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民宿选址的最小抵抗与风险的社会放大
——以上海地区为例
黄和平1， 裘亦书1， 姜红1， 邴振华1， 赖庆晟2
（1.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上海 201400；2.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社区民宿在为住客带来新鲜体验、促进住宿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打破了社区原有生态均衡，导致一系列基层治理困境与社会矛盾，在邻避与迎臂之间表现出经济欲望和民生权利的矛盾心理。文章通过建构社区民宿邻避冲突的评价体系，探究上海地区社区民宿邻避冲突的双重衍生路径（最小抵抗原则与风险社会放大）、影响机制以及应对策略。结果表明：居民、物业、街道、社居委等社区利益相关群体整体呈现出“不在自家社区”的邻避态度。以利益相关群体对民宿经营接受水平作为社区民宿邻避冲突的测度指标，验证了社区民宿邻避效应的存在性，识别出社区民宿邻避冲突的显著影响因素。基于边际产出递减规律，文章主张将各变量回归（弹性）系数作为邻避治理策略的设计依据，在资源配置中优先考虑边际治理效率更高的指标变量。文章探索性揭示了社区民宿邻避冲突的潜在干预路径，可以为民用设施商业化运营的深层次研究提供思路启示。
0 引言
邻避是成本效益分配不均的设施建设与运营所导致的利益冲突，它的形成与演化是权利意识觉醒、现代科技进步以及环保意识增强交互作用的结果[7]。社区民宿邻避效应在发生环境、空间邻接、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等方面具有明显邻避特征。社区居民的担忧已经不再局限于人身、财产、安全、技术等传统风险，对文化、空间、环境、制度等权益公平的关注日益增强[8]。社区民宿所引发的扰民、卫生、安全、消防、污染、侵权等行业治理问题突出，导致一系列基层治理困境与社会矛盾[9-10]，其政策导向会对社区和谐、价值感知以及基层资源配置等产生重要影响。社区民宿邻避效应主要是指社区情境下民宿作为邻避设施所产生的系列邻避矛盾，包括民宿客体（设施、现象、风险等）对社区环境、健康、财务、心理、安全以及资产等产生负面影响时，社区居民由于环境约束并不能通过自主调节进行有效规避，从而出现嫌恶情结、邻避情绪、邻避行为以及可能发生的邻避危机等。嫌恶情结、邻避情绪以及形成的其他各种邻避心理属于隐性邻避，邻避行为、邻避矛盾以及邻避危机则是显性邻避。从住所交换到家庭接待，再到商业化的民宿产品，民宿在丰富住宿产品供给，推动区域经济繁荣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民宿在为游客带来新鲜体验的同时，一边快速成长，一边问题频发。经营于社区居民楼内的民宿因扰民问题成为众矢之的，社区民宿已经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重大隐患。本研究从基层治理与公平正义视角出发，基于邻避效应理论以及现有研究成果梳理，构建了包括居民特征、社区属性、环境正义以及风险感知4 个维度的社区民宿邻避效应存在性判别标准及其评价体系，采用固定效应多元回归模型完成对统计数据的实证检验，借助广义矩半参数模型实现稳健性检验，试图揭示社区民宿邻避效应的形成机制与利益边界，并根据弹性系数大小探索性的揭示社区民宿邻避效应的潜在干预路径，为民用设施商业化运营的深层次研究提供思路启示，从而促进特定资源禀赋下社区民宿产业的健康发展，使民宿产业成为繁荣城市经济的重要驱动和有效支撑。
1 研究假设
社区民宿在繁荣区域经济、促进住宿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打破了社区原有生态均衡，导致了一系列基层治理困境与社会矛盾。各地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各利益相关群体在冲突频发与管理困难的双重压力下，对于社区民宿经营活动的态度差异明显且犹豫不决。民宿在丰富住宿产品供给、提升游客住宿体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在社区内经营的民宿也为基层社区治理带来困扰。在政府主管部门出台明确法规之前，街道、社居委对社区民宿也是在支持与禁止间左右徘徊，甚至物业保安都不知道对住客该放行还是拒之门外。实地访谈发现，民宿经营业主在社区环境中从事商业活动同样是胆战心惊，如履薄冰，担心在寻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与居民、物业或者街道居委发生矛盾和冲突。民宿产业的发展，既是对城市基层治理水平的检验与挑战，也是推动基层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契机。
1.1 社区民宿邻避效应的内涵解读
邻避效应概念属于环境社会学范畴。邻避效应理论并不局限于现有成果所关注的狭义邻避设施（垃圾场、核电厂、高铁站等）及其影响机制[11]。邻避理论所表达的思想广泛存在于经济、文化、社交活动中人们的价值判断，叠加民众的心理特质，形成多尺度、多类型的邻避效应。社区民宿具有邻避效应理论的关键性特征：1）客体存在的积极意义得到普遍的价值认同[12]；2）客体存在着精神的或物质的负外部性属性[13]；3）主客体由于环境约束通常处于相对固化的邻接空间；4）负外部性承担主体与普遍认同价值的承担主体是不同的[14]；5）传统邻避设施一般具有公共性属性。社区民宿经营活动的行为、干扰、风险等外部性成本都有可能激发抵制情绪与邻避行为的产生[15]。社区本是全体居民共同拥有公共空间和共同使用公共资源的区域范围[16]。社区空间可以根据产权属性划分为私人空间、楼道空间及社区空间，其中，楼道空间与社区空间属于集体公共空间。空间产权归属差异导致的环境公平、利益获得以及外部性成本的非均衡分布[17]，叠加民宿经营对社区居民身心健康、生活品质及资产价值的负面效应，便会导致社区民宿邻避冲突发生。现有成果在邻避设施公共性和外部性方面做了诸多尝试和创新，陈宝胜通过邻避理论的多维解读，指出邻避设施的公共属性强弱具有差异性，局部环境下外部性辐射的范围与强度也是不同的，这一观点为拓展邻避设施的理论限制，在邻避理论框架下对社区民宿经营活动的深层次讨论提供了理论依据[18]。丰富邻避效应理论研究的内涵、思路以及技术路径可以更加有效地解决当前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复杂环境问题[18]。通过文献梳理可知，豪华酒店[19]、物流园[20]、化工厂[21]等企业性质的邻避（yes in my backyard，YIMBY）设施，图书馆[22]、城市公园[23]等迎臂设施，以及城市农民工[24]、生态移民[25]、风险事件[26]等都已被纳入邻避效应理论研究的范畴。民宿作为文化实践（生产与消费）场所，为地域性精神文明传承、传播以及创新提供了重要媒介和空间载体。社区民宿在地方性文化传承与保护方面的重要作用也是其外部性特征的价值体现。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
H1：社区民宿的经营活动对于社区民宿邻避冲突的产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1.2 社区民宿选址的“最小抵抗”：环境正义缺失
环境正义于20世纪末首次被提出，发端于美国危险废弃物设施选址所引发的社区环境正义运动，强调了不分世代、国籍、种族、地位、贫富等，所有人平等享有秩序、整洁和可持续环境的自由以及免受环境破坏的危害之权利[27]。Wenz 在《环境正义》中明确指出，只有在环境正义背景下，才能实现对邻避冲突形成路径的深刻理解，也只有实现社区环境权益的合理分配，邻避冲突的有效治理才具有可行性[28]。在频繁发生的环境运动驱动下环境正义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环境正义内容体系涉及多个学科领域，虽已形成较为丰富的理论与实证基础，但在概念体系与内涵边界上仍未达成共识[29-30]。目前，一种包容性环境正义的内涵解读正逐渐被接受：通过自上而下的生态文明建构和自下而上的权益抗争驱动，从而实现环境正义的目标诉求。拓展环境正义理论限制，丰富环境正义内涵、思路以及技术路径可以有效解决当前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复杂环境问题[31]。
环境正义是产生邻避矛盾的关键因素，也为邻避矛盾的科学治理提供了思路启示。目前，环境正义研究开始聚焦如何解决不公平获取环境权益或便利设施的社会分配矛盾[32]。Kates等分析了“社区合作变革性生态”分析思路，强调承认、参与以及能力共存的多元视角，在应对环境正义冲突中具有重要作用。社区作为生计系统和环境生态的空间载体，已经成为环境正义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33]。环境正义表达了弱势群体在环境权益分配中的不公平。Beck认为，风险一般会基于地位或阶级差异而进行分配，风险是依附于社会等级阶层上的。财富在精英阶层集聚，风险则在弱势群体集聚[34]。在空间分布上，社区民宿遵循最小抵抗路径原则，即社区民宿主要聚集在“最小抵抗”的特定区域(一般为老旧社区或城郊区域)以及弱势群体的生活领域。弱势群体主要体现在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无力购买优势地段的高品质宜居社区。社区民宿邻避效应主要关注社会性弱势群体在环境权益获取与环境责任分担方面居于不利处境的形成原因、影响因素以及可能解决路径。本文采用环境正义理论工具展开对社区民宿权益冲突的系统分析。社区民用设施的商业化运营所形成的民用-商用权益分置结构导致在设施使用、服务提供、收益分配、成本核算以及风险分担等多个维度存在根本性矛盾。二者冲突的根源可从社区权益的公共部分、集体部分与市场部分3 个层面加以理解。1）对公共利益的侵占。公共部分是国家宏观政策对土地资源、公共服务、公共设施的硬性供给，也包括水电燃气的价格优惠、税收减免等软性配套政策。这些生产要素与公共产品配置包含着国家对民生权利的政策倾斜和权益让渡，并非采用市场公允价值来加以衡量。民宿设施本质上属于商业性质，而实际利用了国家给予社区居民这一群体的民生福祉。民宿业主对社区居民公共福祉的无偿侵占必将导致社区民众的反对与抵抗。2）对集体利益的侵占。集体权益相关主体包括紧邻民宿经营活动的社区居民（对门、隔壁、同层住户等）、非紧邻社区居民（如同单元、同居民楼住户等）、社区其他居民、物业管理、垃圾清运、社居委以及街道等。对集体利益的侵占可以根据与民宿经营活动的相关性进行划分。例如，对紧邻民宿经营活动的居民来说，其心理焦虑与实际影响程度最高，包括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环境卫生及噪音污染多个维度。民宿经营活动会增加物业管理、垃圾清运等运营成本，民宿业主却不必为此付出商业成本，而以民用服务成本得以替代。3）对市场利益的侵占。从商业活动规律来看，社区民宿必然会对传统住宿业市场产生冲击，在上述1）与2）两种利益侵占基础上，承担较低的经营成本形成相对于传统住宿市场（如星级酒店）的竞争优势，从而获取市场份额。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环境正义缺失对于社区民宿邻避冲突的产生具有促进作用
1.3 社区邻避风险的“社会性放大”：风险感知衍变
根据风险社会放大理论（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SARF），风险自我建构取决于对客观性风险承担的感受强度，而感受强度又与主体自身的认知水平、价值观念以及所处环境密切相关。风险社会放大理论认为，风险社会放大通过信息传递和社会反应两种机制得以实现，实际风险通过信息系统和信号放大站而被放大，从而产生行为反应[35]。行为反应触发超出邻避风险直接辐射影响的次级效应，例如持续心理冲击、邻避风险氛围、对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社会舆情压力等。之后，次级效应将会被社会群体所感知，这些感知将在时空维度上被传播或波及到其他领域、遥远空间和未来世代，形成涟漪效应。风险社会放大的关键驱动在于风险的各种信号通过社会及个体“放大站”获得中继，例如技术专家、风险评估机构、现代传媒以及社会舆论领袖等。风险传播机制会强化周边居民对危险信号的记忆与想象空间，从而提升其风险认知。在社区民宿发展过程中，产业政策制定者和民宿业主都有着弱化风险塑造过程的动机，社区居民对相关利益主体的立场与动机也有着心理预期。准确理解利益群众风险感知的形成逻辑和建构路径是有效应对邻避矛盾与邻避冲突的关键。社区民宿邻避冲突的风险发生过程表现为实际风险所衍生的风险社会放大机制。风险实际是社区民宿在经济、社会、环境以及文化等维度的外部性溢出，属于客观性存在。感知风险是实际风险内化于居民心理过程的认知投影，邻避冲突是各种风险因子在特定情境和主体认知下不断催生、叠加、衍变、外化的情绪和行为。基于社区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做出如下假设：
H3：居民风险感知对于社区民宿邻避冲突的产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民众在面对邻避风险时，人们会因心理特征和个性不同而形成差异性的行为选择[36]。早期风险研究包括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两种观点，都强调了社会环境和居民特征在公众风险感知塑造中的重要作用。现代风险传播已经不是单纯的客观存在，影响风险扩散的主观要素包括风险容忍程度、风险规避能力、居民对邻避风险及其潜在危险的认知程度等。由于感知过程中主观塑造的关键性影响，从而形成一种衍生性质的主观风险建构，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原有风险感知的态度倾向和行为判断。Slovic 等构建的知识模型认为，人们由于相关专业知识了解不足，往往基于生活经验主观感知风险大小[37]。Rowe 和Frewer 则明确指出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差异并不是导致民众与决策群体风险认知分歧的唯一原因，而是与感知主体自身特征（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等）、过往经历和专业背景关系密切，决策者在进行“可信的”风险评估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居民个体特征[38]。考虑到民众个体特征对感知风险自我建构的关键影响，本研究做出假设：
H4：居民个体特征对于社区民宿邻避效应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
Langford等提出的概念模型验证了人们的深层认知结构与外部环境在多个维度存在重要关联，其中，邻避设施的外部观察、差异化的人文观念、相关图像信息、周边社区环境等都会对居民风险感知产生影响[39]。Beck的风险社会理论同样指出，决定风险建构的不仅包括社区居民的主观认知、知识阅历，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社区环境所构筑出来的文化观念，是一种“风险文化”氛围[34]。Lash指出，社会环境的革新与变迁，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剧烈变化，成为风险文化趋强的建构基础[40]。
上海对于社区民宿发展的态度更加包容，其政策规制也较为温和，因此选择上海作为样本空间。在风险聚集程度较高的“破、小”社区，社区居民的结构来源较复杂，包括新上海人、租住人群以及购买力较弱的居民，所以对社区民宿邻避效应的抗争力量较为分散、对环境权益的认知水平较低，叠加社区物业管理水平较弱，出入门禁制度也较为宽松，导致这些社区的民宿经营综合成本和运行阻力远远低于高端品质社区，最终成为社区民宿邻避冲突中“最小抵抗”的弱势群体，表现出明显的环境不正义。与此同时，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水平越高的居民群体，其购买力更强，所购买房产的地理区位、房产质量、环境品质较高，而这些社区由于高质量的物业服务，导致在这些社区中经营民宿的成本与难度较大，因而这些精英阶层与社区民宿经营者发生矛盾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即使遇到类似社区民宿的邻避设施，其抗争力量也更强，进一步降低了民宿在其社区经营的可能性，从而成为社区民宿“最小抵抗路径”得以形成的又一推动力量。
H5：社区属性指标对于社区民宿邻避效应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
2 社区民宿邻避效应的双重路径与衍变机制
社区民宿的选址过程客观上导致了社区空间资源的生产与重构。如图1 所示，社区民宿邻避效应的形成存在两条重要路径。一是最小抵抗路径原则所引致的社区民宿空间集聚特征。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间受经济购买力的影响而呈现出明显的阶层粘性，相对于房屋价格高企的优势地段品质社区，城区老旧社区和城郊边缘社区相对欠缺资源配置和动员能力，使得社区民宿经营所依赖的最小抵抗路径原则成为现实，从而形成群体聚集和社会隔离。老旧和边缘社区已经成为社区民宿风险集聚的重要空间。二是风险社会放大机制所引发的邻避风险衍生路径。风险社会放大机制描述了居民特征和风险要素如何作用以放大居民的实际风险感知，并由此产生污名化、被剥夺感以及草根动员等涟漪效应。社区民宿的风险社会放大机制包括以下4 个方面。1）民众对社区民宿实际风险的感知。2）民众对社区民宿不了解所形成的对实际风险的误判和偏差，即风险实际的心理建构过程。由于不了解而产生恐惧，由于恐惧而产生焦虑，再由焦虑而产生相应的邻避情绪和邻避行为。3）居民风险感知的社会性放大。大范围涉及社区居民切身利益的民宿经营容易引发“草根动员”，即全体居民对关乎切身利益事件的投入。倡议者会自然地将具有相同利益诉求民众联合起来达到诉求目的。4）民众对政府及主管部门的产业政策和治理能力不信任，强化了民众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知，容易激发居民采取过度的自我防护行为。社会风险既是客观的，也是建构的，客观性主要指其源于实践环境，不以人的感知和意识为转移，但社区邻避风险受到普遍关注并非完全因为社区风险的实际增加，也包括民众感知风险的能力和意识在增强。“即使风险是基于客观实际的，也必然通过社会机制而得以形成……属于集体建构。”[41]
图1 社区民宿邻避效应的双重路径与衍变机制
Fig.1 Dual spawning paths and mechanism of NIMBY in community homestay
社区民宿在为住客带来新鲜体验，促进旅游住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打破了社区原有生态均衡，导致基层社区的治理困境与环境冲突。街道、居委、物业以及居民等利益相关群体在邻避与迎臂间表现出经济欲望和民生权利的双重焦虑。社区居民因焦虑民宿经营对其身心健康、环境品质以及资产价值等产生负面效应，从而形成嫌恶情结，产生邻避效应的心理倾向，进而采取激烈且高度情绪化的集体抵制行为，甚至爆发群体性邻避冲突。社区民宿邻避效应的发端源自个体心理倾向，表现为周边居民对社区民宿业主与住客的自然避让倾向，此时并未滋生嫌恶情结与抵抗情绪。随着时间累积或者生活受干扰强度（噪音、消防等）增加，以及现实利益（楼道空间侵占、健身设施占用等）侵犯增多，居民对社区民宿的嫌恶情结将会外显，出现对民宿经营的刻意规避，表现出厌恶态度和抵制情绪，虽暂未出现显性抗争行为，但社区民宿邻避效应已然形成。居民面对社区住宅商业化利用的嫌恶情结与对抗情绪，为后续邻避行为的产生提供心理动能。居民个体嫌恶情结和抵制情绪在“草根动员”、扩散效应等动力机制下逐步演化为群体性对抗态度。此时，如果居民承受的利益侵害足够大，并且无法通过合理渠道得到解决时，嫌恶情结和抵制情绪将以对抗性群体邻避行为表现出来。在风险沟通出现阻滞时，会触发风险社会放大机制。风险认知体系、风险沟通渠道与风险危害程度既会直接影响民众风险感知，也决定其面对邻避风险时的态度倾向[42]。Beck 在《风险社会》中明确指出，“风险取决于决策……，不再因为对环境缺乏控制而是控制得过于完善，并非那些脱离人们管控的内容，而是现代社会构建起来的规范和约束”[43]。这些观点为社区民宿的有效治理提供了重要思路。利益补偿、公众参与及风险沟通等方法可以有效强化民宿经济的正外部性，弱化相应负外部性，实现民宿产业正向的外部性溢出净值。
综上所述，社区民宿通过最小抵抗路径原则与风险社会放大机制双重路径对社区治理、社会稳定、居民生产生活等产生一系列影响。本研究将基于这一双重路径分别构建社区属性-环境正义类型（最小抵抗路径原则）以及居民特征-邻避风险感知（风险社会放大机制）两个维度共4 个模块（风险感知、环境正义、居民特征、社区属性）的社区民宿邻避效应指标体系，完成后续实证检验分析。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区域与数据获取
选择民宿产业政策更加包容的上海作为研究区域。调研范围的划分基于上海市内环、中环、外环3 条交通主干线将上海市域分为4 个区域：内环内区域、内环-中环、中环-外环、外环外区域，主要涵盖12 个社区民宿产业集聚明显的行政区域。采集携程、美团与小猪民宿预订平台数据用于社区民宿数量与房价两个指标的空间分布特征呈现（图2）。通过实地调研与问卷调查方式获取居民、物业公司及街道、社居委等利益相关群体的邻避感知数据。调查提纲与问卷题项的结构设置主要从风险、正义、社区属性以及居民特征4个方面展开，具体指标涵义如表1 所示。全部发放调研问卷787 份，回收有效问卷732份：黄浦（62份）、静安（67份）、徐汇（59份）、长宁（56份）、普陀（57份）、虹口（59份）、杨浦（57份）、闵行（55份）、宝山（56份）、松江（59份）、崇明（62 份）和浦东（83 份）。55 份无法使用问卷主要因为信息不全、填写错误以及根据邻避判别的3个关键特征否定了邻避现象的存在，不进入实证样本空间。数据采集时间区间为2022 年12 月—2023年5 月。在分析中引入固定效应模型，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完成对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由于使用了变量在截面数据观测值内部时间变异，剔除各个区域在经济、制度、文化、区位以及环境方面的禀赋差异。
Tab.1 Factors combing and citation sources of risk derivation and NIMBY conflict in community homestays
注：根据文献分析/社区调研以及数据资料，通过描述性分析统计整理。
注：底图来自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1∶25万全国基础地理数据库，审图号：GS（2016）2556号，底图无修改。
图2 2023年10月上海民宿产业空间分布图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hanghai homestay industry in October of 2023
3.2 变量构造与选取
关于社区居民邻避效应的存在性判定，本研究将调研范围限定在社区民宿较为集中的城区老旧社区和城郊偏远社区。受访对象处于社区范围内的民宿邻接区域，然后再采用认知正向（有用性）、负外部性以及周边居民的嫌恶情结作为判别标准。社区居民、物业等利益相关者对民宿产品的经济文化价值有着积极正向的认知并对社区民宿的行业发展表示认同，但明确反对将民宿开在自家社区。基于邻避效应理论，社区民宿邻避效应的感知变量可分为风险感知与环境正义两个部分。根据Alhakami 和Slovic 对风险的结构性划分[60]，并结合现有文献梳理将社区居民风险感知的类型归纳为环境风险、健康风险、社会风险、安全风险、心理风险、财务风险6 个维度。社区居民环境公平感知的变量选取主要基于环境正义结构体系。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将环境公平变量的结构体系归纳为主体正义、分配正义、程序正义、互动正义以及情感正义5个方面。1）分配正义是指社区居民之间的权益合理分配和共享。社区民宿实际上利用了集体权利和公共服务利益，属于硬性侵占。环境分配的不正义可以视为环境公平实现与否的现象结果，本质上是程序正义和主体正义缺失所导致的显性表征。例如，空间分配、服务分配、设施使用时间的分配等都属于此类范畴。2）主体正义指民众对社区资源，包括设施设备、道路交通、公共空间以及物业服务等的所有权地位得到切实的普遍认同和尊重。3）程序正义主要是民众对社区事务知情权、参与权、投票权、决策权等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并顺利得以公平公正的实现，如信息公开透明、民主参与的制度保障等。对居民民主权利的侵占虽然属于软性侵占，但对邻避情绪和邻避行为的出现却具有关键影响。4）互动正义主要是指居民享有充分表达自身诉求与建议的渠道，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反馈的互动机制。5）情感正义是指在情感和观念上对价值理性和经济理性的认同和接受。对民宿产业在繁荣经济、促进商业发展和生活便利上的市场意义有着积极的正面认知，并在生活方式与文化差异性上对陌生住客表现出明显的宽容倾向。主体正义是环境正义得以实现的前提，没有主体身份的认同和尊重，便难以实现程序上的公平公正，也必然无法获得利益分配的结果正义。社区民宿之所以会出现邻避效应，本质是因为用于经营民宿的房屋产权权益发生了扭曲，从民用设施变成了商业设施，造成了法律意义上的产权错位，进而引发权益分配的不正义。分配正义得不到保证会反向进一步扭曲决策的程序正义。分配正义属于显性表征，同时也是程序正义和主体正义的目标与结果。情感正义主要体现了社区居民的心理倾向，在环境正义实现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而互动正义则是在主体、程序、分配正义未能实现时的纠偏机制，是环境正义得以实现的保障。指标内涵如表1所示。
3.3 模型构建
如前所述，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决定风险建构过程的不仅包括社区居民的主观认知、经济阶层、知识阅历等个人特征，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社区环境所构筑出来的风险文化氛围。社区民宿打破了社区原有生态均衡，导致了一系列基层治理困境与社会矛盾。特定行政区域内社区民宿邻避矛盾的形成会受到人文环境、经济基础、区位禀赋等稳定区域性要素的影响，本研究将引入固定效应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模型设置如式（1）所示。解释变量源自公平正义、风险感知两个维度总共筛选出29个三级指标。控制变量则来自居民特征与社区环境要素两个方面共11 个三级指标。最后采用广义矩（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半参数模型实现稳健性检验。GMM模型可有效减少普通回归分析中的内生性和序列相关对检验结论的干扰，同时GMM模型还具备良好的统计性质。
式（1）中，m、n和i分别表示第m个社区、第n个受访对象和第i 个解释变量，μ为方程随机项，涵盖全部未纳入变量以及不可观测指标对因变量社区邻避矛盾的影响。λ为特定社区m的截距项，B为解释变量X的系数。Y是对被解释变量邻避效应的强度测量，采用戈特曼（Guttman）累进量表结构完成赋值。戈特曼量表通常应用于测度受访个体对特定特征的人物、事务、场景、机构以及思想观念等偏好或者嫌恶的强度，该量表主体为一组递进序列题项所组成，仅在达到上一题项的强度标准，才允许进入下一题项并选择更强态度倾向，态度达到后一题项的测度强度者也必然达到或超越前一题项测定的偏好（嫌恶）强度，即系列题项的强度具有累加性。本研究基于邻避态度倾向的序列递进题项组，构造了趋强累进的7 个题项序列，前3 个题项分别测度社区居民对民宿产业的积极认知、情感认同以及嫌恶情结，也即基于前3 个题项即可判定访谈样本是否符合邻避效应的概念界定。从第3 个题项（不含）之后，剩余题项每获得一个正向反馈则增加1分，最后的累积得分（1～5分）将会被作为居民嫌恶态度强度的定量赋值。为了更科学地识别社区属性和环境因素等核心指标，检验过程增加趋势变量剔除区域整体发展所引致的普遍性感知变化。使用含截距方差与Bootstrap自抽样完成实证检验，更准确地识别风险指标与公平正义缺失所引起的邻避矛盾。因为解释变量较多，所以在结果呈现的过程中分4 个类型（风险感知、公平感知、社区属性与居民特征）进行实证结果的呈现（表2～表4），此分类标准是基于邻避效应理论较为成熟的结构体系。
Tab.2 Regression results of residents'justice perception from homestays operation
注：数据来源于笔者调研整理和统计分析，*p<0.1，**p<0.05，***p<0.01，下同。
4 研究结果
4.1 最小抵抗路径原则对社区民宿邻避效应的影响
社区民宿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最小抵抗路径原则的分布规律。城区老旧社区和城郊边缘社区相对欠缺资源配置和动员能力，已经成为社区民宿风险聚集的重要空间。现代风险理论认为，邻避效应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环境所构筑出来的风险文化氛围[37]。城区老旧社区与城郊边缘社区在人口结构、空间尺度、文化氛围、资源配置以及居住密度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而邻避效应的形成方式和强度也存在较大不同。社区属性5个变量的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是否紧邻从城区到城郊的显著性依次降低，其中，内环内区域和内环-中环区域分别在1%和5%水平上高度显著，中环-外环区域在10%水平上显著，外环外区域并不显著，主要是城区居住空间较为拥挤，其电梯、楼道、卫生等生活空间较为紧张，民宿经营更易激发居民嫌恶情绪，形成社区邻避效应。在相对独立的社区环境中，居民住宅与民宿经营的空间距离对于邻避态度的形成具有关键影响。与民宿经营近距离接触（隔壁、对门、同单元门以及同楼栋等）的受访民众中具有积极态度的比例为1.75%，显著低于非邻近住户对社区民宿接受程度21.87%。是否邻近取对数的回归系数为0.1587，可以理解为空间邻近距离每提高1%，邻避态度倾向将增加约0.16 个百分点。换言之，是否邻近对邻避态度的影响至关重要，这也进一步证实民宿邻避效应是存在的，社区居民对民宿经营活动本身并不反对，但大多表现出明显的“不在我家社区”的态度倾向。而环境质量、物业服务、地理区位3个变量在所有4个区域的实证结果都是反比例显著，仅显著性水平略有差异，从而H5获得部分支持。回归系数为负值反映了即使在社区民宿的样本空间内部，也存在最小抵抗路径原则，实地调研中可以发现，环境质量越高的社区，其相应的物业服务水平同样更为优质，对社区门禁管控、消防教育、环境卫生等方面的管理措施较为完备和严格，在这类社区内经营民宿的综合成本较高，从而抑制了社区民宿的规模扩张。此类社区的居民遭遇社区民宿的概率较低，即便遭遇到社区民宿的风险溢出，因为优越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其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效率也更具优势。
在环境公平指标体系中，5 个感知维度的多个三级指标存在显著结果，从而H2 获得支持。在程序正义方面，城区老旧社区与城郊边缘社区表现出基本一致的态度倾向，社区居民对民宿资质完备性R1 与监管监督有效性R3 较为关注，两个指标都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民众对于政府加强社区民宿监管充满期待，希望社区民宿经营能够被纳入政府监管系统，在社区居民利益得到妥善保护的前提下为社区经济繁荣做出贡献。这其实反映了民众的嫌恶情结并非源自民宿本身，而是自身利益受到侵犯时对民宿经营所产生的抵制情绪与反抗行为。换言之，如果通过法律法规实现民宿行业的有效规制，避免社区民众权益受到侵害，那么相应的邻避效应也就不会产生。从实践调研中居民反馈来看，相较传统重污染邻避设施，社区民宿的负面效应较为温和，大部分社区居民认为整体风险仍在可控范围，因而较少发生激烈的邻避冲突。在互动正义3个指标中，各个区域回归结果仅有投诉获得及时回应的指标I3 在10%水平上显著。结合社区居民调研反馈，民宿业主与邻近邻居鲜有沟通，周边居民不认为与民宿经营者进行沟通会对扰民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反而会有可能激化邻里纠纷。
在主体正义方面，随着现代产权意识的增强，社区住宅属于高价值稀缺资源，民众对社区空间的产权归属具有强烈排他性，即使社区空间属于集体所有资源，故而产权尊重指标M1显著，城区老旧社区和城郊边缘社区分别在1%和5%水平上显著。多数民众不认为参与社区事务可以改变社区民宿经营现状，目前亟须解决的是依法依规出台社区民宿管理制度，因此，参与社区治理指标M2不显著。在情感正义方面，经济理性接受度E1与文化价值认可度E2 不显著。社区公共资源以及国家惠民政策都是基于社区民用性质所获取的，对于社区公共环境与集体资源被商业化利用且报酬被私营业主占有的行为，会激发民众强烈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从而并不会产生情感认同。虽然民宿的核心功能就是实现对地域文化的传承、创新、生产与消费等，但多数受访民众认为民宿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并不理想。在分配公平方面，社区风险承担D1在所有4个区域的回归结果都是显著的，社区收益分配D2在在所有区域不显著，表明社区居民并不“嫉妒”民宿经营的经济收益，只是不希望自己的生活受到干扰，又一次证明如果社区民宿能够在噪音、空间以及消防隐患等方面得到良好监管，完全可以实现与社区居民的和谐共处。
4.2 风险社会放大机制对社区民宿邻避效应的影响
在风险社会放大机制衍变路径上，社区居民在性别、年龄、过往经历、健康状态以及受教育水平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导致其邻避风险感知的过程和强度存在明显不同。居民个体特征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对内环内区域、内环-中环区域、中环-外环区域以及外环外区域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居民特征6 个变量中，年龄、性别、是否婚育以及民宿经历4 个变量分别在1%至10%的水平上显著，因此，H4获得部分支持。根据调研结果，外环周边区域的居民年龄结构较为年轻，具有民宿入住经历的比例更高（35.67%），对民宿产品有更高认知水平和接受程度，也具有更高的情感认同，邻避倾向明显偏弱。性别指标显著主要是因为女性居民对风险更为敏感，特别是已婚已育且家中有小孩和老人的家庭对民宿风险的感受性更强。民宿经营活动的风险感知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表3中，第3至第7列数据分别是上海市12个样本区域的全域回归，以及内环内区域、内环-中环、中环-外环、外环外区域4个部分的回归结果。从数据分布可以看出，虽然分区域回归的实证结果具有一定差异性，但6 个风险感知维度均存在不同水平的显著性指标，因此，H3获得支持。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等变量差异，会通过邻避风险感受性对社区民宿的邻避效应产生影响，但由于变量外生性特征，难以通过直接调控实现邻避效应的有效治理，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需要对人口结构、年龄分布、受教育水平等居民特征进行分析，针对性地制定民宿经营的差异化规制策略和约束条件，从而降低或消除社区邻避风险的感受性。
表3 社区居民关于民宿经营活动的风险感知回归结果
Tab.3 Regression results of residents'risk perception from homestays operation
注：数据来源于笔者调研整理和统计分析。
Tab.4 Regression results of control variables from resident characteristics and community attributes
注：数据来源于笔者调研整理与统计分析。
因为上海气候多变而潮湿，叠加全国正在经历的甲流传播，导致社区居民对传染性疾病以及甲流病毒表现出心有余悸的忧虑情绪。从而疾病传染W1、健康恶化W2以及发病率上升W3分别在1%和5%水平上显著。社会风险中社区声誉与形象C1在4 个区域的回归系数皆不显著，相较于传统重污染邻避设施（核电站、污水厂、垃圾场等），民宿对周边环境的负面影响较为温和，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文化创新效应甚至可以提升周边区域的土地价值与社区形象。46.43%的受访民众明确表达了高质量民宿产品可以有效提升社区环境与周边土地价值。政府治理能力C2 在所有区域的回归结果都显著，仅在显著性水平上略有差异，表明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以及居民对政府行政能力是否信任会对居民邻避风险感知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外来人员文化与宗教差异C3 的风险感知不会强化邻避效应的形成。上海作为吴越文化交融之地，自从1843年开埠以来就是一座文化开放包容、经济合作创新、社会管理精细务实的国际化都市。对于城区老旧社区而言，本地居民长期受到多元文化环境的影响，从而具有更高的文化包容度，对文化差异并不感到担忧和焦虑。与此相类似，破坏淳朴民风C4同样不显著，上海作为中国最发达的现代经济中心之一，从开埠伊始就保持着很高的商业化水平，商业文化早已深入人心，普通民众对商业行为的接受成度很高。对于新建社区而言，人员结构较为复杂，新上海人比例高，社区民众多民族多籍贯来源使其具有较高的文化包容性。
上海作为全国治安环境最好的城市之一，社区居民对人身安全风险S1与财产损失风险S2的忧虑不显著。城区老旧社区由于人口密度大，房屋建设空间拥挤，民宿经营的消防安全风险S3 在1%水平上显著，居民对消防安全的高度关注使得发生邻避效应的可能性增加，新建社区的消防安全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在实地调研中，城区84.62%和城郊57.83%的社区民众表达了加强消防设施配备以及监督监管措施的意愿。在心理风险方面，所有区域的沟通障碍指标P1不显著，城区老旧社区居民由于年龄结构、健康状况和心理状态等普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精神紧张与焦虑，紧张焦虑指标P2回归结果显著。17.98%居民明确表示存在（或曾经出现）因为民宿噪音的睡眠困扰，经常会担心噪音扰民。在财务风险维度，老旧社区管理费用F1 在1%水平上高度显著，而生活服务成本F2不显著。结合物业管理公司访谈反馈，社区管理费用实际并未明显增加。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社区民众在调研中往往基于自身判断，直觉上认为流动人员增加必然导致管理费用增加。而生活服务成本为显性指标，民众可以通过每月实际支出账单明确判断出其增长趋势，出现非理性误判的可能性较小。结合实地调研，城郊社区居民对财务风险的两个指标皆不显著，主要是因为城郊区域人口结构较为年轻，对小额日常支出并不敏感，或者因为忙于工作而无暇关注。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社区民宿打破社区空间原有生态均衡，导致一系列基层治理困境与社会矛盾，相关利益群体在迎臂与邻避之间表现出经济欲望和民生权利的双重焦虑。本研究采用邻避效应理论，对社区民宿的风险感知、环境正义、衍生路径等核心建构以及科学治理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证。研究有以下发现。1）社区民宿利益相关群体整体呈现出“不在自家社区”的邻避态度。相对于传统重污染邻避设施（变电厂、核电站、污水厂、垃圾场等），社区民宿的邻避表现较为温和，但嫌恶情结与抵制行为符合邻避效应核心特征。以利益相关群体对民宿经营接受水平作为社区民宿邻避效应测度指标，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验证了社区民宿邻避效应的存在性。2）社区民宿呈现出最小抵抗路径原则和风险社会放大机制的双重路径。最小抵抗路径原则导致社区民宿在空间分布上主要集聚在城区老旧社区或城郊边缘社区等符合最小阻力原则的特定区域和生活领域。风险社会放大机制作用路径上的变量回归系数反映了该指标在形成社区邻避效应过程中的贡献度，具体包括环境风险、健康风险、社会风险、安全风险、心理风险和财务风险6 个方面。3）城区老旧社区与城郊边缘社区的邻避效应具有差异。不同社区会因为居民特征（心理状态、过往经历、健康状况等）和社区属性（空间尺度、资源配置、人口结构等）等外生变量的不同而存在风险感知差异。例如，居民年龄结构较为年轻、空间环境较为宽松的城郊边缘社区，对消防隐患、噪音污染以及焦虑紧张等指标的感受程度较低，而城区老旧社区的居民老龄化更加明显，居住空间也更为紧张，其应对环境变化能力有限，因此对安全风险、环境风险等指标更为关注。
5.2 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
第一，通过邻避设施的理论延展初步实现社区民宿邻避效应双重路径的理论探索。现有文献多集中于传统重污染邻避效应（垃圾场、污水厂、核电站等）的成因、机制以及治理等方面的研究。邻避效应理论的研究范畴并非仅限于现有成果所关注的传统邻避设施及其影响过程。本研究结论从邻避效果维度[42]进一步丰富了邻避设施的研究范畴。
第二，基于最小抵抗路径原则和风险社会放大机制的双重路径，构建风险感知-环境正义-社区属性-居民特征的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揭示了社区民宿邻避效应的形成机制。为社区民宿邻避效应的风险管控和科学治理构建了一套定性剖析框架和定量测度范式，实现了城市社区民宿发展的深层次探索。现有关于社区民宿的研究普遍存在思路不清晰、评价标准不统一的问题，缺乏解决问题的广度和深度。
第三，社区民宿邻避风险已经成为社区整体风险的重要构成部分。探索性揭示了社区民宿邻避效应的潜在干预路径。基于社区治理效率的边际产出递减规律，通过比较回归分析的弹性系数来判定社区民宿治理过程中的边际报酬率，从而确定治理资源的配置次序，将邻避治理资源投入弹性系数较大的变量指标所获得的治理效果也会更好。例如，环境风险中的回归系数E1（0.479）>E2（0.057）>E3（0.017）。同时，还需根据治理维度的边际报酬变化轨迹分阶段动态调整和修正社区民宿治理的具体方向，社区民宿治理的技术路径应与实证结果的弹性强度（回归系数）始终保持一致顺序。
5.3 实践启示
第一，在冲突频发与管理困难的双重压力下，各地政府的态度差异明显且犹豫不决。需要看到社区民宿在繁荣地区经济、文化传承、促进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所起到的显著带动作用。社区民宿公共价值的必要性强弱、民宿周边不良外部性的风险性强弱以及社区民宿的环境正义测度，是决定社区民宿产业决策的关键变量，基于此可以建立社区民宿社会影响净值的产业定量分析框架。
第二，现阶段民宿业发展政策缺少沟通，也未能对周边民众进行有效补偿，容易激化民众情绪化心理。社区民宿邻避效应形成的本质是商业资本推动的社区权益空间的重新分配，呈现出经济欲望与民生权利的冲突与妥协。通过制定合理的风险沟通机制和决策参与机制，重构社区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基础，避免政府、行业、社区以及居民等主体对邻避风险的差别性解读，积极采用市场方式来解决社区民宿经营的公平问题，可以有效化解与防范社区邻避效应的发生。
第三，从时间维度上来看，社区民宿经营活动导致社区人员、物资、信息和资金流动性增加，社区治理风险更加复杂多变，构建与社区流动需求相匹配的动态监管体系至关重要。针对邻避情绪→邻避行为→邻避矛盾→邻避冲突→邻避危机的衍变过程，在各个关键节点设置监测监管、动态预警、帮扶退出以及外部接管等应对措施，消除或降低社区民宿所导致的一系列邻避威胁和冲突。
本研究结论来自上海12 个行政区域的实证结果，普适性尚有待检验。我国城市社区特征各异，在人文环境、经济水平、区位条件、发展阶段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社区民宿的治理路径也需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本研究思路可以为社区民宿邻避效应的更广泛研究提供有益借鉴，未来研究可以针对不同城市的环境特征、不同资源禀赋以及不同社区类型等展开邻避效应的深层次多视角研究，这也是实现民宿（产业）与社区（城市）深度融合，提高城市治理水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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