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四夷”贡使接待礼仪探析

明代“四夷”贡使接待礼仪探析

朝贡，古时指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亲自或遣使者进京觐见君主或皇帝，并贡献方物。有学者认为，“边疆民族向中央王朝贡献方物的制度，早在周朝时期就已经确立。”西周之后，历朝历代继承了这种朝贡制度。明朝建立伊始，明太祖朱元璋即诏谕边疆地区各族首领、土司土官遣使来朝进贡，朝廷计其贡物之值回赐。这种“贡”与“赐”的朝贡关系，实际上体现了边疆少数民族在政治上与明朝的隶属关系。与此同时，朝贡也是一种表“诚敬”之礼制，体现一种尊卑关系，所谓“自有天地以来，即有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国四夷之礼”。正因如此，明朝统治阶级特别在意“天下一统”秩序下明王朝与“四夷”之“礼”。明朝规定，边疆少数民族皆需以时朝贡并遵守朝廷礼法。贡使来京后首先交接贡品，然后择日上朝觐见皇帝。从贡使到达京城至贡使辞返的过程中，各种仪式、仪礼相伴始终，其中最主要的是礼部、吏部等部门订立的“事例”、“则例”、“令”、“仪”等法律规范。

然而，学界对此问题关注较少，目前大多数学者把研究视角放在朝贡制度本身，重点考察边疆少数民族朝贡的类型、形式、内容和特点等，很少对“四夷”朝贡礼仪及其相关法律规范进行分析和研究。本文就明朝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贡使的迎送、朝见、宴请、辞行等方面礼仪规范进行系统讨论。

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令群臣制定皇帝接受朝贡的冠服制度，“四夷朝贡、朝觐则服皮弁”。此后，明廷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朝贡礼仪规范并赋以法律效力颁行。明朝接待边疆少数民族贡使的礼仪分为迎送、接待、宴请、辞行等环节。边疆少数民族贡使至京后，首先需交验贡品。此项工作由礼部主客部官员负责，查检地点是会同馆，“凡四夷归化人员至会同馆，主客司官随即到彼，点视正从，定其高下，房舍铺陈一切处分安妥，仍加抚绥，使知朝廷恩泽”。其它接待细节，按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贡品交接例”执行：

凡四夷土官人等或三年一朝或每年朝贡者，所贡之物会同馆呈报到部，主客部官赴馆点检见数。遇有表笺，移付仪部。其方物分豁进贡，上位若干、殿下若干。开写奏本发落人夫管领。先具手本关领，内府勘合，依数填写及开报门单，于次日早朝照进内府。或于奉天门，或奉天殿丹陛，或华盖殿及文华殿前陈设。本部正官奏启进纳，若遇庆贺圣节、正旦，贡献之物初到，即以数目具本奏闻，物候至日通进内府陈设交收。

此“贡品交接例”对贡品的接收、检验、开单、呈报等环节作了详细规定，是“四夷”贡品交验的法律规范，适用于所有来自边疆地区的朝贡人员。

贡品交验后，边疆少数民族贡使前往馆驿住候下榻，并由若干官员接待。“至驿，遣应天府同知礼待。明日至会同馆，中书省奏闻，命礼部侍郎于馆中礼待如仪。”可见，会同馆负责接待边疆少数民族贡使。据《大明会典·会同馆》载：“国初改南京公馆为会同馆，永乐初设会同馆于北京。三年，并乌蛮驿入本馆。正统六年定为南、北二馆。”会同馆设于永乐初，至正统六年（1441）时始分南、北两馆。其职官，有大使一员、副使一员。弘治五年（1492），增设礼部“主客司主事一人，提督会同馆”，协助办理会同馆日常事务。另外，会同馆配备有四百名馆夫，其中南馆一百名、北馆三百名，负责分工接待、安置各地来京人员，如西藏宗教首领、涉藏地区洮岷等，云贵、四川、湖广土官贡使等，都被安顿在北馆。

配合会同馆接待边疆少数民族贡使的部门还有缮部、光禄寺等。缮部筹办酒食、光禄寺负责支送，“管待，量其来人重轻，合与茶饭者拟食品桌数，札付缮部造办。主客司官一员或主席或分左右，随其高下序坐，以礼管待。”配送数量通常按照贡使人数“五日一次，照例支送酒食、茶面、饮食之物”。不论筹办还是支送，举凡来朝贡使在京城的日常生活供给，均需依“例”进行。洪武二十六年，明朝颁行了“常例下程例”。其内容是：

五日，每正一名：猪肉二斤八两、干鱼一斤四两、酒一瓶、面二斤、盐酱各二两、茶油各一两、花椒二钱五分。烛，每房五枝。以上下程若奉旨优待，不拘此例。又每人日支肉半斤、酒半瓶、米一升、蔬菜厨料。

“常例下程”是明朝提供给贡使等来朝人员的日常饮食，这份“常例下程例”中列支的蔬菜、酒食额，为明中央政府供给边疆少数民族贡使的日支标准，其肉、鱼、酒、面等种类丰盛，数量充足，完全可以保障边疆地区来京贡使人员的京城生活之需。

表1：明代边疆少数民族贡使“钦赐下程”饮食供应表

除了“常例下程例”，明政府还制定了“钦赐下程例”。《大明会典》载：凡边疆地区使者因进贡等项到会同馆“俱有常例，并钦赐下程，礼部奏准通行光禄寺支送”。显然，“钦赐下程”是以皇帝名义特赐给贡使等人员的饮食物品，具体办理由光禄寺负责。“其钦赐下程一次者仍支常例下程，或五日十日一次者，常例下程住支”，就是说每隔五天或十天一次被钦赐了酒食的贡使人员，即停止支发常规饮食，如哈密卫、瓦剌、迄北、罕东卫、阿端地面等地贡使。“钦赐下程”次数有三天一次的，有五天一次的，有十天一次的（见表1)。

从表1所列可知：

1.从内容分析，“钦赐下程例”详细规定了边疆少数民族贡使可以享受皇帝特赐饮食的类别、数量等。同时规定，部分来京使者在接受钦赐供应之后，则不再享受日常酒饭供给。关于“常例下程”的停发，朝廷也有法律规定，“隆庆元年题准：凡四夷贡使领赏五日后迟留不行者，光禄寺住支下程。”另外，有一条规定值得注意：“土官、番僧人等无关文者不支（钦赐下程），”这应该是对违“例”朝贡者的一种惩罚。

2.“钦赐下程”的赐予对象，有朵颜三卫、瓦剌、迄北、云南土官及“西番七卫”贡使。钦赐酒食供应主要有羊、鹅、鸡、酒、米、面等，一次供应的数量以羊、鹅、鸡各1只为标配，酒从10瓶到50瓶不等。所有供给食物应该完全能满足贡使日常生活所需。且从酒的供应看，阿端地面贡使10人供应25瓶酒，平均每人2瓶多；安定王贡使10人供应50瓶酒，平均每人5瓶，反映出明朝对边疆少数民族贡使尤为厚待。

3.附加食物的供应。除常规和钦赐供应之外，明廷还会视情况另附一些酒食供给贡使。如对云南土官差来贡使，在钦赐下程之外特别规定：“每十人羊鹅鸡各一只，送牛肉地方每人牛肉二斤半；米一斗，送糯米地方每人糯米一斗。”附加米肉诸物属于临时配给，是明朝对边疆少数民族贡使的特别照顾，一般仅给正使人员提供，“随从人等不加给。”随行人员如伴送、伴押等官兵的日常供应根据相关“例”执行，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又题准：“哈密伴送下程照夷使例给。”可见，伴送、通事人员的日常供给与朝贡人员基本相同。综合来看，明朝对边疆少数民族贡使的食宿、住支接待，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根据边疆地区地理位置、政治地位等，明廷提供贡使不同的食宿用品。通常情况下，朝廷主管部门还会按照生活习俗、饮食习惯等安排边疆少数民族贡使的接待事宜，包括对留边使者的生活供给，“太监侯显等归自乌思藏，以乌思藏所遣朝贡剌麻僧人入见，命行在礼部供给如例。其留止河州者，敕都督同知刘昭如例给之，”保证了没有来京的留边使者食宿生活无虞。

2.所有使者供应物品规格、数量等都需登记造册，严格备案。嘉靖二十六年（1547）令：“经该巡抚衙门给与印信文簿，事毕回还者，礼部给与印信文簿，令所过驿递将夷使名数，并应付马驴车辆、廪给口粮各数目，初到及起身各日时逐一登记，就用本驿递条记钤，盖仍付伴送人员赍往前路驿递一体填写，事完之日，伴送人员将前簿在内送本部，在边送巡抚衙门稽考礼部，仍咨各该巡抚。凡伴送番人，务选平昔畏法谙熟番情者差遣，不得滥委扰害地方。”从内容分析，《嘉靖二十六年令》对边地登记、造册、送交程序的规定十分详细，就其中反映的供给物品来看，规定了备查、备案的法律法规，是对会同馆供给边疆少数民族贡使的规范法律文本。

边疆少数民族贡使来京，不能立即上朝觐见皇帝，须先在会同馆学习中原礼仪三日，之后才能朝见皇帝。“习仪三日，择日朝见。陈设仪仗及进表，俱如仪。”明代最早的贡使朝见礼制，订立于洪武二年（1369）。是年九月，明朝“定蕃王蕃使朝贡礼”。洪武十八年（1385），礼部对此朝贡礼仪进行了全面修订与完善，颁布了新的贡使朝贡礼仪：使者“（朝见）其日，锦衣卫陈设仪仗，和声郎设大乐于丹陛，如常仪，仪礼司设表案于奉天殿东门外丹陛上，方物案于丹陛中道之左右，设文武百官侍立位于文武楼南，东西相向”。其后，使者服其服，“捧表及方物状，至丹墀跪授，礼部官受之，诣丹墀，置于案，执事者各陈方物于案，毕。典仪、内赞、外赞、宣表、展表官、宣方物状官各具朝服，其余文武官常服就位……”这是明代前中期最全面系统的朝贡礼仪规制。此“例”明确要求，边疆少数民族贡使需先于会同馆住候，然后再择日上朝觐见皇帝，并对接待、朝觐、宣表等方面礼仪都有详细规定，从中可以管窥其朝见仪礼的细致、复杂和繁琐。洪武二十七年（1394），鉴于旧的朝贡礼仪太过繁琐，明太祖诏令酌减洪武十八年朝贡礼仪，“更定之。”修订后边疆民族地区及土官朝贡“皆如常朝仪”，意味着朝觐、朝见成为法定礼制。

京城接待边疆少数民族贡使，有时会出现贡使至京不报或少数官员故意延迟不赏等慢待情况。永乐十七年（1419）十二月，监察御史邓真上奏十事，其中第三事言：今使者到者，饮食供帐之具一概委之会同馆，“应赏赐者故意迟留，又有各处军民来贡者往往不即奏达，只令于会同馆听候，或十日半月不引奏，或已进贡才即遣发，有伺候一两月或至三四月者，此礼官之弊也。”明成祖命诸司改正，否则治之重罪。这说明，对执行朝廷朝贡政策不力或不作为的官员，朝廷将予以严惩。

不过，从程序上看，朝见贡使只是礼节性的会见，时间较短。若是边疆地区颇具影响的高僧大德，则完全不同。以永乐年间明中央接待乌思藏大宝法王事例看，明成祖以崇高礼节接见。《皇明通纪》载：

永乐四年十二月，迎西僧尚师哈立麻至京师。先是，上在藩邸，闻乌思藏有尚师哈立麻者，异僧也。及即位，遣中官侯显赍书币往迎。五历寒暑，乃至。车驾躬往视之，无跪拜礼，合掌而已。

此处所示明成祖亲迎西藏高僧哈立麻（即大宝法王得银协巴）的礼仪规格之高，史所罕见，不仅明皇亲自迎视，而且哈立麻也不跪拜皇帝，仅“合掌”答礼而已，反映了明朝最高统治者对西藏高僧的尊崇。《四友斋丛说》亦记：“文皇帝在藩，闻乌思藏有尚师哈立麻者，异僧也。永乐初，遣中官侯显赉书币往迎，五历寒暑，丙戌十二月乃至，车驾躬往视之，无跪拜礼合掌而已，上宴之华盖殿，赐金百两银千两，彩币法器不可胜纪（计）。”

关于永乐四年（1406）底哈立麻抵京后，明成祖朱棣率皇室及文武百官隆重接待他的盛大场面，《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中有极为详细的记载，其中有关礼仪的描述有以下几个细节：

1.明廷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大象仪仗队迎接得银协巴。“（二十二日）为欢迎法王，无数身着盛装之人们敬献有手工制作的绸缎精舍与黄金、绿松石精舍以及华盖、宝幢、经幡、香囊等贡品，种类之多，不可思议。此外，欢迎队伍中还有一头白象、三头挂着金银饰品的大象以及三百头披红挂绿的大象仪仗队。身着僧服的五万余僧人分别手执鲜花和各种不同的乐器，以及九位皇太子和三千余名大臣为首的十万显贵、一百二十万位军士围成一圈，有些人披甲戴胄、有些人携带盾牌，大部分人都手持长矛。人人手持金锤、金钺、金杖等，每百人为一组，手持金、银、绸缎装饰的日月形状者有四千余人。”

2.永乐皇帝亲自为法王敬茶。“藏历阴火猪年（1407年）元月二十一日，皇帝出宫至城外法王驻地，将一具金色的千辐轮供奉给法王，皇帝亲自为法王敬茶，并为所有师徒赐予新鲜的茶叶。”

3.明成祖特传旨法王：宫殿觐见“不需要每个僧人为皇帝行礼”。

明成祖接待大宝法王的礼仪规格之高、仪式之庄重、场面之宏大，史所罕有。当然，这种高规格的接待礼节，只用于接待地位极高的西藏地方僧俗首领。永乐十二年（1414）冬十一月，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应诏至京师入大内，“预敕免拜，赐座大善殿，应对称旨，上大嘉叹，敕安能仁方丈。”特敕免拜，表明了明朝皇帝对涉藏地区高僧的特殊礼待。种种高规格的接待之礼仪，是明朝恩抚西藏地方首领的具体体现。

宴请即宴会，也叫筵宴。明朝宴请边疆少数民族贡使有专门礼仪，是为宴礼。宴礼其实是古代王室以酒肉款待宾客，因招待对象不同而用不同等级的礼仪，“天子款待诸侯用飨（享）礼，款待诸侯之卿用宴礼。”后世皇家虽不尽遵先秦古礼，但饮食制度上“飨”与“宴”这两种不同等级的礼却长期存在。明朝官方对于边疆少数民族贡使接待、辞行等宴请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内容涉及诸多方面。其中，仅是接待、辞行宴会的酒食规格、种类、数量、品名等极其复杂，包括宴会的座位和陈设等就有各种贡使“例”加以规范。

历代中原王朝接待边疆少数民族贡使的礼仪颇为复杂，反映在朝廷接待使者的时间、地点、座次、仪仗及朝见皇帝的各类繁琐仪式和礼节上。北宋时期，“青唐使节有时安置在同文馆内，有时又在都亭驿。”前文已述，明代贡使来京，“先遣礼部官劳于会同馆”，即由会同馆安排食宿，全权负责接待事宜。之后或奉旨赐宴，以示朝廷的厚待。宴请一事看似简单，实则事关国家治边之大计。成化十二年（1476）十二月，明宪宗对兵部侍郎马文升曾言：宴待边疆各族贡使，“本柔远之道，所以尊隆国体，起其瞻仰，非但饮食之而已，必器具整齐，品物丰洁。”因此，宴请边疆少数民族贡使不能马虎。其实，早在明朝建立之初，由礼部尚书李原名等会同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翰林院、大理寺等奉敕详定，颁行于洪武二十年（1387）十一月的《礼仪定式》，其中就有关于筵宴礼仪、出使礼仪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就宴请来京的边疆少数民族贡使而言，据《大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遇正旦、圣节、冬至或吉庆筵宴所用诸品膳羞酒醴，并须提调光禄寺供办。”若管待边疆地区贡使及土官人等茶饭物料，“礼部自行备办，其宴之日，赴会同馆管待，令教坊司供应。若奉旨管待之人，俱于本部筵宴正官主席。”此为洪武二十六年（1393）“宴请贡使例”，规定从光禄寺供办食物到礼部与会同馆具体款待，再到教坊司供办庆典诸事宜的具体接待程序，以及管待物料细节。

据此“例”及频繁见于《明实录》的“赐宴如例”句史料可知，明朝对边疆少数民族贡使的赐宴，可分为两种：一是会同馆奉旨宴请；二是皇帝临殿亲自宴请边疆少数民族贡使。具体承办之仪礼，各有不同。其中，会同馆赐宴礼仪、规格、程序极其繁琐。《明史》载：其宴来使，“礼部奉旨赐宴于会同馆，馆人设坐（座）次及御酒案，教坊司设乐舞，礼部官陈龙亭于午门外。光禄寺官请旨取御酒，置龙亭，仪仗鼓乐前导。”至会同馆，贡使出迎于门外，“执事者捧酒由中道入，置酒于案。奉旨官立于案东，称有制，使臣望阙跪。听宣毕，赞再拜。奉旨官酌酒授使臣，北面跪饮毕，又再拜。各就坐，酒七行，汤五品，作乐陈戏如仪。晏（宴）毕，奉旨官出，使臣送至门外。皇太子赐宴，则遣宫官礼待之。省府台亦置酒宴会，酒五行，食五品，作乐，不陈戏。”汇总这段史料，对礼部在会同馆接待边疆少数民族贡使的礼仪基本可以列出其轮廓：一是会同馆官员的准备工作。会同馆官员事先设立贡使座次、置乐舞、陈龙亭、仪仗鼓乐队。二是使者出迎与听宣圣旨。礼部奉旨赐宴，至会同馆时，贡使于馆门外出迎，使臣望阙跪；听宣毕，赞，再拜。三是赐酒和宴会开始。奉旨官酌酒授使者，北面跪饮毕，又再拜。之后各自就座，宴会开始，期间奏乐如故。四是宴会的结束礼仪。宴会完毕，使者送至门外。

据《钦赐筵宴例·管待夷土官筵宴》规定：凡边疆少数民族使者、土官人等进贡，“例有钦赐筵宴一次、二次，礼部预开筵宴日期，奏请大臣一员待宴及行光禄寺备办，于会同馆管待。教坊司用乐，鸿胪寺令通事及鸣赞供事，仪制司领宴花，人一枝。若使臣数多，分二日宴。如遇禁屠斋戒，移后三四日举行。”此“例”规定，光禄寺于宴请日前负责供办齐全物料，凡款待边疆少数民族贡使茶饭及下程，“一应皆属光禄寺，礼部止（只）行文照会。”显然，宴请边疆少数民族贡使的时间，或为贡使至京当日，如遇禁屠斋戒，“移后三四日举行。”宴请也不一定就在一天之内结束，若贡使人数多，则“分二日宴”。宴请当天，礼部和会同馆具体负责管待，教坊司负责庆典事宜。在宴请过程中，被宴请贡使的座次、方位、赐酒仪式、乐舞规格甚至被宴请者的衣着、鞋帽、冠带等都有具体规定，其礼仪礼节十分繁杂，不能僭越，否则视为违礼。

除了会同馆赐宴，赐宴还会在边疆少数民族贡使进京之时随即进行，如洪武三十一年正月，四川长河西安抚等司土官僧吉藏卜等来京朝贡，“赐宴于东角门。”永乐四年十二月，“宴尚师哈立麻于华盖殿……”但这种情况不常见。另外，对于边疆地区所遣寺僧贡使，明朝或将宴请地点就近安排于寺中进行。永乐元年（1403）二月，“赐乌思藏必力工瓦等国师所遣人，宴于天禧寺。”天顺六年（1462）十二月，“召净觉慈济大国师锁南领占至京师，馆之大隆善寺。”可以看出，大隆善寺、天禧寺中都曾举行过宴请西藏地方贡使之活动。

管待物料，即接待边疆少数民族贡使时在酒宴上陈设的酒茶饭料等物。上文所引“洪武二十六年例”：管待边疆少数民族贡使及土官人等茶饭物料，“礼部自行备办……土官使客至会同馆，除柴米铺陈本馆应付外，本部照依正从名数，每五日一次支送下程管待物料。”由此可知，此“例”不仅规定了宴请边疆少数民族贡使的程序和机构分工，还规定了宴待的物料规格等。具体物料规格，前后均有所变化，以中桌为例：

永乐元年时，中卓（桌）：按酒果子各四般（盘）、汤二品、双下馒头、牛马羊肉饭、酒五钟。天顺元年时，中卓（桌）：宝妆茶食、云子麻叶二楪（碟）、甘露饼四个、鲊鱼二块、大银锭油酥八个、小银锭笑靥二楪（碟）、果子按酒各五般（盘）、菜四色、花头二个、汤三品、马肉饭一块、大馒头一分（份）、添换小馒头一楪（碟）、羊肉一楪（碟）、茶食一楪（碟）、酒七钟。

可见，明中叶筵宴来京朝贡人员的饮食清单有所增加。另外，“四夷”贡使来京时，如果正好赶上节日，则按节日筵宴仪礼款待边疆少数民族贡使。仍以中桌为例，遇到节日时宴请的酒食物料及规格为：“中桌，按酒用羊牛肉四碟，每碟生肉一斤，茶食四碟，每碟十两，果四碟，核桃榛子红枣每碟十两，胶枣十二两，酒三钟，汤饭各一碗。”表明逢遇节日时宴请贡使的物品更加丰富。所有这些，都是明朝优待边疆少数民族贡使的措施，“令会同馆宴待夷人，礼部属官一员、光禄寺正官一员巡看，务要卓（桌）面丰腆、酒味真正。宴毕，待宴大臣宣布朝廷优待至意。”也就是说，明廷强调宴待边疆少数民族贡使，务要桌面丰腆，酒味真正，以体现朝廷优待之意。其根本目的是稳定统治，确保边疆社会安宁，“（夷人）回还之后，各守恭顺，管束部落，毋得生事扰边。”

综上，宴请边疆少数民族贡使，大到官员座次，小到筵宴酒食配备，规定极详。筵宴的次数，明廷也有规定：洪武年间至景泰年间，乌思藏、松潘茂州洮岷番僧、女直、朵颜三卫、赤斤蒙古卫、云南土官等处贡使，均筵宴一次。《大明会典》载：曲先卫等正统间筵宴一次，赤斤蒙古卫天顺间“筵宴一次”，沙州卫正统间“筵宴一次”，表明正统至天顺年间，曲先卫、赤斤蒙古卫、沙州卫等处贡使以“筵宴一次”款待。又载：女直、朵颜三卫、云南土官、乌思藏等处剌麻番僧、罕东卫、安定王、阿端地面、长河西、朵甘思、董卜韩胡、金川寺、杂谷安抚司、松潘茂州洮岷等处番僧“各筵宴一次”，表明来自上述各地贡使，按“筵宴一次”款待。筵宴二次者不多，主要有来自吐鲁番等地的贡使。《大明会典》称：洪武年间……哈密、瓦剌等处贡使，筵宴二次。正统年间，迄北贡使筵宴二次。

如遇特殊情况，明廷便采用“领宴”方式接待边疆少数民族贡使，这是一种变通的“宴请”方式，是指会同馆官员并不实际宴请，而由边疆少数民族贡使依“例”领取宴请之物品。弘治十七年（1504），“女直都指挥四员赴京，以人少难请待宴官员，奏准领宴。”又如嘉靖二十八年（1549），建州左等卫女直都指挥佥事并乌思藏朵甘思宣慰使司国师番僧进贡，当时正值皇太子丧，故“题准领宴”；隆庆元年（1567），加渴瓦寺达思蛮长官司法藏等六寺番僧各进贡到京，当时正值明世宗皇帝驾崩，“俱免宴”。但礼部行辽东都司并各该布政司，“候其回还，各照宴例管待，令总兵等官待宴。”

边疆少数民族贡使进京时，沿途所经州县地方政府负责接待，提供一应食宿。贡使返回时“亦如之”，即沿途州县仍然“关支廪给口粮”，提供相同待遇。根据此制，边疆少数民族贡使回还，明廷会由礼部设辞行宴，其规格如朝见时，“朝贡见辞酒饭”：“上卓（桌），茶食五般（盘）按酒五般（盘）、果子五般（盘）、汤饭一分（份）、酒三钟。中卓（桌），茶食，按酒果子各四般（盘）、汤饭一分（份）、酒三钟。”从辞行食物标准中可以看到，明廷对贡使辞别饮食仍以茶叶、酒饭为主，并馈赠盘缠、礼物等路途必需品，而“经过府分茶饭管待”。具体物资、数量种类、多少等都需依相关“例”提供配支。另外，不同地区贡使返回时，其管待地点也有所不同：哈密使者回还，“至良乡汤饭，陕西布政司茶饭管待一次。”土鲁番使者回，“至良乡汤饭，陕西布政司管待一次。”瓦剌使者回还，“良乡汤饭，至真定府、陕西布政司、甘肃，各茶饭管待。”列表如下：

表2:边疆少数民族贡使返程途中各州县管待地点、次数列表

从表2可知：

1.边疆少数民族贡使返程途中的食宿供给，经过多个地方州县转接管待；

2.表中所示各地州县管待返程的边疆少数民族贡使地点以甘肃（肃州或甘州）、陕西、大同、良乡等地为接待枢纽。其中，明代良乡县（今北京房山区良乡），乃商客使者云集之地，县直属京师顺天府辖，为使者往返必经之地，接待以汤饭、茶饭为主，接待次数为一次。

3.其它各地如四川、甘肃、陕西、大同各地都有不同接待规定，具体负责使者沿途停歇食宿供给的机构是各地驿站，总体按照边疆少数民族贡使进京或返程的供给“例”、“令”执行，不得违反。

另外，关于边疆少数民族贡使返程时所携带物品及其交通工具，朝廷明文规定：“四川、云贵、乌思藏、董卜韩胡土官、通把事、番僧；洮、泯、西宁番僧人等，俱支廪给，应付驴头、江船。内赍有敕者，应付下马一匹，水给站船。其赏赐物件，验包拨车。”事实上，由于边疆少数民族贡使往返于京城与周边各地间路途遥远，耗费时间长，故沿途食宿开支花费极大，“军旅戍守，使臣往来，费用甚多。”明廷方面，用于接待边疆少数民族贡使的食宿物资供给究竟有多少，因资料缺乏尚不能准确统计，但贡使开支在明代中后期已成为朝廷和地方政府很大的一笔支出。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曾言：“一宴之资，动至数百金，”足见其费用不菲。邓锐龄也指出，贡使在“旅途上的一切食宿交通，都由当地人民出劳役供应”，因此由政府全部承担的马匹、车辆、船只以及食宿等花费是不小的一笔开支。

明朝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礼仪制度用以接待边疆少数民族贡使，具体体现在接待地点、形式、赐宴及宴会的座次、赐酒、乐舞等方面，其内容事无巨细，大到觐见皇帝，小到座次安排、食物种类，程序相当繁琐。且每个环节都有与之对应的礼仪法律规制，如贡使住支、供给、朝觐、宴请诸“事例”、“令”、“仪”等。但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朝贡通例”规定，在实际运用中明朝接待来京少数民族使者的礼仪，通常并没有严格区分接待外宾还是接待边疆民族首领，故难以具体区分，这也是明代法律制度的时代局限所致。

朝贡是明中央政府治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政治需要，因此明朝接待边疆少数民族贡使的礼仪具有政策性、强制性、等级性特征，讲究的是朝贡程序、秩序、规范，明示“贡者”与“赐者”的等级，彰显明廷的尊严。明太祖朱元璋曰：当以建邦立业为已任，“居中夏而治四方，”强调中原王朝与“四夷”少数民族的关系，这是一种“守在四夷”的边疆经略思想。在此思想影响下，尽管明廷规定了贡使抵达京城之日起直到贡使辞返，不论是接待官员还是边疆少数民族贡使都不允僭越朝贡礼仪之制。但同时朝廷又强调对边疆少数民族贡使的接待要优厚，尤其是日常用品、食宿供给都要丰盛，不许慢待，体现出明朝对来自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贡使的重视，“朝廷优礼供给甚盛也，”这是明朝边疆治理的客观需要。

有明一代接待边疆少数民族贡使的礼仪，既反映了明代朝贡制度的系统性和完善性，又反映了明朝时期传统礼仪文化制度的发展与创新，它对于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原文刊载于《西藏研究》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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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次仁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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