两者在本研究中分别对应了原住民对外来旅游从业者的群际威胁感知，及由此所产生的群际情绪[10]。如此，以“认知-情感-行为”模型为串联机制，以群际威胁感知和群际情绪分别作为原住民在面临外来旅游从业者涌入时的压力评价，以压力应对方式为原住民基于群际环境压力评价后的行为策略，构成了本研究的“群际威胁感知-群际情绪-压力应对方式”概念模型（图1）。
图1 概念模型
Fig.1 Conceptual model
1.4.2 群际威胁感知与群际情绪
较早的研究将群际情绪，如焦虑、恐惧或愤怒等社会交往中存在的情感体验视作威胁的一类[1]，而之后的研究修正了这一说法，转为将群际情绪视作连接威胁与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即各类群际威胁感知通过群际情绪影响对外群体的行为性态度[28]。群际情绪不同于个体情绪，是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成员的习惯性情绪表达[36]。换言之，群际情绪是共识性的，是基于社会认同的情绪性评价[37]。
有研究指出，认知性评价是形成情绪的重要前因[38]，而从群际关系的角度，对外群体成员的认知是形成其情绪的先决条件。如Tse 和Tung 的研究验证了居民对游客的群体刻板印象影响其不同的情绪体验[39]；而Riek 等则指出，群际威胁感知是形成群际情绪的认知性前因[28]。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目的地原住民对外来旅游从业者的群际威胁感知显著影响其群际情绪
H1a：目的地原住民对外来旅游从业者的现实威胁感知显著影响其群际情绪
H1b：目的地原住民对外来旅游从业者的象征威胁感知显著影响其群际情绪
1.4.3 群际情绪与压力应对方式
不同的情绪（积极的vs.消极的）类型和情绪强度影响了个体不同的行为性反应[40]。在以群际威胁感知为认知前因的群际情绪中，焦虑、恐惧或愤怒等负面情绪影响了对外群体成员的行为性反应。而这种行为性反应在本研究中被定义为原住民在应对外来旅游从业者群际威胁时的一系列压力应对方式。已有的研究探讨了不同的情绪反应如何影响不同的压力应对方式[12]，如内疚导致个体倾向于采取问题导向型应对，而愤怒则导致个体倾向于采取情绪导向型应对[41]；Duhachek 的研究则指出，情绪类型和强度都将影响个体的应对方式选择[14]。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原住民对外来旅游从业者的群际情绪显著影响其压力应对方式
1.4.4 群际威胁感知与压力应对方式
研究指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压力评价影响其压力应对方式[12]。即压力应对方式是个体或群体在面临环境压力时的行为性反应，而这种行为性反应源于其压力评价差异，本研究中，群际威胁感知被视作对外群体成员所带来压力的认知性评价[10]。相关研究证实了群际威胁感知对行为意愿的影响[42]，而不同的群际威胁感知类型和强度也将影响其压力应对方式的选择[43]，这一点在居民感知旅游开发所带来负面影响的研究中被侧面证实，如Carmichael提到，居民的负面影响感知差异将影响其应对方式选择，包括强烈的反对而或是听天由命[44]。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原住民对外来旅游从业者的群际威胁感知显著影响其压力应对方式
H3a：目的地原住民对外来旅游从业者的现实威胁感知显著影响其压力应对方式
H3b：目的地原住民对外来旅游从业者的象征威胁感知显著影响其压力应对方式
1.4.5 群际情绪的中介作用
根据对已有研究的回顾，群际威胁感知将影响原住民群际情绪的产生，而群际情绪又影响原住民的压力应对方式，兼之，群际威胁感知存在对原住民压力应对方式的影响关系。同时，根据“认知-情感-行为”模型，认知对行为的影响效果可能存在情感体验的中介效应[34-35]。虽然群际威胁感知藉由群际情绪的中介作用影响应对方式在已有研究中并未被直接证实，但相关研究从侧面佐证了假设的合理性，如Tse 和Tung 分析了居民对游客的刻板印象如何藉由其情绪反应影响不同的行为方式[39]。因此，本研究假设：
H4：原住民对外来旅游从业者的群际情绪在群际威胁感知和压力应对方式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H4a：原住民对外来旅游从业者的群际情绪在现实威胁感知和压力应对方式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H4b：原住民对外来旅游从业者的群际情绪在象征威胁感知和压力应对方式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测量工具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主要分为4个部分。1）原住民对外来旅游从业者的群际威胁感知量表，该部分整合了Stephan和Stephan[31]、Riek等[29]、Rohmann等[45]、Schmid和Muldoon[46]、Vedder等[33]和Monterrubio[8]的相关研究，遵循现实威胁感知和象征威胁感知两大基本维度，最终设计了12个原始题项。2）群际情绪量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焦虑[33]、恐惧[29]、愤怒和厌恶[48]4种情绪反应被用于衡量原住民对外来旅游从业者的群际情绪。3）压力应对方式量表主要参考了Carver的简明压力应对量表[13]。为简化问卷的题量以及最大化测量工具和研究情境之间的一致性，本研究设计了事前访谈以用于明确原住民可能采取的压力应对方式，旅游目的地的12 名原住民（两个案例地各6 名）应邀参与了访谈，访谈的内容主要围绕原住民认为外来旅游从业者如何影响自己的生活体验，以及居民如何应对这种影响。积极应对、计划性应对、正面重塑、接受、情绪性发泄、行为脱离、回避行为、自我分散、寻求情绪支持和工具支持共10 种压力应对方式被纳入考量，该结果与Jordan 的研究部分一致[10]。综上，压力应对方式的测量采用了一项包含20 个题项的压力应对方式量表。4）人口统计学信息，该部分主要收集了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统计数据，如性别、收入、婚姻状况、是否直接从事旅游业以及日常生活中与外来旅游从业者的接触频率等。相关变量的选择考虑了其对研究结果的潜在影响，如是否直接从事旅游业可能藉由影响原住民的相对剥夺感而影响其群际威胁感知。除社会人口统计学题项外，其他以上量表均采取Likert 5级量表，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
2.2 数据收集
案例地选取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街道和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八廓街道。其中，朱家尖街道所在朱家尖岛是典型的海岛旅游目的地，与“海天佛国”普陀山隔海相望。朱家尖街道下辖两个社区11 个行政村，截至2021 年年底，总户籍人口约20 123 人①。截至2020 年，朱家尖年接待游客量约1096.7 万人次②，旅游经济的发达和本地旅游从业人口不足之间的不匹配令外来旅游从业者成为朱家尖旅游用工的主流。
八廓街道是典型的少数民族旅游目的地，囊括了著名旅游景点“圣路”八廓街、大昭寺等。八廓街道下辖7个社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总户籍人口23 829人，其中，藏族人口约占63.9%。虽然八廓街道年接待游客量并无一致的统计口径，但作为拉萨旅游的必去“打卡点”，用拉萨市的年接待游客量可间接了解八廓街道的年游客访问数，截至2021 年年底，拉萨市接待游客约2643.9 万人次③。类似朱家尖街道，外来旅游从业者占据了八廓街道旅游用工的主流。
实地调研发现，除朱家尖街道的少数外来旅游从业者在本地购置房产外，大部分从业者选择租用原住民房屋居住，这也导致两个案例地的外来旅游从业者和原住民混杂居住。如八廓街道外来旅游从业者更倾向于“逐利而居”，即每年4—9月份大量涌入以填充旅游旺季的用工短缺，而其他时间则返回家乡（以四川、重庆为主）。朱家尖街道大部分外来旅游从业者则选择在11 月到次年3 月的海岛旅游淡季返乡（以安徽、河南、江西为主）或另择就业机会，仅有少部分从业者成为永久或半永久的旅游务工移民，即所谓“新舟山人”。
综上，虽然两个案例地的旅游特点和发展背景各有不同，但研究情境相通的案例地混合研究更有助于提升研究结果的说明力。另外，在访谈过程中，两地的原住民均提到了因原住民和外来旅游从业者的负面交互而诱发的治安事件，且两地均有为外来务工者冠以污名化称谓的现象。
调研分别在2022 年4—6 月和9—10 月展开。数据采集员均为受过数据采集训练的本地人，通过在本地人较为集中的餐饮店、茶馆、广场、街角公园、文化礼堂等场所直接邀请对象参与问卷答题或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预约上门采集数据。为保证接受调研者对题项的正确理解，确保采集对象均为土生土长的原住民以及最大化减少无效问卷，研究采用一对一问卷收集法。对存在汉字读写困难的对象，数据采集员使用本地语言直接询问并获取答案。最终310 份有效问卷被回收。其中，女性占据65.5%，已婚者占40.0%，44.5%的参与者平均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19%的样本报告平时直接接触外来旅游从业者群体的机会非常频繁；21.9%的样本数据显示他（她）们或家庭成员的经济收入和旅游业息息相关。样本的选取基本符合案例地的社会人口统计学特点。
2.3 分析流程
研究所用数据分析软件为SPSS 19.0 和Mplus 8.0。数据基本指标的结果显示，各题项的偏度均小于3（-0.288～0.503），峰度均小于10（-0.540～0.257），说明数据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在此基础上，研究首先采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获取原住民群际威胁感知和压力应对方式的潜在维度；其次，采用测量模型检验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再次，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假说验证的基础上，采用Bootstrapping 法重复抽样5000 次进行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
3 数据分析结果
3.1 探索性因子分析
为了解原住民对外来旅游从业者的群际威胁感知结构以及原住民压力应对方式，首先对群际威胁感知和压力应对方式变量分别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针对群际威胁感知量表，根据Hair提出的标准[49]，T9因在两个析出因子的因子载荷量均大于0.4而被剔除。剩余9个题项再次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表1），KMO 值为0.919，Bartlett's 球形检验在0.01水平显著（χ2/df=2419.657/55），各题项因子载荷量均大于0.4，因子特征值大于1.0，解释总方差大于60%。根据已有研究和题项的内涵，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现实威胁感知和象征威胁感知[1]。
表1 探索性因子分析
Tab.1 Exploratory factory analysis
针对压力应对方式量表，R15、R16 两个题项因在两个以上析出因子内的因子载荷量均大于0.4而被剔除，剩余的18个题项再次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0.894；χ2/df=3981.289/153），结果共析出了4 个因子（表1）。根据已有研究和题项的具体内容，这4个因子分别被命名为“问题导向型应对”“正向重塑和接纳”“情绪导向和逃避型应对”“寻求支持”[13]。其中，问题导向型应对指原住民通过积极的行为或行动计划来正面应对外来旅游从业者所诱发的问题；正向重塑和接纳代表了自我调适、自我说服或自我麻痹；情绪导向和逃避型应对包括了情绪发泄、消极回避等应对方式；寻求支持则同时包括了情感和工具型支持。
3.2 测试模型
在进行结构方程分析之前，需要先对用于研究的测量模型进行评价。测量模型的结果显示（表2），模型的拟合指标良好（1330.305/491（.000）=2.076， RMSEA=0.059， CFI=0.934， TLI=0.927，SRMR=0.048），且所有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0.6。各潜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处于0.562～0.787，均大于0.5，呈现出可以接受的聚敛效度。AVE 的平方根均大于变量和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表3）。兼之，以多元相关平方（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s，SMC）值作为观察标准值，位于0.485～0.850，意味着可接受的题项信度。此外，各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均高于构建信度的可接受值0.7，且Cronbach's α位于0.847～0.928，呈现出各变量较高的内在一致性信度。
表2 测量模型
Tab.2 Summary of measurement model
注：现实威胁感知（perceived realistic threats，RT）；象征威胁感知（perceived symbolic threats，ST）；群际情绪（intergroup emotions,NE）；问题导向型应对（problem-focused coping, PC）；正向重塑和接纳（positive reframing and acceptance, PR）；情绪导向和逃避型应对（emotionfocused and avoidant coping,EA）；寻求支持（supporting seeking coping,SS）；下同。
表3 区分效度
Tab.3 Summary of discriminant validity
注：加粗数值为AVE 的平方根，对角线下的数值是变量间相关系数。
3.3 结构方程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显示出可接受的拟合（χ2/df=2.076，RMSEA=0.059，CFI=0.934，TLI=0.927，SRMR=0.048）。表4和图2说明了假设检验的结果。如图2所示，首先，现实威胁感知和象征威胁感知分别对原住民的群际情绪有显著正向影响，支持H1。其中，象征威胁感知对群际情绪的影响力（β=0.705）大于现实威胁感知（β=0.147）。其次，群际情绪对情绪导向和逃避型应对的影响最大（β=0.403），分别是对寻求支持的影响（β=0.286）、对正向重塑和接纳的影响（β=0.266）、对问题导向型应对的影响（β=0.236），支持H2。第三，现实威胁感知对问题导向型应对和对寻求支持没有显著影响，而对正向重塑和接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40），对情绪导向和逃避型应对有较弱的显著负向影响（β=-0.145），H3a 部分成立。第四，象征威胁感知对问题导向型应对、正向重塑和接纳、寻求支持均无显著影响，而对情绪导向和逃避型应对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17），H3b部分成立。
表4 结构模型分析结果
Tab.4 Results of the SEM analysis
图2 结构模型结果
Fig.2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对于群际情绪中介效应的检验发现，现实威胁感知对问题导向型应对和寻求支持，象征威胁感知对问题导向型应对、寻求支持、正向重塑和接纳的影响都受到群际情绪的完全中介效应影响[50]。为了测试现实威胁感知藉由群际情绪的中介效应对情绪导向和逃避型应对以及正向重塑和接纳的影响效果，以及象征威胁感知通过群际情绪对情绪导向和逃避型应对的间接影响，抽取5000个样本估计95%的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进行效应检验。结果如表5 所示，群际情绪在象征威胁感知与情绪导向和逃避型应对之间的中介效果具有统计显著性，占总影响力的40.5%。现实威胁感知与情绪导向和逃避型应对之间也存在群际情绪的显著中介效应，然而，该路径的总效应并不显著，兼之，间接效应的影响力仅为0.059，因此，可以判断，现实威胁感知对情绪导向和逃避型应对的直接影响在路径中起主导作用。此外，现实威胁感知通过群际情绪的中介作用对正向重塑和接纳的影响并未得到有效证实。综上，H3a部分成立，H3b成立。
表5 中介效果检验
Tab.5 Results of testing the mediated effects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将旅游发展过程中外来旅游从业者的涌入视为压力源，将原住民的群际威胁感知和群际情绪分别作为压力认知评价和情感反应，把压力应对方式视作原住民的行为策略，借助“认知-情感-行为”模型相串联，构建了原住民对外来旅游从业者的“群际威胁感知-群际情绪-压力应对方式”模型，回应研究初始的两个问题，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藉由对压力应对方式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本研究揭示了原住民应对外来旅游从业者所带来群际威胁时倾向于采取问题导向型应对、正向重塑和接纳、情绪导向和逃避型应对、寻求支持4种压力应对方式。这4种压力应对方式印证了前人研究中对压力应对方式的相关界定[10-11]。按照其行为的剧烈程度和与情绪反应的关联性进行区分，可以构建一个简单的二维坐标图（图3），其中，问题导向型应对最为剧烈，但情绪关联性较弱；情绪导向和逃避型应对的剧烈程度较低，但情绪关联性最强；正向重塑和接纳的行为性反应剧烈程度最低，情绪关联性适中；寻求支持则在情绪关联性和剧烈程度两维上的表现较为均衡。
图3 压力应对方式二维坐标图
Fig.3 The two-dimensional map of coping
第二，本研究验证了“群际威胁感知-群际情绪-压力应对方式”模型在研究目的地原住民和外来旅游从业者之间群际关系中的适用性。
1）构成群际威胁感知的现实威胁和象征威胁两大维度均对群际情绪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象征威胁的影响大于现实威胁感知，该结果支持了前人的相关假设[2,33]。即相较于旅游开发所带来的资源竞争加剧，原住民更关注旅游发展所造成的地方变迁。已有研究从内部地方品牌化的角度指出，旅游目的地品牌化应遵从本真的地方文化挖掘以强化原住民的地方认同。本研究结果显示，旅游发展所带来目的地群际关系复杂化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目的地的地方文化本真，这种破坏被原住民所感知，造成其对外群体的负面情绪[5-6]。
2）原住民的群际情绪强度显著影响其压力应对方式，尤其是对情绪导向和逃避型应对的影响最为强烈，而对问题导向型应对的影响最小。即原住民对外来旅游从业者的负面情绪越强烈，采取情感发泄性行为或逃避性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应地，采取直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行为性反应可能性就越小。这从侧面印证了情绪体验强化个体的情绪调节策略偏好这一观点[51]。
3）现实威胁感知只对正向重塑和接纳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对情感性发泄或逃离应对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现实威胁感知会使原住民更容易加强内群体认同并采取环境适应策略，相应地，对文化可持续的破坏则弱化了原住民的群体认同而导致其情绪性发泄乃至逃离[52]。此外，旅游发展情境下，原住民生计生活和旅游发展之间的纽带关系难以完全剥离，原住民倾向于接受与各种现实问题共存，自我调适和自我商谈充斥着原住民在面临群际资源竞争时的妥协和无奈。而象征威胁感知则对情感性发泄或逃离行为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即感知到外群体所带来的文化和地方认同破坏越强烈，原住民越有可能采取情绪性发泄应对或逃避。
4）除现实威胁和情绪导向和逃避型应对，以及现实威胁与正向重塑和接纳之间几乎不存在群际情绪的中介效果之外，群际情绪在群际威胁感知和4种压力应对方式之间的中介作用均被证实。即象征威胁感知在原住民群际情绪的放大下触发了多种压力应对方式，而现实威胁感知则更容易诱发原住民更直接的低强度行为性反应。这样的结果可以放在整体框架下进行解读，首先，现实威胁感知唯一直接正向影响的压力应对方式是正向重塑和接纳，而对情绪导向和逃避型应对的影响则是负面的，兼之，经由群际情绪的中介作用，现实威胁对问题导向型应对和寻求支持的影响力也弱于对正向重塑和接纳的直接效应，说明在直面群际关系中的现实性问题时，原住民更倾向于妥协而非直面问题并解决问题。其次，相较于现实威胁，象征威胁所激发的原住民群际情绪更为激烈，这是因为象征威胁是持久破坏性的，且直接影响原住民的地方纽带感和地方依恋等人-地情感联结，对象征威胁的感知诱发原住民强烈的群际情感体验，进而促使其采取不同的压力应对方式[53]。
4.2 启示与不足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本研究揭示了目的地社区存在的主客群际关系不止于本地居民和游客群体，还包括原住民和外来旅游从业者群体，而外来旅游从业者的地方融入固然重要，原住民所面临社会关系变迁同样应该受到重视，这一点在已有研究中或多或少被提及，但却缺乏系统的思考[4,18-19]。
第二，本研究丰富了从压力-应对角度探讨居民感知旅游发展影响及其行为性反应的文献领域。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整体性感知及其压力应对方式，但并未将旅游发展中的群际关系作为一种环境压力，并探索居民对外群体的行为反应[10-11]。本研究关注原住民对外来旅游务工者的群际威胁感知，并考察了原住民的压力应对方式，进一步证实了压力应对理论在旅游研究中适用性的同时，丰富了居民感知旅游发展的消极影响相关研究。
第三，尽管文献对主客互动过程中原住民的群际威胁感知有所提及，但结合压力应对理论系统探讨群际威胁如何影响原住民对外群体的行为性反应的机理研究却并不完善[4,8]。本研究通过分析不同类别的群际威胁感知如何藉由原住民的情感体验影响其行为选择，这对于从根源处解决潜在社会矛盾具有一定的价值。
本研究的发现可以启发政府部门或旅游开发者思考如何从维护原住民-外来旅游从业者间和谐群际关系的角度营造共建、共享、共赢的目的地社会环境。
第一，情绪导向和逃避型应对是群际情绪所诱发的最强烈的行为性反应，且相较于其他3 种压力应对方式，情绪导向和逃避型应对对个体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最为负面[54-55]；相反地，虽然问题导向型应对最为强烈，但是问题的有效解决也最能缓和群际关系；其他的两种压力应对方式则都有助于缓解直接冲突的发生。因此，既要有效地引导原住民合理地直面问题、寻求支持、适应环境变迁，又要从问题的源头出发缓解原住民的群际情绪。首先，对于政府部门或旅游开发者而言，应关注旅游发展中外来旅游从业者群体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形成有效的群际冲突应急预案；同时，应致力于减少因公共资源竞争所造成的群际冲突风险，既要随着目的地旅游发展动态调整社会资源配置，又要保证社会资源分配的普惠性。其次，建立有效的社区支持计划破解原住民对压力“投诉无门”“宣泄无门”“求助无门”的困境；强化党建引领和居民自治，形成紧密型社区社会，通过构建原住民和外来旅游从业者群体多元参与的决策和交流渠道，增加多元主体间互信。再次，在重视旅游发展的同时充分了解原住民的合理诉求，重视居民的心理健康，普及社区“解忧驿站”，充分发挥公益心理服务在解决群际矛盾所带来社会压力中的作用。
第二，缓解群际关系紧张状态必然要思考外来旅游从业者如何在地方融入的同时，最小化对本真地方文化的冲击。这一点在前人研究中已有所提及，如王馨等提到，旅游劳工移民的地方融入必须要接纳地方文化并建立地方情感[56]。因此，政府和旅游开发者需要为外来旅游从业者提供更多的地方文化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如舟山市定海区设立的方言培训班，为“新舟山人”融入舟山提供了契机。
第三，部分外来旅游从业者的游牧特性是造成原住民对其产生不信任的重要因素之一。提供持久的旅游工作机会、优惠的落户激励政策和有吸引力的社会保障措施，将旅游就业临时住民转变为旅游移民可以有效促进外来旅游从业者的地方融入，并藉此缓解原住民对外来旅游从业者群体的刻板印象。
虽然本研究在理论成果与实践启示上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应用性，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选取了两个案例地作为数据收集田野，但并未展示案例地的差异性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后续研究有必要探讨不同发展背景、不同发展阶段的案例地在研究结论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其次，本研究虽然提到外来旅游从业者区分为临时住民和旅游移民，但研究中并未就这一区分做深入探讨，这一点在后续研究中有待深化。再次，纵向追踪对探索群际关系更有意义，未来应纵向分析原住民和外来旅游从业者间的群际关系和群际行为变化。最后，未来的研究有必要分析重要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如婚姻状况、是否直接从事旅游业以及日常生活中与外来旅游从业者的接触频率等）在模型路径中所发挥的调节效应，以及不同特性群体（如性别、年龄差异等）的群际威胁感知及压力应对方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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