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视域下的女性形象探析
——以《霍岭大战》为例
作者：王国明，西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雅洁，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在读博士研究生。
摘要：《霍岭大战》中的女性角色带有明显的社会、文化、民族等印记，是男权文化中的特殊群体。她们的曲折遭遇充分反映出史诗时代藏族女性的命运和最终归宿，展现出当时社会文明程度及发展水平，以及对女性的普遍认知。将社会性别研究理论引入史诗的性别角色分析，探究史诗中女性的性别角色及其族群身份，能够进一步了解史诗中女性性别角色的文化建构，使史诗的女性研究进入一个更深更新层面。
关键词：《霍岭大战》；社会性别；女性角色
美国女性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性别与气质》一书中，通过对三个原始部落中与西方大相径庭的性别角色的考察，指出社会文化对性别角色与性别气质的塑造功能，在两性之间没有普遍的或近乎普遍的人格，不同性别所表现出的气质差异是由社会文化而非生理特征决定的。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de Beauvoir）同样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造就的”。这种文化决定论，构成了后来女性研究最基本的理论。1975年，美国人类学家盖尔·卢宾（Gayle Rubin）在《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一文中首次提出“社会性别”(Gender)的概念，对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进行了区分，促成女权主义视野下社会性别理论的迅速崛起。
《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将“社会性别”定义为“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与传统性别观念中认为的由先天生理条件决定男女两性各自承担的性别角色不同，社会性别理论认为男女不平等的根源主要在于后天社会文化的制约。两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期待和评价、关于性别的成见和对性别差异的社会认识等，都是社会的产物，而这样的思维定势形成后又反过来通过宗教、教育、法律、社会机制等得到进一步发挥和巩固。本文探究古代藏族社会文化中形成的不同于男性的女性性别角色和性别气质，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呈现出来的性别差异。
《霍岭大战》中的女性用一生自觉学习并践行着未嫁从父、既嫁从夫的伦理价值观念。作为女儿、妻子、母亲，她们被男性支配，成为附属品，这样的性别角色伴随她们的一生。传统社会认为传宗接代、管理家庭是女性的主责，家庭是她们扮演主角的主要场合。“贤妻良母”的性别角色，将她们的价值定位于家庭，妻子和母亲是女性生命的意义所在。这一社会伦理标准和要求使得女性远离公共领域，导致她们在社会中的权力和地位不及男性。
作为这类角色的典型，珠牡具备藏族女性的一切优点，她为人诚实善良，不贪图享乐，言出必行。在许诺要嫁给当时以捉地鼠、挖蕨麻为生的穷小子角如（即格萨尔）时，珠牡是嘉洛家的女儿，地位很高。即使遭到父母的阻拦，亲戚和奴仆的不理解，她仍拒绝地位显赫的大食财王的求婚，坚定地选择嫁给穷小子角如。珠牡虽出身富贵，但她身上丝毫没有贵族千金的骄横和自满。生活中，她对格萨尔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对父母嘘寒问暖，对弟弟谆谆教诲，对婆母恪尽孝道，把自己的侍女当成亲姐妹。因此在前往魔部落之前，格萨尔将岭部落的大小事务都交给珠牡来掌管。藏族女性勤劳、善良的传统美德在珠牡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使她成为藏族群众赞美和爱戴的典范。
古代藏族社会文化中的性别期待，形成了藏族妇女在生活中从属于男性的心理和行为特征。霍尔部落噶瓦王的女儿噶萨曲珍，其日常工作与珠牡一样需要料理家务。她对父亲言听计从，从不违背父亲的意愿，善良的她对父亲收养的养子唐聂也照顾有加。在带唐聂外出干活时，唐聂为了考验曲珍，故意什么都不干，不是躺着睡觉就是砸碎酸奶罐子，不是宰奶牛、踢掉桶底就是唱咒骂霍尔部落的歌曲，对此噶萨曲珍毫无怨言。在劳累一天后，她背不动太多东西而求助唐聂时，还遭到对方辱骂，甚至被“推倒在地上，踢了几脚”。回到家后，父亲还觉得唐聂很老实、可怜，是自己的女儿欺负了他，二话没说，揪住女儿的辫子，劈头盖脸地打了起来，并说到：“你这愚蠢的女儿，从不听你说好话，谎言不断像风幡，口出咒语似罗刹……女儿孝心靠不住，心肠再好是暂时。”在噶瓦王看来，唐聂聪明伶俐、手艺非凡，有助于自己得到白帐王的赏识，能给自己带来荣誉和财富；女儿则只能在家中做家务，最终归宿不过是嫁人，所以他认为亲生女儿比不上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子。面对父亲的不公正对待，噶萨曲珍却从未怨恨，在得知唐聂的真实身份是格萨尔后，更是与对方立下山盟海誓，心甘情愿帮助其战胜霍尔部落，完成大业。
传统社会弘扬和赞颂女性无私奉献的精神，导致这些女性自我意识淡泊，心甘情愿辅助男性在外建功立业。“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既是一种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也是一种传统的性别角色意识。它将男性和女性的主要活动场所分为两个不同领域，即外和内，作为内化的性别角色意识，女性自觉照顾家庭、相夫教子、生儿育女；男性则主要在外拼搏事业，赢得社会的尊重。从珠牡和噶萨曲珍的经历可以看出，即使地位尊贵，女性依然游离在社会边缘，不被重视，只能生活在男性的英雄光辉之下。
《霍岭大战》表现的是藏族英雄时代各类气势磅礴的战争，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女性处于男性权力的限制之下，但为了氏族和部落能够安居乐业，她们依然尽心尽力付出，拥有十分强烈的社会责任心。
阿达拉姆是史诗女性群体中一个非常突出的角色。在遇到格萨尔之后，她自愿放弃魔部落公主身份，大义灭亲，协助格萨尔杀死自己的兄长鲁赞，救出梅萨，并被格萨尔委任为北方头人，管理魔地，自此开启了她的沙场征战之旅。阿达拉姆作为独立自强、勇敢自我的女性代表，其箭术精湛，骁勇善战，同岭部落众英雄一起勇猛杀敌，视死如归，跟着格萨尔南征北战，攻城掠地，是史诗当中唯一一位作为战友形象与格萨尔并肩站在一起冲锋陷阵的王妃。她的赫赫战绩赢得岭部落老将僧达阿冬的由衷赞叹，称其为“女英雄”；岭部落大臣擦香丹玛香察在众人面前称赞阿达拉姆是“沙场巾帼”。阿达拉姆以女性身份取得功名，以勇敢的作为，在更宽广的空间——战场上对格萨尔的征战事业给予帮助。阿达拉姆从女魔头到女英雄和格萨尔王妃的角色转换，完成了从“邪恶”到“善良”的转变，符合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性别期待，成为藏族民众心目中敢爱敢恨、有情有义的女中豪杰。
在特定情形下，使命感使固守在家庭中的女性拿起武器，奔赴战场，保家卫国。霍岭大战开始时，格萨尔远在魔部落，珠牡作为部落的主母，在敌众我寡、城门将破的危急时刻，临危不惧，骑上战马，浴血奋战，勇敢地挑起率领岭部落百姓抗击入侵者的重担。她“射穿了霍尔的一百个盾牌、一百层铠甲、一百顶头盔、一百头耗牛，一百匹战马，并把黄霍尔王的战马也从前额射穿，直贯后鞍桥。这一箭吓得敌人魂不附体，勒转马头要逃走，以为真是格萨尔大王亲临杀场”。在这场战斗中，珠牡深明大义、爱憎分明、率众奋战，俨然是一位极具作战经验的主帅，显示出了她的大智大勇，折射出她忧国忧家的崇高情操，也显示出了身为女性，英勇无畏、骁勇善战的另一面。
从阿达拉姆和珠牡在战场上的表现可以看出，两性特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同时出现在男性或者女性身上。男性更勇猛、更适合上战场，女性适合在家里的观念已被珠牡和阿达拉姆所动摇，只是长期的偏见导致女性处于被隐藏、被压抑的不利地位。
英雄史诗产生在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初期，马克思把英雄史诗产生的这一时期称为“军事民主制”时代，恩格斯则称之为“英雄时代”。在他们看来，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财富的积累和私有制的产生，奴隶、土地和财富成为占有和被掠夺的主要对象，氏族与部落之间常常因此爆发战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说，在荷马史诗中，军事首领们按照他们的军级依次选择被俘年轻妇女中的美丽者，供自己取乐。格萨尔史诗中，每次战争结束后，格萨尔都会在战败部落的妇女中选择王妃，如阿达拉姆、噶萨曲珍等。在《霍岭大战》大大小小的战争中，大批财富被当作战利品进行分配，被俘虏的年轻妇女同样沦为战争的牺牲品，没有机会选择自己的命运。
史诗时代，奴隶没有人身自主权，可以被不断转卖。婢女虽是奴隶，但她们作为独立的个体，有着自己的人格尊严。史诗写出了她们作为人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的一面。珠牡被霍尔部落抢走后，晁通登上岭部落的王位，珠牡的两个女仆阿琼吉和里琼吉便成为了晁通的奴仆。为表现对晁通叛国夺位的鄙视和不满，她们左边头发散披不梳、右边头发梳着辫子，右脸上抹白粉、左脸上涂锅墨，以此表达对珠牡被劫的悲痛及盼望格萨尔英勇杀敌、剪除内奸的愿望。
乃琼作为珠牡的女仆，生活环境相对简单，她悉心侍奉王妃，与珠牡关系融洽、情同姐妹。总管王提出让乃琼冒充珠牡嫁到霍尔部落之前，先征求过她的意愿。乃琼知道由她代嫁，终究会败露，最终结果很可能是“所带价值十八个城堡的首饰和衣物最终被抢光后把人赶回来”，可是她认为“我若不去，不就显得自己太自私了吗？”于是她回复：“只要是对白岭有益的事，就是让我下地狱，我也心甘情愿去。”在危机时刻，乃琼没有考虑自身的安危，而是心系岭部落的命运，担心“只是事关重大，不知我去能不能成功？”到了霍尔部落以后，乃琼表现得落落大方，以珠牡的身份在霍尔部落应对自如。乃琼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反映出她的聪敏伶俐、胆识过人。当霍尔部落将领琼拉穆波得知乃琼冒充珠牡代嫁的真相后，称其为“下贱的婢女”。史诗虽没有明确讲述乃琼是否受到惩罚，但可以看出，乃琼在岭部落是受尊重的大妃主仆，而到了霍尔部落后，作为敌人，她就变成了地位低下的奴隶，侧面反映出珠牡对婢女的优待和霍尔部落对婢女尊严的抹杀。从阿琼吉、里琼吉和乃琼忠诚、智慧的表现可以看出史诗对女仆“忠义”品质的赞赏和期待。
《霍岭大战》中关于女仆们只言片语的叙述秉承了忠仆义婢的传统，她们有情有义，为了成全大义，甘愿置个人幸福乃至生命于不顾，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从社会性别角度去解读这群婢女形象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有责任感、有良知的群体，但从根本上说，她们又是传统社会的性别角色期望的产物，她们与她们所服务的贵族女性一样都是为了满足男性本位的社会伦理价值需要而被精心创作出来的，需要有美好的形象、勇于牺牲的品质，时刻不忘为家为国奉献。史诗赞赏和关注的是她们身上具备的男性人格理想中完美女性的普遍特征——忠诚，至于婢女们的思想、意愿则是次要的，甚至可以不用理会的。总之，同为女性，婢女们处于阶级的下层，她们是依附于贵族阶层的特殊群体，是贵族中心话语的产物，她们缺乏独立性，史诗中塑造的婢女形象最终是为英雄主人公的需要服务，再结合篇幅来看，史诗也并未对婢女形象进行着力塑造。
古代藏族社会要求女性具有温柔、感性的性别气质，要求男性具有坚强、理性的性别气质，这种两性固化或刻板的性别气质形成了具有差异的性别角色期待和性别认同，与社会性别角色一起导致了两性间权力的不平等。《霍岭大战》反映的女性地位是复杂的，不仅存在男女差异，不同女性在不同关系、不同阶层中的处境不同，正如钱特尔·莫非所认为的“可以抛弃把妇女当做本质身份的认同”。
两性气质与社会任务相关联。女性角色以女性的性别气质为特征，与文化的建构息息相关。在史诗时代的文化语境中，男性应是英勇无畏、骁勇善战的，女性则是温柔多情、美丽顺从的。史诗中女性的主要社会角色与她们的性别气质相吻合，珠牡与噶萨曲珍就具有社会赋予女性的亲切、温柔且体谅他人的“人格气质”。事实上，男性同样具有温柔亲切的一面，女性也有其勇敢独立的一面，阿达拉姆的存在就证明了所谓的男性特质同样也可以出现在女性身上，女性也可以穿着象征男性的铠甲，做着男性的事业。然而分化的性别气质总是先于人们的经验存在，在一个性别分层的社会里，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男女所做的事情的意义、价值不同，仅因男人的性别，即使这些事情本身非常类似甚至完全一样。社会性别的目的就是要建构一个从属于男性的女性群体，并且让女性自身从心理上认可和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地位，把其看作是“自然的”、“先天的”，认为女性需要依赖男性而生存和发展，男性则不需要。
在世俗的眼光中，即使阿达拉姆英勇无畏，充其量也只是做到和男人一样，其最终归宿还是嫁给格萨尔。史诗并不是要通过阿达拉姆的行为去褒贬女性什么，而是通过大多数女性都向往的人物来证明传统社会对男性的尊崇，同时也用阿达拉姆的忠勇节烈去规范女性的日常行为举止。
女性在认识自己生理性别的同时，不断理解和认识她们的社会性别角色和性别规范，这是对自身作为“女性”这一性别存在的确认。古代藏族社会的传统把女性排除在参与政治活动、享受宗教特权、传承文化等社会活动之外，对女性的角色期待主要体现在家庭生活领域，如操持家务，照料老人、孩子等，而男性居于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其社会角色是参加生产，是家庭生计的供养者。
史诗中珠牡等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文化、社会环境对两性社会女性角色的期待和定位。几类女性角色是当时社会性别分工建立之后，社会主流文化对性别角色的定位在史诗中的反映，体现了当时社会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期待和评价，以及对性别差异的社会认知。从劳动分工的角度看，为了实现要求女性对照料家庭负主要责任的社会建构，性别的社会化往往从她们出生便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社会角色被学习、领悟和模仿，于是以珠牡为代表的女性的主要目标就是成为合格的贤妻良母，经营好家庭，为丈夫的发展、孩子的成长和老人的安康倾尽所有。传统社会总在赞扬女性的牺牲，但也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女性本身也认同并严格遵守着这一传统的性别规范。以社会性别期待作为自己的需求，这种性别刻板印象也使性别角色和两性关系得以再生产。史诗中两性的存在是古代藏族社会性别体系的再现，他们的行为本身也建构了藏族社会性别体系。
性别角色既是民族心理的重要表征，又是性别社会化的重要体现。同时，性别角色的获得反映了民族文化与社会环境，一些社会文化中独有的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对女性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旧的社会体系中，女性常常与普通财物连在一起，成为被争夺的对象。在以战争为主要背景的社会文化中，抢夺美貌的女性非常普遍，而这一行为又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对胜利者来说，女俘可以自由交换，即使贵为“龙女”的果萨拉姆这类贵族女性也不能例外，她们因战败被带离家乡，为妻为妾为奴，从此丧失权力和自由。
“性别角色获得与分化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化过程。这种社会化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印记，反映了一个民族共同体对本民族个体成员一种定势的、固化的并且是稳定的性别态度。”《霍岭大战》所反映的是奴隶制时代的藏族社会，其女性观和对女性的性别角色期待明显带有男权社会的烙印。男性的职责是外出打仗，女性则留在家里哺育孩子、照顾家庭。这种分工，特别是男性分工重要性的上升造成了男性居于统治地位、女性居于被统治地位。除男女性别差异之外，女性之间也同样存在差异，因此史诗中，即使乃琼内心不情愿，但也会为了部落利益而代替珠牡出嫁，自觉维护主人的利益、遵守自己的本分。
“女性在漫长的以男性本位文化为中心的历史中就这样被改变了自己的自然本相而成为他文化了的女性。”通过《霍岭大战》，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藏族社会的传统文化是如何定位女性的，同时也看到了在藏族地区长期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女性话语权的缺失。
从《霍岭大战》中妇女所处的婚姻、家庭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来看，古代藏族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认知是复杂的、矛盾的。史诗中的女性处于一个男权文化居统治地位的社会，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文化将性别角色分工的社会性别期待内化为社会成员的性别角色意识，使得当时的女性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中的地位都具有双重性、复杂性和矛盾性。
通过分析格萨尔史诗中女性的性别角色及其文化建构、社会历史背景可知，社会性别角色的获得在男女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内容和机制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别，与民族文化、社会环境有着深刻的关系。受民族文化制约形成的性别角色规范着本民族男女的社会意识及社会行为，从而塑造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环境中男女不同的人格特征。史诗中勾勒的男主女从、男主外女主内的形象体现了古代藏族社会的性别期待和男女性别特征。除了所属民族的文化所要求的性别气质之外，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要求也各不相同，对本民族性别角色的形成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因此即使身在魔部落的阿达拉姆有着不同于主流社会对女性要求的拼搏精神和抗争精神，但她最终依然是处于从属地位。
史诗中，以珠牡为代表的传统女性和阿达拉姆为代表的另类女性，这些贵族女性和乃琼等忠仆义婢体现了同为女性的她们，其地位的差异，是文化、政治、社会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受传统社会的影响，史诗中以珠牡和噶萨曲珍为代表的传统女性，在藏族社会中带有鲜明的民族印记，这类女性的性别社会化过程也是她们自觉融合于本民族的过程。她们对本民族的文化和性别意识的接纳与认同，代表了本民族性别角色的完成，而这种性别角色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文化、社会环境对性别角色形成的制约作用。从噶瓦王训斥噶萨曲珍的话语可以看出，女性的地位和同时期的男性群体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异，反映出史诗时代藏族社会以一种刻板、固化的性别态度形象对女性角色进行书写。
原文刊载于《西藏研究》2024年第4期
脚注从略，引文请以原刊为准，并注明出处。
编辑：次仁拉姆
校正：王 雷
审定：米玛次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