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藏南线自驾游客情感体验的特征与影响机制
陈钢华1,2,3，师慧敏1
（1.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东 珠海 519082；2. 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3. 中山大学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以流动性体验为核心的旅游形式在全球化背景下日益流行。作为大尺度流动型旅游形式典型代表的长途自驾游，因冒险、追逐自由、私密、个性化、高不确定性等特征，赋予了游客独特且复杂的情感体验。目前，学界尚缺乏从更为系统的视角关注大尺度流动情境下游客情感体验的特征、前因与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文章基于景观感知理论，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川藏南线（318国道成都至拉萨段）的自驾游客为研究对象，分析游客在大尺度流动情境下的情感体验特征与影响机制。文章发现：1）自驾游客的积极情感体验未达强烈水平，情感体验（尤其是积极情感体验）伴随着自驾这一流动性实践呈现出动态变化的波动特征，且涉及多个维度；2）基于自我需要满足与否、满足程度如何这一标准，自驾游客与环境的互动（包含两组类型、6类特征）促进了他们上述情感体验的产生，并通过动态反馈机制持续影响了情感体验。上述研究发现不仅完善了有关游客情感体验前因和影响机制以及自驾入藏旅游体验的实证研究体系，还为目的地的管理与营销提供了思路。
0 引言
流动性已经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不可忽视的社会特征和问题之一[1]。旅游作为一种具有典型流动性特征的休闲活动，日渐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流动形式[2]。传统观点认为，作为旅游活动和旅游体验发生的核心场所，目的地远比旅游通道重要。但随着旅游的发展，旅游通道的重要性亦日益凸显。例如，基于旅游通道的自驾游[3]、骑行旅行[4]、火车旅行[5]、背包旅行[6]等大尺度流动型旅游方式和现象不断涌现[2]。在上述旅游情境下，旅游通道的功能得到拓展——它不仅能够帮助游客实现空间位移，还能够成为游客参观、体验的对象[7]，使游客沿途的流动过程不再只是一种交通和时间成本，而是转变成为游客创造愉悦体验的旅游资源[8]。旅行过程本身也成为许多旅程的高峰体验[9]。因此，以流动性体验为核心的旅游形式在上述背景下日益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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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1.1 游客情感体验
情感体验是旅游体验的核心[19]。研究旅游活动主体（游客）的情感体验对旅游领域内的学术推进和产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20]。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在游客情感体验的研究主题和情感测量方法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
现有关注游客情感体验的研究主要围绕游客情感体验的前因、情感体验本身、情感体验的后果等展开[20]。其中，游客情感体验的前因包括游客的认知、个性、动机等内部因素[21]，度假时长、目的地环境/事物等外部因素[22-23]，以及内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24]。对游客情感体验本身的研究主要涉及情感体验维度[25]、动态变化[26]、情感体验评价[27]、情感体验多样性[21]等方面。游客情感体验的后果则包括满意度[28]、忠诚度[29]及其他行为意向[30]等。在上述研究主题之外，还有部分文献属于概念性与理论性[31]、综述性[20]等类型。
随着学界对游客情感体验日渐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持续积累。然而，旅游领域的情感研究（尤其是关于游客情感体验的研究）仍处在初期（即探索阶段）[15]。更进一步，陈钢华和李萌指出，已有研究对游客情感体验的前因及影响机制的解释还不够充分[20]。具体而言，在现有游客情感体验前因及机制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倾向将情感体验的产生归因于单个或几个个体因素及（或）外部环境因素[32-33]，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从更为系统的视角对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游客的情感体验进行全面的审视。与此同时，在流动性空前增强的现实背景下，对游客情感体验变化的关注已成为研究重点。
与游客情感体验相关的数据可以分为定量数据和定性资料。在游客情感体验的量化数据收集方面，自我报告（self-reports）仍是最主流的方法[34]；并且，旅游学者常从心理学借用和改编自我报告式的情感体验量表。4 种常用的量表包括Plutchik 开发的情感轮指数（emotion profile index）[35]，Izard 编制的差异性情感量表（differential emotion scale，DES）[36]，Mehrabian和Russell开发的快乐、唤起和支配性量表（pleasure, arousal & dominance，PAD）[37]，以及Watson等编制的积极和消极情感量表（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PANAS）[38]。
在针对游客情感体验动态变化的研究中，基于情感体验量表的日记法，因能提供与游客情感体验相关的结构化的、依赖时间的丰富信息而被广泛采用[39]。此外，学者们也尝试着将生理心理测量技术引入游客情感体验研究领域，以期实现对情感的实时监测[40]。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旅游情境（即异地的休闲体验）与生理心理测量技术得以广泛应用的实验室环境不同。生理心理测量主要依赖交感神经系统中最明显的生理反应（如心率、皮肤电反应、血压和皮质醇水平的变化等），但这些指标对环境的敏感性很高；海拔、温度、湿度等自然环境会对测量结果产生较大干扰。因此，生理心理测量的适用性仍面临着来自未知外部环境干扰的挑战[40]。
在情感体验的定量数据收集之外，有学者呼吁还应在研究中收集情感体验的定性资料。定性资料不仅有助于研究者对情感体验的量化信息（如问卷或生理测量数据）进行细化，获取和理解情感体验产生的原因，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自我报告量化指标固有的局限性（例如，受访者可能会作出不诚实的或社会期望的反应）[23]。在定性资料来源方面，研究者一般收集网络文本信息[41]和微博资料[42]，或采用访谈法[4-5]、参与式观察法[5]等收集资料。其中，访谈是收集情感体验定性资料最常用的方法之一[20]。由于定量数据和定性资料各有优势，为获取与游客情感体验有关的更全面、更丰富的信息，已有学者呼吁情感体验研究方法应多元化，并增加对定性方法和混合方法的运用[20]。
1.2 自驾旅游体验
现代化和全球化两大背景催生了空前增强的流动性（mobility）[5]。Sheller 和Urry 基于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提出了新流动范式，重点关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加快的各种流动现象[43]。如今，旅游流动已日渐成为重要的流动形式。特别是以大尺度流动体验为核心的各种旅游形式（如自驾游[3]、火车旅行[5]、骑行旅行[4]、徒步旅行[6]）所蕴含的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和情感意义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9]。
长途自驾游是大尺度旅游流动实践的典型代表。近年来，随着自驾游市场的迅速发展和壮大，这一旅行方式也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成果集中在出游动机[44]、旅游偏好[45]、游客类型[46]、行为特征[3]、旅游体验[47]、游线设计与优化[48]等领域。自驾游的核心要素是游客感知与体验[49]，而自驾旅游体验总是与流动、冒险、自由、私密、个性、高不确定性等特征联系在一起。主要原因如下。其一，在自驾游中，游客在地理空间中的流动性加强[3]，游客的满意度更多取决于整个旅途的总体体验[10]。这一旅行方式将单纯的交通过程转化为游客最深刻的特殊旅游体验方式[50]；“在路上”的流动性体验成为旅行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51]，甚至构成高峰体验[9]。其二，汽车能为游客提供一种旅行的冒险感[9]，赋予游客“冒险的文化梦想”（cultural dreams of adventure）[52]。在自驾游时，游客可以与沿途风景进行一系列的情感或身体交流，包括亲密感[53]、逃避[54]、匿名性[55]等。其三，自驾游能够满足游客追求自由和自主的需求[49]。与汽车相比，公共交通被认为是“僵化的”和“支离破碎的”[11]，但汽车给予了游客自主选择停靠时间、地点以及定制符合体验需求的特定路线和行程的自由[9]，为游客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独立性和自主性[56]，游客在自驾游中获得驾驶的乐趣和愉悦[57]。其四，汽车提供了一个私人的、定制化的空间[58]。其五，自驾游还允许人们以独特的方式与周围的旅游环境互动，给予游客个性表达的空间。正如Thrift所假设的那样，汽车现在是“一个内在的世界”[14]，一个主要与它即时的周围环境完全不同的世界。气候控制和音响系统使自驾游客能够管理和定制旅游感官体验。这些体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外部环境中的天气状况、声音和气味等的影响。其六，自驾游也往往与风险息息相关，拥堵的交通以及其他司机糟糕甚至危险的驾驶技术会影响自驾体验[13]，导致游客产生消极情绪，如沮丧、恐惧、愤怒或悲伤[14]。上述特征（流动、冒险、自由、私密、个性、高不确定性）共同形塑了自驾游客独特的旅游体验（包括情感体验）。游客的情感体验在自驾这一流动实践中也变得更为丰富和复杂。因此，自驾游客以流动性为核心的旅游体验（例如情感体验）无疑是值得关注的。
1.3 入藏旅游体验
在入藏旅游热的持续推动下，入藏旅游体验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入藏旅游往往伴随着身体挑战和痛苦，这又使得入藏旅游体验与认知、情感、意志等方面的考验和磨砺紧密相关[17]。入藏旅游在带给游客眼睛和心灵的洗涤及享受的同时，也让游客感受到“身体在地狱”的折磨。在这样一种独特的旅游流动实践中，游客的情感体验也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扩展[59]。
在各种入藏旅游方式中，以流动性体验为核心的各种旅游形式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从入藏道路类型看，广受游客青睐的川藏线（尤其是318国道）在有关入藏流动性旅游体验的研究中占主导[7,18]。从研究对象看，学界关注较多的是骑行[4]和火车[5]游客，鲜见针对自驾入藏游客流动性体验的系统研究。已有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往往作为很小的部分镶嵌在针对各类旅行者的综合性研究中[7,18]。仅有的综合研究[15]也仅将关注起点放在入藏节点处，并未关注自驾游客在入藏旅游这一完整的流动性实践中的全程体验（尤其是情感体验）。
综上所述，以流动性体验为核心的旅游形式在全球化背景下日益流行。作为大尺度旅游流动实践典型代表的长途自驾游，因流动性强、冒险、追逐自由、私密、个性化、高不确定性等特征，赋予了游客独特且复杂的情感体验。然而，目前学界尚缺乏对这一类大尺度流动游客的情感体验特征及前因与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将基于景观感知理论，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游客在川藏南线（318国道成都至拉萨段）自驾这一大尺度流动情境下的情感体验特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研究，以期填补上述研究缺口。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Zube 等[60]通过对1964—1980 年间发表在20 种期刊的160多篇有关景观感知与评估的文献进行回顾，总结了已有研究所呈现的4种范式：专家范式（the expert paradigm）、心理物理范式（the psychophysical paradigm）、认知范式（the cognitive paradigm）及经验范式（the experiential paradigm）。基于上述4 种范式，他们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景观感知理论（landscape perception theory）[60]。作为一个分析框架，景观感知理论包含4 个维度，分别是人、景观、互动及结果。其中，人这一维度既包括对环境刺激做出反应的个体的生理特征，也包括对景观感知的个体的认知水平产生影响的因素，如期望、经验、个性、教育水平、社会背景等。景观这一维度包含对互动产生影响的有形的或无形的要素或要素之间的关系，包括物理要素、组成结构、区位环境、人造景观、声音、气味、他人等。互动指人与景观在感知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包括人-人-景观、人-群体-景观、人-景观等3 个方面的互动。结果是指人和景观在感知互动中产生的有形或无形的结果，包括情感体验（害怕、紧张、幸福感等）和其他心理状态（满足感、价值感、心理成就感等）等[60]。
Zube 等[60]借助Ittelson[61]在环境心理学方面关于感知的研究，进一步对景观感知理论框架进行了解读。第一，景观允许人在其中移动和探索，并促使观察者成为参与者。第二，景观是多模态的。它提供的信息能够同时被多种感官接收并处理。第三，景观提供外围和中心信息。第四，景观提供的信息特别丰富。这些信息可能是冗余的、不充分的、模糊的、冲突的和矛盾的。第五，景观不仅是被观察的对象，还能为身处其中的人提供做出相应行动的机会。第六，景观通过提供具有象征意义和激励作用的信息，激发人基于特定目的而采取行动。第七，景观具有氛围属性，是社会活动的组成部分。它具有明确的审美特质和系统特质。由上可见，前4个方面属于传统的知觉研究部分，与刺激属性相关。后3个方面则是对景观感知研究的必要补充，与行动、意义和氛围等有关，属于“结果”，解决了景观感知理论作为理论的“预测”问题。在整个理论中，核心当属人与景观之间的相互作用[62]。
从Zube 等[60]对景观感知理论的阐述和解释中可以看出，第一，景观并不只局限于能够给个体带来审美体验的对象，而是人所处的能够与人发生相互作用的整个环境。环境带给人的刺激也不局限在视觉方面，而是对多感官的综合刺激。第二，人与景观都会随着两者的相互作用而发生动态变化[60]，即人的景观感知是一种动态的过程。这一特点满足本文对川藏南线自驾游这一流动性情境展开动态分析的要求。第三，互动结果包括情感体验和其他心理状态。
景观感知理论在旅游情境下得到广泛应用，且多见诸旅游环境感知研究。在已有研究中，互动维度下的要素不仅包含游客对环境的认知评价，还包含更深层次的心理感知，例如心理逃离[63]。同时，已有研究对景观、人与环境互动、环境中人与人互动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探讨与分析。“人”作为环境的积极参与者的重要性得到凸显[64]。
川藏南线自驾游是一类具有强烈反差的旅游情境。已有研究表明，这些特征共同赋予了游客一种独特的旅游体验，尤其是复杂、丰富和动态的情感体验[15]。因此，本文采用景观感知理论，构建了如图1 所示的框架，以分析川藏南线自驾游客情感体验的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互动结果（即情感体验）会分别重塑游客和环境（在同一时空下，游客A即是游客B所处环境的组成部分），并以游客和环境因素的形式重新成为游客情感体验的影响因素，参与新的互动过程，从而对游客情感体验产生持续作用（图1）。
图1 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Fig.1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is study
3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3.1 案例地介绍
本文的案例地为川藏南线，即318 国道成都至拉萨段，全长2134 km[65]。沿途要翻越十几座超过4000 m的高山，跨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数条大河[66]，具有海拔高、地势和路况险峻、地质灾害频发等自然环境特征。与此同时，它被誉为“中国的景观大道”，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往。在这样一段“眼睛在天堂，身体在地狱”的旅途中，游客情感体验呈现出复杂、多样和动态的特征[15]。因此，川藏南线为本文探究自驾游客的情感体验及其影响机制提供了良好的情境。
3.2 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混合方法。具体而言，本文采用解释性设计混合方法（表1）。作为一种两阶段的研究设计，解释性设计混合方法的一般流程是，先收集并分析量化资料，后收集并分析质性资料，且质性资料用于解释或扩展前一阶段的量化结果[67]。首先，基于定量数据，直观、量化地呈现川藏南线自驾游客情感体验的强度、维度及变化。其次，考虑到来自心理学的现有情感体验量表在捕捉流动性旅游情境下的游客情感体验全貌（例如维度）方面可能存在缺陷[68]，本文将基于定性资料，进一步识别和验证自驾游客情感体验的维度。最后，通过定性分析，识别自驾游客情感体验的影响机制。本文的数据收集分为2020年和2021年两个阶段（表1）。
表1 数据收集阶段及方式
Tab.1 Overview of data collection
3.3 数据分析
本文的数据分析包括对定量数据和定性资料的分析。
3.3.1 定量数据分析
针对定量数据，采取描述性统计分析对游客情感体验强度及变化进行分析（在这一过程中，游客情感体验的维度亦得以展现）。第一，对积极情感（positive affect，PA）、消极情感（negative affect，NA）体验及其各个分测项的强度进行均值计算，并根据Likert 5 点量表中1～5 分对应的情感体验强度，将2和4分别作为情感体验轻微水平和强烈水平的基准线，来绘制图（图2、图3、图4）。第二，为分析自驾游客在旅行期间日际情感体验的潜在变化，参考以往研究的处理方式[72-73]，本文基于历时追踪所获数据（n=16），引入情感可变性（emotional variability）和情感不稳定性（emotional instability）[72-73]动态指数，分别计算出历时追踪的16名自驾游客的情感可变性指数和情感不稳定性指数（均分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并分别将两类指数绘制成图（图5和图6）。
注：数据来源于2021年第二阶段调研历时追踪调查（n=11）及在布达拉宫广场的单次截面式调查（n=381）。
图2 川藏南线自驾游客游后回顾式情感体验情况（n=392）
Fig.2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self-drive tourists along the south section of G318 post-trip(n=392)
Fig.3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self-drive tourists along the south section of G318 in tourism attractions(e.g.,scenic spots,viewing platforms)(n=72)
注：数据来源于2020年（n=5）、2021年（同团n=10，网络n=1）两阶段的历时追踪调查。
图4 川藏南线自驾游客日际情感体验情况（n=16）
Fig.4 The daily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self-drive tourists along the south section of G318(n=16)
图5 川藏南线自驾游客的日际情感可变性（n=16）
Fig.5 The daily emotional variability of self-drive tourists along the south section of G318(n=16)
图6 川藏南线自驾游客的日际情感不稳定性（n=16）
Fig.6 The daily emotional instability of self-drive tourists along the south section of G318(n=16)
情感可变性指数测度个体情感状态随时间变化的范围或幅度[74]。具有较高情感可变性的个体会表现出与其平均情感水平较大的情感偏差。情感可变性指数通常以个体情感的标准偏差（SD）[74]表示，计算公式如下：
式（1）中，E 是某种特定情感的强度分值，i 是第i次测量，T是总测量次数。
情感不稳定性指数测度的是连续时间点之间的情感波动[75]。情感不稳定性越高代表情感波动越大，即情感越不稳定。情感不稳定性指数通常用均方递差（MSSD）[76]表示。与可变性指数相比，MSSD基于一个时点到下一个时点（而不是整个时间段）的变化来捕捉情感随时间的变化，计算公式如下：
式（2）中，E是某种特定情感的强度分值，i是第i次测量，T是总测量次数。
3.3.2 定性资料分析
针对定性资料，采取内容分析法，探究游客情感体验的维度、影响因素以及影响机制。内容分析是一种能系统且详细地识别模式、主题、偏见和社会科学意义的方法[77]。本文在景观感知理论的指导下，借助质性研究软件NVivo 11，对访谈文本资料进行人工编码，将情感体验（互动结果）以及与情感体验的生成存在紧密相关的环境、人、互动过程等条件与访谈文本进行不断比对和关联。第一，反复阅读和理解访谈文本，对其进行逐句概念化。为尽量避免或减少研究者的思维定势和主观涉入的影响和干扰，对概念进行命名时尽可能采用受访者的原始表达。第二，剔除重复频次小于3次、与情感体验相关性较小及存在内部矛盾的初始概念，并对含义存在重叠的初始概念进行合并，并通过范畴化进一步对初始概念进行整理和归纳[78]，形成34个初始范畴。第三，进一步基于初始范畴的现象、内容以及内在联系，最终将34个初始范畴整合为9个副范畴和4个主范畴（表2）。第四，以景观感知理论为指导，从环境-人-互动过程-互动结果4个维度再次对主范畴、副范畴以及原始访谈文本进行反复比较和分析，最终形成川藏南线自驾游客的情感体验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图7）。
表2 主轴编码分析
Tab.2 Axial coding
图7 川藏南线自驾游客情感体验的影响机制
Fig.7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self-drive tourists’emotional experience along the south section of G318
4 川藏南线自驾游客情感体验的特征：维度、强度及变化
4.1 游客情感体验维度、强度及变化：定量分析
4.1.1 游客情感体验维度和强度
基于游后的全程回顾式情感体验调查（图2）、在沿途旅游吸引物（例如景区/景点/观景台）的瞬时情感体验调查（图3）、日际情感体验调查（图4）这3个渠道的数据，分别计算出游客的积极情感体验及消极情感体验得分。
通过全程回顾式情感体验调查（图2）、在沿途旅游吸引物的瞬时情感体验调查（图3）和日际情感体验调查（图4）的三角互证，本文发现：川藏南线自驾游客呈现出低强度的消极情感体验，且积极情感体验并未达到强烈水平。具体而言，一方面，与以往休闲度假旅游情境下游客的积极情感体验能达到强烈水平[79]不同，游客的积极情感体验均值分别为3.74、3.30、2.95；积极情感体验均值及其下属9个分测项（具体情感测项）得分均在2分（轻微）至4分（强烈）之间，未达到4分的强烈水平。另一方面，在上述3 项调查中，游客呈现出低强度的消极情感体验，即消极情感体验得分均值分别为1.48、1.17、1.10，消极情感体验均值及其下属9 个分测项得分均在1分（根本没有）至2分（轻微）之间。
2）情感不稳定性。如图6 所示，历时追踪的16位自驾游客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不稳定性指数（MSSD）并不完全等于0。这说明在川藏南线自驾游这一流动性情境下，游客在相邻日际之间的情感体验存在波动。此外，在相邻日际之间，每位游客的积极情感的变化大于消极情感的变化（MSSD（PA）＞MSSD（NA））。
4.2 游客情感体验维度：定性分析
如前文所述，为了弥补来自心理学的现有情感体验量表在捕捉旅游情境下自驾游客情感体验全貌（例如维度）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在数据收集时，本文还对情感体验维度的相关信息予以特别关注。
定性资料的编码分析结果显示，在川藏南线自驾旅游情境下，游客的情感体验可以分为积极情感体验和消极情感体验。与采用的结构化情感体验量表所含维度相比（图2、图3 和图4），游客的实际情感体验维度更为多元。具体而言，基于访谈资料识别出的积极情感体验包含7 个维度，分别为：喜（快乐、兴奋、开心、高兴、愉悦、欢乐、欣喜、惊喜、激动、热情、兴高采烈、活跃、庆幸）、盼（期待）、惊（惊奇、惊讶、惊叹、惊喜）、傲（自豪）、敬（敬畏、敬佩、佩服）、谢（感激、感恩、感谢、感动）、惑（好奇）。其中，盼、惊、敬、惑4 个维度是所采用的结构化情感体验量表没有涵盖到的。消极情感体验包含8 个维度，分别为：惧（恐惧、紧张、害怕、战战兢兢、惊恐、畏惧）、忧（担忧、担心、焦虑）、憾（遗憾、失望）、怒（恼怒、生气、不爽、讨厌）、烦（心烦、烦躁、烦恼）、悔（后悔）、悲（难过、悲伤、沉重、不开心）、愧（羞愧、内疚）。其中，忧、憾、烦、悔4 个维度是所采用的结构化情感体验量表没有涵盖到的。
为了进一步回答游客的情感体验（强度、变化、维度）是如何产生的，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本文基于定性资料，进一步探究川藏南线自驾游客情感体验的影响机制。
5 川藏南线自驾游客情感体验的影响机制
通过对访谈文本进行编码分析（表2），形成了川藏南线自驾游客情感体验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图7）。编码分析结果显示，流动性深刻地重塑了人与人、人和地方之间的作用和关系[2]，且与情感密切相关[80]。在川藏南线自驾这一旅游流动情境下，自驾游客（生理属性、心理属性、社会属性）与环境（沿线旅游吸引物、舒适物、他人）的互动（包含两组类型、6 类特征）促进了他们情感体验的产生与变化。这一互动结果重塑着游客和环境（在同一时空下，游客A是游客B所处环境的组成部分）本身并以游客和环境因素的形式重新成为游客情感体验的影响因素，参与到新的互动中，对游客情感体验产生持续的作用。
5.1 互动过程
在新流动性范式下，旅游流动被视为一种涉身化、感知多样化和技术化的实践[81]。流动所依托的物质实体和空间对旅行者流动过程及体验产生了多方面影响，从而构成个体对流动感知和体验的重要部分[82]。根据景观感知理论，川藏南线自驾游客与环境因素的互动构成了他们独特的流动性旅游体验。通过对游客的访谈文本进行编码分析发现，这一互动过程包含互动类型和互动特征两个维度（表2和表3）。
5.2 互动结果
第四，与享乐型度假旅游情境[91]不同的是，川藏南线沿线独特的自然环境以及自驾旅游体验所具有的冒险[12]、流动性与自由[3]、私密[13]、个性[14]以及高不确定性[13]等特征，使得游客在川藏南线自驾旅游情境下的情感体验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拓展。因而，不管是积极情感体验，还是消极情感体验，均更为多元。
6.3 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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