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向耀，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
摘要：在宋、夏对峙格局下，宋朝对西北边疆归顺的部族大体以族帐除授军职实职官和以功次除授武官阶虚职官。北宋陕西路蕃官体量十分庞大，元丰初约占全国汉蕃官员总数的五分之一，俸禄支出占比却较小。蕃官非常重视军赏，把立军功作为升迁的主要途径。那时蕃兵的指代范围进一步得到扩大，不仅包括宋朝境内的蕃兵，还指代直辖郡县之外的部族兵。蕃兵在神宗前以归顺的部族兵为主体，以招募的蕃部兵员为补充，神宗后以招募的蕃弓箭手为主要组成部分。招募的弓箭手以田土作为主要经济来源，其经济收入明显高于部族兵，甚至高于禁军的平均收入水平，这进一步丰富了学界对蕃兵经济待遇的认识。
关键词：北宋；蕃官；蕃兵；待遇；生存发展
在宋、夏对峙格局下，宋朝在西北边疆大力招抚蕃部，对归顺的部族，官其首领，招募蕃兵，构筑起西北边防的藩篱。蕃官与蕃兵在宋、夏对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渐扭转了宋朝在边防上被动、不利的局面。学界对北宋西北边疆的蕃官与蕃兵做了系统研究，其中对蕃官的除授、承袭、迁转、待遇、蕃汉官关系以及推行的社会条件与行政法制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充分探讨，同时对蕃兵的招募、编制、训练、给养、奖罚等制度内容以及蕃兵的战斗力和地位作用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学者们曾围绕蕃兵设置的时间展开热烈讨论。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将关注的重点倾向于蕃官与蕃兵的身份来源、俸禄待遇以及个人晋升途径与生存发展空间，试图进一步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
蕃官的除授大体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依所管族帐多少，授予相应职名；二是不依族帐多少，“以功次”补官。蕃官除授原则为“其大首领为都军主，百帐以上为军主，其次为副军主、都虞侯、指挥使、副兵马使，以功次补者为刺史、诸卫将军、诸司使、副使、承制、崇班、供奉官至殿侍”，依族帐所授的军职为实职，“以功次”补官多为虚职，属武官阶。可见，北宋对蕃官的除授有区别对待，其目的是管控、利用蕃部的武装力量。元丰间，因都军主之上无可转职次，特在其上增置副都指挥使、都指挥使两阶。
陕西四路蕃官体量到底有多大，其请受如何？我们以庆历初为例予以推测，泾原路熟户“万四百七十余帐，帐之首领，各有职名”，“环庆路熟户蕃部约及两万人，内只蕃官一千余人，各有请受”，由此可推，蕃官约占熟户的5%左右。陕西“四路所管熟户不下数十万人”，“自宝元用兵以来，相继陷没，十无四五存焉”，故可知庆历初陕西蕃官的数量大概不会超过五千人，同一时期汉官的数量为“内外文武官通一万三千余员”。这样比较，可以看出北宋西北边疆蕃官的体量庞大。除授规模庞大的蕃官，是否会成为宋朝的财政负担？蕃官虽有请受，“每人唯有料钱，亦无月粮衣赐，所费少于养赡”，“军主、都虞侯每月不过二贯文，以次等级，从而可知”，“虽迁转一二资，无所损费。”丰州团练使王承美仅依蕃官例给俸，因入不敷出、生活贫困，北宋政府特赐其银器、绢、茶等物。嘉祐前，北宋政府禄制尚未完善，蕃官的俸禄多由边臣请定。天禧元年（1017）曹玮乞请“南市归顺蕃部都首领郭厮敦举家居冶坊寨，管勾一带蕃部，望就命为本族巡检，月给钱五千、米面五石”。
蕃官五千人全按军主、都虞侯料钱每月二贯文标准计算，岁费仅十二万贯，但同一职名其俸禄也不尽相同，并且依职名等次逐级递减。如天禧二年（1018）曹玮请定伏羌、永宁、大小洛门、威远寨蕃官月俸，“正军主二十一人，内六人各二千，一十五人各一千；副军主四十六人，各七百；指挥使百二十七人，各五百。”仁宗后期，北宋政府规定蕃官武官阶“充本族巡检者，俸同正员，月添支钱十五千，米面傔马有差。刺史、诸卫将军请给，同蕃官例。首领补军职者，月奉钱自三千至三百，又岁给冬服绵袍凡七种，紫绫三种。十将而下皆给田土”。此规定应当出自嘉祐禄制，汪圣铎认为，“现存史籍中关于元丰改制以前官员的俸禄额，多出自此禄令。”在这一较为完备的禄制中，蕃官俸禄亦有显著提高，特别是添支钱，“陕西、河东沿边诸族蕃官巡检，自十五千至四千，凡六等。”
熙河开边招纳蕃部，设立《陕西路蕃兵部伍取丁法》，明确了军职官员的料钱、添支。熙宁五年（1072）王韶初纳沿边蕃部，自洮、河、武胜军以西，至兰州、马衔山、洮、岷、宕、叠等州，“凡补蕃官、首领九百三十二人，首领给飧钱、蕃官给俸者四百七十三人，……月计费钱四百八十余缗。”在新补授蕃官中，有俸者仅占半数，且平均月俸不足一贯。翌年，北宋政府作出调整，“须优给请受，使远人向慕”，招纳河、岷、洮州蕃部“副兵马使料钱五百文，军使七百，副指挥使八百，指挥使一贯，都虞候一贯五百文，副军主二贯，军主二贯五百，副都军主二贯七百，都军主三贯”。熙宁八年（1075）设立《陕西路蕃兵部伍取丁法》，每月除请受（料钱）外，别给添支钱，“指挥使一千五百，副指挥使一千，军使七百，副兵马使五百，十将三百。”蕃官除料钱、添支外，元符时新附蕃官增加特支月粮，青唐三公主（辽、夏、回鹘公主）以下支妆粉钱。此外，蕃官还可获得一定数量的田土以营生。
方勺《泊宅编》卷十载：元丰初，“在京吏人，自中密下至诸司共二百九十一处，共五千一百四十人，岁支六十二万三千一百八十六贯硕匹斤两。……当年在京岁支宰臣已下百官料钱五十二万九千九百五十七贯四百二十六文，诸路官员料钱二百二十五万六千八百六十七贯，而陕西一路支数最多。”吏禄和官员料钱岁费合计为三百四十余万贯。元丰时，官员俸禄包括料钱、禄米、衣赐、职钱、职田收入、餐钱等，其中料钱是最主要部分。由上文可知，熙宁时军主、都虞侯每月料钱平均维持在二贯文，陕西蕃官五千人岁费还是十二万贯。所增部分为添支钱，蕃官充巡检者添支钱高，但人数比重不会太大，又军职指挥使仅一千五百文，据此估算蕃官五千人的添支钱岁费不会超过十万贯。考虑到熙宁五年（1072）王韶招纳沿边蕃部，“自洮、河、武胜军以西，至兰州、马衔山、洮、岷、宕、叠等州，凡补蕃官、首领九百三十二人。”陕西蕃官按六千人计，料钱为十四万四千贯，添支钱以十二万贯计，岁费总计应在二十六万四千贯以下。诸路官员料钱中含有陕西蕃官的俸禄，故而“陕西一路支数最多”。元丰初，北宋政府文武现任官二万四千五百四十九员，陕西蕃官按六千人计，蕃官占汉蕃官总数的五分之一，俸禄总岁费仅占吏禄和官员料钱岁费总和的十三分之一，事实上蕃官俸禄占比可能更小。北宋每年仅为陕西蕃官支出不足三十万贯的俸禄，便实现了对蕃部的管辖，与熙河开边用兵动辄“岁费四百余万缗”，“自熙宁七年以后，财用出入稍可会计者，岁常费三百六十万缗”相比，其费用支出已经很低了。
此外，北宋政府对于远蕃河湟吐蕃蕃官的俸禄主要支予茶、彩等物，以月支和年支分配，又称为“月赐”、“岁赐”。茶、彩等物对西北边疆部族而言乃是急缺之物，特别是茶，“蕃食肉酥，必得蜀茶而后生”，以此作为蕃官乐于接受的俸禄与赏赐。蕃官按月支取俸禄、如宝元三年（1040）宋朝赐保顺军节度、邈川大首领唃厮啰子瞎毡、磨毡角袭衣、金带等物，“仍月给彩绢十五疋”，此时二人已授团练使。治平元年（1064），董毡为所属蕃官叱腊龊等二十三人请俸，“诏以登极推恩，特与迁转，及月赐茶、彩有差。”熙宁十年（1077）阿里骨除刺史，“每月各支大彩十疋、角茶十斤、散茶二十斤。”蕃官按年支取俸禄，元丰五年（1082）为奖赏董毡配合宋军五路伐夏有功，授有功首领“上等十三人与本族都军主，次等、下等十八人并与副都军主，岁给茶、彩有差”。元祐元年（1086），董毡、鬼章进奉大首领李赊罗抹补充本族副军主，“岁支角茶十斤，大彩十疋。”
远蕃吐蕃蕃官亦有添支，同样支给茶、彩等物，分为“月添”和“岁添”。例如，治平元年（1064），英宗下诏，“唃厮啰每年添大彩一百疋，角茶二百斤，散茶三百斤，子董毡加防御使，每月添大彩五疋、角茶五斤、散茶十斤。”李波机瞎由本族军主转为本族副都军主，“每年添大彩三疋、散茶一十斤。”此外，蕃官如能依汉官例给俸，被视为特殊荣宠。熙宁六年（1073）邈川蕃部都巡检使温讷支郢成乞授官、给俸，“诏授庄宅副使，依汉官请给”，“时温讷支郢成居河州之北，所管二十八部族，有兵六万余人。……故宠之。”元符三年（1100）陇拶一行赴阙，“谕以已除节度使，依汉官给俸，自来无此恩例。”
蕃官在与西夏、河湟吐蕃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咸平六年（1033）李继迁寇洪德砦，蕃官庆香将其击败。庆历四年（1044）元昊纵蕃骑数百掠青涧川，为左班殿直折保忠所败。折保忠原为西夏蕃部名马山，归附后赐名保忠。元丰八年（1085）梁乙逋攻肃远寨，“蕃官慕化与第二将戴宗扼要害力拒，乃退。”蕃官遇有战事便在汉官统一指挥下，率兵作战。元丰五年（1082）知庆州赵卨遣将李昭甫、蕃官归仁各领兵三千左右分击西夏豪酋拽厥嵬名，并“选三蕃官各与轻兵五百，使闲道出贼砦后邀归路。……斩贼千，生擒嵬名，斩首领六，获马七百，牛羊、老幼三万余”。此外，蕃官在与河湟吐蕃作战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熙宁七年（1074）木征、鬼章寇岷州，“高遵裕遣包顺等击走之。”元祐初包顺、包诚在洮州之役中，“二人功最多”，“蕃官西上阁门使、阶州防御使包顺为四方馆使，皇城使、登州防御使包诚为东上阁门使。人赐银、绢各五百。”
由于立战功可获升迁和赏赐，蕃官在作战中争相立功，并将其视为自身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抵御、讨击西夏中，蕃官因立功获得升迁、赏赐者不计其数。治平四年（1067），德顺军静边寨界熟户蕃部都虞候角撒“与西贼相杀，捉到部落子四十九人，斫夺到人头、骆驼、弓箭等，……诏角撒六十人第功迁一资至三资；其功微者，赐束帛、茶，俟再有功以闻。”元丰七年（1084），河东蕃官裕勒星、威密特与西夏战获首级，神宗特批：“如功状，裕勒星、威密特获级并因伯雅克射倒，所得恩泽二资可三人分受。”同年，河东路经略司论出界逢贼战功赏赐，“内殿承制雅尔为供备库副使，内殿崇班吹恭为内殿承制。”翌年，熙河兰会路制置使李宪说汉蕃官员领兵深入西夏界大败贼众。论赏功“河州蕃兵将皇城使、光州团练使李忠杰领雄州防御使，又以一官回授其子，……皇城使、荣州刺史赵醇忠领光州团练使，皇城使、庆州刺史李蔺毡讷支领康州团练使，……皇城使颖沁萨勒领荣州刺史，左藏库使若俎没移为皇城使，余以功迁者，百二十四人”。蕃官李忠杰以一官回授其子，符合“皇城使已上因战功试转资者，许回授五服内有官亲属转一官。如功状优异，即取旨，许回授白身亲属与借职”的规定。元符三年（1100）环庆蕃官孟直、慕俊、莫怪等三人各任皇城使，因有边功得到迁转和回授亲属。
在与河湟吐蕃战斗中，众多蕃官也因战功获得升迁、赏赐。熙宁八年（1075）宗哥首领溪鼎谙邦入寇，蕃官长摩萨格“率所部邀击有功”，由三班奉职迁为右侍禁，其他有功人为本族军主、指挥使，迁资、赐绢有差。新归顺的蕃官、蕃部为表忠心，更为谋得升迁和职名，希以战功。熙宁九年（1076）生户冷鸡朴等领兵围郭莽寺，蕃僧巴勒斯丹，首领哲卜尊等率蕃兵将其击退，并获十三级。“其得功蕃官、蕃部，皆新归附之人”，宋朝推恩优奖，“得功人并补三班差使，内巴勒斯丹充本族巡检，哲卜尊、巴勒济郢城同巡检”，并于“赏格外逐等加赐帛一匹”。元丰四年（1081）宋廷重修《赏功格》，规定“新归顺之人立功，随状依格倍赏”，元祐元年（1086）又规定“今后蕃官立功优异者，方许取旨差充本族巡检，仍当三资。令枢密院遵守，更不下行”。故而元符时，“邈川管下新归顺朴心族首领巴把咓、青宜赊罗、添令下族蕃部邦毡，与蕃贼斗敌，射死甚多。诏巴把咓与左侍禁，青宜赊罗与左班殿直，邦毡与右班殿直，仍并差充本族巡检。”从而得以重赏。
《赏功格》规定：“非部队将单身获级，汉、蕃使臣近例并用士卒法，每获一级与转一资。”而汉、蕃使臣“自来多不愿部人，盖单身获级，承例每级皆得转资，既本非责战之人，又单身自在，易于买乞首级，至有自借职、奉职三五年间累转至遥郡及横行者”。元祐二年（1087）枢密院为防范汉、蕃使臣的这种投机行为，以革久弊，更新格法，规定“非部队将汉、蕃使臣每获一级，借差已下与转一资，差使已上汉官与减二年半磨勘，……殿直已上赐绢二十匹”。环庆路经略使范纯粹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新格规定殿直以上一律赐绢，而汉、蕃使臣系殿直以上者比比皆是，更无迁官之赏，乃是绝其进身之望，“窃原人情之所以捐躯效命，不顾一死，幸脱生于锋镝戈戟之中者，岂二十缣之为哉？”只有盖爵赏在前，才能使其忠心效力。范纯粹进一步用实例说明蕃官对迁官爵赏是如何的重视。元祐二年“夏贼大寇泾原，臣（笔者注：即范纯粹）寻差曲珍统兵牵制，其一行汉、蕃使臣甚有殿直以上，……各曾获到首级，后来止蒙赐绢充赏，颇失众望。访闻至有垂涕之人”。由此可见，蕃官看重的乃是爵赏。
皇祐元年（1049），北宋政府规定蕃官能统所部，“自今满七年，与转一官。”元祐六年（1091）又对蕃官迁转条件进行补充，规定：“蕃官授使臣，若部辖蕃族宁静不致引惹，及无科率扰扰，候及七年；三班差使、借差殿侍，及十二年无过犯，与磨勘。如犯上条，合计赃私公罪，比展年法加一倍展年，事理重者奏裁。”除正常的磨勘、迁转外，立战功是蕃官获得快速迁转的重要途径。熙宁三年（1070）宋朝对立战功蕃官进行分等推赏，优等迁一资，减磨勘五年；一等迁一资，并与支赐；二等蕃官殿侍减磨勘十年；三等减磨勘五年，蕃官诸司使加赐银绢。这就是蕃官为何特别关注《赏功格》推赏规定的原因。
除立战功外，蕃官还能以其他途径快速获得迁转、减磨勘。一是从事战争外缘工作，如出界探事、报送敌情等。元丰六年（1083）蕃官六宅使李阿迈率部五十骑出界刺事，并获首级，减其磨勘四年。翌年，西夏围兰州，蕃官伦约克先报，“最为信验，与迁三资，如不愿迁资，支钱三百千。”二是不受西夏诱惑，始终不离叛，如庆历初经宋夏好水川、定川寨两次大战，渭州内属蕃部逃溃不可遏，熟户格隆族都虞候延正屡诱不从，特擢为三班借职、本族巡检。三是有和断之劳。元丰二年（1079）青唐进奉大首领景青宜党令支因有和断之劳，补为珍州刺史。四是招抚、招安蕃部有劳。熙宁八年蕃官副军主李默戬觉授“三班借职、本族巡检，自言招安蕃部有劳也”。五是括田、招弓箭手有劳，熙宁六年（1073）“供备库使高永亨迁一官，减磨勘二年，高永能迁一官，……以鄜延路经略司言永亨等括田、招弓箭手有劳也”。高永享和高永能为堂兄弟，高永能世为绥州蕃官，“所领多故部曲”，于元丰五年（1082）战殁于永乐城之役。是时城陷，高永能在战死前发出感慨：“吾结发从事西羌，战未尝挫，今年已七十，受国大恩，恨无以报，此吾死所也。”这是一位七十岁蕃部老将所流溢出的赤诚爱国之情。
蕃官告老、身殁，其子孙可以承袭授职，《宋史》卷一百九十一《兵五》规定如下：
枢密院乃会河东路，蕃部承袭不降资；秦凤路降两资，泾原路蕃官告老以门内人承代亦不降资，鄜延、环庆路蕃官使臣比类授职。蕃官副兵马使以上元无奏到之人，诏鄜延、环庆路蕃官本族首领子孙当继袭者，若都军主以下之子孙勿降，殿侍并差使、殿侍之子孙充都军主，借职、奉职之子孙充殿侍，侍禁、殿直之子孙充差使、殿侍、供奉官之子孙补借职，承制以下子孙补奉职；其诸司副使以上子孙合继袭者，视汉官遗表加恩二等。奏可。
解决了蕃官的后顾之忧，可以更好地为北宋效力。元丰八年“蕃官东头供奉官高福进战死，录其子文俊、孙永德、永贵，并为三班借职”。同年，河东蕃官赏移入西夏界战死，赠其“皇城使、高州团练使。录其子及女夫官，仍赙赐有差”，战殁推恩得到赠官，并惠及其女婿。
诚然，武力冲突与战争为蕃官获得战功和物质奖赏提供了条件。那么，在和平时期蕃官的生存状态又是怎样呢？
1.蕃官占有一定的田土，至北宋后期很多蕃官成为大地主。宋人范子谅说：“国朝置蕃官，必于沿边控扼之地，赐以田土，使自营处。”熙河开边，辟土甚广，王韶以田土广招汉、蕃弓箭手，并明确规定蕃官分田标准，“次蕃官二百亩，大蕃官三百亩。”北宋政府出于安抚蕃部的目的，还会赐予蕃官田土，熙宁八年赐给赵思忠（即木征）熙、河两州地五十顷。北宋后期，蕃部“贱土贵货”的传统观念在逐渐改变，蕃官越来越重视田土的收益，遂开始大规模兼并土地。熙宁七年北宋政府制定限制蕃官购买汉户土地的政策。元祐六年又规定沿边蕃官、蕃部田土官给者不许递相典卖，“熟户蕃部祖父及己业，即听熟户自行典卖”，为部分蕃部土地买卖提供了许可。至政和五年（1115），新边城寨土地多由蕃官所占有，“有及千顷，或至五七百顷”，很多蕃官成为大地主。
2.蕃官从事商品贸易活动，诸如贡赐贸易、马贸易之类。贡赐贸易是一种特殊的贸易形态，远蕃吐蕃蕃官朝贡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经济利益。唃厮啰、董毡、阿里骨、瞎征及唃厮啰长子瞎毡、次子磨毡角等人曾多次遣使向北宋政府朝贡，并获得相应回赐。大中祥符九年（1016）唃厮啰、李立遵等遣使贡马五百八十二匹，北宋政府“赐以器币、缗钱，总万二千计”，并于天圣元年（1023）允许唃厮啰、李立遵“岁一入贡”。北宋给远蕃吐蕃蕃官的回赐包括贡物折价和加赐，贡物折价是抵偿贡物价值的回赐，一般是加价赐予，哲宗朝定为加价二分。元祐元年礼部奏请董毡等贡使的回赐问题时，报“董毡等贡乳香，及温溪心贡犏牛，合回赐。诏并增二分赐之”。此时董毡已死，实为阿里骨冒名进贡。加赐又称别赐、特赐或添赐。熙宁十年（1077）董毡进贡珍珠、乳香、象牙、玉石和马，“诏依例估价，特回赐银、彩及添赐钱。……仍赐对衣、金腰带、银器、衣着、茶等”，特赐银、彩及添赐钱即属于加赐。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蕃官不断遣使朝贡，加强了与北宋政府的联系与交流，一批批进奉人得到升迁或授予官职。元符元年（1098）北宋政府规定瞎征选派的进奉人，“大首领，已有职名人与转两资，未有职名人与副军主；小首领，已有职名人与转一资，未有职名人与都虞候。”
此外，蕃官在马贸易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北宋政府战马不能自给，主要通过同周边民族地区进行贸易来获得。其中，吐蕃蕃部是比较可靠的战马来源基地。随着吐蕃部族首领的归顺，北宋利用当地部族首领的威望，来招揽蕃部贩马入塞，是为买马举措之一。熙河路蕃官包顺、包诚等为素为蕃部信服，北宋政府令其召集蕃客贩马，每人结买千百匹，并根据买马指标的完成情况，酌情给予赐赏。
3.蕃官乞赐姓名，置蕃学等重视文化上的交流。蕃官俞龙珂赴阙时，表达对包拯忠贞气节的崇拜乞姓包，神宗特赐名为包顺。包顺两兄弟归顺后分别授以官职并赐名为包诚、包约（即瞎药），他们的子孙也以包为姓氏，这就是西北地区包氏家族的由来。崇宁元年（1102）通远军汉蕃僧俗赠铸的铜钟，其钟铭阴刻部分出现包拱、包震、包遵、包蔺逋叱等汉名以及汉蕃结合的名字，这很可能是包顺兄弟的后人。据汤开建推测，包震可能是包顺之子，包遵可以确定是包忠之子，而包忠是包诚第六子。北宋后期西北开边，北宋政府与蕃部联系越来越紧密，遂在沿边地区设立蕃学，“晓谕蕃官子弟入学”，“训以经典，译以文字”，以期达到“渐变其俗”蕃汉融合之目的。
北宋西北地区的蕃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蕃兵指由宋朝招募的蕃部兵员（如蕃弓箭手、蕃勇敢、蕃效用、蕃捉生等）和归顺宋朝的部族兵组成，“具籍塞下内属诸部落，团结以为藩篱之兵也”，即熟户蕃兵。广义上的蕃兵指除熟户蕃兵外，还包括宋朝直辖郡县之外的部族兵，河湟吐蕃和西夏的部族兵有时也称为“蕃兵”。如大中祥符九年六月唃厮啰遣人到渭州令熟户纳质，否则将破其聚落，于是泾原驻泊都监周文质奏报朝廷说：“臣欲亲至笼竿城已来告谕，再令纳质，或有蕃兵侵掠，则许其应援。”这里的“蕃兵”指唃厮啰的部族兵，是年九月，唃厮啰、李立遵遣兵与曹玮在三都谷大战，此时显然尚未归顺北宋政府。又如元符二年吐蕃大酋边厮波结因与溪巴温“世有讐怨”，遂携兄弟三人“及首领仆从二百余人并所管蕃兵六千一百四十八人来降，王赡即纳之”。边厮波结乃“结咓龊之子，鬼章孙也”，其所管部族兵也称为蕃兵。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在论谋取横山之策时言：“蕃兵无粮，不能久聚，退散之后，我兵复进，使彼复集，每岁三五出。”这里的“蕃兵”指元昊兵。
安国楼指出，神宗以前由部族熟户兵和招募的蕃部兵员组成的蕃兵，其组织特点是军、政不分，蕃部军职官既是所管族帐的行政首领，同时也是所管族帐中兵员的将领，而神宗以后以汉法治之，实行正规军的组织管理方法，实现了军、政分离，军职官成为单纯的将领。笔者认为“狭义”上的蕃兵是由归顺的部族兵和招募的蕃部兵员两部分组成，神宗以前以归顺的部族兵为主体，神宗以后以招募的蕃弓箭手为主。本文所讨论的“蕃兵”为“狭义”上的蕃兵，即熟户蕃兵。无论是归顺的部族兵还是招募的蕃部兵员，北宋政府均可调遣驱策。部族兵通过除授归顺部族首领蕃官的方式，将其纳入到汉官统辖之下，蕃官“不系官职高卑，久例并在汉官之下，……及战斗亦并用汉官使臣统制驱策”。招募的蕃部兵员，如蕃弓箭手其队长、将校皆为汉族，与蕃官同管勾蕃部事宜。
神宗以前，蕃兵以归顺的部族兵（即熟户兵）为主体，以招募的蕃部兵员为补充。咸平四年（1001）卑宁族首领喝邻半祝贡名马，“自称有精骑三万，愿备驱策”，这三万精骑属于部族兵。延州李士彬“世守金明，部兵十万，延州号铁壁相公”，康定元年（1040）败于元昊，部兵十万之众似有夸大之词。吕诲曾言“陕西四路所管熟户，不下十数万人，宝元用兵以来陷没，十无四五”。受宋夏战争的影响，陕西四路沿边熟户的数量锐减，相应蕃兵的数量也减少近半。治平二年（1065）北宋政府令梁寔、王昭明等四人分别将陕西四路蕃部强人、壮马重新组织编排，补充蕃兵。梁寔等“至蕃部召首领，称诏犒劳，赍以金帛；籍城砦兵马，计族望大小，分队伍，给旗帜，使各缮堡垒，人置器甲，以备调发”。治平四年北宋政府收原州九寨“蕃官三百八十一人，总二百二十九族，七千七百三十六帐，蕃兵万人，马千匹”。治平四年后陕西四路共组织编排蕃部强人（蕃兵）106526人、壮马18454匹，此次编排计族望大小，分队伍，给旗帜，进一步加强了对蕃兵的管理，“队”成为与“族帐”并用的统兵单位。
神宗时期，熙河开边“青唐、洮、河幅员三千余里，举戎羌之众二十万献其地，因为熟户”。由于归附部族众多，北宋开始精简部族兵，令“喻成珂（笔者注：指俞龙珂，即包顺）等，放散其众，量领精壮人马防招，随宜犒劳，使悉怀惠”。同时，以新复田地开始大规模招募汉、蕃弓箭手，弓箭手属于半兵半农性质，“无事之时则服田力穑，不仰给于官；农隙之际则操戈挽疆，得以闲习；一有警急则驰以直前，号召不远。”蕃弓箭手每寨三到五指挥，每指挥二百五十人，人给田百亩，以次蕃官二百亩，大蕃官三百亩。值得注意的是蕃弓箭手的队长、将校仍为汉弓箭手，并与蕃官同管部族之事，这充分说明宋朝十分重视对蕃弓箭手的控制与管理。宋朝兼用汉、蕃官员管理蕃兵的做法，同样体现在熙河开边后对洮州的管理上。熙宁八年北宋政府颁发的一道任命颇令人寻味，“诏以崇仪副使赵醇忠为洮州汉蕃钤辖，免出巡；皇城使包顺为青唐一带并岷、洮等州蕃部都巡检使，岷州、青唐巡检陈义方、弓箭手巡检董行谦兼洮州蕃部巡检，并同管句蕃部。”洮州并未像熙州、河州一样设知州、通判，而且将廨舍置在岷州。赵醇忠为洮州本地豪酋，包顺是从外地调来的蕃官，赵醇忠仅是名义上的钤辖，并不掌职事，这样两名汉官在数量占优的情况下就拥有了话语权。袁方认为这种政区形态“近似于后世的‘土流并治’，是由羁縻州向正州转化过程中的中间过渡形态”。
熙宁八年制定《陕西蕃丁法》，明确了取丁与置将的原则，进一步加强了蕃兵的正规化建设。元丰三年以后，招募的蕃弓箭手成为蕃兵的主体，即“弓箭手多蕃兵矣”。元丰六年熙河路将汉、蕃兵分离，使“正兵、汉弓箭手各为一军，其蕃兵亦各为一军”，避免了混合编军带来的诸多不便。熙丰变法期间推行了将兵法，蕃兵亦纳入将的组织体系，一般由汉人领蕃兵将，其目的在于“弹压羌酋”，如知岷州兼第四将，为“全藉蕃兵”。值得注意的是神宗时期及其以后，部族兵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如“熙河包氏之兵，最为忠顺，神宗皇帝特宠异之”。
宋朝招抚蕃部一般多“给以缘边闲田，编于属户”，“令著生业”。同时团结强壮人充部族兵，其“平居不蠹边储，缓急可以御敌”，他们无廪给，仅在归顺时依例赐给银绢，因此被称为“非食禄蕃兵”。以田土招募的弓箭手也无廪给，仅“蠲其田赋，使得安居”。汉、蕃弓箭手仅在上番屯戍时可“支口食草料”、请受，但“官中请受至薄，难裹缠”，需家人往来供送口食，下番便更不支取。弓箭手赴外地平叛时其家人可得到补助，“十将以下至长行钱一千，副兵马使以上二千，都虞候以上三千。”蕃捉生依正兵例，有请受。
前文已述，蕃兵将领有俸禄，“月受奉”，添支钱“指挥使一千五百至十将有差”。熙宁五年王韶招纳沿边蕃部，“凡补蕃官、首领九百三十二人，首领给飧钱、蕃官给奉者四百七十二人，月计费钱四百八十余缗，得正兵三万，族帐数千。”也就是说给首领飧钱、蕃官俸钱岁费五千七百六十余贯，即可得到部族兵三万人，相当于每名部族兵平均岁费一百九十文钱。当然这仅从蕃官俸禄角度看，并未考虑田地、恩赏等诸多因素。那么，养一禁兵之卒岁费是多少呢？熙宁二年（1069）吕公著曰：“今之禁兵，率以中等校之，每人岁用钱粮、衣赐计直五十缗。”这是以中等禁军所估算出来的岁费，也有高于和低于这一平均数的记载，如范仲淹曾说：“一卒之费，岁不下百千，”尹洙说：“今西北四帅（泾原、邠宁、秦、延）戍卒十余万，一卒岁给，无虑二万。”据黄纯艳考证，在“非用兵的正常状态下北宋仁宗至徽钦时期一兵之费基本维持在一年50贯”。
以田土招募的蕃弓箭手的生活水平以“人给田百亩”的标准低于汉弓箭手的“人给二顷，有马者加五十亩”的标准，但百亩田对一名蕃弓箭手来说已经很多，并且免除赋租。熙丰时，熙河路公田“大约中岁收亩一石”。据漆侠考证，宋代亩产量一般是二石，最差的也有一石，一石相当于今九十二斤零四两。同一时期，熙、河州粮食市场价为每斗一百二十文，百亩田的收入是一百二十贯，因水旱、肥瘠，三分除一，亦可得八十贯，再除去耕牛、种子等种田成本外，其所得也有六十贯。可见，蕃弓箭手的收入明显高于禁军，难怪彭孙说：“泾原路蕃兵皆富有，出入止差顾人仆从军，”这里的“蕃兵”即蕃弓箭手。元祐时，兵部也认为泾原路陇山一带的弓箭手财力富强。
蕃兵的战斗力极其强悍，“弓箭手及熟户蕃部皆生长边陲，习山川道路，知西人情伪，材气勇悍，不惧战斗，从来国家赖之以为藩蔽。”咸平四年（1001）李继迁寇边，掠辎重至唐龙镇，曹璨“以蕃兵邀击败之”。蕃兵除参与作战、屯戍外，还参与修筑设施。熙宁六年（1073）张守约“领蕃部兵修筑康乐城”。蕃弓箭手还负有收捕逃亡西夏之人职责，“有能以计捕获者，当不次迁擢之。”蕃弓箭手逃亡有立法，如与西夏串通将会被处死。蕃兵作战有军赏，仁宗时北宋政府制定的《赏格》规定，弓箭手转资依五转为第一等，三转为第二等，一转为第三等，赐物依绢十匹，为第一等；绢七匹，为第二等；钱十贯，为第一等；钱五贯，为第三等；钱三贯，为第四等。熙宁八年又规定弓箭手有功，“以八等定赏：一、押官，承局；二、将虞候，十将；三、副兵马使，军使；四、副指挥使；五、都虞候；六、都指挥使；七、三班差使；八、借职。”北宋政府还专门划拨经费犒赏弓箭手，绍圣三年（1096）令户部从内藏库支绢、银各五千匹两，度牒二千给钟传，用于赏激汉、蕃弓箭手及应付边事。“蕃弓箭手阵亡的，依汉弓箭手给赙。”熙宁十年（1077）征安南阵亡的蕃捉生、蕃弓箭手，给其家人口食，大人日支一升，小儿半升，三年住支。蕃官、蕃弓箭手有功未赏而身死或阵亡的，以旧职名推恩承袭，“子孙若兄弟之子，合皆承袭推恩者，……其未授赏者，每一资赐绢二十匹，功状优异者取旨。”
神宗时，北宋政府开始招募蕃勇敢、蕃效用、蕃捉生。熙宁五年（1072）泾原路招募“熟户蕃部以为蕃勇敢，凡一千三百八十八人，骑一千一百九十四匹”，有功者支汉勇敢下等俸，其余遇调发则“人给奉三百，益以刍粮”。陕西其他路也按这一标准开始招募蕃勇敢。蕃勇敢和汉勇敢一样总体规模并不大，其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蕃部豪杰；二是招降的蕃部，熙宁六年知河州景思立将德顺军降羌李奇济等五十五人籍为洮西安抚司蕃勇敢；三是参与叛乱的部族宥其罪，招为蕃勇敢，如熙宁七年（1074）景思立踏白城之败后，蕃僧温遵率容、李、龙族围岷州，道路数月不通，破敌后“贷容、李籍为蕃勇敢”；四是鄜延路蕃敢勇、蕃效用“多是西界投来强梁有名目之人”。招募的蕃勇敢，“计口分三等给修造钱，上等七千，余降杀以两。”蕃勇敢、蕃效用立功依资级迁转。蕃捉生由蕃族贫困单丁弓箭手刺充，平时支赐钱粮。
本文通过考察北宋蕃官与蕃兵的来源、俸禄待遇（经济补助）以及生存发展空间，揭示了蕃官的除授原则，体现出军职实职与武官阶虚职相结合的特征。北宋政府在西北边疆除授了大量的蕃官，元丰初蕃官的体量能占到全国汉蕃官员总数的五分之一，而俸禄支出占比很小。蕃官为了生存与发展，把获得军功作为最快捷的上升途径，他们对爵赏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物质赏赐。本文进一步拓展蕃兵的概念范围，有助于深化对蕃兵的认识；同时对蕃兵的主要来源进行分析，认为神宗前以归顺的部族兵为主体，以招募的蕃部兵员为补充，神宗以后以招募的蕃弓箭手为主体。归顺宋朝的部族兵没有廪给，仅以部族为单位量给田土维持生计；招募的弓箭手以田土作为主要经济来源，并明确了每名弓箭手的分田亩数，其经济收入明显高于部族兵，甚至高于禁军的平均收入水平，这一认识进一步丰富了学界对蕃兵经济待遇的探讨。
发布者：次仁拉姆
