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客积极接触对旅游心理疲劳的预防效应与实现机制
涂红伟1，张志慧2，李显惠3
（1. 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2.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天津 300071；3.福建师范大学文化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摘 要］旅游心理疲劳是旅游活动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负面心理状态，尤其是在大众旅游背景下，旅游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的现实使得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因而如何降低旅游心理疲劳成为了理论界和实践界亟须重视的议题。文章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从主动参与视角考察了主客积极接触对旅游心理疲劳的影响过程，并引入社交性人格特质探寻主客积极接触对游客主动参与的作用边界。基于实验研究和问卷调查的分析发现：主客积极接触能够显著地负向影响旅游心理疲劳；游客主动参与在主客积极接触与旅游心理疲劳的关系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社交性不仅会增强主客积极接触对游客主动参与的正向效应，还正向影响游客主动参与在主客积极接触和旅游心理疲劳关系间的传递效应。文章丰富了旅游心理疲劳领域的理论研究，为目的地管理者和旅游企业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预防和规避旅游心理疲劳提供了新的启示。
0 引言
旅游心理疲劳指游客在旅游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动机下降、情绪低落和认知受损等心理状态[1]。与旅游身体疲劳通常在短暂休息之后即可得到有效缓解不同，旅游心理疲劳在本质上是个体资源不断消耗和流失后的一种心理机能下降的现象[2-3]，不仅会抑制游客的旅游体验效果[4]，还会弱化他们的继续游玩动机，甚至导致满意度下降和负面评论的出现[1,5-6]，严重威胁着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旅游业正在积极地衔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7]，并逐渐成为“良好健康和福祉”子目标实现的重要推动力[8-9]。然而，旅游心理疲劳作为旅游活动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负面心理状态[1]，制约着人们身心健康的改善和生活福祉的提升[10-12]。可见，如何预防旅游心理疲劳已成为了理论界和实践界亟须重视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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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回顾与假设推演
1.1 主客积极接触
主客积极接触反映的是游客被当地居民积极对待的程度[18]。考虑到这类互动是旅游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35-36]，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其对游客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在心理层面，主客积极接触可以诱发游客难忘的旅游体验[37-38]，改善游客对居民的态度[39]，增强游客对地方的依恋感[36]，提升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40]；在行为层面，主客积极接触有助于推动游客环境责任[18]、正向口碑[41]、忠诚等行为的发生[42]。尽管这些研究结论较为丰富，但是大多聚焦主客积极接触的促进效应，较少对其预防性功能展开讨论。近年来有学者发现，主客积极接触对游客的消极心理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如降低游客与居民的文化和社会距离感[16-17]。由此可见，作为旅游中一类重要的社会互动方式，主客积极接触的价值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因此，有必要深入考察其对游客负面心理状态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主客互动预防效应的研究。
1.2 主客积极接触与旅游心理疲劳
1.3 主动参与的中介效应
在旅游中，主动参与指游客主动运用知识和技能来参与旅游体验的一种行为方式[25-26]。该行为方式强调游客在体验活动中运用知识和能力的主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游客的能力、兴趣和偏好[26]。关于游客主动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因和结果两个方面。在影响因素方面，现有研究从个体特质层面探讨了游客跨文化能力对主动参与的作用[25]。在影响后效方面，主动参与在增强游客满意度、提高游客推荐和重游意愿、促进价值共创体验、诱发难忘的旅游体验等方面扮演着积极的角色[26,44-46]。上述基于游客个体层面的研究虽然可以丰富学界对主动参与前因和后效的理解，但对旅游活动中的主客互动情境缺乏关注。相关研究显示，主动参与强调游客在身体、情感与精神等多个方面的投入[47-48]，不仅有助于游客利用和支配个体资源[25]，还可以促进他们获得其他资源[27]，进而推动旅游目标的实现[28]。基于此，本文将在下文继续探讨游客主动参与在主客积极接触和旅游心理疲劳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图1 研究模型
Fig.1 Research model
2 实验设计与结果分析
2.1 实验1：主客积极接触的主效应
2.1.1 预实验
为确保主客积极接触变量操纵的有效性，本研究对营造主客积极接触环境的刺激材料进行了预实验。基于主客积极接触领域的相关文献[17-18,20,40,60]，本文识别出几类关键的主客积极接触事件，如信息支持、文化分享、提供建议或帮助、朋友交往、热情友好等。随后，笔者将这些事件融入情景设计，模拟出高、低两组主客积极接触实验场景，并要求受访者将情景假设成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再对题项进行作答。
在测量方面，主客积极接触采用Tu 和Ma 的5条目量表[18]，相应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同时，本研究还参照朱腾腾等的操纵方法[61]，设计了两道题项（“我认为我所阅读的情景很大程度上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我所阅读的情景与我之前的旅游体验是相关的”），旨在检验刺激材料的真实性和相关性。
本次预实验借助某线上平台发放问卷，且招募的42 位受访者被随机分配到其中的一个场景。其中，男性样本占比54.8%；在年龄方面，大多数介于20～29 岁之间（占比66.7%），其次是30～39 岁（占比19.0%），6 位在40～49 岁之间（占比14.3%）；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本科及以上、专科、高中及以下的分别占比69.0%、14.3%、16.7%。
数据结果显示，受访者认为实验场景很大程度是真实存在的（M=3.98，SD=0.87），并且与他们之前的旅游体验也是相关的（M=3.62，SD=1.13）。同时，独立样本t 检验发现，高主客积极接触情景下的受访者对主客积极接触的体验感知显著地高于低积极接触情景下的受访者（M高=4.44，M低=2.87，t=5.32，p＜0.01），因此，本研究对主客积极接触的操纵是成功的，这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2.1.2 正式实验
正式实验的目的在于检验主客积极接触对旅游心理疲劳的主效应。正式实验的实验程序与预实验保持一致，通过使用刺激材料完成单因素组间设计（高主客积极接触vs.低主客积极接触）。
主客积极接触的测量和刺激材料真实性与相关性的检验与预实验一致。旅游心理疲劳采用Sun等的旅游心理疲劳量表[1]，相应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同时，考虑到个体日常情绪状态可能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干扰，本研究在实验正式开始前设置了一道题项，询问受访者当天的总体情绪状态（1=非常不好，5=非常好），旨在控制个体日常情绪状态对实验结果的干扰。
本次实验在某在线调研平台发放问卷。每位受访者被随机分配到其中一个场景且仅能填写一次，并在问卷填答完成后获得一定报酬。在招募的86名受访者中，男性占比46.5%；大多数年龄在19～29 岁之间（占比55.8%），其次是30～39 岁（占比34.9%），有8位在40～49岁之间（占比9.3%）；在学历方面，64.7%的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35.3%为专科或高中及以下学历。
操纵检验。数据结果显示，被试认为实验场景很大程度是真实存在（M=4.03，SD=0.80），并且与他们之前的旅游体验是相关的（M=3.76，SD=0.92）。同时，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高主客积极接触情景下受访者的体验感知显著地高于低水平组（M高=4.19，M低=3.20，t=5.52，p＜0.01），这说明本研究对主客积极接触的操纵是成功的。同时，两组场景中受访者的情绪状态并无显著差异（M高=4.32，M低=4.31，t=0.07，ns）。由此可见，两组受访者的不同心理反应主要源自主客积极接触环境的差异，这说明本次实验的操纵是成功的。
主效应检验。在主效应检验前，本研究利用G*Power 3.1 检验正式实验中样本量的power 值。具体来说，当选择单因素方差分析时，设定组数为2，效应量（f）为0.4。86 份样本量的power 值为0.96，大于基准水平0.80，这说明正式实验中的样本量具有较好的统计检验力[62]。同时，本研究将主客积极接触转化为哑变量，并认为“0”代表低水平的主客积极接触（N=42），“1”代表高水平的主客积极接触（N=44）。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高水平组被试的旅游心理疲劳程度显著地低于低水平组（M高=2.47，M低=3.12，F（1，84）=8.35，p＜0.01，η2=0.09），这支持了本文的H1。
2.2 实验2：主动参与的中介效应
2.2.1 实验设计
实验2的流程与实验1基本保持一致。在测量方面，主客积极接触和旅游心理疲劳的测量与实验1保持不变。刺激材料真实性和相关性的检验以及个体日常情绪的控制也与实验1一致。本研究采用Fan等的3条目量表[25]测量游客主动参与。信度分析的结果显示，主动参与和旅游心理疲劳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4和0.95。
本次实验在某网络调研平台一共招募受访者130名。每位受访者被随机分配到其中一个场景且仅能填写一次，并在填写完问卷后获得一定报酬。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男性占比56.2%；在年龄方面，19～29 岁的最多（占比54.6%），其次是30～39 岁的（占比33.1%），最后是40 岁以上的（占比12.3%）；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比达到了55.4%，硕士、专科和高中以下的分别占比7.6%、28.5%和8.5%。
2.2.2 操控检验
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显示，受访者认为实验情景在很大程度是真实存在（M=4.01，SD=0.82），并且与他们之前的旅游体验是相关的（M=3.70，SD=0.91）。t检验结果显示，高主客积极接触情景下受访者的体验感知显著地高于低水平组（M高=4.23，M低=3.42，t=5.92，p＜0.01）；两组场景中受访者的情绪状态并不存在显著差异（M高=4.36，M低=4.31，t=0.42，ns）。
2.2.3 假设检验
在假设检验前，本研究利用G*Power 3.1 检验正式实验中样本量的power 值，相关设置与实验1相同。结果显示，130 份样本量的power 值为0.99，这说明本次实验的样本量具有较好的统计检验力[62]。
主效应检验。本研究将主客积极接触转化为哑变量，并认为“0”代表低水平的主客积极接触（N=64），“1”代表高水平的主客积极接触（N=66）。方差分析的结果发现，相较于低水平组，高水平组中受访者的旅游心理疲劳程度明显更低（M高=2.64，M低=3.18，F（1，128）=9.80，p＜0.01，η2=0.07），因而H1 得到了支持。
中介效应检验。参考已有文献[63-64]，本研究借助SPSS PROCESS 插件（Model 4）对游客主动参与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游客主动参与在主客积极接触与旅游心理疲劳关系中的间接效应值为–0.08，且95%的偏差置信区间为（–0.24，–0.01），不包含0。因而，主动参与在主客积极接触与旅游心理疲劳之间存在中介作用，支持了H2。
2.3 实验3：社交性的调节效应
为检验主客积极接触的作用边界，本研究在实验2 的基础上引入调节变量社交性，设计了一个2（主客积极接触：高vs.低）×2（社交性人格：高vs.低）的组间组内混合设计。其中，主客积极接触是组间设计，社交性为组内设计。
2.3.1 实验设计
在测量方面，主客积极接触、主动参与和旅游心理疲劳的测量与实验2 相同，同时刺激材料真实性和相关性的检验以及个体日常情绪的控制与实验1保持一致。本研究借鉴Cheek和Buss 的5条目量表[32]对受访者的社交性特质进行测度。信度分析的结果显示，社交性、游客主动参与和旅游心理疲劳3个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2、0.73和0.95。
本次实验在某在线调研平台发放问卷，剔除错填、漏填、规律作答等无效问卷后，一共收回有效问卷188 份。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男性占比54.3%；在年龄方面，19～29 岁之间的最多（占比59.6%），其次是30～39岁的（占比30.3%），最后是40岁以上的（占比10.1%）；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本科占比61.7%，专科和高中以下分别占比20.2%和11.7%，硕士及以上占比6.4%。
2.3.2 操控检验
数据结果显示，被试认为实验情景很大程度是真实存在（M=4.02，SD=0.82），并且与他们之前的旅游体验是相关的（M=3.71，SD=0.89）；两组场景中受访者的情绪状态无显著差异（M高=4.27，M低=4.17，t=0.97，ns）；高水平组的受访者对主客积极接触的体验感知显著高于低水平组（M高=4.27，M低=3.35，t=7.83，p＜0.01）。由此可见，两组受访者的不同心理反应主要源自主客积极接触环境的差异。
2.3.3 假设检验
在假设检验前，本研究首先利用G*Power 3.1检验正式实验中样本量的power值，其中，G*Power 3.1 的设置与实验1 相同。结果显示，188 份样本量的power 值为0.99，这说明该样本量具有较好的统计检验力[62]。
主效应检验。本研究将主客积极接触转化为哑变量，其中，“0”代表低水平的积极接触场景，“1”代表高水平的积极接触场景。低水平积极接触情景中的受访者数量为92，高水平积极接触情景中的受访者数量为96。方差分析的结果发现，高水平组受访者的旅游心理疲劳程度显著地低于低水平组（M高=2.60，M低=3.20，F(1，186)=18.16，p＜0.01，η2=0.09）。因此，H1得到支持。
中介效应检验。参考以往学者通过中位数将连续变量转换为类别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的思路[65-67]，本研究将社交性得分低于中位数的值视为低水平组（N=83），赋值“0”；将社交性得分高于中位数的值则被视为高水平组（N=93），赋值“1”。样本被划分为高社交性–高积极接触（N=44）、高社交性–低积极接触（N=49）、低社交性–高积极接触（N=41）、低社交性–低积极接触（N=42）4组。如表1所示，主客积极接触对游客主动参与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β=0.63，p＜0.01，95%CI=[0.48,0.77]），且游客主动参与对旅游心理疲劳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β=–0.45，p＜0.01，95%CI=[–0.72，–0.18]）。同时，游客主动参与在主客积极接触与旅游心理疲劳关系中的间接效应值显著（β=–0.28，p＜0.01，95%CI=[–0.50，–0.10]），再次支持了H2。
表1 回归分析结果
Tab.1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注：N=176；*p＜0.05，**p＜0.01；SE=standard error；95%CI=95%Bias-corrected confidence interval。
调节效应检验。如表1 所示，主客积极接触和社交性的乘积项对游客主动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β=0.35，p＜0.05，95%CI=[0.05，0.65]），这说明社交性在主客积极接触正向影响游客主动参与的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参照Aiken和West的做法[68]，本研究分别检验了社交性处于高低两个水平时，主客积极接触对游客主动参与的影响效应。如图2所示，较之低社交性水平的游客（β=0.44，p＜0.01，95%CI=[0.23，0.66]），主客积极接触对高社交性水平游客的主动参与影响更强（β=0.79，p＜0.01，95%CI=[0.59，0.99]）。据此，H3得到支持。
图2 社交性的调节效应（a）
Fig.2 Moderating effect of sociality(a)
3 问卷调查与结果分析
尽管实验研究的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主要假设，但是在线招募的志愿者样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对此，本文将进一步通过问卷调查对上述假设展开验证，以期提高研究结论的稳定性。
3.1 取样与测量
本文以武夷山风景区的省外游客为调研对象，主要基于以下4点考虑：首先，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文化遗产地，武夷山风景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游客样本来源丰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次，武夷山风景区既是当地居民的居住地，又是游客休闲观光的场所，这为主客互动提供了场景便利；再者，武夷山风景区占地面积广，景点错落分布，省外游客至少需要花费两天时间来完成游览观光，这为主客接触提供了时间保障；最后，武夷山的茶文化拉近了游客与当地居民的心理距离，这为主客沟通交流创造了条件。
课题组采取便利抽样的方式，随机拦截在武夷山火车站准备返程的游客，并通过口头询问（“您是否结束这次旅行并准备返程”）的方式甄别样本。课题组成员于2021 年8 月至2022 年1 月期间随机选取6个时间段，共计发放问卷550份，回收511份，在剔除所有选项一致或未完成作答等无效问卷20份后，获得有效问卷491 份，回收率为89.27%。491份游客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51.5%为女性受访者；在年龄方面，占比最多的为19～29岁年龄段（27.9%），其次为40～49 岁年龄段（27.7%），再次是30～39 岁年龄段（24.4%）；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大多数受访者（42.8%）都获得了本科学位，其次是专科学历的受访者（24.6%）；在收入方面，受访对象的月可支配收入主要分布在3000 元以下（占比31.8%），3001～4000元（占比23.4%）以及4001～5000元（占比20.2%）3个区间段。最后，73.1%的受访游客是首次来武夷山旅游。
在测量方面，主客积极接触、主动参与、社交性、旅游心理疲劳4 个变量的测量与实验研究保持一致，对应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9、0.75、0.86 和0.92。同时，为避免人口特征变量对研究结果的干扰，本文参考以往主客互动研究的做法[18]，将游客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月可支配收入及到访次数等作为控制变量处理。尽管取样地点未受到新冠疫情的波及，但考虑到取样期间新冠疫情仍可能是一个影响主客接触的干扰变量，本研究还设置了1道题项，即“COVID-2019：我觉得武夷山景区的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做得（1=很不好，5=很好）”，以控制新冠疫情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
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遵循Kishton 和Widaman 的内部一致性做法[69]，将情感疲劳、认知疲劳和动机疲劳3个因子的条目分别进行打包，最后生成3个新的项目，并以此代表旅游心理疲劳。随后，借助Mplus 7.4 软件，对主客积极接触、游客主动参与、社交性和旅游心理疲劳4个主要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四因子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χ2（98）=228.69，χ2/df=2.33，CFI=0.94，TLI=0.93，RMSEA=0.05，SRMR=0.05）。如表2所示，4个主要变量的因子荷载值在0.54～0.94 区间。根据邱皓政和林碧芳的观点[70]，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因子荷载值可以采用Tabachnica 和Fidell 的推荐标准[71]，即通过0.71（优秀）、0.63（非常好）、0.55（好）、0.45（一般）等阈值来判断因子荷载值是否符合分析要求。基于此，本研究中4个变量的荷载值均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同时，本研究4 个主要变量的组合信度（CR）在0.76～0.89区间，高于0.70的参考值；平均变异抽取（AVE）值在0.52～0.63之间，高于0.50的阈值。
注：N=491；SD=standard deviation；AVE=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CR=composite reliability。
本研究通过引入共同方法因子（common method variance，CMV）的方式来检验数据中的共同方法偏差。在四因子模型的基础上，本研究引入共同方法因子（允许其在上述4 个因子的所有测量项目上有荷载），形成一个五因子模型。结果发现，五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χ2（97）=206.13，c2/df=2.13，CFI=0.94，TLI=0.94，RMSEA=0.04，SRMR=0.05）并未显著地优于四因子模型（ΔCFI＜0.02，ΔTLI＜0.02，ΔRMSEA＜0.02，ΔSRMR＜0.02），这表明本研究的数据受共同方法偏差的威胁并不严重。
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3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Tab.3 Means,standard deviations,and correlations of all variables in this study
注：N=491；*p＜0.05，**p＜0.01；COVID-2019代表“我觉得武夷山景区的疫情防控措施做得”题项；a为平均变异抽取量（AVE）的平方根值。
表4 回归分析结果
Tab.4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注：N=491；*p＜0.05；**p＜0.01；SE=standard error；95%CI=95%Bias-corrected confidence interval；COVID-2019代表“我觉得武夷山景区的疫情防控措施做得”题项。
中介效应检验。如表4 所示，主客积极接触对游客主动参与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β=0.44，p＜0.01，95%CI=[0.36，0.52]），而游客主动参与对旅游心理疲劳具有显著地负向预测作用（β=–0.20，p＜0.01，95%CI=[–0.32，–0.08]）。而且，游客主动参与在主客积极接触与旅游心理疲劳关系中的间接效应显著（β=–0.10，95%CI=[–0.15，–0.04]，这支持了H2。
调节效应检验。如表4 所示，主客积极接触和社交性分别均值中心化后的乘积项对游客主动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β=0.19，p＜0.01，95% CI=[0.10，0.29]），这说明社交性在主客积极接触正向影响游客主动参与的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增强效应。同时，参照Aiken和West的做法[68]，本研究进行了简单斜率分析（图3）。较之低社交性水平的游客（β=0.30，p＜0.01），主客积极接触对高社交性水平游客的主动参与影响更强（β=0.58，p＜0.01），这支持了H3。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果讨论
首先，主客积极接触能降低游客在旅游中的心理疲劳状态。具体来说，主客积极接触为游客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可以有效弥补因资源损耗产生的心理疲劳现象，是预防旅游心理疲劳的一个积极因素。尽管主客互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但是围绕其作用结果的研究主要聚焦促进性效应方面[30-31]，对其预防性功能的研究关注不够[16-17]。实证研究发现，主客积极接触可以有效抑制旅游心理疲劳的发生，这是对现有主客互动效应研究领域的一种丰富。此外，旅游心理疲劳现象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1]，仅有的关于疲劳缓解研究也仅仅集中于旅游审美疲劳领域，从目的地和游客两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宏观干预措施[14]。本研究充分考虑到居民在游客体验中的主体性作用，从人际关系层面考察主客积极接触对旅游心理疲劳的抑制效应，是对旅游疲劳领域研究的一种补充。
其次，主动参与是理解主客积极接触影响旅游心理疲劳的有效途径。具体来说，主客积极接触有助于促进游客主动参与，进而降低他们的心理疲劳状态。尽管以往研究大多将游客主动参与视作提升旅游体验的有效途径[28,44]，但是较少考虑其传递效应[25]。本文从资源建构的角度探讨了游客主动参与在主客积极接触和旅游心理疲劳间的中介作用，这拓展了游客主动参与的功能及研究视角。特别地，本文结论不仅与资源保存理论相一致，还为下述观点提供了支持：1）积极的主客接触是游客在旅游地获得的一类有价值的社会情感资源，有助于他们抵御因资源损失而导致的负面心理；2）作为一种积极的资源建构方式，主动参与在主客积极接触效用发挥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传递作用；3）旅游心理疲劳的减弱既是资源获得的结果，还是对游客资源建构一种积极回应。
此外，社交性人格特质不仅增强了主客积极接触对游客主动参与的影响，还调节了主动参与在主客积极接触与旅游心理疲劳关系间的传递效应。资源保存理论的应用研究虽然发现外部资源的正向输出效率受到个体人格特质的影响[30-31]，然而较少考察社交性人格特质的作用。因而，本研究引入社交性人格，深入考察其在主客积极接触影响旅游心理疲劳过程中的作用，进一步丰富了资源保存理论的内涵。同时，尽管有研究指出社交性是主客关系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人格特质变量[34]，但是学者对其调节作用的探索仍然不足，相关研究仅仅在共享民宿情境下探讨了社交性在主客互动与游客满意关系中的调节作用[34]。本研究考察社交性在主客积极接触影响旅游心理疲劳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不仅与现有研究观点形成呼应，还有助于增强学界对社交性人格特质作用的理解。
4.2 理论启示
首先，本研究将资源保存理论引入旅游心理疲劳领域，拓展了该理论的应用边界。以往旅游领域关于资源保存理论的应用研究大多以一线服务员工为对象，但是近年来有向游客心理行为转移的趋势。例如，有学者探讨了真诚社会互动（资源提供）可以通过情感团结（资源获得后的结果）进一步作用于游客沉浸（资源投资）[30]。本研究尝试使用资源保存理论，从资源建构的视角探讨主客积极接触（资源获得）降低旅游心理疲劳（资源转化）的过程机制，进一步推动了该理论在旅游心理疲劳研究中的发展。不仅如此，目前旅游心理疲劳是一个较新的学术议题，而相关研究大多采用定性研究范式对疲劳现象进行描述分析，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支撑。因此，资源保存理论的引入为旅游心理疲劳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其次，本研究从资源建构的过程来理解主客积极接触的预防效应，探讨主动参与在主客积极接触与旅游心理疲劳间的中介作用，丰富了主客互动领域和旅游心理疲劳领域的研究。尽管早期的研究在主客互动的预防性功能方面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如降低游客与居民的文化和社会距离感[16-17]，但是对其与旅游心理疲劳的关系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本研究充分探讨主客积极接触对旅游心理疲劳的影响，有助于加深学界对主客互动预防作用的理解，即从游客心理反应的视角来理解主客积极接触的有效性。同时，本研究证实了主动参与是主客积极接触影响旅游心理疲劳的一个重要机制，很好地将旅游心理疲劳的影响因素从人地关系层面拓展到人际关系层面，这不仅有助于丰富旅游心理疲劳的理论研究，还为目的地管理者在预防和规避旅游心理疲劳方面提供了新思路。
最后，本文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可以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具体来说，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中的4 个构念（资源获得、资源建构、资源转化和个体特质）及其关系结构，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旅游心理疲劳的影响因素或主客互动的积极效应。特别地，居民价值共创是居民为提升游客体验而主动表现出来的一种分享和帮助行为[60]，这可以看作是居民对游客提供的一类社会资源。同时，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作为一种资源建构方式，主动参与部分中介了主客积极接触与旅游心理疲劳的关系，这意味着主客积极接触与旅游心理疲劳的关系之间还可能存在其他的传递机制。因而，将来的研究还可以将其他资源建构变量（如目的地参与、猎奇行为）纳入本文的分析框架中加以讨论。此外，在结果变量方面，未来还可以在本研究所构建的理论框架上，进一步探讨主客积极接触对游客犬儒主义态度、偏差行为等负面心理行为的预防作用。
4.3 实践启示
首先，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主客积极接触能够提高游客主动参与和降低旅游心理疲劳。因此，旅游企业和目的地管理者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强化游客在主客互动中的积极体验，诸如邀请游客参与目的地的节日活动、举办主客共享的社区活动等。同时，居民提供的各类资源是支持游客主动参与和降低旅游心理疲劳的关键。因而，目的地管理者可以通过社区宣传教育的方式，让居民深入了解、认同当地文化的同时，鼓励居民以友好、热情、公平等态度与游客进行互动。
其次，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本研究发现游客主动参与在积极接触降低旅游心理疲劳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旅游组织和目的地管理者需要着重关注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主动参与。尤其是，游客的主动参与是一种资源利用和调动的行为方式[44,48]，因而需要特别注意积极接触与游客主动参与的资源匹配问题。例如，在文化旅游中，目的地管理者可以通过鼓励居民分享地方文化、招募居民志愿者、增设主客互动场所，以及构建主客共享空间等方式增加游客主动参与的可能性。此外，游客主动参与还受到自身兴趣、偏好的影响[25]。因此，目的地管理者还可以从游客兴趣出发设计多样化的旅游活动，为促进游客主动参与提供内在动力。
最后，本文发现社交性水平较高的游客在积极接触的影响下，他们会更愿意主动参与旅游活动并且呈现出较低的心理疲劳状态，而社交性较低的游客对居民的积极接触响应程度不高，这削弱了积极接触对旅游心理疲劳的抑制效应。因此，为了预防旅游心理疲劳带来的不利影响，旅游企业和目的地管理者还可以依据游客的社交性特征采取丰富且有层次性的管理策略。一方面，管理者要为游客提供主客接触的环境、创造主客互动的机会，以支持和鼓励社交性水平高的游客能够参与到积极的互动中来，借此达到降低旅游心理疲劳的效果。另一方面，管理者还应该注意到低社交性水平游客更关注自身内在体验[55]，为不愿参与主客互动的游客设置其他的活动安排，比如在主客互动场所中免费提供目的地历史文化概览、旅游指南手册、电子语音导游解说等，通过增强他们对旅游地的新奇感、神秘感的探索动机，以此达到预防旅游心理疲劳的目的。
4.4 局限与展望
首先，本文采用实验研究和问卷调查验证各变量间的逻辑关系，尤其是在旅游心理疲劳的测量上，要求被试报告本次旅游期间心理疲劳的总体感受。然而，考虑到旅游心理疲劳在旅游过程中的动态性特征，未来研究有必要采用多时点测量纵向分析各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进一步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其次，在资源保存理论的框架下，本文从资源建构的视角仅仅考察了旅游心理疲劳的预防过程，忽略了对旅游心理疲劳影响效应的研究。事实上，旅游心理疲劳可以看作是自身情绪资源持续流失的过程[1]，这种资源的损失会诱发个体的资源保护策略，甚至可能会导致个体的资源回避行为[29]。因此，未来研究可从资源损失的视角进一步探讨旅游心理疲劳与游客心理行为的影响机制。最后，从表现形式来看，旅游疲劳包括生理疲劳和心理疲劳两类[1]。然而，生理疲劳和心理疲劳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交互影响的可能[1]。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生理疲劳的预防机制及其与心理疲劳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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