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逻辑
——兼论西藏实践
毛奇，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深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被提上议事日程，成为中国自信的具体表达。生产方式的创新和发展深刻影响着“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页。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这种创新和发展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其实践张力直接透射到观念的上层建筑，具体体现为知识体系建构的现实十分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来看，几千年来，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从来都是“自主”而非被动，自主性、创造性、兼容性是中国知识体系的内生机理和核心价值。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今天依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生生不息、意气风发，为人所乐道的，不仅是因为其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且绵延至今未有中断，更因华夏文明具有令世界无数次感到震撼的坚韧，这是中国作为伟大文明古国的文化内里。这种外攻不破、内守自若的文化韧性，始终通过逻辑自洽、独立自主、特色鲜明的知识体系展现和支撑起来。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离不开五千多年的知识体系建构，在知与行的辩证历练中，一次次完成着“实践—认识—实践”的嬗变，其要义非“四大发明”可穷尽和涵盖，而是闻名世界的科技成就以及支撑科技成就完整系统的中华知识体系。如此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无论“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均未缺失对它的诠释和记录。从《永乐大典》到《四库全书》，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以道御器御万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彰显其间。鸦片战争狼烟四起，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传统华夏文明在现代西方文明面前显得格格不入，仿佛随时面临被绞杀的危险。然而，1840年以来的历史，却再次证明了中华文化坚韧不屈的文明特质。在师夷长技的学习和借鉴中，中华民族开始了对中华传统的反思与改造，“中体西用”的坚守把“欧风美雨”化作滋润的雨露，使传统和现代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展开创造性重塑。诚然，在西学东渐中，也曾有若干次欲抛弃中华传统而全面拥抱西方的趋势，但皆以失败告终。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始终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根本导向，立足中国实际是坚不可摧的根本。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是实践性，又是规范性范畴。之所以是实践性范畴，是因为其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是对这一成果的理论概括和知识总结，具有实然性意义。之所以是规范性范畴，不仅是因为其作为知识体系具有内涵规律性和目的性的基本要求，更是因为具有“中国自主”这一规范价值意义，从而框定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义边界，标注了知识体系的中国范式。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有主体——“中国”，有价值要求——“自主”，以此为逻辑展开的知识体系，是中国自主的，不是他国的，更不是复制他国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现代化实践与中国传统的创造性共建，是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性创新，具有现代化范式的普遍性意义，又深植于中国土壤，决定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鲜明特性。
其一，时空性决定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属性。知识体系必然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展开、呈现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顾名思义，其时空背景是正在开展现代化实践的中国，中国化、时代化的语义十分鲜明。应该说，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自主”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体系建构的当代主体自觉。近代以降，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下被动卷入了世界现代化潮流。一方面，当传统遭遇现代，中国旧有的知识体系面临极大挑战，已无法应对世事和时势变化；另一方面，面对现代化冲击而束手无策，因为全然陌生。在备受屈辱中，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探索，包括重构知识体系。由于传统的稳固和平衡被打破，而这种破坏和强势来自西方，西学东渐既属无奈，也是必然。我们开始向先进的一方学习和借鉴，西方中心主义在近代中国知识体系建构中难销其形、难掩其色。本质地讲，近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轫，源于“制夷”、“自强”、“求富”等社会现实需要。然而，近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其内涵意义、学科设置、评价体系却难免带有西方形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处境较为尴尬，一度受尽毁辱，尤以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众学者力主废除汉字为甚。若亦步亦趋向西方看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生产自然将以西方为“中心”，成为依附于异域文化的边缘。好在自强于世界五千年之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自省功能和自主意识，摆脱依附、自主建构是中华文化根脉里不变的基因，是以“中”为尊而自处的自省自觉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当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开始摆脱黑暗，迎来光明前景。在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我们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建构之基，深刻彰显了中国文化内蕴的智慧和精髓。在生产方式发展转型历程中积极学习先进经验，即使面对西方知识霸权，依旧独立自主坚守知识体系的民族属性，型构和塑造中国知识体系的现代实质和时代内涵。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呈现于世，那么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是其文明内核。这一内核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总结，又是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向前发展的理论引领，扬弃了近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模式，摆脱了受外力压迫而应对的驱动模式，展现了知识体系深植中国土壤的强大自主叙事能力，更加具有中国力量、中国智慧、中国格局。
其二，系统性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本是一个体系化的存在，系统性是其本质特征，因为它涵盖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包含学科和学科层级的多样性，每个学科都成体系地揭示本学科的研究范畴、本质、特征、规律等一系列内容，而各个学科的集成共同构成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知识体系。知识是一个外延极其广阔的概念，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结晶，而知识并不是孤立、片面、静止的，它是人们能动地反映世界的意识凝结、思维成果。由于世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反映世界、解释世界的“知识”，原本就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动态发展的，通过对规律的本质把握，经由概念、判断、推理的理性建构，冲破现象界的迷雾，形成对世界的科学认知，进而构成结构完整、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认识系统，并外化为“知识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进程，就是“实践—认识—实践”系统化演进和展现的过程，是分析和综合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的系统化集成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性实践，其认知成果——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亦是系统性的认知，体现为与实践发展相关联的系统发展和综合创新。正是在这种系统发展和综合创新中，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始终处于良性循环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态势中，在“集成”与“总装”中展现系统性优势。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理论成果和知识凝结，既有现代知识体系的一般性特征，又有鲜明的自主特色和中国气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任何一个现代知识体系，都具有普遍的基本范式，但同时也都具有特殊性。没有哪一种现代知识体系可以成为纯粹个性化的存在，没有哪一种现代知识体系可以成为西方“中心主义”所鼓吹的“普适一切”。知识世界从特殊到普遍、从普遍到特殊，是相互贯通、无法剥离的矛盾，二者共存于知识体系之中且具有相互转换的可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推进，使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传感技术、虚拟现实等若干高新科技的发展与运用，不仅使中国成为前沿科技的深度参与者、引领者，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全新的实践内涵，对以前几次工业革命为实践基础而逐步建立的现代知识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知识体系正因逐步丧失解释力而愈发缺失话语权，特别是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在数字时代面前更显仓皇无措；原有的知识边界已然被打破，宛如经典物理学遭遇现代物理学，“失语”是难以避免的。中国是这场科技革命的受益者，彰显了其在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治理时代的先行优势，“数字中国”的顶层设计不仅被提上中国治理现代化的议事日程，更是在数字治理实践中一骑绝尘，从“大数据”到“人工智能”无不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实力，人类文明正在开启新的纪元，以此为实践基础的经验凝结——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正是对这一新纪元的经验总结和知识型构，为人类社会提供理论注解和知识范导。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发展、创新、完善，不仅是中国知识体系的自我建构、自我影响、自我消化，它作为人类知识体系构成的重要部分，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所进行的知识积累，为人类文明的形态创新提供知识体系支撑。当代人类社会发展遇到的问题，并非中国过去所面临的单纯的传统与现代的系统性矛盾问题，而是人类新的历史性实践提出的新问题，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世界人民都将共同面对的。中国对这些问题给出的答案，是中国经验的理论升华和知识凝结，更是对世界知识体系所给予的中国贡献。这种经验是以成功实践为判断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为这种经验打上了可靠的标签。试问，有哪个国家抑或共同体能让十几亿人口全面脱贫，又有哪个国家抑或共同体有勇气将十几亿人口整体带入现代化。这就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底气，充分说明了世界知识体系多样性建构的现实合理性，彻底回击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知识霸权、话语霸权。当然，这也是传统与现代的真正贯通。近代以来，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建构历程中，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作深度切割的不自信已然远去。在知识体系建构的中国场域中，对人类现代化发展趋势深度把握的价值导向愈益明显，从过去的跟跑、并跑走向领跑，突破了现代知识体系的西方“中心主义”桎梏，正在形成多元包容的全球性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这恰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响应。
知识是对人类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指导实践的行动指南。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成就的总结，更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行理论范导。知识体系建构，不仅是对现象材料进行理论化、系统化抽象地简化，而是要对具体实践形成现实影响，从而彰显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为那些既想保持自身独立性又想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中国方式，那么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是对这一中国方式的理论化、系统化知识阐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现代化叙事的中国方式、中国思维、中国智慧，又是中国价值、中国伦理、中国精神的具体表达，规避着西方“零和博弈”的毁灭式逻辑和单向度思维。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建构历程，它不诋毁任何既有的知识体系，也不采用“非我族类”的排斥态度，更不会将这一知识体系强加于其他国家和民族，它有上善若水、虚怀若谷的包容，彰显的正是中国引领现代化发展的文化自信，这是对西方霸权主义知识体系的价值超越，凸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伦理，为实现数字时代的治理现代化提供知识支撑，也为人类现代化发展给予更加平和、包容、正向的价值引领。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对现代生产方式发展、转型、升级的深刻反映，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受其制约的文化发展紧密相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叙述，超越了一般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构建格局，始终立足于中国实际，不仅观察、描述、解释、范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更以此实践为基础，观照人类全面发展的未来图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历程，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历程中不断充实和完善。就阶段性目标来看，我们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将直接支撑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历史性实践。从世界现代化发展趋势来看，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的科技革命正在改变和型塑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旧有的知识体系已越来越难以解释当下发生的诸多现象，为数字时代而生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恰逢其时。
知识体系涵盖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个方面，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围绕学科、学术、话语三大体系建设展开。学科体系建设关系哲学社会科学的范式建构，学术体系涉及专门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话语体系体现叙事方式、价值立场和思维逻辑，虽然体系不同，但归根结底皆为知识体系范畴。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深入把握数字时代的历史趋势，充分立足于中国实际，以胸怀天下的格局打造新时代中国叙事方式，使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优化发展深刻体现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等特点。
首先，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应以新兴科技革命为引领，深刻洞悉数字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以全新视野和变革思维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与时俱进。众所周知，知识的积累为科技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知识与科技的作用关系并非单向度。科技的发展和创新往往对于旧有知识体系的颠覆和新兴知识体系的建构具有至关重要的革命性意义。西方现代知识体系正紧跟三次世界科技革命的步伐，不断进行迭代优化，积极应对实践之变，使研究范式的变更和调整足以应对科技革命所赖以支撑的知识体系的建构。今天的中国之所以令世界刮目相看，正是因为敢于对知识体系进行革命性扬弃，积极应对数字时代之变，重构新兴科学研究范式，且在诸多领域已处于或将处于领先优势，适时抓住科技变革的机会窗口期。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霸权和话语霸权，最好的方式就是超越它。正是这种超越和突破，今天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才能够独领风骚，就像西方人惊讶于中国移动支付“甩了别人好几条街”一样。立足数字时代的学科体系、学术研究、话语模式深入建构，既有知识体系与新兴知识体系交叉交融交织，为今日之中国引领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提供了坚强的知识体系支撑。相反，一旦故步自封，错失对科技革命基本趋势的把握，“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知识体系的建构将无法实现质变式飞跃。
其次，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胸怀天下、放眼全球、观照未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人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普遍有效性作为依据，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是一个伪命题。正是有“他者”的参照，才使“自主”区别于其他的现实存在意义，从而在主体间性中确立“自我”的主体价值，否则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将陷入最原初的失范。既然要胸怀天下，就要建构天下人都能听得懂、看得懂的中国知识体系，在强化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叙事中，充分考虑全人类的理解能力和接受程度，不迎合他人的话语模式、思维习惯、逻辑表达，却可以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开展广泛交流、沟通和互动，在知己知彼过程中反向促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表达的国际化。胸怀天下、面向全人类，从人类历史性实践的角度来把握，就是面对全人类的未来。回答当下数字时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给出中国判断、中国逻辑、中国方式，充分展现中国在引领未来发展中的大国担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充分凸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价值和未来意义，这正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再次，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首要且根本的就是不可脱离中国实际。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建设、中国研究范式的学术体系建设以及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均脱离不了中国数据、中国案例、中国故事、中国文化、中国国情的现实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广阔而深厚的实践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素材来源和理论基石，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是中国本土化的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做到本土化建构，就必须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现代化实践进行深度认知和全面把握，既要有宏观视野又要有微观视域，学会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搜集整理各类具体案例和详细数据，通过挖掘、阐发具体事件、典型案例的普遍意义，进而展开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建构，使知识体系具有浓厚的本土化色彩，又具有普遍有效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中国是有五千多年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叙事，自当是对中国几千年积累起来的宇宙观、伦理观、审美观、社会观、价值观等的具体表达和呈现。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深入而形象地赋予知识体系以“中国特色”，才能夯实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根基和文化根基，才能彰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民族性格。
近代以来，西藏经历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使现代化发展无从谈起，更谈不上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西藏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和发展，是以和平解放为起点。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终结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西藏完成，现代化发展序幕由此拉开，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被提上议事日程。民主改革后，人民民主政权开始自下而上建构，1965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宣告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建立起来，具有边疆少数民族区域特色的现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开始确立、形成、发展。以自治区成立为起点，西藏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到197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制度在西藏确立，为后来同全国一道开启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西藏与祖国其他省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各项事业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现代化发展亦是如此。1985年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成立，西藏有了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专门学术机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步入专门化、规范化轨道。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构建西藏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历程中，中国特色西藏特点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逐步成熟起来，“三大体系”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在西藏的实践，充分立足中国国情和西藏区情，主动适应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基础，建构具有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的理论研究范式，为繁荣发展西藏哲学社会科学和藏学事业、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范导和知识支撑，厚植了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民族叙事、边疆叙事和特色叙事。
总的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得益于党的坚强领导和国家一体化发展，今日之成就是中央关怀、全国支援、西藏各族儿女艰苦奋斗共同合力的结果，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西藏特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同时，西藏作为中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其自然、社会、历史的特殊性所展现出的文化底蕴、政治意涵、人文特色，深刻反映了西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与祖国的特殊关系、独特价值和深厚意蕴。源远流长的历史人文，更为建构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了独具特色的物质基础、文化基调和精神底色。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是中国特色西藏特点“三大体系”建设的实践基础，基于西藏独特的自然、社会、历史而产生的人文积淀则是中国特色西藏特点“三大体系”建设的历史基础、文化基础和群众基础。
纵然，中国特色西藏特点“三大体系”的建构始终立足于中国实际和西藏区情，使其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普遍意义和共性特征，同时又具有地方性实践的独特意蕴。我们应更加认真对待这项系统工程，使其在共性与个性的交融中深刻凸显理论张力、文化底蕴和实践魅力。一是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中国特色西藏特点“三大体系”建设。理论指引关乎方向，必须坚持用这一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回答各类问题，不断促成问题主导之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研究范式的发展、创新和完善，从而更好地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二是立足“大一统”的历史观建设中国特色西藏特点“三大体系”。从生产方式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作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性整体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来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内在生成逻辑，进而深刻体现中国特色西藏特点“三大体系”建设的继承性和民族性，充分彰显自主特性和历史自信。三是坚持“两个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三大体系”建设的深厚土壤，离开中国具体实际（包括西藏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西藏优秀传统文化），“三大体系”就没有中国特色和西藏特点，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应将中国国情、西藏区情以及经过创造转化和创新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同“三大体系”建设贯通起来。四是做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综合研究。西藏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反映系统工程的“三大体系”坚持系统观念并开展研究，处理好基础和应用的关系、多学科和跨学科交叉覆盖的关系，从中国现代化叙事的宏大视野出发推进“三大体系”系统性建设，进一步做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综合研究。五是做好人口、人心、人才工作。“三大体系”建设最终依靠人来推进，没有人口优势、人心基础和人才条件，发展西藏哲学社会科学就没有基本的人力保障。同时，改变西藏经济社会欠发达的状态，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必须做好人口素质提升、人心凝聚和人才培养工作。六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三大体系”建设得以推动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中国特色西藏特点“三大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新发展的，新时代应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全社会协同发力，进而夯实西藏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综上所述，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遵循其内在逻辑，深刻把握时代脉搏，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立足中国实际，在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历程中开展中国叙事。构建中国特色西藏特点“三大体系”，同样要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逻辑出发，充分立足西藏实际，努力繁荣西藏哲学社会科学和藏学事业。
原刊载于《西藏研究》2024年第5期
脚注从略，引文请原刊为准，并注明出处。
编辑：次仁拉姆
校正：王 雷
审定：米玛次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